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俗宗教是在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一个学术概念，指民众日常生活中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各种宗教信仰和习俗。碑刻民俗宗教文献是以石头为载体的民俗宗教记录。作为一种历史书写，与历史本相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关系是其史料价值探究意义之所在。作为一类出土文献，它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属性。明清以降雁北关公庙碑刻无论从碑刻书写范式及撰述意图，还是文物特点和背景，都具有真实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尤其是其文物史料价值，对于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碑刻；民俗宗教文献；文物；史料批判；史料价值
一、史料批判与民俗宗教、碑刻民俗宗教文献
“史料批判”，是近二、三十年来兴起于中古史研究领域的一种研究范式和方法，主张从史料文本以外的诸如来源、背景、成因、修撰意图等多个取向，深入解读并反思史料，实现史料的再阐释和历史图景的再构建。[注]孙正军：《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究其实质，史料批判是史料学、历史文献学及史学史相结合的研究，即所谓“从史料分析走向史学分析”[注]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正〉为中心》，《中华文化史论丛》2006年第4期。的研究。目前，史料批判研究主要以中古史研究相关的传世文献为对象。
民俗宗教，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发展并成熟的一个学术概念。周星、渡边欣雄、李亦园等诸多中外学者从学理层面对民俗宗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民俗宗教作为中国民众信仰的基本形态，具有地域性和多样性的特质，“包括祖先祭祀、表现为各种庙会形态的民间杂神崇拜(如关帝、妈祖、龙王、娘娘、老母、王爷、刘猛将、家宅六神等)、各种形态的民间道教、民间佛教以及基于泛灵论的自然精灵崇拜和鬼魂崇拜等在内的民间信仰”。[注]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开放时代》2006年第4期。民俗宗教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构成和民俗学、宗教学研究的对象，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
碑刻民俗宗教文献，作为民俗宗教的一种历史记录，相对民俗宗教的研究，较为薄弱。本世纪初，鞠熙在中国民俗学创始人钟敬文创建的“民俗志”[注]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的基础上，在《数字碑刻民俗志》一书中提出了“碑刻民俗志”的概念，并对碑刻民俗资料对民俗文化的记录方式、在民俗研究中的应用原则，以及碑刻民俗志数据库的建立进行了研究。[注]鞠熙：《数字碑刻民俗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该研究以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为例，是与碑刻民俗宗教文献相关的研究，侧重于文献应用与整理。王志清《姜嫄与后稷文化的碑刻民俗志》一文，以陕西岐山县周公庙的碑刻文献为研究对象，着重探究了碑刻文本内容对于当地姜嫄圣母崇拜及后稷感生信仰这一民俗宗教文化现象的反映。[注]王志清：《姜嫄与后稷文化的碑刻民俗志》，《民族艺林》2015年第1期。然而，文献的史料价值并不局限于文本。本文拟以史料批判为方法，以明清以降雁北[注]雁北，即雁北地域，指今山西省大同、朔州两市所辖区域。关公庙碑刻为例，阐释碑刻民俗宗教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意义。因碑刻的文献、文物属性，研究分为两个层面——碑刻文献、文物史料价值探究。
二、碑刻的文献史料价值
据调查统计，明清以降雁北地域的关公庙碑计52通，时段为明代、清代、民国及现代四段，以清代碑居多。碑刻的文献史料价值研究分为两部分——碑刻的书写范式、撰述意图。
(一)关公庙碑刻的书写范式
关公庙碑刻的类别根据其用途可分为纪事碑、功德碑和募引碑三类，纪事碑用于关公庙修建这一民俗宗教事象的记录；功德碑用于记录参与修庙人员的功德；募引碑用于募捐修庙事宜的倡议和宣传。以下即分类探究关公庙碑刻的书写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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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纪事碑
(1)碑文构成
建筑工程整个造价管理管理中，设计阶段造价管控发挥的作用非常关键。工程总费用中，此部分费用占比为2%，但其对工程造价造成的影响却达到75～90%。因而工程设计阶段加强工程造价管理，是建筑工程整个造价管理的重要任务：①全面实施设计招标与监理制度，将设计工程与制度化操作范畴融合起来，利用招投标由拥有过硬技术与完备功能的单位负责设计项目图纸，在设计过程中设计范围要严格依照要求考虑各种经济因素。②实施限额设计，为工程设计制定总概算机制，设计单位不能擅自更改工程设计造价总概算。
下面以一通清碑为例，分析纪事碑碑文的基本构成，并与明代、民国及现代碑文进行比对。
盖闻圣人以神道设教，而世之妥神者众矣。夫既妥之，未尝不欲昭示来兹，埀留奕叶，乃见其为妥也。越世而后，保无有残缺渗漏急待修补者乎？是有创始者，尤赖有继修也。今我皇上首降祀典，发币修建，更为先世所莫。京公卿士庶畴不效尤丰祀欤，此各处建庙所自起也。慕想佛圣之功德，屡代常显威灵，本朝时助国事。即我怀邑小区，亦赖赫退强贼，所以屡代加封。本朝敬增无涯德泽，超入佛宫。若吾乡之关圣帝君庙宇，由来久矣。创建神祠，固不一时，增修佛殿，讵止一次？如果规制完整，壁垣坚固，而顾修葺之也，宁不轻举而伤财欤？今者，瞻殿宇之渗漏，寓目难安，望楼阁之缺残，感怀莫恝。倘于此而任其颓拆，听其塌坍，其如前人妥神之意何？盖我乡绅士人民不忍坐视，延集同心，广为抄募，得本村银两千金有余，况功成浩大，钱力不结，又募化别村众窑口布施，以成圣功。择吉修补正殿、庖厦，俱已告竣，钟楼、山门、围墙，业已完备。自本年仲春兴功，于九月季秋告成。所缺修者，鼓楼、官厅、禅室、戏台，创造修补，更年于春季全完，庶余心快于过半矣。其中解囊功德，庀纠辛勤，原不可以细小没。余惟记序，文字非我所能，何敢漫应。但事实身阅，不比传闻，焉能以不文辞而掩其功成也？况重整有项，增补有所，与轻举伤财者迥别，拟之古人，不亦后先媲美乎？爰作颂曰：鹅峪辉煌塞北雄，武星灿烂沙南中。只缘众善擅那力，督理经营同有功。
《杂文月刊》2018年文摘版10月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该期诸多美文都闪烁着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唯物辩证法不仅是我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也是我们写文章的基本法则，在本期诸多美文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恩贡生乡饮大宾正八品修职郎杨时和敬撰
在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行政主体代表国家在经济发展、民主法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主导性作用。面对日益复杂而多样化的公众诉求与福利期待，行政权的职能内容已不只是消极地应对公共安全与秩序稳定，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增进公共福祉、实现全民幸福而提供多样化的供给与服务。随着给付行政内容的逐渐增加，公物管理不再被视为行政主体的内部行为，因为其通过对公物使用规则的制定或重置而实际地影响着公民使用人权利的实现，故这一利益相关性便要求公物上行政权的行使应受到法律的规范与控制。
小磨窑
信士恒德高施大钱壹拾伍仟文 信士兴盛房施大钱壹拾仟文 信士永源泉施大钱壹拾仟文……
其次，可以分别在地理信息管理服务器与ETL服务器中构建起Quartz任务管理工具和GEOKettle数据抽取融合工具，再对每天的数据进行提取、转换、更新等，GEOKettle工具的主要作用是对任务进行具体实施。
当前的规划水资源论证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已经开展的水资源论证工作，报告书编制是依据《规划水资源论证技术要求》（试行），还没有形成规划水资源论证导则和技术规范体系。《规划水资源论证技术要求》（试行）缺少水资源论证分析范围和论证范围、论证工作等级、论证技术方法及指标体系等方面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规划水资源论证技术体系尚未建立，也缺少不同类型的规划水资源论证技术规范。
木匠 王廷佐 赵怀珠 温善士 王致中 霍喜
信心贾庭彦施大钱伍仟文 信心复盛勇施大钱贰仟文……信心邢房施大钱伍佰文
(2)碑文构图
长流水村
泥匠 宋举
活动的设计是教研的核心任务，“如何使教研内容与教师需求相统一”是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海淀区东片数学区域联合教研组进入实践研究的教师共21位，人数相对较少，因此信息沟通比较及时。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教师们对新课程的困惑主要集中在“新教材怎么教”及“怎么考”两方面。
画匠 田明礼
2.功德碑
募引碑仅见一通，名《重修关帝庙募引》，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于大同府广灵县城南门外关帝庙，县丞王五鼎撰文。碑文首叙县城之关帝庙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之状。继言：“幸逢岂弟父母张公莅吾邑，政简刑清，与民休息。年来人民渐复，市肆渐熙，山川草木皆有起色。每于朔望展礼时，恻然念曰：‘夫子立万世纲常，赖以维风振俗。今殿宇隘陋，因不足以壮观瞻，且精舍为焚修地，可令其颓圮而不为之所乎？’遂自捐养廉之资，命庄葺而式廓之。衲子芳庆虑工浩用繁，恐难告成，白余为募帙。……凡愿成德心者，乞解杖头所余，以为庀材鸠工之助。……是为序。”[注]刘祖福：《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广灵县卷》，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471页。由碑文可见，募引碑之书写范式有如今之倡议书。该碑以县令张某到任后自捐养廉银用于修葺关帝庙为由，号召民众自愿捐资以助修庙。此类碑作为民间集资的“倡议书”非仅见于关帝庙的修缮，清雍正年间，朔州州民张明虎、张履本、王玉等人集资修建天门山石路，亦立有《天门山修石路募引碑》。[注]周亮：《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303页。
上文系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大同府怀仁县云中镇鹅毛口中街村重修关帝庙所立《鹅毛口重修关帝庙碑》碑文。碑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交待修庙之缘由，并涵盖了鹅毛口关帝庙的地理位置、修建历史及现状，该部分内容分四个层次，首先，从自古以来神道设教的教化传统入手，说明继修祠庙的重要性。其次，简述了当朝盛世修庙的时势背景。复次，强调了关圣帝常显威灵、德泽百姓的作用。最后，描述了鹅毛口关帝庙的修葺历史、现状及重修的必要性。第二部分陈述了募捐及修葺的过程。第三部分为捐资修庙人员的功德花名及落款。
明代、民国及现代的关帝庙碑文构成与清代基本相同，但是，现代碑在修庙缘由及功德花名的措辞上有一定变化。如：1999年怀仁县新家园乡《修葺关帝圣庙碑记》载：“为了光大民俗文化，淳厚民风，垂训后人”，[注]周志强：《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230页。集资修庙。2009年怀仁县金沙滩镇第三作村重修关帝庙，碑文曰：“为弘扬民族文化，造福一方，根据广大村民要求，于2003年成立临时建庙委员会，群众自愿集资三十万元，采取勤俭节约雇用能工巧匠，以仿古的形式，重建本庙。”[注]《重修关帝庙碑铭》，周志强：《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292页。古碑文之“信士”“信心”改称“善士”，如：1999年之《重修广华山关帝庙碑记》有“发起善士、募捐经办善士”。[注]陈学峰：《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浑源县卷》，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300页。“经理”改称“主持人”，如：1999年勒石的《修葺关帝圣庙碑记》中将修庙组织及经办人称为“工程主持人”。[注]周志强：《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230页。“会首”[注]《重修关帝庙碑记》，高凤山：《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88页。及“纠首”[注]《雕落寺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闫荣：《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左云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84页。等词语不再出现。
总之，关帝庙纪事碑通常从修庙缘由、祠庙的地理位置、祠庙修建的历史及现状、修建过程、功德花名和落款等六个方面对修庙事宜进行记述。现代碑与古代碑相比，在行文措辞上有变化。
石匠 王明德 支灵雨
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碑文构图相近，碑额题名主要有“朽不古万”“记碑修重”“记碑”“芳流古万”“古万芳流”“代百名垂”等。碑阳书祠庙修建原因、过程等内容；碑阴镌刻功德花名。
现代碑文变化较大，主要有以下四种。改“芳流古万”为“芳留古万”；行文与古碑同，但文字为简体。碑文改繁体为简体，碑额从左至右行文；碑文为繁体，碑额从左至右行文。流芳，“谓流传美名于后世”，[注]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952页。流为流传、传布之意，“流”字不应为“留”字。古文与今文在行文方式及书写字体上不同，繁体坚排与简体横排不应混用。
(3)碑文中的异体字、通假字、专用词及典故应用
上述碑文中的“埀留奕叶”中的“埀”字为“垂”字之异体字。《康熙字典·土部》载：“埀，俗垂字。故埀可收为垂之异体字。”[注]《台湾“教育部”异体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赫退强贼”之“赫”字，为“吓”字之通假字。《诗经·大雅·桑柔》载：“既之阴女，反予来赫。《郑玄·笺》：口距人为之赫。”[注]《台湾“教育部”异体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雁北关帝庙碑文中类似之异体字及通假字的应用较多见。
上述碑文中记录的捐资修庙人员中有村民，也有商铺。村民和商铺都有两类限定性名词——信士、信心。如：“小磨窑信士兴盛房施大钱壹拾仟文，……长流水村信心贾庭彦施大钱伍仟文、信心复盛勇施大钱贰仟文”。类似的用法仅见于明清大同府之怀仁县及崞县，如：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鹅毛口修关帝庙碑记》载：“信心义和石厂、信心杨瑞，以上二人各捐大钱肆仟文。”[注]周志强：《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53页。清光绪二年(1876年)之《鹅毛口忠义寺碑记》载：“信士庚午科文魁候选知县纪录纪次孟谦捐大钱拾叁仟文，……崞邑信心邢恒益捐大钱叁仟文。”[注]周志强：《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150页。据田野调查，在当地，信士，指有信仰但没有皈依的人；信心指发菩提心并有坚定信仰的人，一般已皈依。信心作为指人的专有名词，现已不多见。
凡四民之享荣华而获福利，产贤嗣而多寿考者，皆帝君之仁慈普济也。自华夏至蛮貊，儒者称圣，释者称佛，道者称天尊，功之浩大，生民所未有。天子建极于上，躬亲奠祭而敕封仁永大帝，闾阎戴恩于下，增修殿阁而报赛。宰府财源，故德配尼山而功昭武穆者，岂浅鲜哉！[注]《雕落寺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闫荣：《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左云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S真是疯了。我不喜欢‘女人身上的小路’这样的说法。女人也许需要男人或爱情，但绝不是什么道路，更不需要践踏。”
上文为一通清代关公庙碑记的部分内容，文中“尼山”“武穆”分别指代孔子和岳飞，此处用典着墨不多却寓意深刻，较好地彰显了关公所代表的忠、信、义、勇之精神。类似的书写在关公庙碑刻中还有多处。
经理人 王正 李皜……杨文成
功德碑，也称捐资碑，在关公庙碑刻中数量较少，仅见两通。一般在捐资人较多，纪事碑无法尽录的情况下，另立功德碑，作为纪事碑的补充。如：清道光二十年(1846年)五月，山西大同府山阴县重修雕落寺之关帝庙，立碑两通，一通名《雕落寺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一通名为《雕落寺重修关圣帝君庙捐资碑》。前碑碑阳一半为碑记，一半为捐资者名录，统称为“经理募化布施总纠首”，碑阳落款“龙飞大清道光二十六年岁次丙午仲夏月吉日立”。[注]《雕落寺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闫荣：《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左云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85页。碑阴续书纠首名讳及捐资数额，无结尾。后碑碑阳、碑阴均为捐资者名录，文末书此次修庙的各种支出费用，落款为“龙飞大清道光二十六年岁次丙午蒲月上浣谷旦”。从落款可见两通碑均立于五月，功德碑为纪事碑之接续。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朔州平鲁后里北辛寨村重修关帝庙，立碑两通，分为《朔州后里北辛寨村增修关圣帝君碑记》《北辛寨增修关帝庙功德碑》，[注]周亮：《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07-108页。碑文构成同雕落寺碑。
3.募引碑
大清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菊月望[注]《鹅毛口重修关帝庙碑》，周志强：《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县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95-96页。
通过血清学检测发现，在51280份标本中，51043份标本为HBsAg阴性，25份标本为单试剂阳性，212份标本为双试剂阳性。
以上通过碑文构成、碑文构图及行文方面的古今变化对关公庙碑的书写范式进行了探讨，碑文构成为民俗宗教的定性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同时包涵了丰富的地方社会经济及文化信息。现代碑文的变化则关涉到两个民俗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民俗学的社会功能、民俗志的书写。
◎不肯喝水的要注意有没有脱水，脱水需要补液，但是补充的是葡萄糖、生理盐水之类的，抗生素仍然是不需要的。
民俗宗教的定性。民俗宗教与五大宗教等制度性宗教的关系、与迷信及非法会道门之间的区别、以及是否应当被纳入国家宗教政治认同和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有关民俗宗教定性的问题，是目前民俗宗教研究的焦点。[注]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开放时代》2006年第4期；李树燕：《“民俗宗教”新论》，《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以关公信仰为例的民俗宗教讲正气、有体系、讲信仰但不迷信。碑刻所见的关公信仰以宣扬忠义为主题，作为忠义化身的关圣帝君因具有超自然神力而为民众所崇信，而这种崇信通过有组织的仪式活动所表达，符合学界对于宗教定义的基本描述，宗教是对于超自然神力的崇信，具有信仰和仪式两个基本范畴，具有使人类免于混乱的社会作用。[注][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Edward Tylor:〈PrimitiveCulture〉,London:Mowbray,1903；[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更为特殊的是，关公信仰在中国古代是受朝廷支持并纳入行政管理的社会行为，地方官员不仅是管理者，有时还是组织者和参与者。如：明万历三年(1575年)，怀仁知县杨守介亲自为武安祠的新建撰文，并盛赞关公“精忠贯日、大义参天”[注]《东城门新建武安王祠碑记》，周志强：《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怀仁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325页。的品质，以教化县人。康熙十四年(1675年)，广灵县县令张鸣珂自捐养廉银，倡导邑民募捐修庙。[注]《重修关帝庙募引》，刘祖福：《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广灵县卷》，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471页。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平鲁县迎恩堡城守尹朝聘捐银拾两、募银贰佰两，解决其前任拖欠修缮关帝庙款项事宜。[注]《迎恩堡修关帝庙碑》，周亮：《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功德碑及功德名录的史料价值。关帝庙碑文中看似散乱的功德名录，实则包涵丰富的地方社会文化及经济信息。如：清道光二十六(1846年)五月，朔平府左云县重修雕落寺关帝庙，立碑两通，功德名录中涉及该县及其周围村名计43个、商铺22家。[注]《雕落寺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雕落寺重修关圣帝君庙捐资碑》，闫荣：《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左云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83-92页。
民俗学的社会功能。高丙中在《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等文中对于现当代民俗学的社会功能及学科建设，提出了两个关注维度——公民的日常生活、未来的民俗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俗学的发展开始了“新驿程”、走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民俗学是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研究的文化科学，民俗学及其学者应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关注者、辩护者和创造者。[注]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民俗学不仅关注公民日常生活的“过去”和“现在”，更要关注它的“未来”，而这个未来也是民俗学发展的未来。[注]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史纲》，《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服务于公民未来日常生活的民俗学定位，涉及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民俗宗教作为民俗与宗教的结合，可以视为民俗中的一类，与节日民俗比拟，或可称为宗教民俗，其所具有的信仰和仪式属性，本身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内容。以碑刻为表征的关公信仰作为一类民俗事象，在现当代的发展已经走出了“陋习”的阴影，以文化遗产的身份得到了认同和发展，具体表现为，自1999年以来，雁北地区已经有九处关帝庙得到了修缮。关公信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即是民俗学社会功能的体现，未来取向的民俗学发展及社会功能更加值得关注。
1) 监控部分：S7-200 PLC将监控信息传送给MP277触摸屏，触摸屏将数据信息与状态信息显示在操作界面上。实现人机交互方式显示被监控变频器的实时数据、状态信息等。
民俗志的书写。民俗志即“记录民俗学”，[注]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指搜集、记录民俗资料的活动及对民俗资料的具体描述。关公庙碑刻即是民俗志的一种，碑刻的修撰不仅与民俗学的发展，更与非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密切相关。上述现代关帝庙碑在碑文构图及行文措辞上的变化，反映出两个问题。首先，现代碑文的撰写陷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混乱与纠葛。其次，异体字、通假字、专用词及典故不再出现。民俗志的书写讲究“诗学特征”，所谓民俗志的诗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民众表述风格的再现，民间话语方式的呈现，它并不需要太多生涩难懂的后现代术语，只是一种人性化的，平实无华的文化叙述，它娓娓道来，富含人情味，而又透露出朴实的美学和诗学特质。”[注]黄龙光：《民俗志及其书写》，《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显然，现代关帝庙碑刻无论对于民俗志书写还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都是不容乐观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关公庙碑刻的撰述意图
从上述碑刻的书写范式可以看出，修庙缘由和功德名录是碑文构成的核心内容，通常，开篇即述缘由；结尾必记功德。这样的书写反映了作者怎样的意图？
贫者富者，少者长者，输财输力，而四方众善，亦且随心施舍，岁歉不以为辞，工浩不以为虑，佣食材甓之费，竟以三百余金计者，崇淫祠乎？渎鬼神乎？为一村壮厥观乎？亦可以见天理在人心，而纲常节义之所系，有不等于三涂六道之荒唐者矣。夫明乎祭之义，可以治国伏顽。凡兹乡人，体神之义，畏神之威，知有善恶，知有是非，知有父兄，知有族党。无以小加大，无以少凌长，无以淫破义，无悖圣贤之训，无叛君师之教，是即神之所佑助者，则是乡寻与皇国共万年也，又何虑后人之不更有踵而增修此庙者哉？是为叙。[注]《朔州后里北辛寨增修关圣帝君庙记》，周亮：《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与建设工程技术的不断提高。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作为我国重要基础性建设工程之一，保证高速公路的施工质量非常重要。在高速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运用预应力管桩施工技术可以有效提高工程质量与进度，为高速公路工程的整体稳定性与耐久性起到保障作用。
上文为一通清代碑文中对于修庙缘由的叙述，用字占全文篇幅的一半。对于民众集巨资修关帝庙一事，作者首先给出了三个问句——崇淫祠乎？渎鬼神乎？为一村壮阙观乎？然后，以“可以见天理之在人心”做出了间接的回答。民众自愿出资修庙是出于对关圣帝君的信奉，所谓“敬仰神明，佑士子文登显第，武擢高科；庇农夫，此歌大有，彼乐丰年。工人巧技而无疆惟福，商贾贸易而无疆惟休。凡民之享荣华而获福利，产贤嗣而多寿考者，皆帝君之仁慈普济也。”[注]《雕落寺重修关圣帝君庙碑记》，闫荣：《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左云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83页。然而，科举登第、人寿年丰是因为关圣帝君神威显灵吗？作者通过敬关公、明是非、知孝悌、晓尊卑、尚礼义的叙述，阐明了关公所代表的忠、信、仁、义的儒家理念是谕民晓理、伏顽治国、民安国泰的利器；阐明了自古以来“神道设教”的政治目的；阐明了关公信仰所承载的教化作用；阐明了民间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国家在场。简言之，修庙撰文是为了借关公之忠勇、仁义宣扬纲常礼教，巩固皇权统治。功德名录，名义上是“以奖一时乐善之诚，以劝后世劝善之志”，[注]《眷头村新修关帝菩萨庙碑记》，刘祖福：《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广灵县卷》，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实质上是为了关公信仰的传承、教化功能的延续。关公庙碑再现了史学“资治”的政治属性，以及经世致用的社会功用。
三、碑刻文物史料价值
碑刻作为一类民俗宗教文献，它的史料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字上，其文物背景同样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关帝庙的地理位及其历史信息
在今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白崖台乡桥沟村有一座关帝庙，当地称老爷庙。庙宇不大，却代有威名。究其原因，是因为该庙所在之地虽不是通都大邑，但是，具有重要的军事及经济意义。该庙处于灵丘县西南内长城之关口——平型关下，该地自古为军事要冲，明代置关，清代为灵丘县、广灵县、繁峙县与浑源州交界地带。该庙曾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咸丰九年(1859年)曾三次重修，并有碑刻存留。乾隆年碑载：“地名石桥涧，其下阻隔深沟，两岸并无盘曲，虽三郡之接壤，实四方之要路也。且次地山高水缺，地广人稀，前人已念及此。上建关圣帝君之庙，以大其规模；下立客舍茶房之区，以供香灯。前筑石桥一座，古名普济桥。”[注]《重修关帝庙碑记》，高凤山：《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87页。据碑文，清代此庙所处之地为南北通衢之贸易要地，道光年碑记功德主计121位，其中商铺计27户，[注]《关圣帝君庙重修碑记》，高凤山：《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00-101页。足见其时该地域商业贸易之发达。建国后，该庙改称平型关老爷庙，并于1961年成为首批国保单位，原因是该庙所在地是著名的平型关大捷所在地。当年，老爷庙曾是中日双方争夺的军事要地，“乔沟伏击战”打响之后发生的“老爷庙高地争夺战”，是平型关大捷中最为惨烈和关键的一次战役。2007年，县政府在该地立《老爷庙高地争夺战遗址碑》[注]高凤山：《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一通。由此可见，碑刻的文物属性及其地理环境等非文字因素也包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
教师教育信仰在现实中的误识及重建………………………………………………………………………………徐月欣（1.42）
(二)关公像与历史本相
雁北古代关公庙里的关公像，不论是“走马关帝”“勒马关帝”“提刀关帝”，还是“夜读春秋的关帝”，雕像高一般在3米左右。然而，2004年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南财寺请回的一尊关公像，像高6.8米，台基3.1米，通高9.9米，名伽蓝菩萨大像。据碑刻记载，该像与本世纪初南财寺的修建有关。南财寺，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口泉乡中南山的半山坡上，始建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后历经战火，破败不堪。1966年后，寺院夷为废墟。2001年5月，在本地信士皇甫高原、赵喜旺、刘全等人的发起和推动下，经矿区人民政府批准，南财寺得以重建。2004年4月17日立碑以志。[注]《重建南财寺第一碑》，许德合：《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南郊区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290-291页。2001年6月，南财寺重建负责人皇甫高原赴太原公务，偶遇太原开物艺术品公司经理李凯，李凯称其于五年前承接了台湾某施主的一项业务，塑成一尊高6.8米的关公像。“(该施主)来运时，因太高太大，恐怕过不了收费站，未请成。……若你们愿意请，结个善缘，布施给你们。”[注]《关公简介、伽蓝护法与南财寺缘由碑》，许德合：《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南郊区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292-293页。伽蓝菩萨像因此与南财寺结缘，李凯派其兄李瑞护送佛像运至大同，并派塑像艺人郑有旺整修。
以上为碑记所载伽蓝菩萨像结缘南财寺的概况，台湾施主预定雕像后，因过不了收费站之虑而放弃的原因未免牵强，碑文亦有因刻意回避而至语焉不详的痕迹。根据实地调查，碑文所载不实。事实是：有一位王姓浙江商人，在大同地区做煤炭生意时曾许愿，若关公佑其发财，即造伽蓝像一尊还愿。多年后，该商人生意兴隆，遂有三丈关公像之问世。雕像造成后，恰逢南财寺复建，遂结缘布施。目前，因雕像过于高大，无法请入庙中，供在庙外。
四、结 论
综上，碑刻宗教文献作为一类出土文献所具有的文献和文物的双重属性，使其史料价值的研究有文字和文物两个取向。首先，文字取向。从碑刻文献的书写范式及撰述意图两方面进行分析。在碑文构成、构图及遣词用句三个层面上展现的书写范式，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用碑刻，不仅可以看到民俗宗教的历史面貌及其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还可以对民俗宗教的定性、民俗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发展方向、民俗志的书写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等学术热点问题展开探究。碑刻的撰述意图则反映了碑刻文献的政治属性及中国史学与生俱来的经世致用的功能。其次，文物取向。碑刻的文物属性及其地理环境等非文字因素，亦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总之，以雁北关公庙碑刻为例，史料批判视角下的石刻宗教文献对于历史有丰富的表现力，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孙瑜，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山西大同 03700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山西省大同市科技局软科学研究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大同长城石刻的整理与旅游开发研究”(项目编号：201715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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