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成为破解当前扶贫困局的有力抓手。但是，社会组织的扶贫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推动社会组织高效参与精准扶贫仍然任重道远。因此，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柔性扶贫优势，不断完善其参与扶贫的法律机制，加强其参与扶贫能力建设，助力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
【关键词】后扶贫时代 柔性扶贫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纽带和载体，为我国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并在精准脱贫战略实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后扶贫时代我国面临的贫困问题更加棘手，贫困表现出多维度、多样化、复杂化的深层次特征，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遭遇瓶颈。如何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活力，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扶贫格局，已成为当前贫困治理的重要议题。
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发挥重要作用
优化扶贫资源配置效率。针对我国扶贫资源配置低效并呈现出“内卷化”的状态，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能有效促进扶贫资源优化配置。一方面，社会组织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补充。市场在扶贫资源配置上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市场主体往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经济发展先天不足、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信息不透明的贫困地区难以吸引扶贫资源。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引导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注入，进而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具有整合社会资源的功效。社会组织能凭借自身的优势将小而散、杂而乱的社会力量进行整合，进而形成合力，有效解决社会资源错位、缺位等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在不添加NP、只添加MT处理下，水稻幼苗叶片Y(Ⅱ)、ETR和叶绿素含量显著提高，比对照分别提高了1.1倍、1.2倍和1.1倍(图3：A，C，F)， 而qN和NPQ则显著降低，分别比对照下降了20.2% 和30.6%(图3：D ～ E)；qP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图 3：B)。与单一添加NP处理相比，NP + MT复合处理使水稻幼苗叶片的Y(Ⅱ)、qP、ETR、叶绿素含量分别提高了1.3倍、1.2倍、1.2倍、1.3倍(图3：A ～ C，F)，而qN和NPQ则分别降低了13.6%和38.5%(图3：D ～ E)。
弥补政府调节局限性。我国不同地域贫困程度和致贫因素不尽相同，政府宏观层面的扶贫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而社会组织的类型众多、扶贫方式多样、针对性较强，其自下而上的扶贫模式恰好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扶贫模式互为补充。社会组织通常不以营利、完成某种政治任务为目的，更多体现的是公益属性，相对于政府宏观政策的层层传达机制，社会组织减小了扶贫资源的损耗及行政权利的博弈，参与扶贫的机制更加直接，更加贴近贫困人口。同时，相对于政府的刚性扶贫，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方式更多样，能将更多民间力量纳入社会组织中，其中不乏为获取社会资源、迫切希望改变贫困现状的贫困户，进而提高了贫困人口脱贫参与率，能激励、引导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提高贫困人口瞄准率。之所以在扶贫过程中出现“临界贫困”“悬崖效应”“精英俘获”等问题，甚至出现“争当贫困户”的怪象，其根源在于政府扶贫出现贫困人口识别偏差。而社会组织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的优点，其关注重点在贫困本身，即聚焦微观贫困人口帮扶，通常形成“一对一”的帮扶方式，因而可以有效提高贫困人口瞄准率，及时识别边缘贫困人口。同时，社会组织采取教育扶贫、生态扶贫、能力扶贫、网络扶贫等多种形式，不同的社会组织根据不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因户制宜、因人制宜设计多样化的扶贫项目，不仅能满足贫困人口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也能有效解决贫困人口返贫问题。
党的十九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作出了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这是全国人民对交通运输工作的殷切期望，也是新时代全体交通人为之奋斗的新使命。四川省委省政府立足省情、对标全国、放眼世界，提出了“加快建设交通强省”战略目标。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面临一些实践困境
大尺寸化，例如55吋以上的彩电，400L以上的冰箱，8.1KG以上的洗衣机，19m3+超大风量油烟机，13L+燃气热水器，200加仑以上大通量净水器等产品越来越受市场欢迎。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内生发展能力不足。社会组织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在参与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资金获取有限和人才引进不足两个方面。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源于民间企业或个体的捐赠及政府的支持，但问题是，社会组织面临认可度较低、公信力不强的窘境，加上民众整体的公益素养依然有待提升，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也尚未形成长效机制，致使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资金短缺；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精英的带领，但现实情况表明，社会组织人员构成良莠不齐、呈现两极分化，主要以文化程度不高、年龄较大、管理能力欠佳的基层群体为主，而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精英较少。另外，尽管我国社会组织的类型和数量众多，但监督体系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社会组织法》，社会组织的合法地位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因此，如何界定社会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尚缺乏法律依据，这导致社会组织在参与精准扶贫过程中面临权责不清、分工不明、地位不高等问题，进而使社会组织缺乏话语权，而立法保障不足的社会组织同时也缺乏法律监管，不利于其良性发展。同时，社会组织缺乏法理支撑，会导致其面临如何参与和怎么参与的问题，尤其是在政府与社会关系失衡的现实背景下，单凭简单的政策法规很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在立法上明晰社会组织的内涵，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责任和义务，提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途径和方法，显得尤为迫切。
社会组织过度依赖政府，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目前社会组织依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强社弱”的失衡关系依旧凸显。社会组织的资源获取除来自社会力量的捐赠外，政府的扶持也是重要途径，而且近年来政府也在持续加大对其支持力度。政府能通过强制性手段获取社会组织无法获取的资源，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则很难避开政府而擅自行动。然而事实是，社会组织过度依赖政府资源让渡，在扶贫工作中易受政府约束，会遏制其扶贫张力的延展。进一步看，政府采取具有行政特色的双重管理制，极易使社会组织在扶贫过程中沦为政府的“附属品”与“傀儡”，而长期生存在政府阴影下的社会组织，难以真正发挥其柔性扶贫的优点，从而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效率。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柔性优势，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精准扶贫的良性格局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柔性扶贫优势。社会组织要积极与政府展开合作，承担并完成政府委托的扶贫项目；形成具有独立人格的组织体系，明晰自身定位，做政府扶贫的参与者、合作者，不做“附属品”“传话筒”，最大程度凸显自身柔性扶贫优势，与政府宏观扶贫形成良好互补。政府要理清、理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弱化自身行政权力对社会组织的干预；合理整合社会分散资源，引导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加大宣传力度，拓宽资金渠道，允许社会力量通过实物捐赠、智力参与、劳务参与等多种形式参与精准扶贫，减少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
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法律机制。要尽快制定并出台社会组织基本法、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填补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立法空白，为社会组织明确管理权责、机构运行、发展方向等提供基本指导和依据，提高社会组织社会影响力。不断规范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方式和路径，增强社会组织透明度，制定奖惩分明的激励政策，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规范性，为社会组织长远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能力建设。要增强社会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为贫困人口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的服务，将募集的资金用于贫困治理上，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率。要打造一批专业筹资和投资团队，充分挖掘潜在的投资企业或其他团体，形成多元化筹资渠道，通过稳健的投资使资金升值，形成稳定的公益事业收入来源。要加大对专业人才、专家教授、社会精英等人才引入力度，加强对现有员工的培训工作，改变两级分化现状，优化社会组织人力资源分布。要明确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职责，增强内部组织对外透明度，严格在国家已有的法律框架内参与精准扶贫，定期向社会公示财务报表，说明资金流向及用途，将责任细化到部门和个人，形成政府、社会、公众及组织内部多维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①黄林、卫兴华：《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经济问题》，2017年第9期。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为湖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2015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湖南省统筹城乡发展与‘两型社会’建设的协同推进研究”（项目编号：15YBB038）阶段性成果】
责编/张忠华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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