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等“主义”的竞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这三大论争投射到湖南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思想碰撞和反响，具体体现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之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以及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安社”与“马社”之争。湘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对其进行批驳和反击，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思想界的主导地位，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投射；反响；思想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西方的各种“主义”纷至沓来，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主义狂飙”的思想解放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同输入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等“主义”的竞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这三大论争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早期传播所引起的思想论争的真实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把这三大论争投射到湖南思想界，并引起了强烈的思想碰撞和反响，其相应地体现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之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及其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安社”与“马社”之争等三个方面。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浅地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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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之争
胡适于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他的政治宣言即《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打破了他从美国回来后“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誓言，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同年8月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展开了与胡适的思想论争。正如胡适所回忆的那样，我的政治宣言“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1]364。基于此，胡适又相继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2]进行答辩和反驳。从表面上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的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问题的不同主张之间的一次理性探讨[3]，而实质上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论争，是要采取“零碎解决”的改良主义手段还是“根本解决”的社会革命手段的论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时间尽管短暂，但是却触及到了当时中国社会所处时代发展阶段的“焦点问题”。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203当时，中国外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内受封建阶级的统治，可谓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难境地。那么，如何摆脱中国危机困境呢？是“零碎解决”还是“根本解决”？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思想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提出了当时社会所处时代的“焦点问题”。在此之后，当时国人的持续思考和辩论中，即使后来转变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不少人仍然受胡适观点的些许影响，其中，当时还未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就是其特殊的一例。受其影响，毛泽东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主义者，注重从研究“具体问题”入手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曾经主张在湖南策划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组织，并专门为此起草了研究会章程，后来被北京大学学会邓中夏于1919年10月23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毛泽东草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共计12条，列出71项问题、140余个。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研究问题必须把学理作为根据。因此，在研究各种问题之前，必须研究各种“主义”问题，进而具体列出了哲学上之主义等十种“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尽管如此，当时“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的缘故，再加上湖南地方改革运动的失败，这些因素促使其改变了从之前注重“零碎解决”的具体问题转而注重“根本解决”的“主义”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势。”[5]97“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影响了当时毛泽东等人，而且还明显影响到了新民学会内部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之争”的讨论。换句话说，“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之争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湖南的具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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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论争在湖南思想界的反映也比较激烈。“安社”与“马社”之争便是其具体体现。1922年11月15日，易家钺在论述社会主义与湖南青年时，曾谈到“我虽回湖南不久，但我知道湖南青年现在显然分两派，一派是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所谓安那其信徒，他们的缩名叫做‘安社’；一派是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马克思党徒，他们的缩名叫做‘马社’，并且听得说这两派的争辩非常激烈！我真不能不佩服我们湖南人的一种好新而勇进的精神！”[16]224所谓“安社”是当时长沙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团体之一。此外，还有长沙星社。他们在湖南宣传无政府主义比较卖力，大力翻印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进行宣传，如《民声》《互助论》《克鲁泡特金底思想》《近代科学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等。正如《长沙安社特别启事》中所说：“关于无政府主义书籍，译成中文的很有几种，除《互助论》商务印书馆尚有买的外，其余《克鲁泡特金底思想》和克氏杰著《近代科学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等，虽几次翻印，都已绝版。本社现在筹备翻印，大约不久即可就绪，特此预告。”[11]1401他们认为，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因此，“不良之社会制度，非急谋改造不可”，而进行“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的工具非无政府主义莫属。
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在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论述了他在蒙达尼会议上对走俄国式社会革命道路的认识。他明确指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5]129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并阐述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萧子升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革命，实行工会合作社的改良主义，“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然和。”[5]137实质上，这种“蒲鲁东新式革命”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而不赞成走俄国式社会革命道路。针对萧子升主张温和的革命的观点，蔡和森对此反驳道：“俄式革命的出发点就是唯物史观，方法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用温和方法的革命就是一厢情愿，是主观的幻想，自有阶级斗争以来，没有哪个腐朽阶级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从改造人心入手，当然也是一种革命，是和缓的，但不知道哪一年能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思想统一起来。”[6]42两人的意见观点相左，针锋相对，僵持不下。但是他们二人的争论对蔡畅、向警予、李富春等部分会员触动很大，使得他们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对俄国十月革命道理的理解和认识，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20世纪初，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首先出现在英国并有所实践。后来，这一思想逐渐被传入中国，特别是罗素来华讲学更是推动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曾有过短暂的盛行，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继美国实用主义学者杜威应邀来华讲学后，1920年10月，英国学者罗素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也来华讲学，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探求中国社会改造之法。为了欢迎罗素来华讲学，有人专门组织罗素研究会，甚至还创办了《罗素月刊》。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等当时属于研究系的主要报刊对罗素的中国之行广为宣传报道，一时间轰动了整个中国思想界。罗素作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加上他不久前（即1920年5月11日和6月16日）亲身苏俄之行，当时中国不同思想层次的人都寄希望于罗素，希冀他能为中国的社会改造指点迷津。我们也可以从罗素于10月18日在给柯莉的信中得到印证：“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7]罗素在华讲演的内容庞杂，不仅包括数学逻辑和哲学问题，还包括苏俄布尔什维克等问题，其中针对中国社会状态，特别强调“开发实业”“兴办教育”和“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短暂的中国之旅中，罗素思想上先后经历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到苏俄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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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
然而，也有会员赞成萧子升的意见而不赞成蔡和森的。李维汉于1920年8月28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指出不赞成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主张用分工协作的方法进行社会改造。“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5]143-144在这种相持不下的情况之下，萧子璋于1920年7月11日在给陶毅的信中，较早简单介绍了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和在法会友的生活状况，但是并没有介绍蒙达尼会议上会员的思想分歧。在此之后，萧子升、蔡和森和李维汉三人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各自表述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于同年12月1日专门给萧子升、蔡和森并在法诸会友写了复信。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之方针，他极力表示赞同。然而，对于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目的的方法，毛泽东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是不得不采用的一个变计，而对萧子升和李维汉的主张“不表同意”，他认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5]148。
严管实干，稽查队伍担当作为。该处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探索稽查执法考核评价新模式，做到“零投诉、零复议、零诉讼”。稽查人员积极应对职能拓展、执法量倍增等挑战，提升执法办案水平，昂扬埋头实干、敢于担当、勇于争先的精神，多名执法人员成长为“执法尖兵”和“业务能手”，参与国家总局大要案查办和课题研究。
“五四”前后，黄凌霜是这一时期信仰和崇尚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19年，黄凌霜先后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和《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等文章，旗帜鲜明地主张“我们极端反对马克斯（思）的集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批驳，正式挑起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在此之后，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加入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促进了无政府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迅速占领了中国思想界。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该文公开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思想批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序幕。其后，李大钊、施存统等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加入到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当中。双方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自由问题、反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强权”问题以及自发革命与革命组织问题等。通过思想论争，尤其是在自发革命与革命组织问题方面，使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必须达到自觉革命的政治觉悟，实现革命目标的坚实保障是组织严密的革命团体。从本质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就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选择问题。
罗素顶着“世界名人”“模范的英国学者”和“进步学者”等多个光环，使得他具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主张在中国包括湖南思想界在内颇有市场。其实，当时很多人迷信“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等改良主义的道路，反对走社会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这些观点在新民学会也有反映，会员萧子升在法国召开蒙达尼会议上，明确主张实行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实行社会改良。李承德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也主张用罗素的温和办法，先从教育下手，做个性之改造。
张东荪于1920年11月5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文章中，他极力赞成并且附和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他强调指出，救治中国惟有通过一条路，即“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困，中国真穷到极点了”[9]616。正因为如此，在他看来，中国现在还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更没有采取甚么“主义”的资格。因此，他认为，如果有一个“主义”的话，“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9]616一石激起千层浪，他掀起了关于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为首的研究系，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专门开辟《社会主义专栏》，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赞同、附和和发挥罗素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前途”的见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从表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之争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争，而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路径选择问题。
罗素在湘讲演宣传的所谓“社会主义”，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鉴于此，湘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积极参加到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之中。毛泽东利用讲学速记身份之便，除了专门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旁听讲演之外，他还和会员们之间通过书信或开会辩论等方式认真展开相关讨论。毛泽东于1920年11月在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中，讲到关于达到目的的方法时，对于罗素的政治主张，他认为，萧子升等人意见和罗素是相同的，名义上赞成共产主义，但实质上反对劳农专政，反对流血革命。鉴于此，他对罗素的主张进行了驳斥，讲到“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在信中，他还讲到，对于罗素的主张，“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5]148针对罗素等人认为当时中国的产业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尚少，只能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后再行社会改造的所谓言论，彭璜对此更是直接进行驳斥：“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5]24他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俄国国情相近，因而“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5]24-25。当时，在法国的蔡和森于1921年1月21日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表征自己的见解，明确指出：“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11]837因而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指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11]837
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列宁称“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12]218。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在中国思想界曾一度占据优势。据不完全统计，1917年以后，全国各地先后出现无政府主义团体高达90多个，创办刊物有《天平》（平社）等70多种，形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巅峰时期。[13]164-165一些早期共产主义先进知识分子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有的还一度经历了信仰和崇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过渡阶段。因为他们当时思想处于“思想混沌期”，不能认清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不能正确区分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如李大钊曾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补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曾发表宣传和赞扬无政府主义的相关文章，如《谈政治》；毛泽东承认曾经“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4]9；恽代英曾谈到，“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15]10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积极参加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共同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后来由于“主义”的思想分歧，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逐渐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为了统一学会会员的思想认识，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国内的会员于1921年元旦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重点是继续讨论蒙达尼会议讨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即是“改造世界与中国”的方法之争。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他们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专门发了一个通告。根据巴黎会友或其他同人的提议，他们列出“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12项问题。1月1日，新年大会于上午10点准时开始。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其召开学会的经过，然后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紧接着着重围绕上述头三个问题展开激烈地讨论。在讨论学会的目的时，有人主张采用蒙达尼会议的意见，即“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把中国去掉采用“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中国并推及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主张用“促进社会进化”。毛泽东主张：“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用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5]18在讨论达到目的须采用方法时，受“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毛泽东提出了五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即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何叔衡首先代表会员发言指出，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5]23。毛泽东非常赞同何叔衡的意见，他接下来对上述五种方法逐一进行了阐述：“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包含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对于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及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的”“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5]18然而，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会员的主张见证“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例如，彭璜强调指出：“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讲主义不是说空话。”[5]24陈启民对此则明确指出：“言教育，言实业，须用劳农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5]25周惇元对此则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5]25“从下级入手，宜渐进，重普遍，立脚宜稳，点滴做去。”[5]26邹泮耕也明确指出：“世界是积渐进化的，宜点滴改造，宜温和。”[5]27这就印证了谢觉哉日记记载新民学会年会“主义”争论激烈的判断。据《谢觉哉日记》1921年1月3日记载：“（前略）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但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5]26
检索Pubmed、Cochrane和EMBASE数据库中的临床研究，检索时间为1999年1月1日—2018年9月30日。检索词：“functional abdominal pain” 、“FAP” 、“functional abdominal pain disorders”、“FAPD”、“random”、“RCT”、“child”等。检索式以PubMed为例，见表1。
“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在湖南思想界的反映比较激烈。1920年10月，湖南省教育会邀请杜威、罗素等西方学者及其随行人员等来湘讲学，并专门组织了讲学筹备会。罗素因为行程安排和身体精力问题不能在湖南久留。基于此，讲学筹备会不得不对讲演时间进行调整。按照原计划准备安排罗素讲演九次，但是罗素于10月26日中午才抵达长沙，讲学筹备会只好利用现有时间（即同日下午、当天晚上和27日一整天），临时作出调整安排讲演六次，27日晚离湘北上。罗素在湘讲演了《布尔札（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罗素尽管承认“布尔札（什）维克是应世界的潮流而生的”，但是他“自己并不十分赞成布尔札（什）维克”，明确表示是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他在讲演中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进行了诬蔑和反击，如“现在世上反对布尔札（什）维克的人狠多，而布党又用极强硬利害的手段压制世界，两者冲突，难免不发生战争。……我们必须想出良善的方法使这冲突力消灭，然后不致有战争发现”[10]97-98。对于中国而言，他认为，“中国人不必明白这主义”，并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宜于工业国，不适于农业国”[10]112，“中国除已开发实业外，无以自立”[9]616。因此，他认为改造社会的良善之法根本在于“教育”。
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17日在湖南省城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创建。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是以“革新学生，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5]3为宗旨，1921年1月1日将其修改为“改造中国和世界”。新民学会成立后，注重“会友向外发展”[5]5，在其倡议下积极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1920年6月中旬，新民学会的会员前后分批到达法国，包括萧子升、蔡和森等16人。按照新民学会的章程第5条：“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心得，以资互益。”[5]3在法国蒙达尼的蔡和森很快成为新民学会在国外的中心，通过蔡和森与国内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等人的通信联系，把国内外新民学会会员紧密联系成为一个整体。1920年6月18日，到达法国的萧子璋和陈赞周等人将同年5月8日上海半淞园会议的情况传达给了萧子升和蔡和森等在法国的会员。根据上海半淞园会议关于“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会集”[5]9的会议决定，他们商定于7月5日在法国各地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国蒙达尼聚会。7月5日，会员们纷纷从法国各地赶往蒙达尼。他们在蒙达尼公学连续5天（即7月6日—10日）开会。与会者有萧子升、蔡和森等13名会员以及部分勤工俭学励进会会员等20余人。会议从个人感想、会务进行、求学方法和进行个性的批评以及介绍德国方面进行了交流。7月7日和7月8日上午，会议用一天半时间主要围绕“会务进行”的方针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将其方针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是在讨论通过走什么样的道路，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目的时，会员们之间产生了思想分歧及其争论，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一派以萧子升为代表。这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新民学会法国会员中的具体反映，实质上是对“零碎解决”还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探讨的延续。
当时湘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反对和批驳，加入到了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当中。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和驳斥，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法”，而实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无政府主义，并且阐述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理由。他还论述到，共产主义社会和无政府主义的目的尽管相似，但是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理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惟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5]162。正如其所说：“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故现在各国的无政府党与工团的见到了的份子，业已改了倾向，我不信这种倾向会错的。无政府党最后的理想我以为列宁与他无二致。”[5]162毛泽东将蔡和森的来信及时转告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并就其中的问题组织会员进行讨论。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萧子升、蔡和森并在法诸会友的回信中讲到采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时，其中就谈到了对无政府主义的质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5]150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到达目的采用的方法时，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5]231921年1月2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明确指出：“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5]162-163，这是因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5]163。
湖南第一师范同学会在1921年10月22日召开年会，并同时欢送即将赴俄国参加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夏曦。在会上，毛泽东、何叔衡、邓中夏、陈章甫等曾与无政府主义者熊梦飞进行了论争。据谢觉哉日记记载，熊梦飞鼓吹：“我们要为学理的结合，不可为党派的结合。”[17]62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莽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17]62为了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邓中夏利用当天晚上的时间专门在师范学校作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比较》讲演。他指出：“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目的没有什么两样。无政府主义的好处，共产主义都包有。共产主义的好处，无政府主义却没有了。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反之无政府主义除视为掌上珠的图案画、绣花衣、最美妙的理想以外，却空空毫无所有。”[6]49
1922年5月，共产党党员彭粹夫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主张马克斯（思）主义》一文。他在该文中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认识到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等剥削阶级“绝不是组织的无产阶级所能打倒”，因此，要打倒他们“就必须要个强固的政府——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因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主张，就是‘用马克斯（思）主义，改造中国’。”[11]855根据我国社会的特殊情形，我们也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正如其所说：“无产者……只有赶快团结，赶快训练之成为革命军，照依马克斯（思）指示我们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的三步路，按时作去，唯一的解决法，便只在这里了。我们相信马克斯（思）决不会哄我们的。”[11]855-856
为了肃清无政府主义在湖南工人中的影响，帮助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做好“思想改造”工作，就必须认真把握斗争策略，正确区分无政府主义学说与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争取和团结他们。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对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湖南劳工会的改造工作就是明显的一例。1920年10月24日，黄爱、庞人铨在湖南通俗教育馆召开湖南劳工会第一次筹备会。10月27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黄爱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报告湖南劳工会筹备情形，其宗旨为“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并声称“我们的‘会’系合议制，铲除领袖的”。[18]13711月21日，作为第一个湖南工人团体——湖南劳工会在长沙教育会坪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湖南劳工会在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的努力和帮助下，他们克服了只做经济斗争、不做政治斗争的弱点，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据易礼容于1979年8月22日和24日谈话中回忆：“1921年底的一天，毛泽东同志找我说：我们找黄、庞谈一谈吧。我说：好，我去约。这之后不久，我约黄爱来文化书社。那次，他穿一身青布衣服，我仿佛记得起他的样子来。我对他说，润之约你谈话，你愿不愿？他说要得。过了几天，他们谈过了。后来我问润之：你们谈了吗？他说：谈了，谈得很好，他表示愿意同我们一起干。大概就这样介绍他入团了。”[18]3491921年11月21日，为了纪念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在《劳工周刊》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他在文中指出：“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18]139-140与此同时，为了洗刷无政府主义在青年学生、青年工人中的影响，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灵活的形式，例如，利用文化书社和青年团员张文亮组织的“日新社”等与他们相互交心，帮助他们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据张文亮日记1920年11月21日记载：“由文化书社易礼容邀了‘日新社’（张文亮负责）、‘博爱社’（无政府主义团体）的青年好友同游岳麓。”当时他们把其称为“星期同乐会”，凭借这种活动邀请无政府主义者一道游览橘子洲头、天心阁、碧浪湖等名胜古迹游玩、漫谈，交换学习心得，用马克思主义启发和教育他们，积极帮助他们实现转化。通过这些活动，许多湖南青年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当年，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安马合流”。
结语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之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和与无政府主义——“安社”与“马社”之争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三大论争在湖南思想界的具体反映。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论争，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来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成为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共识和行动指南，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思想界的指导地位。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湖南的建立和发展，而且也为湘籍马克思主义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茉莉》剧诗的细腻还体现在宣叙调段落的写作上。1949年子棱与大茉莉分别的段落采用了大段的宣叙手法，将叙事与抒情有机结合，达到以唱代说、以唱抒情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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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ing and Resorting:The Ideological Debate of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Marxism in Hunan
LI Ai-ju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411201,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Marxism received an unprecedented and wide dissemination in China.Marxism has developed in the competition and struggle against various"doctrines"such as anti-Marxism and non-Marxism.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the Chinese ideological community launched a dispute over"problems and doctrines","Marxism and Guild socialism",and"Marxism and anarchism".These three major controversies were projected into thought circles in Hunan,causing a strong ideological collision and repercussions.It is embodied in: the dispute over the method of "transforming China and the world",over Marxism and Guild socialism and over Marxism and anarchism—the dispute between"Anshe"and"Mashe".The early Marxists of Hunan nationality used Marxism as an ideological weapon to criticize and fight back against them, thus establish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arxism in Hunan thought circl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Hunan.
Key words:Marxism;project;resort;ideological debate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82（2019）05-0007-09
收稿日期：2019-10-04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党建基地项目（15JD20）；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5C0569）
作者简介：李爱军（1978—），男，河南卫辉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杜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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