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划
摘 要：本文以网络流行语为切入点，通过分析2008—2017年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及其变化，透视中国青年的社会心态变迁。研究发现，网络流行语的传播途径和传播范围虽然日益多元而广泛，但其传播内容却逐渐从政治领域、公共问题转向生活领域和娱乐问题，反映的社会心态从负能量为主转向正能量为主，从政治嘲讽转向生活调侃。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青年群体在国家网络治理、主流社会渗透、媒介技术发展等多股势力面前所做出的被动调整或主动适应。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青年群体；社会心态
作为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晴雨表，网络流行语一直备受关注。但已有研究总体上都较为分散，不是对最近几年网络流行语的一般性描述，就是对某个或某几个流行语的深入挖掘［1］［2］［3］，或者是对网络流行语交往过程的微观分析［4］［5］。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分析了网络流行语在更大时间范围内的变化趋势，但这些研究大都关注的是网络流行语发生变化的传播机制［6］［7］［8］［9］［10］，较少结合社会进程和心态转变，去深入分析网络流行语变化的社会根源。即使偶有研究结合了社会变迁和心态转变去分析网络流行语的变化趋势，其资料覆盖的时间也较短或较早，没有将最近几年的流行语同时考虑在内［11］。
本研究以同处一地但土地利用形式不同的2个3 m×2 m的坡地径流小区为研究对象，运用适用于历次特定侵蚀事件间隔大约5个月以上的Walling模型来计算各个采样期的坡面土壤侵蚀量，并比较主要降雨期内不同坡地土壤流失的变化特征。
当解释变量为外部评价主体时，ICR=1，否则，ICR=0。从模型3能够发现，ω2反映会计稳健性和正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ω4反映会计稳健性和负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若ω4显著为正，则表明“坏消息”比“好消息”能更快速反映会计稳健性。在本文中可以解释为若在进行内部控制评价时，公司出具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具有真实性，则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将显著高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不真实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
本文将首先列举2008—2017这十年内的网络流行语，分别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两个方面分析其变化趋势，然后分析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的变化所反映的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变迁。最后，通过将近十年网络流行语及其所反映的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变迁，置于广阔的国家网络治理、主流社会渗透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总体进程之中，分析其发生变化的社会根源。
一、中国近十年来的网络流行语
很多机构都会评出不同的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虽然多有重合，但也稍有差异。其中，《咬文嚼字》杂志的年度流行语连续性最强，从2008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且影响力最大，转发率最高。可是，《咬文嚼字》等机构都有自身的筛选标准，有些同样流行但未必符合其标准的流行语，却并未选入“十大流行语”之中。这些筛选标准通常都旨在排除粗鄙低俗、政治不正确、构词不合理的词语。这些被排除的流行语，在传播范围和效果上或许并不亚于被入选的词语，甚至传播范围更广、更流行，比如2012年最为火爆的“屌丝”和2013年的“小伙伴”就因为语言粗俗、语源不雅而未被列入其中，2013年的“喜大普奔”“人艰不拆”则因不符合汉语构成词法而被排除在外。因而，我们也将这些被排除在“十大”之外的流行语作为我们的分析对象。表1列出了2008—2017十年中的网络流行语，其中包括了入选《咬文嚼字》“十大流行语”的词语和虽未入选却同样十分流行的词语。
网络流行语及其变迁并不完全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而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折射和反射。要理解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的变化及其所折射的青年社会心态的转变，不仅要将其视为现代性普遍趋势的体现，还必须将其置于近十年中国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青年成长的总体脉络之中，关注青年群体如何运用网络流行语来应对或适应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实际上，网络流行语最初主要是青少年亚文化的日常表达工具和话语斗争武器，随着其传播范围的逐渐扩大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国家机构和商业力量才开始大力参与或介入网络流行语的制造和使用之中。原先只是青年亚文化构成部分的网络流行语，也就成为官方与网民、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潜在斗争场域。因此，近十年来网络流行语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的根源，便在于网络青年面对国家治理、社会渗透、商业力量三股巨大势力所做出的主动适应或被动调整。
表1：2008—2017年的网络流行语
《咬文嚼字》杂志评出的十大流行语未入选的流行语2008山寨、雷、囧、和、不抛弃不放弃、口红效应、拐点、宅男宅女、不折腾、非诚勿扰很黄很暴力、俯卧撑、打酱油2009不差钱、躲猫猫、低碳、被就业、裸官/退/婚、纠结、钓鱼、秒杀、蜗居、蚁族这事不能说太细2010给力、神马都是浮云、围脖、围观、二代、拼爹、控、帝、达人、穿越我爸是李刚、羡慕嫉妒恨、鸭梨2011亲、伤不起、hold住、我反正信了、坑爹、卖萌、吐槽、气场、悲催、忐忑围观、悲催、蛋定2012正能量、元芳你怎么看、舌尖上、躺着也中枪、高富帅、中国式、压力山大、赞、最美、接地气屌丝、你幸福吗、我能说脏话吗2013中国梦、光盘、倒逼、逆袭、女汉子、土豪、点赞、微××、大V、奇葩涨姿势、喜大普奔、人艰不拆、小伙伴2014且行且珍惜、也是蛮拼的、只想安静地做个美男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也是醉了、不作死就不会死、承包鱼塘体、带我装逼带我飞、画面太美我不敢看、有钱就是任性你懂的、买买买、喝酸奶不舔盖2015获得感、互联网+、颜值、宝宝、创客、脑洞大开、任性、剁手党、网红、主要看气质我带着你你带着钱、壁咚
续表
《咬文嚼字》杂志评出的十大流行语未入选的流行语2016洪荒之力、吃瓜群众、工匠精神、小目标、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一言不合就××、供给侧、葛优躺、套路、蓝瘦香菇撩妹、狗带、吃土、老司机、一脸懵逼2017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共享、有温度、流量、可能×××假×××、油腻、尬、怼（diss）、打call低端人口、无Fuck说、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有freestyle吗
概括而言，上述网络流行语的变化反映了近十年来中国青年的社会心态变迁，而近十年来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和网络流行语的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近十年中国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变迁。于是，近十年网络流行语及其所反映的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变迁，是我们理解近十年中国社会变迁和网络社会变迁的切入点。同时，也必须结合中国社会变迁进程和网络社会发展进程，才能深入理解网络流行语及其所反映的青年社会心态变化。比如，2008年左右开始出现的各种“十大流行语”评选活动，便是中国社会变迁和网络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08年不但是“中国SNS元年”，同时也是“网络引导舆论元年”或“网络问政元年”。正是在这一年，各种SNS网站纷纷涌现，互联网日益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
从品种选择上来看，农场有专业的农业科技团队，可以根据合理的品种布局，选择最适宜的优质、高产、抗逆、耐密良种，且品种调整及时，规避了因选种带来的减产风险。农户在品种选择始终存在一定盲目性，主要靠“听说”、“经验”及经销商“推荐”，有几率选择不适宜的品种，产量得不到保证。
本文首先以表1中所列出的近十年网络流行语为基本资料，分析近十年网络流行语在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方面的具体变化及其所反映的青年社会心态，然后从中国社会进程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分析网络流行语变化和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变迁的社会根源，尤其着力于探讨青年群体在国家网络治理、主流社会渗透、媒介技术发展等多股势力面前所做出的主动适应和被动调整。
二、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方式及其变化
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方式，包括其最初来源、传播途径及传播范围。从这三方面看，网络流行语的来源逐渐从社会事件和群体事件转向了官方用语和主流用语；网络流行语的传播途径日益多元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
1.网络流行语的来源变化：从社会事件和群体事件转向官方用语和主流用语
尽管网络流行语反映的社会心态变迁趋势是从负能量转向正能量，但近些年也有不少网络流行语介于正负能量之间。或者说，这些网络流行语就算是负能量的话，那它们也不是在批评政府、嘲讽社会，而是在戏弄日常、调侃生活。比如2013年的“奇葩”、2014年的“有钱任性”、2016年的“蓝瘦香菇”、2017年的“油腻”。虽未进入十大行列却同样十分流行的那些词语，比如2014年的“买买买”、2017年的“萌系”“佛系”和“丧”等字词，也体现了类似的心态转变。这些词语的流行，表明当前青年追求的不是日常消费主义和生活享乐主义，便是消极遁世主义和游戏玩乐主义。即使看似最为超脱的各种“佛系”用语，表达的也并非真正的佛教修为，而是一种试图抵抗主流文化的亚文化风格［12］，是“佛系青年”在社会压力、消费文化和媒介影响下所采取的一种存在主义姿态［13］。
具体而言，从2012年开始，国家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中的术语开始较为频繁地进入网络流行语行列。从表1可见，在2008—2011年的网络流行语中，只有2008年的“不折腾”一词源自国家领导人讲话和官方用语。但“不折腾”并不能完全理解为对官方的肯定，反而带有对“折腾”的潜在批评意涵，正是由于此前政府和官员们的“瞎折腾”，才使中央政府和领导提出“不折腾”的理念来安定民心。但从2012年开始，源自官方用语的流行语不但日益增多，而且几乎大都表达了对政府和主流社会的肯定。比如，2012年的“正能量”源自奥运火炬传递期间的“点燃正能量”活动，2013年的“中国梦”源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15年的“获得感”是政府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用以表示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词汇，2017年的“不忘初心”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词，“砥砺奋进”源自2017年6月起各地开展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宣传活动，“有温度”则源于2017年5月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所提出的思想：“城市是有温度的”。这些词语的流行，或者说政府报告和领导人讲话向网络流行语的靠近，不但反映了政府和领导人的清新亲民形象，同时也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对网络流行语的恶俗和负能量所进行的有力矫正。
网络流行语所表达的内容与其表达方式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其内容还是方式，网络流行语都是网络舆情和社会心态的表达。如果要更为简单地概括网络流行语在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方面的变化及其反映的社会心态的话，可以说是从政治嘲讽转向了生活调侃，或者说是从此前的泄愤心态与戏谑心态并存，抑或以泄愤心态为主，转向了以戏谑心态为主，泄愤心态日渐消退［14］。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性趋势的某种体现，西美尔在对现代性进行诊断时就曾指出，犹如货币一样，现代社会的语言表达也变得日益多样、丰富而微妙，然而具体个体的说和写却越来越缺乏庄重性，越来越流于肤浅［15］。当然，这种轻松愉快的生活调侃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心理作用，可以减轻心理焦虑和生活压力，促进心理韧性和自我激励［16］。
2016年高考全国Ⅰ卷第13题的题干中出现了“二元化合物”一词,2014年高考全国Ⅰ卷第27题中出现了“一元中强酸”“正盐”和“酸式盐”等词汇……在解析相关的高考试题时,有不少同学对试题中出现的这些学科专业词汇感到茫然。下面,把这些专业词汇逐一巩固。
2.网络流行语的传播途径和传播范围：从单一而小众转向多元而广泛
具体而言，2012年之前流行的大都是“躲猫猫”“俯卧撑”“拼爹”“河蟹（和谐）”等批评和嘲讽社会的词语，其中“躲猫猫”“俯卧撑”“河蟹”都暗含着对政府机构及公共权力的不满与质疑，“拼爹”“我爸是李刚”等词语一样都是对各种“二代”的嘲弄。但在2012年之后，类似的词语几乎绝迹，更多的是反映生活调侃和休闲娱乐的词汇。2012年之后的网络流行语中，除了官方用语和主流社会用语之外，几乎都是反映生活调侃和休闲娱乐的词语。比如，2012年的“元芳，你怎么看”完全是网友对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娱乐性恶搞，“舌尖上的”则是因为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而流行起来的、用于形容绝佳味觉体验和审美感受的词语。2013年的“女汉子”一词说明压力山大、竞争激烈的现代都市生活使很多女性变得日益男性化，微博、微新闻、微电影、微视频等“微××”型词语体现了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显著变化，“奇葩”则被用来形容生活中极其罕见古怪之人或之事。2014年的“且行且珍惜”是因马伊琍对文章出轨事件所做回应而火起来的词语，它的广泛流行和传播使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压力和小情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只想安静地做个美男子”源自《万万没想到》第二季第一集“美男子唐僧”，该词语的流行表明人们不想受到关注、只想安静做自己的佛系心境；“也是醉了”是《英雄联盟》游戏玩家们对游戏伙伴无力吐槽时的用语，后来延伸到了生活方面，表示人们对郁闷、无语等情绪的轻微表达。2016年的“小目标”源于王健林在访谈中建议创业者先定“一个亿的小目标”，跟以前流行语对富商、富豪的不满和批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同样源自富翁的词语却主要起到的是娱乐性和励志性的作用；“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塑料花姐妹情或话不投机、说翻就翻的友情；“葛优躺”描述的是因工作压力大而回家卧躺时的惬意；“蓝瘦香菇”是以南宁方言形式表达出的“难受、想哭”。2017年的“油腻”一词反映了人们对于中年健康生活方式的关注，尤其是中年男性的不修边幅、邋遢不堪、油腔滑调；“尬聊”描绘了人们在不自然处境下没话找话时的尴尬或困窘；“打call”原本是演唱会现场的喊叫性词语，然后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以示人们对某人或某事的大力支持和强烈赞同。从上述对2012年以来的网络流行语所进行的细描中，不难看出，这些词语的关注焦点均是日常休闲、娱乐恶搞和生活调侃，而不是群体事件、公共问题和社会正义。
但有些悖谬的是，网络流行语的传播途径日益多元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却并不一定意味着实际传播效果的提升和增强。或者说，随着网络流行语的来源日益官方化和主流化，传播途径及范围日益多元而广泛，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却似乎没有得到相应提升，反而有所降低。此前的很多网络流行语都曾引发模仿性、戏仿性的网络造句热潮，从而成为网络社会中的一大语言景观，然而越是往后，人们在日常对话和网络交流中对网络流行语的运用，越是很少再出现此前那种广泛而强烈的网络造句热潮。可见，网络流行语的公共性和论辩性日渐降低，其运用逐渐从群体性、公共性的网络造句转向了半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日常交流。
与此相应的是，网络流行语的构词方式和修辞方式也变得更为简单直白了，不像此前的网络流行语那样，会用到隐喻、戏仿、夸张、反讽等多种修辞方式。或许跟直接源自官方用语的网络流行语相比，那些源于社会生活因而更接地气的“土豪”“有钱任性”“油腻”等词语，还保留着一定的隐喻意义和调侃意义，但其修辞方式还是比之前简单了很多，尤其是其嘲讽性和反讽性大不如前。网络流行语的修辞方式之所以日趋简单化和直白化，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词语本身源自官方用语和主流用语，而不是网民在网络上创造出来的鲜活用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网民不再那么努力地致力于网络流行语的创造和运用，而是逐渐转向其它空间寻求自由发展。
三、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内容及其变化
犹如传播方式及修辞方式的变化一样，近十年网络流行语在传播内容方面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具体来说，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的主要关注领域从公共问题和政治领域，明显转向了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领域。网络流行语在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方面的变化，都表明当代网络青年的社会心态逐渐从以负能量为主转变为以正能量为主，其中最突出的心态变化是从抵抗性的政治嘲讽日益转向了娱乐性的生活调侃。
1.网络流行语的关注领域：从公共问题和政治领域转向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领域
从表1可以看出，就关注的问题或领域而言，2012年之前的网络流行语主要关注的是公共问题和政治领域，对政府机关和主流社会持有强烈的批评和嘲讽态度。比如“被就业”一词反映了高校就业统计的虚假性，“蜗居”反映了严峻的住房问题，“我爸是李刚”等词语表达了对“富二代”和“官二代”的不满。但是，2012年以后的网络流行语却在传播内容上发生了显著变化。网络流行语关注的焦点从公共问题和政治领域转向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领域，其反映的主要态度从此前的批判性和嘲讽性态度，日益转变为戏谑性和玩乐性态度；即使有些词语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嘲讽性，但其嘲讽的主要对象也不再是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主要是对工作压力、生活紧张等日常生活问题的调侃。
在2008—2017这十年中，网络流行语的传播途径从单一的论坛、微博为主转向主流媒体报道、私人社交网络同时呈现的多元化局面，因而其传播范围也变得更为广泛。比如，“不忘初心”等词语既是主流媒体的核心用词，也是微博和微信的常用词汇。即便不是源自官方用语的“蓝瘦香菇”“洪荒之力”等流行语，也在日常交往和网络论坛上被大量使用，甚至成为各大主流媒体和官方媒体的常用词或标题语。在以前，网络流行语似乎很难进入主流媒体的报道之中，“屌丝”一词进入人民日报，一度被视为屌丝的“逆袭”，其它词语则从未获得过如“屌丝”一样的逆袭地位。而如今，官方用语和草根词汇大都得到了多元而广泛的传播，尽管有些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社会规范的词汇在流行起来之前就已被屏蔽掉了。
2.网络流行语反映的社会心态：从负能量到正能量，从政治嘲讽到生活调侃
不管传播方式还是传播内容的变化，近十年网络流行语所反映的社会心态变迁趋势，都是逐渐从消极心态转向积极心态，从负能量为主转向正能量为主。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2012年以前，除了“给力”一词之外，几乎所有网络流行语都主要表达的是负面心态，都对主流社会或政府机关持严厉批评和冷嘲热讽的态度。但是，2012年之后，除了“有钱任性”等少数几个词表达了一定的批评意涵之外，其它流行语几乎都是在肯定主流社会，支持政府政策，为国家领导人或榜样人物点赞。即使反映社会不平等的“有钱任性”或承包鱼塘体，也主要是以生活调侃的方式表达的，与社会不平等仅仅具有间接的或潜在的关联，实际上其本身并不是为了反映和批评社会不平等。当然，这并不表示没有反映负能量和嘲讽社会的词语产生，只是这些词语并未广泛流行起来而已。比如，2017年因北京政府驱逐外来人口而诞生的“低端人口”一词，就曾在小范围内掀起模仿和造句热潮，很多网友都自称或自嘲为“低端人口”，以示对这一做法的不满和抗议。但这类词语并未大范围流行起来，最多不过是少数人在少数网站上的一时兴起，没能掀起任何波澜，因而也未进入任何机构的十大流行语之中。
智能楼宇，又叫智能建筑，主要是指以建筑物为平台，基于对各类智能化信息的综合应用，集架构、系统、应用、管理及优化组合为一体，具有感知、传输、记忆、推理、判断和决策的综合智慧能力，形成以人、建筑、环境互为协调的整合体，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便利及可持续发展功能环境的建筑[1]。
网络流行语的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源于社会事件和群众事件。比如2009年的一名云南青年因盗窃嫌疑被抓进看守所，警方称其因玩“躲猫猫”游戏而撞墙死亡，这一事件立刻引爆网络舆论，使“躲猫猫”一词成为网络流行语，表现了网民对公权力的不满和抵抗。第二种是影视剧、新闻报道等大众媒体本身所呈现的各种引人注目的词语或句子。比如影视剧《杉杉来了》中的一句台词“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引发广泛的造句热潮，形成了流行的承包鱼塘体，这是人们对于霸道总裁或“土鳖”富豪的恶搞和嘲笑。第三种则是直接源于官方用语和主流社会用语。比如“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源自国家重要会议，“撸起袖子加油干”源自领导人讲话。由于本身比较“接地气”，再加上国家的宣传推广，这些词语也很快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网络交往中的流行词语，从而使国家的政策意图和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快速地、大范围地传达到了民众之中。从表1列出的近十年网络流行语中可以看出，网络流行的来源从以社会事件为主、以社会生活和大众媒体为辅，逐渐转向以官方用语为主、以社会生活和大众媒体为辅。大众媒体本身所产生的网络流行语，尽管有所增多，但与源自官方用语和主流社会用语的流行语相比，仍然处于次要地位。
上述分析表明，对于2008—2017这十年的网络流行语来说，不管是传播方式还是传播内容的变化，2012年都是一个转折点，尤其以“正能量”一词的出现为标志。上述所有转变几乎都是在2012年左右开始的，正是以2012年为界，网络流行语的主要来源从社会事件和群体事件转向官方用语和主流词语，传播途径从私下传播和小众传播转向多元传播、大众传播，网络流行语反映的主要内容从政治问题和公共领域转向休闲娱乐问题和日常生活领域，反映的心态取向从负能量为主转向正能量为主。
尽管源自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流行语日益增多，但很多流行语还是直接源自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就源于社会生活的网络流行语而言，同样以2012年为界，此前这类流行语不但直接跟各种群体事件或社会问题有关，而且在社会心态上以对主流社会的批评和嘲讽为主。比如，2008年因为瓮安事件而流行起来的“俯卧撑”一词，表达了人们对官方说法的不信任、质疑和抗议。2009年因为电视剧《蜗居》的热播和廉思教授《蚁族—大学生聚居村实录》一书的出版，而使“蜗居”“蚁族”等词语迅速流行起来，这些词语反映了大学毕业生和城市青年白领所面临的严峻住房问题和社会不公遭遇，正是在创造、使用和传播这些词语的过程中，他们在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和无奈。但在2012年之后，直接源自社会生活的网络流行语中，肯定和赞美主流社会的词语日益增多，甚至很多网络流行语本身就是主流用语。比如，2012年的“最美”“接地气”，2013年的“光盘”“点赞”，2015年的“创客”“互联网+”，2016年的“工匠精神”“供给侧”，2017年的“共享”“流量”。其中，“创客”“互联网+”“共享”“流量”等词语的流行，说明了新经济模式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此的密切关注；“接地气”“工匠精神”“光盘”等词语虽然受到政府的宣传和倡导，但它们本身却是源自社会生活；“最美”“点赞”则体现了公众对于榜样人物或良好做法的肯定和赞扬。这些词语与2008年的“俯卧撑”、2009年的“蜗居”“蚁族”等词语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同样源自社会生活，但其意涵和态度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们不是直接反映主流社会的发展成就、发展趋势，就是反映人们对于主流社会和主流人物或事件的“点赞”，此前流行语所反映的强烈不满、顽强抵抗、无奈愤懑等心态几乎完全消失不见了。
四、在社会进程中理解网络流行语及其所反映的青年心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制造行业呈现出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同时衍生了许多服务性的外包需求，例如对于人力资源的培训、物流、税务等，这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开始出现融合，有人称这种现象为“2.5产业”。
网络流行语的鲜活性便在于对现实的夸大反映和冷嘲热讽，尽管不免有些粗俗或恶俗；国家网络治理的增强，在消除其恶俗性和反抗性的同时，很可能也同时削弱了其鲜活性和影响力。于是，在近十年的变化趋势中，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将网络流行语作为娱乐性和调侃性的卖萌手段，而不再像此前那样强烈地将其作为“弱者的武器”。虽然近几年也诞生了与此前网络流行语一样充满抗拒性和嘲讽性的词语，比如“低端人口”“隐形贫困人口”，但这些词语一旦产生就会在网上遭到禁止，因而其传播范围相对很小，传播时间也很短，并未真正流行起来，也未进入各种各样的“十大流行语”之中。
1.国家治理的日趋强化，导致包括网络流行语在内的青年网络亚文化在整体上都受到很大限制和束缚
对比两组临床总有效率，根据疗效评价标准[2] ：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神经缺损程度下降＞45%为显效；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明显好转，神经缺损程度下降18%～45%为有效；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改善或加重，神经缺损程度下降＜18%或上升为无效。另外，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包括血浆黏度、红细胞比积、血小板聚集率等。
2.国家政治和主流社会总是在努力渗透到青年网络亚文化之中
国家机构一方面严格控制和坚决禁止各种恶俗粗鄙或政治嘲讽性的网络流行语，使其难以流行起来，比如网络羞辱文化在政治和法律管控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17］；另一方面，国家机构和领导人也会有意识地学习青年人的表达方式，比如国家官方用语也会通过“卖萌”式表达，去贴近大众社会和网络生活。因此，在国家治理的强化导致网络流行语日趋衰落的同时，国家政治用语和主流社会用语却学习和借鉴了网络流行语的某些特征，通过制造符合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的流行语，来抢占网络流行语的高地。于是我们看到，近年来，源自领导人讲话、政府文件和主流社会的流行语日益增多，其流行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这些词语本身的“流行性”，而是因为国家机构和主流社会有意推动了这些词语的流行。不过，人们对官方用语和主流用语的调侃性运用，并未完全采取认同和接受的态度，有时也会带有一定的嘲讽性，只是其抗拒性和斗争性难以与此前相比拟。
3.商业力量和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既为网络亚文化和网络流行语提供了良好机遇，也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有力工具
商业力量和技术发展本身是中立的，青年亚文化和网络流行语可以借此得到发展，但国家机构也可以借此来控制和约束青年亚文化及其网络流行语的传播。与此同时，商业力量和媒介技术本身，也会在国家治理要求与受众消费需要之间寻求平衡，以便实现盈利和发展。因此，尽管国家治理对商业力量和媒介技术施加了诸多限制，但仍然为青年网络亚文化和网络流行语留出了一定自由空间。这就为青年群体创造了机会，使其可以更为灵活地应对国家网络治理和主流社会渗透，可以不断创造新的空间或部落。
4.网络青年会在这三股势力之间，尤其是在国家治理和主流社会的渗透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
国家网络治理、主流社会渗透及其对商业力量和传媒技术的运用，与青年网络亚文化和网络流行语的重新调整，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面对这三股强大势力，作为弱者的网络青年在总体上采取的是游击战策略。具体的应对方式，一方面是对原先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进行一定调整，以便在避免硬碰硬的情况下，保持网络流行语的相对自由发展空间。于是，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的关注焦点从公共问题和政治领域，逐渐转向了娱乐问题和生活领域，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和多元化，所反映的心态日趋温和保守、积极正面。这些变化其实是国家治理、主流渗透和青年调整的结果，或者说是相互调整和相互适应的产物。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群体在网络流行语的制造和运用过程中逐渐从主导者变成了接受者和传播者。最终，网络流行语可能不再是语言狂欢，也不再是政治嘲讽，甚至连“挠痒”的功能也将随风飘散。
另一方面，面对国家严格治理和社会大力渗透所构成的软硬兼施，在网络流行语的制造和使用方面日渐丧失主导权的青年群体，似乎逐渐放弃或离开了网络流行语这一场域，开始去开辟新的空间或部落。在青年人自发制造和传播的流行语日趋衰落之后，我们看到了很多新兴的青年网络亚文化现象，比如各种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兴起，弹幕、直播、二次元、鬼畜等新事物的流行。跟网络流行语相比，这些新的网络亚文化可能更加丰富、多样、生动，但与主流社会的距离却也日渐拉大。当前青年群体尽管仍在大量使用网络流行语，但这些词语却主要源自于这些新兴的网络亚文化［18］，并服从于这些新部落内的日常交流，它们跟主流社会保持着较大距离。比如，在90后、00后青年群体中流行的“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等词语，因源自于该群体特有的网络游戏，而较少在整个社会中得到大范围传播，甚至80后青年都未必熟悉或理解。
当然，即使网络青年开辟的新空间和新部落，也仍然会受到国家治理的约束和主流社会的渗透。然而，国家治理强化和主流社会渗透导致的网络流行语转变，青年群体不断开辟新的空间或部落，并不意味着青年的最终胜利，也并不意味着国家或主流社会对青年及其亚文化的成功改造。即使有所成功或胜利，也是暂时的，表面的。实际上，国家治理、社会渗透、市场和技术发展与青年亚文化的流行始终处于相互调适的过程之中，身处强势地位的国家治理和主流社会打的是阵地战，而相对弱势的青年群体则采取的是游击战策略，不断以灵活多变的方式开辟着新的空间，一旦遭遇强大干预和大力监管，便自由地转向他处。
五、结 语
近十年网络流行语及其变化是青年群体跟国家治理、主流社会和市场力量之间互动关系或互动过程的一个缩影。在总体上，近十年网络流行语的来源从社会事件和群体事件转向官方用语和主流用语，传播途径及范围从单一而小众转向多元而广泛，关注内容从政治领域和公共问题转向生活领域和娱乐问题。网络流行语的上述变化，反映出中国网络青年的社会心态逐渐从以负能量为主转向了以正能量为主，从政治嘲讽转向了生活调侃。这些转变是青年群体在国家网络治理、主流社会渗透、商业技术发展的“围攻”下所做出的主动适应和被动调整，甚至主动或被动地“转移战场”，去开创新的领域或空间。
这些转变的潜在后果并不那么令人乐观。国家机构的治理尽管确保了网络流行语及网络亚文化的相对文明性和保守性，大力渗透虽然使国家机构、主流社会和网络流行语及网络亚文化看似融为一体，但它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实际上却在日益拉大。距离拉大的潜在危险在于彼此的良性互动变得越来越难。一方面，国家治理的难度会逐渐加大，主流社会的渗透程度会越来越低；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及网络流行语对国家机构、主流社会的批评和嘲讽日趋减少，他们的“异见”和“偏见”也越来越难以被主流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对于青年亚文化来说，离主流社会越是遥远，其言行举止就越是“非主流”，越是“我行我素”，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以激进方式挑战主流社会。因此，青年群体在主动或被动地从政治嘲讽转向生活调侃的同时，日常生活本身的政治性却变得更为重要。在“生活政治”逐渐取代“解放政治”的当代社会中，日常生活中可以促进自我实现的自由选择和行动权力正在成为新的政治核心。“如果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那么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19］。如果说此前社会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震撼”的影响，那么，未来社会前途将主要受到“青年震荡”（path-push）的冲击，尤其是“生活政治”和生活方式的冲击。
实验中制备的三组不同厚度的VO2薄膜，从拍摄的可见光照片图2来看，呈现淡黄褐色，且厚度越厚颜色越深，同时对可见光的透过率也越低，反射率相对地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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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项目号：18CSH003）的研究成果］
王佳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王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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