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每个社会治理模式都内蕴着与之相对应的伦理之维，古代社会治理内蕴着等级秩序的伦理之维，这种秩序的伦理之维在西方是以各个阶级德性塑造作为基础的，而在中国则是以“礼制”的方式呈现出来。西方近代社会治理是以社会契约法的精神呈现出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则是以传统社会“礼制”的批判和没落的方式表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构一个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社会治理样式，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时代我国立足现在展望未来，建构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为全球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其内含一种公平-平等-自由-幸福的伦理精神。
[关键词]社会治理；伦理；中国建构
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都有其特有的社会治理模式，这源于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每一个社会治理模式都源于人类的一定伦理价值诉求，否则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就不可能成功。古代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源于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敬畏，需要神圣权威来治理社会；近代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源于人类自我的觉醒，人类不再崇拜神圣权威而是崇拜法的精神；现代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源于人对自身解放的渴望。由此可知，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治理模式都有其内在的人类社会伦理价值的渴望和诉求。
一、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探寻
虽然社会治理这一词语在14 世纪才产生，但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有关社会治理的活动就一直在持续。每一种社会治理方案或举措都内蕴着一种伦理精神或伦理意蕴。如果把社会治理的核心聚焦在政治制度安排上的话，可以说这种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就是一种政治伦理。因此，在政治伦理上不同社会采取特定的社会治理体制表达了人类不同伦理价值取向的建构和设计。如果从城邦、国家治理来说，最早提出国家治理的西方哲学家应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阐释了其社会伦理思想，通过苏格拉底与其讨论者之间的对话讨论了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正义者是聪明的好人，又笨又坏的就是非正义者了。”[1]27这些聪明智慧的人组成的团体或城邦依靠正义就能获得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在此意义上，优良的城邦由正义的人组成，在柏拉图看来，正义者就是每个阶级的人都操守自己的德性，作为一国统治者就应当具有智慧的品质，才能管理好治理好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军人或武士就应当具有勇敢的品质，才能保卫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商人应当具有节制的品质，才能给国家带来财富。所以柏拉图在城邦治理的过程中带有一定的社会伦理之维，可以说，这种城邦治理人文精神是社会伦理精神，虽然这种社会伦理精神更多的是通过社会等级秩序来实现的，但其伦理之维是维系城邦内在发展的一种伦理文化纽带。
1.2.2 IAT IAT共20道题目，采用Likert 5点评分，总分20～100分，得分越高表示网络依赖程度越严重。IAT总分在20～39分为正常使用网络，40～69分为轻度网络问题，70～100分为严重网络依赖，该量表在我国相关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信效度［1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0.88。
采用充电较好环状电极，试验利用感应充电的原理，在喷头上安装铜圈和绝缘环，然后接上高压直流电源，对雾滴形成区域施加环状感应电极[2]。环状电极为自制的电极并且在试验准备阶段进行了雾滴带电喷雾的预试验并取得了良好的荷电效果。在此基础上进行液力式喷雾机高压静电喷雾，研究雾滴粒数和平均粒径的沉降分布状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习近平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着对人民的挚爱。
当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走向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时，中国还处在礼制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之中，因此，当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从追求“秩序”治理转向追求“法治”治理时，中国社会处在追求“礼制”秩序的狂热之中，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也是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差异。西方工业社会以“资本”作为核心的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其内在伦理价值追求是效率，这种以“效率”作为伦理价值核心的资本运作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在近代西方不仅仅限定在本国之内，而且蔓延整个世界，尤其是东方国家，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模式使得“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277。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在那时也在资本主义社会全球治理的范畴之内，结果东西方两个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这种冲突既是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冲突。中国以各种方式来缓和这种冲突，如农民起义、实业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等，结果都失败了，这就要求中华民族要重新认识世界和自身的社会治理方式及其内在伦理价值取向问题。这就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治理模式探索及其内在伦理价值的探寻，在这一时期中国搁置了甚至冷落了传统礼制文化而转向了新社会伦理价值的诉求，即马克思主义社会伦理价值的诉求。
与西方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不同，中国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在传统社会是以“礼制”作为基础的，从周公开始中国就实行“礼制”或“周公之礼”，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在传承周礼基础上开创了“礼制”之治。在社会政治治理上主张“仁治”，主要倡导官德尤其是君王在社会治理上的带头作用，“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只有这样君王才能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以儒家礼制非常重视“王者的德性”，王者的德性在社会治理上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5]155除了王者的德性之外，王者治理国家的手段应以德治为主刑法为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16。以宽厚的态度治理人民，宽猛相济，才能实现“政是以和”。有德性的王者在治吏上才能用人唯贤，百姓才能信服。何为民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5]22王者治理国家能力的核心不仅自己有德性，而且在政治治理方式上也要让百姓信服。在社会经济治理上主要是“富民”，主要原因在于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人口大量减少，人民物质生活比较贫乏，增加人民收入，人民富裕起来，则成为明智国君的首要任务。在伦理道德上，国家和个人是休戚相关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5]93，这种社会治理是失败的，真正成功的社会治理应是国富则民富，国贫则民穷。孔子在社会文化的治理上倡导“道德至上”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德性从君王到庶民都要遵循一定的社会道德伦理文化，表现在义利冲突中凸显“义”的首要位置。“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5]41“仁”文化是儒家社会治理的伦理价值取向。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宗教批判已经结束，现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和“政治”的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和“政治”仅仅是维护资产者利益的伦理道德叙事方式，并不代表整个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意愿，甚至是违背了整个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公平、正义、自由和幸福的意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伦理主要表现为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以及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批判。”[3]5主要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正义性，以此渴望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通过实现伦理价值观的转换，着力塑造人的自由独立人格，唤醒人们的政治意识、批判意识，从而为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3]5-6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人类社会伦理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犀利的批判，目的在于劝说统治者变革社会制度以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由于阶级和历史局限性，他们社会治理的伦理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是改良主义的，没有达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批判和革命的高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全方位的批判，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正义的批判和经济正义的批判，对黑格尔形而上学国家正义观的批判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不正义性，主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正义的自由虚幻性、平等虚假性，这种政治正义的虚假性源于其社会经济正义的不真实性，所以马克思由政治正义的批判转向了经济正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正义的私有制基础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用铁的事实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虚伪性、野蛮性、贪婪性和破坏性”[4]131，并以社会经济公有制来取代这种虚假性的社会经济形式，以公有制作为基础的按劳分配（生产力达到极大程度的按需分配）实质正义取代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经济正义，所以马克思倡导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是代表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社会伦理之维，而不是某一个阶级或集团的伦理道德，并在人类解放伦理之维的向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的虚假性。从人类社会历史之维来看，每个社会治理都内涵着一种伦理之维，只不过每个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的内容具有不同阶级、时代内涵。就社会意识形态而言，社会治理的伦理向度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向度，在此可以说这种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具有一定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与以往社会治理形态不同，马克思人类解放之维的社会治理克服了以往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因为马克思不是站在某一种社会形态或某一个阶级立场来进行社会治理，他的社会治理是没有阶级局限性的社会治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以利益作为纽带的，而是以相互发展需要作为纽带的，这种伦理之维是代表着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在此阶段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此意义上，没有国家只有社会“自由联合体”样态的社会是以服务人为宗旨和历史使命的。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是“礼制”模式，以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以塑造人的仁爱德性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是以个人德性修养作为基础的，其目的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5]271所谓平天下在于治其国者。这种家国一体治理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从社会根源来说，中国是“差序格局”人伦社会，这种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6]30。
二、中国传统社会“人伦”之治的批判与没落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治理模式也从传统以礼制为核心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转向了以公平和平等为核心的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价值取向。公平与平等是每位公民的群众伦理价值追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不仅改变了旧有社会治理模式，而且创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平和平等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自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由于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战争的洗礼，变得一穷二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所以最初完全的公平和平等虽然重要，但还要效率，所以新中国从最初完全平等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伦理思想当中，而且体现在政治伦理思想和教育伦理思想当中，“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设立，沿海城市开放政策以及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等，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把中国社会治理得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9]28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更要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这是走向现代化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10]189在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治理模式之中，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物质财富获得极大的提升，但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步伐显然跟不上物质文明发展的步伐，尤其是在社会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之后，人民对精神文明的诉求更加强烈。为满足人民这种诉求，社会治理更加凸显“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人”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中心。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内容要不断与时俱进，其内蕴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精神，这种社会伦理精神在当代中国社会就是“法治”。由此可知，中国这一时期社会治理模式的内容并没有更多地汲取自身的传统伦理文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模式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经济建设上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民从原来的一穷二白到解决温饱生活到小康社会建设再到全面小康社会，这表明了我国社会治理是以实现人民幸福的生活作为目的的，幸福首先应当是在物质上充足富裕，只有实现了人民在物质上的幸福才能有其他方面的幸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只有在解决了吃穿住之后才能从事哲学、宗教和艺术，人只有在实现了物质上的幸福之后才能追求精神幸福并达到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新时代就是要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从人的幸福而言，美好生活应当是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尤其在当代中国更应当提升人民的精神幸福以适应人民的物质幸福；如果从社会公平正义来说，幸福应当是全体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大部分人的幸福，正是因此，我国还要花大气力进行攻坚克难、精准脱贫，加快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为此就要进行改革，“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1]103，通过改革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传统的“礼”从作为个人修身养性之道成为治理国家的社会伦理纲常之道，“礼，大言之，便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小言之，是一族一姓的良风美俗。这是从时代的积累所递传下来的人文进化的轨迹”[7]95。这一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稳定发展，构成了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样式，这种特殊样式以“儒道释”呈现出来，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的自我批判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批判也构成了这种伦理文化特殊样式，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中进行深刻的论述，论证了孔墨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等。在批判的过程中呈现了传统中国“礼制”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内在的弊端，这种弊端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中制约着甚至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确切地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末期“礼制”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社会治理的需求，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末期的“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6]60或许在此意义上，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这种“至尊的儒家文化”，尤其面临外患的社会背景下，甚至有人开始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儒家礼制文化的解体除了自身发展到极端的存在形式外，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面临着解体境遇，这也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失灵和消解。按照学界对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划分的类型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期已经瓦解，这种瓦解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伦理价值的迷失或错位，这种错位主要体现在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统治人的一种行为工具，它已外化于人，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具有社会权力的独立存在，即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境遇，“天理”在一定意义上与儒家的“礼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社会伦理文化或伦理精神在不同社会体制中呈现不同的社会内涵，这就是说作为社会伦理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其社会内涵是有差异的。在古希腊城邦制社会中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秩序的伦理安排上，在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社会中，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更多的表现在对经典教义落实上，这给社会治理带上一种神圣的宗教伦理精神。在西方近代社会治理中，这种宗教伦理精神被社会契约的法律伦理安排所取代，社会契约精神需要社会法律伦理作为一种维护或支撑。虽然现实主义者如马基雅维利为了克服宗教神学伦理刻意把法律和道德进行了分离，但这并不表明法律和道德没有内在一致性，就二者宗旨来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法律作为一种维护社会正义强有力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类社会正义，当一种法达到一种“恶法”，丧失其维护社会正义功能时，就要被社会所废除，而社会伦理道德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虽然没有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性，但它也是维护社会正义不可或缺的方式，两者就像电脑的硬件和软件一样一起支撑着社会正常良好的运作，在此意义上，法律和道德具有同质性，法律是社会最低的社会伦理规范，而伦理乃是潜在的法律。“使法律和道德趋同的努力——以法律规范覆盖道德领域，并使既存规范吻合一个合理的道德体系的要求——造就了近代法。”[2]45所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更多的是通过法律这一显性形式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精神。这种社会治理的伦理之维被马克思以及后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
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之治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从根本上来说源于中国是熟人社会。“伦”重在差别和差等，“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6]30所以，这种“人伦”秩序是一种静止的等级的伦理秩序，这种社会等级身份的伦理秩序在后世演化为“君臣、父子和夫妇”之间的社会伦理纲常。费孝通先生把这种社会伦理秩序称为是“水纹波浪的同心圆”，“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到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6]31这种推己及人的社会伦理秩序和“差序格局”的伦理秩序的形成维系着传统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差等社会伦理秩序形成了中国特殊的“礼制”，“礼”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达到了极致形式即“三纲五常”，这时的“礼制”并不是一种文明了，倒是一种“吃人”的礼制，正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在“三纲五常”极致的社会伦理规范下每个人都成为“礼”的牺牲品，如孔乙己和祥林嫂。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模式的伦理之维建构
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鼓励临时工积极进行参与，鼓励他们对本职工作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对其中有一定价值的进行采纳使用并予以物质以及精神的奖励，使其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进行工作，认为自己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充分发挥自身的自觉性与创造性，增添组织荣誉感，更好地发挥出团队精神。在制订工作目标和进行重要决策时，让每一位临时工广泛进行参与，使他们对团队的每一个目标和决策都有充分的理解和认同感，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
在政治上要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如果“法”是最低要求的伦理道德的话，什么样的法则决定了“法治”的方向和性质，“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11]116。因此要制定“善法”，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为了保证“善法”的性质，我国法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11]114。为了保证是“善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此之外，政治治理内在的伦理要求还要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服务人民是其始终不变的宗旨，所以，全面从严治党在当代就显得尤为重要，党员要严守党内政治生活，守纪律讲规矩，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才能不断为人民谋福祉。
在文化建设上，要坚持“四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道路选择是人民历史的选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事实证明，它是符合中国人民的现实需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尤其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自信，因为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灵魂，它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基因，“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1]313。因此新时代要传承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其内在魅力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发扬中华民族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它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发展方向，“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11]351。对革命文化的自信也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所以，我们要面向世界建构一个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在社会建设上，除了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之外，社会建设还应包括民生，如食品安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针对就业、住房、养老等突出问题进行发力，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11]362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转化为我国社会治理的特色和优势。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伦理秩序，“生态伦理旨在规范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过程中的无序行为，使人类社会摆脱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12]97这就要求人们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并以自身行动保护自然，人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就是尊重自己和保护自身，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13]233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要提高人民的生态意识，而且更要改变人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应以节约型的绿色的生产方式为主，生产的发展不以牺牲人的生存环境作为代价，生活方式上要健康、绿色，要想做到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关键要提升人的素养。就生态文明和经济命脉而言，整个人类休戚相关，整个人类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中国在参与全球健康治理过程中取得重要的进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为全球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社会治理模式，其内含一种公平-平等-自由-幸福的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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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Its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IU Xiaoxia，WANG Yilin
(School of Marxism,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Jilin 136000,China)
[Abstract]Every model of social governance contains its corresponding ethical dimension.The governance of ancient society contained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hierarchical order, which is based on the shaping of virtue of all classes in the west, while it is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ritual in China. Western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is presented by the spirit of social contract law,and China's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is reflected by the rise of Marxist social ethical spirit and criticism and decline in“the system of rites".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adheres to the Marxist guiding ideology and constructs a social governance style with both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d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era, reflecting on the past and looking to the future,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five integrated layout, that is,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layout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created a model of socialist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 provides a Chinese solution and Chinese wisdom model of social governance for global social governance,which contains an ethical spirit of fairness,equality,freedom and happiness.
[Key words]social governance;ethics;construction of ethical dimension in China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991（2019）02-0054-07
doi：10.3969/j.issn.2096-2991.2019.02.008
［收稿日期］2019-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伦理生态'建设及协同治理研究”（编号：14BZX086）
［作者简介］牛小侠（1977—）,女，安徽太和人，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王艺霖（1992—），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逻辑学。
［责任编辑 刘笑冬］
标签：社会论文; 伦理论文; 中国论文; 模式论文; 礼制论文;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伦理生态’建设及协同治理研究”(编号:14BZX086)论文; 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