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文质之争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支谦,文质之争,佛经译论,《法句经序》
文质之争论文文献综述
刘芳[1]（2018）在《反思中国佛经译论史之“文质之争”——以“文”派支谦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以"文质之争"为核心的佛经译论史勾勒,虽然结构清晰易于理解,但"文""质"毕竟是模糊的相对性概念,难以担当解释复杂翻译现象、诠释个体翻译主张的重任,支谦即一位被"文"派标签所掩盖的典型。本文以支谦所译《法句经》及其撰写的《法句经序》为切入点,结合文本与史料,重释支谦的翻译思想和事实;同时以支谦为线索,重新梳理中国佛经翻译时期与支谦译经相关的历史评论,结合佛教传播史料,解读不同评论背后的翻译需求和主张,及其褒贬变化与中国佛经翻译史的关联,并由此反观聚焦于"文质之争"的佛经译论史研究之局限。(本文来源于《中国翻译》期刊2018年03期）
邓志辉,汪东萍[2]（2016）在《中古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的哲学源起》一文中研究指出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本质上植根于贯穿中国古代哲学的言意理论,是先秦儒道哲学及魏晋玄学言意理论先后在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形式。佛经翻译初期的"质胜文出"受孔子"言不尽意"论和老子"言道相悖"观的影响,是"重意轻言"哲学思想的体现,同期出现的格义方法也以先秦言意论为哲学基础;在佛经翻译的发展期,译界"文质相兼趋向"的背后驱动力则是"言意并重"思想,是魏晋时期王弼"得意忘言"论在佛经翻译领域的应用。这一时期的格义方法也因此呈不同表现形式,并随着佛经翻译理论的日渐成熟终受摒弃。(本文来源于《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期刊2016年02期）
李燕,沈浩努[3]（2015）在《从纽马克的翻译理论看汉译佛经的文质之争》一文中研究指出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及其提出的类型学为解释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与质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译经过程中,对于文质的处理与纽马克提出的不同的语篇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殊途同归。语义翻译很好地解释了质派的译法,交际翻译则给文派的翻译作了一定的阐释,纽马克提出在语篇中合理地选择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则与佛经翻译中文质结合颇为类似。(本文来源于《牡丹江大学学报》期刊2015年07期）
左康华[4]（2015）在《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一文中研究指出"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叁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本文来源于《云南社会科学》期刊2015年01期）
郝丽运,孙静[5]（2014）在《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两大主流,它们对各自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简要介绍中西宗教翻译史,着重对直译和意译之争进行比较。分析表明,虽然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在时空等方面有较大不同,但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意译结合的发展历程。这一相似性揭示了中西宗教翻译的共通性,也促进了对翻译本质和规律的探究。(本文来源于《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期刊2014年12期）
华先发,华满元[6]（2014）在《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一文中研究指出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本文来源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4年05期）
郭畅,王利斌[7]（2014）在《翻译过程中的文质之争与直译之辩》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出现过叁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此次翻译高潮引发了后人有关文质之争的各种讨论。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又开始了对直译与意译的广泛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各家各派观点,从本质上分析文质之争与直译之辩的区别与联系。(本文来源于《参花(下)》期刊2014年09期）
黄书娴[8]（2014）在《民间影像艺术上的“文质之争”》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技术进步及互联网的发展,民间影像日益增多,显示出其独特的生命力。民间影像艺术上的"质胜文"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并不是民间影像艺术上的短板。随着拍客对影视语言应用的不断提高,摄影者拍摄实践的探索与思考,艺术上的"质胜文"现象也将慢慢消失。(本文来源于《祖国》期刊2014年08期）
孟祥宇[9]（2014）在《中国翻译史上“文质之争”对当今译者的启示》一文中研究指出"文质之争"经历了从东汉到北宋的漫长历史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从重文重质,到文质融合,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时代需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文质之争"启示当今译者重视源语和目的语,把握时代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方能做好翻译。(本文来源于《文教资料》期刊2014年04期）
张琦[10]（2013）在《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中国翻译史上妙喻看“文质之争”》一文中研究指出关于翻译标准问题一直存在种种探索与讨论,翻译标准之争在我国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方兴未艾。本文拟从翻译史上的妙喻着手,深入分析挖掘我国翻译史上两次较大规模的翻译标准论战,说明译者在实践中应参考借鉴前人的理论成果,树立正确的翻译标准。(本文来源于《青年文学家》期刊2013年13期）
文质之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本质上植根于贯穿中国古代哲学的言意理论,是先秦儒道哲学及魏晋玄学言意理论先后在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形式。佛经翻译初期的"质胜文出"受孔子"言不尽意"论和老子"言道相悖"观的影响,是"重意轻言"哲学思想的体现,同期出现的格义方法也以先秦言意论为哲学基础;在佛经翻译的发展期,译界"文质相兼趋向"的背后驱动力则是"言意并重"思想,是魏晋时期王弼"得意忘言"论在佛经翻译领域的应用。这一时期的格义方法也因此呈不同表现形式,并随着佛经翻译理论的日渐成熟终受摒弃。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文质之争论文参考文献
[1].刘芳.反思中国佛经译论史之“文质之争”——以“文”派支谦为例[J].中国翻译.2018
[2].邓志辉,汪东萍.中古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的哲学源起[J].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6
[3].李燕,沈浩努.从纽马克的翻译理论看汉译佛经的文质之争[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
[4].左康华.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J].云南社会科学.2015
[5].郝丽运,孙静.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4
[6].华先发,华满元.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7].郭畅,王利斌.翻译过程中的文质之争与直译之辩[J].参花(下).2014
[8].黄书娴.民间影像艺术上的“文质之争”[J].祖国.2014
[9].孟祥宇.中国翻译史上“文质之争”对当今译者的启示[J].文教资料.2014
[10].张琦.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中国翻译史上妙喻看“文质之争”[J].青年文学家.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