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专论·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中，出现了三大特色显明的理论流派，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世界谱系：俄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谱系按照各自不同路径演变与推进，产生了不同的实际效果：俄国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建设实践上出现严重挫折；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批判与理论思辨上取得了丰富成果，也产生了一定的实际影响，但没有完整的行动纲领，最后在社会环境快速变动中式微；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在革命实践上取得了完全胜利，在建设实践上取得重大成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演进的理论谱系，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立170年以来，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一直处于快速的变动之中。随着这种变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实践方案也一直在不断发展。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身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结合本土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充实和深化，对实践方案进行了调整和修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20世纪演进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地域空间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实践方案。本文所讨论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三大谱系，主要是指理论上形成完整体系，在实践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三种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案：俄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三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但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更重要的是，当今的存在状态形成了非常明显区别。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流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当下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存在的现实状态。〔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成果。这一结果直接影响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考察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谱系，对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三大谱系起源于世纪之初，相差不到10年时间。这是三个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是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再也没有一个最权威的旗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与表达，缺乏统一规范与标准。各国理论家从自身标准来理解和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标准与视角不同，诠释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必然产生差异；二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面对各自国家的问题与矛盾，马克思所判断的资本主义世界统一性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所消解，同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利益问题是对立的，民族利益和国际同盟出现了背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人无祖国”的命题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看到‘工人无祖国’的现象。”〔2〕各国马克思主义在各自利益基础上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会有不同的经验概括与理论抽象；三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预见到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形势高涨，理论需求越来越旺盛，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国家革命的理论供给严重不足，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加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再创造，以保证本国革命所紧迫的理论需要。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推动20世纪马克思主义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创造和实践再探索的高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发展的多元谱系。
一、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缘起及其演进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直系源头是普列汉诺夫(Georgi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所理解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等一大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普列汉诺夫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因为普列汉诺夫本质上具有改良主义倾向，必然会转向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是第二国际政治领袖和理论家，他不能了解十九到二十世纪开始的新的历史时代的实质，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条件。”〔3〕所以它在俄国影响越来越小，在十月革命之后就消失了。〔4〕因此，这一理论不能列入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序列。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点是1903年，这一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分道扬镳，列宁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内甚至全俄的马克思主义最主要思想(“布尔什维克”)并用于指导俄国革命的实践。〔5〕“布尔什维克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6〕这一理论出现之后，经过列宁等人理论创造与实践检验，逐渐变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到列宁去世之时，这一理论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观点内容。对这种早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将其概括为列宁主义。由于列宁逝世较早，有些重要的观点，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方案设计，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这就给后来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创新空间，同时也留下了理论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给俄国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巨大考验。
如果说列宁时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的话，那么，斯大林时期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并模态化的阶段。模态化的最根本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原则与实践路径的概括和诠释。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全面展开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未能亲身体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思考、研究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在实践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运行模式、政治建设的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的引导机制与控制路径，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存的外交战略和交往技术等方面问题。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下，对经济社会发展具体推进路径的设计与实施。这一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最大特点，就是始终处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性共存中，既有热战时期的直接军事对抗，也有冷战时期间接全面对抗。军事力量成为俄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和重要条件。正是这种外部环境与条件，决定了这一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理论色彩与实践特征。经济上是高度集中的公有制结构和计划运行机制，政治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主导体制，意识形态上是高度一致的舆论管控模式。斯大林主导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行动相结合，促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格式化与模态化。这种以经济集体化，政治集权化，文化集中化为特征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当时苏联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必然结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和实践支撑。这一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正如有学者评价说，斯大林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促成了苏联经济的快速起飞，使苏联在短短的三个‘五年计划’不到的时间，从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7〕。然而，军事对抗环境下的理论体系，必然带有其特殊性，当军事对抗缓和回归到常态之时，这种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案的缺陷就会立刻暴露出来。斯大林没有对缺陷进行补充和纠正，反而机械地坚持与固守，斯大林时代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从模态化走向僵硬化的阶段。其主要表现：“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从而造成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8〕
河北农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平表示，从总体上看，集团公司各项经济指标均向好发展，在当前困难而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他还提出了三点工作要求：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在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1950年代中期斯大林逝世之后表现出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动荡及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僵化的间接后果。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部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初步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纠正这种僵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开启了苏联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从军事僵化色彩走向和平常态特征的改革过程，给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带来了契机。不幸的是，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改革的战略方向上出现了错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底线，对资本主义的渗透演变放松了警惕，从而给西方资本主义分化和瓦解社会主义苏联提供了切入的端口。这是导致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走向失败，最终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赫鲁晓夫在改革策略上也出现了重大失误，运用割裂历史、否定既往的方法与手段，引起了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赫鲁晓夫将俄国马克思主义带入了修正主义的混乱阶段。〔9〕
本文针对常规精度交流测速电机测速实时性和低速性能差的问题，以一类爪极永磁式交流测速电机为例，讨论了采用交互双模自适应降阶无迹卡尔曼滤波算法实时估计测速电机永磁转子转速的方法。仿真结果表明，在测速电机结构不对称条件下，该方法测速范围宽、精度高、实时性和变速动态响应良好。该方法可以推广到采用光电(磁)编码器为测速原件的系统，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指导意义。
目前沈阳市三大历史文化街区在活动方面主要就是参观、游览，形式非常的单一，参与性活动少，旅游者存在体验迟滞的现象，在这方面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网络环境。如在街区内部增设介绍指示牌，并配以二维码扫码获取历史文化街区介绍讲解、视频影音及食宿等方面的推荐信息；或者增设小型博物馆、小型影院，利用现代虚拟仿真技术或者传统播放方式，丰富活动构成。
俄国马克思主义混乱阶段标志着理论创新与实践改革的尝试失败。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以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采取了一种回归的战略：既然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已经失败，那就回到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期，俄国马克思主义呈现回归态势，其理论观点与实践方案基本都是斯大林时期的再现与翻版。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时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程度还有所加强。〔10〕这种马克思主义在短期和表面上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巩固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共存中，取得了一些优势。然而，这种表面和短期的稳定与优势，掩盖不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僵化理论所造成的实践问题与思想困惑，给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埋下了深刻的危机。危机从另一个方面又给了西方反马克思主义势力提供渗透与演变的空间。到了1980年代初期，苏联共产党内部和苏联社会之中，出现了明显的思想分裂与利益分化。在世界潮流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俄国马克思主义僵化的发展方向，显然不能引导社会主义实践，相反，却给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埋下伏笔。
The expression indicates the result of conversation but without referring any specific contents.Some sensitive issues may be involved,and“broad-ranging”and“many aspects”may be employed to describe the result.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矫正僵化的态势，用改革的战略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务实的轨道。在理论上进行调整，在实践上推动改革，成为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但如何调整，如何改革，党内、军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是沿用赫鲁晓夫的激进与断裂方式？还是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渐进和连续方式的自我变革，成为争论的焦点。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显然是持前一种观点的，不能说他就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从僵化心态走向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心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实用主义的阉割，以所谓的社会实际需要，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特别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他近乎于天真的态度与幻想，为西方势力给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后致命一击提供了着力点。他写道：“我们从这里发现了我们的相互依赖性，发现了世界的整体性，发现人类迫切需要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便保护人类自身，以便造福于今天、明天和未来。”〔11〕19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失败。戈尔巴乔夫时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终结阶段。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缘起及其演进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边界相对模糊的概念。主要体现于它不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形成，也不是一个特定政党的实践，它主要是由不同国家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来主导。这些知识分子群体成员较为庞杂，既有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人，也有非党的左翼激进分子，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知识源泉和文本材料进行理论创造和思想传播，形成了一个内容多元、结构复杂、边界游离的理论谱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也是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20世纪人类社会结构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可以追溯到第二国际时期。都是主张“改良”与“合法”，虽然二者在理论出发点与行动切入点有一定的区别：第二国际是“利益决定论”，以福利争取为动员工人的抓手；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思想意识决定论”，主张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区别，其本质共同点都是放弃“暴力革命”，主张“社会改造”。正如有学者评论“如果加以分析、概括，我们便不难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一些共同特征或相似之点，例如，二者都借批评‘教条主义’而批评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二者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都程度不同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特别是第二国际俄国的修正主义—马赫主义者对恩格斯的种种批评同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批评更其一致；二者都强调或夸大精神和意识的作用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或所谓‘经济决定论’，等等。”〔13〕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成立伊始就笼罩在妥协与修正的思潮之下，只是由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坚持，第二国际内部的右倾态势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后，这股思潮终于泛滥起来，从右倾机会主义发展成修正主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理论的出现及其广泛传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第二国际的一些成员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投入到资产阶级政府的怀抱，为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站台、背书，这就标志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彻底破产。〔14〕
〔6〕马世力：《世界史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7页。
1930年代后，西欧法西斯理论与实践兴起并产生严重的危害，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自身的理论重点，转向对极权主义理论与实践产生的思想渊源、现实基础的内在逻辑研究，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思辨的高度，研究资本主义国家衰败的原因，探索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方案与行动对策，这种思辨带有很强的学术研究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理论变成了学院派思潮。这种思潮当然也能够影响社会实践，但其影响的群体已经从工人阶级转向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由于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开放性，学院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加多元发展方向，各据山头和阵营，打着各自的主义和理论大旗。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16〕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具影响的应该是法兰克福学派，几乎可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高潮阶段的代名词。它创立于1930年代，发展于1940年代，兴盛于1950—1960年代，衰落于1970年代。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他1969年的去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衰落的标志，“代表了批判理论的终点”。〔17〕“巴特(Roland Barthes)、拉康(Jacques Lacan)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死；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去世；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沉默”,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终结”, “甚至还有更老一代的学者如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谢世等。”〔18〕1990年代之后，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取得了暂时胜利与优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出现了缓和，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遭遇了低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原有的理论支点，转向了思想上的庸俗与实践上的保守，有的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吹鼓人，失去了哪怕是表面上的马克思主义特征与色彩，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等技术层面的学术观点与实践主张。“在研究过程中，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19〕从整体形态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也就不复存在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1960—1970年代对欧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反对极权为主要切入点的理论思考与学术表达，在1960年代世界范围的左倾思潮兴起中达到了高潮，美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加入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欧美的大学校园里成为“显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理论思潮变成了有限的实践行动，欧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反传统、反极权、要自由的抗议活动。其中以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20〕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为典型。“法国‘五月风暴’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学术圈内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社会，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成为西方新左派运动的指导思想。”〔21〕“本质上讲，嬉皮士运动是一场反正统文化运动，即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正统文化进行反抗和挑战。”〔22〕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实践影响达到了高潮。一些大学教授从书斋走向了街头，从理论走向了实践，成为一些重大行动的幕后策划与台前推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成为青年偶像、社会导师，西方马克思主义大有夺取政权、主导社会的架势。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原理，远远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授们所理解的那样浅显和简单，资本主义政权也远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想象的那样脆弱。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嬉皮士运动，随着资产阶级政权意识形态的紧缩与经济的发展，迅速烟消云散，实践行动的失败，加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一个副产品是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福利社会主义，这种思潮本质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中，多元色彩更浓，更多地吸收了在世纪中期出现的西方批判理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主义等社会思潮，强调自由、民主等理性观念的绝对意义。”〔23〕在沉寂多年之后，在20世纪末期，特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失败之后，又来了一个借尸还魂：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尸，还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之魂。将北欧的高福利，西欧工党、社会党的“第三条道路”纳入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下，强词夺理地总结，声称这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是对苏联、中国社会主义的证伪与颠覆，甚至与历史终结论裹挟在一起，进行喧嚣与鼓躁。这种思潮与论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一些人奉为神灵，并用来作为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武器。然而，福利社会主义也好，第三条道路也好，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性病症的发作，自然也失去了其耀眼的光环，裸露出其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人的本来面目。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第三条道路是在承认资本主义变化的情况下，对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进行表达与争取，“超越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24〕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遗产最后也必然走进了思想史博物馆，成为学术研究样本而不再具有现实的影响。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缘起及演进
中国马克思主义缘起于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各种西方理论与方案失效，中国社会呈现出理论供给不足的意识形态空洞状态，知识分子处在理论缺失的焦虑之中。就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马克思主义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理论体系与解决方案，理论饥渴的知识分子为之一振，目光从西欧转向了俄国，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的留学西欧勤工俭学热潮变成了旅俄留学热潮。基于这种背景，中国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俄国色彩，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文本很多是从俄文翻译而来，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经典作家的原文有一定的出入。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原始基因特征，也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后来的走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缘起的俄国基因，给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案带来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从积极方面来看，俄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文化形态有较大的相容性。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俄国的实际情况，经过列宁、斯大林发展创造之后形成的，具有明显的俄国的色彩。而俄国作为一个东方特征的国家，与中国具有较大的相近性。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期就进入了中国，而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与接受，原因之一就是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俄国社会基础的，这种基础与中国社会之间就有很大的同质性。俄国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能够迅速产生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下，发挥了双重的指导作用，而不仅仅是单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25〕俄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也有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俄国特殊性与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把握不够，从而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出现了一些理论的误区与实践上的挫折。强调权力与资源的高度集中，思想与行动的严格统一，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和人民自由的思想理念形成了一定的差异，给中国革命与建设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建设时期的官僚主义，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与资源的高度集中有关，而这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评论：“在传播、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以俄为师’的心理定式，这种心理定式的形成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内把经过苏联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奉为正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并为后来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26〕
中国马克思主义缘起的这种特征，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演进的基本路径和曲折历程：那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俄国马克思主义合理成分基础上，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案中的不适合中国实际内容进行调整，思考和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去俄国化，强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将中国革命中的某些特征与世界上其他革命区别开来，主要是依据两个标准：领导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存在与否。”〔27〕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演进的最主要路径和最基本特征。从革命理论上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要面对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双重艰难任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将中国从前现代社会推进到现代社会，任务艰巨，困难重重。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内容中，探索自身的理论观点与解决方案。经过不懈的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找到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体系与行动方案：那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其核心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平赎买的改造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证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合理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中最为正确因而也是最具生命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道路上的成熟理论指导中国取得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胜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与成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这种成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独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也指导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成就。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模式同样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复制了苏联建设方案。但中国马克思主义逐渐发现了问题，认识到俄国建设方案与中国实际状况存在差距，中国建设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案，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之下，进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探索。毛泽东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8〕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始独立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方案，并不断取得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继续推进和深化。当然，既然是探索，出现理论上的错误与实践上的曲折也是必然现象。中国马克思主义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理论观点，也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实践错误。〔29〕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经历曲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丰富的实践智慧，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巨大的实践成就。这种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流演进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缘起基因与发展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最具备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的创新与实践，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其他的流派来看，是最具有生机活力与实践效果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还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落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都不是很多。正因为如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巨大成就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缺乏理论创造，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30〕
四、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当代启示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有着其内在演进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深受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观认知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大谱系中，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出现了曲折甚至失败，唯独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复杂与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让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在国际社会高高飘扬。考察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演进规律，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一)必须坚持人民性的原则
马克思的一生是为了最广大人民幸福而努力探索解放规律与道路真理的一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起点可以在这一句话体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31〕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本质力量在于为解决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为劳动人民而产生，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在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历史进程中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设定是为全世界无产者服务的。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32〕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品质，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后续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坚持为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在创新中发展，违背了这种取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在演进中走向误区，出现曲折甚至失败。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充分表明，谁坚持了这一根本原则，谁就把握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谁就会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反之亦然。俄国马克思主义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是发展的高峰时期，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和实践效果。其根本原因和经验就在于始终为了人民的利益，坚定与人民站在一起。十月革命胜利不久，“有一次，在人民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晕倒了。当被紧急招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没有病，只是饿晕了，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里反映出的正是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共产党人廉洁奉公的崇高品质，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证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劳动人民衷心拥护爱戴的红色政权。”〔33〕然而，到了20世纪的中后期，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性原则的坚持有所松懈，脱离群众，特权意识在党内没有得到有效制止，人民利益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反而出现了相对停滞，社会主义在实现人民利益上的优势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出现了扭曲，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崩溃，俄国马克思主义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了最广大人民自由解放的根本原则，企图用妥协和让步，来调和劳动人民与垄断资本的矛盾，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远，最后成为学院和书斋中的空洞理论，走向失败也是必然结果。
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取得成功，其根本经验也就在于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民族的最根本利益就是从封建统治和西方的侵略中解放出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始终与中国人民在一起。
〔16〕〔美〕戴维·麦克莱伦、范文：《简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二)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其基本原则永远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36〕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任何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理论动摇和实践放弃，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和失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原理？习近平是这样论述的：“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37〕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本质。习近平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38〕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发展的，创新停止了，马克思主义必然遭受挫折甚至失败。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谱系，充分证明了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在一般性之下，有着十分广阔的开放性，它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向着一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开放，随时迎接一切符合其一般性原理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在另外两大类型马克思主义遭遇挫折的大背景下，仍然充满生机与活力，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能够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定“守正”。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与社会客观相结合，能够随时提炼出社会实际需要的理论新观点与政策新方案。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机会主义的关系上保持了较好的平衡。反对这两种思想倾向，就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始终约束在一个基本正确的方向上。反对教条主义保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与实践性，反对机会主义保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行动底线。正是在反对“左”和右的两个错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提升到新境界。习近平指出；“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9〕
(三)坚持实践导向的原则
理论原则和行动纲领确立之后，如何在实践之中贯彻落实下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说，这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0〕，马克思主义不是传统意义的经院哲学，而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实践哲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习近平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42〕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指导实践，而实践是一个十分复杂多样的过程，它要比既定的理论观点与预想的情景环境复杂得多。这就要求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与实践预案的基础上，认真观察社会现实情况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调整准备的理论与预设的方案。这样，能否坚持实践的导向，就成为决定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并能发挥其指导作用的关键因素。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谱系充分说明了这一规律和经验。
马克思主义来到这个世界已经170年，经历了丰富而曲折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演进历程中，呈现出多元分流的态势与特点。俄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多元发展态势中的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三大谱系，在这三大谱系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具有生命力，〔43〕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和未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最有力证明。
注释：
〔1〕参见顾海良、梅荣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4、17页。
〔2〕夏振坤：《发展的多维视角 反思与前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18〕〔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03页。
2.2.1 核心作者分析 通过检索得到的期刊进行整理、统计得到图2、表1。在文献计量学中，核心作者在学科内具有突出影响力，是学科发展演进过程中推动学科发展的内在力量[7]。
父母是孩子的模范，父母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让不良情绪带给家庭、带给孩子，要塑造出一种安全、温馨、平和的心理情境，用欣赏的眼光鼓励自己的孩子，让身处其中的孩子产生积极的自我认同，获得安全感，让其能自由、开放地感受和表达自己的情绪，使某些原本正常的情绪感受不因压抑而变质。
〔4〕尚伟：《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
〔5〕刘庚岑：《苏共历次代表大会简介》，《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6期。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政治上破产之后，思想理论上的影响还强势存在。一些具有改良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和继承这些理论的某些成分，并将其重新整合与包装，由“利益决定论”向“意识形态决定论”转化，并着重进行新形势下的理论表达与学术传播，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多元复杂，是理论演进、实践发展、形势变化等综合因素的合力结果。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矛盾，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出现的危机与挑战无法回应，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进行创新与发展；其次，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失败，引发了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焦虑，他们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符合时空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促进革命的发展；再次，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一场深刻的经济与制度危机正在酝酿，如何抓住这一机遇，促成革命的胜利，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共同推进，成为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切任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观点，并力图用这种观点来解释现象、解决问题。1923年，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Georg lukacs)发表了专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将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的失败，主要原因归结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紧迫任务是要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发动工人。这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以实践斗争为主题的革命理论进行了颠覆性的修正。这一著作被公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标志。“《历史和阶级意识》一出版，立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15〕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未在此时形成，到了1930年，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柯尔施(Korsch·Karl)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迅速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扩散，影响也不断增强，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产生了另外一些代表人物，如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Antonio·Gramsci)其代表作《狱中札记》是同《历史与阶级意识》具有同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7〕杨明佳：《理想与现实之间 文明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广州：世界图书广东出版公司，2015年，第80页。
当电感L和电池的等效电阻r不可忽略时，只需将上式中sL项相应变化，再对其进行求解，即推导出非理想情况下Boost电路的开环输出阻抗Zoo（s）：
〔8〕文选德：《科学社会主义概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9页。
〔9〕李永全：《苏联改革历史回顾——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6年第1期。
〔10〕胡海涵：《僵化和腐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坛》，《史学月刊》2013年第8期。
〔11〕〔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73页。
〔12〕刘同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中国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通过大量调研分析，对机器人学教学内容及方法进行综合改革。通过改革，调整结构，引入目前机器人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建立双向交流的教学模式，改革传统教学方式，增加现场、课堂分组讨论教学环节，巩固基础理论知识，注重实践教学，强化实践锻炼，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和创新思维。
〔13〕徐琳、唐源昌：《恩格斯与现时代——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14〕高放：《第二国际从产生到破产》，《历史教学》1980年第8期。
〔24〕〔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20〕徐崇温：《“五月风暴”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1988年第7期。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理论对中国人民的近代追求具有很强的理论契合性。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将这种价值追求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与运用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根本出发点、最根本的检验标准，放在人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其他利益包括政党自身利益只能融合在这个最高利益之中，任何利益目标都不能超越人民与民族的利益。正是有这种最基本的价值准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有了一个最合理的发展方向与探索最明确的约束原则。合理的发展方向就是指为人民和民族利益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最明确的约束原则就是一切违背人民与民族利益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停止和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犯过错误，有的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能够从严重的理论错误与实践挫折中走出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就是这种明确的约束原则所决定的。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敢于纠正错误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34〕敢于坚持正确的方向与原则，勇于承认并纠正自身的错误。习近平强调“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35〕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时期，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开辟新的方向。
“十二五”以来，浦口区耕地质量监测工作坚持以耕地质量建设为中心，深入开展耕地质量监测工作。2007年，浦口区设立了24个耕地质量监测点，其中2个省级监测点，市级监测点22个，分布在浦口区各街道，常年监测浦口区的耕地质量。通过耕地质量监测，全面掌握浦口区耕地质量基本状况，为农业生产提供有效的服务，从而了解和掌握耕地土壤的基础地力动态变化规律和施肥效果。
〔17〕Rolf Wiggershaul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Polity Press．1994．p.654.
〔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年，第28页。
按照实验方法测定4个V-4Cr-4Ti合金样品中Al、As、Co、Cu、Fe、Mg、Mn、Ni、P、K、Na，进行加标回收试验，见表4。
〔19〕杨宝国：《公平正义观的历史·传承·发展》，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172页。
3.5.1 孕妇心理治疗 传统观点都认为孕期看牙及打麻药等会影响胎儿，甚至会引起流产或早产，这给孕妇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首要任务是心理辅导，消除其顾虑，并给予孕妇及其家属正确合理的建议。
〔21〕王凤才：《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浙江省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清查处置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省厅利用处） ..................................................12-38
〔22〕王恩铭：《美国文化史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38页。
〔23〕靳辉明、罗文东：《当代资本主义新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
〔15〕赖廷谦：《西方人文名著导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25〕韩荣璋：《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起点》，《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4期。
〔26〕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公约》23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寻求”将洗钱罪适用于范围最为广泛的上游犯罪，并强制性要求各缔约国“应当至少”将根据《公约》确立的各类犯罪列为上游犯罪。我国《刑法》所确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包含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也列入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了上游犯罪的范围，但和《公约》的强制性要求依然还有一定的差距。根据《公约》的强制性规定，至少应当将《刑法》中的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公约》所确立的犯罪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12］
〔27〕〔美〕熊玠：《大国复兴 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29〕《〈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3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33〕郭华甫：《列宁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与当代中国》，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004页。
〔3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36〕〔37〕〔38〕〔4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25、9、9页。
〔3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40〕〔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532页。
〔43〕张允熠：《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期。
作者简介：谢迪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中国重大社会思潮新态势研究”(2015MZD016)、广东高校名师工作室项目(2016MS)。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4.011
〔责任编辑：汪家耀〕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俄国论文; 中国论文; 理论论文; 苏联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学术界》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中国重大社会思潮新态势研究”(2015MZD016)广东高校名师工作室项目(2016MS)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