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以政党文化的构建为切入点，使其与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产生互动。入党宣誓仪式与政党文化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一方面，入党宣誓仪式受包括政党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浸染，呈现出地位上的日益提升性、准入规则上的严格透明性、内容上的具体差异性、程式上的转换扬弃性、范围上的封闭排他性等特征；另一方面，入党宣誓仪式不是被动地适应于包括政党文化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它也会产生一种能动的变革和改造性力量，如从政党意识形态看，入党宣誓仪式发挥了承继和创新的功能价值；从政党行为方式看，它提供了引导和规范的功能价值；从政党心理取向看，它凸显了归属和承诺的功能价值；从政党外在形象看，它蕴含了形象提升和笃信的功能价值。
【关键词】入党宣誓仪式；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特征；功能
本文所说的“入党宣誓仪式”，指的是按照一定的规范或程序以使新成员由原来的非党员身份状态正式过渡到党员身份状态的象征性行为方式[注]入党宣誓仪式，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法国人类学家范热内普所称的“过渡礼仪”，即从一种群体过渡到另一种群体、一种社会地位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地位。。民主革命时期，面临着彻底改变恶劣政治生态环境这一艰巨性任务，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入党宣誓仪式。毫无疑问，入党宣誓仪式以政党文化的构建为切入点，使其与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产生互动。因此，考察和分析入党宣誓仪式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及其功能价值，既有助于深刻把握入党宣誓仪式如何推动政党文化构建的规律，也有利于正确了解在入党宣誓仪式影响下的政党文化又如何服务和服从于具体的政治生态环境变革实践的规律。
一、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特征
任何一种政治仪式都是处于一定的宏观环境之下的，受环境中不同因素的作用而呈现出“一种环境的浓缩和复合的状态”[注]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2页。。例如，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既受外在恶劣政治生态环境中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后者决定了入党宣誓仪式合法性构建的方式和技术问题；也受包括政党文化构建状态在内的内在政党建设生态环境的浸染，如突出表现在入党宣誓仪式必须顺应内在政党建设生态环境“形式和内容上的转变，以及文化上的政治内蕴和要求”[注]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第101页。。下述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所呈现出的种种特征，就充分佐证了这一点。
隐爆角砾岩型矿产主要产在环太平洋成矿带、古地块对接碰撞带和火山盆地的边缘[20]。香夼矿区所处位置为环太平洋成矿带的白垩纪藏家庄陆相火山盆地南缘，在盆地南缘与东缘均发育白垩纪雨山序列花岗闪长斑岩、石英闪长斑岩等浅成斑岩体，并且具有形成隐爆角砾岩的驱动热液循环的热点(源)盆地边缘同生断裂——吴阳泉断裂。
1.在地位方面呈现出日益提升的特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恶性政治生态环境下，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注]《〈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是一个崭新且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中国共产党自身通过不断试错，尤其是在遭受“开门论”和“唯成分论”两种极端的灾难性实践后，逐渐确立了把“思想建党”置于首位的党建路径。一定程度上，入党宣誓仪式的地位就是伴随着这一党建路径的逐渐认可而日益提高，从原来仅仅作为入党的组织程序之一转变为思想建党的重要工具。如在1925年8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中，要求“惟新生入学时必须经过入学仪式，并立即编入某一支部”[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文献选编(上)(1921.7-1949.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65页。。在1943年被列为重要整风文献之一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强调“党应该根据在候补期内对于候补人教育和考察的结果，来判断他在思想上对党的了解程度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如何，在工作上是否经常积极，以及在他的一切言论行动中是否忠诚于党，这样细心地去判断他是否符合正式党员的标准……环境允许时，各地党委并得按该地具体情况，举行入党仪式”[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6页。。在1949年《中央组织部关于入党手续和入党仪式问题给华北局的批复》中，更是明确指出入党仪式是“教育的一种方式”[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文献选编(上)(1921.7-1949.9)》，第722页。。可见，扮演思想教育这一角色的入党宣誓仪式，不再是单纯从形式上意味着新成员对组织的归属，而是从实质层面“对新成员进行社会化，使之接受组织文化所需的价值观和期望”[注][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7页。，从而真正实现“从先前的忠诚和角色中脱离出来，投入到新的忠诚和角色中去”[注]同上，第23页。。
张仲平心里暗笑，敢情人家把你当司机了，他不想搭理她，用手示意曾真不要说话，然后假装打着电话：“好好……那不行，行……好好。行，那不行。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好好好，你说你说你先说……”
2.在准入规则方面呈现出严格透明的特征。仪式的神圣化，明确了它的准入规则和条件具有严格性，非一般行为方式所能比拟的；同样“仪式的本质在于向社会提供标准化的行为模式”[注]马敏：《政治象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14—115页。，决定了其准入规则又呈现出透明性。作为政治仪式的一种类型，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也不例外。党员的入党条件和党员标准，实质上就是入党宣誓仪式是否启动的准入规则和前提条件。无论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以成分身份为标准，还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以政治思想为标准[注]高志中：《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入党条件和党员标准的演变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它都具有严格透明性。如前者，以1930年9月扩大的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为例，一方面固执地强调“要向产业工人开门，要使吸收产业工人入党成为一种潮流”[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09页。，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征收党员时“要实行与正式党员有真正区别的候补期，要对新党员施行必要的共产主义的训练。在一切行动上必须使群众感觉到……加入共产党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事，而是有严重责任有异常需要有光荣的一件事”[注]同上，第326页。。后者，以1945年党的“七大”所通过的党章为例，除要求“承认本党纲领和党章、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以及“年满十八岁”之外，还就不同成分出身人员的入党手续以及正式成为党员之前党委的责任(即“须指定党的工作人员与之进行详细的谈话，并须经过负责的审查”)、候补期的作用(即“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在工作中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都给予明确规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8—121页。。
1.从政党意识形态来看，入党宣誓仪式发挥了承继和创新的功能价值。政党意识形态居于政党文化构成中的核心层，是一个政党所共同遵循的具有符号意义的认知系统和价值体系，发挥着“导向”“辩护”“凝聚”“动员”“约束”等功能[注]田卫东：《略论政党意识形态的功能》，《理论前沿》1997年第20期，第11页。。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作为政治仪式的一种类型，也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象征符号[注][英]维多克·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9页。，如以入党誓词形式呈现的文字政治符号、以《国际歌》形式呈现的声音政治符号、以领袖肖像形式呈现的图像政治符号、以党旗党徽等形式呈现的狭义象征政治符号[注]胡国胜认为，政治符号无论如何划分，都可以划分为语言政治符号和非语言政治符号，其中语言政治符号分为文字政治符号、声音政治符号等，非语言政治符号分为图像政治符号、旗帜徽章等构成的狭义象征符号。本文借用了这种观点。(参见胡国胜：《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1921-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通过对上述系列原有政治符号的沿袭和一些新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入党宣誓仪式以浓缩简洁化的形式承继和创新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从而促进民众通过这些中介化的象征符号实现对抽象的政党意识形态的认知理解和内外化。
其实无论是在任何企业管理中，人才是最为重要的财富，我国旅游业兴起的年限比较短暂，在人才的选用上更是比较欠缺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旅游业的发展仍然没有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是最为缺少的人才还是精通以文化为依托的发展旅游业的人才，而且这个缺口是非常大的。
沿袭原有政治符号，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如对以马克思、恩格斯等领袖肖像为主的图像政治符号的采用。李志民曾回忆自己的入党宣誓场景：“他们两人讲完话后，詹连吾把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像的那本书恭恭敬敬地竖立在一张方桌上，让我向马克思像行三鞠躬礼，然后进行宣誓。”[注]高志中编：《向党旗宣誓——老一辈革命家入党故事》，第239页。彭德怀也提到入党宣誓时悬挂马克思像：“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注]同上，第263页。悬挂马克思、恩格斯领袖肖像，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但对这一政治符号的沿袭，除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领袖的无比热爱和崇拜的情感外，更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毕竟“马克思”这一政治符号本身就内含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象征指向。同样，对于以《国际歌》为载体的声音政治符号，伴随井冈山期间毛泽东的提议而逐渐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宣誓仪式中被广泛采用。《国际歌》歌词内容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此种声音政治符号的沿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由抽象性向通俗具体性的转化，进而“以其特有的艺术感染真真切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走进人民群众中”[注]彭西西：《〈国际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兰台世界》2012年第12期，第33页。。另外，在入党誓词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核心概念符号如“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的沿袭，有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承继。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同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就是首先从阶级斗争学说入手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注]《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3页。。
二、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功能价值
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特征，是将其置于包括政党文化在内的文化环境中给予分析的结果。但是，这一期间的入党宣誓仪式不是被动地适应包括政党文化在内的文化环境，它也会产生一种能动的变革和改造性力量。
3.在内容方面呈现出具体差异性的特征。民主革命时期，党所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彻底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恶劣政治生态环境，实现中国人“站起来”。入党宣誓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意义的行为方式，就是塑造和培养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政治人格，以及提供和规范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行为准则等。这尤其体现在誓词中。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入党誓词为“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入党誓词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组织部所规定的入党誓词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注]王建华：《中国共产党各时期入党誓词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第119—120页。。从上述不同阶段誓词的内容看，由于具体时代所面临直接任务的特殊性，使得人格类型的塑造和行为准则的规定方面体现出差异性，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蕴涵着不同时代的印记”[注]黄学俊：《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变迁》，《党史文苑》2018年第9期，第35页。。如在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革命处于低潮期，更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对党忠诚”[注]王为衡：《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沿革》，《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第55页。；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提醒全体党员进行民族斗争时不要忘记自身的根本奋斗目标，注重突出“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克服分散状态以及发挥模范作用和树立必胜信念，在继承之前内容的基础上突出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做群众的模范”“对党有信心”等核心内容。
5.在范围方面呈现出封闭排他型的特征。不同主体对仪式运用的目的是有所区别的，如统治者运用仪式可以“疏导政治对立以免对体制构成威胁”、“处理各种危害社会生活、破坏共同体团结的人际冲突”[注][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第151页。；而对于被统治者而言，可以为他们“提供了攫取权力的手段”，“克服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孤独感，改变由于官僚组织的缺失造成的弱势”[注]同上，第165页。。毫无疑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宣誓仪式就属于后一种类型。在党所控制的区域之外，为了避免这种传递阶级斗争和政治抗争的行为被反动当权者压制和破坏，入党宣誓仪式应尽可能地置于闭合和秘密状态。如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回忆自己的入党宣誓仪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在一个偏僻的工人区内找到了指定的地方。”“我回头看看后面，没有‘尾巴’，便赶快走进去，轻轻地上了楼。看到了罗学瓒老师正在这儿等候(当时罗老师是区委委员)，我高兴地朝他点了点头。与我同一批宣誓的还有其他学校的两个学生。”[注]高志中编：《向党旗宣誓——老一辈革命家入党故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5—156页。宋任穷回忆自己的入党宣誓仪式：“深夜，人们都睡了，关上门，在墙上挂一面党旗，新党员在党旗面前举行简单而又隆重的入党仪式。”[注]同上，第172页。
生产和再生产新政治符号，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如对入党宣誓誓言这一文字政治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除上述所提到誓词中沿袭“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概念外，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的入党誓词内容(特别表现在向被接收入盟的人所提的五个问题方面)为直接理论来源，密切结合不同阶段变革具体政治生态环境任务的需要而进行了创新性发展，或者说，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来对于五个问题给予的中国式回答。具体体现为：(1)“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二个问题“你认为要尽快地实现这些原则，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同盟是必要的吗？你愿意加入这样一个同盟吗？”(2)“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一、三问题“你相信财产公有的原则是真理吗？”“你保证始终不渝地用言语和行动来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并促其实现吗？”(3)“永不叛党”或“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三个问题“你保证始终不渝地用言语和行动来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并促其实现吗？”(4)“严守秘密”或者“保守党的秘密”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四个问题“你保证对同盟的存在及其一切事情保守机密吗？”；(5)“服从纪律”或“遵守党的纪律”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五个问题“你保证服从同盟的决议吗？”
同理，对于党旗党徽这一狭义象征政治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亦是如此，毕竟“革命旗帜的标志象征，成为树立革命理想、唤起革命意识、形成革命观念的重要标识”[注]胡国胜：《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1921-1949)》， 2014年，第63页。 。这一时期的党旗党徽的历程是：沿袭联共(布)的党旗；采用国民党的党旗；使用工农红军的军旗；以联共(布)的党旗为参考进行创新，各地不统一；1942年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党旗样式的决议》，确立了“斧头镰刀”为党徽；1945年党的七大第一次在党代会上正式悬挂以镰刀锤子为标志的鲜红党旗。在党旗党徽这一狭义象征政治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中国共产党保留了红色为底色(象征“革命”)的传统以及联共(布)党旗的镰刀锤子为标志(意味着工农联盟，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等象征性元素，也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如摒弃了“太阳”“地球”这些指向不明确或不相关的元素以及“五角星”“谷物”等重复性象征元素，特别是较长时间用“斧头”取代了“锤子”来代表中国无产阶级，让民众具有亲和感，较容易让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手工业者感受到自己也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另外，“斧头”的锋利更能体现出革命的彻底性。
2.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入党宣誓仪式提供了引导和规范的功能价值。这里所说的政党行为方式不同于政党行为实践，而是将它与政党文化联系起来，特指政党行为实践中的行为样式和结果以文化积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方面。它属于政党行为文化，是政党观念文化的外在表现。不可否认，政党行为文化来源于政党行为实践，但包括政党行为文化在内的政党文化又反过来指导着政党的行为实践。民主革命时期党通过入党宣誓仪式，着力对政治行为主体及其品质、政治行为的准则和模式、政治行为的价值和目标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规范，以构建科学的政党行为文化，从而让入党宣誓者搞清楚“谁的行为”“如何行为”以及“为何行为”“为谁行为”等问题，最终个体行为力量凝聚成政党政治行为的强大合力。
3.从政党心理取向来看，入党宣誓仪式凸显了归属和承诺的功能价值。政治仪式“不仅仅源自社会环境，也源自其心理学基础”，“参与仪式之中会带来心理上的刺激，一种情绪上的激发；通过这些感觉，仪式构建我们的现实感和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注][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第13—14页。。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也不例外。一方面，党对入党宣誓者经过较长时间(特殊情况例外)的识别、考察或考验、磨练，最终通过宣誓仪式给予其身份认同，从而使入党宣誓者心理上获得归属感；另一方面，入党宣誓者为了回应乃至匹配这种身份归属，在心理层面又开展了含有约束和警醒化蕴味的责任性承诺。
再次，对政治行为的价值和目标进行引导和规范。一般而言，政治主体发动或参与一定的政治行为，既在于实现个体的相应价值，也在于完成所属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亦然，但它又不同于剥削阶级及其组织的政治行为，因为它坚持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并且无论个体价值还是共同体价值都实现了对以往价值目标的扬弃和超越，即坚持人民性的社会价值，个体价值只有融入这一社会价值才有意义。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而言，如果说誓言中对政治行为主体品质的引导和规范，也是主体参与政治行为中期望实现的个体价值，那么誓言中“共产主义”等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则意味着这样的个体价值最终是服务和服从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价值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入党誓词中将政治行为的最终价值目标落实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解放战争时期中组织部所规定的具有八项内容的入党誓词第一条就是“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尽管土地革命时期的入党誓词“没有‘共产主义’字样，但‘努力革命’也表明了其反对敌对阶级的立场。总之，在整个誓词内容中，贯穿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即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幸福”[注]刘吕红：《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誓词的变迁、内容及价值——基于文献综述的阐释》，《理论学刊》2018年第4期，第23页。。入党宣誓仪式对共产主义这一政治行为价值和目标的引导和规范，既在于让入党宣誓者牢记“共产主义信仰是入党的必要条件”[注]左雪松、夏道玉：《从理论品质到价值意蕴——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90年演进的历史回眸》，《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第6期，第11页。，更在于让其明白共产主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它是“价值理性”(共产主义是“对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性的张扬”)与“科学理性”(共产主义是一个科学的观念意识形态)的辩证统一[注]黄浩：《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东南学术》2005年第6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应该也必须将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视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变革这一时期不同阶段具体政治生态环境以使中国人“站起来”，就是为共产主义价值目标在中国的最终实现创造条件和提供必要准备。
其次，对政党政治行为的准则和模式进行引导和规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涉及到众多方面，相应地每个方面都有具体的行为准则规范，但最高的行为准则还是党章及由其衍生的党纪党规，毕竟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具有整体意志性和最高权威性。尽管民主革命时期入党誓词中没有出现为当前民众所熟悉的“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等内容，但是在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誓词中都强调党员的行为必须以作为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的党纪党规为准则，如土地革命时期入党誓词中的“服从纪律”，抗日战争时期入党誓词中的“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解放战争时期中组织部所规定的入党誓词中的第三条“遵守党的纪律”。可见，誓词中对每名即将成为正式党员的入党宣誓者政治言行乃至政治方向等方面的刚性约束，既在于保持党整体的先进纯洁性和行动中，也在于向入党宣誓者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和组织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具有严明纪律性的讯息。另外，入党宣誓仪式除了明确政治行为准则外，也对政治行为的模式给予指导和规范。从行为主体的态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是主体的自觉主动的行为(如誓言本身就是一种自愿承诺，另外誓词中的“我志愿”也能够体现此蕴意)，而非消极被动或一时冲动的行为；从行为内容看，是命令、禁止性的行为(如誓言中的“严守”“遵守”“服从”“坚决”等就是充分的体现)，而非授权的行为；从行为手段和路径看，是坚持革命斗争和群众路线的行为(如誓言中的“阶级斗争”“努力革命”“要做群众的模范”等就是其反映)，而非和平改良和脱离群众的行为；从行为的时间来看，是长期或终身的行为，而非短期或一时的行为(如誓言中的“永不”“终身”“永远”就是佐证)。因此，对政党政治行为模式的引导和规范就是对政党行为规律的揭示，相应地对行为规律的把握促进了行为的有效的有序性。
何东从小就是老何家的好孩子，三个堂弟的学习榜样，不负家族众望地活到这么大。他不是天生就这样，也不是喜欢这样，小时候爸爸妈妈老打架，他怕他们离婚，小孩能做的就是装乖，装着装着就习惯成自然了。
4.在程式方面呈现出转换扬弃的特征。宣誓，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如广泛运用于“结义或起事”的“歃血为盟”[注]郭华悦：《民国宣誓始成风》，《文史天地》2016年第5期，第94页。。即使在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宣誓也成为一种风尚，如成立兴中会乃至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十分重视宣誓仪式的作用，而南京国民政府为整合基层社会政治秩序实施了“公民宣誓登记制度”[注]陈明胜：《民国公民宣誓登记制度研究》，《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所成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中，也规定了相关入党宣誓的程式内容。如规定两位盟员向被接收入盟的人提出五个问题，如果后者对这些问题回答“愿意”，那么就要他许下诺言，然后宣布他为盟员。可见，处在这样的内外政治生态环境下，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入党宣誓仪式不可避免受上述文化因素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影响作出了相关回应。从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宣誓仪式的程序和形式看，相较于南京国民政府“公民宣誓登记制度”所规定的程式[注]1929年12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乡镇公民宣誓登记规则》，其中规定公民宣誓仪式的程式为：“一全体肃立，二唱党歌，三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三鞠躬礼，四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五主席领读誓词，人民均举右手目行唱名循声朗读，六主席训词，七监视人训词，八礼成。”(参见陈明胜：《民国公民宣誓登记制度研究》，《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也有唱歌、挂旗、宣誓这些环节，但所唱的是《国际歌》、所悬挂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所宣誓的是蕴含自己政党文化内容的誓词，摒弃了向总理遗像三鞠躬礼和主席恭读总理遗嘱这些程序；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规定的入党宣誓仪式程式，没有采用对话问答形式，而是运用了环环相扣的系列步骤样式，呈现出中国特色，总体上遵循了“宣布会议开始——介绍人介绍各新党员简历——主持人讲话——握拳宣誓——鼓励、教育或指示——唱《国际歌》”[注]王连花：《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的演进——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3期，第27页。这些环节序列。
首先，对政党政治行为主体及其品质进行引导和规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要发挥实践的影响力，首要前提和关键性条件是要明确政党政治行为主体的身份问题，否则，重则因这一动力源的缺失会导致行为的停滞和失败，轻则会出现类似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aneur Olson)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即理性的行为个体因责任的模糊不清等原因而在实现政党集体目标时产生“搭便车”现象。入党宣誓仪式的开展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从入党宣誓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政党政治行为的主体、政治行为的责任人就是每一名党员。“宣誓的每一句话，既是党对党员的郑重要求，也是作为新党员向党作出的承诺，表示自愿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组织责任和道义责任等，即可以理解为初心。”[注]吴艺辉：《入党誓言亦为初心》，《解放军报》2016年9月2日第6版。为了提升政治行为主体的自觉自主性，入党宣誓仪式中特别是誓言还对其行为品质进行统一规范和要求。如“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等要求具有“毅力”等坚强意志的品质；“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永远为党工作”等要求具有“忠诚”的品质；“要做群众的模范”“牺牲个人”等要求具有“表率”“担当”等优良品质。不同人格的政治行为特征是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人格是“政治行为特征的内在根源”[注]董敏志：《政治心理学的视野：政治行为与人格》，《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第93页。。可见，入党宣誓仪式就是通过对政党政治行为主体人格品质的统一规范，以消除和最大程度地降低因主体自身(包括人格品质方面)的差异性而导致的政党政治行为的分散性和流变性。
在进行苗木育苗的过程当中，相关人员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技术人员在实际育苗当中，要对育苗施工现场进行实地勘察。针对施工现场的地形、土壤理化性质、肥力情况、土质等作出全面了解，充分保证该施工地区的土壤条件适合育苗。在实际的调查研究过程，技术人员要对现场杂草进行处理，并对周边区域的场地进行适当的平整。而在实际的栽植当中，技术人员要加强对土壤的检测，进一步分析土壤的养分、水分等，并结合实际的分析结果，制定合理的苗木种植规划，为苗木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首先，入党宣誓仪式凸显了组织赋予成员的归属心理。由于先天因素乃至后天社会条件等综合影响，致使个体的本质存在状态即身份人格(由感知、情绪、价值及生化反应等诸要素统合而成的特有模式)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导致个体参与组织共同体行为实践的目的迥然，有的属于以个体价值的实现为主的工具性参与，有的属于以共同体价值的实现为主的非工具性参与，有的属于兼而有之的混合型参与等。毕竟人格是“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即“提供了心理动力”[注]董敏志：《政治心理学的视野：政治行为与人格》，《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第91页。；人格也是“政治行为特征的内在根源”，即“不同个体面对相同环境作出不同行为反应，无疑应归之于人格的差异，即内在的心理物理系统中动力组织的差异”[注]同上，第93页。。因此，要保证个体行为与共同体价值实践的一致性，前提性条件就是促使个体的身份人格与共同体所需身份人格要求的趋同乃至融合，而这需要以文化观念的归属为基础，唯有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归属。“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经验影响着人格的发展……人格是存在于文化背景中的。”[注][美]杰瑞·伯格：《人格心理学》第7版，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7页。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作为一种过渡仪式，其重要功能在于赋予成员组织归属感，让个体“通过接受与政治组织相关的象征，感觉自己成为组织的一份子”，“从先前的忠诚和角色中脱离出来，投入到新的忠诚与角色中去”[注][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第22—23页。。另外，这种过渡仪式在以共同体观念归属为核心的前提下，严格遵循了归属感实现所需的“认知阶段——肯定阶段——同化阶段”过程[注]王锦：《归属感探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89页。，从而让个体获得真正而具有实质意义的自我组织归属感。如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挑选，首先是关注其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及其实践价值是否有初步的认识并给予肯定(即辨别个体的前理解结构中是否有认同共同体身份人格要求的因子)，乃至是否有一定的行为支持和参与；其次，在预备期，通过政党文化的社会化及实践的考察、磨练，不断祛除个体身份人格中与政党共同体身份人格要求相异的方面，不断扩大与之相近或相同的部分，直至共同体身份人格要求取代或同化个体身份人格；最后，随着入党宣誓仪式的展开，正式宣布对个体的组织接纳和吸收，这也标志着个体身份人格向共同体身份人格质的转变的完成。
其次，入党宣誓仪式凸显了成员回应组织的承诺心理。这里的“承诺”，并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特别是经济或法律方面所发生的带有责任性的应允同意的行为，而是从心理层面所指的一种内隐化的契约或协议。联系到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其中的入党誓言不仅是政党文化被入党宣誓者内化后如何再外化的表现，更是其身份同质化后为了回应乃至配对这种身份归属而对组织所作出的“发乎于心”的承诺。这种承诺心理由多维度的内容组合而成，如情感的承诺，是对党无比热爱、忠诚不渝之承诺；规范的承诺，是对党的纪律法规的心存敬畏、严格遵守之承诺；行为过程的承诺，是对完成党的目标任务过程中勇于实践、坚持不懈之承诺；责任的承诺，是履行党员身份责任时勇于负责、敢于担当之承诺；理想的承诺，是对党的理想孜孜追求、永不放弃之承诺，等等。由于这种承诺心理是发生于共同体身份人格要求取代或同化个体身份人格之后，而这种身份的同质性又以共同体观念归属为前提；此外，承诺心理本身体现出主动自愿而非外力的强迫性、承诺实现过程的实践性而非口头性、承诺表现形式和状态在一定范围的公开性而非私密性(一般有仪式的主持人或入党介绍人在场，起到了见证的作用)、承诺所依附仪式的神圣庄重性而非轻佻随意性等，这些都决定了承诺心理在现实实际生活中发挥了一系列正功能价值。如更加密切入党宣誓者和政党组织的关系，并能够持久性地保持；促进入党宣誓者积极地将承诺责任转化为行为动力，从而专注于实现政党价值目标的实践，“承诺是促使人们坚持某种行为的动机力量，是使个体执着于一种活动的意向和在心理上对它的依恋”[注]李涛：《心理学视野中的承诺研究回顾》，《心理研究》2011年第5期，第45页。。例如，方志敏回忆自己入党时的感受是：“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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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政党外在形象来看，入党宣誓仪式蕴含了形象提升和笃信的功能价值。政党外在形象的好坏与否攸关党的生死存亡。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可被视为一项政党系统建设尤其是组织系统建设，其中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塑造和构建良好的组织系统外在形象之意，客观上提升了政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这种良好的形象一旦被民众接受，在其所进行的反馈中无疑会更加笃信政党。
首先，提升了政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党员是最小的细胞，党组织就是由党员个体所构成的共同体。相应地，党的形象的具体化就是各级党组织的形象，而各级党组织形象的具体化就是党员的个体形象。之所以说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蕴含着塑造和构建良好的组织系统外在形象之意，其中主要的方面在于党着力通过这种过渡仪式去打造和树立良好的党员个人形象。以入党誓词的内容看，强调入党宣誓者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要求其在外化实践中树立坚定理想信念的政治形象；入党宣誓者将有关纪律法规及其重要性的内化，就是要求其在外化实践中树立遵纪守法的自律形象；入党宣誓者将有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等思想理念的内化，就是要求其在外化实践中树立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本色形象；入党宣誓者将有关群众工作思想理念的内化，就是要求其在外化实践中树立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形象；入党宣誓者将有关“永不叛党”“永远为党工作”思想理念的内化，就是要求其在外化实践中树立忠诚可靠、始终不渝的道德人格形象，等等。正是因为党员个体形象是党整体形象的最基本的形式载体，由党员个体的“样子”能够看到党整体的“样子”，而且党员是党与普通群众之间的最直接联系者，保持党员良好的个体形象会无形中提升中国共产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如入党宣誓仪式中塑造的党员个人形象，让广大民众感受到党的组织具有严格、先进、纯洁等形象，进而了解到了先进、为民、廉洁、奋斗的政党整体形象。同样，鉴于党员形象的保持非一劳永逸的，形象自身是动态变化的，民主革命时期即使在入党宣誓者成为正式党员后，中国共产党依然高度强调和重视党员形象问题。如毛泽东就强调每名共产党员应该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起“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其次，促进了民众对政党的笃信感。“政治信任是政党执政的基本前提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注]彭正德、曹爱美：《中国共产党建设乡村社会政治信任的历史考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8页。，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获得民众政治信任的路径是多方面的，塑造和构建良好的政党形象就是其中有效举措之一。政党形象“既是政党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基本要素，也是赢得民众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源泉”，“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党的忠诚度和认同感”[注]上官酒瑞、程竹汝：《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积累政治信任的基本经验及启示》，《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44页。。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虽然并非直接为获得民众政治信任而为，但其作为政党文化的实践形式，有助于入党宣誓者在以后的行为中树立和保持良好的个人形象，进而提升政党组织形象乃至政党整体形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入党宣誓仪式也蕴含着获得民众之笃信之意；同时，以此为重要路径而构建的社会政治信任，其带来的积极功能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信任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信任模式是“依赖于私人关系和熟悉程度”来构建的，属于“熟人信任”[注]张禹青：《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关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探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66页。。由于它是以小农自然经济下的家族制为基础(具有分散、落后性)，以血缘、地缘、业缘等特殊关系为载体(范围具有狭隘性)等，这就决定了其本身处于一种封闭、不稳定的状态，社会信任度总体上是低下的。可见，对于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而言，这种社会政治信任模式是最需要的，因为它无力形成一个对既有统治构成威胁的具有较大规模的共同体。而入党宣誓仪式所间接构建的社会政治信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人的解放为核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组织为纽带、以党员先进性人格为标准的。对于民众而言，它能够实现一种新型社会关系，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互信互爱；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它能够为自身的存在及其变革政治生态环境获取广泛社会政治基础，同时也能够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公信力 。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3-0052-09
作者简介：朱庆跃，安徽含山人，(淮北 235000)淮北师范大学教授，(上海 200234)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szzgjhz-6)；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研究”(SK2017A0350)
(责任编辑 临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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