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实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哲学范畴。从始至终，马克思都认为对资本的剖析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现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观点隐含地表现在他文本的结构以及内容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本主义哲学批判的方式将资本理解为阻碍人现实性实现的客观障碍，但这种批判方式存在自身的局限性。《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清理了以往对资本的错误见解，从抽象到具体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出发，将资本理解为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主导性范畴，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发展的历史逻辑。对马克思现实与资本关系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现实与资本这两个范畴，从而使我们更好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当下社会现实。
关键词马克思 现实 资本
众所周知，资本与现实都是马克思理论中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并不单纯是一位只研究现实范畴的哲学家或者是只研究资本范畴的政治经济学家，相反，在他那里，这两个范畴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与互释性，因而它们既是哲学范畴，也是政治经济学范畴。按照阿尔都塞的话说，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研究现实而不研究现实的对象，那么我们便只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更无从从真正和完整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现实观，“真正的文字游戏不在于现实一词，现实一词只是这种文字游戏的假面具，而在于对象一词”①。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伊始，他便将资本当作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重要对象，将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奠基于对资本剖析的基础之上。换言之，要理解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看法，首先便是要了解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的具体所指及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为主要分析文本，结合其不同时期的现实观思想，力图全面阐释在马克思文本中现实与资本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文本中资本对于理解现实的重要性
从两个手稿的文本结构以及主要内容上看，对资本范畴的分析一直是马克思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现实所必不可少的逻辑环节。
第一，在探寻资本范畴对于马克思理解现实的重要性之前，应明确这两个范畴在两个手稿中涵义的不一致性。众所周知，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的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者说是内与外的统一②。因此，现实事物在它取得其外在表现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它的本质，“现实事物在它的表现里仍同样还是本质性的东西”③。笔者认为，马克思对现实的基本看法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这一哲学观点之上的，它构成了马克思现实观中的“现实一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马克思现实观在不同思想阶段中的差别。在《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向我们揭示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存在的人的本质与现象不一致的非现实化(异化)现象以及这种非现实化现象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讲的现实或人的现实性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意蕴的哲学范畴，资本之所以为马克思所注重的原因，在于它被当作论证人的现实化过程中否定之否定的一环，表现为资本或私有财产对人、客体对主体的统治。因此，它是马克思论证人之所以非现实化的重要依据。在《大纲》中，现实不仅是一个哲学范畴，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马克思不再从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出发，而是从富有实证科学涵义的生产关系范畴以及物质生产过程中去寻找现实的本质。资本的特殊作用就在于它是马克思探寻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在对资本的分析中向我们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不可克服、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实现这一现实的历史维度。马克思对现实的不同理解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对资本的作用以及与现实关系的不同认识，而对资本的性质和地位的不同认识，同样也影响了马克思对现实理解的深刻程度，这点构成二者之间的互释性。
第二，《手稿》中对资本范畴的分析与摘录，关系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国民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展开。我们知道，《手稿》全文一共分为三个笔记本，在它的逻辑结构编排本中，第一笔记本按内容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三大分配关系的文献摘录以及分析，第二部分是讲述异化劳动理论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马克思对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工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讨论从“工资”一节便开始了，在“资本的利润”这节内容中，他主要是摘录了萨伊、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国民经济学家关于资本的观点。区别于对工资、地租这两节的摘录与分析，马克思将资本的利润一节分为四个小部分，并附有标题，这是另外两节所没有的。它们分别是：“资本”“资本的利润”“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以及“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马克思对资本的利润这一节的结构安排从侧面上也反映出资本对于解释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重要地位。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要如此重视并特意地去分析资本范畴呢？一方面，马克思是为了从经验或者国民经济学的角度去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非现实性，“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第三笔记本“增补”中关于国民经济学家“设定劳动与资本统一”的七点内容中看出来⑤。另一方面，马克思将资本范畴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核心范畴，对它的摘录与分析便是为了给《手稿》的主体部分(第二部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以及第二笔记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在材料上做准备。如，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一部分中，马克思便将导致人的异化或非现实化的重要原因归结为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二者的对立。它们相互排斥；工人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⑥。可见，在《手稿》中，资本是马克思研究人的非现实现象与私有财产之间关系、批判国民经济学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重要范畴。
第三，《大纲》中对资本范畴的分析是马克思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逻辑方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众所周知，在《大纲》“导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是他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重要思维工具。从这一思维方法出发，马克思阐述了他对简单范畴与复杂范畴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简单范畴在比较具体范畴产生之前可能已经存在，而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发展的具体中则会作为从属而保存下来，“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⑦。这要求我们在分析社会形式时，需要找出支配其他一切生产范畴地位的最重要的生产范畴，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个范畴就是资本。如，在讲述地租时，马克思告诉我们，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工业、工业的组织甚至资本都带有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但是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它们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要对地租或土地所有制有个清晰的了解，就必须先研究资本，否则便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也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研究中，对资本的研究应当放在研究土地所有制之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⑧。实际上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阐明了，要理解当下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首先便是要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本质范畴，这个范畴便是资本。在“政治经济学方法”一节的最后，马克思根据从简单到复杂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他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五篇结构：首先是对最一般的抽象规定的研究；其次便是对“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的研究，对资本的研究便列在这一部分中；最后是对国家、国际分工以及世界市场等的具体的研究。在《大纲》写作期间写给斐·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又提出了以叙述方式(区别于研究的方式)整理的六分册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他更是单独将资本提取出来作为六分册中的第一个分册。可见，随着马克思对现实研究的逐步推进，他越来越意识到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于我们解释现实问题的重要作用。
《手稿》中资本与人的现实性的关系
那正是全国上下发疯的年代，一夜之间，都学天津小靳庄，人人上台赛诗表忠心，白家湾自然不甘落后，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赛诗会，泥腿杆子们一个个像打了鸡血，喝了红茶菌，争先恐后抒发感情，当然，这感情大多是报纸上抄写来的，要么前言不搭后语，要么牛头不对马嘴，把人的肚皮都笑痛。就在这时，香娭毑上台了。香娭毑平时认不得几个字，村里大人小孩都清楚，若不然，怎么连烈士是什么都搞坨数不清呢？可今天，香娭毑咚咚咚大步上台，步履是那么从容，脸色是如此镇定，她手中不见稿子，右手倒是拿了一把蒲扇，边走边摇，让人有风生水起的感觉。香娭毑稳稳地站住了，手中的蒲扇也停止了摇动，紧接着，嘴里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正如上文所述，马克思的现实范畴是对黑格尔的继承。笔者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现实范畴的发展便在于他实现了问题域的转换：将“什么是现实”这一问题转化为“我们应当关注谁的现实”的问题。他将这一问题的关注点落脚到人身上。尽管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现实这一词的用法也侧重于讲实存或现象意义上的现实(如现实生活)，但更主要强调的是人在本质上表现出来的现实性(如人的现实)。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考察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内在本质与外在实存之间的不一致性。换言之，人被异化和非现实化了，“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⑨。因此，马克思除了要揭示和批判这种人的非现实现象之外，还需要找到人非现实化的根源，对资本的考察正是围绕着这两点展开的。
第三，资本的实现隐含着资产阶级社会未来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论述资本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更是为了揭示出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马克思想要从资本的现实上升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从资本的现实性透视出资产阶级社会现实性的未来性维度，这与他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路径是一致的。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指出在流通中买与卖两种行为的彼此分离蕴含着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在流通取得高度发展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加快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一方面，资本无限扩大的趋势必然使它无视它的限制因素而无限扩张，结果便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过剩危机反过来也证明了资本的界限，资本“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另一方面，资本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过剩危机转变成为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世界市场危机的结果便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瓦解，以及新的历史形态的诞生，“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于是，危机就是普遍指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现实本身便蕴含着资产阶级社会未来的命运以及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诞生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可能性。《手稿》中的问题在于如何从人的现实性的角度推导出未来社会的可能性，马克思将它诉诸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的重新占有。而在《大纲》中，马克思不再像《手稿》中那样，从人的现实性实现的角度来探讨未来社会实现的可能性，而是依托于政治经济学方法，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的本质范畴即资本现实性的分析来揭示社会的发展规律。
第二，在意识领域，人的现实性应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却被当作了资本，被非人化了。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们抽象地将人当作了资本或物，这表明他们根本不理解人的现实性。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向我们指明私有财产中劳动与资本是如何分离的，反而将这些分离当作了它们论证中不证自明的前提，“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因而，国民经济学也理所应当地将劳动与资本并列地当作了生产和分配的要素。马克思极力反对国民经济学中将人和人的劳动降低为生产或分配中一个要素的做法，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人失去了自身的发展规律，沦为与其他生产要素一般，受到国民经济学规律的支配，只有当人是在进行生产即是工人这一身份的时候人才具有他的价值。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谈论的并不是人的现实，反而是对人的绝对贬低，这在理论上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家们又极力地用各种方式向我们证明人或劳动与资本是统一的，如，将工人的劳动当作资本的从属，将劳动所得的价值即工资理解为资本的费用，将人的生命比作资本，将劳动比作人生命资本的延续等。这样一来，国民经济学便“顺理成章”地在理论上论证了资本和劳动以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统一，从而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天然化与合理化了。对此，马克思指出了国民经济学中存在的悖论：它一方面承认了劳动的主体性质，认为资本不过是积累的劳动。另一方面，它却又表现出十足的昔尼克主义，将出卖劳动的人当作商品或资本，任由资本家随心所欲地摆布，“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的东西……资本家不过是享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是作为主体的劳动以及作为客体的资本相互对立的发展结果，私有财产出现的背后反映了资本与劳动之间从对立到矛盾的转化，“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国民经济学的错误便在于它们误解和混淆了出于人类本质的自由自觉劳动与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在未对私有财产真正主体进行研究的情况下，便将外在的客体性质强加于现实的主体人的身上。这样一来，工人便被资本化了，沦落成为商品或资本，异化劳动被美化为出于人的类本质的自觉行为，“既使人成为本质，同时又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成为本质”。其结果是私有财产中人与资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被悄无声息地置换为主体与自身的矛盾。仿佛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对物和财富的过分追求，人对劳动的万分厌恶并非是因为私有财产特有的矛盾的发展结果，而是出于人的自私以及好逸恶劳的本性，“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本质”。国民经济学也因而完成了它对人的否定，并在这种对人或劳动的偏见中变得越来越敌视人。因此，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是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为不合理的现象而辩护的。
第二，研究价值范畴是理解资本现实的前提。既然资本并不是物或积累的劳动，那么，研究资本便不能从物与劳动范畴出发。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一篇中，马克思告诉我们，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真正前提，因而要理解资本得以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必须要从价值而不是劳动范畴出发。为什么要从交换价值出发呢？首先，资本起源于流通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换言之，以流通为前提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最初规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交换价值的真正实现，但它又不是简单的交换价值，它与直接的交换价值与货币的区别在于它具有“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并且使自己永存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问题是资本是如何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马克思发现，流通本身并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流通的要素并不能由流通本身创造出来。因此其次，通过对交换价值的考察，马克思认为对资本的考察绝不能停留在纯粹流通中，要深入到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从价值过渡到资本的，如，萨伊便将资本当作是一个价值额或交换价值。但是他们却没考察交换价值本身，不知道“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乐于停留在交换价值的层面讨论资本？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正是建立在交换或流通领域之上：交换在形式上确立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主体之间的平等，在内容上确立了人们交换的自由。这样一来，资本雇佣劳动就被当作是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交换。马克思认为，流通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过程，这种表面过程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可以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正常的交换过程，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与一定数额的货币进行交换；第二个过程却是在质上与交换不同的过程，资本家交换来的是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能使得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而资本家在第一个过程中以工资形式垫付给工人的价值要远远小于第二个过程中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通过对价值以及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马克思察觉到了在《手稿》中不可能察觉到的现实，意识到了资本的本质不是普通的价值，而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的背后所隐藏的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
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揭示并不能从抽象的人的现实性中出发，而应该立足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关系，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的本质范畴中寻找。从对人的现实性的关注到对资本现实性的关注，马克思最终科学地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解剖，确立了科学的现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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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中资本现实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关系
在对《大纲》的文本阅读中，笔者发现在两个手稿中马克思对待资本与现实的态度存在着部分的一致性。如，在《大纲》中，马克思仍然像在《手稿》中那样，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的非现实性以及资本和资本家的现实性与劳动的非现实性之间的关系。“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孕育在活劳动本身中的可能性，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这充分表明，一方面，马克思对于现实或现实性这一范畴的理解或运用在形式上与《手稿》中是一致的：在绝对的意义上，现实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实存的统一。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现实性这一范畴表达了他对资本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善恶判断，同时也表达了在未来社会中人及其劳动成为现实的理想诉求。但是，两个手稿在结论上的相似并不代表它们在论证方式以及在现实理解上的一致。相反，在两个手稿中，马克思对现实的本质以及对象的理解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第一，要理解资产阶级的社会现实，首先必须了解资本的现实。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告诉我们，要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以及历史以往的社会形式，首先便是要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以及结构，“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是其他一切经济范畴的决定性要素，因而也是我们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范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那么要如何去理解资本呢？马克思区分了资本的内容以及资本的形式规定性，认为要理解资本便必须要抓住资本的形式规定，这里的形式规定即是资本得以成为现实的特殊规定性。在《手稿》中，马克思也将资本当作是理解私有财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范畴，但是他仅仅只是从资本的内容入手去把握资本。因此，他将资本理解为资金、积累劳动或者是产品。在《大纲》中，马克思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将资本仅仅只理解为对象化的劳动或者以物形态出现的产品，那就将资本抽象化了，这样的结果是将各种与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乃至人的身体都当作了资本，资本完全成为非历史的抽象的东西，“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以往经济学的错误：它们仅仅从物的角度而没有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理解资本；它们只考察了资本的静态或一般状态，并没有考察资本成为现实或者说是它的实现过程，“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因而这个过程需要加以说明”。一方面，马克思不再从人的现实性或者人的现实性实现过程的角度对国民经济学的资本观进行道德批判，而是从资本范畴本身实现和发展的角度去批判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与现实中的不一致性，这里的批判明显要比《手稿》中深刻得多。另一方面，这在侧面上也向我们展示了《手稿》中对资本以及现实理解的局限性，必须要超越将资本理解为物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能理解资本的现实。
亲友源源不断地到来，桃花和梨花机械地干号，一波又一波。来得最晚的是三舅家，因为贫困早年三舅家就迁去了东沙围垦地，赶过来有八十多里路，到时天都黑了，晚饭也过了，人们已聚在凉棚下打牌、聊天；桃花和梨花傻呆呆地守着灵，突然听到有人喊：“三娘舅来啦！”桃花和梨花先是一愣，随即又干号起来，声音哑哑的。
第三，实现人的现实性必须要扬弃私有财产。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范畴，根据它的活动过程可以划分为三层含义：一是具有直接性或偶然性的现实，二是指作为单纯可能性的现实，三是指真正的现实。偶然性的现实是支离破碎和有限的，可能性的现实指的是出于现实内在方面的单纯可能性，真正的现实(黑格尔称之为新兴的现实)是以直接的现实为前提的、扬弃了可能性的现实。“这种被扬弃了的可能性即是一种新的现实性的兴起，而这种新兴的现实性便以那最初直接的现实性为前提、条件。”基于这一对现实的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的现实性的真正实现与出于偶然现实性的人的非现实化现象实际上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人的现实的实现必然要求扬弃私有财产这一现实。但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若只扬弃资本或者异化劳动其中一个方面是不够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要么像蒲鲁东那样只是从客体方面看待私有财产，企图通过改变资本而改变人的现实状况；要么便只是像傅立叶和圣西门那样，想通过改变劳动的形式而改善工人状况。但是他们的“共产主义”都失败了，都沦落为“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归根到底便是没有认清私有财产这一现实。因此，对私有财产全面的、积极的扬弃既需要扬弃作为私有财产客体形式的资本，还需要扬弃在资本统治之下的异化劳动，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使人重新占有人的本质，从而实现人的现实性，“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第一，在现实生活领域，劳动是人现实化的自我确证，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却被资本所支配，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人的非现实化。在《手稿》中，马克思向我们指出了资本这一范畴的几种含义：一是从最一般或直观的层面上看，资本是能给它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资金；二是从资本的来源上看，它是积累的劳动；三是从资本的功能或能力上看，它是对劳动的支配能力，也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这就是说，资本实质上是以往的劳动对现有的劳动的统治(在这里，马克思还并未区分出死劳动和活劳动)，但是资本的所有者并不是劳动者，而是收入和利润的获得者即资本家，因此，资本实质上是资本家对工人及其劳动的支配权力。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人通过劳动使自身得以成为现实，“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⑩。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却发生了外化：一方面，本来属人的劳动成为了外在于人的东西，人们不能从劳动中感受到快乐，反而感觉到痛苦；人们不能从劳动中肯定自己，因为劳动被非本质化了。另一方面，劳动表现为异己的、他人的劳动，劳动不再是人的自我需要，而是一种被迫的、被强制以满足劳动之外需要的手段。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人的外化呢？最直接的原因便在于工人的劳动被其他人所支配了，“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这里的“别人”即是指资本家。资本家之所以能支配劳动就在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能支配和购买劳动的权力。在《手稿》中，资本家拥有双重身份，第一个身份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亦即从人的类本质中所阐发的资本家。这个意义上的资本家与工人具有同样的类本质，他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并非是因为他的本性或人性使然，而是因为他拥有资本，“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因而在讲到异化劳动中人同人相异化这一表现时，马克思不仅强调工人同类本质的异化，还强调了资本家与类本质的异化。换言之，无论是资本家或者是工人，他们都因劳动的异化被非现实化了。第二个身份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所讲的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与资本是同义语，有时候马克思也将资本家称之为资本化的个人，但这里明显还没有达到《大纲》与《资本论》中将资本家理解为资本的人格化的高度(笔者还注意到，《手稿》中人格化的含义与《大纲》中的并不一致，《手稿》唯一一次出现“人格化”一词是在“地租”一节，用以表示土地的私有或属人性质)。在这个意义上的资本和资本家都表现为对工人劳动及其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力以及与工人相对立的他者，“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换言之，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资本对工人的物役性，表现为客体资本对主体人的支配与奴役。在这种奴役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和非现实化了，工人从异化劳动中生产出了他的敌对关系，“正像他把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它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甚至于工人只有通过这种敌对关系才能保存和发展自身，“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而资本家对工人的非现实性状况采取的并不是现实的、实践的态度，而是漠不关心的理论态度。因此，马克思认为虽然资本源于异化劳动，但是它反过来却加剧了人的异化和非现实化程度。
2002年，哈尔滨市规划局委托哈尔滨工业大学规划设计院，一起负责其城市的色彩规划，开始了参与手绘城市色彩的规划，并于同年完成了此方案的制定。
①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②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7页。
③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5、304页。
④⑤⑥⑨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24、68、47、54、50、19、129、41、55、56、54～55、46、12、74、72、71、75、77、77～78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9、446、46、49、214、214、218、209、202、232、149、397、391、181页。
作者简介：李嘉谊，1991年生，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冯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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