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建立了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将党的大批干部调入中央苏区，向中央苏区输送无线电器材、药品等紧缺物资，传递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文件、出版物、宣传品，从中央苏区提款送交中共中央。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是党的一条重要血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关键词：上海；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确定建立中央根据地，并建立了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的秘密交通线。秘密交通线的建立和保持畅通究竟起了哪些作用，是深化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党史界对这个课题关注不多，笔者试对之进行探讨。
一、中共地下交通网的初创阶段，上海与中央苏区之间秘密交通线的建立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国民党也就由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组织形式变成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对内维护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实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最大的敌人，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镇压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制止共党阴谋案》，其中称：“凡经审察确为属于共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者，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〇次会议通过《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对“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1]232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中共中央同地方各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就产生极大的问题。鉴于此，中共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决定：“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2]302-3038月21日，为了落实八七会议关于建立全国交通网的决定，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3号，指示南方局、北方局及各省委临委，在明确中共中央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之后，要求“各省委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具体规定交通网的责任有二：“一、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二、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关于交通网的领导机构，通告提出“暂于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于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为中央与南北局及江浙间交通之总枢纽”。①《中央通告第叁号》（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地方上北方局所辖各省交通由北方局办理，南方局所辖各省交通由南方局办理，江浙两省由上海分处办理。江西、四川、湖南、河南、安徽、陕西等省交通由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通告还要求：交通员到达各地时，不得在当地逗留两天以上；如因当地党组织的原因不得不延至两天以上者，须由当地党组织出具证明；各地党组织接到文件后，必须给予回执；各地党组织交交通员带回的文件，必须轻便易带。
八七会议《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和《中央通告第叁号》，初步规定了秘密交通网的职责、交通网建立的基本架构和秘密交通纪律。需要指出的是，这时中共中央建立秘密交通网还只是着眼于白区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的联系，没有注意到武装起义后特别是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同红军领导者建立联系面临的新问题。
在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即按既定方针南下，由于部队行军作战，很快和中央失去联系，直到9月下旬，张太雷由香港到达汕头，才和起义军联系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前，湖南省委于8月19日将起义计划报告中央。中共中央常委会收到后于8月22日开会研究，次日即给湖南省委回指示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到挫折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就同中共湖南省委失去了联系。直到1928年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上井冈山，秋收起义军才同上一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②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是中共湖南省委任命的。1927年冬到1928年春，中共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归湘南特委指挥。由于国民党军频繁地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进剿”和“会剿”，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指示，往往需要数月才能传到井冈山。如1928年6月4日，中共留守中央发出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指示：“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定“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3]145这个指示信送到井冈山时已经是在11月2日，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同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决议案，其中的《政治议决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大会总结等6个文件，1929年1月初才送到井冈山，也有5个来月的时间。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后，同中共中央联系的情况有所改观。如1929年2月7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毛泽东于4月3日在瑞金收到时，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相比较以前而言，中共中央的文件、指示传到红四军的时间要快得多了，主要是因为文件能够由海路经闽西传过来。同年8月上旬，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就是从闽西上杭蛟洋出发，经龙岩、厦门到香港，然后由香港坐船到上海。由此判断，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文件，也应该是由上海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厦门，然后经闽西送到红四军前委。有些文件是先送到中共福建省委，再由福建省委转送红四军前委。这时，中共福建省委负责指导红四军的工作。如1929年10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和红四军前委写信，要求红四军出击东江。10月13日，福建省委还派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到上杭，督促红四军出击东江。
上述说明，当时中央与红四军前委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传递中央下达的指示、文件、宣传品和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偶尔也有干部来往，如前所述陈毅到上海，以及1930年6月21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由上海到闽西长汀，传达李立三的“左”倾冒险指示和关于整编红军的决定，督促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北上攻打九江、南昌，等等。
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但这个方针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不通的。1930年春夏，毛泽东、朱德等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使共产国际也开始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1930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共中央，成立苏区中央局，加强红军建设，创造和扩大根据地。由于这时李立三沉浸在占领中心城市、迅速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狂热冒险之中，没有理会共产国际的指示。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确定建立中央根据地（也称中央苏区）。
再次，规划秘密交通线。中央交通局设置的进入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有：闽粤线、粤赣线、闽东北线、闽西线等。每条线上都有几个文交通员和十几个以上的武装交通员。在交通线上分别设有大站、中站和小站。由此，形成了相互衔接、各负其责的交通线。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走向和相互交织形式，一般包括垂直交叉、斜交、平行交织等多种形式。为提高服务水平，地铁车站的换乘要求在付费区内完成。车站换乘可分为平行换乘(主要包括上下式“岛-岛”平行换乘和同层式“岛-岛”平行换乘)、节点换乘(主要包括十字岛侧换乘、十字岛岛换乘、T 字岛岛换乘和L形岛岛换乘)、站厅换乘、通道换乘、混合换乘等基本形式。
在启动创建中央苏区计划的同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建立通往中央苏区及各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也开始启动，做了如下工作：
首先是在中央政治局之下成立了领导机构交通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鸣和吴德峰组成；将原先属于中央军委的交通总站改组为中央交通局，由吴德峰任局长；中央原负责交通工作的外交科归并于交通局。
其次，抽调精干人员到中央交通局工作。当时全党的交通组织分为北方交通系统和南方交通系统。由于这时党的工作重点是创建中央苏区，因此中央交通局决定从福建、广东等省抽调得力干部，计划在三个月内打通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中央交通局先后抽调了肖桂昌、曾昌明、李沛群、熊志华、卢伟良等到中央交通局工作。这些同志都已经从事了数年的秘密交通工作，有丰富的经验。
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有：1．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青溪、永定；2．上海、香港、汕头、澄海、饶平、平和、大埔、永定；3．上海、香港、汕头、潮安、梅县、蕉岭、寻乌、安远、会昌、瑞金；4．上海、香港、厦门、漳州、龙岩、永定、上杭、汀州等。项英是通过第一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其他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断了之后，这条交通线却一直坚持到中央红军长征后一段时间。这条交通线绵延数千里，为什么能够坚持得那么久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中共中央确定建立中央苏区，使秘密交通线面临着新的更艰巨的任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提出：“在敌人统治区域，中央准备在半年内要输送大批的经过训练的工人干部到各苏区的红军中去。”[4]456并指出：“交通问题特别是苏区与敌人统治区域的来往，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的关系必须尽可能的与尽最大速度的将它们打通，这首先便需要交通站在整个苏区与苏区附近的敌人统治的交通要道上完全建立起来。要使苏区的交通网与我们在敌人统治区域的军事交通网能完全衔接起来。”[4]4581931年2月22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报告：“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①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很明显，在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央苏区时，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计划调大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去。而建立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从国民党统治区向中央苏区输送干部，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当然，在蒋介石调动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情况下，建立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是很困难的。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经过秘密交通战线的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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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子信道pp′,qq′,根据式(17)可得到信道时变互相关性.图6和7分别是t=0和2 s时的归一化信道互相关性.图6和7表明,信道互相关性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具有时变特性.当发射天线阵间隔固定时,随着接收天线阵间隔增加,信道互相关性下降.而当接收天线阵间隔固定时,随着发射天线阵间隔增加,信道互相关性呈现波动特性.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苏区中央局，“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5]311193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初步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项英先去苏区。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二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是党在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亟需建立，以便统一领导各苏区的斗争，但一下子将在中央负有重要责任的干部派赴苏区任中央局成员，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该局应该由项英、少先队员①指关向应，后来被派往红二军团。、毛泽东、工会和青年代表组成，再加上几位外国同志。”但这时上海至江西苏区的交通还未打通，以至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0月20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抱怨说：“至今还没有找到出路，哪怕有10%的把握把几位非中国同志送到那里去。”[6]396可见，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不仅希望项英先期到江西苏区组织中央局，而且还打算派几名远东局成员和工作人员到那里去，并参加苏区中央局工作。
适生范围及气候：适生海拔1 700～2 400 m，适合种植范围较广，适生于温暖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5 ℃左右，1月份平均气温0～11 ℃，7月份平均气温20～28 ℃，极端最高气温低于30 ℃，极端最低气温高于-7 ℃；年均日照1 200～2 200 h；年均降水量800～1 400 mm。
共产国际准备派往中央苏区的“几位外国同志”是指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负责人盖利斯和军事顾问组成员马雷舍夫、费尔德曼，也称“军事三人小组”。1930年10月20日，盖利斯在给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负责人别尔津的信中曾说：“加快中央局前往苏区的行程，也要尽快安排我们去那里。”他还向别尔津报告了建立通往苏区的秘密交通线问题，说：“需要4000美元用于建立通往苏区的固定线路、向苏区派遣人员、寄发指示等。在这方面迄今为止都以手工作业方式进行工作。人员派去了，但是在他们出发后，谁都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中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在路上耽搁好几个月，而到达的人员也无法报告什么。”因而，苏区中央局成员进入苏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考虑过各种可能的方案，但毫无结果。一个外国人现在进入苏区要比中国人更困难”。“现在中国人已派侦察人员去探听进入苏区的可能性，但是这需要时间。正在采取某些措施，组织通过汉口和厦门的路线。”[7]414，416，418
1．这条秘密交通线上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汕头是通商口岸，都是华洋杂居之地。从上海开往这两地都有外国海轮，旅客中外国人、学者、商人比较多。这种情况有利于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因此，党的重要干部到中央苏区绝大多数是从上海乘外国海轮先到香港、汕头。走海路这条线不仅快捷，更重要的是安全系数高，不像陆路那样需要通过国民党特务、密探遍布的城市和层层关卡。如任弼时、王稼祥去中央苏区，乘的是日本轮船；[12]151①当时，与任弼时、王稼祥同坐日本轮船准备一起到中央苏区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负责人盖利斯和成员马雷舍夫。这两个人由于船票手续出了问题被赶下轮船。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乘的是英商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一艘客货混装的轮船。[13]295李德去中央苏区，持的是德国护照，乘的是英国轮船。[14]36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派人进入江西苏区没有取得成功；其二，建立进入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面临种种困难，进行了各种尝试，还没见效果；其三，计划建立由汉口和厦门进入江西苏区的交通线，即在江西苏区北部和南部建立交通线。
那么，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是在何时打通的呢？12月2日，时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远东局书记米夫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说：“军事三人小组直到现在还呆在这里，因为没有任何机会把他们派出去。现在中国人正在建（联络）站，所以可能要过两周或三周他们才能动身。”[8]509由此推断，打通由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应在1930年的12月中下旬之间。项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准备最早派赴中央苏区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于1931年1月中旬到达宁都小布。他应该是最早一批通过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者。以他到中央苏区所用时间看，与上海至中央苏区交通线在1930年12月中下旬打通的时间是基本吻合的。项英安全到达中央苏区的消息传回上海后，周恩来于1931年1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报告，由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打通。并提出：“现在必须迅速进去。交通线应保证继续畅通。”[9]203
（2）对最佳试验条件进行了重复性和区分性考察，根据考察结果显示，在最佳试验条件检测下的柴油凝点、喷气燃料结晶点和冰点符合标准方法的重复性要求。对齐鲁-10#车柴和安庆0#车柴进行不同比例的调和，考察不同调和比例的柴油凝点区分性，结果显示区分性符合要求；同时也对长岭和九江喷气燃料进行了不同比例调和，考察了不同比例喷气燃料的结晶点和冰点的区分性都满足检测要求。
二、上海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畅通的原因
通过制作岗位标准作业流程图和体系融合表，更直观的反映岗位大练兵标准流程步骤，帮助队员理解练兵过程中的安全要求，以便能充分应用流程理论，实现练兵标准化。
2.1 肝功能 干预前，两组产妇血清TBIL、TBA、AST、ALT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产妇的血清TBIL、TBA、AST、ALT水平均低于干预前，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第一，战斗在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的英勇机智保卫
国民党反动当局屡次想破坏这条秘密交通线，派出军队前来搜索，还派侦探、特务三番五次前来刺探情况。这就需要交通员胆大心细、勇敢果断、机智灵活、随机应变，同时又要具有随时准备被捕牺牲的精神。1933年夏，大埔青溪交通站两个交通员带文件进入苏区。一天夜晚，他们远远望见一个营国民党军正要前来搜查交通站所在村子。由于情况紧急，他们回去通知已经来不及。于是他们选择有利地形，待敌临近时，两人的匣子枪齐发，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敌人。由于是在夜晚，敌人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少人，再加上交通员虚张声势，便慌忙逃命。交通员趁机赶路，没有耽搁任务，又给交通站报了警。同年夏天，上海交通机关交通员冯华带两个东北民主联军代表到中央苏区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还携带了送往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零件。他们在汕头住旅店时被叛徒发现。冯华掩护两个代表安全转移，自己却被捕。冯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保守党的秘密，最后英勇牺牲。1934年9月，国民党又派特务丘麟、丘达甫、丘刚甫来侦察和破坏秘密交通线。他们到青溪镇附近的坪沙中心小学刺探秘密交通站的情况，该校校长袁旭华和一些教师是共产党员。袁旭华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交通站。武装交通员寻机将丘麟、丘达甫处决。漏网的丘刚甫带兵来坪沙中心小学将袁旭华等十几人抓走。袁旭华和教导主任袁立之等人在监狱里坚决不吐露交通站的秘密，被敌人杀害。1934年底，敌大埔侦探长穿便衣到青溪侦探，被武装交通员捉住。交通员逼其写信给家人，说自己不愿干侦探，到南洋另谋出路，然后将其处死。敌人发现侦探失踪，得悉其家信说去了南洋，便信以为真。1935年，大埔交通站副站长郑启彬等人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逮捕。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至死未泄露交通线的秘密。可以说，这条秘密交通线的畅通，是红色交通战士和当地共产党员用机智勇敢，特别是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结果。
第二，严密的秘密交通工作纪律
“交通工作是党的政治上主要任务之一工作。”[10]39秘密交通线作为一条特殊的战线，决定着与其他战线不同的工作方式，需要严密的工作纪律。上述第一条交通线直属中央管辖，中央交通局规定“交通局的各线、站只同所在地的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不准和别的负责人发生关系（各地党委的组织部长只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但不予过问其具体工作情况）”。[11]82
因此，即使在这条交通线往来的交通员，由于彼此的任务不同，相互之间也是没有联系的。即使有的人互相认识，见面时也都不打招呼，装作不认识，互不过问彼此的工作任务。同时，中央交通局对交通员挑选也是很严格的，要求交通员对党忠诚可靠、政治立场坚定、严守纪律、不怕任何困难，在执行交通任务过程中，能够面对种种困难和危险。中央交通局为什么规定交通站和交通员不同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主要是在国民党特务、密探遍布的情况下，地方党的组织经常出问题，遭受破坏，只让交通员同省委书记、特委书记、县委书记一人联系，使地方党组织知道交通线的限于极少数人，免得地方党受到破坏后威胁到这条秘密交通线的安全。严格的秘密交通工作纪律，保密工作做得好，是这条秘密交通线成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国民党统治区到苏区的唯一安全畅通的地下交通线的重要原因。
第三，充分利用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地理条件
不同年龄、不同职称、不同工作年限、不同社会支持水平下在护理专业工作、时间分配及工作量、职业疲惫感方面比较，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充分利用沿途政治、社会、地理有利条件，使交通线畅通而没有给党造成过重大损失，彰显了红色交通战士的智慧。
2．这条秘密交通线上由汕头经潮安到大埔这一段，是国民党粤军控制的区域，大埔到永定这一段，是赤白交界地区。这一地区地理上属于大东江区域，是自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革命运动就得到猛烈发展的地区。1929年9月两广发生新军阀战争，中共中央曾派红四军出击东江，以促进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然而，两广新军阀战争很快结束。广东新军阀部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战斗力上，都比赣南、闽西的敌人力量强大，红四军出击东江失利。此后，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东江苏区各县革命力量受到粤军很大打击。随着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在赣南、闽西发展壮大，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主要在江西开展，广东当局“对别省红军都是采取防守的策略”，“红军没有打到广东的地盘”，他们不来“进攻红军”。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虽使广东当局非常恐慌，但相比各地其他红军和根据地蓬勃发展来讲，东江工农武装斗争的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因而，“反动派戒严也是不注意。现在潮汕和大埔各地仍然和以前一样、韩江电船仍然在韩江营十余个士兵护送”。[10]39这说明，粤军对于韩江水上的控制不是很严密的。而在韩江沿江的大埔、蕉岭、平远、兴宁、梅县、五华、丰顺等县，在南洋、潮汕经商或在外从政的官僚政客比较多。他们往来多走韩江水路，韩江营的士兵对衣着漂亮的旅客搜查很马虎。因此，负责大埔交通中站的卢伟良向中央交通局报告：“汕头至大埔方面都是坐船，因人情风俗关系，故此地多数出外往洋或军政界等，故来往大多数很复杂的人，来往的人多数穿漂亮的衣服，因为他是回来的，一定有比较好的衣服穿起来。”由于当地流传“大埔梅县人穿好衣服”说法，卢伟良建议赴中央苏区的干部不仅衣服穿得漂亮些，而且“行李也要带多点才像做官或出洋回来的人”。[15]27刘伯坚在给中共南方局的报告中也说明了同样情况。他说：“根据我们这次往来，闽西同志的经验，用家眷的形式是很顺利，因为沿韩江上下的闽粤边境的人到韩江经商，尤其是到南[洋]的非常多。我两次过潮汕，保安队都不检查我的行李，却要检查别人。”原因在于“我有家眷和小孩，沿途乡村的人都以为我是南洋发财回家的（在政府任事请假回家）”。[16]41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们正是利用这种情况通过这条交通线安然到达中央苏区的。如周恩来从上海到汕头时，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17]79而从汕头经大埔到永定时，则“化装成一位基督教的牧师，穿了牧师的服装，带上十字架，留大胡子，戴眼镜”。[18]52①另据李沛群回忆，周恩来从汕头坐火车到潮安时，是商人打扮。邓颖超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时，“是城市平民客商内人的装束”。[19]102徐特立打扮成一个教师，遇到民团检查，“说他是由南洋教书回家，[便]安然通过”。[16]41九一八事变后，由东北调往中央苏区的几批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技术工人，“大多数都是从上海经香港到汕头”，这样“可以说是从南洋或外国回来的”。[11]89李德是外国人，由汕头经潮安、大埔进入中央苏区时，在潮安时遇到一次盘查，交通员告诉敌军官李德是一位“考古学家”[14]36就被放行了。此后，李德再未遇到盘查。
“个人所得税法出台以来，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经历了四次调整，从每月800元到1600元，再到2000元、3500元，每次征求意见后都会再进行调整，看似尊重民意，却给人们造成个税改革等同于调整起征点的误解。”刘克崮认为，应科学测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其内涵和依据应当清晰，明确除基本生计支出外，是否包括取得综合所得的成本费用，在此基础上，再设计各项专项附加减除。
三、上海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的历史贡献
上海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输送大批党的干部进入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为了发展中央苏区，先后抽调了大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工作，大埔中站负责人卢伟良回忆：“从一九三○年冬到一九三二年春先后护送了几百名同志。”[20]68在这些干部中，有中共中央的领导干部，如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瞿秋白、博古等；有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有党的重要干部，如李富春、李维汉、凯丰、邓发、刘伯坚、王首道、陆定一、欧阳钦、贾拓夫等；有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任职的领导干部，如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阮啸仙、徐特立、毛泽民等；有红军高级将领，如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萧劲光、左权、贺昌、朱瑞、陈赓等；有妇女运动领导人和干部，如蔡畅、邓颖超、刘英、危拱之、金维映等；有团和少先队的负责人，如顾作霖、张爱萍，王盛荣等；有情报工作人员，如潘汉年、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有负责无线电的人员，如伍云甫、曾三等；有文艺界人士，如李伯钊、石联星、沙可夫等；其他干部还有伍修权、李一氓、张如心、严重、陈友梅等，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此外，还有前述提到的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技术工人。
伴随着高校扩大招生规模，高校的本科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吉林省普通本科(二本)理工类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分别为405分、402分和379分。可以看出，在中学阶段，平均学习成绩及格的学生基本都能够步入普通本科院校。在传统实践教学模式下，面对工科机械类专业众多的科目、更加广阔的知识领域和理论层次更加深入的专业课程，这部分学生大多出现学习能力不足、缺乏自主性学习问题。
这些干部是党在艰苦的斗争中花大力气培养起来的，是发展革命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财富。在掌握党的核心秘密的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些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多待一天，危险就增加一分。将这些干部送到中央苏区，既保证了他们相对的安全，又适应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的需要，使他们有用武之地。毫无疑问，这些干部到中央苏区之后，对苏区的各项建设，对反“围剿”斗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们自身的能力也受到了考验和锻炼，成为其人生的重要阶段。这些干部，除少部分在此后各革命历史阶段中牺牲外，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栋梁。他们有的成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重要成员，在领导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有的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和将军；有的成为国家各部委和省级领导干部；有的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向中央苏区输送无线电器材、药品等紧缺物资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因而造成中央苏区物资紧缺。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至闽西的交通线在向中央苏区输送紧缺物资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刘伯坚在给中共南方局的报告中曾说：“这条路还没有严厉的封锁，比较安全，往来于永定大埔之间的敌人，很多货物□[税]可以收入。因为敌人办□[团]经费靠收货物税，□如断绝货物就会断绝办团经费的最大来源。”[16]41红色交通线的同志，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向中央苏区输送了大批紧缺物资。永定“工农通讯社”利用商店老板在白区为红军采购物资。粤军占领永定时，“工农通讯社”请一个叫李永源的老板出面，开了一家叫“源记号”的商店，作为采办处机关。苏区需要的物资，请李永源大量采购。“工农通讯社”还争取了“万斗布庄”“裕兴祥京果店”等五个商店，为苏区采办物资。
汕头交通中站除了护送干部到中央苏区外，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负责苏区急需的无线电器材和药品的采购和输送。根据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的指示，汕头交通中站开设了一家“胡广富电器材料行”。①有的回忆资料说为“华富电料公司”“五金电器材料行”。同时，中共中央秘书组组长黄玠然通过上海“中法药房”经理的亲戚关系，在汕头开设了一家“中法药房”分号。汕头交通中站利用“胡广富电器材料行”和“中法药房”一方面自己采购无线电器材、电器、药品，另一方面转送上海送往中央苏区的货物。由于这些物资用零零碎碎的办法运送容易被敌人发现，汕头交通中站就装成大箱，然后通过一些商人的关系，以“做生意”为名，办理申请、批准、报关、托运等手续，将这些物资托运至大埔青溪。之后，转运至青溪以北十多华里的一个偏僻的半山腰里，放在老百姓烧炭用的窑或石灰窑里，再通知中共闽西特委，将这些物资抢运至中央苏区。通过这种办法，汕头交通中站向中央苏区运送了大批物资。在汕头交通中站工作的顾玉良曾回忆说：“一次由上海运来的货物，有好几箱子，其中有五六箱蓄电池，每箱四五个，其余几箱是手电筒和别的物品。因到货后不能马上转运苏区，所以在仓库里贮存了一二个月，才用船溯韩江而上运进苏区。”[21]154-155
由秘密交通线输送到中央苏区的无线电器材、电器用具、医疗器材和药品、印钞纸、布匹、食盐等物资，发挥了“及时雨”的作用。如红一方面军虽然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了敌人的电台，组建了自己的无线电队，但这是小型的军用电台，无法远距离和各地联系。通过秘密交通线将大功率的电台和配件输送到中央苏区，沟通了中央苏区经香港与上海的中共中央无线电联系和其他苏区的无线电联系。再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要大批印发纸币，中共苏区中央局要汕头交通中站购买印钞纸。当时汕头没有印钞纸，交通站就到香港去买到了印钞纸，解决了苏区纸币的发行问题。[11]87输送到中央苏区的医疗器材、药品和盐，使许多在战场上受伤的红军战士得到救治，重新走上战场。
再次，传递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文件、出版物、宣传品，从中央苏区提款送交上海的中共中央
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苏区的指挥中枢。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之间有大量的文件、出版物、宣传品的往来。后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迁到中央苏区后，中共临时中央和上海中央局之间仍有大量文件往来。传递文件，是红色交通线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来往文件，经香港交通大站时，必须经过专门抄写后才转送。曾在香港交通大站工作的廖梦醒曾回忆说：“我是专门抄写上海中央与苏区来往的文件。”“从苏区来的文件，装的都是大袋子，是用草纸写的，字很大；中央给苏区的文件是写在好一点的纸上，用很细的笔抄写的，有的是用针抄的，字很小，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我的任务就是把苏区来的草纸写的文件，用很小的字抄在薄纸上，便于交通员携带。把上海来的文件抄在草纸上，带往苏区。”[22]124交通员通过行李箱的夹层或其他器物的夹层等办法，将密写的文件带往苏区或带往上海。一些油印的宣传品，则分散和仁丹的说明书混在一起，放入仁丹包中，以避免敌人查出。由于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等刊物比较厚，交通员就将其拆开，与一些报纸卷在一起，机智地通过敌人的检查。中共中央在上海印刷、送到香港发行的报刊，由于量大，则是通过上海至香港的轮船上的海员同志或工会会员携带。轮船到岸后，秘密交通站派人上船去取这些书刊。
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活动的经费除了共产国际能够提供一些，其他要靠苏区提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人员莱谢曾于1932年1月14日在其报告中说：“由于经费困难，[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严重瘫痪。”“伊思美洛夫①即张闻天。对我说，9月底或10月初，党从苏区收到1万或1.3万墨西哥元。”[23]91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中央苏区为中共中央提供经费的情况。1931年11月，吴德峰和欧阳钦一起到中央苏区提款20万元。1932年4月20日，中央红军东路军攻下福建漳州，筹款100多万元。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指示，交通员曾昌明、肖桂昌由厦门赶至漳州，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给了他们价值约五千元的金条，他们携金条经厦门返回上海。交通员在携带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到上海时，都是用袋子缠在身上。他们常常在酷暑天气，连续赶路十多天，既不能换洗衣服，又不能擦身洗澡，以致身上生疮化脓。但他们赤胆忠心，毫无怨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而使中共中央的活动得以正常运转。
上述探讨充分说明，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是党的一条重要血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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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Traf fi c Line from Shanghai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ANG Xinsheng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period,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a secret traffic line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Central Soviet Area.Through this secret traffic line,numerous cadres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carce materials such as radio apparatus and medicine were transported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documents,publications and propaganda materials were delivered betwee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entral Soviet Area,and drawings were transferred from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secret traffic line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s an important blood vessel for the Party that writes a glorious p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Shanghai; Central Soviet Area; red traffic line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9)01-0090-09
收稿日期：2018-10-10
作者简介：王新生，男，河南郏县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责任编辑 孙小帆]
标签：苏区论文; 中央论文; 交通线论文; 中共中央论文; 共产国际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