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9世纪历史基础追思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
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能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个非常正确且重要的追问方式。但更为科学而重要的提问似乎是相反的思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来自19世纪？正像伽达默尔戏仿当年张伯伦的《论19世纪的基础》而提出20世纪的哲学基础存在于19世纪的哲学中，或如巴迪乌所说要展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回顾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并断言21世纪作为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似乎要通过短暂的20世纪的革命年代回到19世纪的资本的年代。本组文章从追问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9世纪经典问题来源入手，分别从现代性文化价值批判以及政治哲学批判几个基本视角回顾与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原像与当代可能发展前景。第一篇论文从结合马克思与尼采的宗教批判思想为线索，研究马克思与尼采面对资本主义价值危机时各自的自我批判式应对路线，从而为未来文化的发展和新文明的创造提供有益的借鉴。第二篇论文通过综合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政治革命观与德里达的幽灵学逻辑确证，一方面马克思关于革命的主体、革命形成的动力方式、革命的未来图景的确存在一定的历史边界性，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构想、革命战略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跨越的历史地平线。
主持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刘怀玉
[摘 要]面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价值危机，马克思将哲学作为宗教政治经济异化来批判，尼采则对宗教展开道德文明批判，从黑格尔的哲学与世界的和解到其体系瓦解命运以及马克思与尼采各执一端的必须改变世界的实践使命与道路，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不可超越性以及马克思与尼采之间从对峙到互补以及生成新哲学问题域的必要可能，《启蒙辩证法》中的“自否定”道路就是最好的证明。生硬地将马克思与尼采的批判道路对立开来并不利于21世纪复杂而发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建构，辩证地研究马克思与尼采面对资本主义价值危机时各自的自我批判式应对路线，并探索两者开拓未来文明的道路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可以开拓人类生活的价值境界，为未来文化的发展和新文明的创造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自否定；马克思；尼采；宗教批判；价值文明
现代性在生成之后，便成为所有人类文明的一个共同的历史境遇。现代精神不可或缺的就是生命自身的意义在其内部趋向更完美的形式，并不断自我扩张，超越每一时刻的可能性。从启蒙运动以来，19世纪中后期整个欧洲思想界主要斗争的领域主要指向宗教。20世纪3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思想内部的思辨的革命，他们试图化理想为现实，即变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其中就包括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批判宗教哲学。同处维多利亚时代的马克思和尼采，看到了由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后的繁华，更深刻地挖掘到繁华背后的虚幻——现代性文明的危机。洛维特认为,尽管尼采从来没有阅读过马克思，但他们面临的历史任务一样，尼采是马克思与基尔克果之后的唯一以市民阶级-基督教世界的衰落为同样的基本分析的主题的人。[1]236
对当代来说，宗教的回潮复兴重新挑战人们的价值观，因此人们为价值文明的发展寻找新的方向变得极其必要。人类越文明，人类对解放的要求就越高，解放实践形式的要求也就越高，因而解放的难度就越大。个人的解放与个人的主体性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指标，启蒙的核心就是人类的解放。秉承各自的哲学使命，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危机，与列奥·施特劳斯企图以古典世界的理想模式再次构建现代世界的整体意义而回归古典政治学的路径不同，马克思和尼采通过各自的宗教批判，用自我批判的方式寻求人类真正的解放，以改变现代世界。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危机，马克思从政治、经济视角出发，把宗教批判推向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期望人的自由解放；而尼采从心理、文化视角批判，把基督教的批判扩展到了整个现代西方的价值体系，以创造新价值。
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隐性课程又叫潜在课程、潜隐课程、隐蔽课程。“隐性课程主要通过感染、暗示、同化、激励和心理调适等多种功能改变着学生的情绪与情感、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作用。”[8]隐性课程，如学生专业课、公选课，要充分发挥其潜在性、渗透性等特点，教师尽可能通过教学环节的设计，将法律意识渗透到学生们的思想观念之中。
一、尼采：颓废宗教后的文明拯救
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个口号时，对19世纪末欧洲的影响振聋发聩。尼采所说的“上帝”不仅指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那个人格神，也包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传统。两者都在自然之上附加了某种超越自然的东西——道德。“上帝死了”指的是上帝连同整个基督教文化和整个西方对最高价值的规定都已经不再被人们所信仰。对此，丹麦学者约尔根·哈斯说：“尼采谈论‘上帝死了’，是对于各种旧价值的崩溃的象征性表达，但这不是为了欢呼对所有价值的那种虚无主义的毁灭，而是为了指出有一个任务等着人去完成，这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价值。”[2]194面对现实状况，尼采义愤填膺：“反社会倾向、精神错乱、悲观主义：此乃颓废的三种典型形式。基督教，作为一种颓废宗教，是在蜂拥着所有这三类退化者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3]864他还强调，“‘社会环境’或者‘生理蜕化’甚或腐化堕落是虚无主义的原因，这是一种谬误。虚无主义倒是隐藏在一种完全确定的解释之中，在基督教——道德的解释之中。”[3]148在尼采眼中，西方的宗教、哲学、道德价值的取向都受基督教及其认识论的毒害，正是基督教的“引导”，才使人们迷失方向，从而导致虚无主义。在他看来，虚无主义就是人类否定自身的现实的生活及自我肯定的意愿，对自己的生命加以否定，而把自己寄托于一个彼岸的理性世界。尼采认为这个本体世界是违背自然的，无法在大地上立足；彼岸的世界终究是虚假的、虚无的，是颓废和衰败的象征，因而这种颓废的现象就会造成现代人存在意义的缺失。
在原料（g）∶水（mL）∶氨水（mL）为1.00∶1.75∶0.55、反应时间为10min、搅拌速度为100r/min、自然冷却6h的条件下，改变反应温度，考察其对直收率的影响，结果如图1所示，并利用X射线衍射仪（XRD）、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分析其对产品物理性能（物相组成、表面形貌、粒度）的影响，结果如图2、图3所示。
那么面对时代危机下基督教的颓废，马克思的治疗方案又是什么呢？“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6]453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的自我主义异化的理论形式，面对资本主义价值颓废的现状，人类的异化不能在神学范围内解决，而只能在世俗的领域中解决。
马克思与尼采的批判表明，我们每个人都不甘于做权威秩序的奴隶，都不愿被一种更高的存在否定自己的存在，而不断地去超越自己，这样一种肯定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掘每个人身体的艺术能量、不去循规蹈矩与别人一个样的充满着个性的过程，这就是超人。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超越了异化的总体的完人，不再是被各种各样分工、阶级压迫、阶级统治肢解的局部的人，而是自由全面发展的总体人。历史的预约模式和天衣无缝的监控和管理让人没有创造力，在尼采看来，人的创造性是需要发展的。“无产阶级”不是上帝，不能再借助形而上学，要从现实出发，在社会历史中磨炼，这是承担历史使命的必经之路。
那么在人类社会创造未来新人类、新文明的道路上，马克思与尼采就此分道扬镳了吗？或者说我们可以因为两者批判路向不同而认为两者对立吗？针对终极价值的缺乏，马克思从政治、经济视角出发，把宗教批判推向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期望人的自由解放；而尼采从心理、文化视角批判，把基督教的批判扩展到了整个现代西方的价值体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尼采的权力理论是有共通点。他们都是从事情的根源、历史的根源处研究，我们今天所有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社会价值、体制，在历史上是怎样在偶然中、在充满暴力过程中生成的，最后慢慢被规范化、抽象化、神圣化，马克思与尼采对这个过程进行还原与祛魅时是相通的。可以看出，对于马克思与尼采两位先驱来说，宗教的批判是创造新文明、解决现代人瘟疫、虚无主义的方法，而非宗教的复兴。
学院全体教师与教学学院形成合力，努力解决学生在思想政治、心理情感、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困惑，将第一、二、三课堂贯通，使线上线下融合，从教室向寝室、晚自习延伸，走近学生，尽力满足学生健康成长需求，受到学生欢迎。实施“五个一”“四个一”工作举措以来，共召开师生座谈会39场次，座谈学生800余人次；谈心谈话 85场次，与200多名学生进行了思想情感交流；参与、组织第二课堂活动108场次，内容包括十九大精神学习心得交流、参加主题班会、组织开展“学习十九大精神，共圆中国梦”演讲比赛等等。这些工作，有效解决了学生的心理困惑，拉近了师生情感距离，帮助学生健全了政治观和道德观。
针对从互联网上采集的大量有关产品消费者发布的有正面评价、负面评价及打分等的意见，结合文本挖掘和情感分析技术，提取在线评论中正面评价、反面评价及综合评分等信息，并将这些有价值的信息碎片转封装为能对多种产品进行综合评价的不同的、独立的信息粒度。如果将每个达到产品专家评论水平的信息粒度定义为表示相应参与大群型决策的专家信息与意见，则面向在线客户偏好的大群客户偏好计算可转化为面向大型群决策的自动一致性建模与求解过程问题。第4节将用实例来说明该转换思想。基于文献[11，12，17]，现有的自动一致性方法基本思想描述如下：
二、马克思：“救赎”后的人类解放
马克思尼采都提倡未来的全面发展的人。在他们看来，人的异化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真实存在或自我，不能仅仅通过意识的变化来克服，无论这种意识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费尔巴哈的物种意识。异化和禁欲主义的存在证实了人类不可能创造新的、更好的环境。基于这些原因，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转向历史唯物史观，认为异化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尼采超越了瓦格纳，转向谱系学，认为人类的禁欲主义是特定心理环境的产物。他们都认为人可以克服异化和禁欲主义理想。[13]29-32马克思与尼采的共同点就是都不在思想中解释世界，而是要创造改造一个新的世界。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类解放的政治的社会，尼采也是要超越平庸的市民社会，但更多的是贵族气质的生命的世界。
马克思认为，宗教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所以对宗教的批判正是基于现实的立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6]452-453在他看来，思想如何受经济塑造的影响，宗教就是最好的证明。“现代交换社会的本质、金钱的本质就是实现了的基督教的本质。商业的国家……就是所应许的天国，相反地，上帝不过是理想化了的资本和天堂，只是假想的商业世界。”[8]110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的自我主义异化的理论形式和实践形式，而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分离。至此，劳动也成了“强迫劳动”，属于异化的劳动，不再是劳动者欲望的表现，而是生存强加给他的一种自卫手段。劳动异化进而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异化，商品与金钱成了人际关系的媒介。最终，无产者成了商品，以致自己的生存越来越失去“人的人格与尊严”，人的本质已经“失去价值”。资本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由此带来的是失业率增加及大多数人的日益贫困。由此，资本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对于马克思而言，信仰宗教是人类异化的证据。但后来他认识到，单纯的人本主义批判是不够的，因此马克思深入人被剥削这一现象的背后，抓住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本质矛盾，并通过现实的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这正出于对人的最高关怀。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变革，也就是说，人类要通过把握历史的理性，从而理解自身解放的可能性。
至此，无产阶级已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维塞尔用神话对“无产阶级”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它“未来的状态是复归整体或高级统一——即整体性。无产阶级肩负着救世的使命。它是解放的工具，因为它彻底‘脱离了’腐朽世界的堕落”[9]219。马克思的新价值就是人的全面自由，克服资本对人的奴役和劳动异化，最终创造出“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10]126。当然，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也是总体人类的解放、精神自由的解放。维塞尔指出，马克思用救赎戏剧的诸要素解释其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状况。人类存在于极端的神话——戏剧张力之中，最终析出了神话节奏中的“现实”形式——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可能完成。[6]443
宗教中的“救赎”象征着世界上所谓的伦理的善，并不是黑格尔讲的对立双方的矛盾差异的扬弃与和解，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制的表现，抑或是对等级压迫的掩盖。在这一点上，尼采与马克思对统治阶级的道德的虚伪的批判有共通之处，他们的革命是以创造“新人”为宗旨。尼采是寄托于心目中历史上的精英文化的贵族，马克思则寄托于尼采最瞧不起的普罗大众，只不过寻找解决这个不公正的等级制的世界的方向不同，如詹姆斯·米勒所言，“这是马克思和尼采的共同理想，然而这种理想却指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11]240。马克思的“新人”摆脱了主人和奴隶、老板和工人之间的残酷冲突，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由和普遍知性的形象表现，维塞尔对此有所说明：“共产主义是人从二元对立的阶段向自身的复归……一切社会矛盾都会被扬弃，进入人与人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自我意识中高级的、永恒的统一。”[9]331尼采的“超人”与此相反，有一种破坏性的创造力，超越“善”和“恶”的两极分化，是强权和暴力的象征，不为一般人对幸福或怜悯的苛求所羁约。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尼采的未来寄托并不是体现在一个整体之内，而是个人。尼采不同于黑格尔和歌德，不是把自己看作和谐性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把自己当作绝望的单个命运，致力于融入文化的发展进程。[12]51
当钎缝宽度逐渐增大时，析出的Fe-Co相固溶体也随之减少，并且只在钎料的界面区形成，冶金结合能力较好，残余应力也逐渐得到更好的释放。但钎缝宽度过大时，由于Fe和Co元素需要长程扩散才能形成Fe-Co相固溶体，因此固溶体的量较少，冶金结合能力也较弱，焊件在受压时，容易在钎缝处断裂。最后确定Cr12钢和YG8硬质合金的真空钎焊最佳参数为：采用CuMnCo钎料，在1 070 ℃温度下，钎缝宽度控制在0.1 mm，所得到的焊件抗弯强度最高，组织性能最好。
在尼采看来，“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不论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还是按照康德的方式(毕竟是一个狡猾的基督徒的方式)，都只是颓废的一个征兆——是生命衰败的表征……”[4]27在尼采这里，柏拉图和基督教信仰都是肯定“另一个世界”，而否定我们这个人生、自然和历史的现实世界，是带有二元对立及价值颠倒的倾向，他之所以要解构两千多年的柏拉图神话，否定他所称的“真实世界”，恰恰是为了最终肯定并建构自己的神话，尼采眼中的生命是一种唯一的真实存在，是有限的生命现象，在他看来所有超出现象之上或之外的东西都是假的，都超出自然和有限生命之上。由此，洛维特指出用永恒轮回来拯救现实世界的必要性——尼采批判基督教是想“在善与恶的彼岸使已经变得离心的实存重新眷恋永恒复归的生命的自然宇宙”[1]493。
三、马克思与尼采：由对峙到互补
密切观察雾化药物吸入后,患儿有无出现各种不良反应,观察患儿的喘息和咳嗽情况,若出现不良反应,应该及时处理。
无论如何，尼采认为颓废现象不可避免，是生命增长的必然结果：“它们乃是生命、生命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颓废现象与生命的无论何种上升和前进一样，都是必然的：人们并不能废除颓废现象……一个社会不能决定自己永葆青春……社会之行动越是有力、勇敢，则它的失败者、怪胎也就越多，它也就越是接近于没落。”[3]980尼采敏感于欧洲的危机与堕落，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危机无法避免，没有直接按照基督教传统追溯到原罪，他认为颓废没有可被追溯的原因，它就是它自己的原因。针对宗教从理性上扼杀人的生命从而造成人现代意义缺失的结局，他提出解决方案：超人——“我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东西将取代人；而是，应当选择、意愿、培育何种具有更高的价值的人……”[3]902超人就是尼采试图摆脱欧洲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市侩气息的艺术的新的求索或者塑造，是一种让人从各种道德与政治权威中摆脱出来的，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情、艺术敏感性的超越过程与超越现象。在尼采看来，“人是系于禽兽与超人之间的一条绳索——一条凌驾于深渊之上的绳索……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终点”。超人是新文明的存在，没有基督教的自私自利，报复，怨恨，即超善恶，快乐自由的艺术创造，是自我超越的主体，这个观点对当代的存在主义有很大启发，难怪美国学者丹豪瑟评价尼采时会说：“他自己的哲学既是对其时代即19世纪的疾病或危机的诊断，也是对治疗方法的探索”[5]829。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以商品与资本的关系为始发点，在他看来，当宗教思想实际上成为压迫者的控制手段的时候，民众就会相信这些思想本身就是关于仁慈上帝的永恒真理。因此，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势必成为马克思宗教批判观的终极理论归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哲学批判时强调，“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30。他从异化的现实社会中去寻求宗教异化的根源，为现代西方文明困境的反省与批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四、现代性批判下的自否定
面对现代性的困境，借鉴马克思与尼采的自我批判，我们的思维方法该追溯何处？泰勒认为，“我们想要透过若干现代问题和两难困境来认清我们的方向时，那些必然遭遇到的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均可以追溯到黑格尔”[14]17-18。黑格尔认为，理性呈现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辩证运动状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导致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以致自我否定从而达到“剥削者被剥削”的历史进程。在尼采看来，传统的宗教和道德产生出来的绝对价值成了对我们当下生活的限制和否定，于是我们会把想象的不真实的虚假的东西误认为是真的，却把真实的生活世界看成虚假的，尼采就是要把那些被传统宗教和道德颠倒的东西再次颠倒过来。
中世纪基督教认为，上帝从“无”中创造整个世界，但最先的东西并不是无，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绝对的存在和一，是逻格斯。尼采希望破除“虚无”能动地打破世界的界限，这种能动出自事物本身的内在渴望、痛苦和生命。近代神秘主义者雅可布·波墨指出，能动性、生命冲动是一种“痛苦”(Qual),黑格尔用“Qual”来表示所谓绝对否定性。黑格尔最早解释“上帝之死”之说就是自我意识在苦恼意识阶段的表现——“苦恼意识就是意识到自身是二元化的、分裂的、仅仅矛盾着的东西”[15]198，不能统一矛盾，也不能自我确定。尼采的态度与黑格尔相反，黑格尔眼中的通过上帝之死换来的人的自由的普遍在尼采眼中具有消极意味，两千多年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现代文化创造力的枯竭。雅可布·波墨对“痛苦”的解释也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或者用雅可布·波墨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这种能动的否定，必然是一个东西的自身异化、外化，这才能产生外向、进取、自由的冲力和打破自身限制的哲学，才有反思和向自身的复归。[16]201反思恰恰是自否定的表达形式，这在《启蒙辩证法》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反思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并不是按照直线行进，而是带有否定性，并且要经过深思熟虑，它很少具有实在性所固有的残酷性。”[17]219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尼采完成了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的认识论的自我扬弃：反思的自我否认。[18]286尼采对试图彻底颠覆现代性的价值观，通过颠覆“理性”实现对现代性的批判。正如阿多诺所言，“尼采正是在否定中拯救了人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在仅仅为了寻求抚慰的各种形式的保证中，日益遭到了破坏。”[18]128
邓晓芒先生认为，哲学的开端就是人的开端，现实生活中只有人的生命和自由彻底表现为自否定。人就是自否定，历史就是自否定，自否定是人在每一瞬间历史地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方式，它永远是一个经验的综合过程，永远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开放系统。[19]88自否定是对自身世界的无限开拓过程，也是自由的最终源泉。“他否定”只是外在的单纯的破坏、死亡，而自否定是一种感性的创造力量，是自我批判与自我发展的过程。全部世界历史、文化和传统实质上都是这样一个有目的的能动过程，其最终目的就是“人自身”。马克思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尼采追求人的生长、延续、力量积聚和权力的本能，都需要以人自身的目的性作为人存在意义的根据。
现代性的危机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前提之一，虚无主义带来的无意义、无价值状态暴露了传统价值的虚妄，为新的价值创造开辟了空间，对现代性批判视域的研究范式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理性具体属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它的生命在于能否实现自我否定和超越。卢卡奇所言，黑格尔把他对于自由丧失和恢复的分析集中在宗教运作的过程上，无生命和反人类的客观性品格，在基督教中得到了最高的表达。[20]76基督教发展初始，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重要性，而不是美德的优越性。俞吾金认为，青年黑格尔从现代理性，尤其是从他深受影响的康德的实践理性出发去反思基督教的实证性及其成因的。[21]249由此，尼采从黑格尔关于实证基督教的精神之中发现了现代性的堕落，从进一步促使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瓦解过程开始了自己的超越这种虚无主义式历史主义的永恒轮回的哲学。因此，丽贝卡·S·皮里得出结论，尼采的否定——主要的不断重复、循环往复地说“不”——集中于基督教之上。他抨击的主要目标，是在确立其道德的过程中(它建立性别价值的层级的等级制)，千百年来基督教强力的扩散所导致的对西方文化灾难性和毁灭性影响。[22]261尼采对基督教的无情批判，已经深入到了他所感受到的西方文化所具有的持续不断的残酷根源及其毁灭性的破坏力量之上。通过对宗教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和人的宗教感情的现实基础，强调人们必须摆脱物的依赖性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黑格尔早期的和解原则被看作真实的基督教信仰和完满的善的标志，刘森林认为，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也主张和解原则：“自我克制的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自我和他者的力量，而是要与自我和他者取得和解。”[17]55但不同于黑格尔的是，启蒙并非将所有人都转变为真理的创造者与占有者，而是让非完全同质化的主体达成和解。对比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没有把艺术作品认为是各个细节融合成整体的独特物。在他看来，艺术就像历史的多重抄本，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就是以此为铺垫，他们随着时间层层堆积，也可以被剥离下来，艺术、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核心元素是“永恒的”差异而不是整体：这是从黑格尔批评中衍生出来的新的哲学逻辑原则。[23]85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阿多诺极力把尼采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结合，在马克思和尼采自否定式批判的道路上创造了本质为自否定的更高的辩证法，开辟新的启蒙理解之路，在马克思的希望决定论与尼采的悲剧决定论之间寻找新的突破点，一个理性仍然能够自我反思的历史空间，挽救辩证法于自我蒙蔽之中，从而为辩证法提供一条自救之路。[24]138-141
对于马克思与尼采两位先驱来说，流行意识形态的宗教复兴是新的虚无主义的瘟疫，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物化是“同谋”。因此，宗教的批判是创造新文明、解决现代人瘟疫、虚无主义的有效方法。马克思以现实社会为始发点批判宗教异化，把资本主义批判延伸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我们今天批判性地反思当今时代宗教的兴盛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尼采从心理、文化视角批判，把基督教的批判扩展到了整个现代西方的价值体系，重视人独特的个人创造性从而创造新价值也给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通过霍克海默、阿多诺对于两者在批判方法上的辩证结合而形成的“自否定”之路，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不可超越性以及马克思与尼采之间从对峙到互补以及生成新哲学问题域的必要可能，从而为我们探索新文明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马克思的自我批判思想极大地提升了现代人对于社会生活及其建制的反思性、批判性和实际的变革能力，他的思想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需的，而尼采对人的局限性的思考可以为处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当代中国思想界提供参考。马克思的当代意义不是与时间上的当代哲人比较而言的相似性同时代意义，而是问题的当代根基性意义及其在当代继承中所经历的危机与重生。时代赋予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对人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作批判性的反思，开拓人类生活的价值境界，为未来文化的发展和新文明的创造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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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4-0034-08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陶惠娟(1987-)，女，江苏如皋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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