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现代西方社会在对外政策上出现了意识形态化倾向，他们试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统治体系推向世界。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冲突一方面带有“雅尔塔协议”势力范围划分的影响痕迹，另一方面带有更加严肃的意识形态基础，即意识形态统治，亲西方的民主势力得到实际的援助和舆论的支持。现代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关于人权、民主、市场经济、普世价值等神圣概念的世俗化的宗教，并试图冒充为科学的和普遍的体系，在本质上呈现出意识形态一元化趋势。他们依靠主体的自信和社会对意识形态公理的接受确保了这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全面统治，认为西方政治制度是最先进的，能保障全体民众享有最高水平的自由、福利和参与政治的权利，自信所有国家迟早都会采取这种制度，西方应该帮助他们，并同反民主的势力作斗争。
关键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统治；全球化；信息化
一、意识形态
虽然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还不是西方思想的主流，但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却在几个知识传统框架下得到了很好的研究。从索伦·克尔凯郭尔、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开始，就已经提出了关于这一概念和理论的演变问题。这些理论在早期时候被看作是有着客观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功能，这些功能与社会领导者的个性和利益密切相关。如果说索伦·克尔凯郭尔反对宗教教条主义，那么弗里德里希·尼采则对所有的文化体系持完全的批判态度。卡尔·马克思则是将意识形态概念看作功能性体系的第一人(在他之前这一术语有着其他的含义)，他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体系，并赋予了为统治阶级论证其统治地位合法性的功能。[1]随后产生了一种观点，保尔·利科将之称为“怀疑流派”[2]，即怀疑人的思想及制度并不是完全假冒的东西，也不是个体分析的产物，而是使用准备好的陈词滥调，借此欺骗周围的人，甚至自己(在事情的真实本质上)，这些陈词滥调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如社会群体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个体的心理特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维弗雷多·帕累托)等。很多马克思主义流派(不仅仅是这一流派)的哲学家进一步讨论了这个话题。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特别是起源于美国的政治学，继续将关于世界的(首先是西方的)学术概念看成是客观的和唯一正确的。20世纪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学者们尽管具体的态度有很大差别，但可以归纳为几个重要的观点。
在齿轮所受各向分力已知的条件下，轴承轴向力由轴承类型、支承形式和安装方式等因素决定，根据已有文献，总结计算方法[7],[11-13]简述如下：
母亲大概是被他太长时间的颓废状态气坏了，脱口而出，“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人家好看的姑娘能跟你吗？”许诺就是被这句话打败了，他也就只配不好看的姑娘吧。于是，他妥协了，认命地接受了他的后半生。也有朋友调侃他，他跟丁小慧结婚，以后的人生简直少奋斗二十年。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体系、标准和原则的观点。这些观念体系、标准和原则作为维护和再生产社会制度的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反映了一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与要保护的利益密切相关，这条路线始于卡尔·马克思。他曾提到社会关系的物化，即把社会关系理解为物。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对此进行了发展，特别是格·卢卡奇，在他的意识形态概念中，例如虚假意识、虚构的阶级意识都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物化的基础上的。格·卢卡奇假定在虚假意识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真理，相应地反映着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可以用于批判任何意识形态的方法(其自身除外)，这在列宁形成的作为客观科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中得到了清楚的阐述。在卡尔·曼海姆、塔尔科特·帕森斯看来，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比较强调意识形态的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强制性的特点，显然这偏离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问题，从而滑向了相对主义。
第二，关于意识形态充当整合社会个体重要功能的观点。意识形态为个体提供导向，构建能够理解的世界图景。卡尔·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功能是彼此互为前提的，而物质生产领域的矛盾对抗使得意识形态层面的上层建筑不可或缺，它的作用——是好是坏——如果是好的，那是因为它满足了需要。[3]按照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主体范畴是“为意识形态构建的，因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具有将具体的个体构建为主体的功能(这种功能规定了其本质)”[4]169。这种观点强调，每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围绕一个中心构建，即主体(可能是上帝、民族、国家、阶级或其他)，并引入质疑概念——主体接受意识形态强加给自己的角色，阿尔都塞认为，“个体作为自由的主体受到质疑，为的是能够自由地出入主体的禁区”[4]169。
选举过程市场化导致政治领袖作用变小，他们对商业的依赖加强，对待候选人的态度就像对可供选举人选择的商品，这一系统远非民主理想。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们在报告中承认了寡头制度的存在(指的是美国)[13]，这毫不奇怪。将英国、美国、法国毫无亮点的领导人与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进行比较，很快就能明白。选民大众则更喜欢弱小的、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不过于显眼的政治家。
这导致了政治家与选民相互依赖关系加强。政治家与选民的直接利益愈发相连，新的政治家-受欢迎者模式得以构建。这一模式主要关心的不是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自己的排名、缺乏战略考量的政策，经常将不受欢迎但需要解决的问题搁置。
有趣的是，经过吸收和加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梅·康·马马尔达施维尔的追随者)将这种形式的实现归结为西方的过分发展——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但不属于西方社会的主流)，认为西方社会把这种分析理解为警告和克服影响。其实，这与二者具有的共性特点有关，即把对作为个体不断创造努力的产品的思维现象的分析转向了社会的发展。在梅·康·马马尔达施维尔看来，建立民主社会的复杂制度并使之运行，要以权力分立和法治为基础，同样需要类似的努力。在这种意义上，只有能够思维的人才是人，只有这样的社会(即西方社会)才是所谓的社会，其他的共性都是普通的，其中现实的发展、现实的社会生活恰好“没有发生”。当然，梅·康·马马尔达施维尔所举的例子首先是俄罗斯或者苏联的现实，他所指的是西方阶级思维模式。其中有很多代表人物(孟德斯鸠、黑格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彼得·雅可夫列维奇·恰达耶夫，等等)认为，发展真理和自由只是欧洲特有的，至于其它地区，首先亚洲，则是停滞、奴隶制和缺乏思想的王国。
依照实验方法绘制校准曲线，结果表明，校准曲线a的线性方程为y=8430.9x+385.6，相关系数为0.9996；校准曲线b的线性方程为y=8377.1x+219.3，相关系数为0.9998。按实验方法连续测定12次样品空白，以空白标准偏差的3倍计算得到方法检出限为0.031ng/g，以10倍空白标准偏差计算得到方法测定下限为0.10ng/g。
运用梅·康·马马尔达施维尔划分的怀疑方法(可以看到黑格尔对他的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影响，黑格尔认为普鲁士的君主制接近理想的国家)提出的彻底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是理想的国家。此外，梅·康·马马尔达施维尔对苏联没有好感是由于他的个人经验和他对苏联现实情况的格鲁吉亚态度引起的，这些加速了他与苏联(称其为俄罗斯帝国)的疏远。当然，冷战结束后，梅·康·马马尔达施维尔开始授课时，西方社会比苏联社会正常化很多。不过对具体时期具体社会的制度这种暂时现象意识形态化的尝试，失去了它在一般哲学规律中的优越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过时，甚至可笑了。
此外，参与体育迷及其他粉丝团体(如歌手、演员以其他名人的粉丝团)创造了一种建立在原始共同象征基础上的共同体感，这组织了大众，同时对于已有秩序的维持和自生产有益。只有在网络时代才能成为可能的快闪活动有着同样的功能，快闪是一种集会，即使是毫无意义的，但创造了散落在网络世界各处、曾经彼此陌生的网络公民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同时也娱乐甚至是挑衅了大众。
二、西方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
苏联解体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苏联的意识形态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逝，俄罗斯不再把世界作为推行自身思想政治模式的对象，逐渐返回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传统态度：维护自身的主权和对旧有地区的影响。再来看那些大多数没有进入西方势力范围的其他国家和世界，包括还保留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比如中国和越南，不仅在内部政策上拒绝传统的斯大林共产主义，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也拒绝共产主义的救世主。
不断扩张的西方阵营将苏联的解体看成是自身意识形态的胜利，这种意识形态更加巩固了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西方国家愈发演变为国际意识形态统治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意识形态实际上完全压倒了现实主义，并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评价问题。按照新的西方对外政治意识形态的观点，所有势力范围都已成为过去。这种意识形态统治体系被推向整个世界，因为在西方看来，这不是一种势力范围，而是应该推行的一个目标，一种全世界各国人民自然容易接受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模式。因此，干预其中的事件、这些领土上的局部冲突或彼此双方的冲突，并留下西方意识形态统治模式，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一些大国，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其他金砖国家)成了令人头疼的例外，让这些国家在短期时间里实行民主化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它们在国际上总是要放弃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权力(因为他们反对侵略，即推行唯一正确的模式)。美国及其盟国利用自己在国际组织中的强大影响，为了推行自身模式试图重建整个国际法律体系，实行人道主义干涉、保护责任、全球治理等理念，并用国际共同体、普世价值等概念解读其核心精神。事实上，全球治理思想本身就已明确肯定了西方在世界中的优越性。
网络文化对学生具有浓厚的吸引力，但是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网络内容复杂多样，学生们选择阅读内容的时候就需要主观判断能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就要加强对学生们判断能力的培养，深化他们的是非标准，对网络文化作出慎重的选择，多阅读那些积极向上、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内容，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对那些不健康的网络信息避而远之。同时应该大力改进网络思想教育，使其成为学生接受教育的一种方式。
因此，大多数国际冲突具有新的特点，冲突不断加剧。为支持反对方大致相等的力量，中心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其他双方的碰撞仍有很多对抗的因素：那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统治和对国家和国际体制的传统态度。例如，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发生了从自身旧有的世界观角度来看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按照西方理论家的看法，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居民都应该自然而然地追求正确的社会政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符合人类的根本愿望——自由、民主、富强。如果建立这种模式时在某些国家遇到了困难，这就意味着，那里的人民没有拥有权力：压迫、独裁抑或敌人的民主，是外部力量强加给他们一些不自然的观点。任何国内国际的冲突都被认为是亲西方的民主进步力量同反民主的倒退力量之间的斗争，一些政党、团体或国家被赋予了进步的角色，而另一群人则被赋予了倒退落后的角色。他们对进步的一方提供尽可能的援助，直到发起战争，并且在西方媒体上大肆宣传，对另一方则极力妖魔化。
这种办法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奏效。美国及其盟友在东欧发现了亲西方文化的人，这些人还了解苏联不久前对他们的统治。他们考虑同西方联盟制度对接和联合，以抵防来自东方的新的威胁。尽管与个别国家(这些国家并不完全拥有欧洲的价值观，如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分歧，然而北约和欧盟的扩张多多少少还是顺利的。不过，西方又遇到了更加尖锐的问题。
区块链：描绘物联网安全新愿景………………………………………………………… 徐恪，吴波，沈蒙 24-6-52
东欧亲西方进步力量很快推翻了日渐衰落的共产主义体制，这种体制过去不过是在苏联的镇压和支持下得以维持。然而更重要的是，即将接管政权的公民社会建立了崭新的制度，这种制度多多少少符合了西方的意识形态模式。一些与腐败和传统宗教价值观影响有关的障碍被看成是与缺乏经验有关的暂时的事。但在苏联式国家共产主义制度被推翻后，这些国家大多数出现了新的问题，新构建的政治体制并不符合当初的预期。土耳其的命运很不明朗，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也使其自身意识到：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和颜色革命的结果是轮流进行独裁统治代替了民主，继而导致不断的混乱和国内战争。
这一结果的客观原因在于西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明显矛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居民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他们喜欢用自己认为合适的社会政治模式通过各种方式解决冲突。这些观念在美国和欧洲之外，往往以各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体制和价值观为支撑，几乎没有一个方面是符合美国和欧洲观念的。[7]他们并不是按照西方的模式看待世界及其领袖的，而是传统地认为自己的主权是绝对的，不同意按照华盛顿或者布鲁塞尔的要求改变自己的政治或政策。这部分是为了维持政权，部分是因为他们更了解自己的民族和国情。例如卡扎菲，被认为是最残酷最厚颜无耻的独裁者之一，很不容易统一了利比亚，残忍地镇压了伊斯兰激进派。有人警告过，卡扎菲被推翻后，利比亚将成为恐怖主义基地，欧洲将会聚集几千个难民。[8]卡扎菲为了经济合作对西方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并以为这样做很实用，对自己很有利，但他低估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化政治，他虽然死了，但对于国家的未来却是正确的。伊拉克、叙利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
西方的意识形态化方法极其简陋，甚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认为，每个具体国家的理想社会制度应当立足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当它达到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时。当然，在一些具体情况下，如苏联的援助和当地亲共产主义进步力量可以看成是加快的因素。但总的而言，建议落后国家不能快速建设共产主义。如果允许私有制等资本主义发展因素和政治多元化的过渡时期一结束，就认为全国人民已经准备好能够完全充分地接受民主价值观念，包括绝大多数宗教世界所排斥的道德观点，那么这样的想法就太天真了，也很危险。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开始分析“政治文化”概念出现的一个原因，即欧洲殖民者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制度，殖民地获得独立后，这些政治制度拥有了全新的功能，同时增添了其他内容，特别是欧洲人预想的内容。他们并不拒绝比西方社会政治模式优越的思想，完全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风格，建立了从极其落后的思想受限的文化向现代西方特有的先进公民文化分阶段运动的模式(所谓思想受限的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宗教结构的落后)。同时，他们还提到了落后政治文化对先进制度的排斥。[9]然而这些类似的警告并没有对政治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产生多大影响。
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占有统治地位并将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采取另外的政策。也就是说，西方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仅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统治体系的一小部分，这一统治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经济过程长期深化发展的基础上的。
三、意识形态统治
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社会系统，通常称为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系统。雅·佩卡尔克维奇和阿·佩恩写道：“意识形态政治体系的正当性来自于意识形态一元论原理。这一原理认为，在社会体系中决策的人群运用了严格的、明确的制度标准，从而能够正确地解释所有事件，因而使他们的社会决策避免了错误。从意识形态原理中得出具体重大行动纲领的正当性，这是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政治体系的一个特点。这一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区别还在于，证实一种政治行动不仅要参考具体的意识形态，还要有一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源于规则，如调整政治行为的规定、科学研究结果、艺术创作，即所有人类活动领域产生的标准。”[10]26-27
(2) 由于车地无线通信需要在高速移动环境下不断切换无线接入点，且目前城市轨道交通LTE(长期演进)使用的专有频段与相邻的移动通信之间存在临频干扰，不可避免地存在数据丢包的情况。而TCP栈具有重传机制,当检测到传输丢包时，TCP栈会等待丢失数据包重传，在此期间，即使收到新数据包，TCP栈也不会向上层传输，这样会加剧数据包的通信延迟，以及降低数据传输的实时性能。如果该延时超过数据传输的容忍时间，将会影响或中断系统的正常运营。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由共同的社会生活组织纲领组成的理论、观点、目标的集合。它包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种态度，由此作为政治活动纲领的依据”[10]26-27。一元论的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地方在于，它可以依据一组综合详尽的正确理论来解释现实。其他意识形态只是部分地在自己的解释范围内，一元论的意识形态追求全面和绝对，意味着对现实做出多角度的解读。为此，它反对人类活动在不同领域的任何分工，包括人类活动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道德和美学领域的分工，因此政治体系被看成包含了人类活动所有领域。一元论也否认有条件让步(与复杂性有关)的必要性，而是强调对现实的绝对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关心对不确定性的直接的感知。[10]27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技术水平及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为西方意识形态向一元论转化提供了基础。
一般认为，对意识形态统治方式研究最多的是20世纪的集权体制(德国的纳粹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这类研究学者将之划分为第二种理想的类型：意识形态统治。这种意识形态统治是“以自愿接受为基础，建立在很高的支持水平和广泛的意识形态一元论宣传基础上的”[10]28-29。举例来说，雅·佩卡尔克维奇和阿·佩恩认为一些比较封闭的政治教育，特别是加尔文教的日内瓦与马萨诸塞州联邦。因此，如果在极权(威权)意识形态统治中意识形态假设的强制性起着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在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中，意识形态假设的强制性已为大多数人自愿(或者看起来是自愿的)接受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落实教育教学常规工作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关于“营造创新氛围，提高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的教学试验活动，从疑惑到收获，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了管理制度、评价制度，使这项活动在校园里扎根，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雅·佩卡尔克维奇和阿·佩恩认为，所有的社会形态，包括民主社会，意识形态的某些形式都不陌生。然而，民主制以意识形态的多元论有别于意识形态统治。多元论与一元论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对立的，他们以美国为例作了论述。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存有“一系列广泛传播的信念。这些信念有助于有选择性地诠释奠基体制的历史、现代的现实性和原则。在美国这一案例中，信念这个体制包括这样一些概念：人民实施的管理，依法维护不可剥夺的人权，民主制的成功，等等”[10]28-29。但是，美国的多元体制与意识形态统治的一元论的区别在于，“美国的历史充满了这些信念的价值及其执行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10]25-26，与此同时，在一元论的体制下，这些争论是不可能有的。如果将美国的或者当代欧洲的政治体制与斯大林或希特勒的政治体制相比较的话，那么，美国的理论家毫无疑问会认为前者更具多元性。但这里的多元论——只是程度问题，也不能说在极权(威权)社会里就没有任何关于历史或政治体制的争论。争论是有的，有的甚至很尖锐，但争论涉及的领域很窄，所允许的范围和形式极其有限。即便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所允许的争论范围，尽管已经十分广泛，但争论范围存有许可与否的问题，而且这种范围还一直在缩小。
当然，西方在压制社会的水平上很大程度上逊色于极权的甚至独裁的体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元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更高水平的主体自信和社会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公理的接受确保了这种体系的全面统治(例如这样的自信在苏联末期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因此，残酷的压制不仅不适应意识形态公理，客观上也成为不必要的。
西方社会的绝对言论自由——不过是概念性的陈词滥调。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完全可以讨论诸如何种民主体制更好和如何达到的问题，但却不能讨论是否需要民主体制。可以论说为实现男女平等、白人和黑人的平等的最佳斗争手段，但却不能论说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是否一样。目前还能论说同性婚姻是否有理性，但却不能认为同性恋是病态的，或者是非正常的。当然，您不会因为不正确的观点被投进监狱或被“盖世太保”刑讯，但在很大程度上会从有良好发展前途的位置上被解雇，甚至遭遇舆论的排斥，与文明的社会隔绝。而且，有些观点完全可能遭到行政的和刑事的诉讼。例如，反对大屠杀，反对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不承认同性恋正常，传播不良的信息，等等。
除了日益缩小的许可范围，还存在着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向一元化发展的趋势，对此可以简单地举例说明。例如，个人自然的、不可分割的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普世价值概念。就在一个半世纪之前这还只是理论之一，功利主义的奠基人伊·别恩塔姆称自然权利为“老废话”“老生常谈”，称自然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为“修辞废话”或者“矫揉造作的废话”。[12]如今，人权已作为信仰的对象，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显然这是毋庸置疑的。民主、市场经济、全球化、人道主义干涉等概念也成了信仰的对象。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关于一些神圣概念的世俗化的宗教，这些概念是敬仰的对象和偶像(在这里是直接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而且这种新的宗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并试图冒充为科学的和普遍的体系。
按照雅·佩卡尔克维奇和阿·佩恩的一元论界定，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范围在扩大。它不但涉及政治，而且还规定了家庭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儿童培养和教育的方式，等等；社会生活与科学认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却混为一谈，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调整医学(证明同性恋和很多心理障碍更多不是变态，而是正常状态)、人类学(否定人类种族的存在)和其他科学；科学认识和意识形态公理之间的界限在消失，值得关注的不再是客观的科学研究，而是院外团队的利益。世界是否在变暖，饮酒有益还是有害，转基因好不好，这些或其他药品是否有效或是否有副作用，由生产产品的生产者和他们的竞争者之间的广告大战决定，甚至由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或相关研究赞助的大众传媒决定。
雅·佩卡尔克维奇和阿·佩恩指出了争论范围的存在。在美国社会中可以就某些信念进行争论，但这些信念系列是有限制的，是有选择的，对有些信念的争论或许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所论证的非意识形态体制里政治活动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准则的集成，是规范，是科学研究，是文学创作等的案例，也同样缺少依据。因此，所有这些，在现代世界里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意识形态。其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政治正确性”思想的出现及其最近在大学和其他“语言交际代码”机构的传播。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观点，这类交际代码引发出了新的现象：“惩罚性的防卫”，并建立了的新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每个人在发言之前应该做双倍的思考，以免在麻木不仁中、在侵犯中或者在某种最坏的情形中被责罚”[11]，这样的文化是所有在苏联生活过的人都熟悉的。
四、信息社会与全球化
论商标评审程序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周丽婷 06.38
陈诚说：“这孩子成天在我跟前叫唤，说要上前线杀敌，为父母乡亲报仇。我看就把他交给你，让他上战场磨炼磨炼。告诉你，你别把他当成我身边的人，给我派他上前线去带兵打仗。真正的好军人，是要经过战争洗礼的。”
首先，市场经济与提升了的生产力为小康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并且不需要大部分人口过多的努力。“大众”阶层不断扩大，其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影响受到了古斯塔夫·勒庞、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等理论家的注意。所谓“福利国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阶层的扩大。同时，市场经济导致了指导生产的精英对不断增长的大众的依赖，与大众产生暧昧关系，服从大众的利益与品味。
这导致了教育水平的下降，按照新的意识形态，教育应该是普适的、简单的，应该让受教育者喜欢，不使受教育者紧张。这一进程还导致了高雅艺术事实上的消亡，高雅艺术再不为人所需，失去了市场。文化低洼与高峰相结合，古已有之的流浪艺人的下流话从前是为了让未受教育的人们取乐，如今征服了歌剧院和展览厅，伪哲学文章、爱情小说、侦探小说广为流传。这一趋势也在美学之中体现，例如，行为艺术概念，这是一种鲜明的、无意义的行为，与静止的绘画不同，行为艺术能吸引普通人的注意。大众文化世界的偶像不是那些通过长期学习、拥有坚实基础在本艺术门类中达到完美的人们，而是那些所谓的“模特”——她们拥有的仅仅是美丽的外貌和步态，还有嗓音平庸的歌手、业余音乐家——他们未曾在专业机构学习，但带着他们通俗易懂的音乐四处演出。
一些善于用原始的越轨行为吸引注意的人也开始登堂入室，他们把打碎了的马桶当成艺术品，用废弃的可口可乐罐子制作装置艺术。音乐变得原始，以被更多人理解——变得声量巨大、节奏明显。评价艺术作品的客观标准消失了，就像评价各类商品品质、各类论证的正确性、新闻真实性的标准一样。因此，如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演员、作家、音乐家，而具体是谁取决于文化娱乐产业的利益和与之相关的大众传媒。
艺术必须易懂、“符合当下”的思想以及与“精英主义”的斗争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官方意识形态将艺术品视为在“市场”上出售的“货物”。以独立表达为基础的创作完全被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文化产品”取代了。此处也包括体育产业，这一产业也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希望与你有关(你的城市、俱乐部、中学、大学、国家等)的队伍获胜，原则上没有任何不正常，但是对集体获胜过强的期待，而不是为自己的个人成就，与他们完全相连的自我评价起到了幻想式的补偿作用，就像参与社交网络一样。人们从他人的工作中取乐，而不是从个人的工作中，同时创造了一种个人努力与归属于大事业的幻想。
历史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尽管最初的苏联集权体制是最极端的意识形态统治的例子，然而我们称之为民主的国家，无论采取缓和的方式还是隐性的形式，都走上了意识形态化的道路，其中还形成了意识形态体系。
其次，所谓“意识形态统治”的进一步发展，即更大数量的人口通过选举的方式参与、影响政权，改变了政治的特点。显然，这与现代意识形态统治与最初关于此的实践及理论有很大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19世纪中叶，意识形态被理解为对人民的直接管理，同时人民被理解为其代表——掌握个人自由及财产的自由成年公民，这是由不同资格的存在导致的。与此同时，即使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也被大部分理论家视为危险的系统，能够导致大部分人的专制，这一通过代表参与政治生活的系统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寡头制。
在现代世界，寡头统治的形成已经不可避免，这与人口的普遍增长以及未参选阶层的参与导致的选民范围扩大、选举资格制度废除有关。看到这一不断增长的群体带来的专制、威胁，美国建国之父(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建立了三权分立体系(他们还没有使用褒义的术语“民主”，而是使用“共和国”)。虽然这一系统在美国宪法中形式上保留至今日，在意识形态方面及实践中，获胜的显然是托马斯·杰佛逊的路线，即坚持大部分人按照自我意愿管理的权利不可侵犯。
对意识形态研究最详细的是梅·康·马马尔达施维尔，他将现代意识形态产生的前提划分为两个：(1)出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结构或大众社会，即大量的带有较高生活水平的居民阶层，他们依靠其他的创造性的高技术含量劳动生存，从而使以产品的形式实现劳动的大量增殖成为可能；(2)精神生产的大众化，脑力劳动依靠专业化和工业化具有无差别特征，这使得有意识的意识加工成为可能和必要。梅·康·马马尔达施维尔指出，“为了填充人们的头脑，为了让人们再生产，实现这样或那样的社会计划和任务”，可以通过“思想的统一达到某种行为的一致性”[6]59-63。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特殊角色的要数20世纪出现的大众传媒，它让每个人在解决教育基本任务(扫盲、文化的民主化)的条件下成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6]63。这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赋予了大众消费者生活的坐标，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理性和有意义，从而迫使他们自愿地正确理解和再生产现有的社会结构。
第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尽管意识形态长期存在，但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其巩固作用增强了，这与其社会自身特征的变化有关。例如格·卢卡奇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自身具体的内容中抽离出来，拥有了商品的属性，变得残酷而合理，劳动与劳动者自身相异化，作为外部的客观力量与人相对立，旧的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整个社会发生了彻底的资本化(商业资本，作为财富或者货币资本的金钱的作用，等等)。卢卡奇指出，“商品的特点、抽象的数量计算形式在这里表现得十分纯粹。于是，这种形式对于物化意识而言就成了直接的表现形式，它超过了一定的界限，而且很难消除。相反，它却试图巩固自身，并通过科学的深化使其成为规律而长期存在。与此相似，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地以更高的水平生产和再生产出自身，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如此地明显，物化的结构也越来越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这种渗透带来的是人的命运的改变和结构性的改变”。[5]
同时，选民选举通常规模不大。官方意识形态框架中所谓的共识，事实上受到诸多条件的严格限制。曾经以不同纲领为特点的党派，集合为完全无法辨认的融合体。当然，托尼·布莱尔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政策与保守主义者政策有何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基督教民主者(他们多次进入同一政府)有何区别，这些问题回答起来并不简单。另外，常常参选党派在许多问题上均未表达选民的立场。例如，民意调查现实，英国大部分民众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但是通过利用选民系统，欧洲怀疑党被排除在政治主流之外。德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大部分民众不反俄，但是所有政党都持反俄态度。在美国，总统选举通常形式上有四至五名候选人，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因为电视频道只展示可被接受的党派候选人的竞选辩论。
最后，新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官方意识形态创造了激进的“信息社会”理论，这种信息社会是充分掌握信息、具有首创精神、富有责任感并做能出理性决策的公民们组成的国际社会，它没有国界[14]，但是也为有需要的人、大部分互联网居民提供有益的信息查询，并扮演着另一种角色。
在现实的现代经济与政治条件下，人们与生产及政权愈加分离。在雇佣数千人的大企业工作时，人们常常无法获知其工作的意义和结果，只是在扮演着巨大机器螺丝钉的作用。现代全球化经济的推动器是：“最中心环节”的管理者，他们在全世界为数众多的办公室从9点工作到6点，在双休日充分休息(如果你在伦敦、纽约、香港、东京及其他任何一个世界性大城市的街道上，看到了那些在周五派对上酩酊大醉、成群结队的白领，就会明白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这样的命运似乎尽管是平安的，但从自我评价的角度来说是不佳的。参与社交网络，拥有几百个“好友”，常常是身处其他城市和国家、素未谋面的好友(他们可能和所展现的样子完全不同)，与他们交换“赞”和常常是无意义的“评论”，“发表”任何个人“作品”及想法——这一切制造了关于名声和参与某项重要事业的虚幻感。如果你的作品从前无法通过杂志编辑或书籍出版社的筛选，你因为缺乏才华而被大学拒绝录取，那么今天，你就是作家、出版家和导演，你的作品被阅读，你获得评论，即使它们来自“好友”中的一小撮人。
在这方面，对日记态度的变化十分有趣。如果从前对日记和私人信件的态度是隐秘的，阅读他人信件是可耻的，那么今天互联网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就是私人日记，还带有照片和视频，其中讲述了谁吃了什么，和谁睡觉了，买了什么，等等。这其中的原因，是感受自己在世界存在意义的心理需求。同时，互联网还直接提供了消遣，自然还广泛深远地传播了刻板影响，被新的大众所吸收。因此，社交网络完成了对意识形态而言无法估量的适应性、宣传性工作，实质上，这是意识形态统治的一部分。当然，在网上也可以找到其他的内容，包括推翻一切的号召，但是他们不是基础性的。
社会进化的新趋势与因特网的发展有关。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С.莫斯科维齐就注意到了新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被他命名为“大众全球化”，即“世界规模大众”的出现。这一进程归结为建立“带有城市巨大核心及数百万人采用同一方式生活的市场的”超民族社会，电子及电视网络的繁荣，该网络“一方面连接了相距甚远的人们，另一方面触及了每个人私人生活的核心”。法国的一位社会学家预言：“多媒体系统的繁荣发展将全力加快这一进程。”[15]因此，新系统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它对国家界限的突破以及真实的意识形态全球化，这一进程紧跟经济全球化，今天可以说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框架下形成了意识形态统治。全球化的积极理论以及信息社会理论也是新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意识形态全球化之中可以看到最为不同的利益：需要同一性、说同一种语言，分享对于生产力共同想法的国际企业的利益，不断增长的国际官僚主义的利益。最后，意识形态化的主体，事实上的思想者真正的进步，他们的政府处于高尚的理由，为了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轰炸邻国及相距不远的国家。
在这一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新社会(与意识形态专制有别)难以确定谁是罪魁祸首，谁是受害者，谁是获利者(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剥削者)，谁是输家(被剥削者)。在专制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寻找具体犯罪者的问题。例如，纽伦堡审判中很难断定谁做出了怎样的命令，以何种形式，谁又将其执行，因为罪犯带有工业化的特点，以分工合作为基础，每个人参与的水平在法律上无法判定，最后不得不将整个组织定为有罪。
但是，在严格中央集权的国家系统之下，还是有制定理论化形式及方法的“主要意识形态工作者”，还有“主要刽子手”，更多小刽子手服从于他，为他制定清洗策略。而在多元意识形态统治中谁来确定理论化策略，谁是对象，社会的高级阶层，所谓的“精英”或许应该归为获利者。但这一阶层没有明显的界限，何况对这一阶层的理解是主观的，无法客观地理解自身行为的后果，他们真诚地认为它们对社会有益，是人道的，即使它们也带来了贫穷和苦难。在这种意义上，它也将会成为意识形态统治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真诚地认为现行体制是理想的、至少是最优可能性，并为巩固这种体制而致力于对其进行改革的底层人士，也可能会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统治体制的中流砥柱。这种社会的问题与其他意识形态统治和垄断一样，在于其具有停滞的倾向。当某个政权成功地向全社会传播了一种意识形态时，政权自身就成了它的牺牲品。它在虚幻的世界中掌权，因而往往不能客观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公理非常简单：(1)西方政治制度是最先进的，它保障所有社会成员享有最高水平的自由和福利。(2)这种制度(民主制度)保障了全体民众通过真实选举政权来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这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3)国家不仅保障多数人的权利，也保障各种少数派的权利(具体的少数派名单不断增加)。(4)世界上所有国家迟早都会采用这种制度，而西方应该帮助它们。(5)各种破坏性的、反民主的势力妨碍了这种自然的进程，而西方应当为了被奴役人民的幸福与之作斗争。
我们调查发现有较多考生(也有一些老师)习惯于用“迁移放电模型”分析电解问题,这就落入了分析思路的误区。实质上,电解时外电源是决定性因素,接通外电源后首先发生电极反应,是电极反应的结果影响着离子迁移,应该用“放电迁移模型”来分析电解问题。当然,有些情况下,用上述两种思路分析会得出相同结果,但有时结果会不一样,实验证明“放电迁移模型”对电解问题有更强的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
浙江画院院长孙永表示：“姚晓冬是从海宁乡间走出的优秀画家，他的艺术之路走得艰辛但也精彩，从嘉兴画院到浙江画院，一步步走得很扎实，大家有目共睹。作为一位大写意花鸟画家，他近几年在学术上成绩很显著，大写意在艺术全局的把握上是很困难的，姚晓冬能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这在当下全国业界大写意画家中是非常难得的，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他也逐渐成长为了浙江画院乃至全国写意花鸟画的中坚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也获得了充分的认可与赞许。有理由相信，在姚晓冬的天赋和努力下，他的艺术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好。”
这种意识形态从来无法体现西方真实存在的某些问题：依然存在的贫困和社会分层、移民、教育水平下降、民族主义升温等。而且，正如季诺维也夫指出的，如果说类似苏联这样的严峻挑战的存在使西方精英对社会议程的扩展做出了一些让步，那么苏联解体使这种让步的必要性显著下降了。因此，正是在90年代，左翼政党与右翼接近，共同完成唯一的、符合统治精英的议程。季诺维也夫说：“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体验过真正的民主。不同政党拥有真正的意识形态差异和不同的政治议程。媒体机构彼此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些都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有助于其福利的提升。如今这一切都结束了，民主的、繁荣的资本主义，以及社会导向的立法工作，对就业率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存在。在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崩溃后，西方国家出现了对公民社会权利的密集进攻”[16]。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以理论创新为引领，大港油田抓住油藏渗流场这个关键，开展精细油藏描述地质模型升级研究，建立基于油藏地球物理的地质模型研究方法，提高地质模型研究精度；攻关渗流地球物理基础理论，建立基于时移的多维的油藏渗流地球物理地质模型，提升模型的时效性；开展渗流场重构基础理论研究，建立多参数渗流描述模型、多维度流场评价模型和多方案的驱替模型。
现代西方体制，虽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已开始丧失支持，因为它无法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这导致了当前极端政治势力支持率的上升，包括呼吁解决移民问题、保护传统道德的右翼，以及对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极为不满的左翼。目前还不清楚，中间派能否顶住这些日益增长的不满。
参考文献：
[1]Маркс К. Немецкая одеология：2-е изд.Т.3[M].М.：Политиздат，1955：25.
[2]Ricoeur P. freud and Philosophy[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32.
[3]Маркс К. Теории прибавоч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2-е изд.Т.26[M].М.：Политиздат，1955：281.
[4]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M].Massachusetts，1971.
[5]Лукач Г. История и класс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 марксиской диалектике[M].М.：Логос-Альтера，2003：189.
[6]Мамардашвили М.К. Очерк современныой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фолософии[M]. М.：Азбука，2014.
[7]Лукин А.В.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ценносте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ре и переспективы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J].Полис.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14.но.6：102-113.
[8]Padraic F. Colonel Gaddafi: Immigrants will invade Europe [EB/OL].(2011-03-08)[2018-08-11]. http://www.express.co.uk/news/world/233238/Colonel-Gaddafi-Immigrants-will-invade-Europe.
[9]Almond G.A.,Verba S. 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3-5.
[10]Pierflritwicz J.,Penn A.W. Pjlitics of Ideorcracy[M].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11]Lurianoff G.,Haidt J. The Cod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EB/OL].(2015-09-01)[2018-08-11].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09/the-coddling-of-the-american-mind/399356/.
[12]Jeremy Bentham.An Examination of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Man and the Citizen Decreed by the Constituen Assembly in France[M]//Under the Superintendence of His Executor.John Bowring.E dinburgh，1839：501.
[13]Gilens M.,Page B.I.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Elites,Interest Groups,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tives of Politics[J].September，2014，12(3)：564-581.
[14]Kavalics L.Z. Information Society-vhat is it exactly?(The meaning,history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an expression)[EB/OL].(2007-03-05)[2018-08-11].http://www.ittk.hu/netis/coc/ISCB_eng/02_ZKL_final.pdf.
[15]Московичи С.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рус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M]//Век толп.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трактат по психологии масс.М.：Центр психологии，1998：20.
[16]Зиновьев А.А. запад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Взгляд философа.Интервью газете Фигаро 24 июля 1999г.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EB/OL].(2014-08-14)[2018-08-11].http://www.ng.ru/ideas/2014-08-14/4_zinoviev.html.
TheNewInternationalIdeologicalRuleandtheTrendofWesternIdeology
Alexander Lukin，Li Hongxia
Abstract: The modern Western society, which preaches ideological pluralism, has an ideological tendency in foreign policy, and they try to push their ideological ruling system to the world. On the one h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ears the influence of the division of power of the "Yalta Agree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 more serious ideological basis, that is, ideological rule, and pro-western democratic forces are supported by practical assistance and public opinion.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modern Western society has become a secularized religion on sacred concepts such as human rights, democracy, market economy and universal values, and has tried to impersonate as a scientific and universal system, showing a trend of ideological monism in essence. Relying on the self-confidenc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society to the ideological axiom, they ensured the overall domination of this ideological system. Its basic proposition is that the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is the most advanced, it can guarantee the people to enjoy the highest level of freedom, welfar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al right, and they are confident that all countries will adopt this system sooner or later, so the West should help them and fight against the forces of anti-democracy.
Keywords: ideology; ideological rule; glob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收稿日期：2018-09-11
作者简介：亚历山大· 卢金(1961-)，男，俄罗斯莫斯科人，历史学博士，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国际系主任、教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政治文化、中俄关系与俄罗斯对外政策。
译者简介：李红霞(1968-)，女，内蒙古乌兰浩特人，法学博士，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俄罗斯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9)01-0045-10
责任编辑：王廷国
标签：意识形态论文; 社会论文; 这一论文; 苏联论文; 国家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概况论文;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总论)论文; 《贵州省党校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论文; 北京体育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