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古典实用主义集大成者，杜威对当代实用主义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改造为当代实用主义的发展制定了路标，因而被新实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罗蒂奉为精神导师。他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方面的许多观点在当代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讨论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他的自然主义语言观、行为主义语义学以及整体主义哲学观，受到奎因的高度赞誉。他的实用主义实在论对于普特南的思想转变有着直接的启发。他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经验观的批判以及对于传统心灵概念的改造，在麦克道威尔和普特南那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的经验主义伦理学观点直接导致了罗蒂的“无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和普特南的“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他的民主学说广为人知，伯恩斯坦对其做了大量深入的阐发；韦斯特则将其与艾默生所开创的个人主义传统相结合，对杜威的民主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杜威对于当代实用主义的影响如此深入而持久，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实用主义的当代发展是在杜威的旗帜下实现的。
【关键词】实践 实在论 心灵 道德 民主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杜威在西方思想学术界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影响广泛而深远。其实，美国哲学家们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杜威，而当代实用主义者们更是以不同的方式继承、发展了杜威的思想。本文旨在通过考察杜威在范式转变、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等三个方面对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以表明杜威的实用主义并没有过时；相反，它还在不断地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养料。
(一)
以柏拉图、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杜威将这种哲学称作旁观者式的哲学。它将人对世界的反思态度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人与世界被分离了，哲学家们努力寻求分离后的统一。而在杜威看来，这不过是徒劳地想把打碎了的鸡蛋重新拼凑起来而已。受达尔文的影响，杜威坚信人与自然的连续性，将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当作哲学思考的起点。人与世界的交互作用是他的哲学的第一原则。人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的旁观者，而是身在世界之中的能动者。“第一个伟大的思想是，生命是在环境中继续的，不仅是在它之中，而且是因为它并通过和它的交互作用。”(1)TheLaterWorksofJohnDewey, Vol.10,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19.
与世界的交互作用为我们敞开了世界。对象不是自我识别的，不是伫立在那里等待我们通过端详去把握的。对于“什么是对象”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来自与对象交互作用的过程。以“马”为例：马之为对象，固然可以通过旁观、打量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此时的马是苍白的，作为对象，它甚至与驴难以区别。而对一个养马、驭马、与马朝夕相处的农夫来说，马作为对象，其意义是具体的、明确的、丰富的。没有这种交互作用，马作为对象是单薄的甚至是无意义的。人与马的这种交互作用，成全了马的对象化。这是一种别样的本体论，一种实践的、动态的本体论。
调查显示，土壤侵蚀成因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陡崖与深切割沟谷伴有重力侵蚀和混合侵蚀。侵蚀形式整体以面蚀为主，也有沟蚀。面蚀伴随农耕、造林、垦荒、建筑材料开采及修筑公路等人为活动和生产过程出现，特点是侵蚀总量大，显见度低，潜在危害大。土层较厚的坡耕地，细沟侵蚀是面蚀的主要形态。沟蚀有集中性、偶发性、显见度高的特点。崩塌和泥石流常伴随暴雨、洪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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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世界不再是表象的关系，中间没有一道屏障。马首先不是作为被端详的对象出现在农夫眼前的，它是他的生活要素，与他有着一种实践的意向关联。通过马，农夫同时也与草料、牧场、马鞍修理匠等等其他物件建立起关系并使其敞开，成为对象。马在此成了他与其他对象关系的辐辏点，启动了他与其他对象的关联。这里根本没有失去世界的怀疑论担忧，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世界中撤退，没有从侧面打量世界。
按照杜威的思维方式，作为对象的语言对应物，名词的意义必须从动词的角度来理解。“语言表达意义，而意义植根于人的行为中。”(2)John Dewey, Logic:TheTheoryofInqui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38)48.人在生存过程中，长期与环境打交道，逐渐形成处理对象的模式或习惯。这种行为模式决定了对象的类别，意义由此而生。还是以“马”为例。“马”作为名词，其意义不是来自于它的表象、指称，而是来自于人们使用马的方式。通过这种与马打交道的方式，马与其他存在物得以区分，由此形成了马的隐含的意义。它为后来作为语词“马”的清晰意义奠定了基础。“马”作为概念，既从人与马的交互活动中获得了意义，同时又向人敞开了马这个对象，将世界显现给人。“马”的指称来自于人与马打交道的生存实践活动。正像美国学者罗森塔尔在解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时所说的那样：“意义产生于有机体—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习惯作为组织规则生成出种种描述可能性的规则，把意义统一成了特定的逻辑结构，这样意义结构本身便包含着人的意向活动和对对象世界的历时(即可变化的)指称。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导致意义结构的出现，而对象世界通过这样的结构而呈现在经验中。”(3)桑德拉·罗森塔尔著，陈维纲译：《从现代背景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知觉概念的改造直接关涉到心灵概念的重塑。这是当代哲学家们所热衷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关于这个话题，杜威同样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杜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在否定笛卡尔式心灵概念方面,他的思路和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心灵在杜威这里和在黑格尔那里一样,是在时间中生成的；不同之处在于,杜威把黑格尔自然主义化了。心灵不是一种超自然的精神，而是人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能力系统。因此，杜威认为，心灵应该被理解为动词而不是名词：“心灵首先是一个动词。它意指我们有意识地、明确地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打交道的一切方式。”(21)TheLaterWorksofJohnDewey, Vol.10, ed. Jo Ann Boydst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34) 268.
值得关注的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这一转向也在欧洲大陆哲学家那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商谈伦理那里，杜威的色彩十分浓重。阿佩尔将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列为后黑格尔的三条出路之一并自觉地向其靠拢。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杜威的社会交往学说异曲同工。在谈到战后德国三位哲学家的实用主义特征时，当代著名实用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斯坦说道：“他们都论证了实用主义思想家推进了当代哲学的讨论，他们都寻求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吸收和发展实用主义的洞见。”(11)Richard Bernstein, ThePragmaticTurn (Malden: Polity Press, 2010)23.而在法国，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杜威反基础主义思想的相近也同样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12)参见Randall Auxier, “Foucault, Dewe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TheJournalofSpeculativePhilosophy, New Series, 16.2(2002): 75-102.
杜威的这种实践优先性主张与维特根斯坦及海德格尔的运思方式如出一辙。维特根斯坦自不待言，“意义在于使用”明确突出了实践优先的思维方式；而海德格尔的“上手状态”领先“在手状态”同样表明了杜威想要传达的意思。这标志着一种哲学范式的转变，一种完全不同于自古希腊以来以知识论为中心的哲学范式终于问世。它不再崇尚绝对的确定性，摈弃了与大写实在相对应的诉求；实践、历史、社会取代知识、逻辑、客观，成为哲学的核心概念。杜威坚信，哲学应该从达尔文那里获得这样的启示：生命是哲学思考的前提和归宿，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是生命的基本存在方式，它优先于人对环境的认知关系；人的一切其他活动(包括思维活动)，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杜威的思想与传统西方哲学家们将人还原为“思”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它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那里觅得了反响。这当然不是说，维氏和海氏是自觉的实用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对实用主义甚至存有误解和敌意，但这不妨碍他们与杜威之间在基本立场上的不谋而合。正是这种重合，在后来的西方哲学演变中产生了深刻的效应：以知识论为中心的哲学被以伦理学为中心的哲学所取代，笛卡尔式的意识哲学、主体哲学被彻底摈弃。比较三人，杜威既没有维特根斯坦的细腻，也缺乏海德格尔的幽深，但杜威的优势在于，他既不像海德格尔那样，有实践、历史，却无社会，也不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有社会、实践却无历史。杜威的实用主义更加健全，更加自然、温和，它致力于在常识中超越常识。
杜威主张回到生活世界，回到前反思的经验之流。在此，对象是人的意向性活动的产物，介入世界的方式与世界存在的方式不再形成对立，主客裂隙得以弥合。这种消解主客分裂的方式对后期普特南影响甚大，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在实在论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窠臼，故无论从客体出发还是从主体出发，都无法消除主客之间的隔阂。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重新回到杜威所倡导的直接实在论立场，通过对知觉概念的改造，找到了捍卫实在论立场的具体途径。
普特南认为，以理性为基础的道德哲学，把整个道德结构描绘成一个倒立的金字塔。道德原则是这个巨大金字塔的支撑点，它制约并决定了整个道德生活实践。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幼稚可笑的。还未曾有人成功地把一个公理结构强加于伦理学之上”。(27)普特南著，童世骏、李光程译：《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普特南告诫人们：“重要的是实践问题——与哲学家的理想化思维实验不同——典型地是‘杂乱的’。它们没有确定的解决办法，只有处理一个特定的实践问题的好一些的和差一些的方法。正如杜威强调的，在物理学作为其范式的这种‘科学的’意义上，人们一般不能期望为一个实践问题找一个‘科学的’解决办法。”(28)普特南著，孙小龙译：《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5、25～26、95页。作为杜威而不是康德的学生，普特南反对用倒立的金字塔形状来描绘真实的道德原则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关系，复杂的道德生活不是由道德生活之外的原则支撑起来的;相反，道德原则只能来自道德生活，恰当的比喻应该是金字塔形状，而不是相反。
杜威以及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开启的这一转向，不仅吸引了罗蒂，同时也是当代以奎因、古德曼、塞拉斯、戴维森、普特南、布兰顿等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们的追求。如果说杜威向人们展示了新哲学目标的话，那么后来的这些新实用主义者们便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手段。他们距离杜威的实用主义远近不一，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拒绝“实用主义者”称号，他们彼此有可能在一系列哲学问题上分歧严重，但撇开这些枝节，就他们的哲学朝向而言，杜威的印记是非常鲜明的。拒绝二元分割的思维方式，拒绝表象主义、基础主义的哲学立场，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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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人们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它只是一种行动哲学，缺少理论哲学内涵。这种误解既深且广，严重影响了对杜威哲学的全面把握。诚然，杜威是重视行动哲学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他轻视理论哲学。恰恰相反，理论哲学话题在杜威哲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的许多理论哲学观点，在新实用主义者奎因、普特南、麦克道维尔那里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发扬光大。
新实用主义家族中，奎因对实用主义最缺乏亲切感。他曾严厉批评詹姆斯的真理观，也曾拒绝接受“实用主义者”称号。但即便如此，他对杜威仍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应该提到杜威。在实质性的观点上，我与杜威特别一致，尽管我从没有受过他的影响。但有一点无可怀疑，在被称作实用主义者的那些人那里，我对杜威最有共鸣。”(13)W.V.O.Quine, “Interview with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94),” QuineinDialogu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70.奎因不仅继承了杜威整体论的立场，瓦解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认为一切理论都是可修正的，从本体论的角度说，荷马史诗与物理学并无不同，都是处理经验的工具；而且在具体的自然主义语言观以及行为主义意义论方面，他和杜威也完全一致。杜威的自然主义要求我们把人及其能力当作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用自然的眼光寻求对自然现象的解答，拒斥对超自然因素的祈求。杜威的行为主义要求我们将语言看作生活世界中社会交往的产物，在人与人的公共对话中，把握语言的意义，拒斥对内在私人语言的诉求。这些都在奎因那里得到了响应。奎因同样是一位著名的自然主义者，他宣称：“与杜威一样，我认为，知识、心灵、意义是它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同一个世界的部分，并且必须按照使自然科学充满生机的同样的经验精神对它们加以研究。”(14)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8、368、370页。奎因也同样是一位行为主义者，他宣称：“语言是社会的技艺，我们都仅仅是根据他人在公共可认识的环境下的外显行为来获得这种技艺的。……在这一点上，杜威的看法是明确的：‘意义……不是精神的存在物，它主要是行为的属性。’”(15)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8、368、370页。对奎因来说，他和杜威的这一共同立场不仅是对语义学博物馆神话的抛弃，更重要的是，这也摧毁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对确定性的追求。博物馆神话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在传统哲学家们那里，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必须是确定的：为了发现土著人语词的意义，我们可能不得不观察他们的外部行为，但在他们的内心也就是在他们的精神博物馆中，语词仍然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哪怕我们无法借助外在行为标准去发现这些意义。(16)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8、368、370页。杜威从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传统哲学寻求确定性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奎因则从语义学角度继承了杜威的立场并加以发扬光大。
实在论是当代英美哲学家们争论的核心话题。新实用主义家族中，持实在论立场的主要代表无疑是普特南。他和罗蒂一起，构成了新实用主义的两大重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实用主义，尤其是对杜威哲学的认识和评价与罗蒂很不相同。如果说罗蒂对杜威的欣赏集中于杜威颠覆传统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那么普特南对杜威的兴趣便聚焦于杜威对传统实在论的改造。罗蒂因为将杜威看作与传统哲学决裂的榜样，因此特别青睐杜威的实践哲学精神而对他的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则深感失望，对杜威的实在论立场更是视而不见；普特南则不仅赞赏杜威的实践优先性主张，而且从杜威那里获得了重建实在论的启发。罗蒂意欲抛弃的杜威的经验主义学说恰恰最为普特南所看重。
最先将此三人并列，意识到杜威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并深受其影响的当代哲学家是罗蒂。“谈到罗蒂的学说，首先会令人联想到杜威。”(5)贺麟：《哲学与自然之境》“中译本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页。罗蒂的学生韦斯特就此说道：“杜威对罗蒂的影响非常明显，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无论是风格还是实质。”(6)韦斯特著，董山民译：《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第299页。“他(罗蒂——引注)的《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继杜威《确定性的寻求》(1929)之后美国哲学界最重要的著作。”(7)韦斯特著，董山民译：《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第299页。在《哲学与自然之境》中，罗蒂将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并列为自己心目中的三大哲学英雄，认为他们共同摆脱了传统的镜式哲学，创立了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治疗型哲学。这种哲学的目的不再是建构一种哲学理论，不再追求与人类生活实践之外的大写实在相对应，而是努力促进人类生活的繁荣。哲学不再是哲学家的一种独特的专业活动，而是转向对于人的问题的解决。罗蒂认为，在这三个人看来，哲学“远不能超越历史主义者哲学化的(黑格尔曾经成功过的)世界，就像黑格尔已经帮助我们超越18世纪哲学的认识论导向一样”。(8)Richard Rorty, “Overcoming the Tradition: Heidegger and Dewey,” Consequencesof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53.他们“通过引入一幅幅新的地域(即人类活动全景)区划图而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革命的’哲学时期(按库恩的‘革命的’科学的意义来理解)的时代，这些新地图干脆没有包括那些以前似乎具有支配作用的特征。”(9)罗蒂著，李幼蒸译：《哲学与自然之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页。罗蒂谦逊地承认：“杜威和海德格尔这两个人，连同维特根斯坦，是我们时代最博学和最富于原创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有考虑如何去超越他们。”(10)罗蒂：《超越传统：海德格尔与杜威》，载于孙伟平编译：《罗蒂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8页。
对于一项扎根理论研究而言，获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经验事实是开展研究的第一步。为了探索“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参与决策机制”的理论模型，本研究拟以长三角地区的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并以该群体对能促使他们做出“报名参与”决定的再就业培训特征的“看法”为质性分析内容，积极探究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参与决策机制。
知觉在此事关重大，“如果不提及知觉，人们无法理解思维如何同世界挂钩的”。(17)普特南著，孙宁译：《三重绳索：心灵、身体与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1页。“语言转向”使知觉话题在英美哲学界消失了三十年之久，然而，不重新理解知觉，语言与世界关系的难题就无法真正得到解决。早在上世纪初，杜威便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感觉经验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正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谬误就在这儿。它假设存在着‘所予’、感觉、知觉等等，它们先于并独立于思想或观念而存在，思想或观念是通过复合或拆分所予而获得的”。(18)博伊兹顿主编，陈亚军、姬志闯译：《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四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页。 但人的感觉经验不同于动物的感受性: “所谓简单的‘红在这里’中包含着一个理论在其中。”(19)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2页。“实际上，一切认识论上的讨论都依据于一个从直接占有到语言谈论的领域来回的不知不觉的变换。”(20)杜威著，傅统先译：《经验与自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2页。杜威的这些主张，预言了塞拉斯的“所与神话批判”、普特南与麦克道威尔的“世界概念化”以及布兰顿的“推论语义学”的论点。只有坚持这些主张，才有可能突破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瓶颈，找到一条既坚持整体论又避免形而上学实在论的途径。普特南后期的转变，正是自觉沿着这一路径前行的。他重新回到知觉经验这个话题，通过坚持知觉的概念化，重新回到直接实在论的立场。他的解决方式正是杜威所青睐的方式。
对于杜威来说，哲学作为智慧之学，不应该像柏拉图所说那样只是对知识的热爱，智慧首先是在行动中体现出来的：“这里有另一种选择，另一条出路。坦白地说，它是对哲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知识形式的拒绝。那就是说，我们应该回归哲学这个词原初的词源学意义，并且认识到哲学是一种欲望形式，一种行动的努力——一种智慧之爱。”(4)John Dewey, “Philosophy and Democracy”, 转引自韦斯特著，董山民译：《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杜威这种独特的心灵概念同样被当代哲学家麦克道威尔和普特南所继承。尽管没有证据表明麦克道威尔、普特南的相关思想直接来自杜威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如出一辙令人印象深刻。和杜威一样，麦克道威尔要把心理世界从一种固定的内在空间的设想中解放出来,把它和人的外在生活、人的自然发展史联系在一起，心灵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居所。“心理生活发生在何处,只要说它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地方就够了,并不需要任何更加精确的方式将其准确定位。于是,它的状态和事件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可以内在地与我们的环境相关。”(22)John McDowell, “Putnam on Mind and Meaning,” TheTwineEarthChronicles, ed. A.Pessin and S.Goldberg (M.E.Sharp Inc., 1996)309.如果我们对照杜威的下列论述,我们会发现,麦克道威尔的这番话，杜威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便已经说过了：“心灵的(位置)或场所——它的静止方面——就是有机行动的性质,这些性质受语言及其后果的制约。……它的方式不可能没有结构作为其机制,但它不同于结构正如走路不同于腿或呼吸不同于肺一样。”(23)John Dewey, ExperienceandNature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71)238.心灵不是实体,不存在于任何空间之中；心灵是一种能力系统,它存在于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普特南的说法是：“关于心灵的谈论不是关于我们的某个非物质部分的谈论,而勿宁是以一种方式描述关于我们所拥有的某些能力的运用,这些能力伴随着我们大脑的活动并伴随着我们与环境的各种交互作用而产生,但是不必以还原的方式用物理学的或生物学的词汇,或甚至用计算机科学的词汇来解释它们。”(24)Hilary Putnam, TheThreefoldCord:Mind,Bodyand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37.他明确地将自己的这一观点归功于杜威。(25)Hilary Putnam, TheThreefoldCord:Mind,Bodyand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169-170.
语义学、实在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觉、心灵等，都是当代哲学家争论的焦点话题。杜威在这些话题上的独特洞见，对当代新实用主义者具有广泛的影响，得到明确的回应。可以说，在当代英美哲学家们所讨论的纯粹理论哲学问题上，杜威为他的后裔提供了难得的思想资源。
(三)
一旦实现了元哲学的转向，人的生活而不是大写实在成为哲学的聚焦点，实践哲学在整个哲学体系中便必然拥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伦理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密不可分，伦理学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正如形而上学的终极目的是对大写实在的揭示一样，伦理学所热衷的也是对大写善的本性的追究。杜威既已否定传统形而上学，便必定放弃对于普遍道德原则的询问。他的伦理学与他的经验主义一脉相承，其特证主要有以下几点：1.伦理学是在特定场景中对特定问题的解决之道的寻求，是帮助我们过更好生活的工具。什么样的伦理学才是真正的伦理学？这里没有先验尺度，选择的标准只能来自于对怎样才算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理解，伦理学陈述的真不可能依据伦理学之外的理由来论证。2.道德原则与道德生活的关系中，不是道德原则支撑道德生活，而是相反，道德原则来自于道德生活或道德经验。道德经验是第一位的，做领先于说。3.伦理学是多元的，在不同的道德实践场景下，有不同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有不同的伦理学，不可能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只有一种单一而独立的道德动机。4.但伦理学也不可能建立在生物自然特性如同情的基础上。休谟、边沁的情感伦理学是不能成立的。
普特南在2004年发表了《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一书，系统阐释了他的伦理学思想。在这本书中，杜威扮演了导师的角色。普特南明确支持杜威的伦理学出发点，指出：“我想强调的是杜威的这个观点，即伦理学关注的是实践问题的解决……这里的‘实践问题’仅仅是指‘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特定的和处于情境中的问题，与抽象的、理论化的，或理论的问题相对。”(26)普特南著，孙小龙译：《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5、25～26、95页。
3)在4%的坡度上，使用发动机制动只能将车速控制在26 km/h以内，使用液力缓速器可以将车速控制在大于44 km/h的范围内。发动机制动只能保证车辆低速稳定下坡，而液力缓速器却是以超出允许速度下坡，增加了下坡危险性。
《行路难》作于天宝初年，李白奉诏入京，不足三年遭谗去职后，起笔化用鲍照《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极言酒食之美，抒情主人公却忧思绵绵，无暇应对。
2010年6月28日，在温州杨府山麓河道贯通工程开挖时发现了古代水利工程“下陡门”古闸，经长达一个多月的考古挖掘，相继出土了“开平闸”石刻和闸底溢流堰坝。据考证，该古建筑为“瞿屿陡门”，俗称“下陡门”，南宋初即已存在。史书对“下陡门”的修缮有过多次记载，最早南宋郡守杨简（1212年前后）对之有过修缮，而关于溢流堰却没有文字记录，考古现场也没有发现可以直接证明其修建年代的其他文物，“下陡门”遗址修建的具体年代难以确定。
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普特南清醒地认识到，杜威的伦理学并没有给传统的道德情感主义和功利主义留下后门。也就是说，杜威并没有因为不赞成康德式的道德先验主义，而转过身去求助于自然的情感等经验要素。相反，与反对经验主义的“给予”神话相一致，杜威同样反对用同情作为道德的基础。对此，普特南大为赞赏：“与休谟和边沁这样的经验主义思想家不同，杜威不认为仅仅由于同情的情感就能组成一个道德共同体。”(29)普特南著，孙小龙译：《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5、25～26、95页。因为杜威明确指出：“同情是真正的自然本能，在不同的个人身上强度是不同的。它是发展社会洞察力和社会化情感的一个宝贵手段；但是在本质上它和所有自然禀赋处于同一个层次。”(30)TheMiddleWorksofJohnDewey, ed. Jo Ann Boydston, vol.5 (Carbondal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1978-1983)271-272.转引自 普特南著，孙小龙译：《无本体论的伦理学》，第95页。这样一来，普特南就和罗蒂拉开了距离。
和普特南相比，罗蒂与其说继承了、不如说发展了杜威的伦理学。罗蒂对杜威的伦理学基本立场是坚决捍卫的，他把杜威式的伦理学与康德式的伦理学加以对照，主张道德原则起源于道德生活，受道德生活的制约，而不是相反。用罗蒂所欣赏的沃尔泽的话说：“道德起初是厚重的，从文化上是完整的，充分地产生共鸣的，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在道德语言转变为特殊愿望的情况下，它才使自身变得稀薄起来。”(31)Michael Walzer, ThickandThin:MoralArgumentatHomeandAbroad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94)4. 转引自罗蒂著，黄勇编，张国清译：《后形而上学希望》，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然而，稀薄的道德原则是如何起源于道德生活的？罗蒂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正是这种发挥，将罗蒂导向一个不同于杜威也不同于普特南的方向。按照罗蒂的解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个家庭、氏族、团体之中，熟悉其中的习俗、习惯，对这个家庭、氏族、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具有一种自然的情感。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局限在这个范围内，那一切都是自然的，不需要什么道德原则；如果我们的判断只限于家庭范围，那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不需要规范。但由于实践生活范围的扩大，我们会遇到自己不熟悉的他人，于是就有必要制定规范，于是也就产生了抽象原则。这些规范、原则其实就是我们原先生活中所信奉的东西的放大，“符合道德的行为也就是你以自然而然地对待你的父母、子女或你的氏族成员的方式来行动”。(32)罗蒂著，黄勇编，张国清译：《后形而上学希望》，第302页。康德式的抽象原则其实是厚重的实践智慧的稀薄化。反对康德的先验伦理学使罗蒂走向休谟的经验主义情感伦理学，主张“道德的进步就是同情心越来越大的问题。它不是提升到情感之上以达到理性的问题”。(33)Richard Rorty, PhilosophyandSocialHop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82.显然，罗蒂最终偏离了杜威。
4.2.2 教学重点 定理Heine归结定理与证明，利用Heine归结定理证明函数极限不存在的两种方法。
在杜威那里，民主是实践哲学最重要的论题。它既是一个政治哲学话题，同时也是伦理学话题。杜威一生始终关注民主，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民主实际上是他所有著作的中心论题。”(34)Richard Bernstein, ThePragmaticTurn (Malden: Polity Press, 2010)71.在不同的时期，杜威就民主发表了多种多样的观点，这些观点对后来的实用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为他们所继承。如果说对于杜威的其他论题，当代实用主义者之间尚有分歧的话，那么在民主这个话题上，他们几乎一致地接受了杜威的教诲，区别只是从不同的方面对其加以阐释。
伯恩斯坦是新实用主义家族中对杜威民主思想最为关注的哲学家。通过对杜威哲学文本的研究，伯恩斯坦为我们发掘了杜威民主思想的独特价值。他对杜威的民主概念有多方位的考察。在我看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么三点：首先，伯恩斯坦提示我们，杜威的民主以伦理为基础，以一种精神气质(ethos)为前提。杜威说：“事情的核心不在于投票，不在于计算票数，看哪里是多数；而在于那个过程，通过那个过程，多数得以形成。”(35)TheEarlyWorksofJohnDewey, ed. Jo Ann Boydston vol.1 (Carbondal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1978-1983)234.民主之所以是一种政体形式，只是因为它是一种道德的、精神联系的形式。伯恩斯坦对此极为赞赏，认为杜威论证了：“没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民主精神气质或文化，政治的民主就会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36)Richard Bernstein, ThePragmaticTurn (Malden: Polity Press, 2010)74.个人主义毫无疑问是民主的前提，但这里的个人不是无法无天的原子，而是通过教育，分享了共同伦理观的个人，是有机整体中的个人。其次，伯恩斯坦注意到，在杜威那里，民主的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同一的。杜威指出，“民主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和个体化的目的，只能通过与那些目的相一致的手段才能获得。”(37)TheLaterWorksofJohnDewey, Vol.11,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1978-1983)298.伯恩斯坦非常重视杜威的这一思想，认为杜威通过参与托洛斯基案的调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手段是目的的组成部分，民主的目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指导人们当下具体行动的指南。“他(指杜威——引注)强烈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民主的目的可以通过非民主的手段而达到。”(38)Richard Bernstein, ThePragmaticTurn (Malden: Polity Press, 2010)79.最后，伯恩斯坦告诉我们，杜威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对所谓“深思熟虑的民主”的否定。按照这种民主观，民主是一个理性论证的事情，与情感、欲望、激情无关。伯恩斯坦认为，杜威从来对这种民主观不感兴趣。“他倾向于谈论智力以及智力的行动。智力不是一种特殊能力的名称，而是标志着一组包括对细节、想象和激情的关注的习惯和倾向。”(39)Richard Bernstein, ThePragmaticTurn (Malden: Polity Press, 2010)85.换句话说，民主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普特南却要给民主寻找一种知识论的论证。在他看来，杜威实际上已经为民主给出了“一个认识论的辨明”。(40)普特南著，杨玉成译：《重建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195页。普特南想说的是，杜威使我们看到，我们不可能诉诸于大写的实在，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从本体论的角度来为民主提供论证。民主的传统辩护者所面临的困境在于，他们都试图预先假定我们知道我们的本质和我们的能力是什么。而一度是黑格尔信徒的杜威则认为，在实际参与政治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普特南指出：“这个观点的一个必然结论是，对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不可能有最后的答案，因而我们总是应该允许进一步的探讨和实验。这恰恰就是我们需要民主的原因。”(41)普特南著，杨玉成译：《重建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195页。既然在如何生活问题上无法指望本体论，那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向可能性开放、诉诸探究的民主便是唯一的选项。民主是一种社会工具，它在本体论瓦解之后，成了人类处理生活问题的唯一依靠。
然而，普特南和罗蒂一样，认为杜威毕竟是位公共哲学家，他很好地论证了民主的公共价值，却忽视了“如何生活”的个人伦理。对于个人面临的道德选择问题，民主是不相干的。普特南在此提出了詹姆斯式的存在主义作为补充。这是一种对于杜威思想的发展，但它是否能被杜威所接受，却不无疑问。舒斯特曼便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42)舒斯特曼著，彭锋等译：《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4～107页。舒斯特曼的否定得到了当代另一位实用主义重要代表人物韦斯特的肯定。通过将杜威置于爱默生传统之下，韦斯特为杜威的民主思想作了别具一格的辩护。在韦斯特眼里，“杜威这种‘实验主义’采取了创造性民主的形式——一种涵盖自由主义、杰弗逊主义、社会主义等因素，然而最终却被爱默生主义的文化敏感性所指导的个人的和社会生活的形式。”(43)韦斯特著，董山民译：《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第149、149页。在韦斯特看来，“杜威寻求一种民主文化，一种被实验方法指导的生活方式，结合了对个体和共同体的爱，并植根于爱默生主义的自然神论。”“对杜威来说，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目的就是，通过由新的环境和挑战所刺激起来的人的力量的释放，自我规范的共同体和自我生发的个人道德得到发展，文化日益变得丰富。”(44)韦斯特著，董山民译：《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第149、149页。韦斯特对杜威民主观的解读并非无中生有，杜威在他所写的纪念爱默生的文章以及论述新旧个人主义的著作中，都对个人的德行改进对于社会改进的意义有充分的论述。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罗蒂将杜威归为公共哲学家，还是普特南认为杜威民主思想不足以指导个人选择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
综上所述，杜威不仅倡导哲学的转型，为后来的新实用主义发展奠定了路标，而且在诸如语义学、实在论、知觉、心灵等一系列当代理论哲学话题以及诸如伦理学性质、出发点、方法以及民主等实践哲学话题方面，为后来的新实用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说，在战后实用主义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重要争论中，一直可以听到杜威的声音。他的哲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在影响着他的子嗣们。
Under Dewey’s Flag: On Contemporary Pragmatis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ewey’s Philosophical Legacy
Chen Yajun
(SchoolofPhiloso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Dewey, as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ical pragmatist, has strong and lasting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ragmatism. He makes the guidepost for that development by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and so becomes the spiritual tutor of Rorty,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new pragmatism. Besides this, we also can see the impact from Dewey in today’s discussions about a series of topic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hilosophies. His naturalistic doctrine of language, behavioristic semantics and holistic view of philosophy are highly appreciated by Quine. His pragmatist realism inspires Putnam significantly. His criticism against the conception of experience of logical positivism and re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theory of mind are echoed obviously in MacDowell and Putnam. Moreover, Dewey’s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also attractive to many contemporary pragmatists. His thought about ethics directly results in Rorty’s “ethics without metaphysics” and Putnam’s “ethics without ontology.” His ideas of democracy are well known by many people, about which Bernstein has a lot of elucidations. West tries to push Dewey’s ideas forward by combining them with individualism deliberated by Emerson. Dewey is never absent from almost all of today’s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He still shapes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agmatism. So,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ragmatism is fulfilled under Dewey’s flag.
Keywords: practice; realism; mind; morality; democracy
[作者简介]陈亚军，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晓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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