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经学语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经学思想,《圣经》,基督教神学,汉语语境
经学语境论文文献综述
黄保罗[1]（2019）在《汉语语境里的经与经学》一文中研究指出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个话题。我最早是做老子研究的,这方面虽有一点点工夫,但是没有学问,是一个机器人或者木头人差不多都能做的,多下点工夫就可以。后来我到东京大学做博士后,是做楚文字方面的。从东京回到芬兰之后,先到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赫尔辛基大学,做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我从两部分入手。最早的是做中国部分,我称之为"大国学部",主要是道家和楚文化,搞楚墓、考古学与古文字学,和老(本文来源于《关东学刊》期刊2019年02期）
盛险峰[2]（2018）在《经学语境下的“学问”:儒家知识论的价值与事实》一文中研究指出经学典籍里的"学问"一词及其历代注疏,建构出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的儒家知识论。儒家知识论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经历代注疏不断发展,可以分为形成、系统化、哲学化和专门化四个阶段。儒家知识论的建构使儒家经典析出"四书"这一主要阐发儒家知识方法和路径的"新典",凸显了孔子—子思—孟子在儒家知识论中的地位。儒家知识论具有经验性、诠释性、人文性、内省性和经世致用性等特点,经验性、内省性为其基本特征。儒家知识论在建构过程中,潜在地存在解构的倾向:以儒家经典作为知识论的源泉,以价值判断为依归的学问,使经学出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极致发展;同时,以事实判断为尺度的学问,使经学面临知识本身的事实和逻辑的挑战。儒家知识论以价值判断为主,虽也存在事实判断的趋向,但与近代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儒家知识论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思维的模式,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创新和发展。(本文来源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6期）
余治平[3]（2018）在《商周酒禁忌中的王权合法性考察——基于《酒诰》文本语境的经学阐释》一文中研究指出《尚书·酒诰》中,酒开始与王道必然性相连,被赋予了天命性质。酒禁忌的出现,意味着酒在政权更替中的负面作用第一次被凸显出来。其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殷商诸王正身敬法,不惮酒色,至纣王因纵酒荒淫而致政息国灭,留下千古骂名。殷王成德皆不崇饮与纣王沉湎于酒而引起人神共愤,形成鲜明对比,也引起后世反思。出于意识形态管理考虑,周公把殷灭周兴归因于对酒禁忌的违与遵,奉劝康叔不用"水监"而代之以"民监"。最终,君王为政当以民心为检验成败得失的标准,构成了以儒家为中心的王权合法性理论的民意基础。(本文来源于《哲学研究》期刊2018年04期）
吉峰[4]（2017）在《经学语境中的王充文论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第一章,一是简述王充其人及儒学师承。该部分介绍他在儒家文化濡染之下,其正统儒家学术信仰之旅的大致脉络;二是界定王充其“文”并梳理其“名”。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对王充所涉及的“文”的范畴进行界定,便于更为直观、深刻地理解王充的文论。通过对文献的汇总,从一个侧面去体察与梳理中国历代有代表性的名人、学者对王充以及《论衡》在文论价值上的评价。统观这些历代评价并借助这些综合性的分析,以达到一个能够比较直观了解王充及其着作的目的。第二章,经学对于汉代文论有哪些整体性规范?从两个时间维度着手分析:西汉时期权力场域下儒学理想主义折向现实主义以及东汉时期经学对文论的具体规范。此外,从叁个小侧面阐发王充经学的学术背景,即:对《论衡》这部专着的文本进行研读和梳理线索;从文化教育背景的方面考察王充所受儒家教育情况;分析经学视阈下王充的学术风格。能够较为全面地从宏观视角审视经学与王充文论的内在关联。第叁章,王充的创作论是在对谶纬神学化风气的批判之中而形成的,一再凸显着对其矫枉的趋势,着力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性与独创性。王充一方面表现出“依经立义”的经学特色,另一方面,却也不遗余力地主张文学的独创精神,反对复古之习气。可以说,在两汉经学时代下,王充并没有真正脱离整体大环境而成为“异类”,而是在吸收经学积极一面的同时,也对应时代,对文论提出了另一番阐释,他的出现成为两汉经学文论中有特色的一环。第四章,在“文”与“质”的关系上,王充承袭了儒家学派的基本文质观理念,并借鉴了两汉经学家的某些文质观念。他提出了“文质相称”的文质观,认为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应该并重,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的对后世文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第五章,“经世致用”是经学影响之下,汉代文论家们所秉承的主流思想。关于王充的经世致用论最集中地表现为叁个层面,即:第一,“劝善惩恶”。提倡真、善、美的统一;第二,“鸿德乃彰”。这部分介绍王充齐世须颂的文学目标。阐述在经学影响下,论述汉代“齐世须颂”的文学风气与王充“鸿德乃彰”的文学情怀的内在关联。同时,也在综合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王充“鸿德乃彰”的做法给予一定概括,总结其原因;第叁,“聪人之知”。这也是王充对于功用论较为有特色的提法。第六章,主要阐发王充在经学的语境下所形成的较为典型的语言论,即:“古今言殊”。详述这种语言论的经学理论渊源,分析王充具体的文学语言态度,剖析两者的内在关联。这是本章集中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王充关于文学语言方面的“古今言殊”思想是受了《易》经“尚变”观念的影响,提倡应该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待文学语言。由此,王充进一步提出“文露易观”、“言文一致”的语言论,对后世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七章,主要研究王充在经学的影响下,主张作家对于自身修养的完善以及“博达疏通”后发挥其功用。此处借用了“人观”这一人类学科的词汇,以儒家对于的人的整体性认知的视角,去分析王充作家修养论的思想内涵。王充对于作家创作修养的观念,是对历代儒者对于自身要求的再次强调和深化。王充和汉代经学文论家们深受儒家此种思想的影响一样,在此方面的基本思想并未出其右。本章从“德”与“才”两个维度阐发了王充对于作家创作修养论的认识。王充有能力掌控这样庞大恢宏的论说框架,并且还能够保证全书较高的思想含量,其广博的学识和对知识运用的高超能力是显而易见的。王充对于作家博学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更突显了作家博通之后的“能用”这一环节。所谓博通后的“能用”也就是要着书立说,作家要立志于传播自己独到的见识和想法。(本文来源于《东北师范大学》期刊2017-06-01）
章建文[5]（2016）在《在经学的语境中开拓文学的话语空间——论张英《书经衷论》的文学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日讲官进讲《书经》之前,康熙帝在南书房预习《书经》,并与张英进行了研讨交流。张英在与康熙帝研讨交流心得的基础上整理出《书经衷论》进呈,与日讲官在日讲基础上整理的早前进呈的《日讲书经解义》相比,两书虽都是在讲筵活动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却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书经衷论》在经学的话语中开拓了文学的话语空间。《书经衷论》从"统"、文体、文法、情感与形象、风格五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文学思想,揭示张英在经学的语境中追求道、治、学、文四统合一和对文学自身统绪及相对独立性的思考。(本文来源于《中国文论》期刊2016年00期）
王晨光[6]（2016）在《从语境学走出经学危机——施莱尔马赫释经学方法的启示》一文中研究指出施莱尔马赫面对危机是理性主义对经典神圣性的挑战。由于传统解释者预设了经典权威性与教义自足性,因此古典文献无法应对启蒙理性的质疑。对此,施莱尔马赫提出语境学的方法,提倡经典与历史语境的双向观照,借此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并重塑经典的价值。这对于思考如何纾解中国自晚近以来的经学困境颇具启示。(本文来源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期刊2016年04期）
王红霞[7]（2016）在《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本文来源于《安徽史学》期刊2016年05期）
杨燕群[8]（2016）在《扬雄《法言》与士人生命主体意识自觉》一文中研究指出武帝时代以降,汉代的学术主流,是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经学思想。自董仲舒起,汉代士人多以研习经学化的儒学思想为己务,确立了士人经师、王师的角色定位。在此学术语境下,扬雄(前53年-18年)基于对社会人生当下与过去未来的长远思考,重新审视六经,建构了以“玄”为世界万物本原的宇宙化生图景,并把它与人的生命相接通,为人性的善因确立了生命源头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扬雄确立了睎圣成圣的价值追求,并提出了修善成圣的具体修养工夫。他根据时代需要,在经的标杆为《易》、传的标杆为《论语》这一见解的基础上,效法圣人孔子撰经(《太玄》)、作传(《法言》),暗以圣之时者自居,确立起经师、王师和民师而担荷天下和未来的角色。最终,扬雄的生命主体意识自觉豁显,以此昭示出士人生命主体意识的自觉。他这种关于士人生命主体的思考,对当时及后代士人,尤其是创建宋明心性之学的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的篇章结构如下：绪论,本部分主要梳理了自西汉末年至近现代,学界前辈对扬雄和《法言》的研究成果,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此确立本文的写作缘起和写作意义,概述了主要的研究方法。第一部分,追求卓越、期许圣贤的心路历程。本部分从扬雄的学术生平谈起,交代其一生所历和主要着作。主要是透过揭示扬雄辞赋、《太玄》和《法言》的文本内容和主旨思想,探讨其一生最终以圣贤为归宿的学术心路历程的转化过程。第二部分,《法言》的经学语境。指出,萌发于叁代及叁代以前的礼乐及由此发展演化出的经学文化,是扬雄《法言》一书诞生的厚重的经学哲学语境。扬雄的《法言》有着经学语境下宇宙图景的支撑。这一宇宙图景,揭示于《法言》所提到的他的仿《易》之作《太玄》。正是在《太玄》所勾画的宇宙图景的前提下,扬雄展开了其《法言》的相关论述。在汉代经学和卦气说的学术背景下,扬雄基于对六经的全新思考,建构了以“玄”为世界本原,借助阴阳五行生化万物的大化流行的宇宙图景,为经学精神的重建,确立了宇宙生成论的根基。依他之见,万物的性命由玄而来,每一物下贯着玄及由玄而来的玄道、五常之性、阴阳之气与五行之质,人尤其如此。于是大千世界成为一个以玄为本根的天人一体同构的世界。置身于这个世界中的人,形体来自这里的阴阳之气与五行之质,含具着玄道和五常。第叁部分,经学的生命内在根据。本部分揭示,接续叁代和叁代以前的学术思想的孔子,曾在人的生命之中,为礼乐文化的昌行,寻找到了其内在根基,即生命内在的仁,提出仁学思想。与此相似,扬雄也着眼于人的生命,为礼乐文化找到内在根据,从而将经学的精神落实下贯到人性和人的生命,使礼乐文化和经学有了坚强的人性根基和人生命的内在根据。本章首先通过探讨扬雄人性论提出的学术背景,明确“性善恶混说”提出的现实需要,其次通过详细分析扬雄的人性论,阐发玄道下贯世间万物的过程中,赋予了人和万物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德,成为人性当中善因的根基,而这正是人之向善与礼乐文化得以推行的生命内在根据。其次揭示,扬雄通过对人性当中善恶因素的全新检视,明确了人能够通过修善而成圣。第四部分,经学语境下的人格期许。本部分指出,在扬雄看来,基于世界万物本原的玄造化大千世界过程中赋予万物的仁义礼智信之性的善的因素,人人拥有了成圣成贤的足够根据。成圣,也就成了人的终极应然追求。基于《法言》的文本,本部分主要通过对“心潜”、“睎圣”、“择师”和“学行”四种修养践行工夫的梳理,指明了扬雄涵养圣贤气象,成就圣贤人格,实现圣贤人生,担荷天下与未来的人生价值期许,阐发了扬雄睎圣成圣的修养途径。第五部分,士人生命主体意识的全新自觉。本部分主要揭示了扬雄睎圣成圣,撰《太玄》、作《法言》,为经师、王师和民师而担荷天下和未来,体现了扬雄的高度生命主体意识自觉,昭示的则是士人生命主体意识自觉。这一自觉的精神实质,即士人乃至所有人,应当接通宇宙根基的玄,以及由玄而来的仁义礼智信之德之性之道,成就玄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圣之时者。这种人格的期许,既是对自己的,又是对士人群体的。他创作《太玄》,让自己成了当代的伏羲、文王和孔子；又作《法言》,让自己成了新时代的孔子和其得意门生颜渊等,以此期许士人努力去做圣之时者,士人的生命主体意识自觉大显,士人的生命主体担当一览无余。本部分进一步指出,董仲舒所代表新兴的士人阶层,以经典合法解释者的身份,充当经师和王师的角色。但相较于扬雄而言,他们缺乏进一步的生命人格自信,至少没有看到他们期许圣贤,直担天下和未来的气魄,在这一点上,扬雄的生命主体意识无疑达到了历史性的至高点,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不朽的里程碑意义。文章最后扼要叙述了这一主体意识自觉对后代士人、尤其是对王通、韩愈和周敦颐及宋明理学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6-03-01）
曾令巍[9]（2015）在《宋明理学语境下看元儒陈浩经学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礼记集说》是元儒陈浩在宋明理学语境下注解《礼记》的产物,解读其注经思想发现:汉儒与宋儒解经之异以及陈浩训诂与义理兼而有之的解经方法。又通过参照《礼记正义》与《朱子语类》,旨在考究陈氏经学的学术特色及其如何推进《礼记》的经学研究。(本文来源于《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5年05期）
张广生[10]（2013）在《常州今文经学:历史语境与内在理路》一文中研究指出常州学派是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肇始者,但其独立的历史地位却受到研究者们的忽略甚至遮蔽。它或者被戊戌变法的政治史叙事追溯为维新运动的政治思想的远源,或者被以礼制判断今古的学术史叙事化约为纯正今文学诞生的前史。只有回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情景,并深入到其文本的内在理路之中,常州今文经学独特的政治社会语境与永恒的思想价值才能被重新凸显出来。(本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期刊2013年04期）
经学语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经学典籍里的"学问"一词及其历代注疏,建构出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的儒家知识论。儒家知识论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经历代注疏不断发展,可以分为形成、系统化、哲学化和专门化四个阶段。儒家知识论的建构使儒家经典析出"四书"这一主要阐发儒家知识方法和路径的"新典",凸显了孔子—子思—孟子在儒家知识论中的地位。儒家知识论具有经验性、诠释性、人文性、内省性和经世致用性等特点,经验性、内省性为其基本特征。儒家知识论在建构过程中,潜在地存在解构的倾向:以儒家经典作为知识论的源泉,以价值判断为依归的学问,使经学出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极致发展;同时,以事实判断为尺度的学问,使经学面临知识本身的事实和逻辑的挑战。儒家知识论以价值判断为主,虽也存在事实判断的趋向,但与近代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儒家知识论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思维的模式,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经学语境论文参考文献
[1].黄保罗.汉语语境里的经与经学[J].关东学刊.2019
[2].盛险峰.经学语境下的“学问”:儒家知识论的价值与事实[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3].余治平.商周酒禁忌中的王权合法性考察——基于《酒诰》文本语境的经学阐释[J].哲学研究.2018
[4].吉峰.经学语境中的王充文论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7
[5].章建文.在经学的语境中开拓文学的话语空间——论张英《书经衷论》的文学思想[J].中国文论.2016
[6].王晨光.从语境学走出经学危机——施莱尔马赫释经学方法的启示[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
[7].王红霞.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J].安徽史学.2016
[8].杨燕群.扬雄《法言》与士人生命主体意识自觉[D].山东大学.2016
[9].曾令巍.宋明理学语境下看元儒陈浩经学思想[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10].张广生.常州今文经学:历史语境与内在理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