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影音作品、网友评论等资料的分析发现，目前媒介工具对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建构呈现极端化趋势。“犯罪、懒惰、无知、贫穷、孤苦、越轨”等负面评价成为该群体的主要特征。同时，学术界的部分研究结论也加深了农村单身汉负面社会形象的建构。然而本研究认为，农村单身汉与普通人在村落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并无差异，未婚不会导致其被社会排斥，个体特质才是决定性因素。大众传媒与学术界塑造的标签化负面刻板印象极不利于农村单身汉的社会生存与发展。因此，对该群体应去标签化、去特殊化，对其给予客观评价，促进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构建。
关键词： 农村单身汉； 社会形象； 社会舆论； 污名化； 标签化
一、单身汉研究及其社会形象分析
我国单身汉群体的大量产生，主要源自于长期以来的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人口结构中，男性占51.27%，女性占48.73%。各年龄段男性都存在着无法婚配的切实问题。与此同时，到2015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13.5,0～19岁人口性别比更是达到了117.47，远远超过了国际认定的正常(102～107)水准。因此，从纵向结构变化来看，单身汉问题会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同龄适婚女的短缺，以及对未来结婚期望的愈发减弱，致使单身汉危机不断显现，并由此诱发出买卖婚姻、卖淫嫖娼、拐卖妇女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犯罪行为。男性人口过剩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婚姻挤压”，以对单身汉社会认知来看，受到固化的“男高女低”的婚配观念以及对污名化标签的影响，贫穷地区且大龄的未婚男便成为这一社会问题的直接受害者[1]。在中国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社会制度还亟待完善的背景下，“单身汉”的大量存在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公共安全、福利社会的构建都有不利影响。近些年，一些地方政策、舆论主体，以及学术研究将“光棍”作为“治理”的对象，并积极出谋划策。在社会舆论的眼中,贫穷的“光棍”已然被建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阶级”，并且其在社会中的“出身”形象便是弱势的。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对于单身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学上的结构与成因分析，以及社会学上的认识及其治理机制分析两个方面。人口学上对于单身汉主要讨论的是其数量、比例及其对应成因，并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人口统计模型，来对单身汉的规模及其变化做出富有依据的评估和预测。但以数理为依据的推论忽视了政策调整与社会变化等控制因素，因而与现实状况是大大不同的。刘燕舞也对于这种线性的测算提出了质疑，她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所产生的男性人口剩余的情况并非在出生的时点上便已跨入结婚阶段[2]。此外，忽视分结构性(场景性)的因素也是人口学对于单身汉的研究无法介入更深层次的主要原因[3]。但是，人口学对于光棍的测算和分析也相应地提出了婚姻市场的挤压、性别失调等衍生的研究，从而为从社会整体的视角来看待光棍问题打开了新的大门。
直线方程(7)和(8)构成对参数xA的线性约束。将点集SFA和SCD内点的坐标转换成新坐标系下的坐标,为简化符号,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这里仍用(xP,yP)表示点集内的P点在新坐标系下的坐标。
通过间隙值的突变来判断轨道之间的缝隙大小。悬浮架上的4个间隙传感器探头将依次通过轨缝，在第一个传感器探头通过轨缝且第二个传感器探头还未通过轨缝时，4个间隙测点相对对于悬浮架的坐标分别为A0(x1,z1)、B0(x2,z2)、C0(x3,z3)、D0(x4,z4)(见图3)。设A、B、C三点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的直线方程为z=k2x+b2，在D点处，计算z方向与拟合直线的偏差即为轨缝错台值：
由于社会学学科理论的复杂性和研究视角多样性的影响，对于“光棍”的研究往往不局限在某一研究领域或者理论范畴当中。但“光棍”这一社会群体所产生的负面性，或者是被建构的“污名化”社会标签是诸多相关研究所承认的。首先，从社会角色来看，大众对于农村单身汉现实状况的认知缺失，和单身汉自身对家庭、风俗和舆论等多重压力的应激障碍，使这一群体主动或者被迫承担了巨大的心理与现实负担，从而引起群体性的功能缺失和区域集体性的行为失范等诸多问题。谢小芹在其研究中淡化了社会分层对“光棍”的影响，以人类学研究的“主位”切入，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光棍”并不完全契合大众认识中的弱势群体形象，相反单身汉在当代农村是一种正常且合理化的存在，但这一群体通常受困于村落中“光棍文化”和“光棍秩序”所建构的角色而难以表达自身[4]。其次，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由于大众媒体对于这一群体的报道，致使针对这一群体的通识性问题被扭曲和放大，社会大众对于日益凸显的失范、越轨乃至犯罪等社会问题的焦虑逐渐就被转嫁为对农村单身汉污名化标签的假设和预估[5]。在农村社区当中，由于“光棍”的聚集通常会造成对社区安全的主观评价较低，但实质上对社区当中是否存在“光棍”个体或者群体失范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6]。虽然少部分群体成员存在滋扰妇女、赌博、买卖婚姻等失范行为，但就像其他个体失范行为一样，这些行为不与“光棍”的聚集及其地域的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联[7]。但社会大众对于“光棍”的刻板印象及其引导下对这一群体负面事件的过度关注，加之农村单身汉面对社会大众时话语主动性的明显缺乏往往造成这一群体无论在婚恋市场还是日常生活中都会面对更加严重的社会排斥。最后，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单身汉尤其是农村大龄单身汉的产生，也是社会结构组织、系统组织和资源分配机制极度不平衡状况所产生的原因和结果。有研究通过对大龄失婚群体调查分析得知，相对固化的职业流动性和较低的经济水平是其造成失婚的主要原因[8]；而地域性的制度和文化条件制约同样也可以“制造”光棍[9]；甚至对性别比和女性人权的关注也会放大单身汉的问题[10]。可见此类研究趋向于将“光棍”置于特定的社会网络系统或者宏观的社会背景之下，以分析对象的立场来讨论其成因和影响。
作者贡献声明 袁倩：收集数据，参与选题、设计及资料的分析和解释；撰写论文；根据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刘蕾、张亚丽：参与选题、设计、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结果、结论，根据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李招娜、井秀华：参与选题、设计和修改论文的结果、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国家自信的关系最为紧密。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成，标志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历史起点都先于新中国的成立，只有制度自信的历史起点与新中国的成立是同步的。在现代意义上，建立一个国家，必然要相应地建立一套制度体系，离开一定的制度体系，国家是无法存在。所以在“四个自信”中，制度自信与国家自信的关系最为紧密。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同时大多数村民也不因为单身汉的特殊身份而对其有一些刻板印象，相反却能够发现这一群体身上一些优势。“当时村里说他的条件符合五保户，要给他申请，你也知道五保户的享受待遇是很好的。但是呢，他拒绝了，这么好的事情他竟然拒绝了，人家问他为什么拒绝，他说，我还有劳动能力，还能自食其力，我就不靠政府，不拿政府的钱，我自己可以生活……” (被访者：MTHLS)。可见，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干部，他们对于农村单身汉的评价都是中立的，不同于各类媒介主体，“普通人”成为该群体的评价核心词，甚至在某些单身汉身上，其正面评价更多。
在一手资料搜集方面，笔者以安徽省D县为田野点，通过随机抽样和目的抽样的方法从22个乡镇中选取了四个乡镇(随机抽取三个普通乡镇，目的抽取一个回族聚居镇)，并在四个乡镇中随机选择一个村落并对该村的村干部、扶贫办公室专项工作员、所有45岁及以上单身汉、部分村民邻居、亲属等进行为期一年的观察与深度访谈，以期能够从正面、侧面等多角度对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进行把握。 整个研究过程共经历“前期试调查、正式调查、补充调查“三个阶段，获得99份完整资料，其中单身汉访谈资料71份，村干部、村民、亲属等访谈资料28份。同时，为了验证本文的研究结果，在补充调查阶段，笔者通过微信朋友圈征集了11位志愿者(其中4位从未与农村单身汉群体接触过，7位与该群体有过直接接触)进行了深度访谈并获得丰富的一手资料。
(二)编码过程与可信度
本研究是在借助NVIVO 11质性分析软件的基础上，运用三级编码技术对所有资料进行编码以得到父子节点并构建节点关系。在此以对腾讯新闻的编码过程为例进行说明：首先，经过资料清理、初步概念化的处理，得到“性犯罪、暴力犯罪、反社会、拐卖儿童妇女”等多个开放性编码。根据这些编码，笔者对其予以重新组织并归纳总结出“危害社会安全、影响社会和谐、多维贫因、人品良好”等8个范畴，最后根据上述范畴归纳出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的两个主范畴：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编码过程示例见表1)，以此形成了树状节点。另外，在编码可信度上，本研究通过NVIVO软件中“编码比较”的功能进行了编码的三角验证，结果为0.94，已经超过0.8的合格标准，证明本研究编码通过了三角检验，具有可信度。
表1原始资料编码示例
(:2017/1/19)506 (:2015/6/16) (:2013/12/12)4 (:2011/7/26) 22“”(:2016/8/19)8458(:2011/5/18)45110(:2016/2/23) (:2015/8/23)……………………
三、舆情之下的农村单身汉“妖魔化”社会形象
对于任何社会性事件来讲，媒体都是一把“双刃剑”。媒体既可以通过新闻宣传来提升某一群体的社会形象，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也能够放大事件的负面效应，隔断多元化的社会沟通渠道。由于近些年，我国长期以来男女出生比例失调的规模效应逐渐显现，大量男青年进入适婚年龄，适龄男青年不仅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婚配，同时也更加挤压了原本拥挤的婚姻市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受较低经济水平的限制，单身汉开始大量出现，且有聚集性特征，群体性效应也逐渐显现。笔者通过对新闻报道年份的统计发现，在2004—2018年期间，腾讯新闻关于农村单身汉的新闻报道整体上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尤其是自2014年开始，大量关于“光棍村”、“单身部落”，以及对于农村单身汉生活关注的新闻报道数量明显增多。其中于2016年达到峰值，为21篇。
与此同时根据新闻主题关键词分析结果可知，新闻媒体对农村单身汉形象的构建较为负向，超过一半(56.74%)的新闻都对其做出了负面报道，甚至部分新闻报道直接以某些较为激烈的词汇形容该群体。另有31.91%的新闻对农村单身汉呈现出较负向评价特征。而对单身汉予以正向、较正向评价的新闻主题则分别仅占比为6.38%、4.96%。[注]在情感划分标准上，若新闻中直接出现“强奸、残杀、心理扭曲、买卖儿童妇女”等犯罪行为的类似词语，则将其编码为“负向”；若新闻中出现“贫困、懒惰、无知、通奸、嗜酒、赌博、邋遢”等一般违法越轨的类似词语则将其编码为“较负向”；若新闻中出现“内向、不善言辞、渴望婚姻”等客观描述性词语则将其编码为“较正向”；若新闻中出现“善良、勤劳、努力、孝顺、自立”等褒义词则将其编码为“正向”。
根据资料来源和素材种类，本文按照舆情渠道的分类，将各类涉及农村单身汉群体形象的塑造操作划分为：媒介形象、学术形象、网络公众形象，详见表2。
(一)媒介形象
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影音文学作品，对于农村单身汉形象的描绘通常都是直白的。在笔者所分析的材料当中，绝大多数的大众传媒都以各种形式和词汇塑造出农村单身汉的负面形象。而在这其中，除了“孤独、贫穷、懒惰”等直接描述之外，新闻舆论也更多地将农村单身汉与社会道德、安全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农村单身汉的种种不良标签是其违反社会道德、影响社会和谐的“原罪”，甚至是导致拐卖人口、性犯罪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直接诱因。而正面评价也大都局限在对这一群体同情和遗憾情绪的表达上。介于新闻媒体等大众传媒手段对于社会大众广阔而深入的影响力，这种较大规模地对农村单身汉的负面评价显然影响了大众对这一群体社会形象的认知。
表2分舆情渠道对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评价
,1820,40455、、38、1029274365492,299(、)1027,304781,12,1“”,1062,3652,16()59,43“”,2,2211,199,()2615297254
注意到，与文献[24]中的3WLS算法相比，本文式(21)中增加了对θ1中x、y估计值的利用，因此，本文算法的定位精度更高.式(21)的加权最小二乘解为
除了“影响社会和谐与安全”以外，“贫困”与“懒惰”也是单身汉在媒介传播中的主要形象之一。“女的是残疾人和傻子都嫁得出去，但帅得像刘德华的封毛仔因为穷一直是光棍一条”[注] 编码片段来源于新郎帅的像刘德华，越南新娘为何跑了？[N/OL]. 腾讯新闻,(2010-5-10)https://news.qq.com/a/20100520/002217.htm ，“付衣国出生于1953年9月，由于好逸恶劳，多年来一直是单身。村里的多名妇女经常受到他的骚扰。但迫于付衣国的淫威，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注] 编码片段来源于五旬男子多次强奸13岁幼女致其产下女婴[N/OL]. 腾讯新闻,(2006-2-22)https://news.qq.com/a/20060222/000427.htm。贫困与懒惰常被各类媒介主体用于解释农村单身汉的失婚与越轨成因，无论是在新闻报道还是影视文学作品中，媒介主体更倾向于以个人因素为依据对该群体进行剖析，而忽略了社会因素。这样的负面情感倾向分析会对社会大众造成偏差性引导，从而影响社会对该群体的客观认知，限制其个人发展。
(二)学术形象
与大众传媒和文学作品塑造和宣传的农村单身汉形象不同的是，除了对单身汉的性格等固有因素之外，调查地区的大多数村庄和村民并不认为农村单身汉是一种负面的社会形象。大多数认为光棍也是正常村庄构成和村落生活的一员，且也能够正常参与村落活动和建设。“大部分都是正常……评价很好的我们也有的，刚好就有个在我们办公室，工作努力，为人和善，做事负责，对工作和生活没有任何不满……”(被访者：WXYX)。
从表2的编码结果可见，农村单身汉无论是在新闻还是小说电影中的形象大多都是负面的。“坏、穷、懒”成为其主要代言词，其中，影响社会和谐、危害社会安全则是其核心形象。 “该刘姓男子找不到老婆，42岁仍单身，曾三次与亲妹妹强行发生关系，不答应就威逼要打。称‘玩自己的妹妹不用花钱’”[注] 编码片段来源于男子找不到老婆性侵妹妹 称“自己妹妹不用花钱”[N/OL]. 腾讯新闻,(2014-12-25)https://new.qq.com/cmsn/20141226/20141226044626.html。类似于此类的社会新闻并非少数，并且其在各大网络平台的转载量也相当可观。除去新闻之外，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各类媒介传播中，此类片段的描述也较为频繁：“那贫穷的光棍哪儿去找买一个女人所需要的两千块钱呢？买不起女人的话，就只有跟自己的妹妹，或者跟自己的母亲做那个啥。愣二因了性欲的压迫有时发疯了。他母亲就让她丈夫到离村比较远的煤矿去跟他们的大儿子要钱。丈夫过了几天回家的时候，愣二好了……”[注]编码片段来源于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虽然新闻需要“新奇、独特”的题材来吸引观众眼球，而影视文学作品也需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故事和情节冲突才具有可读性，但是这样的文字形象刻画极不利于该群体形象的客观表达。正是由于各类媒介传播主体总是将农村单身汉与各类越轨、违背道德、不合伦理等行为联系起来，久而久之，社会大众会将少数人的越轨行为提高到整个群体层面，从而形成了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造成排斥、鄙视、恐惧等难以逆转的结果。
虽然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作为学术圈内的观点交流与讨论使用，其传播范围远不如新闻媒体、文学影视作品等各类媒介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学者的言论和判断相比新闻等更具有影响力和可信度。学者专家是社会话语体系中的优势者，甚至是领导者，其对事件的评论和预测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显著性诱导和影响作用。“男性婚姻挤压的累积将加剧农村社会形成买卖妇女儿童的巨大需求和潜在市场，并促使“光棍”及其相关社会问题向最不发达地区集聚，有可能激化区域性的社会矛盾、加大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存在对农村社区的社会治安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文献：XA201211)。这样的研究结论虽然非常可观地阐述了农村单身汉可能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现象，但是由于缺乏对可能性的推断以及客观的提醒，导致多数社会大众的关注重点偏倚，致使其非但不能客观、理性地思考学术讨论，反而将其化为“强有力的专家佐证”，进一步对该群体的负面形象予以刻板化。
除此之外，“贫困”与“边缘”也成为该群体在学术界的主要形象，其中，贫困多被用于解释单身汉的失婚因素与群体特征，“光棍的收入普遍偏低……这充分说明光棍的贫困是普遍性的。贫困也是以往研究中光棍们身上最显著的标签……”(文献：QN201403)。边缘化则多被用于刻画单身汉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光棍群体社会地位低下，处于村落社区末端，他们在家庭内部、 人情交往、 公共生活和政治参与四个层面均被村落社区完全排斥在外，从而处于多重边缘地位……”(文献：NF201106)。这也变相的使农村单身汉群体在学术界内形成了贫困者、弱势者、边缘者的刻板印象，不利于对该群体的深化研究。
(三)网友评价
随着农村单身汉问题不断凸显，一方面，以学者为主的公共舆论精英逐渐将这一群体的存在视为“损害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权，而且对不同群体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损害社会所有人群的整体福利，并将对公共安全产生影响，阻碍和谐社会构建和社会稳定”[13]的社会顽疾，并在救济机制、养老保障、社会救助、家庭重建等多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来“缓解”农村单身汉的问题。新闻媒体更是对农村单身汉的负面形象大加报道，认为这一群人是“落后于社会”并且“自暴自弃”的存在。这样判断式的结论宣传无疑否定了农村单身汉群体积极改变自身和融入社会生活的主动性。另一方面，随着全国范围内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所引导下的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以区域和政策为限定的阶层边界逐渐被打破，整个社会不断进行的复杂融合作用也让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越轨行为愈发增多。诸如阶层歧视、性别歧视、公共道德危机等社会问题逐渐成为大众视野的重要关注点。而舆论对于社会压力的“问题化”导向，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较为负面化的惯性思维，让社会大众将问题的产生多归因于他们。舆论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关注，本质上反映了社会矛盾无法缓解与社会问题无法解决，造成的大众集体性压力的无法释放。
很多网友认为，农村单身汉是社会的“毒瘤”，其本质就是“变态”“危险”，并且这一社会问题难以解决。“老光棍变态，这个没办法的……”(HP社区论坛网友回复WX300009)。也有多数网友认为，农村单身汉之所以沦为单身汉，必然是因为贫穷和懒惰，“穷的连大保健都做不起……” (HP社区论坛网友回复PQ3000008)；“穷是其一，懒才是原罪……”(HP社区论坛网友回复LD05)。这样的失婚男性并不值得同情，其被婚姻市场淘汰是社会优胜劣汰的结果，因此只能称作“活该”：“这群不求上进的歪瓜裂枣，活该……”(HP社区论坛网友回复LD01)。
从上述引证可见，网友群体对于农村单身汉的评价极为消极。农村单身汉作为我国社会中较为小众且难以接触到的群体，网友多是通过文字影像传播对其予以了解，出于猎奇心理，其较易于被各类“吸人眼球”的报道等媒介作品吸引，从而对该群体衍生出各类负面情绪，成为被媒介“引导”的社会评价个体。
四、农村单身汉“普通化”社会形象的建构
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普通化”是相对于诸多新闻素材与学术研究“污名化”和“特殊化”的表述。它代表了本研究在基于一定范围和规模的实地调研和实证材料的分析所作出的判断。基于社会分层理论，农村单身汉在经验视角下往往由于贫困、性格缺陷、心理问题等种种原因而处于社会弱势阶层乃至底层。众多研究也以一种“弱势”的话语来对以农村单身汉的自身状况和问题进行分析。然而在本研究当中，无论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个体，农村单身汉在各自内部的社会网络和日常生活当中显然不是“弱势”的。在村民的话语当中，单身是可以被村落完全接纳的生活方式。“村子里的人对他评价都很好，虽然他是单身汉，但是他爱干净讲卫生。他是我们村里唯一的单身汉，但是他们对他都很好，根本不会说因为没有结过婚就鄙视他，嫌弃他什么的，根本不可能……”(被访者：WXLRH)村落和村民日常生活的话语塑造了一种与既有研究和媒体塑造的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所截然不同的面貌。本研究基于调查所得，从总体特征，群体地位比较和交往互动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正面评价多于负面的群体特征
相对于媒体，学术体系对于单身汉评价的表达方式更加温和与客观。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在学术文献中，所有资料几乎是一边倒地描述、剖析农村单身汉负面的社会形象及其影响。与媒体相似，多数学术研究注重单身汉贫穷、弱势以及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问题。但学者也更加关注农村单身汉的个人生活、社会网络和自身发展状况。同时也更多地站在更加中观和宏观的视角来关注农村单身汉的问题，从而发现更加多元化的归因。
本研究以内容分析法、访谈法为主，数据来源包括两部分：一是通过对相关新闻报道、影视文学作品、论坛、既有文献的搜集整理，归纳出现行社会中农村单身汉的“大众印象”和“社会评价”；二是通过实地调研、微信访谈搜集一手资料，对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进行再建构。为了保证研究的可行性与可信度，本研究在新闻资料搜集上以“腾讯新闻”[注] 腾讯新闻是中国四大新闻媒体发稿平台之一，根据aleax网站统计，腾讯网目前全球综合排名第 9 位，中文门户网站排名第1位。腾讯日均IP在4756.25万，日均PV在1.8亿左右。为各个中文门户网站同期最高(http://www.lbzuo.com/ziyuan/show-12406.html)。同时，腾讯的转载功能亦满足本研究扩大信息来源，丰富数据样本量的需求，因此本研究最终选择以“腾讯新闻”作为分析目标。笔者在腾讯新闻的主页中以“单身汉”、“老光棍”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分别得到2132、1954条信息(截止到2018年9月28日)。笔者随机抽取前100页网页作为样本，经过数据清理共得到141条相关新闻信息。同时，笔者也通过豆瓣、虎扑、知乎等大型知名网站搜索，选取热度较高的6部影视文学作品、6部自媒体文学作品以及24个讨论帖(共计422条留言讨论)作为分析资料对其进行解构。 为主要平台，经过数据清理共得到141条相关新闻信息。[注]141条新闻信息共来源于75家新闻媒体。其中，信息来源最多的新闻媒体分别为“中国新闻网(12篇，占比8.51%)、重庆晚报(7篇，占比4.96%)、华西都市报与新华网(各5篇，占比3.55%)。在文献搜集方面，本研究在CNKI上以“单身汉”、“光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等同义词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通过主题筛选、数据清理，共获得179条相关信息，为了保证研究的时效性与可信度，笔者以2010年—2018年为界，在公开发表的125篇学术论文中，选取被引用次数最多的(5次及以上)前51篇论文为样本进行数据分析。
在“光棍”的社会学研究中，大多数是站在研究者主体的立场，将农村单身汉这一群体“现象化”，进而通过因素分析和结果论证将其种种行为和表现“问题化”，最终在政界和学界形成“‘光棍’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主流话语。也有研究站在单身汉的立场上，强调单身的主动选择性，否定那些一味强调总体性视角来看待单身的观点。可此类研究也容易将研究者置于伦理的制高点，从而忽视那些致使“婚姻挤压”和“婚姻排斥”的客观性原因。但是，笔者发现，两种研究取向逐渐将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二元化了，而大都忽视了如何尝试进行重构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的动态过程，以及社会舆论对这一过程潜移默化地造成的重大影响。在进行新闻素材搜集以及对农村单身汉群体进行实地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近些年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对于农村单身汉的关注大都集中在与“贫穷”“焦虑”“犯罪”等负向化的社会舆论导向相关联。而实际上，农村单身汉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经济生产能力的缺失，客观上造成了其婚姻的弱势、家庭的失能，进而消减了其社会参与的主动性，但这并不影响农村单身汉在其有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评价以及这一群体作为“行动者”的主动性表达。且这种现象主客体之间的认知并不以“单身”或“失婚”的条件为转移。由此可见，大众传媒以及其他剥离现实的相关学术探讨为这一群体塑造的种种负面的“标签”，不仅在社会大众的认知中将“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特殊化、污名化，乃至“妖魔化”了，同时也十分不利于这一群体的自身发展与参与社会生产。因此，本研究希望从媒体舆论和大众认知的层面再次认识从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并尝试解释这种变化。
经过紧张的现场评比打分，最终，威县明武果树种植合作社司明海选送的秋月梨和威县西夏官村张淑华选送的巨峰葡萄分别获得“梨王”和“葡萄王”荣誉称号。
(二)基于交往与互动的形象差异
通过整理大量受访者的访谈资料，笔者发现“猥琐、龌龊、奇葩”等极度负面的词语并未出现在村民以及其他与单身汉群体有过直接接触的被访者中。而在从未与该群体有过接触的被访者中，此类词语却频频出现。当这一部分受访者被问及“此印象从何而来”时，他们大都回答“新闻、影视作品、小说”是最主要来源。可见，媒介工具对于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的负面化塑造，已经逐渐成为大众心里的刻板印象，影响着那些未接触过农村单身汉的人对这一群体的认知。
在传主的自我塑造和传记作者的合力作用下，成就了当时许多具有道德典范意义的遗民志士形象，在同道中引为共鸣，并成为时代精神风貌的代表者。遗民传记精神风貌之传扬，自然少不了传记文作者的重塑之功，作家们在叙述传主生平经历的同时，更多的精力会聚焦、着力于抽象传主符合遗民道德传统的认知，从而实现其精神境界的提升。
如前文的分析思路，选取贷款申请被接受的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检验银行信任对小微企业贷款抵押要求的影响。详细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传媒工具的影响尤其反映在与农民群体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身上。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对农村单身汉称谓与形象的“污名化”。“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11]。大众传媒的视角代表了社会大众或社会主流文化话语对于某一社会现象或者社会对象的看法或评价。虽然价值导向上有待判断，但它既象征了一种强势的话语权力，也是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利益的统一性表达。以网络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对“农村单身汉”这一称谓及其所代表的社会角色标签的“污名化”建构，一方面反映了长期以来在政策话语之外社会大众对农民仍没有平等相待，因而对农民的问题和一些群体正常现象也不能以中立的价值取向进行判断；另一方面，也让“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被不合理的标准“削足适履”式地判断，社会大众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身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匮乏。“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是站在高处戴着有色眼镜看农村人……人家除了没结婚有什么不一样……人家也想结对吧……不要想当然……感觉他们像妖怪一样，都被妖魔化了……” (被访者：WXLYY)。
(三)社会地位个体化
在村庄日常生活当中，群体的地位不仅来源于经济条件，村落政治参与，以及社会支持等显性要素，也受到宗族性的村庄圈层结构的规约。在我国农村“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形态之下，农民的行动逻辑遵循“核心家庭——宗族——村落”的圈层结构所决定的血缘或者地缘关系模式。在这种结构中，越是处于圈层关系内部的村民之间，越能够依赖一些不成文的伦理规范来看待彼此并守望相助，并且这种关系并不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12]。也就是说，即使某一村民有一些先天的障碍，或者难以抚平的难处，只要维持着较为紧密的圈层关系，他们也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受到格局内部其他村民的冷落。
通过笔者在D县农村的调查发现，虽然多数光棍有“五保”政策以及一些地方扶贫政策的帮扶，但由于该群体家庭的不完整以及劳动能力残缺等现实状况，其非正式社会支持少之又少，因此他们得到最多的是同村村民基于同宗感情或日常交往的支持和帮扶。然而“失婚”和“单身”的身份标签，以及社会支持的缺失并不能决定单身汉的形象，在同村的村民看来，单身汉的“危险、无人缘、底层、边缘化”现象并非是该群体的普遍特征，造成个别单身汉在村落的地位较低或口碑较差的根本原因是个体在村落社会中的行为处事方式，个人的脾气秉性。婚姻状况的确会通过中间变量来影响单身汉的社会形象，但婚姻并非是直接影响因素。尤其是在逐渐“空心化”的村落环境当中，单身汉作为留守村中尚存壮年劳动力甚至开始“升值”，成为日常生活和村落政治中重要的参与者。
五、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差异的再解释
根据上述的社会舆论建构的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以及实地对“光棍村”的调研，可以发现社会公共舆论和当事主体的社会关系舆论对于单身汉的评价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从主观上，这象征了我国社会阶层缺乏相互深入了解和认知的主动性；而从客观上，它反映了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带来的文化效应。通过对D县农村单身汉的相关调查，我们看到他们的真实的形象并不是由“失婚”因素决定的，这一群体周围的村民也并未受到大众传媒所宣传的和场域外之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的左右，而是拥有自身独立与理性的判断。那么应如何看待这种社会认知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本文尝试从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社会矛盾与越轨行为的“问题化”转嫁
为了尽量避免网友受新闻报道的倾向性影响，本研究特地避免了新闻跟帖与讨论的部分，主要以各大论坛中的独立讨论帖为分析目标，如《对于我国将有3000万光棍的说法，你怎么看？》等。网友作为独立的社会个体，其对某一群体的评价必然不会是空穴来风。经过对网友跟帖的编码，本文发现，网友对农村单身汉的评价与新闻媒体等传播的形象层次(坏、穷、懒)高度一致(见表2)，并且网友对该群体的评价用语更为“犀利”，其中不乏众多“讥讽”的含义。
需要澄清的是，农村单身汉本身并不是社会特殊人群。他们只是由于一些原因无法组成家庭的普通人。农村单身汉与大多数农民以及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也会面对养老保障、大病医疗、生活照顾与情感慰藉的种种问题，也会因为社会压力的存在感到内心的焦虑与失能。因此，理解、接近和有针对性地帮助农村单身汉群体时，过分强调其在社会集体中的特殊性以及和种种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忽略其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共性，会对其社会形象起到“标签”作用，进而导致该群体对政策的过度依赖或者政策不适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围绕环境问题的国际谈判形势日益严峻，减排的责任和压力巨大。碳关税，也称为边境调节税，最早由欧盟提出，它是对在国内没有征收碳税的国家的出口商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其理论基础是为了让企业承担同样的减排成本从而达到公平竞争。发达国家认为碳关税是防止碳泄漏、推动公平贸易的有效手段，意味着进口商品将按其生产过程的含碳量来征收碳税。而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碳关税是进口国为了对进口产品进行限制提出的政策。
(二)个体与社会选择带来的价值比较
随着人口性别比例的整体失衡，“晚婚”或者“不婚”逐渐从被动选择演化成了主动选择，同时也从个体选择逐渐变成群体性选择。随着“不婚族”等群体不断出现，且由于其成员不再受物质基础、地域环境以及个人素质等现实条件的规约，而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这种依从个体的自主性，而没有进行婚配的行为，由于其对文化水平、阶层地位、物质条件等因素的限定，常常被人们称作是“单身贵族”的选择。主动单身的行动显然是为实现自身的目标而展开行动。正如科尔曼所言，“行动者”的目标或行动原则正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或提高满意程度，而“行动者”与他人之间也是一种注重实利的关系，这种关系仅仅表现为行动者的利益寓于他人控制的资源和事件之中,以及他所控制的资源和事件蕴含着其他行动者的利益[14]。个体选择下的单身行为和状态是一种为了维持良性的社会关联与较高的自我评价所自主选择的。它通常不会因为一些社会评价的影响而转移，也不对个体选择单身后的行为和评价产生太大的影响。
农村单身汉则更多的是一种社会选择的结果。适婚人口结构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让农村单身汉成了社会选择的“牺牲品”。农村单身汉的个人价值实现在集体利益和社会发展秩序面前被忽略了。缺乏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农村单身汉被婚恋市场和社会秩序所排斥和忽略，因而个人意愿无法得到应有的表达。这让农村单身汉即使面对指责或是偏见，也往往没有能力和主动性去发声。这是社会选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社会大众对社会所排斥或是落后于社会发展的群体存在负面评价，且难以改变。而弱势群体本身对这种状况心存不满或是不甘，但却难以表达。
(三)婚姻市场不平衡加剧了形象差异
传统乡村婚姻与城市婚姻均主要在各自的圈内进行循环交换，大部分男子能在各自婚姻圈内自我消化[15]。然而随着社会信息的日益通达，婚姻市场中的女性由于拥有了解更多适婚男性，以及更加深入了解男性各方面条件的渠道，因而也更容易走上“贱农主义”[16]的道路。最为直观的表现，便是婚姻交换中的经济因素成了决定婚配的关键。在婚姻梯度的作用下，作为绝大部分由于经济贫困原因造成的单身男性不仅难以婚配，同时由于贫困、资源匮乏等造成的一些次生问题，也使其很难在婚配市场上维持良好的形象。农村单身男性也更难走出原本就狭小的婚姻圈子，从而难以在婚姻市场当中寻觅到机会。由于固化的婚姻圈界限的存在，处于圈外的适龄婚配对象也更难了解到农村单身男性的现实状况。同时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他们对于农村单身汉的认识不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消极的评价更加严重。正是由于这种婚姻市场整体的不平衡、不流通的特性，加之婚姻“贱农主义”的政策意味、舆论导向和价值认知，加剧了农村单身汉所在的农村婚姻圈女性资源向上流入的趋势，更加淡化了城市婚姻圈女性资源向下流入意愿。这样一来，不仅农村单身汉更加容易被婚姻市场全方位的排斥，城市婚姻圈当中的“剩女”也会加剧婚姻市场的整体不平衡性。因此所产生的恶性循环，不仅让农村光棍的形势更加严峻，也是中国现代婚姻的悲剧[2]。
(四)拟态环境理论的解释
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也称“似而非环境”，来源于美国政论家李普曼，是传播学和舆论学的专业术语。其含义是指大众传播活动的信息环境并非是对客观事实如镜子似的直接反映和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建构后的向公众展示的环境[17]。对于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庞大而复杂的世界里，人们很难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获取直接信息，只能借助于新闻去满足了解世界、认知世界的需求。这就使得个人和信息反映之间并非是客观直接的，而是横亘了“新闻中介”，个人对客观环境的反应变为对拟态环境的反应。而传播媒介在进行信息处理和传播时通常又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因此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了个人的认知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对客观的显示环境产生了影响。农村单身汉作为我国较为小众的群体，一般社会公众尤其是城市居民很难与其直接接触，公众只有通过新闻等媒介工具以“道听途说”的方式在拟态环境中获得关于该群体的信息并对“似而非”的环境进行判断和评论。因此导致了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差异化的显现。
六、小结
社会形象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是相对的。它由人的主动性和社会的塑造共同构成。对社会形象完满性的追求是一种相对的或者说比较的存在，是人的认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深化的结果[18]。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的建构，一方面来源于舆论对于其现实状况和我国婚姻市场形势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来自主体视角下，农村单身汉自身及其周边人对其角色定位、社会价值和形象期待等多方面的认识。经过调查发现，二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在展现了大众传媒工具作为舆论宣传工具的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反映出不同社会阶层，尤其是其他阶层对社会底层人群沟通的封闭性和认识的刻板化。社会舆论和传媒工具对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妖魔化”的宣传，是“污名化”了“农村单身汉”这一社会称谓和标签，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正常的生活和发展，同时其宣传在社会大众当中造成的刻板印象也会限制该群体自食其力的能力、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舆论宣传和大众的态度来自于主导性话语权力的引领。长久以来，我国在政策取向上虽然没有以明文的形式对农民弱势的社会地位进行宣示，但“以城为主”的内在逻辑却以其他形式存在着。这无疑在各个方面对农村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近些年在政策制定和社会导向指引方面，我国也在努力改变着这种城乡差异为二者带来的固化的社会印象。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以来，农民和市民都以“城镇常住人口”的称谓代表。国家以权力形式对农民和市民称谓进行了结构化统一，不仅在制度意义上整合了二者权益、声望和资源的分配模式，让农民与市民不再以职业和创造社会价值的功能性区分而产生不平等的待遇；同时也让二者在各自群体相似性问题的产生、理解和解决上逐渐达成认知层面的共融，农民的问题放在城市也会是问题。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户籍身份区隔的逐渐模糊。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日益增长的权益意识和权力诉求，渐渐地让“农民”不再以一种区别于城市居民的利益标签出现。近些年，从全国性到地方性的社会政策不断从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施力，以及各级政府在农业补偿、征地等方面对农民群体的利益让渡，逐步促进了城乡社会平衡发展，也客观上缩小了在城市优势利益者的认知当中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角色形象差距，进而也淡化了对于“农村单身汉”这一社会性现象的排斥心理。作为社会舆论和大众传媒，需要改变经验思维，减少长期以来对农村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相关负面报道，转而对农民群体作为城市建设者的不可或缺性进行肯定，同时要开始关注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的生存、生活和保障问题。这不仅是城市化为主流的社会文明进步的主动选择，也是城市中社会角色的“既得利益者”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优势受到挑战的被动调整。
从个体认识方面，在我国转型社会时期，多元化个体、群体差异和地域差异，逐渐改变了社会大众在传统“总体性社会”下的统一化认知，从而使整个社会价值的张力不断扩大，社会大众对于个体选择的接纳程度也不断提高。这不仅是个体成员权益博弈的结果，也反映了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权力理念的不断深化。由于城乡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加之社会对于“单身”选择内涵的重构，社会大众不应当再完全将农村单身汉与贫穷、懒惰和失范等负面因素联系在一起，而是开始正视单身的客观原因，并理解农村人也将“单身”作为一种选择的主观意愿。“单身汉”所蕴含的价值属性需要逐渐开始摆脱那些固有的负面文化内涵，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张力的体现，也为缓解“单身”问题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效应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4）乙醇适应活化处理优于传统活化方法，有助于提升酵母菌二次发酵活性；根据标准化数据确定EC1118酵母的最佳活化条件为厌氧培养，培养液中碳源和氮源含量分别为蔗糖质量浓度30 g/L，磷酸氢二铵质量浓度10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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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terpretationofRuralBachelors’SocialImage
WANG Jing, HE Wei
(DepartmentofSocialDevelopment,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news reports, literary works, audio-visual works, and netizens’ comments, we found that the current media tools have an extreme trend in the social image construction of rural bachelors, negative comments such as “maleficient, lazy, ignorant, poor, lonely, and deviant” have becom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is group. At the same time, some research conclus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also deep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gative social image of rural bachelors. However, this study holds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social image and social status of rural bachelors and average people in the village. Remain single does not lead to social exclusion, and individual traits are the decisive factor. The labeled negative stereotypes created by the mass media and academic circles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soci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bachelors. Therefore, the group should be de-stigmatized and de-specialized, evaluated objectively, and the social image of rural bachelors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KeyWords： rural bachelor; social image; public opinion; stigmatization; labeling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9)02-0047-12
收稿日期:2018-10-23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9.02.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SH015)
作者简介:汪静(1990—)，女，安徽滁州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与农村养老。E-mail：wangjinglx@yeah.net
标签：单身汉论文; 社会论文; 农村论文; 群体论文; 形象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SH015)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