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通过强化政治意识，突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苏维埃精神”“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等办报原则，及时报道党团员模范先锋、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宣传动员和舆论准备。在办报过程中，《红星》报既坚持政治原则，又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反映军心民心，反映党内正确主张，巧妙地唤起广大指战员对正确路线领导的怀念和盼望。
[关键词]《红星》报；邓小平；政治原则；政治艺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25日视察解放军报社时指出：“新形势下办好解放军报，必须坚持军报姓党。……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不渝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高度自觉维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权威，坚定不移传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声音。……要强化政治意识、政权意识、阵地意识，勇于举旗帜、打头阵、当先锋，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生力军。”[1]“军报姓党”是人民军队宣传工作的光荣传统。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在主编《解放军报》的前身——《红星》报时，强化政治意识，突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苏维埃精神”“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等原则，既坚持政治原则，又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反映军心民心。
一、邓小平接任《红星》报主编
《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创刊，总政治部主办的军队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出版第1期，在发刊词《见面话》中就表白：他要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他要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2]表明《红星》报“军报姓党”的鲜明政治色彩。
1933年5月12日在第35期之后，《红星》报未能如期出版，直到8月6日，才继续出版。《红星》报休刊近3个月，再出新报时，主编已换为邓小平。邓小平之前担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被当作江西的“罗明分子”撤职。邓小平与军队素有渊源，他不但熟悉军队政工工作，而且曾是两支红军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邓小平在冯玉祥创办于西安的中山军事政治学院，任政治处处长[3]P44。1929年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选择邓小平主编军报，还在于他有编辑革命报刊的经历，主编过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对于讲党性、宣传革命主张、报道革命活动和用报刊指导工作，可谓经验丰富。1933年6月，经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提议，邓小平任总政治部秘书长，8月初兼《红星》报主编[4]P1008。考虑到《红星》报休刊已有数月时间了，8月6日《红星》报再次出版时，就又称为“第1期”。
正因为这个新编“第1期”，致使后人误认为邓小平是《红星》报最早的主编。虽然没有历史资料记载，但据分析，最早的主编很可能是王稼祥。因为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即将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正式宣布前两天，即1931年11月25日，把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移交给了刚到中央苏区不久的王稼祥[5]P65。编辑出版《红星》报是毛泽东在任内决定的事并做了相当的工作，王稼祥上任后也将此事作为重点抓。《红星》报第1期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一周后的12月11日即出版发行，意义非凡，若非王稼祥亲自抓，是不可能如期出版的。当然，总政治部主任要抓全面政治工作，不可能专编《红星》报，但在该报问世之初主编一个时期也是很可能的，因为《红星》报的编辑出版毕竟是红军总政治部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至于其后是否另有主编，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邓小平主编《红星》报的政治原则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是讲政治、讲党性的，通过专论和通讯报道，体现了人民军队的为民宗旨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表彰了军中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奋勇拼搏的战斗精神，友爱团结的良好作风，以及亲密无间的军政军民关系，彰显出强烈的政治意识，收到了良好的宣传、引导、激励效果。
(一)传递党的声音
猪喘气病又称猪霉形体肺炎，是由肺炎霉形体(支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各种年龄、性别、品种的猪都可发生。病猪表现为咳嗽、气喘、发病率高死亡率低，主要影响猪的生长速度。肺是主要的病变器官。急性病例以肺水肿和肺气肿为主；亚急性慢性病例常见肺部“虾肉”样实变。发病猪生长缓慢，饲料利用率低，增加饲养成本。
报纸宣传要传递党的声音，传达中央决策、中央路线，这是报社和编辑人员讲政治的基本要求。在邓小平接任主编后，《红星》报报道了大量战地消息、政治工作辅导(如“列宁室”的利用等)、军地军民活动和军政领导人撰写的战斗总结。
在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时，“左”倾路线占据党内领导地位。虽然邓小平对“左”倾路线有自己的看法，但《红星》报对中央的军事路线和决策的报道，并不是渲染和扩大其错误的一面，而是希望通过《红星》报的政治影响，来减少错误、凝聚力量，争取第五次反“围剿”胜利。为此，选登适当的文章，来宣传正确路线和正确的军事主张也是革命的需要。但要做好这件事，当时颇为困难，因为当时党中央推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军事部署上不顾客观实际，用阵地战与强敌硬拼，导致红军伤亡很大，战事连连失利，红军主力最后不得不战略转移，离开了中央苏区。当时《红星》报为夺取反“围剿”的胜利，虽然不同程度也宣传过一些“左”倾路线中央的决策和命令，但它的立场是为了维护党中央的领导，传达党中央声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鼓励全军将士勇敢奋战以保卫苏维埃，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应该客观、公正、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看待“军报党办”该怎么办的问题。
《红星》报通过宣传正面典型，为部队树立榜样，弘扬正气，鼓舞士气。而大量报道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尤其士兵投诚，可以让广大军民进一步认清反动派的罪恶，鼓励白军官兵弃暗投明，亦坚定红军将士为保护人民利益、为苏维埃政权而与反动派奋战到底的决心。政治工作做得好，是能激发战斗力的。
通过有限元计算分析得到主梁恒载弯矩随钢箱梁长度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钢箱梁长度的变化对主梁与主V结构交界截面1、2和主跨跨中截面3的弯矩产生较大影响。
《红星》报坚持党的领导，传播党的声音，反映部队生活，尤其是政治工作，为军队建设服务，以增强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军报姓党，《红星》报必然要宣传中央的军事路线和决策。1933年8月27日新4期《红星》报发表了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中央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这是他在方面军干部会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与中央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报告的第五部分。周恩来指出：中央红军，应该紧密的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以常胜英勇的精神，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共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扩大并保卫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开展民族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他阐述红军当前6项任务后说：“红军中的政治工作除了保证上述各项任务完满实现之外，还要特别提高政治教育，消灭文盲，最主要的，是要加强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公开号召红军中积极勇敢的战士，特别是工人份子，加进共产党来！并将一切群众团体的积极份子，团结在共产党主张的周围，为着这些战斗任务实现而斗争。”并坚决与一切动摇、悲观、消极、失望、对工作疲倦、向困难投降等行为作无情的斗争。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红军保证红军中思想的一致，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而不是对困难投降，我们英勇的红色军人，要大家团结一致，时刻准备着：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为争取苏维埃中国的实现，而流我们最后一点血。”[14]
《红星》报通过典型报道，指导部队工作。新编《红星报》第5期刊登了红五军团领导人董振堂写的《模范的红五团》，这是他在红一军团的红五团参观学习的体会。董振堂是1931年12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该部队起义后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起义官兵很关心，除政治教育外，还经常安排起义领导人走访兄弟红军部队，以加深他们对工农红军历史与现状的了解，更好地融于一体，成为工农红军的新生力量。董振堂说得好：“红五团这模范的成绩是由那里来的呢？一，斗争历史的工作作风；二，政治工作的深入；三，党的领导的加强；四，红色战士情绪的高涨；五，上级有具体指示和规定；下级能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和规定；六，有分工，我们看见他们准备驻军检阅的，每连各班留数人整理各班的内务，其余分班工作，有的布置列宁室，有的打扫地段厕所，有的挖飞机洞……各负其责，一齐动员。”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红五团是我们的模范兵团我们要学习他！要赶上他！并且要努力超过他！”[6]《红星》报不断地宣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既指导了军队的政治建设，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提升了军报的政治影响力。
(二)体现讲党性讲政治的新气象
听党指挥、政治建军是中国工农红军鲜明的特点，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红星》报很好地突出了这一点。建军兴军靠的是讲政治，党领导下的军队政治工作，必须十分重视舆论工具，掌握舆论导向。新1期《红星》报刊发了刘英写的《政治工作的片段》，阐明“团政治工作的进行，不仅要依靠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最主要的是要发动党团员和全体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在政治机关的领导之下，吸引他们来热烈的参加政治工作。”“大家能热烈的帮助新战士学习，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政治水平。”[11]这是坚持并宣传古田会议精神。丁伯霖的《一军团建立联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通过报道红一军团与瑞金县建立联系制度，加深了群众对红军的了解之事例，说明搞好军民关系、军地关系的重要性，“这一联系制度的建立，无疑义是对于加紧红军动员有极重大意义。”[12]接着是一系列拥军扩红的消息和群众慰劳红军捐物统计，他们“把各种慰劳品一担一担送到前方去。英勇的红色战士们！后方广大工农群众是何等热烈的在拥护红军呵！我们应该如何奋勇的去消灭更多的敌人，缴获更多的枪械，来回答他们热烈的慰劳呀！”[13]这种宣传鼓舞人心，效果是很好的。
《红星》报通过发表社论评论，从政治上总揽全局、指明方向，紧密结合政治形势，正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中央精神，保证军队更好地履行职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对“九一八”事件，则通过《为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社论，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阐述“在中国前面是绝对的两条道路，或者是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者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苏维埃的中国，五次‘围剿’即是苏维埃的道路与殖民地道路间的最残酷的与剧烈的斗争。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就是负担着争取苏维埃中国的伟大使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是目前我们争取这一胜利必要的与主要的步骤！”[8]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
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打击，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兼任。邓小平是赞同支持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他不因毛泽东受打击排斥而疏远之，而是多次找机会接近因病正在休养中的毛泽东，交流思想和对战事的看法，并约“坐冷板凳”的毛泽东给《红星》报写稿。毛泽东也想利用《红星》报的影响，对当前反“围剿”的军事路线再发表自己的看法。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直述观点对“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可能不行，文章不但不能发表，而且会再惹上麻烦。邓小平和毛泽东商议利用回顾红军系列战例，将自己的观点融在对历史的分析评论之中为好。毛泽东认为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打赣西南重镇吉安很有指导意义，是表面并未违背但实则抵制反对立三路线时期中央的指示精神(攻打大城市)，军事上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成功战例，其经验教训对当前红军反“围剿”也很有启迪，于是就用“子任”笔名撰写了《吉安的占领》一文。邓小平很快就将其发表在1933年8月13日新编第2期《红星》报新开辟的《红军故事》专栏里。
(三)突出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从人民军队诞生之日起，这支军队就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发展壮大，人民军队肩负的使命就是党的使命、人民的重托。新编《红星》报第1期出版时，“八一”建军纪念日已过，“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事件纪念日将至，《红星》报抓住这两个特殊的日期，特设“战斗的八一”专栏。如对瑞金阅兵活动作了详细报道：在中共中央局，中央政府等代表相继致词后，中革军委主席致阅兵词，全体红色战士，异口同声高声宣读誓词，接着是授旗，各兵团首长及红校校长政委各偕护旗员，依次至阅兵台前肃立，授旗员对各兵团首长说：“苏维埃付给你们这一军旗，委托你们领导与指挥这一团战士，发扬百战百胜的精神，为苏维埃奋斗！”各兵团首长接战旗后，同声答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要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准备最后的一滴血，为苏维埃奋斗到底！”授旗员又对红校校长和政委说：“苏维埃付给你们这面光荣的校旗，委托你们创造百万铁的红军干部，为苏维埃新中国而奋斗！”红校校长答道：“我们要用布尔塞维克的速度，创造铁的红军干部并提高干部的质量，随时准备着去消灭阶级敌人！”[7]通过阅兵细节报道，体现了讲党性讲政治的新气象，十分鼓舞人心。这是军报第一次公开报道人民军队历史上的大阅兵，就显示了鲜明而浓厚的无产阶级政治色彩，突出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授旗的意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人民军队要无条件听从党的指挥，人民军队要为人民战斗、要为革命政权服务。
锂电池组电量的估算主要是通过SOC算法进行[14-16]，而影响SOC的因素很多，一般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间接判断，影响SOC的内因由电池自身的内阻和端电压引起；外因由电池自身的内部电流及温度等引起。
三、邓小平主编《红星》报的政治艺术
这是受到急剧气候变暖影响的一个的典型例子。据估计，PETM期间释放的碳总量大约相当于人类耗尽地球上所有化石燃料储备释放的碳总量。然而，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火山和水合物释放的碳比我们目前消耗化石燃料的速度慢得多。因此，除非我们停止碳排放，否则气候和生态系统将发生更剧烈的变化。
(一)运用成功战例反映党内正确主张
当时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红军东方军主动出击，在福建等地取得一系列胜利，《红星》报对此作了连续报道，在8月6日出版的新编第1期上，邓小平特安排刊发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的文章《东方战线上的胜利与我们战斗的任务》，对东方战场予以评价与指导：“我东方军，在清流连城的积极行动，开展了福建的苏区，不到一月之内，占领了广大的地区，在清流归化将乐连城等地，插起了鲜红的旗帜，扩大了中央苏区的版图，巩固了中央苏区的东边门户，造成了更坚固的后方，使我们更有利的向前发展。这些胜利，是我英勇红军，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我们只有坚决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发展东方战线上的胜利，争取新占领区域的赤化，在各战线上，要能互相呼应与配合的行动，给依靠卖国生涯来准备新的‘围剿’的国民党军阀，以迎头痛击！”[9]从8月19日新3期《红星》报开始又连载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夺取连城的经过》，有名有姓地赞扬了一些优秀党团员基层干部和奋勇作战的战士，“部分的部队并在火线上举行了五分钟的党团员会议，所以这次士气之盛，作战之勇，动作之速，为今年战争所仅见。”[10]这些足以显示报刊宣传的功能作用：一是阐述观点，引导舆论；二是典型事迹，感染受众。邓小平把握好了新闻导向，通过生动的叙述，很自然地突出了军队中党团员勇作模范先锋，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力量得到充分展现，红军才能勇往直前消灭敌人保卫苏区，这就是为即将展开的第五次反“围剿”进行最好的宣传动员和舆论准备。
《吉安的占领》叙述了1930年10月4日攻占吉安的经过，描绘了打下吉安后的盛况：“吉安城就从这一刻起，落到了红军与苏维埃的手里了。底下就是第二天红旗子的群众大队伍进城，共产党机关与地方苏维埃机关也进城了”，十分鼓舞人心。毛泽东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担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对苏区的新危害，借着总结攻占吉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特别指出此役是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才把吉安占领的。“此次占领吉安的教训是”：攻吉战役军事上是有缺点的，如兵力没有完全集中就进行攻击；不适当的阵地战；战前红军侦察不够，地形不熟识，因而布置兵力，选择攻击点不适当，以致敌军师长邓英能够坐船逃跑。“这些军事上，缺点与错误，都是从轻视敌人这个观点来的，……这是一个好的教训。”[15]
这些话显然都是有所指的，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巧妙的批判。当时博古、李德就是不顾主客观条件，将红军兵力分散布阵，轻敌，到处打攻坚战、阵地战，有时用兵仓促，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还听不进不同意见。毛泽东力主红军结成一个拳头，找准时机打击敌人，不要四处布兵；战术要视情况灵活机动，并可跳到外线去，以调动敌人，使其兵力分散，利于红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些意见都是在毛泽东指挥下夺取前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坚持“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领导人不仅不懂军事和战争，还听不进懂军事会打仗的毛泽东正确意见，甚至干脆剥夺了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眼见反“围剿”连遭挫折，红军损兵折将，苏区四处告危，作为红军和苏区缔造者的毛泽东非常着急，他借《吉安的占领》一文，论史鉴今，将自己的观点阐述出来，以图给广大红军指战员启发。
而究其原因，是单爷最会攥弄书道子（评书底本），他能把不同的几个故事套子一拼接，就能编出一部新书来。一部《白眉大侠》以前不是接在《三侠五义》故事的后面，但他梳理了人物关系，把《三侠剑》的书道子挪到这里用，而到真说《三侠剑》时继续编新的。他能从徐良这一辈的侠客，说到各门各派祖师爷那里，前后能说出五六代人，最后出场的人物都有一百岁的老剑客。里面的人名和绰号都疯了：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莲……但每位剑客的形象、性格、武功、兵器、为人都十分鲜明，这足令写小说的羞愧。而这还算完，他还给续了个《龙虎风云会》，几乎是白眉大侠的“同人小说”。
(二)巧妙地唤起人们对正确路线的怀念
在“左”倾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之时，邓小平等编辑人员也并不是盲从，无所作为，而是巧妙抵制“左”倾错误路线，通过恰当的形式唤起人们对毛泽东和正确路线的怀念，切实反映军心民心渴望毛泽东重回红军领导岗位的愿望。《红星》报抓住一切机会，报道毛泽东与军队关系的消息，就是这一意愿和民情的反映。1934年1月28日第26期《红星》报，在关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系列报道中，《二苏大会纪略·伟大的一天》报道1月22日第二次全苏大会开幕典礼的盛况时，列出了出席领导的名字，但都称“同志”，唯有毛泽东用了职务称呼：“由毛主席宣布开幕并致开幕词”，还记述“第三天(廿四日)的下午开始了毛主席的《中央执委会两年来工作报告》。他的报告共分五部分：……他用了极通俗的语句经过了十点钟的时间，把这些内容一条一条的报告出来，一直到第四天(廿五日)的下午才结束了他的报告。”[16]2月4日第27期《红星》报又报道“廿九日是林伯渠同志的经济建设报告，接着有毛主席关于敌人新的进攻的紧急动员的报告，特别指出关于努力扩大红军，加紧赤色戒严，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敌人进攻那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动员运输员上前线去，集中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等等战斗任务，大大的兴奋了全体代表的战斗热忱，当场通过把大会时间缩短成二月一号闭幕，以便大家早点回去完成这些紧急的任务。”[17]
《红星》报还时不时刊登一些红军战士怀念、拥护毛泽东的信件，如1934年1月28日第26期第4版刊发了《为苏维埃与革命战争直到最后的一息——一个红军团长致毛主席信》，就是响应毛泽东发扬红军光荣传统，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战争号召的一个典型。“毛主席：……我由南昌暴动参加红军数年来，不能光荣的死在战场，反而病死在后方的床上，这是我们当红军来最不幸的一件事。”“……现在我只有在生活中间，每月节省一元大洋来帮助战争经费，请转内务部由二月起扣除。”[18]红军团长李学浚的信写给已不能管军队的毛泽东，反映了红军指战员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信任。《红星》报把它全文刊登出来，是一种巧妙的正义呼唤。正是在这种舆论推动下，红军将士更怀念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丰功伟绩，这种军心民心和舆论氛围促成了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受到批判，确立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重回红军领导岗位，带领红军冲出险境，将革命大本营扎在了大西北。从此，红军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回顾往事，《红星》报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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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江西“八一”慰劳红军的热烈[N].红星报，1933-08-13.
[14]周恩来.中央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N].红星报，1933-08-27.
[15]子任.吉安的占领[N].红星报，1933-08-13.
[16]二苏大会纪略·伟大的一天[N].红星报，1934-01-28.
[17]二苏大会胜利的闭幕了[N].红星报，1934-02-04.
[18]为苏维埃与革命战争直到最后的一息——一个红军团长致毛主席信[N].红星报，1934-01-28.
ThePoliticalPrincipleandArtofDengXiaoping’sEditingRedStar
ZHU Quan-xiu GENG Yan-peng
(ChinaExecutiveLeadershipAcademyJinggangshan，Jinggangshan，Jiangxi343600，China)
Abstract：The newspaper RedStar chief-edited by Deng Xiaoping，by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Party’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army”，“the soviet spirit” and “the political work being the life line of the people’s army”，timely reported the model roles of Party and League members and party organizations，thus doing well the work of publicity，mobiliz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preparation for the fifth anti-encirclement campaign.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leftism dominated the Party，RedStar not only persisted in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but also reflected the opinions of military personnel and the people with excellent political art，thus reflecting the correct claims and arousing the military officers’ missing and expectation for the leadership of correct line.
Keywords：RedStar；Deng Xiaoping；political principle；political art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1-0048-06
[收稿日期]2018-06-30
[作者简介]朱全秀(1970—)，男，江西九江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办公厅后勤保障处调研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耿艳鹏(1949—)，男，山东寿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研究员，江西省吉安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2017年度一般项目“《红星》报应用价值研究”(立项批准号：17yb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邱明)
标签：红星论文; 红军论文; 苏维埃论文; 政治论文; 吉安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2017年度一般项目“《红星》报应用价值研究”(立项批准号:17yb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办公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