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
摘 要：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社会的剧烈变革催生了诸多新宗教团体，这些新兴的宗教团体倡导平等、博爱，追求现世利益，与权力阶层、支配阶层形成鲜明的对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在国家神道的思想路线下确立了近代天皇制，新宗教团体在严厉的宗教压迫下纷纷选择妥协，对原本的教义进行修改，放弃了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成为推行“尊皇、爱国、敬神”的“国民教化”运动的参与者，并且积极在殖民地开展传教活动。
关键词：新宗教；天理教；国家神道；殖民主义
日本是一个宗教氛围颇为浓厚的国家，佛教与神道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宗教，东大寺、唐昭提寺、金阁寺、银阁寺、浅草寺、春日大社、稻荷大社、伊势神宫等名寺古社，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前往。实际上，除了为人们所熟知的佛教、神道教以外，在近代化社会变革中还产生了各种新的宗教团体。近代日本的新宗教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其创立者大都声称受到了神的启示，信徒们因此将这些教祖作为了崇拜的对象”；其次，这些新宗教的“教义、仪式等宗教文化伴随着社会的变动而不断适应，而信徒们也在社会变动中接受了这些教义上的变化”；并且在教团的“产生—成长—发展—衰退过程中，教团组织也会根据信徒的需要灵活地发生变化”。正是因为新宗教团体具备这样的特征，学者们可以对这些处于“原始状态”的宗教团体的发展进行观察、研究，并将其与既成宗教进行对比。[1]5在近代天皇制下，以神道教作为国教，以“现人神”——天皇作为最高礼拜对象，以倡导“尊皇爱国”的《教育敕语》作为其教典的“国家神道”路线确立，除神道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团体要么选择迎合、协力国家路线，要么被彻底取缔、镇压。对于天理教来说，其活动与发展乃至其教义都受到了极大限制。因此，本文将以“国家神道”为背景，分析天理教内部在教义思想、宗教组织上的一系列变化。
[1]许春晓，胡婷.组织支持感知对员工建言的影响:组织信任的中介效应[J].旅游论坛，2015，8(2)：61-67.
一、天理教的创立
幕末以降，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冲击下，原本封闭的日本社会环境被打破，工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西化浪潮高涨，旧有的社会秩序、经济结构解体，社会陷入了急剧的动荡之中。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每一位社会成员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存考验，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不得不寻求新的精神依靠。在以往的日本社会中，神道教、佛教等传统宗教成为大部分日本民众的精神寄托。但在社会变革时期，传统宗教大多体现出保守倾向，这不仅导致其无法顺应社会的变革而萎缩，也无法继续成为信徒的精神寄托。更有甚者，例如神道教则选择了与权力阶层互相合作，利用社会变革之机扩大势力，谋求现实利益，因而在民众的心中失去了其宗教上的纯洁性。[2]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天理教为典型的近代新宗教立足于现世利益的追求，颠覆了以往佛教、神道教的宗教理念，受到了日本民众特别是底层群众以及对社会变革不满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拥护。
天理教的创建者名为中山美伎，1798年4月18日出生于大和国山边郡三昧田村(今日本奈良县天理市三昧田町)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前川美伎。美伎的父母是非常虔诚的净土宗信徒，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身体孱弱、性格内向的中山美伎在幼年时曾痴迷于佛教、向往净土。1810年13岁的美伎嫁给了自己的堂兄中山善兵卫，成为一个普通农村地主家庭的主妇。1838年10月23日，时年41岁的美伎请来修验者市兵卫为患有足疾的长子举行“寄加持”祈祷仪式。由于原本需要坐在加持台上的巫女因故不在，美伎便代为执行。次日清晨，美伎用冷水沐浴全身，在加持台上正襟危坐，而市兵卫则在一旁咏唱经文，气氛显得庄严而又神秘。突然，美伎神色大变，如同变了个人一样，大声宣告说：“吾乃原始之神，真实之神，因与此宅有元始因缘，此次为拯救世界一连众生而降临于此，欲将美伎作为吾神龛”[3]。美伎的这一“神明附体”现象持续了三天，26日，善兵卫答应了这位“神明”的请求。这便是天理教的开教，天理教徒将1838年10月26日奉为开教日，视中山美伎为教祖。
开教后的中山美伎通过祈祷安产、治愈疾病等方式，展开了其早期的传教活动。目睹了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美伎对统治阶级和传统宗教失去了信心，开始探索一条属于天理教的救济之路。截至1887年去世，美伎在宗教实践中创作完成了《神乐歌》《御笔先》等教义书，确立了天理教的基本教义和礼仪。天理教的理想世界，抑或是其宗教目标是创建丰饶和平、没有疾病压迫及苦难、所有人都可以“康乐生活”的世界。天理教的教义中，将死视为人生“重启”的完全的现实主义以及拯救“世界一连众生”的平等观，将封建社会的基本观念——祖灵加护、身份制度、家父长制为根基的家庭观念等全部否定。[4]天理教将谷底救济作为根本，将疾病视为神明引导的疾病观，以夫妇为中心的家庭观等，其本质上是日本民众对幕府末期腐朽的封建统治、明治初期的“国家神道”“国民教化”等思想统治的精神反抗。
1885年，天理教获得了“神道直辖六等教会”的资格，一派独立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中山真之亮所递交的《天理教教会条规》中，对于主神做出了修正：“第二十一条 本教祭神如下所记，每日朝夕礼拜为敢怠慢：天之御中主大神·高皇产灵大神·神皇产灵大神·天照皇大神·大国主大神·国之常立大神·淤母铊琉大神·阿夜诃志古泥大神·丰云野大神·国狭槌大神·月读大神·意富斗能地大神·伊邪那岐大神·伊邪那美大神·天津神·国津神·八百万大神。”其中，自“天之御中主大神”至“大国主大神”，按照《古事记》中神世七代诸神所记，并且在该《条规》中，天理教所奉的主神“天理王命”并没有出现。此后1888年，天理教获得了“天理教会本部设置”的许可。对于天理教教团来说，这意味着其传教活动获得了国家认可。同时，《天理教规约》对于其主神再次做出了变更：“第三条 神道教规定第二条之祭神如下：国之常立神·丰云野神·义富斗能神·大斗乃辩神·淤母陀琉神·阿夜诃志古泥神·伊邪那崎神·伊邪那美神·国之狭图神·月夜见神。记十柱大神为本教奉教主神。”虽然在《规约中》“天理王命”依然没有出现，但是与之前的《条规》对比，教团以自身的神话体系中的“十柱神”为基础，用神道古典中的神明进行了替换。1896年，内务省以“男女信徒共聚一堂，有伤风化”以及“妨碍医疗”为由发布了取缔天理教会的训令，通过政治手段再次对天理教进行了干涉。经由与神道本局的交涉，天理教承诺对教团组织进行改革。其中在教义上，教会本部向教内各教会下达命令，将“天理王命”改称为“天理大神”。
二、“一派独立”运动与教义变更
此外，为了兑现“充实我教信徒之素质”，天理教的知识分子以教刊“道乃友”为阵地，开展了对《神乐歌》《御笔先》《御指图》的近代化解读运动。与此同时，关于原典的研究会、演讲会等也开始举行。明治时期，美伎所提倡的教理，大都是口头、片段的流传，在这些原典的解读中展开，并借此确定了原典的正统性，也就是说，系统性的天理教教义是在天理教确定了“国民教化”路线后才成立的。20世纪初到20年代，这一时期的“道乃友”报道大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米骚动为背景，对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急速发展下抬头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展开了批判，与此对应的则是对东洋、日本的精神文明大肆称扬。但是，“道乃友”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文章并不多，相反则将工人运动、罢工等社会主义思潮看作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社会问题”，教祖中山美伎早年的苦难生活被树立为“国民典范”，大肆提倡“日之寄进”的劳动奉献精神，将劳动赋予宗教色彩，否认阶级斗争成了天理教内的思想主流。
明治维新后，维新政府为了树立起日本国民的国家、民族意识的“国民教化”，维护天皇的统治，对皇室神道和神社神道进行整合，以记纪神话为根基、以天皇作为最高礼拜对象、以“敬神尊皇爱国”为国民道德的基本准则、以“教育敕语”作为形式上的教典、以“明治宪法”《宗教团体法》等一系列法律诏书作为法律保障的宗教、思想统制政策——国家神道确立。以国家神道为根基所形成的日本近代天皇制，直至1945年一直支配着日本国民的思想及行动。明治初期，天理教的信徒逐渐增加，成长为一个无法被政府忽视的民间宗教势力。因此，天理教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特别是中山美伎以天理教独创的神话体系作为核心，倡导平等的救济观念，执拗地与明治政府展开对立，一直以来都被政府视作是不敬的存在。另一方面，1882年，明治政府在建立“祭政一致”的尝试失败后宣布施行政教分离，此后又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对于新宗教团体采取了拉拢、怀柔的方针，在其“不违背臣民义务的前提下”，以“教派神道”的身份获得政府的公认。因此，加入“教派神道”就意味着教团的存续可以得到保障，但同时这些新宗教团体也必须顺应政府的“国策”，成为“国民教化”的推进者。
为了全力投入“国民教化”路线，天理教团首先在内部对教团组织进行了大幅的整备与强化。1888年，天理教获得了“天理教本部设置许可”的资格。在教会组织上，参照了神道事务局的体制，以教会本部为中心形成了“大教会—中教会—分教会—支教会—宣教所”五个级别，教会级别由教会信徒人数决定，其分别为“万户以上—五千户以上—两千户以上—五百户以上—百户以上”[8]。教会本部掌管教团的所有宗教事务，同时也是所有信徒的精神中心，其最高领导人被称为“真柱”，由中山家族的血脉继承者担任。在获得“教派神道”资格后，教团将日益庞大、繁杂的行政事务管理与宗教事务分开，从而成立了教厅。教厅负责人为“管长”，由“真柱”兼任。此后，又分别于1910、1918年成立了“天理教妇人会”“天理教青年会”，教团组织开始逐渐“官僚化”。
三、迎合统治者路线的确立
1930年，天理教本部向各教会下达指示，将在1936、1937年举行教祖50年祭以及立教百年祭活动，各教会会长被召集至本部。在这次集会上，松村吉太郎再次引用《泥海古记》讲道：“最初神在创造万物时，最早被创造出来的人类留在了元初之地，这就是我们的日本，后来人们为了求生存而离开日本，这才有了其他国家，因此，日本人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兄长，比其他所有人类都更早地来到这个世界。在立教百年之际，我们有责任将全部的日本人都引导到教理之下。……作为东洋的盟主的日本之更生，便是东洋之更生，把东洋之更生看作是世界之更生的第一步也不足为过。”[11]
1919年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天理教学者将批判矛头指向西方国家，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究其原因是欧洲两大势力之间的霸权之争，换言之将其称为国际欲望之争也不为过，因为无限欲望的祸心，使其国力在斗争中糜烂，进而将文明破坏”，伴随着欧洲文明的“堕落”，“世界改造的时机即将到来，世界将以此为转机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于是，因为西方殖民国家的腐化堕落，天理教教徒们更需要依照教祖启示，“发扬根元之国的精华，一心专念于国运之伸张，此为吾等最后之使命”，因此需要“与阻碍日本健全发展的非国家主义做出斗争，排除危害国民生活、致使社会混乱的危险思想”。在诸多天理教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天理教救济思想不再局限于教祖美伎所倡导的朴素的救济，而是针对社会思想、国民生活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净化”。这一时期，原典解读运动大多着手于中山美伎的神话体系。在《泥海古记》中，天理教父母神创造世界的地方被称为“原地”，其地点便是今天的天理教本部所在。在天理教学者口中，日本成为“人类创造的根元之地”，是“世界救济”的核心。相比日本，其他国家则为“枝叶”，只有根的茁壮枝叶才能繁茂，才能结出文明的果实。天理教学者以此为延伸大力鼓吹“西方衰落，日本崛起”，将“世界精神的救济、统一”树立为天理教的宗教使命。
1903年，作为“一派独立”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天理教教典》(明治教典)编纂完成。在其第一章“敬神章”中对于主神如此表述：“天地之悠久，万物之生息，宇宙之森罗万象，皆由神名依照天理之调摄、灵德之妙用。其主宰之神，分掌之神各妙用其灵德，是为天地神祇八百万神也。溯其灵源则归于一神，妙用其灵德则分为万神，皆为造化之源泉，万物之根本，世人皆须敬仰之。然未能有悉知八百万神之神名者，盖奉其灵德最为显著之十柱神名以敬拜之，其为国常立尊·国狭槌尊·丰斟渟尊·大苦边尊·面足尊·惶根尊·伊弉诺尊·伊弉册尊·大日霎尊·月见尊是也，总称天理大神。”[6]在《教典》中，“天理大神”以“总称”的方式作为天理教的主神被确定了下来，但“天理大神”下所包含的“十柱神”是来自于“八百万神”中“灵德最为显著的十柱”，中山美伎所宣扬的“月日父母神”创造世界的神话体系被彻底抛弃了。
依据《天理教教典》，天理教将“天理王命”奉为其立教主神，称其为“月日父母神”，其中月神名为“国常立命”，日神名为“面足名”。在世界元始之初的一片茫茫泥海中，月日父母神认为这样的世界太过无聊，便以泥海中的白蛇和人鱼作为夫妻之雏形，使其孕育人类，并又陆续以虎鲸、乌龟、鳗鱼、鲽鱼、河豚以及黑蛇作为赋予人形体的“道具”，并将其命名为月读命、国狭槌命、云夜见命、惶根命、大食天命、大户边命。[5]从上述诸神的神名可以看出，天理教的神话体系受到了伊势信仰的影响。但是，中山美伎认为，人类由父母神创造，皆是父母神的子女，因此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应不分彼此地给予平等的拯救。这就使得天理教的宗教理念与记纪神话有着本质不同，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皇统治的权威性与合理性。因此，自1874年以来，明治政府对于天理教的压迫越发严厉，信徒们的参拜行为遭到了禁止，警察经常突入中山家进行搜查，并以各种理由将年迈的中山美伎带往警察局拘留。尽管中山美伎非常反对，其孙中山真之亮还是开始了为教团争取合法地位的尝试。1880年，教团在获得了奈良县金刚山地福寺的批准后，成立了“金刚山地福寺出张所转轮王讲社”，由地福寺主持担任社长、中山秀司担任了副社长。这一时期，天理教将“转轮如来”作为主神，将自己伪装成佛教教会。但是，来自地福寺的许可并不具备官方效应，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地福寺只得中断与天理教的合作。
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举国进入了战时体制。1938年11月4日，中山正善被召至文部大臣官邸。宗教局长松尾长造对中山正善提出了“期待你们为了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要求。[9]谈话结束后，丝毫不敢怠慢的中山正善立即上交了《御请书》，其中写道：“此次文部省宗教局对小职指出弊教在教义及其他诸多问题上需多加注意，小职闻后诚惶诚恐，现以将具体方案作成，在此呈上诚请指示”。12月8日，中山正善将具体方案上交至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并于26日将其向教内发布：“我教为继承皇国伟大理想，直面建设东亚新秩序之重大时局，体察国民国家总动员之真意，巩固皇国一致之精神，为了光辉伟大事业之大成，需志诚献上全教之力量。承担振兴国民精神之大责的我等宗教家，为宣扬我国体之真意，率先躬行尽忠报国之赤诚，以唯神之大道精神为准则，得彰显宣扬其之使命，甚感其责任之重大，为不背神道之名，因此对我教进行整备肃正，望全信徒速速将以下三纲领践行。其一，教义、仪式及行事皆以教典为依据，泥海古记等教说全般禁止；其二，教师需自觉其本分，常以教养规范自己，慎其言行；其三，上至教会教厅本部，下至各一般教会，全教内诸制度之革新。”[10]该方针公布后，中山正善于次日在本部设置了“天理教革新委员会”，开始推行其“革新”政策，对教义、仪式等进行了整肃，1939年新发布的《天理教教典改订版》和《新修神乐歌》中，进行了细致到“逐字逐句、文字排列、假名使用”的修改。同时，在天理教校等教育机构以及各教会的《御笔先》《御指图》等“不稳教义书”被全部回收处理。[1]188至此，天理教全面放弃了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动员全教力量投入到日本政府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之中。
四、“日本至上主义”的确立
通过对笔者所在省市的调查，可知植保无人机技术呈现质的飞跃，而在服务组织、个体购买意愿强烈的情况下，使植保无人机数量、类型大幅度增长。但是相对而言，维修网点少是阻碍植保无人机发展的关键因素。
天理教在1908年获得了“教派神道”独立资格后，为了一扫社会各界对于教团的负面评价，开始尝试以公认宗教的身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时期，政府为了振兴国民道德、推进地方改良运动，在1912年，内务次官床次竹二郎将佛教、神道教、基督教各派的代表集合起来，要求其“为了健全精神界的发达，以期对社会状态做出改善”，推行了“三教会同”。松村吉太郎作为天理教的代理管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天理教立刻印发了《三教会同与天理教》的小册子两万份在街头宣发，不仅向教内的信徒，也希望向社会各界表达其“特别感谢政府之厚爱”以及天理教“拥护我国国体，阐明尊皇爱国明伦之大义，为防范及解决阻碍国民教育、国民道德进步的各种社会问题，充实我教信徒之素质，我教将不惧风潮世人的讥讽，以志诚奋斗之心推行日之寄进，以期国运之发展。我教将全力贯彻教育敕语、戊申诏书、军队敕谕之精神，践行三教会同之决议，对神明、皇上心怀感恩之心。本教信徒将秉持正确的教理，承蒙诸神救济，以忠良国民之身份立于世”[7]的态度。
传统数理统计的内容包括哪些呢？虽然不同的教科书在编排上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主要包括：样本及抽样分布（随机样本、直方图、统计量、抽样分布）、参数估计（参数的点估计、估计量的评选标准、参数的区间估计、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区间估计、置信区间）、假设检验（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分布拟合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一元回归分析）．
从其结果来看，天理教所萌生的“日本至上主义”，毫无疑问地将目光聚集在了中国。1919年天理教青年会举行了第一次讲座，主题为《教祖的预言与国际关系》，主讲人岩井尊人。其第三章第二节《海外布教的急务》中如是说：“德国在战后已经无法东山再起，在其之后，新兴的强力帝国主义——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触角又将伸向何处？如今美洲大陆已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澳洲、印度、非洲也成为英国的仓库，纵观世界地图只剩下中国大陆和西伯利亚。这一经济的指针正式指向了民族线与宗教线的汇合，如此一来便可形成强大的力量。因而需要夺取中国和西伯利亚，使其成为日本的堑壕和防波堤。这是唯一的必由之路。”[12]虽然在1896年，天理教便利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在台湾和东北地区展开了传教活动，但早期天理教在华传教主要是面向在华的日本人展开的。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教团成立了天理外国语学校和天理女子学院以培养专门面向中国人进行传教的传教师，随着日本在华权益的不断扩大，天理教的教师也向着东北、华北、华东地区扩散，在华传教成为教团最为重要的事业之一。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天理教更是积极配合日军在占领区推行宣抚政策，开设大量日语学校，在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奴化的同时进行传教。应该说中山美伎的宗教思想受到了日本神道教的影响，将日本视为“创世原地”。其具有“神国”色彩的神话体系，为日后天理教的“日本至上主义”的勃发提供了理论基础。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原典解读运动中，天理教学者们将“世界一连众生皆为兄弟姐妹，要平等的给予救助”思想加以扭曲，无视日本殖民侵略的本质，将天理教教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结合，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合理化、神圣化，成为日本殖民侵略的帮凶。
4月25—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国务院委托，水利部部长陈雷报告了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情况。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今年首次专题询问的议题聚焦农田水利建设，再次凸显农田水利工作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综上所述，在“国家神道”路线下，天理教对其教义进行了大幅修改，将教团组织不断强化，从而确保了自身的存续与发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教团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并通过对教祖“原典”的解读运动最终定型，诞生了以“根元—枝叶”为核心的“日本主义”思想，成为日本政府在国内推行“国民教化”、在亚洲发动殖民侵略的助力。日本战败后，为了达到排除军国主义、废除国家神道、实行完全的政教分离的目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12月15日下达了“神道指令”。1946年《日本国宪法》颁布，规定了信教自由以及政教分离的原则，近代天皇制解体。天理教方面，1945年10月，中山正善开始实施教内“复元”，1949年新的《天理教教典》编纂完成，相比“明治教典”，删去了“敬神章、尊皇章、爱国章”等内容，回归了中山美伎的宗教思想。
3、撒好后再喷几次水，用保鲜膜包住整个盆，放在有光照的窗台上，每天喷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一周左右可长出新芽，再撤去保鲜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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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Shinto’sReformtowardsNaturalReligioninJapan(1868—1945)
Zhang Daxing1, Jia Junxia2
(1.SchoolofDevelopmentandPublicManagement,Suzho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uzhou215009,China；2.SchoolofHistory,CultureandTourism,Xian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Abstract:In the late Shogunate and early Meiji period, giant changes of reform in Japanese society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many new religious groups, which advocate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and pursue the profit of the world. They formed a sharp opposition with the powerful class and the dominant class. After the Meiji Reform, Japa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modern Mikado system under the ideological way of national Shinto. Under severe religious oppression, new religious groups have chosen to compromise with the government, revising their original doctrines and abandoning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 Those groups became a participant in the “nationalization” campaign of “respecting the emperor, patriotism and godliness”, and actively carried out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the colonies, which became an accomplice of Japanese colonial aggression.
Keywords:New Religion；Natural Religion；National Shinto；Colonialism
中图分类号：B9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77X(2019)04-0050-05
收稿日期：2019-03-28
作者简介：张大兴(1990—)，男，陕西西安人，苏州科技大学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责任编辑 朱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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