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占领华盛顿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等大规模反抗运动，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提出了深刻质疑和猛烈冲击，由此引发西方世界21世纪共产主义思潮的复兴。“西方激进左翼理论家”在新时代的实践下重新开启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探讨，理论家们充当激进的新时代革命家，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政治制度予以否定，致力于探索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本文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解析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新共产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背景、理论内涵和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新共产主义；流派观点
一、新共产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和背景
进入21世纪之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大大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带来对人的新的异化和对无产阶级更加无形而残酷的剥削，资产阶级增强了自身的统治能力，在意识形态上制造民主、平等的幻象，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本质，在政策的“不痛不痒”的调整下缓和社会的阶级矛盾，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会随其发展愈演愈烈。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难民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在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框架内找不到出路和“解药”，共产主义再次成为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观念。
高层建筑施工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及管控对策研究………………………………………………… 郭光，吕鹏（8-224）
2007年8月，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市场危机爆发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这一危机对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使美国的金融业、资本主义制度乃至全球霸权都遭受了强烈的打击。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后果，国际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打击和削弱，这次的经济危机使西方的左翼思想开始快速发展，左翼思想的理论家们开始探索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新思潮都纷纷放弃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来解决问题，而主张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框架，走出被资本主义所异化的社会现状，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颠倒的关系颠倒回来，才可以谈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二、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关于共产主义的新阐释
(一)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共产党为了保存他们的力量，纷纷向民主社会党蜕变。在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共产主义很少被人提及，共产主义的经验遭遇失败加之自由主义的盛行，使共产主义者们陷入了“集体失语”，而巴迪欧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出来呼吁：不能没有共产主义观念。2009年,巴迪欧出版了《共产主义的假设》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将共产主义的观念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假设”，在西方左翼思想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巴迪欧重新将共产主义旗帜挥扬起来。
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假设”呢?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的假设将消除社会财富占有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消除导致财富不均的劳动分工的组织和制度。对大量财富的私人占有将会消失；国家是与市民社会分离开来的，它体现了一种强制性，所以国家的存在也将不再是必要的，国家的消亡就是由生产者们组成的自由联合体实现再组织的过程，但是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观念”把共产主义当作了一个哲学问题，当他用巴黎公社来例证他的事件哲学时，也必然的把革命的突破性进展依托于偶然的历史事件，这样的历史逻辑否定了社会历史过程中经济因素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在他看来革命的基础来自主观意志，而不是客观必然性。巴迪欧的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康德主义，共产主义假设不是建立在成熟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而是基于革命主体对“真理—事件”的忠诚，事件被抽象地定义为开启一种普遍平等的可能性，和主体性自身的根本上的转变。他的共产主义观念似乎又把共产主义从人间上升到天国，然而，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在我们的实践条件下，引领无产阶级行动的共产主义，而不是一个宗教信仰层面的共产主义，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的理论脱离了社会历史进程，而实质上是一种抽象的激进政治的构想。
新共产主义希望能从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对立中产生出一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使“共产主义假设”得以在21世纪以一种新的方式存在。齐泽克指出了四种对抗：日益加重的生态灾难的隐形威胁、大众知识财产的公共性特征和私有权之间的矛盾、新技术科学发展(尤其是生物科学)的社会伦理影响、种族隔离的新形式、新围墙和贫民窟。齐泽克认为这些对立都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当代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使得共产主义理念有了现实的“土壤”。齐泽克认为，尽管前三种对立对我们的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威胁，但第四种社会隔离已经表明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失败。齐泽克根据第四种对抗中的“新的围墙”和“贫民窟”等隔离形式，提出了与“被纳入者”(the Included)相对立的“被排除者”(the Excluded)的概念。齐泽克认为“被排除者”有着巨大的政治潜能。贫民窟就是“被排除者”的典型代表。齐泽克认为，新的革命组织的基础是“平民的革命对抗”。
其次，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体现了一种纯粹的平等。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假设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范导式的原则，这种原则的作用是可以指引人们去反抗存在于社会形式之下的强权政治和各种不平等的观念。他谈到，在集体行动的领域内，将共产主义的假设变为现实是哲学家的任务，也是哲学的义务。[2]巴迪欧提出“共产主义假设”的理论基础是他的“事件”本体论哲学。理论架构是基于“政治—历史—主体”三位一体的“共产主义理念”。他认为，最先要做的就是要开创新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可能性被他称之为“事件”。那么什么是事件呢?简单的来说，事件是打破了某个情势下规则、规律和结构，并创造出全新的可能性的东西。[3]简单来说，“事件”不是在历史行进的过程当中的顺势而为，也不是对现有的社会规则以及秩序中所隐含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是开启和创造一种完全崭新的可能性和历史视域。巴迪欧的“事件”可以在他的《共产主义假设》一书中对于巴黎公社的描写中体现出来。他把巴黎公社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突发性。他认为，巴黎公社作为“事件”在历史进程中真正的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存在。
最后，巴迪欧指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巴黎公社可以为我们继续寻找解放政治的道路提供指南。巴黎公社是由工人领导的，可以最直接的体现群众的意志，当然这种政权组织形式也具有很大的缺陷，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很容易出现组织不力的问题和混乱的状况。巴迪欧是在思考当今的解放道路时，把巴黎公社当做一种独特性。1792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大屠杀是“共产主义假设的代替”，从1917年到1976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崩溃是“实现”的“初步尝试”时代，这些都只是现代历史上共产主义“思想”的两个“序列”。在巴迪欧眼中，这些“序列”之间的间隙是资本主义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的时代，而共产主义假设在这段时期则不被人们所重视。[4]我们现在还处于第二个间歇期内。在我们的时代中，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却占领上风，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方向，但是并不知道要如何去实现共产主义。巴迪欧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联合知识分子的力量，寻找开启第三个序列的可能性。但是比起盲目的直接开始采取行动，我们不如重新思考一下共产主义假设的意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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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齐泽克的新“共产主义观念”
齐泽克的“无产阶级”概念的内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非物质生产日趋重要的今天，齐泽克认为，我们不应该抛弃掉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及其立场，而是应该把无产阶级的概念予以激化。齐泽克重新界定了无产阶级这一革命的主体。他从第四种对抗中的“被排除者”出发将社会中的“被排除者”视为当代的“新无产阶级”，而他们就是未来革命中的主体力量。由此可见，齐泽克的对“共产主义”理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他的政治学已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斗争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被排除者”的革命性基础上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他对共产主义观念的重铸中感受到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他对于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表示赞同，认为我们应该朝着“新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另一方面，他又认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部分思想，认为获得解放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矛盾的地方在于，他的无产阶级的概念迥异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创造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而齐泽克的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依靠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的“被排除者”。虽然“被排除者”这个概念有着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正义感，“被排除者”通常是社会上软弱无力的主体存在，不能作为强有力的革命基础，这种创造世界的客观条件的缺失使齐泽克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困境。齐泽克的激进政治学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其自身就陷入了矛盾之中。
“一般智力”这个概念最早是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使用的，但马克思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一般智力是一种非物质层面上的产物，在机器生产中的生产个性通过语言、情感、习惯等所形成的一种总体性关系，是不能用物质进行衡量的。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这种非物质产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比实质性的物质产品更有价值，必然会成为资本的新型实质吸纳的工具，也在新的资本主义时代构成了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界面。一般智力的关键不是某种直接可以在市场上可以交换的商品，而是一种总体性的非物质性力量，这种力量表现为由诸多个工人形成的的精神性和情感性力量被综合起来，哈特和奈格里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到了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认为当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的程度时，一般智力所集结的大众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人们带来共产主义的力量。[10]
首先，巴迪欧把“共产主义假设”当做一种观念来强调的，而不是把它看作一个纲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纲领，而巴迪欧则不同，他强调共产主义不是具体的政治纲领，而是一种可以在政治规定中有所体现的还有待实现的观念。他不只是把共产主义当做一种理念性的乌托邦，而是让共产主义观念根植在人们的思想中，并保持足够的超越性，能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于政治事件中。
齐泽克对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持有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一方面他强调我们要坚持“共产主义的假设”，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抛弃了“共产主义假设”，那么在集体行动的领域，哲学家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6]但是，他又对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提出了批评，齐泽克认为巴迪欧把“共产主义假设”当作一种仅仅起到范导作用的“永恒的观念”是不行的。他认为，仅仅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观念是不够的，人们应该把对抗定位到历史现实中来，使共产主义成为实践中最为紧要的事情。[7]
(三)哈特、奈格里的“非物质生产”观点
哈特和奈格里与西方激进左翼思想界的其他代表人物不同，仍然坚持着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承，他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福柯和德勒兹的生命政治学结合在一起，并对其作出新的阐释。与齐泽克的“被排除者”不同，他们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力量要在资本主义内部寻找。
虽然不需要对“瘙痒”的来源进行探讨，但是罗扎诺夫似乎觉得必须对各种不同的“瘙痒”效果作出一些描述，以便展示“瘙痒”足以击破各种理论的巨大力量。 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作了对比，但对比的结果却是证明托尔斯泰的“成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成功”。 他解释说：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当前的经济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物质生产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工业生产，成为了现代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他们从这一前提出发，革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考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马克思的时代，他所面对的机械化大生产是一种物质性生产，而他们在发表《帝国》这部著作时指出，经济生产已经变为以非物质生产为主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多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变为一种生命政治生产。[9]在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控制人们的不再是物质产品，而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语言、情感、习惯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在整个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沦为了生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一定的生产过程中与非物质力量相结合形成了对应的关系。这种通过非物质劳动生产所形成的关系，甚至是工人个体(包括他的语言、习惯、娱乐，等等)，用一个词来归纳就是：一般智力。
对于齐泽克来说，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打破是当今社会资本主义逻辑中内在的必然性。经济危机会使人们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体系，这也为新的共产主义创造了政治空间。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和另一种在1989年之后盛行的左派主义都已经穷途末路，在政治上是无效的，这些左派主义通常是对政治经济学和剥削不感兴趣，而痴迷于文化、语言、身份的压迫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想家。而事实证明，这种在文学和文化上的“投机左派”，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不能构成威胁。事实上，齐泽克渴望着一种完全外在于资本主义市场以及自由民主的的真正对立的政治。[8]
当我们抛开“权能”客观方面的含义，仅把“权能”看成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精神时，我们发现增能理论的核心观念“权能”与陆九渊心学的核心观念“本心”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根据奈格里和哈特的观点，他们所依靠的革命主体是具有“一般智力”无产阶级，而这些智识性大众是按照“内生性”原则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因素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孕育的，资产阶级自己生产出了他的掘墓人。但这种观点未免太过乐观。齐泽克就曾评论说:“哈特和奈格里的赌注就是那个社会化的非物质生产，不仅仅让老板从进步意义上变得十分肤浅，而且生产者也控制着社会空间，因为政治上的社会关系就是他们的工作的内容，经济生产直接成了政治生产，即社会本身的生产，这样，共产主义的道路就被打开了，对于生产者而言，直接操纵自己的社会关系，根本无须民主代议制的迂回。”[11]通过齐泽克的批评，我们可以看出，在奈格里和哈特等人眼中，无产阶级并不需要真正的革命，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完成自己的非物质劳动，从而生产出某种社会关系，通过这种非物质的一般智力所集结的大众的力量就可以颠覆资本主义的统治。这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不是通向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赵永金[1]对于影响清代帖学式微因素的探讨比较全面。他认为，早在清初碑派尚未形成气候之时，帖学已呈现出衰微之势，考其原因主要有5个方面：①经典作品价值取向的转移；②对近世名家的盲目崇拜；③刻帖泛滥与金石学复兴对取法的影响；④书法教育与品评的缺失；⑤清早期书论的悖误。这5个因素无疑都影响了帖学的发展。这些因素出现在清初书坛，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当时社会环境、当时人们的观念意识和审美理想在艺术活动中社会心理情绪的真实反映，包涵着深刻的历史因素。
三、对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毁灭
齐泽克、巴迪欧、奈格里等激进左翼理论家们都经历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作为阿尔都塞的弟子他们都接受过同样的思想熏陶，在哲学思想上也有着一定的共鸣，在革命低潮的岁月中依然积极探索左翼政治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受到巨大的挑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却了活力的背景下，他们更加激进地全面否定资本主义，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观念”，赋予马克思主义话语以主体性力量和革命性叙事，提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方向”。他们是不同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并对其保持批判的态度，强调向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的回归，深入探索共产主义在当代社会的政治意义，具有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的“激进左翼”理论特色。
西方左翼学者“新共产主义”的理论主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新共产主义”赋予新的含义，并作为其解放政治的行动指南，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告别。20世纪是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低谷期，一系列的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土崩瓦解，这个事实促使人们不再遵从把社会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的传统理念，而是重新回到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原初语境，提出新的“共产主义观念”。其次，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重构的基础上，考虑到马克思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在现代出现的种种新情况，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诸如“非物质生产”等，来为他们的“新共产主义”提供理论上的支撑。最后，新的革命主体。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了理论重构的基础上，众学者也不再将共产主义的主体仅仅定位为无产阶级，而是主张共同性参与的多元政治，齐泽克提出的“被排除者”和朗西埃的“非部分的部分”都重新定位了革命主体。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理论家有着一定程度的共鸣，但是这一新共产主义思潮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认识，他们还存在着许多理论上的分歧。并且，这些左翼学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也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同时也与后马克思主义不同，后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彻底的丧失信心，但是他们却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以及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上，所以，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不管是理论基础还是研究路径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交集。我们在看待西方左翼激进思潮时，要看到他们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的时代努力恢复共产主义观念的积极的意义，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境遇下，使人们重燃对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心大有助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秉持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到“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特质，对其进行积极的批判。永远保持着马克思主义不变的共产主义信仰，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不断努力。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4-35.
[2]Alain Badiou.The Meaning of Sarkozy[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8:115．
[3]Alain Badiou.From Logic to Anthropology[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4:47.
[4]Alan Johnson.The New Communism:Reserrecting the Ut-opian Delusion[J].World Affairs,2012:5-6.
[5]尹树广.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巴迪欧、齐泽克访谈录[J].国外理论动态,2018(7):124-131.
[6]Costas Douzinas,Slavoj Zizek.The idea of Communism[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0．
[7]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9：92.
[8]Alain Badiou.The Communist Hypothesis[J].New Left Review,2008(1):35．
[9]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05.
[10]蓝江.当代欧洲共产主义的三种实现形式[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5)：124-131.
[11]齐泽克.资本的内在限制[M].蓝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30.
*[收稿日期]2019-05-18
[基金项目]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马克思主义工程重点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擘画全球化崭新未来的‘中国方案’研究”(FJ2018MGCA01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本主义累积方式变迁与当代帝国主义”(11CKS024)
[作者简介]白帆(1996-)，女(蒙古族)，辽宁朝阳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9)04-0024-04
[责任编辑：刘卫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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