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青年恩格斯原本是倾慕青年德意志派的，通过阅读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接触到黑格尔哲学后，不仅使他告别了过去的宗教信仰，而且转向了黑格尔哲学。通过研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使他在掌握黑格尔历史观的基础上，运用其历史辩证法思想分析当时德国的各种历史倒退现象，并充分肯定19世纪初叶德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合理性。恩格斯巧妙地运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批判了否定国际联系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指出二者的政治目的都是企图阻止社会变革，维护现有的封建等级制度。同时，恩格斯还把研究黑格尔哲学和批判现实结合起来，探索德国社会的发展未来，提出现时代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号召人民为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平等的德意志民族而奋斗。
关键词：恩格斯;施特劳斯;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现实
黑格尔曾被马克思恩格斯尊称为精神导师，黑格尔哲学曾被恩格斯评价为19世纪初期的最先进哲学。但在转向黑格尔以前，青少年时期的恩格斯一直在宗教和启蒙主义的双重影响下成长。那么，恩格斯是怎样走向黑格尔哲学的呢？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对于研究恩格斯世界观转变前的思想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对于当代青年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一、通过施特劳斯接触到黑格尔哲学
恩格斯原本是倾慕青年德意志派的。该学派的作家们提倡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参与政治斗争的主张，特别是他们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恩格斯，在他看来，它代表了时代的观念，充满了自由的精神，每当他拿起青年德意志派主办的一份杂志阅读时，就感受到自由的进步。但这一作家群体毕竟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喜欢夸夸其谈，满足于空泛议论和空洞口号，激进而富有热情，但一旦遇到挫折就悲观失望，怨天忧人，以至于后来有的便放弃了早年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斗争，只是从事一种纯文学的创作，有的甚至走向了向封建势力妥协的道路。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就察觉到了，他在1839年致友人弗·格雷培的信中就尖锐地批评了这些青年作家们的缺点并表明了他的态度：“对于他们那些关于悲伤厌世，关于有世界历史意义东西，关于犹太民族苦难等等空泛词句，我是避犹不及，因为它们现在已经陈腐不堪了。”[1]139青年德意志派那种表面上闪耀着光彩的文学并不能引导恩格斯投入现实的战斗生活，它的文学创作之路与恩格斯的志向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此时的恩格斯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从事文学创作并不是想成为一个作家，而只是要借助这一形式进行政治斗争。他已下定决心要和封建反动派斗争到底，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他追求自由和改造社会的步伐。他在致友人弗·格雷培的信中表明，他不愿把自己的思想扼杀在摇篮里，如果其作品受到书报检查机关删减，他反到感到光荣。如果“一个年已30或写了3本书的作者竟然没有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过，那他就一文不值；伤痕累累的战士才是最优秀的战士”[1]227。恩格斯渴望参加政治斗争，用实际行动迎接自由的曙光。他在一首诗中把自己比喻为一只小鸟，在自由的大海洋中翱翔；他宁愿做一只雀，也不愿做一只笼中的夜鹰。他相信自由的曙光一定会到来，黑夜正在消逝，“那时候，船只乘风破浪，不为财主运载致富的财货，不为商人运送囤积居奇的商品，而运送幸福和自由的美景。”[2]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成了恩格斯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此时的恩格斯，其思想水准已经超越了青年德意志派，正在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恰在这时，施特劳斯的《耶酥传》进入了他的视野。施特劳斯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835-1836年发表了《批判的耶稣传》(简称《耶稣传》)，批判了基督教的历史基础，提出了著名的神话起源说。恩格斯大约在1839年4月读到施特劳斯的《耶酥传》后，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对他的思想转变起到重要作用。
那是什么？是导弹吗？怎么办？怎样才能帮他们恢复能量？离丁达还有几米远，镜心羽衣边跑边焦急地思索着。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只有她在狂奔，不停地狂奔。
第一，彻底动摇了对基督教的信仰。施特劳斯的神话起源说使恩格斯明白，原来被视为神圣不可怀疑的《圣经》故事不过是一些神话传说而已，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恩格斯不得不用理性的眼光来重新思考《圣经》的种种说法，重新认识基督教的原罪说和赎罪论。比如，《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5章第16节说以色列的子孙在埃及只延续了4代，而《新约全书·加拉太书》第3章第17节却说是430代。[1]212这不是明显地互相矛盾吗？又如，按照赎罪论的观点，“人是这样堕落，以致他不能够自觉自愿地做任何好事”。[1]213在恩格斯看来，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他说民主主义者白尔尼在巴黎时，哪怕是在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的情况下，仍然把自己的稿费送给德国穷人，他甚至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回报。白尔尼的善举应当算是做好事吧？可是，他并没有获得“再生”。恩格斯认为，人的罪恶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由尘世生活的各种条件引起的”[1]212，可见，恩格斯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思想转变，不再用宗教信仰去解释现实生活，而是用现实生活来驳斥宗教教义的一些荒谬说法。由于施特劳斯的影响，18岁的恩格斯告别了宗教信仰。他在致威·格雷培的信中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你们只管来吧，现在我有了武器，有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只管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会把你们打得不知该往哪儿逃。”[1]205宗教信仰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永别了，宗教信仰！”[1]205在施特劳斯《耶酥传》的影响下，恩格斯终于抛弃了过去的宗教信仰[3]。
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又不能脱离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民族国家的发展恰恰体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每一个国家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然而，为什么有的发展形式被保存了下来，有的则被淘汰了呢？为什么较低的发展阶段被较高的发展阶段所代替了呢？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世界精神在起作用。就像席勒说的“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8]，世界精神是各个民族国家发展的审判机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说，就是历史发展规律决定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状况，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符合历史规律的方可得以延续发展，否则就要被历史所抛弃。这个历史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性，它不会被一些偶然事件所左右，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和个人欲望为转移。“普遍的 ‘精神’不遭受纯粹天然的死亡，但它绝不仅仅在衰老的习俗生活中沉沦，‘精神’成为世界历史，在于它有一个普遍原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个精神所产生的才是道德的、政治的组织。如果只是欲望推动民族活动，那么它所产生的事业就会烟消云散。”[6]31它不但制约着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且决定着历史从较低阶段到较高阶段的过渡。一个世界历史民族的解体之时，也就是另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和纪元的产生之日，“这种过渡和联系，使我们获得全体的联系，获得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概念，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6]29。按照黑格尔的描述，世界历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每一阶段都有一个或几个代表性的民族，这些民族既代表了某一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状况，又体现了该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因此，它们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黑格尔这种划分显然有些牵强附会，但他注重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民族历史的特殊性中去把握历史的方法是可取的。
二、通过《历史哲学》掌握并运用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
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它“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5]271恩格斯指出，这种思潮同宗教理性主义是一致的，而且都来源于18世纪的博爱主义，即主张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爱，个人生活应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变革，力图维护现有的封建等级制度。表面看来，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似乎为这种观点，为所谓的世界公民精神提供了现实依据，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七月革命的最重要意义“正在于恢复法兰西民族作为大国的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民族同样去争取更巩固的内部团结。”[5]271七月革命不仅推翻了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而且为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注入了活力，从整体上促进了法兰西民族的发展，这是七月革命的最主要成果。也就是说，这一事件不但未对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提供历史依据，而且恰恰是对它的否证。
由于交通载荷属于动荷载，将其转化为静荷载进行量化很难。笔者提出在顶管顶力影响区域内的轴载每秒累计作用次数Ne作为交通载荷组合的最不利因素，则交通载荷作用转化为静荷载如式（5）：
恩格斯对德国时代倒退现象的分析，表明他对黑格尔历史观的准确把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阐述的最可贵思想，就是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论》中进一步总结和发挥的：历史上“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形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由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4]217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发展过程首先表现为历史的前进运动过程。也就是说，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新生事物会不断涌现，由于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它迟早会代替旧事物。正是这种新陈代谢的否定之否定运动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同时历史的发展又表现为新的时代精神代替旧的时代精神的上升运动。黑格尔多次强调过思想的时代性，他认为任何哲学都不可能脱离和超越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哲学是时代精神的表现，时代变了，哲学形态也要随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恩格斯在《时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正是运用黑格尔关于发展过程的历史辩证法，批判了政治、宗教、思想和文学领域的种种倒退现象，充分肯定19世纪初叶德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合理性。
恩格斯正是在研读黑格尔《历史哲学》过程中，运用其世界历史理论和方法，有力地批判了德意志狂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抽象的博爱主义，说明这两种错误倾向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两个极端，但其政治目的和客观效果都是一样的，都是企图阻止社会变革，维护现有的封建等级制度。显然，恩格斯不是为研究黑格尔而研究黑格尔，而是为批判社会现实寻找先进的哲学武器，为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德国社会向何处去探索出路。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就是当时的先进哲学，与当局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在这种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和晦涩枯燥文风的掩盖下表面上看来处在风平浪静港湾的哲学，正在驶向波涛汹涌的海洋，“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已经剑拔弩张”[5]272。可见，恩格斯这时开始已经意识到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否定性辩证法思想，在黑格尔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着革命的方面。正如他后来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明确指出：“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4]214这就是说，黑格尔哲学实际上是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是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的，它在对普鲁士王国歌颂的背后隐藏着对普鲁士政府的否定。只是它的革命性被当时近视的政府和同样近视的资产阶级忽略了。同时，恩格斯还认识到青年黑格尔运动正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正在使黑格尔哲学“接触到新鲜的生活气息”，正在把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变成照耀着世纪运动的灿烂的思想明星[5]273，正在“描述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的协调一致并且使这个体系重新受到国民的尊敬”[5]273。亦即正在使黑格尔哲学理论同德国现实生活，同德国的政治、宗教、时代精神，同德国国民等相结合。在恩格斯看来，这是黑格尔哲学中萌发的一些幼芽，也是德国政治精神发展的最新阶段。但恩格斯也看到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不足，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哲学和现实生活相结合，主要表现在理论批判上，他们试图借助理论批判来解决德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实际上他们反对的只是现实的影子而不是现实本身。有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虽然提出行动哲学，强调实践的意义，提出要把哲学从理论的云端下降到实践的大地，但他们对实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停留在理论对现实的批判层面，而看不到广大群众的实践在改造现实中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思想和行动相结合，一方面，还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另一方面还没有深入到国民之中。”[5]274由于恩格斯经过不莱梅时期亲身的商业实践，特别是通过多次旅行访问和实地考察，通过和各阶层人士的接触交谈，他对这一问题研究事实上已经超过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他在写于1840年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响亮地提出：“我们时代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5]274也就是说，要把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过程和人类自由发展的思想与白尔尼反对封建专制和追求自由的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以改造德国社会，探索德国社会的未来。
恩格斯对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抨击，体现了他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较为深刻的理解和巧妙运用。和黑格尔的整个学说一样，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也非常强调理性的作用，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因而世界历史就是一种合乎理性过程。理性在世界历史中体现为精神，因而世界历史属于精神领域。精神的本性是自由，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活动，因而世界历史是精神自己创造自己的“精神”的表现。精神又可分为世界精神和民族精神，世界精神是一种普遍存在着的精神，是“最高裁判官”，各个民族相继发生的历史事件则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每个民族的精神都有其特殊性，因而都是有限的。但从有限的民族精神中可以产生出普遍的世界精神，或者说，无限的世界精神存在于有限的民族精神之中。抛开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方法，如果我们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理解，黑格尔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的关系。
文学家兼政论家卡·谷兹科在《论历史哲学》中不同意黑格尔的观点，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条直线，说什么“历史的形式不是上升和下降，不是同心圆或螺线，而是时而合拢、时而分开的史诗式的平行线。”[5]107针对谷兹科的观点，恩格斯说，历史的进程是螺线式的上升运动，尽管它的螺线不是很精确，但是它的移动轨迹是盘旋式的前进运动过程。“从一个看不见的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围绕着这个点缓慢盘旋移动；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旋转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最后，简直像明亮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时而擦过，时而穿插过它的旧轨道。而且，每转一圈更加接近于无限。”[5]107可见，恩格斯在这里不仅揭示了历史的前进运动趋势，而且说明历史运动过程的曲折性，有时仿佛是旧轨道的重复，同时他还和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终点论即认为普鲁士国家是最好的国家、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制度不同，他相信历史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但那些习惯于开历史倒车的达官显贵们，就在历史仿佛回到它的旧轨道时又欢呼雀跃了，于是就老调重弹：普天之下没有什么新东西！“企图把整整300年当作闯入禁区的涉险旅行、当作发热病时的梦呓从世界编年史一笔勾销”[5]107。他们看不到历史本来就走着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历史在经历一段曲折之后就会以更加耀眼的光辉走向未来。
文学艺术领域各种倒退现象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把那些使‘朕即国家’这样的制度感到舒适自在的式样强加于我们的时代精神。”[5]108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抑或官方报纸刊载的文章，乃至陈设时髦的沙龙，都试图复古，恢复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前的风格，都与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格格不入。而恩格斯则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时代性，呼吁文学应当具有时代风尚，作家应当写出无愧于19世纪现时代的文学作品。为此，恩格斯提出，文学应当和哲学联盟，或把哲学引入文学，或哲学用它来迎合文学，而且在这方面施特劳斯等人的著作已经有了出色的表现。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渗透也就指日可待了[5]110。显然，恩格斯这里所谓的哲学即指黑格尔哲学，他认为黑格尔哲学就是现代哲学，希望通过它的影响使文学插上时代的翅膀，具有时代气息，克服时下的文学倒退现象。
《时代的倒退征兆》是恩格斯撰写的第一篇阐述历史哲学的文章。在经历了1814—1830年的欧洲复辟时期之后，19世纪30-40年代德国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反动当局对民主主义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与拿破仑统治时期相比各方面都出现了历史倒退现象。1839年恩格斯撰写此文，就是运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点对当时国家生活和宗教生活中扼杀自由思想，恢复旧秩序等一些反动现象的分析和批判。
三、运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批判某些错误思潮
难能可贵的是，在黑格尔历史哲学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启发和影响下，恩格斯在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倾向时还强调了思想和行动、哲学和时代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德国当时有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否定国际联系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德意志狂。一种是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按照德意志狂的观点，“整个世界就是为德国人创造的，而德国人自己早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5]208恩格斯指出，这是一种狂妄自大、闭关自守的观点，是一种否定德国一千历史和一千年发展道路的抽象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倒退论，实际上就是力图维护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总想把这个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5]270这种观点不了解世界历史的意义，无视欧洲特别是引领欧洲文化的法国文明，不了解拿破伦统治时期带来的社会进步，比如犹太人的解放、陪审法庭的设立、健全的私法取代罗马法的烦顼条文等。于是，这种仇外心理，就连爱国主义也成了一种狭隘的东西，致使祖国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意识形态上，德意志狂的信徒们最后都逐渐走向了信仰正统教义的道路。
恩格斯最初研读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大约在1839年底，恩格斯开始研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1839年12月他在致友人弗·格雷培的信中说，他目前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是一部巨著，这本书他每晚必读，该书的宏伟思想完全把他吸引住了[1]230。《历史哲学》是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黑格尔集中阐述他的社会历史观点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虽然把历史本质看作是人活动的理性的产物，但是他把历史的存在和发展看作是有内在规律可寻的，看作是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由必然到自由的发展过程，并且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合理性作出了理论上的论证，在总结前人社会历史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这些都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合理因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当然对于当时渴望社会变革、向往自由和民主的恩格斯来说也提供了理论支撑，好像黑格尔说出了他想说但又未能说出来的心里话。
普天之下没有什么新东西！这是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一句话。恩格斯指责它是伪真理。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新东西多的是”[5]106，问题是当我们说出这句话时，因为它不属于那种趋炎附势的说教往往要受到压制。恩格斯把真理比喻为黑夜后的曙光，而把伪真理比喻为突然闪现的北极光。他预言：“一旦新的真正的真理像曙光一样在地平线上升起，黑夜之子就会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王国正受到灭亡的威胁，就会拿起武器。”[5]106表面看来，恩格斯这里是在说真理与伪真理的区别，实际上表明了恩格斯的历史眼光和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他不安于现状，不满意乃至于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丑恶现象表示愤慨，迫切希望改变现实，驱散天空中的黑暗，迎来一个崭新的政治国家。这些想法正是黑格尔历史进步论的体现。
一方面，他认为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它自身发展的独立自主性。因为每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取决于它特有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国家的灵魂，国家的一切特殊事物，如战争、制度等皆由民族精神所鼓舞。一个成熟的国家所构成的法律、机构、财产和自然环境都有它的独特性，和国家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意识中的宗教、艺术及哲学等也都富有个性。民族精神是具有严格规定的特殊精神，它“将自己建造于一个客观世界中，持续和生存在信仰、法律和构成其历史的很多事件与行动中。”[6]30并且，个人与民族精神也息息相关，他的爱好和兴趣，品行和能力等都深深地打上了他所处的那个民族精神的烙印。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论述那样：“个体性作为排他性的自为的存在，表现为它对别国的关系，其中每个国家对别国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现实精神的存在在这种独立性中达到了它的定在，所以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荣誉。”[7]这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而这种独立性并不会被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所吞没。比如，同属于东方世界的中国、蒙古、印度、波斯、埃及等国虽然在总体上都可称之为“历史的幼年时期”，但它却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如中国和蒙古形态、印度形态、波斯形态等，每一形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性，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具有不同的精神元素，因而每一形态都有其独特性。
第二，转向黑格尔主义。青年黑格尔运动穿着哲学的外衣，表面上是在争论宗教问题，而实际上它代表着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趋向。因为政治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按照恩格斯后来的说法“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4]221，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而反宗教的斗争间接的也是一种政治斗争，即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施特劳斯发表的《耶酥传》成了第一个推动力。对于一个民主主义者、头脑里充满了自由民主思想并立志要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的恩格斯来说，《耶酥传》所蕴含的政治倾向和阐释的黑格尔哲学观点自然会深深地吸引他。1839年11月他在致威·格雷培的信中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1]224稍晚，他又给弗·格雷培去信说：“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1]2281840年恩格斯在一篇游记笔记《风景》中称黑格尔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遥望远方的绿色海面，触景生情地回忆起初次接触黑格尔哲学的激动心情。他说：“19世纪最宏伟的思想，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阵同样幸福的战栗在我身上掠过，宛如从晴空飘来的一阵清新的海风吹拂在我身上；思辨哲学的深遂，宛如无底的大海展现在我面前，使那穷根究底的视线，怎么也无法从海上移开。”[5]1761841年，恩格斯在《伊默曼的〈回忆录〉》一文中，在评论文学家伊默曼的思想和政治倾向时，对黑格尔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黑格尔哲学是新的哲学，将黑格尔哲学喻为思想的宫殿、检验年轻人的试金石。还劝导年轻人“必须通过刻苦钻研去弄通新哲学，同时又不丧失年轻人的热情。谁害怕观念之宫所在的密林，谁不敢手持利剑披荆斩棘，不敢以热吻来唤醒沉睡的公主，谁就不配得到公主和她的王国。”[5]304他号召年轻人不要害怕开动脑筋，既要有热情，又要有思想，“因为只有这样的热情才是真正的热情：它像苍鹰一样，不怕思辨的乌云和抽象顶峰的稀薄空气，朝着真理的太阳飞去。”[5]304
2.生产开发领域的石油大数据技术应用研究。檀朝东等将华北油田采油生产过程中的百米吨液耗电量指标作为分析对象，研究并建立了PDMiner大数据挖掘软件平台，完成了相应的成因分析与趋势预测。王兵通过面向大数据的预测建模方法对深海油气设备管理的大数据监测系统结构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李鑫等借助于自主开发的数据挖掘软件对油田生产数据库中存储和管理的大规模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和处理，达到了确定阿尔油田机采井吨液百米举升耗电量关联影响因素的研究目的。赵阳等基于所提出的云钻井概念，通过阐述体系结构、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来体现云钻井平台的一体化设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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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研究黑格尔哲学和批判现实结合起来，探索德国社会的发展
文中选用BOOST电路作为DC-DC变换器的实现方式。首先分析BOOST电路的工作状态，在考虑低电压、高效率、低功耗的应用环境下，选用同步BOOST电路为主电路，采用PWM控制器方式；利用状态空间平均法得到BOOST电路的传递函数。在设计电压控制环路时，先分析了未加补偿网络时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的Bode图，根据Bode的特点和系统稳定性分析，选用III型补偿网络进行传递函数的补偿设计。
白尔尼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政治家和思想家。1839-1842年期间，白尔尼对恩格斯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这一时期恩格斯在多篇论著中也对白尔尼给予很高评价。比如，他在1842年发表的《评亚里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认为，白尔尼在无形中影响了德意志民族。这个民族把他的作品当作圣典保存下来，特别是在1832-1840年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尚处在不成熟的艰苦年代，白尔尼的《巴黎来信》等作品给予了它宝贵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恩格斯指出，白尔尼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他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和令人敬佩的毅力；白尔尼作为一个人物，他在德国历史是独一无二的现象；白尔尼是德国自由的旗手，是德国当代惟一的男子汉；他是新时代的施洗者约翰[5]451。恩格斯特别赞赏白尔尼的实践精神。比如，在1841年发表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恩格斯在比较青年黑格尔派阿·卢格有关政治实践的评论文章和德国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张时指出：“白尔尼才是主张政治实践的人，而且他完全实现了这个使命，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5]271他揭露了徒有虚名的德意志狂和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的世界主义错误的实质，克服了二者的片面性。他没有局限于哲学思辨，侈谈所谓“理智的规定”“有限的范畴”，而是致力于实践，力求用实际行动去争取自由，他引用西班牙的英雄史诗《熙德颂诗》中的名句真诚地提醒德国人：“只有舌头没有手，你怎么敢说呢？”[5]272意即只会能说会道而不愿付诸实际行动，又有何意义呢？他虽然没有用思辨的方式来解释欧洲各民族的地位及其使命，但是他真实地阐发了德国同法国的关系，因而，他对思想的贡献要用胜于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对问题的阐述比平庸无奇的世界主义高明。“谁也没有像白尔尼那样描绘事业的辉煌。他浑身洋溢着生机，他浑身充满着活力。只有他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争取自由的行动。”[5]272
如何把先进的哲学理论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呢？首先，就是要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德国本来就是一个帮派林立、四分五裂的国家，维也纳会议签定的1815年条约又使德国的分裂状态得以固化。恩格斯深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实现德国民族的统一是德国人民的第一需要和人民自由的基础，是建立自由、民主和独立的德意志民族的前提。“只要我们的祖国处在分裂状态，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无法实现的虔诚的愿望而已。”[5]281
其次，就是要通过德意志人民的实际斗争，推翻封建王权的统治。1815年当德意志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国王威廉三世曾许下诺言，如果臣民帮他摆脱困境，他将授予他们宪法，可是事后他不但未兑现诺言，反而加强了王权专制的统治。恩格斯愤怒地写道：“我憎恨他……我恨死他了……没有哪一个时期比1816年到1830年这个时期更充满王室罪行了；几乎每一个在当时掌握统治权的国君都应处以死刑。”[1]234恩格斯认识到对于昏君的野蛮统治，用温良恭顺的态度，或者仅靠理论批判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付诸行动，必须号召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才能取得实际效果。1839年他在致威·格雷培的信中写道，对于“贵族的统治、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必须用剑来铲除”[1]197。同年他在致弗·格雷培的信中响亮地提出：“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石块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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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就是要废除一切等级，消灭一切特权。等级制和世袭制是大小封建主的统治方式。德意志狂坚持的所谓有机国家论，其实质“就在于将国家的公民分为贵族、市民和农民连同与此相关的一切”[5]275差别，说成是在多少年来以来从民族内部自然发展起来的，不可改变，就像“在民族的脚腕钉上专制制度的脚镣”一样[5]276。坚持等级制的目的就是试图让贵族继续享有特权，一切围绕贵族转。贵族也自恃高人一等，自得其乐。对此，恩格斯讽刺道，这真是傲慢得可笑，贵族中还有酿酒师血统、屠夫血统，难道这也值得炫耀吗呢？中间派右翼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提出长子继承权问题，实际上就是确立土地占有永久关系的土地立法。恩格斯评论道，如果确立长子继承权不仅意味沿袭贵族制度，而且正如任何其他继承权一样是和历史潮流相悖而行的。如果一部分优良土地固定的属于某些家族，这实际上是对多数公民即人民的挑战，是对自由公平原则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的挑战！“似乎一代人有权无限制地支配他们目前所享有和管理的未来世世代代人的所有权，似乎所有权的自由不会由于剥夺子孙万代这种自由的对所有权的支配而被毁灭！似乎这种把束缚在土地上的做法真的可以永世长存！”[5]278这只不过是贵族的一厢情愿，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恩格斯的主张是：“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5]277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赖于德意志人民的奋斗，正如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样，废除一切等级特权也不能依靠君主的恩赐，而必须用实际行动去争取。
最后，号召人民为建立一个没有战争和贫困的自由社会而奋斗。阿恩特致力于谋求普遍的幸福，认为国家的幸福就在于君主和人民彼此真诚相爱。这实际上是抽象的博爱主义的翻版。恩格斯则主张，“统治者被统治者之间首先必须在法律上有一种井然有序的关系。然后才能确立并且保持亲善的关系。”[5]274首先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关系，尔后才谈得上公道。也就是说在此问题上，阿恩特和恩格斯的区别就在于，阿恩特是维护君主制的，而恩格斯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德意志；阿恩特是维护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恩格斯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阿恩特觉得无足轻重的东西，正是恩格斯等年轻一代要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东西。在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一个和平、平等而富裕的社会：“地球从此不再是那副可悲的模样，这里将不再有虚荣、战争和残暴的勾当……从此大家感到一律平等，勇敢的斗士以不可阻挡的力量，争得自由，激起欢呼的声浪。从此再也没有奴隶和暴虐的君王；人间洒满爱情与和平的芬芳，‘爱情与和平！’这声音在世界各地回荡。”[5]37他号召人民为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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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9)03-0118-07
收稿日期：2018-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理论与现实关系的理路及启示”(14AKS001)。
作者简介：郭大俊，男，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
(责任编辑 李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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