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民学会作为五四时期长沙最重要的学生社会团体，虽然只存在三年多时间，但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它以蒙达尔纪会议为界分成两段：前期是一个学术团体，后期是一个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对于在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干部培养上做出了诸多贡献。
关键词：新民学会；团体性质；湖南建党
新民学会自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成立，至今已超过百年历史。国内外对它的研究肇始于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纪》，然而斯诺仅记录了毛泽东谈话中对新民学会的回忆，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研究。1943年任弼时在延安嘱咐萧三（即萧子暲，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写一本毛主席传”。萧三不负所托，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保留了一些新民学会的史料。建国以来，湖南省博物馆征集了许多涉及新民学会的文物和史料，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民学会资料》供学术界研究。学术成果众多的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至今仍有论著间或推出。虽然新民学会到1921年3月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只存在三年多时间，但它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尤其对湖南建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培养上做出了诸多贡献。这个团体在中国革命史上地位彰显，功绩不可磨灭。可是，对其团体性质却众说纷纭，建党的时间地点也是一个“谜团”。
一、新民学会的发起及其演进历程
进行新民学会团体性质的辨析，是基于学术界对此问题存在争议。争议早在30年前纪念新民学会成立70周年之际就展开了，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以蒙达尔纪会议为界分成两段，另一种以五四运动为界分成两段，还有一种分为创设学会、向外发展、湖南建党三个阶段［1］。笔者赞成第一种意见，并认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新民学会的历史功绩，不可不把它的性质弄清楚。过去的相关出版物，对新民学会的性质有所涉及，建国以后仍然健在的新民学会会员回忆录，谈到该团体属性的也有不少。有的说它是“著名的革命团体”，如罗章龙说它是“谈政治的”；有的说它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如蔡畅说它是“建党先声”。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更是说“新民学会起过联共党小组的作用”［2］（P368）。 将新民学会分成两段来判定其性质：前期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求学修身互助的团体，政治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社会主义团体；后期则是一个政治团体，或者说是一个以 “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倾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团体。
五四运动及其建党实践，使新民学会“英才辈出”。为什么个人声望高于团体影响呢？因为它素来采取“潜在切实”的态度，以“不标榜、不张扬”为信条，以至在该团体行将解散的时候，“社会上除最少数相知的朋友外，至今还不知有我们学会的名字。”基于此，说它“著名”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要说它“著名”，还不如说它有潜在作用力和会员能量大。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根据《礼记》所云“康诰曰：作新民”组织起来的。由于王船山、曾国藩等湘籍大儒的示范作用，湖南青年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同时注意自我修养。会员敬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取义于“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故起名“新民学会”。学会最初以该校修身课老师杨昌济为学术导师，以“革新学术，砥厉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学会成立时规定，按照“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的要求吸收会员［2］（P3）。
新民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14日，地点在长沙河西岳麓山下溁湾镇刘家台子的 “沩痴寄庐”，当时还是郊区，靠摆渡过湘江，蔡和森一家租住这里［3］（P280）。据《萧三日记》记载：这天是一个星期日，风和日丽。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何瞻岵（叔衡）、萧旭东（子升，即萧瑜）、萧植藩（子暲，即萧三）、陈书农（启民）、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叶瑞龄（兆桢）13 人［2］（P166），还有 8 位发起人当天未能到会，他们是：李维汉（和笙）、罗学瓒（云熙）、陈昌（章甫）、周世钊（惇之）、熊楚雄（瑾玎）、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会议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负责会务。后来，会员发展至78人，包括谢觉哉、方维夏、夏曦、彭璜、郭亮、罗章龙、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李中、李启汉、匡互生、张国基、欧阳泽以及向警予、蔡畅、杨开慧、陶斯咏、熊淑彬、熊季光、劳君展、李思安、刘清扬等女会员。会刊是后来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编辑的《新民学会会友通信集》，以此保持了会员之间的沟通联络。1918年6月3日，蔡和森离开长沙到保定学习法语。1919年12月25日，他全家（母亲葛健豪、蔡和森与向警予夫妇、蔡畅与李富春夫妇）在上海乘坐“央特莱蓬”号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由于河西刘家台子的房子已退租，加上留长沙的会员基本上住在河东，以后会员的活动基本上在河东的长沙城区。会员们有时在营盘街楚怡小学（何叔衡、萧子升在此任教），多数时间则在文化书社（如召开1921年新年会议和每周举行的俄罗斯研究会研讨活动）。
企业的审计部门决定了企业的各类工作走向，因此，第一，对审计人员有着很大的要求。内部审计工作不仅要求审计人员懂得一定的专业知识，例如需要他们知道会计、审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除此之外，因为审计部门避免不了需要与其他部门打交道，良好的企业管理以及人际交往的技巧对于审计人员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提高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需要客观、公正以及科学真实，因此需要审计部门在做审计报告时不被其他部门影响以及干扰。
新民学会前期为什么是一个学术团体，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
二、作为“学术团体”的新民学会
受北京五四运动大潮的推动，尤其是受《新青年》杂志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新民学会的一部分会员与时俱进，遂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朝着革命团体的方向演进。学会在长沙的成员如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子博等，是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者；学会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成员蔡和森是最早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而且他的建党理论也比较成熟。然而，我们不能依此推及到整个团体，不能以部分会员后来的知名度作为评价整个团体性质的依据。我们分析新民学会的性质，应该从该团体本身作为认识问题的依据，更要从它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考察。因此，笔者以为：新民学会前期是一个学术团体，其时间范围从1918年4月学会成立至1920年7月留法新民学会会员蒙达尔纪会议之前；后期则是一个革命团体，其时间范围从1920年7月蒙达尔纪会议至1921年3月新民学会停止活动。
他们的运气不好。因为没有预约，自然没有吃到野鱼。这是预料中的事。其实，有没有野鱼吃根本不重要，来小镇不过是避人耳目，吃野鱼不过是找一个新鲜的在一起的借口。况且，有一句话说得好，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什么人在一起。
卢春泉认为，在外部资金大量进入、银隆已由一个家族式企业变身为社会化企业的情况下，魏银仓并未适应自己新的身份，这一点是董明珠等外部股东和魏银仓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总之，从整个团体的角度分析，在“开始”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新民学会的会员陆续分赴外省甚至出国，会务活动几乎处于半停顿的状态。会员之间缺乏联系，正像毛泽东所描述的，“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个人相会出之于个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个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6］（P2）从上述几个方面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新民学会前期只是一个学术性的团体，而且比较松散。不可否认，新民学会不少会员参加了革命活动，如长沙的五四反帝爱国斗争、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湘的斗争，等等。然而，它与团体的宗旨是不一致的，以上斗争均属于个人行为。对此情况的解释：在1920年5月的半淞园会议上，毛泽东就主张学会本身不多做事，而由会友各人去做。
从会员对团体的要求和态度来看，多数人希望学会成为 “强固的学术团体”。1920年5月23日，留学南洋的张国基给毛泽东写信：“我们这个会，即是叫做学会，是专门为我们研究学问和交换知识的一个新村。”萧子升1920年夏给毛泽东写信：“以前学会状态，不过少数读书人一种读书团体，虽有远大计划，然不甚明了，以后须定具体的计划。”由新民学会会员带头，带动了湖南346名青年学子赴法国勤工俭学，此外还有赴日本和南洋求学的。它之所以致力于出省甚至出国求学或勤工俭学，也是从会员对学会的要求而实施的。这一群处在“修学储能”时期的失学青年，求学就是他们成立学会的最大渴求。
从会员之间的通信内容来看，重视交友修身、讨论学问，很少涉及政治问题。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通信颇多，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收录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那部分。通信集是会员钟国陶保存的，1958年上交给浏阳县的史志办。我们从通信集第一、二集的40多封通信中可以看出，通信的内容不外乎通报个人的求学情况，商量会务，交流治学方法，或讨论会友的身心修养等问题。他们彼此以兄弟相称，以感情作纽带，互相劝勉，鼓励上进。正如毛泽东给欧阳泽的信中所写：“在这个时候，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4］（P550）
从会员思想所达到的高度来看，还没有脱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在谈到学会的缺点时提到了以下几条：第一是“学术根柢浅薄”；第二是“思想及行为幼稚”。推及会员个体，仍然超越不了这个尺度。因为学术根柢浅薄，会员都渴望知识，努力寻找求学机遇；因为思想及行为幼稚，会员都想广泛涉猎，多方探求途径。即使思想最先进的会员，也仍然处于摸索前进之中。蔡和森于1918年7月24日给毛泽东写信，主张大规模地开展自由研究，并赞同毛泽东的设想，“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毛泽东于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写信，也谈了自己的研究情况：“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4］（P474）
我们可以认为，学科话语生产是隐藏在体系建构后的另一条发展线索。话语生产是知识生产的上位概念，知识、规则及价值都是学科话语的重要体现方面。米歇尔福柯认为：任何学科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社会规范。他强调一个学科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属于知识生产的范畴。目的是为了实现知识的新旧更替和知识的一体化、理论化、系统化与再系统化；而学科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意指学科的知识成为规定人们行为的规范，学科构成的话语产生了一个控制系统，它通过统一性来设置其边界。因此，学科话语的生产的关键在于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与规范养成、价值认同之间的一致性。
从会员后来的回忆来看，有些评价拔高了，有些却很中肯。中肯的评价例如，李维汉发表的《回忆新民学会》一文写道：“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 ”［5］李维汉只是写了学会开始时的状况，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他没有明确写出来。对于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李维汉的这个结论，还是很符合前期新民学会实际的。
从新民学会的宗旨来看，学会在成立会上通过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依照这一宗旨，学会要求会员之间在学术上互助，在行为上互勉。学会成员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学术方面的事。例如，在1920年5月的上海半淞园会议上，会友都觉得“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毛泽东甚至主张“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4］（P475）毛泽东、蔡和森带头践行，在长沙河西岳麓山下尝试过“新村主义”的生活。
三、作为“革命团体”的新民学会
由于在国外留学或做工，使一些中国青年打开了眼界。1920年7月上旬，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在距离巴黎以南100公里的水城蒙达尔纪（Mon-targis）的一所公学主持开会，一连讨论了5天。蒙达尔纪旧译蒙达尔尼，当年来自中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很集中，他们当中有邓小平、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王若飞、陈毅、李立三、李富春、蔡畅、李维汉等。现在这里修建了“邓小平广场”，湖南省政府将购买的蒙达尔纪公学改建为 “中国勤工俭学纪念馆”。新民学会国外会员蒙达尔纪会议的主题是 “改造中国与世界”，团体的性质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一个学术性的团体变成了一个革命团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从学会分化解体的原因来看，起于学术与政治的分野。新民学会存在的第三个年头，特别是在1921年新年会议之后，会员间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会员个体行为与团体宗旨的不一致越来越明显。我们从1921年新年会议上通过的一则启事上，即可看出团体已经分化。启事写道：“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为保全学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在这种情势之下，一部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会员，觉得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在这个团体中难以实现，而参加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类的组织则是他们施展抱负的最好去所。那些信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想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道路的人，另有个别想着自己如何升官发财的人，更觉得在这个团体中不适应了。于是，学会的分化解体便成了必然趋势。
从学会的发展方向来看，改造方法的提出使学会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许多会员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思想接受了洗礼。加上五四运动的实践锻炼，对民主与科学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一切努力寻找革命真理的志士仁人有了新的方向。在新形势下受新思想的激励，一些会员开始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等幻想中醒悟过来，初步认识到要使中国强盛非进行彻底的改造不可。改造之良策惟有仿效苏俄，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出路。在蒙达尔纪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写信给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现世界唯一制胜的方法。 ”［7］（P50）毛泽东回信：“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6］（P6）在新民学会国内会员 1921 年新年会议上，与会会员18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者达12人，占与会人数的67%。由于会员有了政治分野，学会便出现了裂痕。分道扬镳者后来主要从事教育、科学或文化工作，而且成就显著。新民学会的所有会员没有出现“坏人”，这是与其他团体相区别的。
从学会后期的活动来看，开始注重革命实践。从1920年夏天起，部分会员参与了下列革命活动：开办工人夜校，对长沙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设立长沙文化书社和平江、浏阳、宁乡、溆浦、邵阳、武冈、衡阳等地分社，发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书籍和 《新青年》《劳动界》《时事新报》等报刊［8］（P117-118）。此外，筹建湖南俄罗斯研究会、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动长沙最初的工人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及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等，许多会员也起到了核心或骨干的作用。与学会前期的活动相比较有了很大的进步，学会前期主张“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由于会员多从事“自由研究”，以至“会务停顿至一年之久”。原因是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主办《湘江评论》、《新湖南》，还有一些会员忙于出国，致使“会务停顿”。1920年7月，毛泽东以文化书社为纽带，重新联络长沙的进步人士，开展的政治性活动逐渐增加。据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回忆：“应该说，文化书社是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的革命精神的继续……当时参加发起的学会会员，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章甫、陶斯咏、方维夏、罗宗翰等人。在文化书社成立以前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如蔡和森、罗学瓒、蔡畅、李维汉、向警予、熊季光等也赞成文化书社的宗旨。可以说，新民学会的得力人物，就是文化书社的得力人物。 ”［9］（P193）
从学会发起的原因来看，纯粹是按学术团体的要求发起的。“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情到十分”。例如，毛泽东就贴出了“征友启事”，首先响应的是罗章龙，而李立三谈了一次退出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起诸人”多是杨昌济（杨开慧之父）的学生，杨昌济是一个教“修身课”的伦理学老师，其学术和人品影响着他们，使得这一群志向远大、积极向上的青年产生了结社组团的欲望，通过互帮互助达到“真心求学、诚意做人”的目的。
通过统计并分析问卷数据，发现乡村教师教育信念总体均值为3.74，高于平均值3。其中教育目的、学生、课程、教学、教师角色五个维度信念的平均值分别为3.60、2.98、3.93、4.09、4.18，五个维度的均值处于2.90～4.20，说明乡村教师教育信念大致在中等水平。
从学会对建党的贡献来看，“起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早在1920年8月，蔡和森就提出了建党的思想和原则。他在通信中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7］（P51）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未来准备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基础”［6］（P15）。正如毛泽东所说，在1920年夏天，“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0］（P39）在赴法国勤工俭学的346名湖南籍学生中，后来有51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占领里昂大学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的104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其中属于湖南籍的有44人（包括蔡和森、罗学瓒、李立三等），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了共产党人。当年，新民学会作为一个团体来讨论建党问题，则是在1921年元旦的新年会议上，许多会员都肯定了在中国建党的必要性，赞成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在党的创建时期，不少会员后来成了党的重要骨干。其中毛泽东、何叔衡由于参加了中共一大，长沙被列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六个地方之一。因此，它虽然本身还不是湖南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但确实“起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新民学会对湖南建党的一个突出贡献。
从学会的宗旨来看，学会方针的改变是衡量学会性质变化的显著标志。在蒙达尔纪召开的会议上，15名会员 （还有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共20多人）一致通过了蔡和森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新的方针，以替代前期的宗旨。对此，在长沙的毛泽东表示接受。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罗章龙：“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集合、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2］（P97）1921 年元旦在文化书社（社址在长沙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召开的新年会议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宗旨又得到毛泽东等国内会员的赞同。公开讨论政治问题，展现理想抱负，这在学会前期是不曾具有的。尽管少数会员如毛泽东等早有这种思想主张，但那时还没有成为整个团体的意识。
总之，新民学会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在它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却做了许多事情，更有一些会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其功绩不可磨灭。在涉及评价学会性质的时候，有些人喜欢笼统地讲“著名的革命团体”，而忽略了阶段的差别。还有些人把新民学会和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混为一谈，似乎学会一成立就很革命，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新民学会对湖南建党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蔡和森团结和凝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友，以新民学会为联络平台，共同探讨中国的出路。此后，许多会员走出湖南，到北京、上海，甚至远涉重洋，到法国、日本、南洋（即东南亚诸国），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亲身参加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投入了建党建团、工农运动的实践，经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式中，RC为晶体管集电极偏置电阻；RB为晶体管基极偏置电阻；VRB为晶体管基极-发射极电压；VRC为晶体管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新民学会的最大成果，是提出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且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蔡和森、毛泽东之间的通信，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建党文献。根据长沙新民学会纪念馆的史料，会员前后有78人（其中女会员20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者37人（其中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一大之前在上海入党的还有李中、李启汉），为中国革命牺牲者14人（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罗学瓒、郭亮、陈昌、夏曦、方维夏、李启汉、张昆弟、彭平之、傅昌钰、彭道良、谢南岭）。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它的主要成员组织了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也号召响应五四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开展驱张（敬尧）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还在法国蒙达尔纪会议以及在1921年长沙新年会议上讨论建党。
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并不是某门学科的老师能够独自完成的，需要的是学校的配合和教师群体的共同努力，在当今社会学校可以有新的主张，例如:在学校开设不同课程的情况下，给予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并实行学分制度；学校可以在严格控制作业量的情况下，让学生拥有更多的独立学习时间；学校可以举办讲座，介绍不同的学习方法；学校可以组织专家学者来校指导工作，深入开展学生自主学习活动。
当然，湖南建党的时间和地点至今还是一个“谜”。笔者认为可以确定为：1921年元旦在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当年“湘雅”（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正在搬迁，“文化书社”租了旧校区的三间房子［11］，传达室用于营业售书，两间教室分别做库房和住房。书社经理易礼容、营业员陈子博（他们都是湖南最早的党员）就住在这里，自己做饭吃。毛泽东也经常来此处甚至住这里，还将文化书社作为通讯处。如1920年10月他对萧三说：“请告诸友，以后通讯均书长沙文化书社。”［4］（P569）11 月的《新民学会启事》也称：希望会员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投稿，“稿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毛泽东君为荷。 ”［4］（P574）他给蔡和森回信的落款：“弟泽东，九年（民国九年即1020年——补注）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6］（P10）1921 年 9 月他致杨钟健的信写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 ”［6］（P20）以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的文物为证：毛泽东写给早期党员彭璜的信，就使用了印有“文化书社（大字）长沙潮宗街（小字）”的信封。另外，俄罗斯研究会每逢周末也在文化书社定期召开时事研讨会。1921元旦头三天，新民学会在此处讨论了建党问题，多数会员赞成布尔什维主义，主张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2］（P32-33）。 1 月 16 日，会员们继续在文化书社开会，“讨论新年大会未决之问题。”早在上海入党的新民学会会员李中与毛泽东经常联系，“将上海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的情况告诉毛泽东，还寄来上海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8］（P145）由此，毛泽东写信告诉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党的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补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6］（P15）至于湖南是否已在建党，毛泽东信中没有提及。
有关湖南建党的直接史料，尽管多年来各方苦苦寻觅，目前仍未找到。也就是说，湖南建党的具体时间和地址，除了笔者所持的“1921年元旦”在“潮宗街56号”一说之外，已查不到其他证据。只能推测：湖南建党在1921年元旦之后至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之前，地点的最大可能性在文化书社。目前流行的“湖南已在1920年12月建党”之说，是没有史料支撑的，何况1921年1月尚在争论是否要建党。而易礼容、萧三等一口咬定 “湖南建党在双十节”（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即1921年10月10日），只说明他们在中共一大以前没有参加建党活动，不知道中共一大之前湖南已经有党员。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是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又是五四时期中国的一个进步学生团体，并从学术团体逐步演进为革命团体。它的主要会员来自湖南第一师范，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了老一辈革命家或著名革命先烈。正如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中写道：“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 ”［12］（P30）李维汉对新民学会的这个评价，笔者认为是很客观公允的。确实，从新民学会走出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一批建党建军、治国理政和科教文化方面的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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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ature of Xinmin Society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Founding of CPC Branch in Hunan
ZENG Chang-qiu
（School of Marxism,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udent societies in Changsha during May Fourth Period,though Xinmin Society had lasted only more than three years,it has explored usefully the route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revolution.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by Montargis Conference,first as an academic body and later as a revolutionary group.The Xinmin Society has made huge contributions to the founding of CPC branch in Hunan in terms of thought construction,organization and cadres cultivation.
Key words：Xinmin Society,nature of Xinmin Society,founding of CPC in Hunan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2.020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2－0130－07
收稿日期：2018-10-15
作者简介：曾长秋（1950-），男，湖南浏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庄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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