唐亚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与成功之道论文

唐亚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与成功之道论文

【摘 要】长期以来,已有研究只是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单一角度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对于建立“四个自信”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话语力、价值力和引领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集中体现在以组织力为核心、以生产力为导向、以创造力为中心、以执行力为保障、以发展力为基石,塑造了组织的先进性、战略的前瞻性、决策的科学性、治理的绩效性以及发展的和平性这五大基本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的累积叠加与相互强化,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勇立潮头,敢于自我革新,不断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在于引领治国理政的主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指导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流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事原则——利害相一致、保障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轴制度——民主集中制、张扬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旨情怀——为人民服务的共同作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建构的制度与党性人(组织)有机结合之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推动公共权力监督、国家繁荣发展与世界和平进步的新境界。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 制度优势 成功之道 党性人 新境界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质的规定性,明确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的奋斗,建立了包括政治制度体系、经济制度体系、法律制度体系、文化制度体系、社会制度体系、生态制度体系等在内的先进制度体系,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的落后挨打状态向获得新生并走向持续繁荣发展的伟大飞跃。

不仅是《圣经》还是《佛经》还是谚语,都给红月赋予了灾难的形象。《罪与罚》中没有大量的叙述,仅用了个“红月”就将小说境界全然升华,让所有人都明白阿斯科尔尼科夫的命运,小说以最简练的情景,用几个字传达出了一个贯穿整个小说的线索——阿斯科尔尼科夫正一步步走向灾难。

一、问题的提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近5亿、国内生产总值(GDP)近500亿元的积贫积弱的东方大国,成长为2018年底人口接近14亿、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万亿元的发展中大国,创造了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快速实现国家现代化并进入中高收入发展国家行列的奇迹。

对于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历史奇迹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往往用“集中力量办大事”来表达。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①《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2014年9月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8页。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提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②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人民日报》2016年6月1日。

例如,从上述角度进行分析,所谓的“同课异构”就不应停留于关于同一内容不同教学设计的简单展示,而应通过它们的对照比较引导广大教师更深入地进行思考和研究.特别是,相对于“各有千秋”此类的相对性评论而言,应当更加重视如何能从整体上清楚地去揭示相关教学应当特别重视的各个问题,从而就可促使广大教师由单纯的“观察者和学习者”转变为教学研究的“实践者”,并能按照自己的研究积极从事新的教学实践.

推动当代中国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首先来自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本着“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能够凝聚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其次来自于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与组织制度。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定地走群众路线,广泛地集民意、汇民智,将国家近期奋斗目标与长远战略目标有机结合,作出既符合实际又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并保障科学决策在实践中得到快速、坚定、有效的贯彻执行。最后来自于过往历史实践所产生的巨大绩效的示范作用与社会心理预期的引领作用,推动了社会各界自觉地形成并高度认同基于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和执政的优良政治文化。

某工程球仓内径70m,高40m,仓内设旋转堆取料机,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土球壳结构,条形基础,基础下设预制管桩。仓内在堆煤线上部设有一排采光窗和进风口,球仓顶板设有带有采光和出风的轻钢顶盖,工艺方案布置及平剖面见图1。储料参数及荷载取值为:煤容重10kN/m3,内摩擦角38°,基本风0.35kN/m2(50a),0.25 kN/m2(10a),球面活荷载:0.5kN/m2。圆形煤场为重点设防类(乙类),季节变化温:结构升温30℃,结构降温-33℃。

上述论述更多地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层面来论述的,尚缺乏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层面来系统论述,且没有将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日常生活话语交流体系、学术研究话语体系、理论宣传话语体系进行有机对接与融合,对于建立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自信”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话语力、价值力和引领力。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建立起来的政党组织,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实现人类的最终完全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通过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环境的有效互动与自我创造,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导向、任务建构与发展战略,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1.以组织力为核心,集中一切方面图大治,体现了组织的先进性

辛亥革命后,近两千年的专制帝制体系被推翻,但统一的担当领导国家与社会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全国性中心政治体系却无以从帝制的废墟中自动产生。“从帝制的废墟中却不能自动产生出一个现代型国家,而是分裂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③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20~321页。近代中国遭遇落后挨打、四分五裂的境地,集中到一点,就是缺乏具有强大凝聚力和领导力的先进组织的领导,整个社会一盘散沙,既无法有效地动员广大民众,又无法有效组织领导社会现代化建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里,就有“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这一代表组织先进性的目标定位。其后,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只是代表部分团体和部分民众利益的西方现代政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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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国家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态决定了只有靠一个具有强大组织力和先进性的组织来把近代中国社会各界力量重新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才有可能把一个分裂的传统国家建设成为统一的现代国家。而这一组织,就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的、由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于1921年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以发展力为基石,集中一切合力求大同,将本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有机相连,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对接,将一国发展有机地融入全球化发展的洪流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会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建设力量与重要支撑力量,一定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坚强基石与重要内容,人类社会美好的明天终究会到来。

习近平向全党强调了“思想、政治与行动”三者有机统一的重要性,“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③《增强看齐意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57页。一旦党中央基于广泛的民意、民主的程序和集体的领导而作出了科学的决策,无论是党员还是党的各级组织,抑或是国家各级机构与工作人员,都需要坚决贯彻落实,将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转化为生动的发展实践与发展成果,否则好的战略、好的规划、好的政策都会流于形式,失去应有作用。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主要通过党的政治功能的发挥,一方面围绕从中央到地方的执政体系,将党组织建设嵌入到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等组织体系之中,通过组织动员、宣传号召、服务凝聚等方式,将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覆盖力、社会号召力有机地贯穿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建构引领社会与民众的党建精神,④党建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通过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转化为推进革命事业与现代化事业的生动实践所展示出的崇高使命意识与积极责任精神,主要表现为服务群众精神、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精神、党建工作合力精神、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员模范带头精神、党建工作制度化精神等。参见唐亚林、刘伟:《党建引领:新时代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实现机制与新型空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6期。通过定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等方式,将发展推动力、社区服务力、情感治理力、自我革新力有机地贯穿在创造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过程中,进而将这两者有机地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通过政党主体理性的全面展现和组织力的全面引领,既将各级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与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转化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又将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社会理想与先进价值转化为活生生的历史实践和美好图景,从而创造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天下大治”局面。⑤唐亚林:《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

2.以生产力为导向,集中一切精力图大业,体现了战略的前瞻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导,首先,把运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步使命。其次,通过利用政治统治的方式,把尽可能快地增加全社会的生产力总量作为自己的第二步使命。“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⑥《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422页。最后,通过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把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未来理想社会、实现人类得到完全解放作为最终的历史使命。“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⑦《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422页。

这种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党使命,鲜明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产力发展导向之上,鲜明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总任务之中,也鲜明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之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生动决策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创造力为中心,集中一切智慧谋大略的开阔胸襟。无论是由“大包干”引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抑或是以创新社区服务为核心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甚至是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经济形态发展,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在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理念、新做法、新模式进行及时有效总结,并上升为全国性统一政策与制度予以复制推广的科学决策精神。

3.以创造力为中心,集中一切智慧谋大略,体现了决策的科学性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身上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人民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人民的需求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确保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的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走过一段弯路,试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教训十分深刻。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由此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以生产力为导向,集中一切精力图大业,需要将中国共产党的近阶段社会理想与长远的政治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需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目标与国家的发展目标、社会的发展目标、中华民族的发展目标有机连接起来,需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各种中长期的战略规划、五年计划与年度计划有机对接的方式,以宏观战略的前瞻性与现实策略的务实性,确保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不偏离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并在实践中得到有机遵循。

与此同时,针对当代中国地域之大、人口之多、族群关系之复杂、区域发展差距之巨、历史包袱之重、所处国际局势之险、发展任务之重等“大国治理”面临的各种约束性条件叠加之状况,在实施决策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一方面通过试点、总结、推广、再总结、再完善的方式,在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全面复制推广,另一方面始终保持决策的开放性,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广泛地听取民意,汲取民智,集中民慧,确保决策的参与性与科学性。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道德经》里一句治国理政的智慧箴言千百来一直被人们传颂着。如果从治理国家视角来看,“治大国若烹小鲜”意味着治国理政的三层主事原则,最为核心的是千百年中国人处置人情事理、从事治国理政活动的“利害相一致”原则。

4.以执行力为保障,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体现了治理的绩效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以实现人类伟大解放最终目标为指引,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作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以不断提升的实际绩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人心政治的根本所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详实的调查、充分的协商、缜密的决策、科学的部署所做出的符合实际的重大战略、决策与决定,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广泛的组织宣传与全面发动,并通过集中社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和各种资源,实施共同攻关,往往既能突破外部封锁所带来的各种不利条件,又能通过持之以恒的奋斗,将美好目标转化为尖端的科学技术、优良的管理方法、高质量的社会产品、有效的产业链条以及立基其上的先进生产力。也就是说,再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再好的决策部署,如果缺乏执行力,或者在实践中遭遇有选择性地执行甚至歪曲地执行,其结果都会背离初衷,最终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最终也会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

当今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为齐备的工业体系,打造了不断升级换代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军工、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信息通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奋起直追,不断赢得占据高端产业链上游的机会,主要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各种前瞻性战略决策得到了自上而下的精心组织与自下而上的切实拥护,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优良的政治思想作风建设、一级管一级的压力传导机制、不断完善的激励机制,助推了各类政策执行力的有效落实。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用良好的政绩和不断提升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效地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关切和期盼。

以执行力为保障,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最为关键的是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掌握了公权力的执政党,一方面迫切需要按照人类社会公共权力行使的一般原理,将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权力有效地约束与监督起来,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积极履行职责的方式,充分发挥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和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将其一以贯之地落实于执政党和国家近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之中,进而通过不断提升的治理绩效性,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远目标。

5.以发展力为基石,集中一切合力求大同,体现了发展的和平性

和平与发展始终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虽然世界格局在变,发展格局在变,全球化趋势也不时遭遇重大波折,但人类社会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梦想始终没有变,中国共产党追求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目标始终没有变,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始终没有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初步解决了十四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信念与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使命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在追求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职责的历史征程中,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有益的模式探索与经验借鉴,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文化氛围。

学者赵稀方在《小说香港》一书中说到:“香港原是个政治冷漠的地方,在文化身份上任由英国与中国的国族叙事加以构造,但自八十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现有的殖民地身份的消失,忽然唤醒了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识……于是有了大量的对于香港文化身份的讨论。”

当前,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波折和挑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曙光。任何国家、政府、政党、国际组织、公司和公民,只有携起手来,凝聚共识,同心协力,共同应对,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可以找到各自的利益共通之处,才有可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增添前进的动力,塑造美好的发展前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和谐共荣的人类共有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可以共享的精神财富,是可以转化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发挥“1+1>2”的合作共赢优势,并成为指引世界各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动力和有效价值。

在近代中国复杂激烈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首先需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把社会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和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历史重任的先进政党,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其次,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①《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6、373页。通过革命家组织具有高度自觉性和首创精神的领导,组织党员队伍和广大群众,充分发挥先进政党的引领作用,充分展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②《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6、373页。最后,建构深入社会、深入民众、深入国家政权机构的强大组织网络体系。无产阶级无论是在夺取政权还是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③《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526页。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之道

新中国70年的风雨兼程,70年的辉煌成就,70年的民心所向,都鲜明地论证了一个根本道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顶梁柱”和“主心骨”。

1.引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引领人民群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离不开一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的形成与主导。无论是在中国革命时期,还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通过建立具有高度职业性、高度革命性、高度组织性、高度自觉性、高度纪律性、高度纯洁性、高度责任性、高度权威性、高度团结性、高度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这一主导力量,形成了一代又一代坚强的治国理政中央领导集体,以带领和组织广大党员队伍和人民群众的方式,实现了对国家政权和社会领域的统一领导,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新局面。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建立“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①《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86、401、311页。同时强调建立由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主持政党工作的重要性,“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并把是否善于或有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进行指导的领导中心”,且“领导中心”是由“‘十来个’富有天才的领袖”③《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86、401、311页。构成,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这种“领导中心”在今天就是由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及中央总书记等构成。邓小平曾经非常自信地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④《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5页。

针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形势新要求,邓小平从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大局视角,提出了建立具备实行改革、干出实绩、着眼长远、维护团结、胸襟宽阔、保持稳定、取信于民等核心能力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而且特别强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来领导和掌舵,“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都挡得住”。⑤《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页。

习近平针对治理中国这样14亿人口的大国,特别强调了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领导集体要重视国情、树立群众观点的重要性。“这样的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⑥《“治大国若烹小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09~410页。

2.指导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流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⑦《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86、401、311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中,相继创造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标志性理论创新成果。这些重大标志性理论创新成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创新与发展主体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引进到中国后,所经历的从全盘引进到有机吸收再到自我创造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过程,并形成了指导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流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从理论源流和自我创造相结合的视角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大标志性理论创新成果,其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发展目标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虽然落脚点都是在实现人类最终的完全解放之上。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主要是以革命和夺取政权为核心,并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社会作为最终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的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⑧《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列宁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⑨《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斯大林的思想主要是以巩固政权为核心。斯大林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视角,提出了由“传动装置”、“杠杆”和“指导力量”综合而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是支撑无产阶级专政日常工作的“机构”这一重要判断。其中,“杠杆或传动装置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广泛的群众组织,不依靠这些组织就无法实现专政。指导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领导力量”。①《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1~414页。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以革命、夺取和巩固政权为核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阶段。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②《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1页。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完全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基本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③《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邓小平理论主要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核心,其核心在于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核心,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围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并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境界。

其次,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体现集中意志的制度。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保持党内集中统一领导,保持国家生活的集中统一领导,都非常重要,这是由革命斗争的残酷性紧迫性以及建设任务的复杂性艰难性等综合因素而决定的。而且,保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形成共识,有利于统一意志的生成,自然有利于统一行动的开展,有利于执政党治国理政的主流思想占据社会思潮的主导地位。此外,保持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国家战略与政府政策体系被少数人和资本利益集团绑架的制度基础,从而实现让党和国家的事业始终与人民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目标。

3.推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事原则:利害相一致

进一步推动以人民的创造力为中心,集中一切智慧谋大略,首先需要继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建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制度形态,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其次,需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等方式,找到人民在工作生活中的“难点”、“痛点”、“无奈点”,加强对话协商,有针对性地“想办法”、“开药方”、“出对策”,切实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各种需求。最后,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准绳,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推动政策的精准性、协同性与绩效性,让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也是科学决策服务于人民的根本目的所在。

首先,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方向问题上,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动摇,不折腾,不犯颠覆性错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战略决定成败。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要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⑤《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0、7页。站在历史的高度科学地谋划战略,就需要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始终保持政治定力,一往无前地朝前走,不动摇,不折腾,不犯颠覆性错误。

其次,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实现问题上,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和发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用钉钉子精神一代又一代地接力干。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中国地域范围宽广,发展差距较大,各民族集聚或杂居在不同地区,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各民族之间始终奉行团结友爱、亲如一家的方针,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发展,形成了“全国一盘棋思想”。这种“全国一盘棋思想”,既包括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思想,又包括先富带动后富、大家一起共富的思想,这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体现。

要将执政党制定的科学发展战略付诸实践,还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发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将钉钉子的精神一届接着一届地干、一代接着一代地传承,给历史、人民和国家以负责任的交代。习近平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都钉不上、钉不牢。我们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绩,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①《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00页。

第三,在事关事情是非曲直、事物利弊权衡、事理比较选择等问题上,要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始终贯彻实事求是思想,坚持利害相一致原则。

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毛泽东曾经严肃地批评了“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三方面的情形,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谆谆告诫的“理论和实践统一”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提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的要求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②《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7~801页。邓小平则从“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视角,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③《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习近平指出,“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谛。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采取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党和人民事业才能走上正确轨道,才能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⑤《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0、7页。

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事物的利弊多寡、事理的运行状况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比较,坚持利害相一致原则,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处置人情事理、从事治国理政活动的核心主事原则。吕思勉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寻求长治久安的治国理政之道时,指出“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处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则当求各方面的协调,使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即今日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理”。⑥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7、441、432页。其一,一旦人民心思统一了,就没有矛盾了,就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无论是战略问题还是政策问题在实际推进中都会获得高度认同,所有疑难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其二,不能光论是非,而不论利害,因为“事有一时的成功,有将来的成功”,⑦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7、441、432页。否则容易造成只看眼下而不顾长远的情况比比皆是,也同样可能出现当下看上去比较虚幻,日后却发现颇为正确之状况。“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⑧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7、441、432页。任何事情在推行时,都可能存在正反以及眼下与长远两大方面的后果,而主事者所要做的选择,就是“多利相权取其重、多弊相权取其轻”。其三,在发现意见众说纷纭、利弊权衡难以判断的情形下,通过走群众路线的方式,以公开发表看法、相互间交流探讨、说服协商的方法,全面了解事物的全貌、事情的事理以及利害冲突的表现,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从而为处置人情事理、推进治国理政提供强大的思想认识基础。

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执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同样面临着众说纷纭、利弊难以一时断明的情况,坚持利害相一致的主事原则,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特别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要注意避免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①《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07页。

4.保障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轴制度: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组成原则。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制度体系中,既打通执政党自身治理又打通执政党领导国家与社会并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主轴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盖因“民主与集中构成了一个纵横的协调与治理结构,它们之间相互支撑、互动互补”。②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第381页。

民主集中制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轴制度,除了因为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所拥有的独特地位,被分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和“党的组织制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之中,故“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5页。而且还因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愈来愈表现为会议议事与决策的方法、程序与制度的总和,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对重大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并作出决定,并予以有效执行与监督,成为体现决策程序化、科学化、民主化的机制与制度。

首先,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充分发扬民主的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政党组织,是一种现代民主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种人民民主的新型国家。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保障以党员主体地位为核心的党内生活民主化与以人民主体地位为核心的国家生活民主化,既是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与党组织的主体积极性的基础,又是发挥全体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主体积极性的基础。

综上所述,居住建筑的室内设计内容根据设计及装修的工种或步骤的分类比较重要,因此,本文将针对这种分类,将其余施工过程结合,进行第三部分的研究。

实验鱼采用天津鑫达鱼苗繁育基地人工孵化的麦穗鱼幼鱼,共503尾,全长35.9±3.3mm,体重为5.8±1.7g。提前半个月将试验鱼放入实验水槽内暂养,以便其适应实验环境从而提高实验准确性。

在发扬民主方面,习近平强调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为全党表率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是做得好的,始终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特别是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扩大了民主,有力推进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中央政治局要继续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成为全党典范,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④《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89页。

2017年4月22日5:00再次发生纳滤系统保安滤器堵塞,某油田化验增压泵出口V30=(5.0 L,5.2 L)<7 L,通知各下游平台停止注水,排查原因。油田最近10天V30化验数据如图1。

纵观指导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流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史,可以发现三大鲜明特质: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标志性理论创新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创新与发展主体与社会环境的有效持续互动这一“内在规律性”特质,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具有强烈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发展导向的理论创新成果。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标志性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在前人的基础上自我创造、不断发展的结果,体现了自我探索、勇于担当、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品格,是靠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创造出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标志性理论创新成果,在“一球多制”相互竞争的全球化时代,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是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基于“同一地球、共同命运”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而贡献出的理论创新成果。

在革命时期,往往因为反革命力量十分强大和狡猾,其反扑行为又异常猛烈,而革命力量在最初成长时期又非常弱小和不成熟,需要有坚强的集中统一的纪律和意志做保障。因此,列宁特别强调了“铁的纪律”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性。“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而凶猛十倍。”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35页。

任务驱动分组法打破传统的讲授模式,能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能动性,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团队意识,让学生能动起来,在愉快的气氛中共同学习。用学生去教导学生,教师巡查指导,获得师生共同探讨的机会,能最大化实现“学中做,做中学”以及“做中学,做中教”的教学理念。本人在所教的班上运用此方法,取得良好效果,学生表示上课更加有趣,愿意学习,课堂教学效率大幅提高,期末考试合格率均在96%以上。

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而且如今已是拥有超过9000万党员的大党,领导和治理着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大党大国之中,无论是治党兴党还是治国兴国抑或是治世兴世的任务都极其繁重和复杂,如果听任各级组织和个人自行其是,其后果不仅是科学的战略决策无法得到有效贯彻落实,而且会导致党和国家重新陷入无政府主义和四分五裂的境地。因此,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民主集中制所内含的“集中制”的根本要求。习近平对党中央失去权威的后果进行了深入剖析,“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1页。

再次,民主集中制是一种贯彻落实的制度。共识的形成、意志的统一、决策的制定,都有赖于广泛汲取民意,集中智慧,科学决策,有效执行。惟如此,方能把人民的利益、执政党的意志和国家的发展有机地贯通和高效地实现。因此,民主集中制又是一种内在地把决策与执行有机对接、高效执行、双向互动的制度体系,并与包括目标管理制、责任制、督查制与绩效评估制等相互配合,产生高效执行力。

2.取消行政审批,加强后续管理。取消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后,要加强后续管理,对取消行政许可审批的事项要实施动态管理。同时要建立健全管理台账,做好有关备案工作。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要加大事后监管和核查力度,降低税收执法风险。比如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和发票领用等,在事中事后监管中要加强日常检查和纳税评估,防止纳税人虚开发票带来税收执法风险。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标,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组织网络体系、体现崇高社会理想和先进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体系、发挥先进模范作用的精干干部队伍体系、展现令行禁止的严明纪律规章体系、组建团结协商的统一战线等,实现了建立新中国、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最后,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体现使命责任的制度。无论是执政党的党内治理,还是执政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国家治理,都存在一个向谁负责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掌握了公共权力,其所做出的战略与政策,都是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的大事,自然在党内要向全体党员负责,在国家内要向全体人民负责,这充分体现了使命责任一体、权责一致的基本要求。因此,民主集中制内蕴了责任制的内在要求。无论是哪一级组织,还是哪一个个人,既然掌握了公共权力,无论是处在什么位置,承担什么事务,就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违纪违法必追责,这是现代责任制的基本内涵。

5.张扬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主旨情怀: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④《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67页。习近平的论述,既道出了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奉献人民的宗旨情怀所在,又道出了中国共产党推进自身建设与领导国家和社会建设的理想信念所在。

课程结束后,我为妈妈拍了几张照片,妈妈很满意,还表扬我很会抓拍,人物的表情十分自然。我喜欢摄影,因为,它可以把平凡的事物变得更美丽、更温馨。(指导老师:张莉敏)

对于广大共产党员来说,除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情怀,还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让自己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心灵高尚之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学习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争取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⑤《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9~660页。

说比做易,行比知难。如何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情怀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做到说做一致、知行合一,除了日常党性教育、谈心谈话、纪律教育、培训学习、实践调研、主题教育等方式,还需要通过严密的制度规约与严格的党风教育来保障。

中共十八大以后,通过严格的“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为中介,执政党在党内法规建设与国家制度建设等方面,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体系,构建起了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这是保证执政党正确行使权力、永葆生机活力的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领导国家和社会,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这是由共产党这种先锋队组织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现代政治,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党派权力争夺与政客职位分赃的政治,也不是维护少数人或部分人以及资本利益集团的政治,而是一种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人民心声的民心政治、人心政治。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人心的向背”作为评判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的根本标准。“人心向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的“试金石”,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差别所在,又意味着人心政治始终是建立在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根本定律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党始终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①《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66页。

四、结语:制度与党性人(组织)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

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与政治体系的关键性组织即政党的能动性与主体性程度是密不可分的。“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②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具有超稳定性和高度主体理性与能动性的政治组织,一方面通过其与国家和社会的高度互动,建构了一整套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又通过其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建构了超越各种利益集团的局部利益、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的组织主体理性。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备了双层涵义:一是代表一套先进的制度体系,表现为既制约公共权力又推动现代化发展;二是代表一种先进的组织与文化,表现为美好的奉献精神、高度的能动性和自主的行动力。这在当今只是代表建立现代制度体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虽然也代表了社会的能动声音,但主要的是代表部分群体和利益集团的声音,更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资本的干扰和绑架,难以起到整合利益、代表整体利益,更无法有效对接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作用,其所缺失的正是先进政党组织与文化的存在与引领。

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逻辑,是从防范“人自私”与“权力恶”可能带来的双重恶果角度出发的,因此存在着一大固有的且无法超越的内在缺陷,即缺乏张扬人性中内蕴的自我牺牲、乐善好施的奉献精神与善良品格,更缺失作为政党组织所拥有的“自我认知、自我塑造、自我期许、自我实现的能动力”。这种政党组织的能动力与主体理性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模式上,“就是政党对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能动力,也表现为政党领导与参与国家建设的能级与能量,同时体现为政党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相结合的能动力”。③唐亚林:《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

虽然现代西方政治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将从事公共职位的人看作“自私人”、“经济人”、“理性人”,但也无法否认在人身上内在地蕴藏着一种从事公共职位所带来的美好动机和荣誉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服务态度与工作绩效的显著提升。这种基于公共职位而生的动机理论被称为公共服务动机理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简称PSM),最早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21世纪初,其基本思想认为人从事公共职位,除了作为一种职业而获得正常的收入以养家糊口外,还有为他人服务、为公共利益奉献的心理需求与荣誉激励。①Gene A.Brewer,Sally Coleman Selden,Rex L.Facer II.,“Individual Conceptions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60.3(2000):254-264.

但是西方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理论仍局限于书斋里的讨论,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一种制度设计议程,更无法深刻地改变和重塑建立在“人自私”与“权力恶”双重基础上的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及其内在精神。恰恰在企业管理领域,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的理论假设的不断演进,直接推动了包括各种激励制度与文化制度在内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构。政治领域的经济人假设一成不变,企业领域的经济人假设一变再变,两者形成了制度创新领域的鲜明对比。

孔老一被老三的尖叫声惊醒,猛地挣脱手上的绳子,疯了似的扑向老三,一把将老三死死抱在怀里,任凭宪兵怎么抽打,再也不肯撒手。宪兵无奈,只好用一根绳子裹粽子一样一道又一道地将孔老一裹了个严严实实。

缘何?除了前述所言的否定从事公共职位的人具有服务他人的美好情怀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哪一个政党组织可以起到整合全社会利益、代表全体人民共同愿望的作用,更谈不上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组织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型政党组织那样,通过一系列的党性教育方式与严格的纪律方式,让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成为为人民服务的表率和先锋队,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政治制度建构的根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制度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即从经济人假设走向了党性人假设。这种党性人假设,是建立在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以及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系统性党性教育两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础,并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终超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而且,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人们看到了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政党的作用,看到了一支思想纯洁、宗旨明确、意志统一、组织强大、纪律严明、行为坚定、作风坚韧的共产党队伍的表率作用,看到了正在致力于权力制约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制度体系的严密性与党性人(组织)的先进性相结合、一国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社会共荣发展相结合的新型发展道路的开辟,而所有这些都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本质所在,② “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Party)”、“使命型政治(Mission-oriented Politics)”等学术概念是笔者2010年与同事、朋友一起进行研讨时首次提出,而后在不同学术研讨会场合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反复提及。笔者认为,作为组织的政党不仅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更为重要的“主体理性”的作用。对“使命型政党”、“使命型政治”、“使命—责任体制”、“党兴国体制”的探讨,亦可参见唐亚林:《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融性质、作用、角色、地位、使命、责任于一体的使命型政党,其所致力的政治是一个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世界和平共荣的‘使命—责任体制’新型政治形态”。③唐亚林:《中国共产党绘就治国济世蓝图》,《人民日报》2017年6月25日;唐亚林:《使命—责任体制:中国共产党新型政治形态建构论纲》,《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统筹开展全国生态保护与修复,全面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决查处生态破坏行为。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限期进行整治修复。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正是从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使命型政党与社会环境的有效互动、长期适应与主动变革的引领和塑造,中国共产党所建构的使命型政治获得了超越性、引领性和发展性的特征,进而获得了引领国家、社会与世界发展的持续性内生动力,而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步的成功之道所在,更是中国共产党走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内在困境,开创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推动公共权力监督、国家繁荣发展与世界和平进步的新境界,进而开创人类政治文明和人类社会发展新纪元的奥秘所在。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the Way of Success of the CPC Leadership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ang Yal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For a long time,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have only been addre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obilizing all resources to do big things.”There are still not enough persuasiveness,discourse,value,and leadership to establish “four self-confidences.”Over the past 70 years,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have been embodied in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of the CPC with organizational power as its core,productivity as the guide,creativity as the center,execution as the guarantee,and development as the cornerstone,which have consequently shaped its five basic characteristics,i.e.the advanced nature,strategic forward-looking,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peace of development.And the cumulative superposition and mutual reinforcement of these basic characteristics have promo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always stand on the forefront and dare to selfreform,constantly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victory to victory.The secret of success lies in the following five points'common action:a guiding force that lea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the Marxist politician group;a mainstream ideology that guid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Chinese Marxism;a principle of dealing with affairs that promo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the balance between gains and losses;a main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emocratic centralism;a dominant sentiment that uphol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vernance—to serve the people.The road of closely combining institution with communitarians(organization)constructed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has created a new realm of promoting public power supervision,national prosperity,and world peace and progress by Marxist mission-oriented political party.

Keywords: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leadership of the CPC;institutional advantages;secret of success;hypothesis of Communitarians;new realm

[作者简介]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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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与成功之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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