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熹、张栻、吕祖谦并称南宋初年的“东南三贤”，其中吕、张交游学界尚无专论，然却是分析此学术共同体之由来以及内在构成的关键。特别是吕、张为期两年的严州、临安之会，当是学术史上一大被忽视的盛事；二人约十二年的论学，以及“不在场者”朱熹的书信参与，影响了他们学术的发展。“东南三贤”中的学术领袖当为张栻，而撰述、发问推动最多则是朱熹，吕祖谦则以张、朱之后学自居。张、吕去世之后，学术共同体自然解体，朱熹的地位日愈重要，然而其议论则使后人对浙学、湘学之认识发生偏差，故梳理吕、张交游，并还原“东南三贤”由来历程，当极有必要。
[关键词]南宋理学；东南三贤；吕祖谦；张栻；朱熹
说起南宋初年的儒学，自然要提及“东南三贤”，也即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与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作钦夫)以及朱熹(1130—1200，字符晦)，他们相互间的交游，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创造了南宋儒学的辉煌时代。
学界关于“东南三贤”的研究，因为“朱张会讲”，对朱熹与张栻交游的研究最为丰富；又因为《近思录》，对朱熹与吕祖谦的交游也有论析。相对而言，吕祖谦与张栻的交游则少有人涉及了。事实上，吕、张栻二人之间的交游包括了两年的严州、临安之会，以及约十二年的书信论学，当是学术史上一大被忽视的盛事；而且正是因为吕、张二人的相与论学，以及“不在场者”朱熹以书信间接参与，方才最终形成了“东南三贤”学术共同体。故而研究吕、张之间的交游，以及期间朱熹如何介入等问题，对于完整而全面地认识“东南三贤”之由来，以及更好地认识南宋儒学的建构，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注]吕、张关系，学界研究极少：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只有较少文字陈述相关史实；王宇《张吕会讲与东南三先生格局的奠定》(《浙江学刊》2018年第5期)，分析了张、吕二人临安之会及其对“东南三贤”格局的影响，然就二人交游之具体，及其交游与朱熹的关系等未及探讨。“东南三贤”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另见田浩先生《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本文的撰写，受到顾宏义编撰的《朱熹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与任仁仁、顾宏义编撰的《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中华书局2018年版)先后排次以及按语的启发颇多，特此说明。
一 严州、临安之会
吕祖谦与张栻很早就已惺惺相惜。在吕祖谦看来，张栻“传世精忠，潜心正学”[1](P76)；而在张栻看来，则吕祖谦“世德相传，天资甚茂”[2](P876)。一个是抗金名将、当朝丞相之子，一个是中原文献家学之传人，故而他们的交游，特别是乾道五至七年的严州、临安之会，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乾道五年(1169)八月，吕祖谦“以太学博士补外，添差严州学教授”[3](P46)，十月底赴任，此时听说张栻即将到严州(又称严陵)担任知州，便主动去信给张栻。在书信中，表达了对于张栻的向往之情：
历访缙绅，咸推墙仞。惟魏国既行而复尼，惟衡山有韫而莫施。今兹一来，任是二责，实系斯文之兴废，岂徒阖境之戚休？[1](P76)
到官甫数日，而恭闻麾幢。既有近问，遂获进预指呼之末，积年所愿，一旦获伸。尚容俯伏坐隅，侧聆謦欬，以酬夙志。[4](P394)
他认为当时的儒者虽也努力，或因时命，或因物情，功效则已长久不明，所缺少的就是一个优秀的引领者。经过了所谓“历访缙绅”之后，大多推重于张家，前有魏国公张浚(1097—1164)，后有讲学于湖南岳麓书院的张栻，故“实系斯文之兴废”。张栻若能来严州，则必是一地之福了。张栻收到此信之后，自然也就在其回信中表示了对吕祖谦的景仰之情，他说：“考丽泽之象，正资讲习之功；诵《伐木》之诗，益见和平之助。”[2](P876)吕祖谦在金华丽泽书院的讲学活动，早就在学术圈中有了相当的影响，故而表示非常愿意有此一聚。吕祖谦后来又去信说：“今兹旌纛之来，万目共视，一举一措，盖将占吾道之盛衰。”[4](P394)张栻当年既有“身历世变”的官场经验，又有身处“清旷幽闲之地”的学术蓄养，于是成为海内之士所共同期待的人物，能来严州自然成为“万目共视”，也就是影响“吾道之盛衰”的大事。吕祖谦在另一书信中则说：“莫知入德之门，愿承下风而请余教，为日久矣。”[4](P394)这固然有客套话的成分在，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当年张栻在学界的地位之高：
此时的吕祖谦已经先到严州了，故而希望张栻能够早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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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五年十二月，张栻正式到达严州。到了之后“废尼寺改建为学宫”[3](P56)，将原学宫南边的尼姑寺故址增广入于学宫，这应当就是对时任教谕的吕祖谦的有力支持。吕、张二人从容论学，吕祖谦的弟子潘景宪(叔度，1134—1190)也曾来严州从游。[3](P59)因为严州百姓“厄于重赋”，故吕、张一起商议请求蠲免。吕祖谦亲自为张栻代作《乞免丁钱奏状》，奏状上后，本以为当受责，“不意诏捐百姓赋税半额，约七万馀缗”，于是又代作《谢免丁钱表》。[5](P56)此事可见当时吕、张之间不但论学相合，讨论政事也极为相合；或者说张栻在严州任职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口碑极佳的政迹，其背后主导则还是吕祖谦，也就是说吕与张更有用世之心。
乾道六年五月初七，吕祖谦除太学博士；闰五月九日，从严州赶赴临安供职，后以太学博士召试为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3](P73、76、86)同是五月，张栻也被从严陵召还，任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侍立官、侍讲等职。[5](P58-60)吕、张二人分别离开了严州，八月又在临安再聚。吕祖谦又精心安排，方得与张栻同巷而居，“数日迁居，政与张丈相邻，又得朝夕讲肄，殊以为幸”[6](P400)。所以说，前一期的严州之会，是机缘巧合；而后一期的临安之会，则是再续前缘，特别是吕祖谦的有意为之，而使得他们的学术交游得以进一步拓展，还与周必大(1126—1204)、林光朝(1114—1178)等人一起论学，陈傅良(1137—1203)也是在此时入太学，并向吕、张问学。[3](P84-87)
乾道七年三月，外戚张说(？—1180)除签书枢密院事，张栻上疏谏其不可，面责宰相虞允文，最后则是他自己被迫出任袁州知州。此后吕、张未能再度会面，只能以书信往来继续论学，直到张栻去世。乾道八年，吕祖谦的父亲去世之后，张栻因为曾在严州见过吕父，故特意撰写了祭文，其中说：“况于令子，友义为深，一奠之礼，敢以薄而废耶？”[7](P1424)可见吕、张二人情谊深厚。
②面临涉水事务管理困境。在发展交通道路，特别是经济开发区的开发过程中，缺乏对河道的有效保护，随意占用调蓄水面、填堵引排河道、侵占河湖水面事件时有发生；大量泥沙和有害物质的沉积加快了河道淤积和污染；涉水事务管理特别是河道管理还有待完善。
二 “不在场者”朱熹的参与
此处他首先肯定了吕祖谦的“自察向来之病”，认为他“察之精”，接着更应当继续做好“笃敬之功”，比如“衣冠不整”之类的毛病也不可轻视，古人注意衣冠、容止并不是故作矜持，而是其中有着“天则”，不可在此处“怠弛”，还当“勉强自持”。“天则”是什么？就是“外”之严肃与“内”之笃敬本是一体的。与上回相似，张栻在另一书信中又说：
首先，关于《知言》一书，早在朱熹介入之前，吕祖谦与张栻在严州的时候，二人共同讨论较多的便是湖湘学者胡宏(1106—1162)的《知言》，吕祖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
张守议论甚平正，且虚心从善，在今士大夫中殊不易得也。……论胡生《知言》见处极高，而文理密察之功颇有所未到。[10](P697)
《知言》中所疑往往适同，朝夕相与讲论，甚可乐。”[10](P497)
到了乾道六年初，朱熹写出了《知言疑义》的初稿，分别寄给吕、张二人。吕祖谦便有书信给朱熹，也说起当年与张栻讨论《知言》的事：
朱熹接下来还说吕祖谦“见处全不精明”，并提及其“留意科举文字”“出入苏氏父子”，于是因为“求巧”故而“坏了心路”。也就是说，朱熹认为吕祖谦的学问越做越博杂，至于《阃范》一书只是抄节圣贤之言而不加阐发，故更缺少意味，这些意思确实不适合直接与吕祖谦说，通过张栻转告则可也。张栻回信却为吕祖谦多说好话：
由此可知吕、张的论学集中于胡宏《知言》中的疑点，且观点相近，因为朱熹这次说起，故由张栻将二人讨论的成果寄给了朱熹。约在乾道七年六七月间，朱熹有书信给吕祖谦说：“《知言疑义》再写，欲奉呈。又偶有长沙便且寄钦夫处，属渠转寄。若到，千万勿示人，但痛为指摘为幸。”[11](P1433)不久之后，吕祖谦回信与朱熹：“《知言疑义》，亦俟后便。”“《知言疑义》，比与张丈订正者，既已附去。今复有欲商榷者，谨疏于后。”[6](P405)后者约在乾道七年十二月，吕祖谦在信中详细谈了自己的多条看法，此后便不再论及此书了。
同样在乾道六年，张栻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
自觉接受党委领导。各镇（街道）人大自觉接受党（工）委对“双联”工作的领导，定期向党（工）委请示汇报“双联”工作。各镇（街道）党（工）委将“双联”工作列入重要议程，将人大工作纳入党委总体工作部署，在办公场所、办公设备、人员配备、活动经费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知言》自去年来看多有所疑，来示亦多所同者，而其间开益鄙见处甚多，亦有来示未及者，见一一写行，俟后便方得上呈，更烦一往复，庶几粗定。[9](P1096)
巧言、匿怨之类，常人固多不免，然其间岂无知其非者？但为己不切，视之悠悠，不以为耻耳！[22](P601)
《知言》之说，每段辄书鄙见于后，有未是处，却索就此簿子上批来，庶往复有益也。近来又看得几段，及昨日读寄来者，皆未及添入，俟更详之，后便寄去。[9](P1097)
也就是说，朱熹指出的疑问之处，大部分也是吕、张二人曾经提及过的，还有一部分则是朱熹并未涉及的，于是张栻写出来寄给朱熹。当然朱熹个人的讲论，在张栻看来也极有启发。张栻就在朱熹的稿子上，每段都写了自己的见解，他也是希望由朱熹来写出一个代表他们共同观点的《知言疑义》的定本。朱熹综合之后的本子再度寄来之后，张栻又在书信中说：
《知言疑义》前已纳呈，今所寄尤密，方更参详之。[9](P1099)
《知言疑义》开发尤多，亦有数处当更往复，及后来旋看出者，并俟后便。此论诚不可示它人，然吾曹却得此反复寻究，甚有益，不是指摘前辈也。[9](P1125)
此次张栻认为大体上没有什么疑问了，仅就其中数段还写了新看法，再后来又指出了数处，估计都是极小的问题了。再说，胡宏毕竟是他的老师，故而又强调这个文本“不可示人”，虽说是在寻究问题而不是“指摘前辈”，但也当谨慎处置。朱熹当时也只是将《知言疑义》在范围较小的朋友圈内传播，并有过总结：
《知言》之书，用意精切，但其气象急迫，终少和平。又数大节目亦皆差误，如性无善恶、心为已发、先知后敬之类，皆失圣贤本指。顷与钦夫、伯恭论之甚详，亦皆有反复，虽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概亦略同矣。[12](P1535-1536)
在朱熹看来，《知言》虽很精切，但差误较多，经过与张栻、吕祖谦的反复讨论，意见大略相同了。作为胡宏的传人，张栻最关注《知言》，早在严州之时便经常与吕祖谦讲论，吕较为认同张的看法。朱熹写作《知言疑义》时，吕祖谦虽有参与往复讨论，但提供的见解并不多；而张栻则有多次都提供详尽的见解，并且恳请朱熹将二人意见综合而写成定本。所以说张、吕二人对于朱熹写作《知言疑义》有着重大的影响。束景南先生也认为胡宏的《知言》为湖湘学派的“圣经”，而朱熹所作《知言疑义》“大致由朱熹与张栻、吕祖谦共同讨论而成，先由各人写成疑义，讨论修改后，汇编成书。”[8](P456)
其次，在朱熹的另一著作《太极图说解》(此文初名《太极图解》)上，张栻对朱熹并不认同，曾与吕祖谦说起。吕祖谦在与友人的信中说起张栻“论朱元晦妙理几微，亦未以为然者”[10](P697)，张栻对朱熹《太极图说解》初稿中的某些“妙理”，其实是一直都“未以为然”的，而吕祖谦则也有同感，而朱熹则对张、吕的意见颇不以为然，换言之，就周敦颐(1017—1073)《太极图解》的诠释而言，张、吕与朱的分歧极大。
讨论《太极图说解》，这缘起于他们共同致力的刊刻先贤遗著。早在乾道五年的十二月，吕祖谦将朱熹校订、程颐(1033—1107)所著的《程氏易传》刻于婺州(金华)的东阳学宫，该书为吕祖谦家藏的尹焞(1071—1142)亲笔本与朱熹校订本，合其同异而两存。[13](P420-421)再说《太极图说解》，朱、张、吕就此反复论辩的起因则是因为他们新编刊了一部周敦颐所著的《太极通书》。乾道六年春，朱熹“草成《太极图说解》，寄张栻、吕祖谦讨论，至闰五月修订成”[8](P426)；到了该年的闰五月，吕、张二人合作编刊的《太极通书》与朱熹所编的《二程先生遗书》刻于严州学宫。[14](P1272)此事吕祖谦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通书》已依《易传》板样刊。”[6](P397)可见真正主事者，当是作为州学教授的吕祖谦。此书将朱熹的《太极图解》列于《通书》篇首，带有导读的性质，可见吕、张二人很重视朱熹的意见。但是朱熹看到张栻的《通书后跋》却说：“《通书》跋语甚精，然愚意犹恐其太侈，更能敛退以就质约为佳。”[15](P1332)朱熹还在此信中还说：“《太极解》后来所改不多，别纸上呈，未当处更乞指教。”也就是说朱熹还在修订《太极图解》，在得到新的修订本后，张栻回复说：
《太极图解》析理精详，开发多矣。……但觉得后面亦不必如此辩论之多，只于纲领处拈出可也。不然，却只是骋辩求胜，转将精当处混汩耳。[9](P1100)
现在不怕周找碴子了。如果说他杀之灭口，他也理直气壮：不过是些学生，不像特务还可以留着慢慢地逼供，榨取情报。拖下去，外间知道的人多了，讲起来又是爱国的大学生暗杀汉奸，影响不好。
于是他们的讨论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朱熹还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得钦夫书，论太极之说，竟主前论，殊不可晓。伯恭亦得书，讲论颇详，然尤鹘突。”[17](P4951)当然，与张、吕二人的讨论，对于朱熹在此文的进一步修订而言，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他在与另一友人的书信中说：“《太极说》近看尽有未精密处，已略刊正。”[18](P4682)“《太极说》修定，削去后语，只作一统论，意似亦无不尽也。”[18](P4698)由此可知，尽管朱熹并不认同张、吕，但是在与他们讨论之后，还是改进了不少，特别是后面部分的“辩论之多”，听从了张栻的意见将其“削去”。最终在乾道六年闰五月，修订成定本的《太极图说解》。[8](P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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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说说《西铭解》与《中庸集解》。乾道六年秋，朱熹将其所作《西铭解》寄给张栻、吕祖谦。[8](P439)张栻说：“《西铭》近日常读，理一分殊之指，龟山后书终未之得。……龟山以无事乎推为理一，引圣人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为说，恐未知《西铭》推理一之指也。”[9](P1095)也就是说，张栻也非常关注张载(1020—1077)的《西铭》一文，认同程颐“西铭明理一分殊”[19](P609)的结论，但认为杨时(龟山，1053—1135)并未真正理解这一指要，这些其实也是朱熹的主张。他还说：
《西铭》之论甚精，干称父坤称母之说，某亦如此看，盖一篇浑是此意也。但所论其间有一二语，鄙意未安，俟更为精读深思方报去。[9](P1097)
《西铭》所谓理一而分殊，无一句不具此意，鄙意亦谓然，来示亦尽之矣。但其间论分立而推理一，与推理以存义之说，颇未相同。……虽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乱，义盖所以存也。[9](P1098)
很显然，与《太极图解》一样，张栻依旧有多处不认同朱熹，特别是在“理一分殊”的推演上，朱特别在意其“一”，而张则更关注其“分”。关于《西铭解》，吕祖谦似未作深入的讨论，仅在书信中说：“示下《太极图》《西铭解》当朝夕玩绎，若尤有所未达，当一一请教。”[6](P405)然而翻检前后书札，似乎都未有详论。
至于《中庸集解》(也即《中庸章句》的初稿)，据吕祖谦的书信，则早在乾道六年的五月朱熹有信“讲究《中庸》首章之指”：“承喻所疑，为赐甚厚，所未安者，别纸求教。”吕祖谦回复：“《中庸》《太极》所疑，……数日玩味来诲，有尚未谕者，复列于别纸。”[6](P398)他们所谓的别纸，分别为朱熹的《中庸集解》与吕祖谦《中庸集解质疑》，后来朱熹还有《答吕伯恭问龟山中庸》等。因为朱熹有《答敬夫论中庸说》一文，故张栻此时应当也有参与此讨论，然相关书信却未有保存。对《中庸》的理解，朱、吕、张三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然而与《太极图说解》相比，则分歧较少。
最后，再来谈谈吕祖谦本人的著述引发的朱、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乾道六年四月，吕祖谦编成了《阃范》一书，闰五月，此书始刊。[3](P69、76)张栻对此书表示赞赏，吕祖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张丈甚爱此书，欲便刊板。”[10](P486)“张守小女皆诵。”[10](P488)张栻还为此书作了序，其中说：
某谓此书行于世，家当藏之，而人当学之也。家庭闺阃之内，乡里族党之间，随其见之深浅、味之短长，笃敬力行，皆足以有补。[10](P968)
他认为此书当作家藏，人人都要学习，将之作为家庭内、乡党间的规矩，还让他的小女儿诵读此书，可见其相当的重视。[3](P76)有意思的是，朱熹却对此书非常不以为然，在与张栻的书信中说：
伯恭想时时相见，欲作书不暇，告为致意。向得渠两书，似日前只向博杂处用功，却于要约处不曾子细研究，病痛颇多。不知近日复如何？大抵博杂极害事，如《阃范》之作，指意极佳，然读书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达所以深惩玩物丧志之弊者，正为是耳！……将圣贤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过，抄节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细玩味。[15](P1333-1334)
《知言》，往在严陵时与张丈讲论，亦尝疏出可疑者数十条。今观来示，其半亦相类。见与张丈参阅，续当咨请也。其馀已见于张丈书者，更不重出。[6](P403)
《阃范》之说极佳，即以语伯恭矣，只如此读过，诚可戒也。伯恭近来尽好说话，于苏氏父子亦甚知其非。[9](P1095)
他也认为朱熹关于《阃范》的一番说法极佳，故要转告吕祖谦，不过吕祖谦近来进步极大，也不再相信苏氏父子了。其实此时朱熹也有亲自写信告诫吕祖谦的：
其三，全方位合同管理。油田企业的合同管理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仅有合同管理部门参与管理活动难以完成其管理职能，必须发挥相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实施全方位的合同管理。油田企业应逐步形成由合同部门综合负责，各业务专业部门分口把关，条理分明的全方位合同管理模式。
向见所与诸生论说《左氏》之书极为详博，然遣词命意，亦颇伤巧矣。恐后生传习，益以浇漓，重为心术之害。[11](P1429)
熹昨见奇卿，敬扣之以比日讲授次第，闻只令诸生读《左氏》及诸贤奏疏，至于诸经、《论》《孟》，则恐学者徒务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则恐未安。[11](P1532)
在朱熹看来，吕祖谦教导诸生，因为考虑到科举考试的需要，故而多有讲说《春秋左氏传》，那就有心术之巧的意味在；故而特意强调为学次序，首先当修身，故要读《论语》《孟子》以及诸经，然后也是读史，以利于制事。这两通书信吕祖谦有回复说：“所与诸生讲说《左氏》，语意伤巧，病源亦在是，自此当力扫除也。”[6](P402)表示对其看法有一定的认同，但并未有展开，则不尽完全认同。为学路径的差异，其实也是各有各的主张，并不见得要整齐划一，这一点朱熹也是非常明白的。朱熹还在收到张栻为吕祖谦解释的信后，回信中说：“伯恭不鄙下问，不敢不尽愚。但恐未是，更赖指摘。近日觉得向来胡说多误却朋友，大以为惧。”[15](P1333)他也有担心自己的看法，也许是误导了朋友，毕竟学问路数也不必尽同。
综合而言，吕祖谦与张栻二人相与论学的近两年，这期间或是他们的论学影响了朱熹，如《知言》，就是由张栻发起，吕、张先有讨论，然后再由朱熹介入并写成了代表三人看法的定本《知言疑义》；或是朱熹先写了诠释文本，再寄给张、吕二人，二人分别与朱熹往复论辩，最后意见并未同意，朱熹则在讨论的基础上写成代表自己理解的定本，如《太极图说解》与《西铭解》；还有就是吕祖谦自己编撰了《阃范》，再请张、朱二人指教。第一种《知言疑义》的合作，三人共同分享意见，似并无大的分歧；第二种类型则是对《太极图说》与《西铭》这两种北宋先贤经典文本的诠释，特别是《太极图说》则是朱熹与张、吕二人看法分歧较大，最终朱熹也不太认同张、吕，虽然也受他们的一定影响。至于第三种情况，由《阃范》之类的书可以看出，朱、吕二人一重义理、一重文献，其治学有着重大的区别。
三 别后问答
乾道七年，吕、张二人分别之后，他们的交游进入到了书信往来的新阶段，且又互有进益。此阶段约有十年，讨论的主要问题较为广泛，如观史之次第、张栻的《论语解》与《孟子解》，还有道学家的心性修养方法，而后者此朱熹也有所参与。吕、张在书信往来时，当然也经常论及“不在场”的第三者朱熹，继续就朱熹寄给他们的学术文本发表看法，而作出学术评判的主要是张栻。
吕祖谦的文献之学，对张栻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前大约张栻也曾向吕祖谦问起观史之次第，故吕祖谦在乾道八年春夏间的书信中说：
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
国朝典故，亦先考治体本末，及前辈出处大致。……但恐择善未精，非特自误，又复误人。”[4](P395)
张栻则回复说：“所示读书次第皆着实。”[21](P1133)至于具体对于史学与典故之学，有些什么看法，则因为张栻的回信缺失而无法判定，不过他对此并不十分关注，则是可以看出来的。
到了淳熙四年(1177)年冬，张栻正在删改《论语解》与《孟子解》(后名《孟子说》)的初稿，他对吕祖谦说：
《孟子解》虽已写出，其间毛病改缀不停，正如春草，旋铲旋有，且欲自家体当，遽敢传诸人。见录一本，它时欲奉寄求益也。[21](P1134)
张栻提到自己的《孟子解》已经成书了，然而一直在修订其中的毛病，所谓“正如春草，旋铲旋有”，正好朱熹也有《语孟精义》，故而二书此后多有反复。当时也过录了《论语解》与《孟子解》二书，寄给了吕祖谦，于是吕祖谦特意写了长文《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详细讨论了张栻《论语》与《孟子》之中的问题。张栻后来回复说：
《学而》篇数段甚有滋益，三段已改过，别录去。“巧言令色”章前已曾改。今送《言仁》一册去。“父没观其行”，却恐文意只当于居丧说，……论子思摽使者之说甚有味。停蓄镇重之戒，敢不深佩！[21](P1136)
对比吕祖谦的“所疑”，提及的内容不完全一致，估计吕祖谦另外还有别的文章或书信讨论张栻二书，然并未保存下来。此处仅举《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巧言令色”一条来看张、吕二人的学术影响，张栻说此章：“皆常人之所安行而不以为耻者。”吕祖谦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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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的这一批评张栻非常赞同，故后来进行了改正。可见除了朱熹，吕祖谦也对张栻《论语》与《孟子》的诠释，有着重大的影响。
那么张栻可以教导吕祖谦什么呢？自然还是道学的工夫论。乾道八年五月，吕祖谦去信说：“平时徒恃资质，工夫悠悠，殊不精切。……然于要的处或卤莽领略，于凝滞处或遮护覆藏，为学不进，咎实由此。”[4](P394)在两年承教的阶段，无论是张栻的“面讲”或是朱熹的书信指摘，都使得吕祖谦对于自己学问的驳杂、卤莽等弊病有所自觉，故而才会专门就此向张栻求教。张栻则有一通较长的书信，讨论了“体察之功”：
在他看来，朱熹此文虽然解析义理颇为精详，但辩论太多则没有必要。而此时的吕祖谦，也在与朱熹的信中说：“《太极图解》近方得本玩味，浅陋不足窥见精藴，多未晓处，已疏于别纸。”[6](P397)所谓“别纸”就是《太极图义质疑》一文，专门提出商榷意见。其实吕祖谦与张栻观点较为接近，特别强调了保存周敦颐《太极图说》原义的必要性。[16](P589)
近来读诸先生说话，惟觉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看愈无穷，不可不详味也。来教有云“平时徒恃资质，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此可见体察之功。某每思尊兄于寻常人病痛往往皆无之，此在资质固为美，然在学问不可不防有病。……惟析夫义理之微，而致察于物情之细，每存正大之体，尤防己意之偏。[21](P1133-1134)
细究张栻的这一番话，大约有三层意思，推荐吕祖谦认真研读二程先生的语录，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层，吕祖谦自觉工夫不能“精切”，在张栻看来就是因为日用之间的“体察”做得不够；第三层，也就是最彻底的分析，认为吕祖谦因“世德相传”故本人“资质”极佳，诸如寻常人缺少家教之类的病痛往往不会有，然而在学问上头，确切地说则是在省察“物情之细”、存养“正大之体”以及防范“己意之偏”三方面的工夫则做得还不够。当然要将工夫的极致，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所以张栻在此信中也曾剖析自己：
不同的社会福利政策质量评价主体所具有的个人素质、道德品质及相应的评价技术不同，能够使参与社会福利政策质量评价主体相互补充其不足之处，从而保证社会福利政策质量评价的公正性，科学性和真实有效性。
某读书先庐，粗安晨夕。顾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然存养是本，觉向来工夫不进，盖为存养处不深厚，存养处欠故省察少力也。方于闲暇，不敢不勉，但良朋在远，每诵“一日不可无俟无可”之言，未尝不引领东望也。[21](P1133)
也就是说，就省察、存养二者而言，存养是本、省察是末，如在存养上欠缺则省察也难以得力，要做好这两项工夫，除了自己努力在闲暇之际勉励，还需要“良朋”之助，然而“良朋在远”，只能徒然“引领东望”而已。
再进一步，吕祖谦领会了张栻的意思，治学就是不可“徒恃资质”，而要去做实用工夫，他在回信中说：
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违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饮食之间果皆不逾节乎？疏密生熟，历历可见，于此实用力焉，工夫自无不进之理。[4](P395)
从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经历之功；思虑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积蓄未厚而发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谈说有馀。[4](P396)
这些都是针对此前张栻所说的“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吕祖谦认为自己更应当注意日用之间的嗜欲，必须去做“操存澄定”的工夫，努力去积蓄、涵泳。类似的体验之谈，他还在另外的书信里经常讲起，可见张栻一番言论的影响之深。于是张栻又作了详尽的回应：
隆两优1377施肥上采取“前攻、中控、后补”的原则，即：重施基肥，早追分蘖肥，后期看苗巧施穗肥。重施基肥：45%含量的三元素水稻复混配方肥525公斤/公顷；早追分蘖肥：追施尿素75公斤/公顷，在移栽后5～7天追施，促使秧苗早生快发，降低无效分蘖；巧施穗肥，在幼穗分化初期施用，施三元素配方复混肥60公斤/公顷，根据叶色、苗情适当少施或不施氮(N)肥，后期防止N肥过多增加病虫害发生，影响结实率和产量。大田水浆管理实行浅水移栽，寸水返青，薄水分蘖，分蘖苗数达计划苗数的80%，开始放水烤田，多次轻烤，控制无效分蘖，抽穗扬花期灌浅水，后期干湿交替到成熟，切记断水过早。
2.6出院宣教:(1)2周内避免与婴幼儿孕妇近距离接触。(保持1.5米)。(2)左甲状腺素钠片终身替代抑制治疗:甲状腺激素具有抑制肿瘤和转移复发作用,应告知患者出院后需按出院医嘱随访,勿擅自停药或增减左甲状腺素钠片剂量。餐前半小时服用,勿与牛奶、豆浆同服。(3)出院6周后核医学科复查甲功(TSH,FT3,FT4,甲状腺球蛋白和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血常规、血脂;出院6月后,遵医嘱核医学门诊复查,如需治疗,及时联系病房。(5)出院后禁食海鲜海产品两周。(6)碘-131治疗后的育龄妇女半年内避免怀孕,男性患者半年内避免授孕。
通过对有代表性学生的深度访谈结果显示，56.4 %的学生网络行为具有随意性，缺乏网上学习的规划性，大多数时间集中在聊天、追剧、看小说、打游戏等娱乐和社交活动；24.9 %的学生会在课后自主选择网上思政学习，包括浏览时政新闻、关注中央重大政策文件、学习思政专题等，但是多数学生坚持时间不长，学习效果不理想；在“十九大精神”知识随机测试中，80分以上仅占13.9 %，不及格率为43.8 %，也同样说明高职学生自主学习思政课的有效性有待增强。
2.3.5 血镁浓度 6 项研究[10-12，15，17，20]报道了血镁浓度，各研究间有统计学异质性（P＜0.01，I2＝92.5%），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详见图6。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血镁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0.06，95%CI（－0.22，0.10），P＝0.44]。
来书所自察向来之病，其间有云以私为公、以情为性者，可见察之之精，更宜深勉于笃敬之功也。向来每见衣冠不整，举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间，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它天则合如是，为寻常因循怠弛，故须着勉强自持。外之不肃，而谓能敬于内，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为小病耳。[21](P1135-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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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张严州、临安之会之时，吕祖谦与张栻分别与他们共同的友人朱熹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比如请求蠲免丁钱、谏张说事等，他们都曾写信与朱熹讨论过。[8](P449-450)在严州时，吕祖谦也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起张栻：“张丈在此，得以朝夕咨请……”[6](P397)至于二人在临安时期“旦夕讲论”的盛况，则与朱熹提及的次数更多，特别是吕祖谦，他在给朱熹的书信里说：“张丈邻墙，日夕相过讲论。士子有志于此者，亦有一二辈，切摩工夫，粗不歇灭断续。”[6](P401)“张丈又复连墙，得朝夕讲论，但恨几席在远，不得咨扣为恨耳。”[6](P400)张栻也同样在书信里与朱熹讲到二人的论学之欢：“伯恭邻墙，日得晤语，近来议论甚进，每以愚见告之，不复少隐也。”[9](P1094)此处重点谈一下在场的吕、张二人，以及不在场的通讯参与者朱熹，他们共同讨论过的问题，主要涉及朱熹所著的《知言疑义》《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中庸集解》与吕祖谦编撰的《阃范》为主。
大抵觉得老兄平日似于果断有所未足，时有牵滞，流于姑息之弊。虽是过于厚、伤于慈，为君子之过，然在它人视我，则观过可以知仁，在我自检点，则终是偏处。……又如论朱元晦出处，亦似未安。……某旧在临安，已觉兄之病有此。[21](P1138-1139)
指出吕祖谦的弊病，对人对事不够果断，常会“牵滞”“姑息”，这些虽然是“君子之过”，但是观过知仁，还是要注意的。此处又特别分析了对朱熹出处选择的看法，吕祖谦当时的看法确实有些含糊。当然张栻在此书信中，也依旧有着自我批评，说到自己在“笃敬”工夫上有所“不逮”，“于沉潜处少工夫”，故自己也要继续“勉强自持”：
每得来书，未尝无所开警，所谓威仪辞气间，岂特兄所当勉？某日从事于此，而每恐其不逮也。……某自觉向来于沉潜处少工夫，故本领尚未完。一二年来，颇专于“敬”字上勉力，愈觉周子主静之意为有味。程子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此意，须深体之也。[21](P1139)
张栻除了说自己工夫做得不够，还说起对于周敦颐、程颐与“敬”相关工夫论的体会，强调的是要体味周敦颐的“主静”与程颐的“涵养”，要吕祖谦一起去体味。吕祖谦后来在与陈亮(1143—1194)的书信中说：“长沙张丈比累得书，平实有味，歉然益知工夫之无穷，往年豪气，殊觉销落。”[23](P469)可见张栻所论述的修养工夫，对于吕祖谦来说，确实非常重要而有效，甚至可以说有变化气质之功。
其实与张栻类似意思的话，朱熹也对吕祖谦讲过多次，且同样是在乾道八年前后，比如，他说吕祖谦“天资温厚”故而“平恕委曲之意多”，所以“不可专以所偏为至当”。[11](P1430)还说：“示喻深知前此汗漫之非，幸甚。比来讲究必已加详密矣。累得钦夫书，亦深欲伯恭更于此用力也。”[11](P1436)于是吕祖谦回应说：
自罹祸变以来，困心衡虑，始知前此虽名为嗜学，而工夫泛漫，殊未精切。……推原病根，盖在徒恃资禀，观书粗得味，即坐在此病处，不复精研，故看义理则汗漫而不别白，遇事接物则颓弛而少精神。[6](P408-409)
当时正逢其父之丧，故而认真反省自己的为人为学，推究病根，也就是“徒恃资禀”，看书中的义理则较为“汗漫”，遇事接物也较为“颓弛”。可见吕祖谦对于自身的弊病，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反省，此后与朱熹一起编撰《近思录》等，也可以看作是反省之后的调整。
再说朱熹，吕、张二人书信往返之时，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朱熹与张栻此时共同钻研的相关经典或问题，朱、张还有新的著作。张栻认为此时的朱熹“数通书讲论，比旧尤好”[21](P1134)。在三人之中，朱熹是最为勤奋的，在朱、张会讲之后，还与张栻在书信中反复讨论学问，总体来看是朱熹的那些讲论“比旧尤好”，大有进益，但还是问题不少。在与吕祖谦的数通书信中，张栻提及的朱熹著作主要有三种。其一，“仁义中正之论”：
但仁义中正之论，终执旧说。濂溪自得处浑全，诚为二先生发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说，句句而论，字字而解，故未免返流于牵强，而亦非濂溪本意也。[21](P1134)
这也就是上文所说《太极图说解》，此时指的当是朱熹的定本。在张栻看来，朱熹还是“句句而论，字字而解”，辩论太多，又有牵强之处，与周敦颐(濂溪)《太极图说》不合。其实吕祖谦也依旧不认同朱熹，他的回信没有保存，但张栻再与朱熹的书信里有说起：
伯恭昨日得书，尤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之论，要之须是辨析分明，方真见所谓一源者，不然，其所谓一源，只是臆度想象耳。但某意却疑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盖是四者皆有动静之可言，而静者常为之主，必欲于其中指二者为静，终有弊病。兼恐非周子之意。[9](P1065)
对此朱熹回复说：“又太极中正仁义之说，若谓四者皆有动静，则周子于此更列四者之目为剩语矣。……正不须以分别为嫌也。”[15](P1337)如此看来，对于朱熹《太极图说解》的定本，吕、张二人对其中的“体用先后之论”“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都有与朱熹不同的解释。讨论了两年之后，朱与张、吕二人在对周敦颐思想的诠释上依旧分歧较大。
其二，关于《洙泗言仁录》与《仁说》的论辩。首先，张栻编撰了《洙泗言仁录》寄给朱熹之后，朱熹指出：“大抵二先生之前，学者全不知有仁字，凡圣贤说仁处，不过只作爱字看了。”[15](P11335)他还有多通书信指出了张栻此书值得商榷的几个地方，以及序中文字“似未安”等问题。其次，张栻有回信给朱熹，作了进一步的辨析：“《言仁》已载往返议论于后，今录呈。”[9](P1066)张栻此处说的“往返议论”，当是包括了他新作的《仁说》初稿，大约是接到张栻的回复之后，朱熹也作了一篇《仁说》，后来还作了《巧言令色说》等文。张栻在收到朱熹的《仁说》之后，又有多通书信论辩，其中特别强调“所谓‘爱之理’之语，方见其亲切”[9](P1069)“所谓‘爱之理’，发明甚有力”[9](P1074)。最后，张栻在与吕祖谦的书信里，则对于此次与朱熹的论辩，作了一个总结：
元晦《仁说》后来看得渠说“爱之理”之意却好，继而再得渠书，只拈此三字，却有精神，但前来所寄言语间终多病。兼渠看得某意思亦老草，后所答今录呈。但渠议论商榷间，终是有意思过处，早晚亦欲更力言之。[21](P1136)
他认为朱熹的《仁说》抓住“爱之理”三字讨论，这个意思很好，但是寄来的书信中也多有弊病，即有“意思过处”，而且朱熹看张栻所编《洙泗言仁录》及所作《仁说》等过于草率，“意思亦老草”，所以还需要据理力争。张、朱二人的往还论辩，吕祖谦也都读到了，特别是张栻《仁说》反复改正的过程中，吕祖谦也曾有所帮助，然而相关评论未有保存下来。关于此时朱熹的《仁说》等文章，吕祖谦曾有回信说：“《仁说》《克斋记》及长沙之往来论议，皆尝详阅。长沙之论，固疑其太宽。如来示，虽已明指其体，尤疑侵过用处分数稍多，更俟深思熟看，当以所未晓处往请教。”[6](P410)似乎吕祖谦较为认同朱熹的看法，反而觉得张栻起先的议论太过宽泛了。
其三，《语孟精义》相关的讨论。乾道八年正月，朱熹的《语孟精义》编成，刊刻于建阳，此书当有寄给张、吕二人。[8](P458)因为张栻也有关于《论语》与《孟子》的诠释著作，故而他问吕祖谦：“《语孟精义》有益学者，序引中所疑曾与商确否？”[21](P1134)朱熹的《语孟精义》自然是有益学者的好书，但是此书的体例，则张栻不太认同。此时的张栻却曾将自己所作的《论语解》寄给朱熹，朱熹作有详尽的答复，如《答张敬夫语解》等。[15](P1343)朱熹也跟吕祖谦说起：“钦夫近得书，寄《语解》数段，亦颇有未合处。然比之向来，收敛悫实则已多矣。”[11](P1442)对于张栻撰写的经典诠释著作，朱熹表示赞赏，虽然也有“未合处”。后来关于《论语》《孟子》的诠释，朱、张往来讨论曾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吕祖谦则对《论语精义》一书，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
《论语精义》近得本，日夕玩绎，烦聚皆在目前，工夫生熟，历然可见，与分看甚不同。……序引中说魏晋及近世讲解，此意尤好。但中间说横渠及伊川门人处，如伯夷、伊尹与颜、曾等语，却似筋骨太露耳。[6](P428-429)
朱熹的多种经典诠释，都是略汉魏、晋、唐经解，详宋儒经解，吕祖谦则认为此书序中的说明“此意尤好”，不过将张载(横渠)与程颐(伊川)门人等拔高则“太露”了。吕祖谦后有书信谈论此书之中“子在川上”等条目的具体诠释；[24](P593)还帮朱熹咨询此书在义乌被刊刻等事。[6](P409)朱熹则回复说：“‘川上’之论甚当，‘不逝’之云极知非是，然须如此说破，乃可以释学者之疑耳。”[11](P1522)也就是说，朱熹还是有自己的主张，并不完全认同吕祖谦。
乾道八年末，朱熹还曾将所作《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寄给张栻、吕祖谦二人，张栻有数通书信参与讨论，吕祖谦则似未有论及，故不再详述。[8](P479)
回顾从乾道八年到淳熙七年的九年，吕与张有着断续的书信往还，他们主要讨论道学修养工夫与朱、张正在编撰的学术论着。前者自然以张栻指引吕祖谦为主，而朱熹也偶有书信论及，吕祖谦指出自己有“徒恃资质，工夫悠悠，殊不精切”之病于是向张栻求教，这应是其治学一个重要转捩点，与朱熹一起编撰《近思录》也可以看作经过反省之后更关注道学修养的一个表现。再说他们讨论学术，又以《论语》与《孟子》的诠释为主，因为张栻与朱熹都有著作故多有辨析，其实吕祖谦参与不多，但也分别去信指出张、朱书中某些可商榷之处，促进他们著作的完善。至于张栻所编的《洙泗言仁录》，以及朱、张二人以撰写《仁说》等文章，应当就是朱、张“中和说”之辨的延续；吕祖谦对此也只是有所回应而涉及不多。由此可知吕祖谦虽然比以前更重视道学修养，但对理学文献的整理与诠释依旧兴趣不大。
四 结 语
吕祖谦与张栻的严州、临安之会，当为南宋学术史上朱熹、张栻岳麓之会，与朱熹、吕祖谦寒泉、三衢之会以及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鹅湖之会中间的另一重大盛事，但一直为学界所忽视。然而二人在严州不到一年的任期，却为他们在地方志之中留下了不朽的印迹，张、吕去世不久，严州地方就将二先生并祠于学宫，嘉定十年(1217)又被移入七贤祠；景定二年(1261)，张、吕同时获准从祀孔庙，比朱熹晚了二十年；景定三年，桂林(即静江府)因为张栻(宣公)曾在此做官，吕祖谦(成公)又生于此，故为纪念张、吕而建宣成书院并祀二先生。[3](P297、299)
吕祖谦曾在二人分别之后给张栻的信中说：“两年承教，可谓浃洽。”[4](P394)两人在此两年之中的“浃洽”，也就是相互之间各有所得，共同进益；而说“承教”则又是吕祖谦感觉自己受教良多了。遗憾的是，张栻过早的去世，使得他们相互之间的论学，戛然而止。淳熙七年(1180)二月，吕祖谦听闻张栻的凶信之后，在给朱熹的书信里说：
痛哉！痛哉！闻时适方饭，惊愕气通，手足厥冷，几至委顿。平生师友间，可以信口而发，不须拣择，只此一处尔。[6](P431)
这里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听到消息，手脚冰凉，全身麻木，这样的反映可见此友情之深厚；另一方面，他认为平生的师友之间，可以“信口”而发议论的也只张栻那里一处，可见在他心目中此亦师亦友之情极难得。随后，吕祖谦写了祭文，回顾二人的交游历程，其中说：
声同气合，莫逆无间。自是以来，一纪之间，面讲、书请。区区一得之虑，有时自以为过公矣，及闻公之论，纲举领挈，明白严正，无缴绕回互、激发偏倚之病，然后释然心悦，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25](P135)
从严州的同事开始共约一纪，也即十二年的“面讲、书请”，大多是张栻在指正吕祖谦治学中的弊病。吕说有时候“自以为过公矣”，然听了张“纲举领挈，明白严正”的讲论之后，方才明白自己还有“缴绕回互、激发偏倚”等毛病，而终究“不可及”。这话，虽然有客气在成分在，但还是可以看出张栻始终是在引导的一方，且深刻地影响了吕祖谦。需要补充的还有，淳熙元年前后，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1140—1198)，也曾向张栻问学，在《张栻集》中有数通书信保存，论及《二程遗书》之中“敬鬼神而远之”“罪己责躬不可无”等问题，以及“主一”与“敬”，等等。[26](P1249-1251)若综合而检索吕氏兄弟与张栻之间的书信往还，则将张栻尊为前辈的意思更为明显。
再者，吕祖谦在与朱、张二人的交游中，始终以后学自居，这一点不但可以从他在书信里的语气可知，也可以从他与朱、张二人或其它师友的书信里的称呼上看出来。吕祖谦每次提及张栻则称“吾丈”“张丈”或是“长沙”，提及朱熹则也称“吾丈”“朱丈”，往往以后学自居，而朱、张之间都是相互称字，称吕祖谦也都是“伯恭”；还有朱、张二人都很关注吕的进学如何，批评也较为直接，似也有将吕看作晚辈的意思。比较而言，吕对张更为尊敬，因为提及朱熹时也常称其“朱元晦”，如与好友陈亮的书信里既说到了“长沙张丈”，又说到了“朱元晦”。[23](P469)虽然他们后来并称“东南三贤”，但实际上朱、张为同辈，且张的地位更高，而吕则当为晚辈、受教者，当然说他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则更为恰当。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张栻与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这一提法在朱熹与张栻的传记中似乎极少见到，而在吕祖谦的传记之中则特别引人注目：“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注]翻检《宋史》的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的本传，朱熹、张栻的传中都没有将“东南三贤”之交游加以凸显，更没有并提的说法，仅有吕祖谦的传是个例外。朱熹、张栻传，载《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51、12770页；吕祖谦传，载《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四”，第12872页。此处仅以《宋史》为例，其实宋人撰写的其他三人传记也都存在这一现象。吕祖谦的治学，主要自然是家传的中原文献之学，其次则是林之奇(1112—1176)、汪应辰(1118—1176)、胡宪(1085—1162)等人，然而真正造至精深则是因为与张栻、朱熹的相互讲索。至于胡宪，则是胡安国(1074—1138)的侄子、胡宏的堂兄，又是朱熹早年的老师，可以说是吕祖谦因此而向朱、张问学、将“东南三贤”最后加以链接的潜在纽带之一。再说“东南三贤”的提法，也与吕祖谦以及浙学一系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早在吕祖谦去世的淳熙八年十一月，视吕祖谦为畏友的辛弃疾(1140—1207)在祭文中就说：“厥今上承伊洛，远溯洙泗，佥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注]辛弃疾祭文还说：“弃疾半世倾风，同朝托契，尝从游于南轩，盖于公而敬畏。”故辛弃疾与吕祖谦、张栻的交游，当在吕、张临安之会时期。参见《东莱吕太史别集附录》卷二《祭文一·辛幼安殿撰》，《吕祖谦全集》(一)，第763页。这应当是朱、张、吕三先生“鼎立”之说的第一次提出。此后又有吕祖谦与辛弃疾共同的好友陈亮，在与张栻之弟张杓的书信中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27](P322)还有浙东的后学楼钥(1137—1213)在纪念吕祖谦的时候也说：“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28](P970)从这些最早的文本以及吕祖谦的传记来看，“东南三贤”的提法确实是吕祖谦以及浙学一系在主导着。
所以说，“东南三贤”的核心人物、学术领袖当为张栻；而撰述著作，并引发共同讨论最多的则是朱熹；吕祖谦在其中往往作为晚辈、受教者的角色，同时也成为链接两位前辈之纽带。张栻早世，以及下一年吕祖谦的早世，于是朱熹在为吕祖谦写的祭文中说：
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若我之愚，则病将谁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29](P4080)
在他看来，随着吕、张二人的去世，原本持续着的学术共同体自然解体，道学振作的事业也就只能由他一人来承担了。故而田浩先生说，淳熙八年之后朱熹在道学群体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有时甚至对其它学者不屑一顾。[30](P17)这种“不屑一顾”，又以对于浙学的态度最为明显。再后来随着理学的官学化，朱子学(闽学)从一种与浙学、湘学平等的地域性学派，转而凌驾于众多学派之上。朱熹本人与吕、张的关系，以及朱子学与浙学、湘学的关系也容易被误解，特别是《朱子语类》中对浙学的论断，若以此为依据则必然会发生偏差。故而通过梳理他们之间的交游与论学，还原历史的真实极有必要，而以吕、张为视角则可看到许多前人不太注意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 吕祖谦.通张严州启[M]//吕祖谦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 张栻.答吕太博启[M]//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3] 杜海军.吕祖谦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吕祖谦.与张荆州[M]//吕祖谦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5] 胡宗楙.张宣公年谱[M]//邓洪波.张栻年谱.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6] 吕祖谦.与朱侍讲[M]//吕祖谦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7] 张栻.祭吕郎中[M]//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8]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 张栻.答朱元晦[M]//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10] 吕祖谦.答潘叔度[M]//吕祖谦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1] 朱熹.答吕伯恭[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2] 朱熹.答刘子澄[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3] 吕祖谦.书校本伊川先生易传后[M]//吕祖谦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4] 张栻.通书后跋[M]//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15] 朱熹.答张敬夫[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6] 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M]//吕祖谦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7] 朱熹.与林择之[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8] 朱熹.答蔡季通[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9] 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M]//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 张栻.阃范序[M]//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21] 张栻.寄吕伯恭[M]//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22] 吕祖谦.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M]//吕祖谦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3] 吕祖谦.与陈同甫[M]//吕祖谦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4] 吕祖谦.答朱侍讲所问[M]//吕祖谦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5] 吕祖谦.祭张荆州文[M]//吕祖谦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6] 张栻.与吕子约[M]//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27] 陈亮.与张定叟侍郎[M]//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4.
[28] 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M]//楼钥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9] 朱熹.祭吕伯恭著作文[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0] 田浩.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6-22.
ADetailedStudyontheCommunicationbetweenLvZuqianandZhangShi——Also on the Origin of the “Three Sages of the Southeast”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Tian-ji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1121，China )
Abstract:Zhu Xi, Zhang Shi and Lv Zuqian were called the "Three Sages of the Southeast"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not specially studied the communication of Lv Zuqian and Zhang Shi .But their communication was the key to analyzing the origin and internal composi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Lv Zuqian and Zhang Shi got together in Yanzhou and Lin’an.This kind of gatherings was a neglected event in academic history. The two of them had about 12 years of academic exchanges and Zhu Xi often wrote to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discussion, which affected their acade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m, the academic leader should be Zhang Shi while Zhu Xi was good at writing and questions.And Lv Zuqian regarded himself as Zhang Shi and Zhu Xi’s junior. After the death of Zhang Shi and Lv Zuqia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naturally broke up.Since then, Zhu Xi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However, his opinions made the later generations deviate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ies of Lv Zuqian and Zhang Shi . So it should be very necessary to comb the process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Lv Zuqian and Zhang Shi and restore the origin of the "Three Sages of the Southeast".
Keywords: New-Confucianism in the Soutnern Song Dynasty；Three Sages of the Southeast；Lv Zuqian； Zhang Shi；Zhu Xi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9)04—0025—10
*[收稿日期]2019-0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天杰(1975—)，男，浙江桐乡人，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宋明理学、明清思想史。
标签：朱熹论文; 二人论文; 书信论文; 太极论文; 论语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宋论文; 元哲学(960~1368年)论文;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