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启蒙以来人类精神生活之至关重要的主题性之思，无一例外是围绕着“发展与生活”的关系得以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理论的成果表明，一方面，由于深刻的“制度性因素”的嵌入，发展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过程）。制度蕴含着传统、理论、文化、价值以及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于其中，构成并实际规定着特定发展实践的边界、特质、模式和方向。脱离制度的发展，是不切实际的抽象。另一方面，不同制度下的发展实践，客观上不断造就并实际带来对于生活本质、生活意义的差异化的主体性理解、选择与体验。就规范理性而言，不同的生活价值观无疑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处在新一轮文明转型与变迁时代的人类的制度变革与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具有时代性高度的前瞻性典型示范引领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新的方案。
关键词：现代性；五大发展理念；生活价值观
现代人关于生存与生活意义的最直接的感受，是由与技术革新、制度变革、特定文化价值引领等相伴而生的社会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等诸多因素综合促成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社会的生活模式、现代社会个体对于生活本质的不断变易的评判、理解和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各不相同的差异性选择，都与特定制度下的社会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发展观蕴含着现代人关于世界、人生与生活意义的主体性内容，规定了现代人生活世界的有效边界和基本领域。
一、制度分析与审视下的发展观与生存-生活观：关系真谛与意义辨思
文明人的一切劳作，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服务于对一种可期、可欲、可感、可获的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尽管由于人的存在之复杂的历史性特质所限，其关于这一美好生活的真实意蕴以及实现美好生活的方略等究竟若何，迄今为止都未能够达成一种共识性的论域和大致一致的理解。
“丫头的话，你也当真计较？老刀经常这样哄我们娘仨开心呢。有时，他真的藏半块饼或一块糖，等到丫头过生日什么的才拿出来。”停半晌，向阳花见田志芳没了怒气，轻轻问：“你今天都看到那些人了，还有比杨连长更合适的吗？”
属于人的生活，是作为主体的人依靠自己的实践与智慧，在与群体和同伴的相互协作中，依靠技术发明与工具改进，对不断增长着的个人的、社会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与创造。作为一个自主、自觉、自由的过程，因集体性协同和劳动成果的社会共享，理应充满快乐、自豪与幸福体验，此乃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本真。
人摆脱了自然的生存状态以后，其基本的生存与生活需要的满足，必须依靠自己劳动创造来满足。人类的生存能力等，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提升的。在人类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发展的内蕴不断丰富。发展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权利，一种机会，是不断扩展人的自由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以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之见，由合理发展所带来的主体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实质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主要“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①[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 赜，于 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0页。可以说，一种发展观基本上规定了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界域：有什么样的发展观（理念、价值与实践），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样态、什么样的生活价值观念、信念与之相适应。不同的发展观所造就的生活价值观，及其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践履方式截然不同。
启蒙以来，属于人的生活本质和本真，遭遇一种被狭隘地理解了的“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逻辑的规制，被严重扭曲了。片面的经济增长和财富追逐最大化发展的结果，导致社会生活越来越趋向于纯粹的“个性化”“个人化”。“劳动总是变得越来越个人化，这便意味着团结一致的精神被弱化了；个人更加注意的是自我实现和个性，而不再是社会、集体和国家。许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也就因此而被减弱了。”“在经济领域——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体现了生活的意义，因为思想、文化、艺术已经不再被视为是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到处是市场经济法则的天下。然而，市场经济的动力是利己主义——它推动着人们不断取得新成绩，而使得其他的一切显得都是次要的。”②[德]马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赵 强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2页。当代日本著名思想家梅悼忠夫立足现代化的实践追求，将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确定为“更好的生活”。以梅悼忠夫之见：“现代所有的人类的共同愿景是什么？如果存在这种共同愿景，那就必然是‘更好的生活。’”因此，“所谓现代文明，就是以产业革命以来逐步发达的大规模生活方式为中心，经过设计改造的新的人类的生活方式”。③[日]梅悼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悼忠夫文集》，王子今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94页、第107页。但是，那个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同时出现的美好生活，究竟实现了多少，它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状态和感受吗？当前的发展方式究竟是不断将我们带入美好生活的深处，还是离美好生活的理想愈来愈远？当代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布隆克对此表现出深深的疑虑和担忧：“为什么现代人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好处却滋生起一种失望的情绪……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多的闲暇和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社会，反而使我们更加自私跟贪婪？”自由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实践中，“……社会成本中许多代表着美好生活的一些关键的因素的恶化，如闲暇、独处、和平与安宁、良好的亲子关系、社区精神以及免于重压和不安的自由。由于这些美好生活的因素不属于正式的市场领域，也不列入一般的经济分析家所讨论的范围，它们往往被包含在对经济增长的匆忙的追求中”。④[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译，杨仁敬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
没有人否认，社会是发展进步的，衡量发展进步的指标无疑是多个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无疑是财富的不断增加，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如果这种发展以及随发展而来的财富无限增长和占有，所带来的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之内在性的被掏空，而完全变成一种被某种外在性的东西所引导，失去了方向，那么，这种发展在价值导向上一定是有问题的。近代以来，人类的发展观基本上是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指导下得以展开的。这是一种“个人主义本位的生活价值观”。“个人主义的世界观立足于这样的信念，社会没有一种属于其自己的、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个人的本体性；而且，社会中心的知识总是太有局限，根本不能协调复杂的演化系统。”⑤[德]柯武则，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1页。马利昂·格莱芬·登霍夫无不痛心地指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质是不知道道德界限为何物的自由的概念；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对于取得新进步和对时刻增加的期望的满足的无限制的追求；所有的东西必须越来越大，所有的东西都要产生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自由、增长、利润……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失意和异化。即便是对于国家，经济也不可能是惟一的。”①[德]马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赵 强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页。
显然，上述个人主义的生活价值选择和实践，无疑是在一种特定的制度支持下得以展开的。当代美国著名发展伦理学家德尼·古莱提出、明辨了关于发展实践的价值维度的反思问题。在其所著的《发展伦理学》中，古莱指出了衡量真正的、真实的发展的三个标准：即“人类的生活状态是否优越”“人类的社会制度是否公正”，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等。古莱注意到，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观念所引导和支配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完全受狭隘的“财富最大化”逻辑的规制，有意无意地模糊甚或扭曲发展的目标和目的，其结果，导致“发展使手段绝对化，使价值物质化，并产生结构决定论”。②[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 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页。有鉴于此，古莱明确指出，“发展的目标是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安排，以便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来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③[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 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2页。显然，从理论与实践完整统一和有机圆融的意义上讲，如果忽视了作为嵌入性意义上特定生存实践得以可能的制度、文化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的辩证审视，那么，对于一种制度下的发展模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活价值观实践本身的合理、正当与否进行评价，难免显得空疏，不会赢得多少同情式的理解和认同。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真正符合人类文明演进正道的更加合理、更加公正、更加人道的发展观与生活价值的理想模型呢？如果我们对此要么抱以充分的期望，要么从根本上持悲观的态度，这样一种动摇性的理智性态度的理据究竟是什么？
二、局限与弊端：现代性发展观念对于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生活意义的模塑及其影响
实验组与常规组在护理干预前焦虑与抑郁评分差异不突出，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之后实验组与常规组患者在焦虑、抑郁评分方面数据差异较大，组间对比结果满足统计学意义标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999年11月，国家经贸委与世界银行召开“现代物流发展国际研讨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提出，“要把现代物流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观在价值努力目标上，所要确立和捍卫的，是个体作为至高无上的生活主体之权利、地位。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系统，“其主要基础是私人的、自治的财产所有制，以及财产所有者通过竞争实现的自发协调”。④[德]柯武则，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11页。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社会发展，不仅以主观理性的方式，承诺着某种价值和意义，同时也依照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创造、实现并不断扩大、深化着某种价值和意义。而这一切的发生，自始至终是以对作为整体性文化和思想氛围的“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背景和框架的辩护和捍卫中得以进行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原则和组成部分。报告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一新的论断旨在向全世界宣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及其各项要求，始终将新发展理念作为全面决胜并最终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的维度和内在指向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发展让生活更美好”的意义上，五大发展理念向行进在文明正道上的一切进步人类承诺了一种更为合理、更为优良、更为高级的新的生活样态和生存价值体验。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指向未来的制度性实践方略，更是具有典范性、引领性的优良生活的新价值观念。正因此，其具有毋庸置疑的实践规范性特质。就对于现代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念的主体性选择而言，其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关切，无疑是对由现代性文明引导和造就的成问题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反思、矫正，对于未来人类健全的、先进的、科学的、合理的生存方式与生活形态的期许，是新生存范式与生活价值观的典范形态。
人类在自身的进化过程中，受制于认识水平和能力的局限，曾经长期生活在贫困和匮乏的生活状态。摆脱贫困，创造和占有、享用财富，是丰裕的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但是，财富的获得是否正当，决定着属于人的“美好生活”是否可以心安理得。现代性社会是理性、活动以及一切智力性劳作都被单一化为财富的创造和追逐的过程，“一切为了创造财富的发展”，“发展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几乎成了现代社会的最为合理的最高的生存法则。至于说这种财富是通过何种手段、以何种方式获得的，这种无穷尽的获得财富的方式究竟会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带来何种问题、何种负面影响，在现代化的早期，其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代匈牙利著名学者阿格尼斯·赫勒基于对马克思相关理论文献，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主义的现代性”（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八个论点：“现代社会是动态的和未来定向的：扩张和工业化构成其主要特征；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的；现代社会是功能主义的；是科学而不是宗教成为了知识积累的基础；传统习惯被摧毁，传统美德丢失了；某些价值或准则变得日益普遍化；创造和阐释的标准正在削弱；‘对’和‘正确’的概念是多元的；现代世界的不可测性和人类存在的偶然性。”①[匈]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1～54页。这样的概括，不能说是完全切近了马克思有关社会历史与发展理论的实质和精神，但是至少表明，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总体上是实践的、反思批判性的。马克思不满意由市场以及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所引导着的此种分裂的现代性，深刻地剖析了其“悖反性”弊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
从客观的历史理性着眼，必须承认，纯粹的、不加约制的发展，绝对不会天然地带来“文明”“进步”“自由”“繁荣”等一切为人类所珍视的美好。属人的美好生活，是优良人性进化和发展之整全性的完美表达。人类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借助各种在后天进化中所获得的“主体性手段”、能力，不断地发现、丰富、深化人性的这一理想目标。离开美好生活的人性进化，是非现实的、不可思议的。但是，既是人的手段，那么，其发现和运用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以及二重性。其在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那样的令人类理智困惑的问题。阿格尼斯·赫勒通过分析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性为危机“除魅”这一话题，指出了现代性发展观念和发展实践所必然造成的对于生活意义的遮蔽。近代社会中，“尽管所有的价值领域都可以被存在性地选择，科学却是现代性的支配性的精神领域。……科学的追求绝不会给予人的生命以意义……‘给世界除魅’这一表述首先意味着，现代生活中支配性的领域并不给生活赋予意义。就支配性的领域（科学、政治、经济）而言，生活是没有意义的。”③[匈]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1页。以阿格尼斯·赫勒之见，“支配性领域（特别是科学和经济）是积累（知识和财富的积累）的领域。但进步的积累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无论好似在一个人的生活之中，还是在一代人的生活之中，这个过程都绝不会有终了之时。绝对的现时是不满足的世界。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满足的社会，因为主要的需求是累积的、量化的和可定量的，而可满足需求是由那些不进步也不积累的领域提供的——由宗教和艺术的领域提供的。”④[匈]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2页。
启蒙以来，现代社会个体之所以在生活价值观方面陷入自私自利的个人（体）主义价值观、虚无主义价值观等的误区，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本身，用人对财富和利益的追求置换了“人的全部”，将人与人之间丰富的关系内容简单化为“物的关系”，“欲望”取代了“基本需求”，人的存在被“单面化”了。其结果，是“共同体”纽带的松弛，人的伦理与道德责任信念的淡化，以及人的生活自身的“非日常化”和全面异化。
三、新发展理念及其制度创新实践：复杂现代性社会生活价值观的新诠释
相反，生活在现代性文化、制度与发展氛围中的现代人，在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的同时，却宿命般地同时感受到了生存的空虚、紧张、恐惧、未来的非确定性等的困扰。具体来说，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发展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中人们所固有的“日常生活”结构，造成了现代人的“三重疏离”：与自然的疏离、与社会的疏离以及与人自身的疏离，处于一种异在化的、非我的生活境遇之中。一方面，现代性发展实践改造、动摇了传统社会人赖以生存的相对稳定、持久的“日常生活结构”和生活信念，导致了以“传统的非日常化”为标志的、充满异质化与同质化内在冲突不断激烈的所谓新的“现代性生活”。“在现代社会格局中，日常生活被截裁了。它仅仅包括家庭内部及邻里之间的生活，而且这根本不被认为是生活。‘等到你懂得生活时’，通行的忠告在现代世界中并且仅仅在现代世界中有意义。……生活意味着成为自己，意味着放弃安全感，放弃日常生活的网络，去适应功能性的劳动分工。生活意味着承担一项要活下去就必须承担的功能，而这开启了竞争、成功和失败的领域。”⑤[匈]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7～88页。另一方面，现代人生活在三重疏离的生活形态之中，导致现代生活的“无根”“流离失所”以及“虚无化”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由现代性发展而来的人与自然的疏离，根源在于所谓科学理性的膨胀。以现代数学为基础的科学和实验研究，丰富了人类的知识。但是，此种知识是片段的、碎片化的有关整体性世界的局部性知识，不是人类关于实在经验的整全性感知。此种情形下，“人再也看不到世界和自然的奥秘和神秘性，人和最高的真实失去了接触。古人经由神秘知识，诗人经由想象，哲学家经由他们整体性的理解，都和这最高的真实有所接触。今天有史以来人类头一回除了自己和它自己的产品以外无以所对。现代人甚至和他内在的自我都失去了接触。”①[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63页。其二，由现代性发展而来的另一种坏的社会文化结果是，无论是现代的个人主义还是现代的集体主义，由于缺乏对于人性的真正了解，因此导致了人与社会的疏离。个人主义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强调“自我”存在的唯一性和生存利益、权利等的至高无上性，个体、自我以外的东西对其而言，都不过是一个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已；现代性的集体主义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在“无我”的共同体内，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利益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以集体的存在和发展为目的。个人的真实诉求被虚无化，个人的存在完全匿名化，失去了本属于个人的个性、意志的表达和机会，最终沦为集体意志的工具。“今天的时代，有太多精神已经堕落的工作奴隶，在囚房里心智受摧残的人，……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准相当高，他们的命运却漂泊在自己也变成机器人的路上。”②[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69页。其三，由现代性发展而来的人与自身的疏离，带来现代人生活中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一方面，启蒙促进了人类科学、艺术、哲学、文化方面的认识深度，带来了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人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认识并实际地感受到了自己永无止境的无限进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人在拥有、享受所有这一切成果的同时，却不无悲哀地发现，不仅传统社会所推崇的自然的神秘，就是人自身想当然地期望通过启蒙所确证的人本身。人的思想、想象、作为、文化等，都绝非绝对的价值和人最后的目标。现代人本主义和无神论的结果，“是个人没有真实的价值可以凭靠，人生失去值得努力的目标。”③[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69页、第78页。当代西班牙学者雷蒙·潘尼卡和美国学者哈里·詹姆斯·卡格斯对由现代性发展和进步观念所造就的现代人的生活的病症，给出了不无犀利的评析。依雷蒙·潘尼卡和哈里·詹姆斯·卡格斯之见，现代性发展背景下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是劳动。“现代人沉溺于劳动似乎成了人类的一种流行病。你必须劳动，因为显然你那赤裸裸的生存就没有价值；所以你必须通过它的有用性来为你的生活辩护。你必须通过致力于已不再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之福利而成为有用的。你不敢作为一个装饰品；你必须成为一种资产。”“你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你是一个工人、一个生产者。你的工作之真实性，除了其结果没有别的标准。”于是，在现代性生活世界里，“工作成为目的，而这目的不是人之存在的实现，而是‘各种需要’的满足。人是各种需要的组合，而这些需要的满足会自动地带来实现……。”④[西]雷蒙·潘尼卡，[美]哈里·詹姆斯·卡格斯编：《看不见的和谐》，王成志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24页。
对外封闭，对内开敞。余荫山房地处闹市，无外景可借，在整体空间布局中呈现对外封闭的状态，符合《园冶》中“俗则屏之，嘉则收之”的借景原则。另外，岭南地区日照时间长、太阳幅射强、空气湿度大等气候特征是余荫山房内部空间开敞的主要原因。
华谊兄弟产品线的延伸有利于满足消费者对于产品种类丰富、产品风格独特、产生精神共鸣的需求，能够在多领域吸引消费者的关注，为品牌带来源源不断的新生动力。鲜明的电影风格、高质量的服务使消费者认知了华谊品牌，由认知产生信任，在购买产品的使用中对华谊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提高。消费者的体验不断升级，投资者的自我表现价值得到满足，最终在社会共鸣中化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忠诚感，从而进一步推动华谊兄弟品牌的发展。
具体而言，新发展理念所致力于创造和实现的现代生活观（价值理念与美好理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创新发展应首先立足当前中国社会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着力破解国内经济发展的诸多瓶颈。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政府抓住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及其所带来的机遇，充分依托其自身劳动力资源丰富之独特的比较性优势，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进入新时代以来，由于新兴的产业集群不断扩大，以往依靠劳动力、资源、土地投入的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既有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国内用工成本不断上涨，曾经的“低成本优势”遭遇国际竞争力严重减弱，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旧动能渐趋耗尽。无疑，创新是破解此一困局的唯一出路。国际方面，传统产业的产品、商业模式和业态，正遭遇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新材料、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全面挑战，创新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念及其实践，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价值理性逻辑。即与美好生活相关的创新性发展主张，应对科技之社会应用的理性审视和警惕，摈弃科技至上的迷信和偏执，推崇一种负责任的新科技理性的实践。从生活价值观变迁的角度来看，创新发展是不断满足人类对于美好生活享受的最重要的手段。人类物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生产，一刻也离不开创新。创新发展不仅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不断改进，同时意味着人的精神生活面貌的不断改善，人类每一次创新发展的步履，都必然带来人类生活形态的变迁，都必然带来新的生活方式选择的可能，意味着新的生存与生活体验的扩展，以及生存与生活境界的达成。
洪江市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实践与体会…………………………………………………… 蒋益钱(18.10）
一是创新发展服务于生活质量与生活品质的“文明进步性生活信念”。创新的品质和能力是人类在自己后天的进化过程中习得的结果，属于人的美好生活，本质上是一个自觉的不断自主创造的过程。启蒙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本质上是对一种并非文明的发展价值理念的偏执和坚持。在这种类型的发展实践中，除了表面上的花样翻新和层出不穷的新奇体验（肤浅的知觉和感性经验的人为制造），就其所提供的实质性生活内容而言，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可以增进人类生存品质、生活质量和存在境界的追求的东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旧的发展观念关注的焦点，是最大限度地将人类在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方面的最新成果，全部用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个利益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显然，这种社会制度下，一方面，人类理智方面的创新性知识和新发现愈是不断积累，未加限制的科学技术成果运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速度愈是加快，人类在征服自然、自我奴役方面的罪孽则愈是深重。另一方面，值得警醒的是，依循同样的逻辑，人类基于工具理性、技术引导的创新发展的成果愈是丰硕，提供给少数人独享的财富份额则愈多，社会的分化和动荡程度则必然愈来愈加剧。
现代性是一种体系化、建制化了的制度设计理念，在现代性观念初始及其后来的演化过程中，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的价值和意识形态，是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道路、理论的自我确证分不开的。毫无疑问，这一制度内蕴着一套经过深思熟虑所确立的旨在标榜自在、自发秩序的社会演化与发展信念。这一发展信念的现实化，决定了这一体制和制度下个体之基本的生活理想和生活价值观的境况。
新发展理念的实践，对变革整个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背景和优势，五大发展理念所指涉的，不单纯是经济生活领域，仅仅具有狭隘的“经济意义”，而是指向整个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变革。新发展理念本身，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所倡导的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既如此，那么，其所蕴涵、所体现、所主张、所彰显的，究竟是何种价值观范型，它能否从根本上克服和扬弃现代性发展观之价值理念的偏颇？能否通过自身的实践，引发一场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变革？
二是协调发展带来的自然、社会与人之间和谐一致的“和谐性生活信念”。“协调发展”强调发展实践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与主体合目的性诉求的兼顾，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系统演进总目标的基础性地位，力求实现发展过程之子系统与总系统，以及子系统相互间及其内部组成要素间的有机统一。追求、实现并不断地创造一种协调、有序的生活，是人性化、人道化发展实践之应有的价值目标和动力之所在。启蒙以来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及其种种问题，就其最终根源来讲，是以协调的丧失为代价的。受技术、资本和市场逻辑所引导的现代性发展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非协调、扭曲、失序的发展观指导下得以开展。非协调型生存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典型表现就是：其一，由于“理性僭越”的结果，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与自然之间的有序、良性进化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和不一致。一方面，凭借日益强大的理性和工具等手段，人类加快了、加剧了自身的进化，超越了自然的进化速度，人的方式对自然的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持续的威胁；另一方面，启蒙现代性坚持并强调社会发展的个体价值观至上，此一价值信念引导下的发展范式与进步实践所确认、所实现和最大化的，是被片面理解了的抽象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带来了个人与社会之间严重的不协调。不仅如此，由于不恰当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存在，导致了自己的身心发展之间严重的不协调。其二，全世界范围内，由于资源的争夺、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导致民族国家的发展之间日益激烈的矛盾，导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人类生活风险与普遍非安全的加剧。上述发展的非协调态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支配、引导这种发展观的理念本身，在本质上是背离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的。现代性的发展理念，推崇现代个体的绝对自由价值，崇尚自发的市场经济逻辑，强调理性的、平等的市场主体之利益的最大化。现代性发展的历史和实践已经表明，这种自由、理性、利益的追求与实现，已经并持续地产生了许多生态的、社会的以及人们的精神心理方面的严峻问题，带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疏离”。现代人身处在这种非协调的发展状态中，根本无法体验到因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所谓美好生活应有的和谐有序的韵味和情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但新的难题不断出现。新发展理念所强调的协调，旨在从根本上克服这种非协调发展实践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当前中国社会对整体性协调发展的强调，在于着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努力统筹人与自然、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多方面矛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从当前来看，实现发展的整体性协调，当务之急，是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致力于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协调新局面的开创，确保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三是开放发展所崇尚的“包容性生活信念”。开放是任何以系统的方式所存在的有机体的本质属性和存在方式，当然也是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性特征。开放发展的本质在于表明，任何一种有机体和共同体在维持自己的生存和进化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复杂的物质、能量、信息和人员的多相交流和转换。这一过程一旦停止，有机体和共同体的生命就会终结。开放发展及其生存与生活信念的本质是“平等交融”“价值共创”“惠益共享”“和谐共处”“互利共赢”。启蒙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本质上是非开放型的。开放的反面是“封闭”“保守”，非开放型的生存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其一，思维方式的“自我设限”。即秉持某种根深蒂固的、自以为是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将在特定历史进程中，本质上是属于特定历史传统、特定文化价值观和特定制度与意识形态性的发展理念及其所确立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强行指认为超越历史、地域、文化和制度的普遍性价值。其二，主观固执地坚定认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由现代性观念支配下的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生活范式，代表了人类理智的最高成就。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必须从根本上抛弃被判定为是愚昧、保守、落后的本民族的发展理念及其与之相一致的生存价值观与生活样式，被动地、别无选择地接受、认同一种异质化的生存模式。其三，启蒙以来旧的发展观及其生存与生活方式的“封闭”“保守”性还体现在，在这种发展方式的自我实践过程中，明明产生了包括这种发展理念的制定者们已经发现、觉察到了的种种无法解决的弊端，其依然无视文明人类的一致谴责而我行我素，且天真地宣称和相信，依靠制度的自我调节、自我改良和自我完善，无需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一切难题和困境。现代性发展理念究其本质而言，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最大化自己的发展观念，就是资本主义生存与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普及和扩张。所谓“开放”，其实只是资本主义发展与生活观念单方面的、强制性的“全球性普及”。对于非西方落后国家而言，只有被动的、非平等的接受。不难看出，这种发展是以对非西方以外的民族国家之独立的多样化的、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漠视为前提的。同时，依照这种发展观念，凡是符合自由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反之，就是非正当的、不合理的。显然，由这种发展观所带来的生活价值观无疑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否认各个民族国家依照自己的传统、制度和道路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认为是合理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开放的制度，开放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标识和旗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让中国走向世界”和“让世界走向中国”这一伟大的“开放发展战略”的坚定不移的实施。当今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实践，正在迈入一个深水期、攻坚克难期和重大机遇期，度过这一后发展时代之艰难的转型期的最明智的战略选择，依然是开放发展，必须靠开放发展。立足中国民众对于一种新质的生活形态的体验来讲，开放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活形态，无疑是更加开阔的眼界和视野，更加博大的胸襟、更加自信、更加从容大气的生活态度，以及因超越了“封闭”“褊狭”“保守”心态以后而获得的更加充满灵性、更加睿智、更加超然、更加达观的心智。
四是绿色发展所要求和践行的“人地共生的生态型生活信念”。现代性发展观念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弊端在于，其在实现人类自身发展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当代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布隆克指出：“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环境对人类福利事业进步限制的程度也增强了……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当我们挥霍了过多的不可再生资源，超越了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限度后，我们的经济就会越来越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如果经济增长的好处是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当我们变得富裕的时候，额外的财富对我们福利的作用就越来越小），而经济增长的边际环境成本（不论是对我们还是子孙后代）在增加，那肯定会降低追求经济增长的重要性。”①[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译，杨仁敬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理解教学内容是上好课的基础，课堂调研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不到位，导致教学目标不清晰.
违背自然规律、远离自然的结果，是属人的生活越来越失去本根、失去生气和灵性。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秉承从根本上克服唯“GDP”所带来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推崇一种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新理念，强调绿色GDP，强调以对于现代民众环境权益的捍卫和保障为核心的生态政治，对于现代社会公民之生态意识、生态理性信念的培育，以及对于生态性生活方式的践行。理查德·布隆克重点强调了在践行绿色发展问题上“全球合作”的必要性。“比较而言，现代的全球自由市场体系所具有的明显的优点就是过于简单，它并不要求全球的合作，这是因为它没有考虑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的地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你的雨林就是我的氧气；我现在多消耗了不可再生资源，你的子孙后代就得少消费。像所有的公共物品一样，我们只有通过合作，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框架才能拯救我们的地球。”①[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译，杨仁敬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五是共享发展所带来的“正义性、境界性生活信念”。启蒙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本质上是非共享型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的发展观就本质而言，其所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动物般的生存竞争逻辑。其所造就的，是精神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立者弗洛姆所严厉批判过的畸形的“占有性人格”。共享是一种社会正义的体现，是文明人类平等、尊重基础上的体面生活的前提。现代性发展理念的本质，是发展成果为占人口少数的资本家所有、权贵所有。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制度安排实践中，这一信条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财富的个人占有的结果，带来的是普遍的不平等，是社会各种成员愈来愈明显的“被剥夺感”的增强，是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与自由资本主义之竞争性体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互不关心相反，共享发展崇尚发展的人民中心性，以及发展成果的人民共享。共享发展具有鲜明的社会公共价值属性，体现社会主义的最高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根本要求。共享发展呼应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吁求，强调的是在发展中并通过发展，使普通民众有一种不断增加的、愈来愈多的获得感。显然，获得感带来的是作为生活主体的民众的主人翁意识的强化，是尊严、体面优良生活形态的不断实现。
综上，特定发展实践可以为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的结果与体验，但是它不会教会人们去辨析究竟何种生活类型和生活价值观才是人之为人所真正应该去追求的。因此，二千多年前古希腊伟大哲人苏格拉底那句“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堪称伟大的信条。
Abuses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Modernity” and its Logic of Survival: A Historical Re flection——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creation of good life values
YUAN Zushe
Abstract: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 of human spiritual life has revolved a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life. The findings of development theory since the 1950s have shown two things. On the one hand，development is absolutely not a pure “economic phenomenon”（economic behavior and process）because of the deeply “embedded institutional factors”.Institutions contain many factors，such as tradition，theory，culture，value and ideology，which constitute and actually define the boundaries，attributes，modes and directions of specific development practice. It is an unrealistic abstraction to deviat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under different systems has objectively created and brought about different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choice and experience of the essence and meaning of life. As far as normative rationality is concerned，there are no doubt reasonable and unreason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values of life. The proposition of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provides a new forwardlooking scheme with realistic demonstrativ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ystem reform and lifestyle choice of human beings in the new era of civilization changes.
Keywords: modernity，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life values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19）03-00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阶段性成果（2016ZDC008）
作者简介：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710119）。
（责任编辑 廖国强）
标签：现代性论文; 社会论文; 人类论文; 理念论文; 美好生活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五大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 阶段性成果(2016ZDC008)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