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食源性病原菌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乙二胺四乙酸,混合菌生物被膜,扫描电镜,群体感应
食源性病原菌论文文献综述
张钰皎,胡炜东,孙子羽,满都拉,黄海英[1]（2019）在《乙二胺四乙酸对食源性混合病原菌生物被膜的抑制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该研究以食源性混合病原菌生物被膜(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质量浓度的乙二胺四乙酸(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EDTA)对混合菌生物被膜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当添加0.25 mmol/L的EDTA时即可使混合菌生物被膜黏附率下降16.5%,检测AI-2分子活性和扫描电镜观察形态进一步证实了随着EDTA浓度的增加,黏附度逐渐减少;EDTA仅对处于黏附期(0～28 h)的混合菌生物被膜有抑制作用;添加二价金属离子(Mg~(2+)、Ca~(2+)、Fe~(2+))可增强混合菌生物被膜的稳定性。(本文来源于《食品研究与开发》期刊2019年19期）
陈晓丽,陈小萍,卢金星[2]（2019）在《血源性病原菌早期诊断技术研究进展》一文中研究指出医院住院患者常常发生血液病原菌感染,死亡率高,早期快速鉴定病原体给予适当的抗微生物疗法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血培养是诊断血液病原菌感染的金标准,然而血培养不仅耗时且阳性率低。分子生物学方法可大幅度缩减诊断时间,提高诊断的灵敏度与特异性,为临床合理用药与准确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进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本研究就血源性病原菌诊断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主要包括核酸杂交技术、核酸扩增技术、荧光实时定量PCR技术、DNA微阵列与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等技术)等进行综述。(本文来源于《疾病监测》期刊2019年09期）
徐晓红,朱芳芳[3]（2019）在《对灌南县2014年至2018年进行食源性疾病病原菌风险监测结果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了解灌南县2014年至2018年食源性疾病病原菌风险监测的结果,为制定食源性疾病的防控措施提供参考。方法:将2014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灌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随机抽样采集的221份食品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对这221份食品样本均进行食源性疾病病原菌专项检测。然后,观察这221份食品样本中食源性疾病病原菌的检出率及分布情况。结果:经检测,这221份食品样本中食源性疾病病原菌的检出率为10.41%。在这23份被检出食源性疾病病原菌的食品样本中,病原菌检出率排在前3位的食品样本依次为外卖配送餐、熟肉制品、双壳贝类食品。在这23份被检出食源性疾病病原菌的食品中,共检出致泻大肠艾希氏菌、单增李斯特菌、蜡样芽胞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等6种病原菌。结论:本研究中选取的灌南县各类食品样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被食源性疾病病原菌污染的情况。这些病原菌的种类多样且分布较广,应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建议该县要继续深入开展食源性疾病病原菌风险监测工作,进一步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对食品加工、流通与销售等环节进行规范化管理,以保障居民的饮食安全,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本文来源于《当代医药论丛》期刊2019年12期）
Narayan,Paudyal[4]（2019）在《针对食源性病原菌流行性的Meta分析和都柏林沙门氏菌的比较基因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至今为止,食源性致病菌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困扰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难题之一,中国同样面临着这一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各大数据库中已经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关于食源性病菌的研究,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在取样规模以及实验方法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出的研究结果的迥然不同。为探究其中的规律,我们应用meta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和非洲食品样品中常见的食源性病菌的流行性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中国食源性病菌的调查中发现,都柏林沙门菌是造成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最为主要的元凶之一。都柏林沙门菌是一种牛源性的能引起肠炎以及奶牛全身系统性疾病的病原菌。本研究还采用线虫感染模型来比较评价不同菌株产生的毒力强弱以及其他适应性变化,并结合大规模全基因组测学的手段对人源性和牛源性的菌株相应的菌株基因型进行了检测。结果1.中国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食源性病原菌meta分析结果食物中病原的总体流行率约为8.5%(95%CI:8.2-8.7)。水产品中的病原菌流行率最高为12.8%(12.0-13.5),而蔬菜中的病原菌流行率最低为3.0%(2.6-3.4)。在所有食源性病原体中,弧菌流行率最高为21.3%(19.6-23.1),而致病性大肠杆菌流行率最低为4.3%(3.3-5.2)。中国食品中主要食物病原体按照其流行率递减的顺序依次为副溶血性弧菌,弯曲杆菌,蜡状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菌,肠杆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致病性大肠杆菌。研究结果显示,病原体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分布密度较高,而西部省份获得的相关数据最少。在非洲国家,肠杆菌科,大肠杆菌,沙门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是最常被报道的病原微生物。这些国家的食源性病原菌的流行率高达34.2%(29.0-39.3%)。另一个显着的特点是即食食品和生食食品中病原菌都具有较高且相当的流行率。大肠杆菌在即食食品中平均为31.6%,生食中平均为37.6%;沙门菌为21.7%和19.9%;金黄色葡萄球菌为25.1%和27.8%;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为19.5%和6.7%。2.都柏林沙门氏菌的表型和基因型分析MLST结果显示采集样品中的都柏林沙门菌是属于ST10的同源菌种。尽管细菌的来源不同(例如人和动物),但大多数菌株在不同的培养条件下都表现出相似的生物行为。在不同的培养条件下,大多数细菌的运动性并无显着性差异,而只有两种人源的都柏林沙门菌在有氧或无氧条件下形成了微量的菌膜。两种来源的菌株形态大都均匀一致,只有两种动物源和两种人类源菌株在有氧培养中形成了放射状形态,而在厌氧培养条件下所有菌株都呈现出典型的锯齿形态。尽管动物分离株的抗性决定因子数量要比人分离株多,但人类和动物分离株在抗药模式方面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与动物分离株相比,人类分离株中在有氧培养环境下的抗药性较弱。有两种分离株对四环素,磺胺甲恶唑和氯霉素都表现出很强的耐药性,而对氨基糖苷类的抗性是变化不定的。同时二者在有氧条件下失去了对喹诺酮的抗性,而在厌氧培养中,其MIC值和抗性都增加,尤其人类分离株表现明显。对氨基糖苷类(尤其是链霉素)的抗性与前者类似,即其MIC和抗性在厌氧培养中增加。在有氧培养中,对四环素(动物为92%,人为50%),磺胺甲恶唑(动物为95%,人为70%)和氯霉素(动物为89%,人为50%)的耐药率较高。在厌氧培养中,对链霉素的耐药性很高(动物为96%,人为70%),头孢噻呋(动物为94%,人为100%),氯霉素和磺胺甲恶唑(动物为87%)对磺胺甲恶唑为100%。在人类分离物中。对除喹诺酮类抗生素外的其他所有药物的耐药性,基因型-表型一致性的细菌所占比例超过总数的80%。而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实验中,有氧培养条件下的细菌的基因型和表型的一致性非常高,但在厌氧培养中却是不一致的。主要的基因型表型不一致是有些耐药的细菌自身并未携带获得性耐药基因。由此推断,即使在没有获得性抗性基因的情况下,厌氧培条件仍可激活细菌对喹诺酮类的抗药机制和生化反应,最终导致基因型和表型不一致性的现.使用秀丽隐杆线虫进行的动物模型毒力评估显示,与动物分离株相比,人类毒株的毒力更强(中位存活时间为7天)(中位存活时间为9天)。3.人源以及牛源分离菌株的基因组比较分析基因组比较分析发现动物来源(特别是牛)分离菌株可形成聚类,并分明地与人源分离株区分开来。动物分离菌株含有超过30种获得性多药耐药基因,而人类分离菌株含有少于25种多药耐药性基因。动物分离株含有≥3种不同类型的质粒,而人类分离株含有≤2种不同类型的质粒。基因组比较显示,来源不同的各分离株基因组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并且大规模全基因组测序和随后的序列分析也没有发现任何仅属于动物或者人类分离株的典型特征。即使有一些分离株存在表型差异,但其基因型并未发生变化。4.总结陈述和研究意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食源性病菌污染的风险,所以制定执行微生物食品安全和降低风险的政策措施时不容缓,迫在眉睫。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了选择弧菌和沙门菌作为中国食品安全检测靶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有力地反驳了认为病原菌只局限于沿海地区或者内陆的观点。另外,建议在处理生食或RTE食品样品时改善操作规范,同时在同一地区内采用统一的实验室操作流程的安全监测体系,将有助于产生同质性较高的结果。对于病原菌而言,动物或人类来源的高度同源的都柏林沙门菌的所表现出的行为差异可用源-库动力学原理来解释,即分离菌株在不同环境的诱导下表现出相应的反应以更好地适应生存,而不是保持原来的突变。厌氧和有氧环境条件下细菌可产生不同的耐药表现,尤其是对喹诺酮类,所以我们应根据环境条件的不同来选择相应的抗生素种类,治疗方案和用药剂量,以期对病畜或者病人产生最好的治疗效果。而细菌形成少量生物膜的意义在于,这样可使得保持浮游状态的细菌自由移动,再辅以其于厌氧或好氧条件下的运动性,可能有益于细菌在恶劣环境下生存下来。在抗生素治疗过程中,厌氧条件下细菌的耐药性增强将有益于其在宿主体内的生存繁殖。根据不同的环境刺激信号或者宿主-病原的相互作用的诱导,都柏林沙门氏菌可改变其应对机制以大大增强其在不同环境的生存适应性。(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9-06-01）
张惠恺[5]（2019）在《哈尔滨市区生鲜食物中食源性病原菌耐药性及耐药基因筛查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抗生素问世以后,临床上的患者因致病菌感染的患病率大幅度降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虽然给人类健康带来了福音,但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比如:细菌耐药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新抗生素的研制与开发脚步迟滞、新种耐药菌无抗可抵等等。共生细菌(大肠埃希氏菌,肺炎克雷伯菌)将耐药基因传递给人体和环境中的其他病原体,引起耐药性的传播并成为耐药基因的储存库。且研究发现终端食品中分离的耐药细菌与感染人类的耐药细菌相关性最大,本次实验希望通过分离获得零售食品和病人粪便中的耐ESBLs、耐碳青霉烯类和耐多粘菌素类的耐药细菌,了解我市目前部分地区耐ESBLs、耐碳青霉烯类和耐多粘菌素的耐药细菌的污染情况。因此本课题所选目标耐药菌株为大肠埃希氏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研究将从几种零售食品及病人的粪便中采集筛查样本菌株,然后通过PCR、基因测序等技术对分离菌株的耐药基因携带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由于抗生素的过度使用,超级细菌的出现对人类构成了重大威胁,寻找新的抗生素替代品迫在眉睫。国内外研究人员高度重视在食品领域寻求安全有效的生物抑菌技术。乳酸菌属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是食品级安全微生物,并且部分菌株被FAO和WHO列为益生菌。我们不仅可以将乳酸菌以食品添加剂的形式直接添加到食物中来改善人体健康,而且可以利用其发酵代谢产物特别是乳酸菌细菌素作为食品防腐剂和抗生素替代物来抑制大量致病菌的生长。因其发酵代谢产物具有无毒无害、安全高效等优点,近年来作为生物抑菌剂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广泛应用的代谢产物只有少数的几种,其中细菌素一类被应用的较为广泛。因细菌素自身的性质特点,并非所有代谢产生的细菌素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发挥效用,只有不断的挖掘新型高效细菌素类产品,才能继续推动生物抑菌技术的发展。因此本实验要选用几种实验室已知的乳酸菌的代谢产物对筛选出来的耐药菌株进行简单的抑制作用探究,为寻求高效、稳定的生物抗菌剂提供参考。耐药细菌菌株及耐药基因获得结果如下:(1)从哈尔滨市部分生鲜超市和医院采集零售食品和病人粪便样本共120份(食品、粪便各60份),用叁种不同抗菌谱的抗生素筛选出耐药菌株共388株。(2)样品阳性率情况:食品检出率73.33%,粪便检出率65.00%,检出率基本持平;耐药菌株分布情况:耐药大肠218株多于耐药肺克170株,从耐药类型上看,ESBLs菌株276株、KPC菌株68株、PO菌株44株,整体来看,ESBLs菌株占比最大,环境污染相对较为严重。(3)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获得耐药基因分布情况如下:ESBLs菌株中检出CTX-M-7/8(频数159、占比57.61%)、CTX-M-11/12(频数135、占比48.91%);KPC菌株中检出blaIMP(频数6、占比8.82%)、blaNDM(频数7、占比10.29%);PO菌株中检出MCR-1(频数4、占比9.09%)。可以看出,ESBLs菌株中耐药基因携带率较高,PO菌株中仅检出一种耐药基因型,没有分布分散,趋于集中流行趋势。通过以上检测结果获得了我市部分区域的耐药基因传播情况,为预防和追溯ESBLs、KPC、PO类耐药基因的传播和流行提供参考依据,为临床用药和环境中抗生素的使用做出指导,为管控和治理我市抗生素滥用情况做出警示。抑菌试验:本研究选用的四种乳酸菌对耐药菌株的抑制作用没有显现。(本文来源于《东北农业大学》期刊2019-06-01）
雷晟[6]（2019）在《食源性病原菌多粘菌素耐药基因的耐药机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随着抗生素在牲畜养殖和临床治疗中的大量使用,微生物的耐药问题逐渐受到了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菌株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人们在面对多重耐药菌株时出现了“无药可用”的尴尬境地。在这样一种严峻的背景下,多肽类抗生素多粘菌素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多粘菌素对于革兰氏阴性细菌具有杀菌和抑菌作用,特别是针对越来越频繁出现的碳青霉烯类多重耐药菌株。但是从2016年开始由质粒介导多粘菌素耐药基因mcr-1及其同源基因不断的被报道出来,使得多粘菌素这一防线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对mcr-1阳性菌株的耐药性和mcr-1及相关家族基因耐药机制的研究,对于多粘菌素耐药细菌的防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mcr-1阳性耐药菌株的筛选及其耐药性分析;建立针对5个mcr家族基因的多重PCR检测方法,并且对该方法的特异性、敏感性进行验证;mcr-5基因相关工程菌株构建和其耐药机制研究。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mcr-1基因阳性大肠杆菌筛选及其耐药性分析。从来自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区养鸡场肉鸡粪便中分离出8株多粘菌素耐药菌株,经过形态学、生理生化及分子生物学鉴定,8株菌均为mcr-1阳性大肠杆菌,菌株编号分别为:PK102、PK103、PK105、PK107、PK109、PK110、PK111、PK112。8株耐药菌株的多粘菌素最小抑菌浓度(MIC)为2~8μg/mL,最小杀菌浓度(MBC)为4~16μg/mL。8株耐药菌株中,含mcr-1基因的质粒可分为两种类型,且均不含ISApl1插入元件。8株耐药菌株分属于ST10、ST2847、ST155、ST361、ST6395以及两个新的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耐药菌株PK105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mcr-1基因位于一个60499 bp的IncI2型质粒上,该质粒含有一系列与接合转移有关的vir和pil家族基因。通过耐药菌株PK105的脂质A的基质辅助激光解析串联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分析结果显示,含有一个1797.122(m/z)峰的同时,还有一个1920.136(m/z)的修饰峰。PK102、PK103、PK109、PK112、PK113菌株对12种抗生素均为耐药或中介耐药,PK105菌株对哌拉西林敏感,对其余11种抗生素为耐药或中介耐药,PK107菌株对庆大霉素敏感,对其余11种抗生素为耐药或中介耐药,PK110菌株对头孢他啶、头孢唑林敏感,对其余10种抗生素为耐药或中介耐药。(2)mcr家族基因的多重PCR检测方法的建立。针对5个mcr家族基因mcr-1、mcr-2、mcr-3、mcr-4、mcr-5,设计5对PCR产物长度范围在219~908 bp的特异性引物,设定相应PCR反应程序,构建针对5个mcr家族基因的多重PCR检测方法。通过以单个含mcr基因的质粒和多重混合含mcr基因的质粒为模板进行检测,验证了该检测方法的特异性和灵敏性。对156株野生型菌株进行检测,验证了该检测方法在实际运用中的有效性。同时对野生型菌株进行了关于mcr-7、mcr-8基因的检测。(3)多粘菌素耐药基因mcr-5的耐药机制研究。构建有关多粘菌素耐药基因mcr-5的耐药功能菌株MG1655和蛋白表达菌株BL21,以此为试验对象。经过SWISS-MODEL的生物信息预测,得到磷酸乙醇胺转移酶MCR-5的12个关键氨基酸位点,构建相应位点突变菌株,通过多粘菌素最小抑菌浓度、脂质A修饰和western blot的检测,得知这12个氨基酸位点均对MCR-5的酶活作用起到重要功能。对磷酸乙醇胺转移酶MCR-1、MCR-2、MCR-5蛋白的胞外区域和跨膜区域进行预测,构建相应蛋白的胞外与跨膜互换菌株,通过对胞外与跨膜互换菌株的多粘菌素耐药功能检测。氨基酸序列相似度为81%的MCR-1与MCR-2的胞外与跨膜互换菌株仍然保留了耐药功能,而MCR-5与MCR-1/MCR-2的氨基酸序列相似度均小于35%,所以MCR-5与MCR-1/MCR-2的蛋白胞外与跨膜区域互换后,该菌株失去了耐药功能。对磷酸乙醇胺转移酶MCR-5进行体外表达纯化和酶活检测,验证了其进行磷酸乙醇胺修饰以产生耐药功能的机制。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和“化合物拯救”试验可知,多粘菌素可以通过刺激细菌在胞内产生活性氧以达到杀菌的目的,而耐药基因mcr-5的存在可减少多粘菌素引起的活性氧产生,从而使菌株对多粘菌素产生耐药性。此外,验证了mcr-5耐药基因表达对菌株生长的影响,比较了5个mcr家族基因的MG1655菌株的多粘菌素耐药水平高低。(本文来源于《陕西科技大学》期刊2019-03-01）
陈玉娟,熊心猜,张浩,唐芹芹[7]（2019）在《动物源性皮肤癣菌病32例患者病原菌体外药敏试验》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了解动物源性皮肤癣菌病病原菌对常用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情况。方法收集2013年10月—2014年11月就诊于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确诊为动物源性皮肤癣菌病的32例患者的菌株。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CLSI)的M38-A2方案,测定收集的临床菌株对灰黄霉素、伊曲康唑、特比萘芬及氟康唑的最低抑菌浓度(MIC)值。结果灰黄霉素、伊曲康唑、特比萘芬和氟康唑对犬小孢子菌的药敏试验MIC值范围分别为0.125 0～4.000 0μg/ml、 0.031 3～1.000 0μg/ml、0.002 0～0.031 3μg/ml和2.000 0～32.000 0μg/ml,对须癣毛癣菌复合体的药敏试验MIC值范围分别为0.062 5～1.000 0μg/ml、0.0313～0.500 0μg/ml、0.001 0～0.062 5μg/ml和4.000 0～32.000 0μg/ml,对石膏样小孢子菌的药敏试验MIC值范围分别为0.031 3～2.000 0μg/ml、0.062 5～1.000 0μg/ml、0.003 9～0.0625μg/ml和0.500 0～16.000 0μg/ml。结论灰黄霉素、伊曲康唑、特比萘芬和氟康唑对犬小孢子菌、须癣毛癣菌复合体和石膏样小孢子菌的体外药敏试验提示,特比萘芬的抗真菌效果最好,其次为伊曲康唑和灰黄霉素,氟康唑抗真菌效果较差。(本文来源于《实用皮肤病学杂志》期刊2019年01期）
吕秋艳,褚添,刘海涛,赵香菊[8]（2019）在《2013-2017年门头沟区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菌检测结果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分析北京市门头沟区细菌性食源性疾病事件病原菌的分类情况,为食源性疾病的预防控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北京市门头沟区2013-2017年发生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13-2017年共处理15起细菌性食源性疾病事件,检测205件标本,包括患者粪便标本21份、涂抹标本65份、呕吐物标本8份、剩余食品标本111份,其中患者粪便标本检出率最高为66.67%(14/21)。从食源性疾病事件发生时间来看,第二季度发生率最高(9起)。致病菌检出率最高的是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型以O3:K6为主,大多数菌株携带毒力基因;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清型以金黄色葡萄球菌A型肠毒素(SEA)和SEE混合型为主;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出率最低。结论门头沟区细菌性食源性疾病事件病原菌以O3:K6型副溶血性弧菌为主,且大多数菌株携带致病性毒力基因。(本文来源于《热带医学杂志》期刊2019年01期）
叶倩,钟康义,陆震宇,王秋英,郑卢萍[9]（2018）在《2015年-2017年桐庐县食源性特定病原菌监测结果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通过对本县2015年-2017年食源性疾病特定病原菌监测结果进行分析,了解和掌握本县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情况,提出针对措施。方法收集3年共1 258例食源性特定病原菌感染病例信息和实验室病原学检验结果,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结果所有病例都有腹泻腹痛症状,里急后重较少;以男性较多,男、女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1. 626,P <0. 05); 20岁～30岁和60岁以上人群为主要发病人群; 1月-3月和6月-10月这2个时间段出现疾病高发状态的特点;职业类别为农民的病例数最高;水果及其制品(包括果脯和蜜饯)、肉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这3类为主要的致病食品;家庭为主要进食场所;检出51株阳性菌,分别为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志贺菌;沙门菌中主要是鼠伤寒沙门菌。结论根据本县食源性特定病原菌监测结果特点,提出针对措施,加强食品安全卫生的管理和相关知识的宣传,积极开展防控手段。(本文来源于《中国卫生检验杂志》期刊2018年23期）
许佳,肖欢,焦新安,黄金林[10]（2018）在《辐照技术对食源性病原菌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食源性病原菌,指在食品加工和流通过程中引入的病原菌,是引发食源性疾病的重要因素。这些病原菌以食品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某些食源性疾病爆发的可能,而传统的控制措施抑菌效果有限,当务之急是寻求革新的食品杀菌技术。食品辐照技术作为一种高新的冷杀菌技术,具有安全、无污染等优点,近年来在保障食品质量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关于辐照技术对食品中病原菌致死作用的系统描述相对较少。本文结合国内外关于食品辐照灭菌的研究报道,综述了辐照技术的发展、辐照技术控制食品病原菌进展、辐照杀菌机制以及影响辐照灭菌效果的主要因素,并对该技术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进行了探讨,以期为进一步预防和控制食源性疾病提供新的思路。(本文来源于《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期刊2018年19期）
食源性病原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医院住院患者常常发生血液病原菌感染,死亡率高,早期快速鉴定病原体给予适当的抗微生物疗法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血培养是诊断血液病原菌感染的金标准,然而血培养不仅耗时且阳性率低。分子生物学方法可大幅度缩减诊断时间,提高诊断的灵敏度与特异性,为临床合理用药与准确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进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本研究就血源性病原菌诊断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主要包括核酸杂交技术、核酸扩增技术、荧光实时定量PCR技术、DNA微阵列与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等技术)等进行综述。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食源性病原菌论文参考文献
[1].张钰皎,胡炜东,孙子羽,满都拉,黄海英.乙二胺四乙酸对食源性混合病原菌生物被膜的抑制作用[J].食品研究与开发.2019
[2].陈晓丽,陈小萍,卢金星.血源性病原菌早期诊断技术研究进展[J].疾病监测.2019
[3].徐晓红,朱芳芳.对灌南县2014年至2018年进行食源性疾病病原菌风险监测结果的分析[J].当代医药论丛.2019
[4].Narayan,Paudyal.针对食源性病原菌流行性的Meta分析和都柏林沙门氏菌的比较基因组分析[D].浙江大学.2019
[5].张惠恺.哈尔滨市区生鲜食物中食源性病原菌耐药性及耐药基因筛查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2019
[6].雷晟.食源性病原菌多粘菌素耐药基因的耐药机制研究[D].陕西科技大学.2019
[7].陈玉娟,熊心猜,张浩,唐芹芹.动物源性皮肤癣菌病32例患者病原菌体外药敏试验[J].实用皮肤病学杂志.2019
[8].吕秋艳,褚添,刘海涛,赵香菊.2013-2017年门头沟区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菌检测结果分析[J].热带医学杂志.2019
[9].叶倩,钟康义,陆震宇,王秋英,郑卢萍.2015年-2017年桐庐县食源性特定病原菌监测结果分析[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8
[10].许佳,肖欢,焦新安,黄金林.辐照技术对食源性病原菌的影响研究[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