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校考试之后进行的成绩排名，是学校、教师控制学生的方式，这种控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成绩排名对学生进行分类，从而达到对学生的监督和管理，其次成绩排名强化了“等级”意识，不同“等级”的学生享有不同的资源，最后成绩排名是社会选拔的产物，只有排名靠前的学生才有机会获得有限的教育资源。成绩排名的初衷是让教师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让学生清楚自己在班级中的“位置”，但是这种方式却带来了“意外后果”，即学生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学生座位的安排不平等，学生担任职务和获取荣誉称号的机会不平等，及教师对学生的选择性互动与区别对待。
关键词：成绩排名；控制；意外后果
成绩公开排名是现行学校教育通行的教育实践，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成绩排名，顾名思义是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将学生分数从高到低排列的方式，一般表现为可见的排名(如将学生成绩与排名打印在白纸上，张贴在某处)。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科举制，科举考试后的放榜形式主要表现为贡院门前张贴成绩，向社会公开中举人名单、名次。古代科举制的排名方式单一，但现行学校教育中，考试种类繁多，成绩排名形式多样。学校根据教学进度的安排，为了检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会举行各种形式的考试，比如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统考等，排名一般在这些考试之后。根据成绩比较对象的不同，排名的空间分布呈现出由近及远的特征：班内排名、校内排名、省(市)内排名，甚至全国排名。通过成绩排名，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在该阶段的学习掌握情况，同时也可以了解学生在班级、学校和省市的相对位置。大部分师生将学校教育中的成绩排名视为自然之物，是与学校教育相伴随而产生的。成绩公开排名的支持者认为排名对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成果和改变学习策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成绩公开排名提出质疑，并反对成绩公开排名行为。反对者认为“应试教育体制下产生的排名现象有害于学生的心理健康，侵犯了学生的权利，不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从教育学方面来看，成绩排名可以激励学生前进，但同时也可能造成学生心理受伤。那么，从社会学方面来看，成绩排名具有怎样一种社会学意蕴？会对学生造成怎样的影响？
一、可见目的：控制学生的方式
控制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学校教育对学生的控制体现在各种细节中，譬如教学楼的设计、黑板的位置、座位的安排等等。“任何细节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与其说是由于它本身所隐含的意义，不如说是由于它提供了权利所要获取的支点。”[1]158成绩排名作为学校教育中无穷小的细节，在控制学生方面发挥了无穷大的力量。通过成绩排名，将全班、全校甚至全市(省)学生放在同一“理念空间”进行比较，清楚学生在“集体”中的相对位置，将学生分成不同的类别，达到对学生的监督。排名的先后、高低，也体现了一种等级秩序。而社会选拔制度是成绩排名方式出现的根本原因，社会资源的稀缺需要学校通过筛选进行人才选拔，学生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获得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机会。
1.分类与监督
“分类，就是生物的秩序空间。”[1]168分类是通过某种标准，将事物分成不同类别，保持一定秩序。分类是权力的产物，其实质是对人进行区分。在学校教育中，教师为保持班内的秩序，便于对学生进行监督和控制，通过某种标准将学生分成不同的类别。某位教师在划分学生类别中提到以升学为标准，分为能考上大学的学生与考不上大学的学生；从品行上，分为规矩的学生与调皮的学生；从性格来看，分为外向型与内向型学生，并且这位老师还提到在初次接触学生时，最首先要看的还是其成绩[2]213。从这位老师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教师个体对学生分类的标准多种多样，并且这些标准是教师为了管理学生的方便而由自己确定的。刘云杉在《学校生活社会学》中提到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分类时，主要有四种标准：学生的自然属性(即出生、父母的身份与职业、家庭的背景)、学生的学习能力(主要看分数)、管理上的分类与学生的性格差异[2]213。学业成绩的高低是教师对学生分类的标准之一，而成绩排名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一方面，通过学生分数从高到低的排列，对学生进行定位，可以清楚学生成绩在班级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教师按学生成绩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名，将学生分为“优等生”“中等生”和“差生”三类，虽然这种分类不会直接说出来，但在教师心中分得很清楚，并且在课堂教学中体现非常明显，对学生后续的学习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教师对学生的这种分类一旦建立，便很难改变。并且教师对学生这种分类也会影响学生的自我期待和自我评价。根据皮格马利翁效应可知，教师对学生做出的首次评价，决定着教师随后对学生的期待和评价，并且教师的这种影响也会影响学生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期待，从而使得学生最后表现出和教师期待、评价一致的反应[3]450-451。教师通过一种分类标准，将学生分为明显的类型，则是对学生的一种强有力的控制。“将学生分类，强的区隔化即是一种控制。”[2]213教师通过各种分类标准对学生分类，将全班四五十个学生的特征清晰的“印”在脑海中，有利于对学生的控制和监督。学校、教师通过一张全班全科成绩表(包含排名)，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全部学生的监督，从而实现对班集体的“全景敞视主义”监督。每个学生的各科分数、具体排名、进步名次全在教师的掌控之中，教师可以根据排名和学生的具体分数，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从而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学生的控制。阶段性考试成绩的排名也让学生认清自己在班级中成绩的变化和位置，可以让学生在学校有限的时间内，学到“国家法定”知识。成绩排名就是通过不断的监督和教师的鞭策，消除学习中的一切干扰，确保学习时间的使用质量。
2.排名与等级
其次，这两种思维差异还体现在对动词种类的使用以及其语态上。正是英语中“以物为主”和汉语中“以人为主”的特点决定了两种语言在谓语动词方面的选择。英语中最具标志性的表达形式之一就是常用“有灵动词”(animate verb)充当谓语，如bring,drive,find,offer等等，不胜枚举。而另一重要突出标志则体现在语态上，英语中经常会使用大量的被动语态，如下例：
学生依照分数被“安置”在成绩单上，按分数高低、先后顺序进行排列。成绩排名表是一种“非物质的、流动的、隐蔽的等级”[4]173。非物质的是指排名所显示的是在抽象空间中的、一种“理念”上的等级，与具体的物质等级存在区别。流动的是指学生的成绩表上的“位置”并不固定，而是呈现出一种“游离”状态，学生按照成绩排名，“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1]166。隐蔽的指的是成绩排名所表现的等级秩序并不明显、比较隐蔽，利用成绩单的“细小作用”来体现等级，潜移默化地影响师生。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注重长幼尊卑的国家，等级秩序深深地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传统儒家认为，每个群体内都有长幼、亲疏、贵贱上下之别”[5]17，这种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观念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学校教育也“难逃此劫”。学校教育中的等级秩序主要体现在校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等级秩序根据教师对学生的分类则有所不同。学校教育中，教师将学生依据不同标准分为不同的等级。譬如，某校称为了激励学生积极上进，对于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发放了“绿领巾”，而不予发放红领巾。这是教师通过人为的方式将学生分为佩带“绿领巾”的学生和佩带“红领巾”的学生，试图用这种外在的方式将学生分成不同的类别和等级。而这样的分类就会导致不管在实际地位还是心理地位，佩带“红领巾”的学生都比佩带“绿领巾”的学生更高一层。在班级中，学生所得到的成绩排名，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还映射出学生在班集体甚至在学校中的实际地位。比如，教师通过成绩排名的方式，将学生分为“优等生”“中等生”和“差生”三个“等级”，虽然教师并未向全体学生说明自己有这一分类，但这三类学生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和班集体中所享受的待遇差别非常大，体现了教师对学生的这种分等方式“不言自明”。另外，教师会根据学生成绩的排名给学生编学号，而这种学号则更有利于教师对学生进行分类和分等，比如成绩排名1到10的学生学号编为1至10号，属于优等生。按照成绩给学生编号更加有利于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成绩排名通过定位来区别各个学生，这种定位不是给学生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他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1]165。由此表明，班级中的“等级”是可以改变的。“虽然经常会出现位置变动，但他们始终是在有间隔序列划分的空间中不断交替位置。”[4]173成绩排名除了体现和强化等级观念，这种等级秩序观念也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教室前面张贴的成绩单、学校门口LED液晶显示屏上的排名，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和影响学生：任何事情都有高低、先后之分。
1.座位安排及选择机会不平等
在人类生活中，有计划、有意图的社会行动总会产生非预期的后果，即社会学中的“意外后果”。社会学家默顿、吉登斯和贝克都对意外后果做了专门的研究，但是三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三人都将意外后果定义为非意图后果,但各自考察的范围有所不同。“默顿仅分析行动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客观的意外后果,不考虑潜在和可能的意外后果(即风险)。吉登斯和贝克不但考察了行动者没有预料到的意外后果,而且把风险作为现代性的内在特征来重点分析,但两人对风险的侧重也不同:吉登斯关注对风险的反思(即主观风险意识),而贝克更重视人们对所面临风险的无知(即客观风险)。”[9]这里所指的意外后果更倾向于默顿所说的“既非意图且非意料”的后果。成绩排名的初衷是激励学生，能让学生清楚自己的水平和学习能力，同时很多人也认识到排名可能会使一部分学生由于接受不了自己的排名而受到伤害。但大多数人没有预料到成绩排名还有另一种“意外后果”，即影响学生获得教育资源机会的平等性。教师通过考试的具体分数，可能只模糊的知道学生在班级中的水平。但通过成绩排名，教师就可以清晰对学生在班级中的位置进行“定位”，因而使得学生获得资源的机会平等性受到影响。
依据电镜分析和能谱分析，弯管段不同部位的损伤特征有所不同：窄片内拱璧的蚀坑数量较多，但大都直径较小、深度较浅，以点坑、串坑为主；外拱璧的蚀坑数量较少，但大都直径较大、深度较深，以铲削、划痕为主；出口处和入口处的窄片的冲蚀形貌比中间部位明显。
二、意外后果：学生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平等
3.选拔与竞争
例如初速度为零的带点粒子处于加速电场中，因自身带电而受到电场力的作用，根据牛顿运动第二定律可知，物体此时具有和电场方向相同或相反的加速度。有：
根据空间自相关的原理，一般情况下，相邻地域范围的相互作用更加紧密。在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的耦合系统中，相邻区域会形成一个区域系统，不同系统间耦合的状态也不相同[9]。在福州市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耦合关联矩阵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得出各研究地区的耦合度。在数据软件Geoda的支持下得出福州市13个研究单元的耦合度空间分布图(图1)。
社会选拔制度的产生与有限的社会资源和无限的社会需求有关。社会资源是指“财富、权力、威望、知识和技能”[6]126。在现代社会，“社会资源”的多寡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争相竞争，只有少部分人能够通过社会选拔，从而获得有限的社会资源。特纳对社会选拔制度做过经典性的研究，他认为社会选拔制度存在两种模式：赞助性流动(即强调未来的精英由原来的精英或他们的代理人选择，并非靠个人的努力和竞争)和竞争性流动(即依据某些公平的原则，在公平竞争中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7]76-90。虽然社会选拔有不同的模式，但都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拔。帕森斯提到“现代社会的选拔制度都一定程度的依赖于普遍主义、成就中心、限定性、感情中立、自我意向等五个'模式函数'的不同组合”[8]38。在现代社会的中国，大多数人支持的选拔制度是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中心为标准的。社会选拔制度需要一定的组织或机构进行，并且这些选拔机构也要完成基本的任务。天野郁夫指出社会选拔与分配机构需要完成两个相反的任务，即加热和冷却。加热指必须把尽可能多的人引向以获得更高地位和角色为目标的竞争中去，以便按照能力进行适当的分配；冷却是指把人们那种以高低位为目标而被提高了的抱负冷却下来[6]129-130。由此可知，这两个基本任务是为了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并且让没有被选的人也能接受。学校教育制度具有一种“筛选”功能，是社会选拔和分配的机构[6]129。学校作为“筛选装置”，并不是社会选拔和分配的唯一机构，而且社会选拔和分配也不是学校的主要功能。但是，学校在选拔、分配的过程中仍然占据中心位置。学校教育制度通过对学生进行评价和选拔(一般采用考试的方式)，从而筛选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学校选拔人才主要依据“成就中心”的标准，而学校成绩和排名最能体现学生在学校的成就。学校教育中的各种考试和成绩排名都是为最后的社会选拔和分配做准备。虽然平时的小测验(周考、月考)并不具备直接的选拔功能，但这些考试的排名能更好的让学生认清自己在集体中的相对位置，激起学生竞争的斗志。资源的稀缺必然带来竞争，学校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就使得学生之间需通过竞争才能获得。成绩排名强化了这种竞争意识，用具体的数字来激起学生的取胜心。学校教育中的这种竞争意识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并伴随其一生。由此可见，成绩排名是社会选拔制度的产物。如果社会有足够的资源，不需要进行筛选，那么就不会产生排名这种方式。学校教育制度作为社会选拔和分配的重要机构，需要通过考试来筛选人才，而成绩排名则是考试结果和学生在集体中相对位置的体现，因此，考试成绩排名是学校筛选人才的一种手段，并且也强化了竞争意识，一定程度能够为社会选拔更优秀的人才。
学生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座位的安排以及选择方面。传统课堂教学中，学生座位的安排呈现出一种基本格局：“即横成行、纵成列，学生统统面向教师讲台就坐，或可曰‘秧田型’的形态。”[10]344这样的座位排列使得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特点。譬如，坐在前排的学生与教师的沟通最多、坐在侧边的学生看黑板可能会有困难等等。但是总有一些“黄金”座位，不论是与老师和同学的沟通交流、还是看黑板的角度，都是最好的。那么，这些“黄金”座位该如何分配？该按何种标准进行分配？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基本没有什么选择座位的权利，座位是被教师安排好的，并且固定不变。刘云杉在《学校生活社会学》中提到其调研班级座位的安排，是以自由组合为基础，再兼顾学生的个子高矮、视力好坏，并且按性别和成绩的好坏进行搭配，一般是一个好学生带一个差的学生，但是到了初三教师会为了班级的升学率，将升学考试的“关键人物”，即成绩排名在15名到25名这类的学生座位的安排视为重要的工作[2]187-188。到了高中阶段，学生座位是按成绩排名进行选择的，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可以选择“黄金”位置，成绩排名靠后的则只有“挑选”剩余的座位。由此可见，学生座位的分配和选择与学习成绩排名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这种安排座位的方式直接影响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其他同学互动的机会。在课堂教学中，由教师权威掌握着学生的学习机会，课堂问答和互动中更青睐于前排和中排的学生，而后排和两侧的学生则“隐匿”于课堂教学中。学生座位不同，获得的教师关注与互动机会就有所不同。教师通过学生成绩排名安排座位或者学生根据排名选择座位的方式，使得成绩较好的学生落座于拥有较好条件的位置上，而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则落座于“条件差”的位置上。学生的座位固定下来，与教师的距离、教师的关注频度和互动也确定下来，这就使得坐在不同座位上的学生获得学习知识的机会不平等。
2.担任班级职务、获取荣誉称号机会的不平等
学生获得资源机会的不平等还表现在班级职务担任、荣誉称号的获得以及其他活动参与机会等方面。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规模扩大，班级学生人数增多。教师为了便于管理全班学生，在班级中设置班干部。那么，这些班干部由谁来做？现在学校教育中，班干部的任命仍然倾向于以学习成绩为标准[11]。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成为班干部的一员，而成绩排名将成绩高低、好坏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好学生”成为班干部之后，又可以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比如课堂教学与教师的互动、各种奖励等等。譬如，杜明峰指出“学习成绩优异可以获得班干部的职位，而担任班干部不仅可以优先获得‘优秀学生’称号，还可以获得‘三好学生’乃至更多的荣誉称号”[12]。学校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平等获得荣誉称号的机会。“三好生对成绩的要求比较高，基本上都是学生成绩在15名以内的学生；如果成绩在15名以外，就不好评为三好学生。”[2]213这是一位学生的叙述。鲁淼也提到一些班级对学生评优或者荣誉称号评选不进行民主投票时，直接由教师“按照成绩的前多少名决定名单，对学生的德育、体育等其他方面关心甚少”[13]。由此可知，虽然荣誉称号的获得由学习成绩决定，但是成绩排名更是强化了这种意识，使得成绩排名在评优、评荣誉称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比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获得荣誉称号的机会更大，并且更容易获得荣誉称号。除此之外，成绩排名使得学生在其他方面资源(如竞赛机会、入团入党机会、大学时期的保研机会等等)的获得机会也存在不平等。由此可知，不管是在班级职务的担任还是在荣誉称号的获得方面，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比排名靠后的学生更具有优先权。
3.教师对学生的选择性互动与区别对待
师生互动是课堂教学中的主要活动之一，教学的各项任务都需要师生互动完成。教师作为课堂互动中的“主导者”和“权威者”，掌握着选择互动对象、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的权力。在课堂中，教师更倾向于与成绩较好(排名靠前)的学生互动，并且互动频率远远高于成绩差的学生；在互动内容方面，教师倾向于让成绩较好的学生回答较复杂的问题(如论证性问题)，而让成绩较差的学生回答简单的问题(如“判断性”、描述性较强的问题)；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方式也由成绩的好坏、高低决定[14]。另外，有研究表明，教师在与学生交往的语言使用方面，对于学业成功(排名靠前)的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民主的、肯定性的语言；而在于学业失败者(排名靠后)的互动，则更倾向于使用专断的、否定性的语言[15]。由此不难看出，在课堂教学互动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学业成就(在考试中的名次)来选择与学生互动的内容、方式以及语言的使用。学生学业成就的差异与教师的选择性互动呈现出一种因果关系和强化关系：学生学业成就(排名)的高低直接导致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时间长短、频率、方式、内容等方面的不同，但是师生的课堂互动差异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排名)，使得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选择性的与学生互动，对成绩较好的学生关注更多，而成绩中等及以下的学生关注较少，这本身就体现了教师对待学生的区别化。这种区别化除了在课堂中表现明显之外，在课堂外表现也较为明显。考试之后，教师首先关注的是排名靠前和排名最后的学生，而对排名中等的学生关注极少。在日常的互动中也是与“优等生”和“差生”互动较多，而“中等生”基本处于“边缘”地位。由此便可看出，成绩排名对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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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9-2080.2019.06.013
收稿日期：2019-08-20
作者简介：林丹(1993-)，女，四川德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80(2019)06-0061-05
(责任编辑：刘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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