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义净的贡献，人们多从其西行求法的角度进行评价，其实在戒律学方面他也因对律典的大量译传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位有自己律学主张的律师，义净一生致力于说一切有部律的译传，从使汉地的律学行人得见这个纯正的印度本土律典，亦使他们对戒律学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本文通过对义净西行求律事迹的评述，来揭示其对戒律学建设的重要贡献及社会影响，并试图给当代佛教建设以重要的启迪。
关键词：义净；戒律；贡献；影响
自唐代以来，佛教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弘传。教内方面，各地僧人四处游学，学究义理弘法度生；教外方面，社会各层喜闻义理，研读经典深究教义，形成了如唯识宗、律宗、华严宗等诸多佛教宗派，对后世的中国佛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不但是中国佛教创宗立说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佛教思想义理与制度清规逐步形成的重要阶段，为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其中，唐代的义净，西行求律、译钞典籍，为唐代佛教的兴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根据白寿彝《中国通史》的记载，“义净回国，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金刚座真容一铺和舍利三百粒。”[1]回国后武则天“敬法重人，亲迎于上东门外，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敕于佛授记寺安置。”[2]其后，义净更是先后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支持下，来往于洛阳和长安两地组织翻译经律典籍。依《宋高僧传》卷一记载，义净一生译钞经典并撰述共61部，239卷。值得注意的是，义净对佛经的翻译整理涉及相当广泛，含涉经律论三藏，但其对律典的传译贡献却是十分突出。
纵观佛教传播史，就其传播方式而言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梵僧东渡弘扬佛法，一种是汉僧西行求取正法。在义净之前，虽然已经有法显、玄奘西行求法，但他们对律典的专注程度并未达到义净的高度。而义净是有自己的律学思想的，这些都可以在其著述当中找到印证；另外，通过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他早年就专注于律典的修学，一心研习，而其西行的目的可以说也是为了求取律典，在其求法天竺之后，回到国内，亦专注于律典的翻译。所以说，在汉地范围内，西行求法，带回并翻译大量律典，后又专注于一部律典进行大力推行的第一位僧人就是义净，而其于后世亦以“妙达毗尼，改律范之妄迷”[3]的佛教律师身份闻名于世。因此可见其对汉传佛教戒律学发展影响之深远。
虽然义净的西行求法并不像玄奘那样有名，但一直以来，对于西行僧人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其撰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为依据。另外由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法显的《佛国记》主要关注陆路与海陆的所见所闻，对于南海各地情况的记述有所欠缺，所以义净主要记录当时印度和南海各国佛教情况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便成了研究那个时期印度及周边各国佛教情况难得的著作。正是因为其撰述的这两本书，我们才得以一窥当时印度佛教与其周边南海佛教的发展情况，了解当时西行求法僧人于印度、南海各地参学佛法的事迹。
而就其带回并翻译的经典而言，无论从种类来看，还是从卷数而言，皆偏重于律部，根据《宋高僧传》卷一的记载，义净一生翻译并编撰的经典共61部，239卷，如依义净同时代的卢璨所撰的《义净塔铭》，则义净翻译佛典共有107部，428卷，其中根本说一切有部律18部，206卷，至今皆存。可谓是“虽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4]可以说义净的一生都专注于有部律典的翻译与弘扬，而其盛名亦与其致力于有部律学的弘传有莫大的关系，从健全佛教教理教义的角度来看，中国成体系的有部律典的建立，亦是义净的功劳。所以说义净对戒律在中国的弘传有极其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对说一切有部律的弘传。
一、义净西行求律的因缘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五卷
其一，义净不满当时汉地习律义学化的状态。义净所处的唐初时期，传统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佛教也在其中与之相互融合相互影响，自然受到其主流的义学思想的影响。作为佛教所依循的根本教义，戒律首当其冲成为诸律学行人的研究对象，而逐渐义学化。加之，唐初的僧团情况大多是“大乘兴盛，小乘式微。学者多秉着大乘的经教，对于小乘的戒律，自不能无所捍格。”[6]因此出现重视大乘教理而轻视戒律修持的情况，使得对戒律所仅存的一点关注也落到了义学研究上。鉴于上述的情况，义净认为当时的律学行人将律学研究义学化，导致了律学典籍章钞繁杂、晦涩难懂，诸律师仅能做到严以律己，而对律学大义却知之甚微，致使当时的律学研究偏于义学，未能对僧团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这对当时僧团的管理、僧众的修持是极其不利的。众人皆关心起义学意义，咬文嚼字，著书立说，却忽视了其真正重要的修持内涵，使得戒律的发展逐步偏离其应有的方向。
其二，义净不满当时汉地习律，诸部杂糅的状况。在义净西行之前，佛教戒律的传译已有一定的规模，并且义净初步形成了以律学修习为主的宗派。在义净那个年代，虽然《四分律》的翻译和流通已经非常广泛，但其他部派律典的传译情况却不尽人意。汉地许多的律师或略知其名，或稍会其理，经常对他部律典的义理加以发挥和臆断以附会自己的意解。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相关律典的传译不足。鉴于缺少对《四分律》以外其他律典的翻译，当时的僧团在遇到《四分律》规定以外的情况时，只能依靠他部不成体系律典的律条进行粗略的判摄，从而造成僧团出现对律条的行持混乱的状况，甚至出现在判释开遮持犯时出现矛盾的情况。而当时僧人持律大多是这样杂糅诸部，对诸部开遮、义理越博越繁，其后学更是难以会通和受用。
其三，义净认为当时汉地的诸多律制多不合律。他认为，当时汉地的诸多律制，上至登坛授法，下至饮食起居，多是前人妄自揣度缺乏经典依据，实不应为后学效法。尤其是在唐初时期，中土佛教笼罩在一种浓厚的崇敬大乘贬斥小乘的氛围中，在当时修习大乘的僧人看来，律典、毘尼隶属小乘，便自然对其持一种贬斥的态度，“贬学律为小乘，忽持戒为执相”[7]，甚至有人声称“我是大乘之人，不行小乘之法。”[8]而这种态度的结果，不但造成了戒律持守不严，也造成了对戒律的研究不够严谨，常融诸部律典思想同释一事，甚至有人以大乘“实相”法的观点来解释戒律问题，最终使得汉地诸多律制不但繁杂而且不合律制。
通过对工作面钻孔条件进行分析，9105工作面的胶带顺槽上部23 m属于K5灰岩，其上方55 m处为3号煤层采空区，煤层上部0.4～1 m处属于K4灰岩层，K4灰岩层的上部是泥岩并局部分布有砂质泥岩，下部底板则是细砂岩。
所以说，律典传译的不完全极大地限制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完善律典，规范传译成了义净那个时代所赋予每一个佛教徒的历史使命。为此，义净历经千难万险远赴印度求取典籍，翻译弘扬，完善了中土的诸部律典。基于以上原因，虽然律宗在义净所处的年代盛极一时，却于僧团无甚助益。义净感此状况，欲发心改变，而愤然西行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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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净对《说一切有部律》的弘扬
由此，可以看出，义净西行带回的律典极大地丰富了中土的律学典籍，使中土僧人能够了解到更完整全面的原始律典，进而为后人完善中土佛教的戒律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传译情况来看，义净几乎翻译了所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相关经典，使得中土佛教得以建立并保存系统的说一切有部律典。近代的律宗大德弘一大师赞叹他为“博学强记，贯通律学精微，非至印度之其它僧人所能及，实空前绝后的中国大律师。”[13]义净之所以得到弘一如此高的评价，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戒律一直以来都对僧团的维系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僧人出家、受戒以及日常行持皆以戒律为其重要的行为规范；第二是因为义净建立了完整的有部律典，为后世学人修学提供了详实的说明。纵使说一切有部律未能得到广泛的流通，但其仍成为后世律学行人判释修学难点的重要依据。同时，虽然唐代以后，中土僧人皆以《四分律》为其修持之根本，从而堙没了义净在律典传译、律学弘传方面的历史功绩。然而这一切并不会影响义净在戒律学上的地位。可以说，若没有义净西行求律，中土佛教是很难建成完整的有部律典的，甚至很难保存完整的相关戒律典籍，更不可能有唐以后的律宗兴起、祖师辈出，中土佛教制度完善及其中国化就更无从谈起了。
胃癌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其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第 2 位，死亡率居第 3 位[1]。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诊疗的核心，但目前国内对胃癌的证候尚无统一的认知，也未形成确能提高疗效的共识。因此，基于中医自身的实践性与经验性，在临床中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并在实践中进行验证，是提高胃癌中医诊治水平的必由之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中医科作为国家教育部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在名老中医魏品康教授带领下，几十年来致力于胃癌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在实践中提出并构建了较为系统的胃癌痰证理论。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五卷
《根本萨婆多部律摄》二十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十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十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二十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4]“大老虎”窃国，祸国殃民；“小苍蝇”窃铢，为患乡里。二者均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打“老虎”、拍“苍蝇”，对重拾民心、弘扬正气、稳定社会具有同等功效，且后者更能坚定基层民众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在中上层反腐取得巨大成效的前提下，严刑峻法打击基层腐败及与其沆瀣一气的乡村黑恶势力，更显尤为迫切。
《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二十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四十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一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戒经》一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摄颂》一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羯耻那事》一卷
在义净所处的时代，《十诵律》《僧祇律》《四分律》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弘扬，但整个僧团并未呈现出僧俗、官民所期待的如法行持、清净无染的生活状态。相反，出家众违背佛教戒律、违反世俗礼法的情况时有发生。道宣就在其编撰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指出：“今流俗僧尼多不奉佛法。并愚教网，内无正信。见不高远，致亏大节。”[5]当时佛教的这种情况自然无法令立志弘律的义净接受，自然成为其西行求律的主要原因。另外对当时律学的弘传情况的不满，也是促成义净西行求律的重要原因。吕澂在其撰述的《诸家戒本通论》中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二十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
据了解，截至目前共争取援助项目资金1042.01万元。其中基础设施项目共投入资金759.46万元，贷款贴息项目共投入资金180.38万元，帮扶救助项目共投入资金13.57万元，培训项目共投入资金58.6万元，救灾补助项目共投入资金30万元。□
《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是义净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国所求得的。据《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中土传译的《四分律》、《五分律》以及《十诵律》与此《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故义净记述为“此所论，皆依根本说一切有部，不可将余部事见糅于斯。此与《十诵》大归相似。有部所分三部之别，一法护、二化地、三迦摄卑，此并不行五天，唯乌长那国及龟兹、于阗杂有行者。然《十诵律》亦不是根本有部也。”[10]从义净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土得到极大弘传的《四分律》亦含涉于这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在义净看来，相比《四分律》而言，《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显然更纯正，更易被中土僧人所认可。所以义净便着眼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学习，并将其带回中土，翻译并弘传，希望通过对《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弘传，解决当时中国律宗五部互牵的混乱，通过依循纯正的印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而令律学的开遮持犯都有典可依。据《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义净在印度便已经开始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翻译。“在那烂陀的这十年里，义净不仅学，也着手开始翻译佛经。他翻译出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和《一百五十赞佛颂》。但只是初稿，后来回国以后又加以删正。看来这时他已经在考虑以后的翻译计划了。”[11]其翻译的说一切有部律典共计十八部，二百零九卷，至今仍存，其目录如下：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随意事》一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二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摄颂》一卷
另外，为了弘扬《说一切有部律》，义净还就《说一切有部律》主要思想撰写了《护命放生轨仪法》与《别说罪要行法》等修行法要。从这里可以看出义净独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主张，亦可以看出义净自己的律学思想。面对当时律学行者诸部互牵殽杂部派、律学诸家章疏繁杂不落实修的情况，义净提倡用印度“正统”的典范，来纠正中国佛教的“偏误”。[12]反对将律学变成义学，反对过度执着于对道宣著述的再注释，提倡依一部律典精进行持而不是以一人之行持去遵从四部之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在义净一生翻译的经典当中，律典占了绝大部分，具体而言，其传译的律典皆属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其实在义净之前，中土所流行的《十诵律》就是说一切有部的略本。而包含相关因缘、譬喻及本生的说一切有部的广本因未得传译而不曾流通。而后在义净西行求法带回的律典中，就有此《十诵律》的广本。义净翻译的题名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9]而义净在印度所求、所学以及回国后所翻译弘传的就是这个广本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
说你情商低，是提醒你还有许多上升的空间；说你不够自律，是看到了你自律后的无限未来；叫你要自觉，其实是在说你被监督下表现还是不错的，但监督人最好是你自己……
三、戒律学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自创制以来，戒律便一直作为规范佛教僧团的重要行为准则，为佛教历代行人所代代修持。而在中土，律典的传译不仅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僧团发展，也对后世僧团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佛教发展史而言，律学的弘传在每个佛教发展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一则是由于佛教僧团自身发展的需求，二则是其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结果，看似是历史的偶然，却也是社会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佛教究其本质是示人解脱的教法，而欲度众生自然要深涉世间，成为世间的一部分。它以度化众生、令得解脱为宗旨，以劝人向善、勿令为恶为己任，教化世人。既然佛教入世化众，那么对于入世后所面临的对僧人、对佛教的一切负面影响，我们都应该从佛教自身的教行、教制上去找问题，找原因，从而理性对待问题，寻求解决方法。那么，既然要从教制着手去解决问题，就要求僧团内部正念具足、道风严谨，而这一切的问题最终又归于戒律的行持。所以说对戒律的行持，既是自古以来严净僧团、整肃教众的基本要求，又是解决当今佛教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基本方法。从佛教在历史上的发展规律来看，只有两者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是赢得佛教与社会双赢共进的最终办法。
如今，佛教内外共同提出对戒律的弘扬，道风的整肃，一则是遵循佛教的发展规律为其自身的发展扫除障碍，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思想道德支持。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对其信众进行的善性教育，宗旨就是劝善规过、行善去恶，在佛教诸宗当中尤以严持律仪、行护净戒的律宗最为明显。佛教的这种宗旨在中国范围内与儒家的德育教育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佛教诸宗，这可以说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次创举，也表明了佛教本土化的历史必然。
小说结尾，那位莫须名祭奠者与伊一如梦如幻的约见，就在“望夫石”前进行的。这种不求现世拥有、唯寄来世真爱的描述，其旨趣与新时期以来情爱小说中追求现世幸福、陶醉日常生活的创作大异其趣，它不再是对打破精神桎梏和身心解放的礼赞，而是反其道而行的精神主义写作，在物欲性欲横流的今天自有其意义。
当今社会已到了经济与文明高度发达的阶段，社会的发展与建设自然要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进行追求。而就佛教而言，通过其教义的弘扬与戒律的行持，其教众便可在教内形成良好的道风、教风，进而影响社会形成良好社会氛围。那么在佛教追求普渡有情、利益众生目的的同时，自然也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助力。佛教的诸多思想，例如四摄、六度等，都与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基本理念相契合，只要佛教的信众精进修学、严于律己、并躬行不辍，自然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这不仅有利于佛教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发展。由此可知，律学的发展不仅对佛教自身的弘传与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也对社会和谐、民族发展有着重要价值。究其根源，中国律学的发展又与义净西行求律、传译弘扬的史乘贡献息息相关。
【普氏《核子周刊》2018年9月13日刊报道】 2018年9月11日，美国X能源公司(X-energy)高层管理人员在与美国核管会(NRC)工作人员会谈时表示，Xe-100的概念设计目前已完成约50%，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与核管会进行Xe-100设计认证申请提交前的互动，并在2022年或2023年完成这种反应堆的设计。Xe-100是一种200 MWt/75MWe的高温气冷球床反应堆，基于过去50年在高温气冷堆领域的研发和运营经验。
一是围绕新时期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研究解决水利改革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科学问题。10年来，充分发挥以院士为核心的国家智囊作用，积极参加国家及重点地区水战略的制定，参与全国和地方水利改革与发展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为洪水风险管理、节水型社会建设、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功能区划与管理、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智能水网工程以及重大生态友好型水工程建设等提供有效的科技服务和支持。
尽管义净不及玄奘、法显等著名的西行求法法师那样家弦户诵，但他对于戒律学的贡献以及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都是显赫且巨大的，他为律西行忘身求法的精神以及夜以继日精进治学的态度亦是诸后辈学人所应敬仰和效法的。同时，义净又专注于译钞律典，为中国带回并翻译了完整的说一切有部律，丰富了我国的律学典籍，开启了中国佛教由注重义理的般若玄学时代到重视实修的教理实践阶段，功标青史。
GPS定位是美国海陆空三军联合研制一项卫星定位系统，以全球24颗定位人造卫星为基础，同一时间测量多颗卫星到用户接收机的位置，综合来计算用户的具体位置。目前，GPS民用领域定位精度一般开放到10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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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19）05-0014-04
收稿日期：2019-06-03
作者简介：释智悟（1989-），男，山东人，博士，主要从事天台学研究。
标签：佛教论文; 西行论文; 戒律论文; 中土论文; 求法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史论文; 《德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