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9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的结果颇显意外，联盟党的惊险胜利既要归功于党领袖莫里森领导有方、策略得当，也少不了工党的大意疏忽、轻敌冒进。选举结果表明澳大利亚政坛传统的城乡二元格局已经被打乱，左中右选民群体的选举偏好发生变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民调可信度遭到质疑，民粹主义、政党碎片化不断加剧。尽管如此，维持现状仍是多数选民的选择，阶级议题的作用并不突出。此次大选，文化焦虑对选民投票的影响力凸显，也是工党失利的重要原因。澳大利亚社会沿移民和环保等议题而分裂，中下层选民纷纷转投联盟党，工党失去了社会基础。
【关键词】澳大利亚；选举；联盟党；社会分裂；工党
2019年5月18日，澳大利亚联邦大选飞出“黑天鹅”——现任总理、自由党领袖斯科特•莫里森领导的联盟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意外获胜，一些观察人士甚至将此次选举与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胜利相提并论。一方面，近两年来，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联盟党的支持率落后于反对党工党。另一方面，由于联盟党的胜利同特朗普当选类似，都是西方国家政治“向右转”的体现，也都受到了民粹主义浪潮的推动。莫里森所谓“沉默不语的澳大利亚人”[1]同出现在美国、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力量一样，颠覆了传统的政治局面。此次选举结果表明，这股已经席卷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目前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西方各国政治格局的深度变化与调整还在持续进行。
联盟党胜利“出人意料”
澳大利亚为议会民主制国家，议会分参众两院。众议院共有151个议席，赢得众院多数（76席）的政党将有权组织政府。在本次选举中，联盟党赢得了77个席位，较2016年增加1席；工党赢得68席，其他小党派和独立议员则赢得余下6席。[2]
这一结果令澳大利亚的选举分析师震惊，因为自2016年以来联盟党已经连续56次在民调机构新闻民调（Newspoll）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中落后；[3]近18个月以来，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工党将赢得胜利。根据澳大利亚媒体巨头“九号娱乐公司”的民调，投票日当晚，工党仍以52%对48%领先；甚至连民间博彩公司的赔率都显示工党将时隔6年后重新掌权。[4]莫里森本人也对胜利感到意外，他在悉尼发表胜选演讲时称，“我一直相信奇迹……今晚又见证了另外一个奇迹”。[5]
2019年5月18日，澳大利亚联邦大选飞出“黑天鹅”——现任总理、自由党领袖斯科特·莫里森领导的联盟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意外获胜，一些观察人士甚至将此次选举与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胜利相提并论。图为5月18日当晚，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左二）和家人获知胜选后一起在悉尼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选举结果出炉后，许多分析人士将联盟党的胜利归功于莫里森的竞选策略。此次大选前，联盟党形势惨淡，党内大佬不仅拒绝为莫里森拉票站台，前外交部部长毕晓普、前国防部部长派恩等一众“重臣”还在关键时刻纷纷提出辞职或宣布退休，大有一种“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莫里森只得孤军奋战。尽管如此，莫里森仍然保持高昂的斗志，卖力进行竞选活动，走遍了昆士兰州、塔斯马尼亚州和西澳大利亚洲等摇摆选区。他积极与选民互动，成功打造了“邻家总理”“普通人”的政治形象，也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戴着棒球帽竞选的总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帕特里克•杜蒙就此形容说，莫里森把自己描绘成“澳大利亚人希望拥有的好人，好父亲、好伙伴、好伴侣”。[6]由于莫里森的个人支持率始终高于其对手、工党领袖比尔•肖顿，因此莫里森进行了一场“总统式的选举”，成功将两党之间的对决转化为了领导人之间的竞争。
联盟党的选举策略也执行得当，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执政优势。2019年3月，联邦政府宣布当年澳大利亚的财政预算已经提前实现盈余，为12年来首次。[7]在竞选过程中，联盟党一直主打经济议题，强调自身更加擅长管理经济，承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公共债务和税收、实现所有人的“公平竞争”；抓住工党政治纲领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大做文章，批评工党雄心勃勃的环保、卫生和教育计划将“摧毁预算”并扼杀澳大利亚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抨击工党是“加税党”；推出“首次置业者贷款首付计划”，承诺帮助购房者，从而吸引了许多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此外，联盟党还承诺限制移民和难民入境，并敢于“走险棋”，同极右翼的联合澳大利亚党和单一民族党就互换优先排序拨票（即所得选票的分配方案）达成交易，结果不仅在关键的昆士兰州保住了所有摇摆选区，还从工党手中夺回了2个议席。
对于本党的弱势议题，莫里森也有效地进行了规避。尽管联盟党6年来三易总理且两位总理因党内成员“背后捅刀”而下台，但莫里森本人却成功维持了干净、忠诚的政治形象，并成功将自己塑造为一个能够弥合党内分歧、提升联盟党稳定性的舵手。在敏感的气候变化议题上，莫里森声称目前的政策已经足够，不会推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更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这使他被澳大利亚支柱产业之一的煤炭业视为盟友。大选结果出炉后，澳大利亚股市迎来了1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悉尼证券交易所总市值增加近330亿澳元，澳元兑美元汇率也一度走高。[8]
相比之下，由于民调一直居于优势，工党对取得选举胜利充满信心，过早以执政党自居，一反常态地推出了为数众多、雄心勃勃的政策主张。工党短时间内摊子铺得太大太宽，过于强调求变，结果难免显得大胆有余、细节不足，被对手抓住了把柄。比如，取消股票分红退税、取消物业亏损扣税、改变养老基金的税务规则等主张的争议均较大，令中老年选民和中小企业担心自身利益受损，他们纷纷转投联盟党。此外，肖顿提议到2030年，澳大利亚一半的电力将来自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这对于拥有世界第四大煤炭储量和第八大天然气储量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该国煤炭工业中心昆士兰州激起了强烈不满。[9]
移民问题只是这种文化焦虑的一部分。在此次大选中，气候变化问题才是“文化战争”的主题。从表面上看，围绕阿达尼煤矿的争议与就业相关，但在这一切的背后，矿山已经成为农村和城市之间文化裂痕的最重要象征。虽然工党因为过分强调环保、忽视民生而落败，但联盟党也因拒绝在环保问题上推进一步而付出了代价：阿博特之所以失去议席，主要就是因为他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在大选前，澳大利亚各地特别是在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各大城市中，“阻止阿达尼煤矿”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相关口号席卷了社交媒体。2019年4月底，环保主义者和支持开采煤矿的活动人士还在昆士兰州的克莱蒙特镇发生冲突，一名男子骑马撞向示威人群，撞倒了一名61岁的妇女，后者受伤昏迷后被紧急送医。[24]暴力行为的出现预示着澳大利亚社会的裂痕可能进一步扩大。
工党在选举中还暴露出其他问题。工党候选人对自己的政治纲领洋洋得意，充满道德上的优越感，有候选人对选民称“希望总是比恐惧更强大”[11]。对于昆士兰州底层民众的就业诉求，工党不仅不加以回应，反而嘲笑民众不能理解环保的重要性。此外，与工党同持激进环保立场的左翼政党绿党也“帮了倒忙”，该党前领袖鲍勃•布朗在竞选活动期间还率领一支反对兴建阿达尼煤矿的车队开进昆士兰州，这在一些当地选民眼中不啻为挑衅行为，间接影响了工党的选票。
澳大利亚政治的变与不变
此次大选中，联盟党保住了从珀斯到墨尔本的一系列竞争激烈的郊区席位，并在农村地区赢得了广泛支持。昆士兰州的30个众院席位中，工党只获得6席，首选支持率只有27.4%，高达15%的选民从工党转投联盟党。[12]此外，联合澳大利亚党和单一民族党等右翼小党派在该州的得票率也大幅上升。
和美国的“铁锈带”类似，昆士兰州在澳大利亚被称为“烟灰带”。[13]该州失业率在澳大利亚居第二位，青年失业率甚至高达12%—13%，失望的工人阶级选民做出了和美国“阶级兄弟”相似的选择。昆士兰州的情况只是一个缩影：在澳大利亚全部150个选区中，工党在72个大都市外围、郊区和农村选区的得票率出现下滑，仅在35个选区有所增长。[14]
与之相比，工党激进的政治纲领在大都市内城选区赢得了大量支持，其中26个选区的得票率增长，包括那些原本属于联盟党的“铁盘”，而只在18个选区的支持率有所减少。在富裕的悉尼北部海滩选区，19%的选票转投给了独立候选人扎利•斯特格尔，自由党人、前总理阿博特失去了自己稳握25年的议席；在墨尔本富裕的内城东区，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自由党最安全议席的库扬选区遭受了绿党冲击，从“铁盘”变成了边缘选区。在大选后的演讲中，阿博特表示：“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些政治调整，很明显，在所谓的‘工作席位’中，我们做得更好；同样清楚的是，至少在一些可能被称为‘富裕席位’的地方，我们做得一般，而绿党等左派则做得更好。”[15]
此外，尽管联盟党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富裕和年长选民的支持，但其大多数新增票源却来自澳大利亚最年轻的选民。在悉尼西部和大布里斯班地区，大量选票转投执政联盟。这得益于莫里森政府大力倡导的“学徒训练”计划，此类中低等职业技术培训在非城市地区的受欢迎程度超过大学。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的选民结构发生了同美国类似的变化：一方面，原本偏向中右翼的经济富裕地区的部分选民开始关心气候变化问题，其政治倾向开始向左翼（自由派）偏移；另一方面，很多收入偏低或是就业紧张地区的选民更加关心自己的工作和收入是否稳定，因此这些原本是工党铁杆粉丝的选民被联盟党的经济管理能力所吸引，政治倾向趋于保守。不仅在澳大利亚，而且几乎在整个西方，越来越自由的富裕大城市与越来越保守的郊区农村之间形成了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
澳大利亚也未能免疫于其他一些已经席卷西方世界的政治浪潮的冲击，并且民意调查严重失准，可信度再遭质疑。新加坡《联合早报》甚至刊发社论，称具有重要指向意义的民调一再出现错误，恐将“冲击民主政治”。[16]分析人士认为这部分归因于固定电话的使用率下降使得民调专家很难寻找到有代表性的选民样本，选民流动性增强以及越来越多的选民直到选举日来临前才做出决定等情况，都使得传统的民调方式无法反映新的现实。此外，“害羞的保守派效应”也影响了民调结果，这是指选民在接受民调时，往往会隐藏自己投票给保守立场的真实意图。
同时，民粹主义浪潮仍然波涛汹涌。在此次大选中，联盟党反复炒作移民问题，明显收紧了亚裔移民政策，反对同性婚姻，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以色列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莫里森的获胜也是澳大利亚民粹主义的胜利，并且对世界范围的民粹主义也是一个示范。而澳大利亚本土民粹主义的崛起得益于主流政党逐渐丧失民众的信任。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局不稳、总理频频易人，加剧了选民的政治冷漠和愤怒。澳大利亚选举研究互动数据库研究员伊恩•麦卡利斯特认为，近年来，人们对民主的不满情绪急剧上升。[17]2016年大选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民众对现行民主制度不满，仅有26%的民众对政府保持信任；2019年大选前，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政治人物的公众信任度分别仅为31%、33%和21%，超过60%的受访者质疑政客的品格和诚信。[18]但这一数字在大选后有所反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6月26日发布的《2019民调》，70%的受访者对国家的民主制度运转感到满意。[19]
政党政治碎片化趋势也进一步加剧。本次选举中，选民转向小党派的人数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将近四分之一的选民不支持两大党。除了绿党和独立候选人，一些极左和极右翼小党也在澳大利亚政坛蹿升，其中既包括由昆士兰州参议员保罗•汉森领导的单一民族党、矿业大亨克莱夫•帕尔默领导的联合澳大利亚党，也包括极左翼的政治团体“起来”（GetUp）。[20]单一民族党此次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3%的选票，而联合澳大利亚党赢得了3.4%的选票。虽然由于澳大利亚独特的选举制度，这些极端小党未能像其他国家的同类政党一样进入议会，但由于事先与联盟党达成了合作协议，它们获得的支持率最终帮助盟友获得了更多议席。此外，帕尔默花费超过6000万澳元的竞选活动也对工党在昆士兰州的选情造成了巨大冲击。
学校大力投资建设多媒体设备，满足各类课程建设和教学需要，特别是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期间，2015年学校多媒体覆盖率77%至2017年达100%(图1攀枝花学院历年多媒体建设图表)。现阶段多媒体设备技术水平较高，管理难度较大，基于这种设备特点，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采取规范化的管理方案，势必增加多媒体设备的运营管理费用，导致设备实际作用的难以发挥。
根据设计，确定两端设置端部锚具的中心线位置，在中心线处沿跨度方向凿出宽度约10cm的端部槽口，深度以暴露出梁内部的既有纵筋、并能牢固焊接端部锚具即可。
此次大选也表明澳大利亚的一项政治传统没有改变，即选民不喜欢重大变革。热衷于推动改革的工党，在澳大利亚战后74年的历史上仅执政29年。上一次反对党推出如此大胆的政策主张是在1993年，当时的在野党联盟党提出了数百页的经济计划，在选举失利后被称为“历史上最长的政治遗书”。[21]目前，澳大利亚经济连续28年实现增长，民众和企业界对经济不确定性惴惴不安，所以维持现状的保守特性再度凸显。
面对成本预算、施工设计、运营服务等各项问题，传统的CAD绘图、成本估算、人工运维等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智能建筑的设计及建设运维。
[3] 这家机构在澳大利亚深受信任，其数据曾被联盟党用作通过党内政变推翻莫里森的两位前任——托尼•阿博特和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理由，参见 David Fickling and Daniel Moss, “Australia’s Political Shock Echoes From Ohio to Lond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nergy/australias-political-shock-echoes-from-ohio-tolondon/2019/05/18/d1a8a88c-79d7-11e9-a7bf-c8a43b84ee31_story.html?utm_term=.9758bb83e432。
3.青年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和方法。青年价值观教育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特点和青年的身心特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青年价值观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义，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析研究方法，明确青年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和方法对我们开展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焦虑动摇工党社会基础
澳大利亚的选举结果是全球不少国家“向右转”趋势的最新一步，此前，美国、巴西、匈牙利、意大利、奥地利等许多国家的保守派都赢得了选举。与之相对应，中左翼政党进一步受挫。虽然澳大利亚工党的失利令人意外，但如果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危机”之中，结果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在整个西方，中左翼基本上都处于在野状态，短期内难以实现执政。在英国，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在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接连受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丢掉了第二大党地位，主要左翼政党的地位被绿党夺走。在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等国，中左翼政党的支持率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重创，至今尚未恢复。[23]尽管葡萄牙、瑞典、丹麦和新西兰仍由左翼政党执政，但无法掩盖广泛存在的问题：西方中左翼政党的支持率正遭遇结构性的下降，特别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支柱地区北欧和西欧。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工党的选举得票率几十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在最近的三场大选中也是停滞不前。
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西方中左翼政党的整体衰落？“文化焦虑”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澳大利亚而言，虽然为数众多的大城市低收入选民仍然坚定地支持工党，但过去几十年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选民，一种被文化焦虑所驱使的选民，他们不再认为澳大利亚是原来的那个国家。这主要是由移民问题导致的。从自由党总理约翰•霍华德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对移民敞开了大门，导致移民特别是亚裔移民人数大幅增加，使相当多的澳大利亚人感觉成为“在我自己国家里的陌生人”。相似的情绪在英国、美国政治中都有较大影响，也使持开放移民政策、主张使难民享受各种福利和稳定工作的澳大利亚工党吞下了失利的苦果。
“金钱买不来快乐”这一论调通常属于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但它也适用于其他阶层。在社会底层，那些投票反对工党的人可能在联盟党政府下过得更糟糕，但他们会感觉很好，因为他们的主张得到了认可，他们的焦虑得到了回应。这种心理补偿很好地弥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
大选前，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是一次“气候变化大选”。2018年澳大利亚刚刚经历了史上最热的夏天，还遭受了极端干旱的打击。各类民调都显示环保议题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澳大利亚当前最重要问题的选民比例从2016年的9%飙升到2019年的29%，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必须付出代价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10]然而，联盟党却成功将气候变化议题转化成了经济议题，称根据预测，工党提出的“减排45%”的目标一旦实现，澳大利亚将损失16.7万个工作岗位和2640亿澳元。在工作和环境之间，很多澳大利亚人选择了工作。
其余地区都存在综合效率不足的问题，其中荆门、咸宁和随州的农业发展规模报酬都是呈现递增状态，那么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同时注重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从而达到纯技术效率有效的状态。
在澳大利亚选民中，明确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数很少，可能仅占10%，但更多人对环保主义表示反感，在工党表现异常糟糕的昆士兰州等地尤其如此。[25]在这些地方，许多人认同的文化是怀旧而内向的，他们对“浮夸虚伪”的城市精英心怀不满。对于这些选民来说，主导投票偏好的首要因素不是经济，而是文化。他们投票为的是保护一种文化、一种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在“你是谁、你属于哪里”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愿意改变已有的答案。相对而言，富裕郊区的选民也通过支持工党或绿党来支持他们的文化，不过他们希望变革。
《师说》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职责是教育学生做人的道理，传授学生知识，解答学生的困惑。但很多教师就以为自己高学生一等，就不那么平易近人。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相反教师要和学生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与学生多沟通，了解学生的困惑和听取学生的建议，那么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会从学生的交流中得提高，才会更加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化焦虑的兴起填补了澳大利亚传统工人阶级文化衰落所留下的空白。这种衰落主要归因于全球化的冲击和澳大利亚制造业的衰退，工党执政时期的政策则加速了这一进程，将工会在澳大利亚政治中的角色边缘化，并侵蚀了左翼政治运动的支柱性政治信念——团结一致。失去了有效的工会运动，工党也就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在政策主张领域，工党也放弃了对传统的再分配问题的坚持，并将注意力放在了诸如气候变化和性别平等等议题上。用已故澳大利亚政治家基姆•比兹利的话说，工党领导层已经从劳工阶层的精英蜕变为中产阶级的渣滓。[26]因此，在此次大选中以采矿和林业工人为首的澳洲工会组织纷纷背弃工党，转而支持联盟党就毫不奇怪了，毕竟是工党政府推行自由市场化改革、背弃工人在先。
北宋党争思维下的“君子”“小人”之辨，造成党同伐异，排斥异己；不是君子就是小人的线性思维模式，长期以来无法消除其不利影响。③对此，沈松勤在其《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中有深刻的分析，可参阅其第二章“君子小人之辨：北宋党争的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2页。这种党争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南宋。绍熙二年，朱熹两次致书当时宰相留正，指斥党论，其《四月二十四日与留丞相书》说：
结 语
2019年的联邦大选结果表明，澳大利亚政治正面临深度的变化和调整。尽管民调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将是本届选举的重大课题，但选举结果却证明选民其实更重视经济表现。工党的激进环保政治纲领疏离了煤炭工人，导致其在关键的摇摆州失败。不仅如此，工党在整体上也与传统的支持群体——中低收入者越来越疏离，它更多代表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西方主流中左翼政党脱离底层民众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间接导致民粹主义势力乘虚而入，成为这些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澳大利亚大选反映了当前西方民主政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包括选民对主流政党和政客失去信心，左右两翼的极端势力趁势而起，社会对立极化、分歧日益加剧，城乡差别、环保政策、种族、仇外心理和移民政治等都可能继续制造裂痕。因此，在这样一个深陷政治分裂、愈发厌恶风险的国度，即使政治人物想要进行真正的改革，也会感到困难重重。
[1] 多家媒体引述了莫里森这一说法，如：Katharine Murphy and Sarah Martin, “Scott Morrison Credits ‘Quiet Australians’ for ‘Miracle’Election Victo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9/may/19/scott-morrison-credits-the-quiet-australians-for-miracle-electionvictory。
[12] 《深度：工党输在哪儿？一个环形路口的故事告诉你》,载《澳大利亚人报》，2019年5月21日。
此次大选还表明，阶级议题在澳大利亚政治中的作用并不突出。工党在竞选活动中大打“公平牌”，针对年收入低于18万美元的选民提出了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并准备对“城市高端人群”增税数十亿美元。工党的这些主张被反对者指责为“阶级战争”。但由于澳大利亚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贫富差距并不十分明显，加之劳工政策长期以来强调平等、工会势力强大，所以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甚至被称为“无阶级社会”。[22]工党的“公平牌”未能收获预期成效。
[4] Anthony Fensom,“Australia’s Election Delivers Morrison’s Miracle”,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5/australias-election-deliversmorrisons-miracle/.
[5] Damien Cave, “Australia Election Results: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Seizes a Stunning Win”,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18/world/australia/election-results-scott-morrison.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0.
[10] 《澳洲选举结果冲击民主政治》,载《联合早报》，2019年5月21日。
3）工艺出水中TN去除率较低、NO3--N含量较高。其主要原因是渗沥液处理后期尾水中的BOD5浓度较低而TN浓度较高，使得BOD5/TN＜3～5，后续的反硝化过程缺乏碳源，同时受到营养元素磷源锐减的限制。
[7]《投票前最后的民调：工党获胜在望 小党发挥关键作用》,载《澳大利亚人报》，2019年5月18日。
[8] 同 [4]。
[9] David Fickling and Daniel Moss, “Australia’s Political Shock Echoes From Ohio to Lond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nergy/australias-political-shock-echoes-from-ohio-tolondon/2019/05/18/d1a8a88c-79d7-11e9-a7bf-c8a43b84ee31_story.html?utm_term=.9758bb83e432.
[6] 同 [5]。
目前城市建筑所主要采用的中水回用系统，根据中水回用的管道架设方式，主要分为直接回用和间接回用两种类型。
[11] Matt McDonald, “Election 2019: What Happened to the Climate Change Vote We Heard About?”,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05-20/what-happened-to-the-climate-change-vote/11128128.
[2] Australian Electoral Commission, “2019 Federal Election Results”, https://tallyroom.aec.gov.au/HouseDefault-24310.htm.
[13] 同 [9]。
城镇地籍数据库是土地调查工作非常重要的成果，本文通过对基于SuperMap的城镇地籍数据建库系统的介绍，对建库方案的设计以及建库数据处理的关键技术进行了讨论，通过实例应用实现了数据转换处理、查询统计、制图输出以及其他辅助功能，系统后续运行稳定，效率显著提高，其空间分析功能也比较完善,基本满足了地籍信息系统的功能需求。建库过程中对以下两个问题总结了解决方法：
[14] 同 [12]。
[15] 同 [5]。
[16] 同 [10]。
[17] 张全：《明天大选，澳大利亚人会投票给谁？》，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151616。
[18] 同 [10]。
1.6 衰弱筛查量表（FRAIL Scale） 方便简单，可通过电话或问卷调查，适于临床评估 由国际营养健康和老年工作组专家选取关于医疗结局、疾病和体质量的5个问题，每项1分，＞2分为衰弱［20］。目前该量表研究不多，其在老年手术患者衰弱评估的效度仍需验证。
[19] “LOWY INSTITUTE POLL 2019”,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lowy-institute-poll-2019.
阿东心里一阵疼，眼泪哗哗，顿时便流得满脸。他忙了一天丧事，责任重大，甚至连哭的机会都没给他。这一刻，他却隐忍不住了。邻居一走，他也号啕出声。
[20] 余佳家，《你所见证的澳洲大选“奇迹”是怎么发生的？》,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9/05/21/23081/。
[21] Richard Glover,“10 Key Lessons From Australia’s Poll-defying Election Result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19/05/20/key-lessons-australias-poll-defying-election-results/?utm_term=.99d5f49cd811.
[22] 同 [21]。
[23] Misha Ketchell,“Centre-left Politics: Dead, in Crisis, or in Transi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centre-left-politics-dead-incrisis-or-in-transition-119159.
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不平衡。一直以来，国家重视城市发展，政策向城市倾斜，经济投入多，造成城市、县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城市最高，县城次之，农村最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学前教师倾向于选择城市幼儿园，从而使城市幼儿园拥有比县城幼儿园和农村幼儿园数量多、质量好的教师资源。
[24] Damien Cave, “It Was Supposed to Be Australia’s Climate Change Election. What Happened?”,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19/world/australia/election-climate-change.html.
[25] Clive Hamilton,“Culture Shock: Politics Upended in Era of Identity”,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9/jun/23/culture-shock-politics-upended-in-era-of-identity.
[26] Robert Milliken in Brisbane,“Kim Beazley’s Big Idea-spend,Spend, Spend”,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kim-beazleys-bigidea-spend-spend-spend-1200243.html.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9.012
（第一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报；第二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美大局 ）
（责任编辑：甘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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