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摘要：民调这种 “被认定的真理”已经成为西方选举政治价值信仰的技术保证，不仅政治竞选者会根据民意调查情况包装自己的外在形象，调整自己的竞选议题，普通大众也会参考民意调查的情况，决定是否投票，投票给谁。然而，民调是操纵性模拟的结果，一切都在政治人物、公关和媒体的共同运营设计之下，相应制造出来形式完整、表征客观但实质虚幻的 “共识”。民意调查和政治公关的盛行改变了西方选举政治生活的运行逻辑，集中表现为政党政治的衰弱，其组织功能日益让位于媒体及公关人，选举政治对现实公共问题的折射功能也日益衰弱，这使得西方选举政治生活日益脱离现实，虚幻的共识呈现出虚伪的深刻。
关键词：民意调查；政治公关；媒体政治；选举；共识
在现代资讯社会，西方热闹的政治生活可以轻易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似乎每天都有不同口味、不同素材的政治资讯产品提供给我们，甚至比种类繁杂的肥皂剧还有趣。当然，原本也有一些以西方政治生活和政治人物为原型或灵感而拍摄的电视剧，以《纸牌屋》、《国务卿夫人》为代表，它们不仅在西方社会，也在很多非西方国家引发了收视热潮。之所以会引发收视热潮，自然是因为其剧情反映了或者说部分反映了现实的政治生活，可能有编剧精巧设计的成分，但它们告诉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西方国家所宣扬的，也不能盲从于西方学界已经总结出的结论和分析范式，人云亦云。那么，究竟应该从哪个角度去观察西方选举政治生活呢？我认为应该从民调、公关和媒体三大节点去观察西方共识产生的过程，剖析其实质。民调是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的重要机制，公关和媒体则分别是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的修辞技巧和传播平台。由此制造的共识必然是虚幻的共识，西方选举政治呈现出虚伪深刻的本质。
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冬小麦免耕可以增产，但也有学者指出冬小麦季的免耕措施虽然对土壤物理性状改良、有机碳和氮储量增加、土壤动物多样性有益，但其对作物生产产生了负面效应。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免耕造成冬小麦产量显著减少，出现减产的原因可能一是因为土壤较高的机械阻力和土壤通气不良，影响作物根系的生长，从而限制了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导致冬小麦出苗困难或麦苗长势较弱；二是冬小麦苗期和返青期的“低温效应”对冬小麦早期生长影响很大，推迟了返青期，最终导致产量下降［8-10］。
一、民调：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的机制
民调是当代西方政治运作的最重要机制之一，对政治人物和社会公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应的政治人物和社会公众对民调的盛行也作出了相应的行为回应。由于无法有效辨识民调和民意的本质差异，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局中人易于被民调所牵引甚至是控制，民调也就成为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的重要机制。
（一）民调机制下的政治人物
西方社会的政治人物，无论从属于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时刻面临民调高低变动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会重视每一场重要的政治演说、政策宣讲和电视辩论，这些公开的政治活动会引发民调数据的即时调整。当然，如何有效回应对民调有负向影响的政治丑闻更是考验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从某种程度上讲，民调已成为当代西方政治运作的最重要机制之一，它从根本上影响了西方政治精英的价值信仰，并重塑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在没有民调的早前政治社会中，政治人物的价值信仰源于长期知识积累基础上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认知，相应在自我层面形成了原则或者说底线，而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也会在价值信仰规导下演化出相应的行动。当然，在没有民调的早前政治社会中，政治人物也会猜度民意，适度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准备相应的政策说服工作，但终究存在个体价值信仰约束下的政策坚持和行动边界。而民调盛行的今天，政治人物的价值信仰日益让位于民调的数据指向，只要民调显示出了公众偏好，他就会遵从，就会放弃坚持，即时改变自己。由此，我们就能理解政治人物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前后矛盾的政治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民调隐藏在复杂的表象背后，起着调度一切的功能。这也表明，民调不再是民意的单纯反映器，它扮演着更为复杂的角色。
随着当前科技的快速发展，关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也获得了较多的实践机会。在此过程中分析关于自动化在机械设计制造中的应用，也引起了研究人员及作业人员的重视。如何有效的套用自动化技术进行机械设计制造，则成为当前机械设计制造领域发展中主要面临的问题。
（二）民调机制下的社会公众
西方选举政治让政治人物不能不在乎民调，也只能相信民调，那么社会公众对民调又有什么样的认知呢？他们在乎民调、相信民调吗？社会公众对民调在乎与否，取决于个体和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政治冷漠的人自然不在乎民调。如果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愿望，进而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主要是与选举相关的），自然就会在乎民调，关注民调。那么，社会公众相信民调吗？曾经担任美国华府国家民间实验室（Public Opinion Laboratory） 主任的杜德（Stuart Dodd）认为，民调已被合理化为当代共同信仰之一，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被认定为真理”（perceived truth）的地位。①这种“被认定为真理”的地位的取得，有发布主体、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这几方面的原因。从发布主体来看，民调日益呈现专业化和综合化特征，同时区别于第一人称的“我”、“我们”， “他”、“他们”的第三人称的主体表达次序往往让民众相信其专业性和真实性，形成“恰有其事”的心理感知；从表达方式看，民调日益在数字基础上形成柱状、饼状、百分比的趋势图，强化公众“恰有其事”的心理感知；从表达技巧看，民调发布除了相应的数字呈现形式外，日益在语言上采用心理学的叙事方式，继续强化公众“恰有其事”的心理感知。
医院见习(第三学期)：通过在门诊导诊台、内外科门诊诊室(或内外科住院病房)的观摩见习,加深学生对患者心理和需求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宽容之心、友善之心、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提高职业责任感；促使学生思考在医疗团队沟通交流中临床药师需要掌握的医学基础知识，提高对医学相关理论课的学习兴趣，明确学习目的。
3.“新群体”——民调专家的出现
政治人物和社会公众对民调的关注和依赖，逐渐让民调专家以一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政治场域之中，享有原本难以企及的地位，发挥原本不可能发挥的作用。要成为民调的专家，就必须熟识政治公关的技巧，掌握操弄民调的一整套流程，善于从民调数据中挖掘出民调结果变动的深层次原因，形成改善民调结果的决策建议。罗宾逊（Matthew Robinson）认为，对政治人物而言，民调专家的作用在于他们知道民调结果背后究竟透露了哪些信息、民调机制和数据的局限性在哪里、媒体最关注什么民调数据呈现、差异化问卷与差异化民调结果的关系等。在最重要的权力角逐的输赢游戏中，民调专家是少数能从民调中清晰提取出重要信息的人。②显然，民调专家逐渐从幕后单纯的技术人员走向台前，用新的话语体系和修辞方式抢夺了过去政治评论人的话语权，成为新型政治评论的主角，也成为政治人物须臾无法离开的政策咨询对象。这两个角色间的正向叠加功能显著，共同让民调专家在西方权力结构（不局限于政治权力）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影响着国家公共政策的走向，参与多种利益的分配。在此情况下，不同的精英人才希望成为民调专家，民调专家个体的身份符号也发生着动态的变化，民调专家可能变成媒体人，甚至直接参与竞选，从后台到前台再到舞台中央。
二、政治公关：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的修辞
虽然民调技术可能影响民调结果，但从原理和本源上讲，民意才是民调数据的来源和决定性因素，科学的民调应该基本准确地反映民意。因此，要获取对己有利的民调数据，最重要的办法是影响和操纵民意，进而影响和决定民调，民调再来塑造和影响民意。民意确实也是可以影响和操纵的，而影响和操纵的主要办法就是政治公关。政治公关又称为政治说服，即通过政治形象的修饰和语言的修辞，达到说服公众的目的。形象修饰就是让外在形象（面容、服饰、发型、肢体运作等等）呈现出想让民众认知和认可的政治风格；语言修辞主要是政治人物口语方面的修辞，多见于公开演讲、媒体访问、电视辩论等方面。公关的目的是说服，说服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的修辞就是政治公关③。那么，了解政治公关的具体运作过程，就是我们剖析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机制的基本切入点。
（一）政治公关：源起与发展
西方古代政治学家早就认识到修辞的重要性，并且明晰了修辞和说服目标达成间的因果关系。公元前4世纪是希腊修辞学和散文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十来位著名的演说家和两大修辞学家——伊索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伊索格拉底认为口才可以伸张正义、驱除邪恶，他把语言看作性格的表现、心灵美德的反映，认为修辞术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没有固定的技巧可言。④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师承柏拉图，但柏拉图对修辞术评价甚低，他在《斐德若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修辞术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谄媚的手段、卑鄙的技巧，只能说服没有知识的听众⑤；修辞与哲学两者背道而驰，哲学是在探讨真理，而修辞却在教人“花言巧语”，只不过是为赢得辩论而已。与柏拉图相反，亚里斯多德赋予修辞相当高的地位，他曾专门撰写《修辞学》一书，将“修辞术”界定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⑥，认为它可以使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⑦。亚里斯多德指出，成功的修辞必须包括“言说者的信誉”（ethos）、“动之以情”（pathos） 和“说之以理”（logos） 三种手段；“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⑧。另外，亚里斯多德非常强调修辞的四个方面的次序布局（disposition），即序论、论点、论证和结束语。西塞罗是罗马时期的著名演说家，精通政治修辞术，他在继承亚里斯多德政治修辞术的前提下，提出在四个方面的布局之外加入一项“反驳”（refutation），并将每一个句子进行适当的组合，段落局部之间经常通过对称以累积说服力，文句间则经常运用提问、质询、比喻、讽刺等修辞技巧，结束的地方则特别注意语音的抑扬顿挫，这些被称之为“西塞罗式的语法”⑨。
现在政治公关的修辞管理在继承传统修辞学外，还大量整合新的语言学资源，如语意学、语音学、语法学、辩论学等，另外还结合传播学、行为语言学等学科，形成了所谓的口头传播学（oral communication）、公共传播学 （public communication） 和修辞传播学（rhetorical communication） 等新领域，它们以口语表达为基点，探讨的主题包括公共演讲学（pubic speaking），特别是对政治演说的修辞分析、政治说服的研究与训练等。⑩这些旧领域的传承与新领域的拓展从某种角度看，主要出于政治人物的现实需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政治人物在媒体采访上的攻防修辞。
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收入公平感知效应强于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人收入公平感知效应，可能是因为社会养老保险是直接涉及投保人退休之后经济水平和生活能力，而医疗保险是对疾病伤害的报销和补助，对投保人经济能力的作用是间接的，因此对于个人收入公平感知而言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力大于社会医疗保险。
在式(2)中,令γ=2Dx-η, α=PΘ(2Dx*-η*),以及γ=2Dx*-η*, α=PΘ(2Dx-η),得
（二）攻防公关：媒体的提问与政治人物的回答
虽然政治人物并不希望媒体无穷尽且直白式的追问，特别是敏感的、易引发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或政治丑闻和私人生活。但无论你喜欢与否，政治人物都只能接受并适应这种被镁光灯聚焦的生活。因为政治人物要获得选票，就必须具备公众知名度，而媒体关注恰是培育公众知名度的基础。既然无法回避，政治人物就必须学习如何应对媒体，特别是要掌握应对媒体提问的攻防修辞技能。那么，媒体的提问模式是什么样的呢？如何才能让政治人物不闪烁其词，不陷入空泛语言满堂的境地呢？而政治人物又如何回应这些带有攻击性，隐藏着陷阱的提问呢？显然，媒体记者为获得具有传播价值的新闻，必然会在问题选择和表达方式上努力做到让“受访者无从闪避，掉入顾此失彼的语意陷阱，或是陷入左支右绌的困窘境地”⑪。克莱门（Steven E.Clayman） 与哈瑞提吉 （John Heritage） 将政治记者对立式的提问修辞区分为四个模式，按对立程度由低到高分别为主动（initiative）、直接（directness）、断言 （assertiveness）、敌意 （hostility）。⑫
以主动式的提问模式为例，这种提问模式主要是让受访者回答的自由度相当低，或是受访者已被预设了可能的答案。政治人物在面临这种对立性提问时如何建构自己回复的自由空间呢？其基本策略是一种次序链条：首先是解构与重组问题，即重新将记者所提问题进行解构，将问题中被迫的表达及所涉的敏感内容解构出来，加以过滤；同时，将剩余的部分重组成一个问题，重置成一个新的问题。⑬其次是“拐弯抹角的沟通”，即不直接回应，而是选择用模糊焦点与模棱两可的方式来回应，以达到双重避免冲突的效果（avoidance-avoidance conflict）：如直接回应，必然立即造成不良结果；不回应，又会导致诚信被质疑，影响形象。传播研究者贝佛拉斯（Janet Bavelas） 发展出一种“模棱两可理论”（theory of equivocation），即刻意采取一种模糊、隐晦、迂回或是矛盾的表达方式，甚至“故意误用语言”，以避免冲突的发生。⑭最后是以攻代守的方式，即在感觉到记者提问内容和方式具有攻击性时，直接采取攻击的做法：剖析和质疑提问者的动机，进而否定媒体的公信力。“与其被媒体的问题逼得左右为难，不如不理睬所提问题，采取直接攻击媒体的策略，这反而有可能在舆论攻防中赢得公众的支持，毕竟媒体的公信力较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对媒体的质疑可以赢得部分公众的共鸣，甚至有可能让媒体陷入被质疑的境地”⑮。
政治人物除了要掌握与媒体间的攻防修辞技巧外，还要在与其他政治人物的政治辩论中实现修辞上胜人一筹，这就既要表现出自己与对手在观点上的差异性，更要表现为自己人格和形象的高尚性，以及所提观点的正确性。政治辩论很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路线的攻防、公共议题的立场、政治人格与形象的诋毁与辩护等。⑯
（三）形象公关：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与形象行销
政治人物的形象与公共政策立场，哪一个对公众更有吸引力？政治人物的外表是否会影响到公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英国最资深的形象包装者彼得·甘默曾言，一个人的外表要比他说话的内容更为重要——因为它使人不会怀疑他所说的。⑰梅洛比恩教授的科学研究数据更显示出形象的重要性，“我们对他人的影响是依赖下列因素和比例的：我们的外观和举止占55%，我们如何表达占38%，至于我们表达的内容仅占7%”⑱。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人物的形象呈现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它不是政治人物内在修养的真实呈现，而是正如布尔斯汀所言的，“形象就是一个展演的剧场，充斥着伪装、假事件和假真实”⑲，结果却是政治人物形象的恰当包装可能远比内在的修养，甚至也比公共政策立场更具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人物的形象经过包装后，就不再是个体属性的，而是公众属性的，这意味着“你被公众怎么想，要比你被公众想成什么更加重要”⑳。同时，媒体成为政治人物形象发布、编辑的重要平台，“这种形象来自媒体的要远远多过来自候选人自身的”㉑。从形象包装的过程和环节来看，政治人物的发型、衣着、配饰等均需要细致的设计，这些要素的组合可以使政治人物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呈现出不同的政治风格，比如稳健还是改革。
在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和行销中，公关专家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电视时代来临后，很少从政者不害怕他们的身体语言受到近距离的观察”，“一些有经验的、有心的观众有机会观察演说者的讲话内容是否与他们手部、眼睛和身体动作所透露的讯息彼此协调”。㉒在现代资讯社会，公关专家对政治人物的意义显然变得更为重要，公关专家需要将政治人物的外表形象设计与所持公共政策立场进行有效的匹配，并进行可视觉化的转换，让公众不仅可以听到，更可以看到，从而强化记忆，形成关注，进而最大程度上产生认同，这就是从形象设计到标识形象，再到形象识别，最后到形象认同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公关过程。这使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和形象行销形成对严肃政治过程（譬如政治人物公共政策差异的辩论）的替代，正如传播学学者派瑞—基里斯所言，“我们活在一个政治全是形象，同时所有形象也都是政治的时代”㉓。
三、媒体：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的传播平台
媒体是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过程不可缺少的传播平台。在现代资讯社会，媒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介入深度是空前的。政治人物对媒体的态度也是爱恨交织，公众也主要依靠媒体获取所需的政治资讯。但媒体究竟是一片完整的镜子，客观真实地反映真实世界，还是一片破碎的镜子，选择性传递不完全的信息给受众，传播学界一直有争论。这种冲突的程度在不同的领域有所不同，不同人群的观感也不同。相比其他领域，媒体视角下的西方政治世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冲突情状，因为从一则信息成为政治新闻的那一刻起，相关的政治利益计算就开始了，这将决定哪些当事人能够登场发声、发言的内容如何处理、摄影画面怎样剪辑等等，如此必然会选择性地放大凸显某些论点，而刻意回避某些论点。因此，媒体政治的世界是一个经过精心政治利益计算后再加以建构的政治世界。一般而言，政治讯息经常被媒体架构成三种非常特殊的政治世界，第一种是泛政治的政治世界，第二种是反政治的政治世界，第三种是去政治的政治世界。㉔亦即政治不是被导向负面，就是被导向窥私或娱乐，政治的本质反而被扭曲或抽离。在这里，所谓泛政治的政治新闻是对冲突新闻的偏好，反政治的政治新闻则是对负面新闻的偏好，而去政治的政治新闻即是对软式化新闻特别是丑闻的偏好。泛政治的政治新闻犹如以体育新闻的手法处理政治资讯，反政治的政治新闻犹如以社会新闻的手法处理政治资讯，而去政治的政治新闻则犹如以影剧新闻的手法处理政治资讯。㉕
④⑤⑥⑦⑧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3、3、20页。
⑳Joe Marconi,Image Marketing:Using Public Perceptions to Attain Business Objective,Chicago,Illinois: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1996,p.25.
四、民调、公关和媒体运营下的选举政治：虚幻的共识和虚伪的深刻
民调、公关和媒体运营下的选举政治基于一系列节点和程序制造出来的共识，在形式上是完整的、符合逻辑的，但实质是虚幻的共识，在过程和结果上都表现出虚伪的深刻。这其中的首要的问题在于：民调与民意是否能完全等同？其次，公关与媒体的功能展开，凝集了民意还是民调的数据？我们将从汇总性民调的产生机制入手，分析民调机制运行过程的特征，论证民调与民意间的疏离性。
（一）虚幻的共识：基于民调的共识制造机理
从技术上看，如果要认可民调等同于民意，就必须接受民调机制背后的汇总技术原理，即原子化的公民个体的意见能够经过加总后呈现为准确的整体性意见。如此，“民意”巧妙地局限在个体层面，独立于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之外，仅对个体的态度、信仰与偏好进行加总，这种个体意见的形式加总所得出的数据结果被塑造成一种“公众”的“民意”。那么，我们还必须接受如下前提约束，即个体的价值、态度与信仰具有某种一致性或是矛盾不大，这样才可以藉调查工具测量出来。㉜这显然是将民调视为民主社会的符号化标识，存在明显的仪式感，这套民调的仪式，从主持民调的专家（祭师）、访问的展开（祭典）到访问结果的发布与引述（神喻）等，几乎包含了仪式的所有质素。㉝显然，汇总性民调机制所形成的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必须会压缩个体化的意见表达空间，即使有着相应的表达渠道，个体化意见被泯灭的结果也难以改变。法国的后现代学者布希亚就认为，民调事实上是在公众已经消失的时代才会成为舆论。自印刷文化衰落以来，个人意见形成的空间已被通过民众传达的诸种过程所吞没，民调正是这种过程之一。㉞
从民调机制的运行过程来看，民调事实上一种问与答的互动程序，问的内容是事前安排好的，相应答的取向也被精心局限于“是”或“不是”、“赞成”或“反对”的二元逻辑之中。民调是一种事前有设计、过程有规约和结果有预期的回应机制。民意调查的实施者引导受访者再生产民意调查机构需要寻求到的意见，看似是受访者生产他们自己的意见，事实上这种意见在统计、机率、控制论的技术安排下被重新建构了。这实质上是一种“操纵性模拟”，民调过程中的受访者不能表达他们的“民意”，而只是再生产施测者所预定的东西。从民调的实施过程来看，首先是代表性样本的选取问题。何为“代表性”，是以过程为导向还是以结果为导向来界定“代表性”？不同议题间的“代表性”肯定有差异，这种代表性样本的选取如何避免施测主体的主观性，也需要加以考察。其次，问卷的问题设计（是否存在对施测结果有影响的引导性和倾向性语句），问题的排序（不同的问题排序也会影响结果），实施测量的空间和时间，还有统计工具的选择等，都会对结果形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再次，调查结果的解释，调查结果的发布时机，直到调查结果发布的形式等，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误差，任何一种误差都会造成调查所得数据与真实数据间的差距，而民调操作者如果没能有效控制，民调结果很可能只是一堆误差的总和而已。㉟而且，无论抽样和汇总统计技术如何符合科学性，问卷设计本质上永远无法否认施测者主观性的存在。换言之，一个民调或许方法论是正确的，然而或许只是一句引导性的话语，或是一个暗示字眼，就可能扭曲结果或改变受访者的答案。㊱
需要特别关注一个新现象或者说新趋势。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过程中，一家名为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非法获取超过500万的Facebook个人账户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内容研究和数据编码，运用基于合理模型建构的算法对他们的投票意愿、倾向和行为进行了关联性分析。显然，大数据和算法的结合，将会成为制造“顺意”选民的强大武器，它既可以准确预知选民的投票意愿，进而较准确地预知投票结果，又可以识别在候选人之间摇摆不定的选民，有针对性地投放相关信息，进行精准“喂养”。因此，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观察需要我们评估大数据和AI对选举生活的介入和影响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依然是基于民调的共识制造机制，制造的依然是虚幻的共识。
（二）虚伪的深刻：民调机制下公关与媒体的功能展开是凝集民意还是操纵民意
美国资深专栏作家克莱也在《消逝的政治：那些认为你很蠢的人们如何将美国民主弄得零碎琐细》一文中探讨了民主政治濒临消逝的现象，他指出：政治中原本存在的彼此信任已经消失，无所不在的政治顾问日益将民主榨干并将选民驱离，而电视中充斥着由大量金钱购买的电视广告，这完全改变了选举投票的民主本质。㊲公关与媒体合谋合力操纵公共领域，通过激发公众的潜意识倾向，唤起公众在某一时间和地点的“欢呼”，看似是凝集民意，实质是操纵民意，公众舆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另外，正因为公关与媒体在操纵民意上功能日益显现，政党传统的搜集和凝集民意的功能正在弱化。“如今情形不同了，搞民意测验的专业人士把党内人士一脚踢开，这些人没有必要来回答普罗大众。昔日的党内专业人士从下往上工作，了解自己负责的地区；新的民意测验人士则同他们不同，他们来自于社会的最上层，他们不是代表社会中最无权势的人，而是最有权势的人……这些搞民意测验的人下到地方去听人们讲些什么，但他们不会逗留过夜，不会在第二天提供任何服务；而旧时的政治人士会这么做”㊳。
建立在民调基础上的选举民主不能为公众提供一种真实的民主参与体验，缺乏开放、包容和妥协精神的公共领域，无法形成批判和理性兼具的公共舆论。作为一种替代的民主模式，它自然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民主，除了有积极的形式政治参与意愿外，还要有实质性的政治参与内容。不能仅仅是“我没有投票赞成任何方案，不过来表示个积极态度而已”，而应该是“我没有投票赞成任何方案，不过，我投票时介绍了一套不同的方案，会让我们有个不错的选择”。㊴瑞士的参与式民主相较美国式的选举期投票式“政治狂欢”更具积极的意义。“与美国公民众所周知的冷漠与被动适成对照，瑞士公民在成长过程中已耳濡目染了政治讨论和诘问，故而对情况了如指掌，瑞士人自觉有信心处理复杂的公决议题和公益问题”㊵。另外，公关和媒体还参与公共政策听证会等政策制定过程，这看似在凝集民意，实质上也是在操纵民意，为公共政策出台提供形式合法性。“在这种听证会上，选出的官员在做出经常是早已内部定下的决策前，只是做做样子去纡尊屈架地听取公民的意见。即使从最好的角度看，公众听证会也不过是一种让公民互相对抗的对立性程序，并不能为大家共求大同、同解难题提供任何渠道”㊶。
五、结语
民主的质量评估和未来希望均在于如何提供给公众积极的参与体验和现实的民主治理绩效。以民调为基础的西方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均展现出系统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表现在权力结构和主体行动图式两方面。公关和媒体日益在政治权力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基于民调机制，利用自身的专业及平台优势，操纵民意，制造共识。公众的政治参与体验被局限为殿堂式的周期性投票，充斥着形式感，这使相关选举体制机制对现实公共问题的投射功能日渐丧失，无法企求现实的民主治理绩效。由此，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努力培育原发型民主元素，审慎嫁接外来民主形式，注重提升公众的民主参与体验，强化民主治理绩效的现实获得感，切忌照搬照抄。其次，“高调且激进的政治一般都是现代后发国家的政治主调”㊷，要着力避免政治人物（政治领袖）用个体的政治生命周期和生理生命周期来替代民主化进程的规律周期，民主的“早产”将带来无法预估的系列灾难后果。㊸最后，后发现代化国家必然会进行相应的经济改革，也将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其民主化进程必须考虑到经济和社会的承载情况。
注释：
①⑨⑩⑪⑯㉔㉕㉞ 倪炎元： 《公 关政治学： 当代媒体与政治操作的理论、实践与批判》，台湾商周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41、302、304、305、324、179、179、253页。
㉓ Shawn J.Parry-Giles and Trevor Parry-Giles,Constructing Clinton:Hyperreality and Presidential Image-Making in Postmodern Politics,New York:Peter Lang,1998,p.460.
凉州区：以建设节水型社会为抓手 深入推进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 闫志忠(5.63)
③ 国内外有学者甚至认为西方选举政治的形式已经演化为公关政治形态，但总体而言，公关政治尚未完成对政党政治的模式替代，惟政治公关的盛行，政党政治的衰弱已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实然政治与媒体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实然政治实质上无从决定媒体政治所呈现的政治内容，媒体也不曾有充足的意愿去反映实然政治，虽然它们应该且反复宣称会如此做。如果说政治新闻即是政治资讯传递的主要内容，那么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相关政治部门都该理解，政治资讯进入媒体，空间是怎么被建构的，媒体处理政治资讯有没有一套逻辑，这套逻辑又会塑造出怎样的政治世界，而公众身处的政治世界，究竟是对实然政治的具体反映，抑或根本就是另一个被建构的虚拟政治世界。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处理政治资讯上，媒体已经逐步形成某些公式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与党派及意识形态无关，相对地，媒体还要刻意避免表露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然而这并不意味它们不会表现出其它的倾向。西方选举政治世界的共识正是基于媒体这一平台而制造出来的，媒体的功能在于让公众相信它，正如勒庞所说，“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无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㉖。虽然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一书归纳了十几种民主的模式，但西方选举政治实质的形式只有一种，即精英民主。“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㉗。另外，西方选举政治还存在显著的“富人效应”。“在政治上，富人对穷人会拥有长期，甚至是独特的优势”㉘，因为富人群体拥有名誉、声望、形象、演讲等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都是选举成功所必备的条件，这将使富人群体成为选民无法漠视和最可能投票的对象。㉙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㉚。媒体在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载体与媒介的作用，但不争的事实是媒体日益商业化，媒体正用各种看似客观公正的话语隐匿其真正追求的商业话语，社会责任意识日渐淡薄。显然，富人相比穷人更具备与媒体利益结盟的条件，这使选举直接或间接有利于富人。㉛
取M>max{2,2p,1+p}, 可知 由引理1.3、马尔可夫不等式、 p≥1、E|X|1+p<∞、条件(A1)和式(2.4)得
⑫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克莱门与哈瑞提吉曾基于归纳和比较美国艾森豪尔与里根两个时代的记者在总统记者会上不同的提问风格和效果，撰文阐释了不同程度的对立式询问及回答者自由空间的大小问题。具体可参见：Steven E.Clayman,John Heritage,Questioning Presidents:Journalistic Deference and Adversarialness in the Press Conferences of U.S.Presidents Eisenhower and Reaga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2,52(4),pp.749-775.
⑬Steven E.Clayman,Reformulating the Question:A Device for Answering/Not Answering Questions in News Interviews and Press Conference,Text,1993,13(2),pp.159-188.
⑮Craig Crawford,Attack the Messenger:How Politicians Turn You Against the Media,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
⑭ 贝佛拉斯的研究团队发现，政治人物之所以易在受访时采取模棱两可的策略，在于避免让他自己陷入某种矛盾的情境中，例如政党立场与选区立场的冲突、政党立场与个人立场的冲突、先前承诺与当下现实的冲突、个人以前立场与当前立场的冲突等。任何一种冲突情况出现，政治人物都要避免给人“前后不一致”的印象，但记者通常也喜欢专门挑这种矛盾来提问，迫使政治人物也只能选择模棱两可的策略加以应对。J.B.Bavelas,A.Black,N.Chovil and J.Mullett,Equivocal Communication,Newbury Park,CA:Sage,1990,pp.246-247.
⑰⑱㉒ ［美］布兰登·布鲁斯：《权力形象：如何塑造领袖魅力》，游恒山译，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4、54、66页。
展望未来,可以更加突出和强调可持续城市建设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顶层设计作用,引领和协调城市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历程、可持续城市发展和建设经验,也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
采访中这样的答案让我感同身受。“当企业做起来后，你所担负的是所有员工以及他全家的生活，是你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对企业家而言，创业的激情是基石，没有激情不会有不分日夜的投入，而当企业进入平稳期后呢？没有业绩的突飞猛进，没有重大的困境险情，负面情绪随之上涌代替激情，于是“责任”成为支撑。责任感也许是我们所缺乏的。
⑲Daniel J.Boorstin,The Image:Or,What Happened to 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Atheneum,1961.
通过以下例句，学生可以归纳出先行词是“人”的时候，如何用关系代词that，who和whom实现对其的照应，同时还能体会和比较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区别。
fairnessi=α0+α1pensioni+α2medicali+α3c-pensioni+α4c-medicali+
系统测试使用vivo X7Plus手机，操作系统版本为Android 5.1.1。软件测试通过在测试手机上直接运行软件进行。测试结果显示，软件各功能性能运行良好，可以满足学生移动学习的需求。
②㊱ Matthew Robinson,Mobocracy:How the Media’s Obsession with Polling Twists the News,Alters Elections,and Undermines Democracy,Roseville:Prima,2002,p.255,p.14.
㉖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㉑Richard W.Waterman,Robert Wright and Gilbert St.Clair,The Image Is Everything Presidency:Dilemmas in American Leadership,Colorado:Westview,1999,p.117.
㉗ ［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㉘㉛John P.McCormick,Contain the Wealthy and Patrol the Magistrates:Restoring Elite Accountability to Popular Govern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6,100(2),pp.147-163.
㉙沈承诚：《西方政治学中的民主失效研究——基于林茨编著的〈总统制民主的失败〉》，《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㉚［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45页。
㉜㉝Lisbeth Lipari,Polling as Ritual,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9,49(1),pp.83-102.
㉟ 刘念夏：《民意调查与民意产制：一个框架理论的观点》，《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2期。
㊲Joe Klein,Politics Lost:How American Democracy Was Trivialized by People Who Think You are Stupid,New York:Doubleday,2006.
㊳ ［美］大卫·哈伯斯坦：《媒介与权势》 （I），赵心树、沈佩璐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98页。
㊴㊵［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4页。
㊶ ［澳］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蔺雪春、郭晨星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仪器设备：Waters-600液相色谱仪（Waters公司，美国），UV255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KQ-250DB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HH-6系列恒温水浴锅（上海科辰实验设备有限公司），ZD-2自动电位滴定仪（上海雷磁仪器厂），磁力搅拌器（上海凌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Sartorius电子分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集团），电热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DHg/L-9123A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水银温度计（北京普特仪表厂），电炉（嘉兴市风桥电热器厂），酒精计（亿达），砂芯过滤装置（江苏悦成）。
㊷ 任剑涛：《人权、共和与革命：潘恩思想与现代政治的调性》，《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㊸ 沈承诚：《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早产民主陷阱及启示》，《江海学刊》2015年第6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全国 ‘百强县’主政官员个体特征、行动策略与行动绩效研究”（18BZZ070）；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全国百位优秀县委书记个体特征、行动策略与行动绩效研究”（16ZCC001）；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4－0051－07
作者简介：沈承诚，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江苏苏州，215006。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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