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斯卡·王尔德戏剧中的“莎乐美”与威廉·福克纳小说中的“爱米丽”因其癫狂的复仇行为被视为西方文学中女性复仇者的经典形象。在父权制和宗教禁欲观念的束缚下，女性被迫走向失语的境地，身心备受摧残。对爱情盼而不得的苦闷使她们疯狂，进而采取毁灭的方式占有情人，甚至将男性社会的“女性想象”作为复仇的利刃，通过疯狂的行为给男性社会以震颤。复仇行为是女性悲剧抗争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莎乐美；爱米丽；复仇者；女性主体
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现代颓废主义美学的发展。《莎乐美》取材于《圣经》故事，是王尔德的代表作，也曾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争论。国内外学者对《莎乐美》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从唯美主义、疯癫形象及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角度进行探讨。威廉·福克纳是20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擅于运用现代技法，将意识流、哥特式等创作手法融入作品之中。《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短篇小说的代表之一，国内外学者从哥特式特质、女性主义及玫瑰花意象等角度对小说进行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深化，国内外诸多学者从女性主义入手研究西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关注到女性复仇与男权社会的关联。本文从王尔德与福克纳所创作的经典复仇者形象入手，对复仇者疯癫背后的深层动因进行探讨，从复仇行为本身延展到女性复仇与男权社会压迫、宗教观念束缚的联系，从摆脱压迫与尝试抗争的角度对女性疯癫的复仇行为进行解读，通过复仇者形象来探讨西方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悲剧抗争方式。
莎乐美是王尔德戏剧《莎乐美》中的主人公，爱米丽是福克纳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主人公。二者都经历了从温顺淑女到复仇魔女的转变，被视为复仇女性的代表形象。癫狂的复仇行为背后揭示出女性在男权社会遭受的压迫与抗争。在男性社会父权制和宗教观念的双重压制下，女性失去话语权，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世界整体而言是男性的……女性是低一等的，从属的。”①长久的压迫使她们向往美好的生活和爱情，盼而不得的苦闷又使她们的心灵进一步扭曲，以致走向癫狂的复仇之路，杀死情人、占有其死后的躯体，通过复仇获得心理的满足。敢于采取行动改变自身的处境，通过大胆疯狂的行为反抗男权社会的压制，女性复仇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父权制：女性失落与压抑的根源
男性社会父权制的压迫是女性失落与压抑的根源，也是促使莎乐美和爱米丽走向疯癫复仇之路的根本原因。莎乐美是犹太公主，叔父弑兄娶嫂，母亲改嫁，她被视为象征原罪的“乱伦之女”。她本如天使般娴静美丽，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为之痴迷。她对美也有着无限的追求，却在继父窥觑的胁迫下如同“迷途的鸽子”。她对先知乔卡南的爱如洪水猛兽般爆发，但在遭到拒绝和侮辱后走向了复仇之路。为了得到乔卡南的吻，她变得疯癫、痴狂。她为继父跳起了“七层纱舞”，作为交换索要乔卡南的头。吻到心上人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她不住地亲吻那沾满鲜血的头颅。从天使到复仇的疯癫女性，莎乐美的悲剧也有其父权制和宗教根源，男权社会的压迫使女性无路可走，在疯癫、扭曲中走上复仇之路。而爱米丽出生在没落贵族家庭，对美的事物怀有无限的憧憬，喜爱玫瑰色的窗帘，玫瑰色的灯罩，玫瑰花也象征美好的爱情。美国南北战争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她生活在传统的南方小镇，饱受父权制和清教思想的压制。在遭受情人的背叛后，她选择了复仇。从一个温柔善良的纯情少女变为癫狂孤僻的复仇女性。在毒死情人之后，她永久地“占有”了他，每日和他的尸体相拥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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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莎乐美一样，爱米丽也饱受男性社会父权制的压迫。爱米丽自幼丧母，没有兄妹，孤独在她的心灵早就埋下了种子。她与父亲相依为伴，父亲的威严也如影随形。她的父亲是南方没落贵族，秉持传统的妇道观念。“她父亲的性格三番五次使得她作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这种性格仿佛太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③父亲的性格、父权制压迫是造成爱米丽悲剧命运的主导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的压迫。当爱米丽幻想拥有美好爱情之时，父亲却“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替她回绝了一切追求者。旧贵族的清高使他蔑视所有的追求者，自恃镇上没有人可以配得上自己那理想淑女般的女儿。“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的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着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他们俩的身影。”④叉开双脚、手持马鞭的父亲，挡在爱米丽前面，也隔断了她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父权对她的控制仿佛消散不去的阴霾，即使在父亲去世后，她一直相信“她的父亲并未死”。父亲的死去只是肉体的消失，他对爱米丽的精神控制始终存在，至少在爱米丽的心中，父亲威严的阴影没有散去，也永远不会散去。可见，在男权社会的统治下，女性始终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也没有个人意志的传声筒。男权不仅在政治、经济等外部层面对女性进行压迫，更在心理和精神层面无情压制，这种影响一旦形成便很难抹去。女性无法寻求诉诸个人情绪的途径，不断积蓄的委屈、失落、郁闷最终使她们的心灵扭曲，变得暴怒、疯狂。
同莎乐美一样，爱米丽在复仇时也带上了男性社会想象的“人格面具”。当情人背叛了爱米丽，小镇上的人议论纷纷，她开始暗自筹划着复仇，“我要买点毒药”。在她得到砒霜后，爱米丽自杀的传闻在社会中传播开来。在男性社会父权制的审美想象中，爱米丽“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⑥，爱米丽那高贵的尊严、清高的孤傲、旧贵族的习性，使人们对她的幻想停留在其自杀的解决方式，而绝不会联想到连父亲威严都不敢反抗的爱米丽敢于杀人。在父权威严的压迫下，爱米丽带上了男性想象中的“人格面具”，虚假的理想形象使爱米丽生活中郁郁寡欢。而在筹划复仇时，她却将社会人群想象的“人格面具”加以利用，借助人们对自己的认知定式，获得了躲避罪责的筹码。即使她的房子散溢出腐败的难闻气味，人们也只当是仆人打死了蛇或老鼠的尸体味道。即使砒霜事件之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荷默，也只当是他悄悄地离开了。爱米丽的复仇一方面是为了报复荷默的背叛，另一方面是为了永远占有他。男性社会对她的审美想象，使爱米丽逃避了复仇后的惩戒，得以拥有荷默的尸体，与他相拥而眠几十年。
二、宗教观：女性反抗与复仇的催化剂
可以说，宗教观念的束缚加剧了莎乐美与爱米丽复仇情绪的蓄积，使她们从天使到魔女的情绪转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进而走上癫狂的反抗之路。她们的复仇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伴随着一系列的复仇准备，长期的边缘人角色使女性的抗争之路无法利用一己之力完成，她们不得不依赖男性社会的“女性想象”，寻求复仇的机会筹码。男性社会的女性想象，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的表现，恰当地利用也可以转化为女性复仇的面具和利刃。在展开疯狂的复仇行为时，莎乐美就拿起了男性社会的女性形象这把利刃。她利用希律王对自己美貌的窥觑，实现了吻到乔可南的愿望。吻到乔可南成为一种执念，深植莎乐美心中，她不惜以“七层纱舞”作为交换，与希律王斗智斗勇。虽是屈辱的违心之舞，但为了获得乔卡南的头颅，所有悲痛的忍受都化为瞬间美感的铺路石。作为男性社会的价值准则，莎乐美的舞蹈值得希律王付出一切，正如争夺海伦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即使举军屠城也要夺回盛世美颜的女子。从古希腊时代起，为满足男性的审美想象，西方社会的很多男权统治者甘愿付出一切代价，哪怕是珍稀的国土城池。希律王亦是如此，面对倾心已久的莎乐美，只要她愿意跳舞，他就甘愿分一半的国土给她，并承诺满足她所有的要求。希律王对莎乐美近乎病态的喜爱，是莎乐美悲剧与抗争的根源，也为她实施复仇行为的提供了契机。为了吻到乔卡南，实现自己疯狂的复仇计划，她答应了跳舞的请求。利用希律王占有自己的渴望，是莎乐美复仇的准备，也是复仇实施的利器。
《莎乐美》取材于《圣经新约·马可福音》，宗教影响的痕迹无处不在。莎乐美爱上了先知乔卡南，在基督教“原罪”观念中，莎乐美被视为“乱伦之女”，“罪恶之地之女”。在叔父弑兄娶嫂的乱伦事件中，莎乐美也是受害者。她失去了父王，又时刻遭受着叔父的窥觑，却还要被判为原罪的“通奸之女”。她疯狂地爱恋着乔卡南，而他却总是站在基督教教义的高地上对她进行无情地道德审判。莎乐美在宫廷中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她厌恶希律王，厌恶无聊的宾客，她被乔卡南吸引，爱上他因信仰产生的圣洁，爱情之花第一次绽放。而乔卡南却站在宗教立场上审视莎乐美，在言语中充满了鄙弃、侮辱和诅咒：“别再走近我！”“我不愿意看到你！”莎乐美第一次如此痴迷地爱上他人，却遭到心上人无情地嘲弄、嫌弃，甚至发出最后的通告，也是最无情的诅咒——“让战争的将领用他们的战刀把她砍死，让他们用他们的坚盾把她搓碎”。⑤男性社会压制下莎乐美长久郁积的情感开始爆发，她渴望拥有乔卡南，吻到他的唇。吻到乔卡南的愿望如此强烈，“我一定会吻到你的！”——成为她停不住的呓语，也是她心绪不断积累的暗示。为了得到乔卡南，吻到他的唇，莎乐美开始变得疯狂，从温柔天使向复仇魔女转变。哪怕只是瞬间的占有，她也要得到这个吻。她开始丧失理智，为了满足瞬间占有的享受，她想尽一切办法将乔卡南逼上了绝路。莎乐美欲望的肆虐源于乔卡南的宗教预判，原罪观念仿佛横亘在两者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莎乐美无法摆脱“乱伦之女”的道德审判，乔卡南也不会放弃他的宗教立场。二者只能以毁灭式的悲剧结束，莎乐美毁灭了乔卡南，获得瞬间的满足，同时也将自己推上了毁灭之路。
莎乐美以一个美丽圣洁的公主形象出场，她的美丽使每一位看到她的人都会发出“莎乐美公主今晚多美！”的感慨。她的美貌同时也是致命的毒药，希律王杀死了她的父亲，娶了她的母亲，又时刻垂涎她的美貌。叔父弑兄娶嫂，莎乐美处于和哈姆雷特一样的境地。而哈姆雷特作为男性，尚且在得知父亡的真相后在复仇与否之间犹豫徘徊，莎乐美更是别无选择。她只能逆来顺受，忍受着“乱伦之女”的臆断，甚至还要被叔父的淫威逼迫，步履维艰。“我没法呆下去。王上为什么总是贼眉鼠眼地看着我？”②在希律王的宫中，莎乐美生活得犹如“迷途的鸽子”、“风中摇曳的水仙”，她的灵魂无处安放，时刻提心吊胆，无所适从。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女性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话语权的莎乐美渴望逃离，逃离希律王的窥觑，逃离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的压抑。月亮意象是莎乐美的隐喻，月亮的变化也暗示莎乐美性格的转变。每一次面对希律王的窥觑，月亮都会变得古怪，它时而的“像一个女子从墓中缓缓而起”，时而“像死女人的手，正在寻找裹尸布把自己覆盖上”。清冷怪僻的月亮意象，象征着莎乐美心境的凄凉无助。这种困境源于希律王的威胁，也正是男性社会的父权制统治特征。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话语统治下，男性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从身体到心理多方位的压制，使女性常常处于失语的尴尬境地。莎乐美从圣洁天使到复仇魔女的转变，是男权社会逼迫的结果。她渴望逃离父权的压迫，却又不断被带回男性主导的空间，无处可遁。
爱米丽的父亲是南方没落贵族，秉持传统的清教思想，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他努力将女儿培养成“圣洁的处女”。圣洁、理性的禁欲生活是清教思想对女性的根本要求。在父权制加持下的清教思想始终束缚着爱米丽，她无法摆脱父亲为自己预设的理想女性之路，反叛的因子却早在心底萌芽。清教思想对爱米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爱情之路的障碍，二是始终过着孤僻的生活。父亲用清教思想来约束女儿的行为，她对爱情的希望之火一次次被父亲的威严浇灭。对爱情幻而不得的苦闷，在爱米丽心中积聚，成为她在遇到荷默后不顾一切的动因。她可以对镇民的议论充耳不闻，还要大方地和情人出游证明自己的选择。这种对待爱情奋不顾身的态度源于其对清教禁欲思想的反抗，也为爱米丽疯狂的复仇行为埋下了伏笔。清教思想对爱米丽的生活起着无法磨灭的影响，她始终过着一种与常人格格不入的生活，孤僻、怪异又固守传统。她的房子“岿然独存”，她总是独来独往，拒绝缴纳税款，在全镇都安装门牌时不予配合……这些在世人看来怪僻的行为，是从小遭受清教思想束缚的结果。恪守本分、禁欲理性犹如永远无法挣脱的枷锁，捆住爱米丽的身心，使她无法恣意地生活，也造成了她怪僻孤高的性格悲剧。
宗教观念的束缚是女性主体失落的又一重要原因，也是促使莎乐美和爱米丽走上疯癫复仇之路的情绪催化剂。
三、男性社会的女性想象：复仇者的面具
过表达的β-catenin蛋白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在破骨细胞发育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作用，破骨细胞发育的早期，可促进破骨前体细胞的增殖，在破骨发育的后期，可抑制破骨前体细胞分化成为成熟的破骨细胞［28］。Wnt/β-catenin 通路的一个辅受体Lrp6发生突变，使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活性下降，使RANKL的表达量上升，导致破骨细胞形成能力增强，突变鼠的骨密度下降［29，30］。其另一个辅受体Lrp5突变也导致骨质减少，这发生于人类的骨质疏松-假神经胶质瘤症的患者，但其发生是否依赖Wnt/β-catenin通路存在争议。
莎乐美和爱米丽都处于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制社会，男性的压制使她们无处可逃。在父权的精神控制逼迫下，她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心理逐渐扭曲、变形，一步步走向疯癫、狂暴的复仇之路。从天使到魔女的转变，成了女主人公无法逆转的抉择。
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想象，是社会不公的表现，也是女性实施复仇行为的利刃。男权社会中处于失语地位的女性，常常被视为弱者、审美的观赏物。连独立地位都没有的女性想要疯狂的复仇，只能依赖男性、利用社会对自己的审美想象。被视为弱者的莎乐美和爱米丽，都利用了男性社会对自己的认知想象，实现了疯狂的复仇。前者利用男性的欲望，用自己的舞蹈交换情人的头颅，实现吻到他的心愿。后者则逃避了复仇后的惩罚，占有情人的尸体直到死去，她的复仇目的得以完全实现。利用男性的审美想象，是女性复仇的必要准备，也为复仇的真正执行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
四、复仇：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悲剧抗争
作为“非遗”的雕刻艺术，它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之间的关系，也许还可以从其它更多的角度加以探讨。但是，我们单就文化同源、理念相近的角度就已经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它们二者之间的姻缘关系都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大环境的基础之上的。作为同属于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它们二者之间所共有的文化基因，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无法遭到否定与质疑。
爱米丽用砒霜毒死了自己的情人，将他的尸体放在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每日相拥而眠。在遭受情人薄情的背叛之后，爱米丽无法得到在世的爱情，便转向占有他死后的身躯。这种占有在满足了爱米丽欲望的同时，实现了对情人薄情的报复。大胆疯狂的复仇女性形象与爱米丽在父权压制下呈现出温顺淑女的形象大相径庭，主人公前后性情的转变也体现出女性从失语到主体意识觉醒的初步胜利。父亲在世时以他的高傲和顽固阻挡着爱米丽追求幸福的希望，当他去世之后，爱米丽先是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拿日工资的北方佬”，以此来反抗父权。后又通过报复荷默，彻底地告别了昔日父威压迫下的淑女形象，以复仇魔女的转变实现对父权的无声反抗。即使这些反抗行为都是在父亲去世之后进行，父亲的压制也如同始终挂在墙上的肖像画一般不曾消逝，爱米丽已经在思想和行为上具有了反抗的叛逆性，不再是温顺的承受，而具有了女性主体的觉醒意识。
莎乐美复仇享受到的是瞬间的快感，吻到心上人头颅的片刻愉悦。她知道此番行为在害死乔卡南的同时也会葬送自己的性命，但她在唯美主义追求瞬间快感的指引下，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复仇。对瞬间美的追求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源于父权制的压迫。莎乐美复仇时希律王依旧在，父权制的威胁也丝毫没有解除，她不可能永久占有乔卡南的头颅，只能享受瞬间的快感。而爱米丽复仇时父亲已经去世，父权失去了直接控制的威严，她的行为也就具有更大限度的自由性，获得永久占有情人身体的可能性。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占有，都体现出女性主体的生命意志和原始激情，复仇完成的时刻也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实现。当女性从男性视野下的温顺淑女走向大胆疯狂的复仇之路，她们渴望摆脱男权压迫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疯狂的复仇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男权社会的震慑作用。尽管这种女性的复仇行为是疯狂的、血腥的，但它预示着长久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反抗男权社会的制约，努力为拥有独立的生命意志造势。
五、结语
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了男人亚当，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在基督教神话中，女性就已经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始于男性身体的一部分，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她们同时属于男性世界和这个世界被否认的领域。”⑧与男性社会父权制压迫相适应的是宗教观念的束缚，两者相互配合使女性备受压抑，成为“第二性”。
莎乐美与爱米丽选择了疯癫的方式进行复仇，其复仇行为饱含着对男性社会父权制和宗教束缚的反抗，复仇行为的实现也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莎乐美和爱米丽都受到父权社会的长期压迫，在分别遇到乔卡南和荷默之后，内心久被压制的生命激情开始释放，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快感。长期受压抑的生活宛如死水般静寂，毫无激情的生活使她们的内心充满忧郁、孤独和苦闷的情怀。饱受压制的纯情少女一旦爱上一个人便将他视为美好的象征和生活的全部希望。她们开始体会到生活的激情、爱情的美好。当她们对美好的向往被所爱之人打破，生活复归黑暗，甚至会比从前更让人绝望。当希望幻灭之时，爱而不得的苦闷就积聚成癫狂的占有欲，进而展开疯狂的复仇行为，甚至变态地渴望占有情人，哪怕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莎乐美以跳舞交换到乔卡南的头，当她看到那用银盘托着的头颅，复仇的快感、终于得到爱人之吻的复杂情绪在她心中升腾。她捧着乔卡南的头颅不住地亲吻——“我吻到你的嘴唇了，乔卡南，我吻到你的嘴唇了。你的嘴唇有点苦味，这是血的味道吗？不过这也许是爱情的味道吧。”⑦为了体验那瞬间的唯美，莎乐美用计谋害死了乔卡南，“你的头属于我了”，欲望的强烈、盼而不得的苦闷使她疯狂，丧失了理智。
从西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和女权运动发展的维度来看，莎乐美与爱米丽丰富了西方文学中以美狄亚为原型的女性复仇者形象。美狄亚作为西方复仇女性的原型，对后世文学塑造女性复仇者形象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莎乐美的复仇者形象，在美狄亚原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反抗的主动性和唯美主义的瞬间美感。美狄亚的复仇始于丈夫的背弃，在受到伤害后开始反击；而莎乐美则是在对情人爱而不得的情欲中，主动拿起了复仇的利刃。莎乐美吻到乔卡南头颅的瞬间，使这场疯癫的复仇走向唯美主义的高潮，那瞬间美的快感，激发了女性的生命意志和原始激情。作为女性复仇者形象，爱米丽与美狄亚具有相似的复仇动因，情人背弃是激发她们悲剧抗争的直接因素。美狄亚的复仇虽然完成，却也不得不以牺牲孩子和自我逃亡为后果。从复仇实现的结果来看，爱米丽则更胜一筹。她利用男性社会的审美想象，逃避了复仇的罪责，与情人“相拥而眠”几十年。莎乐美与爱米丽都体现出女性的生命意志和原始激情，丰富了西方文学中复仇女性的形象。
在父权制的长期统治下，女性处于失语的边缘地位。她们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没有独立地位，社会话语由男性主导，女性失去了话语权，成为男性的附属品。19世纪以来，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具有先进意识的男性作家走在了自我反思的前列，他们塑造出了更具生命意志的女性复仇者的形象，深刻揭示了女性边缘人地位与男权社会之间的关系。男性社会父权制的威严阻碍着女性对爱情、幸福的追求，她们没有独立选择个人生活的自由，无法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长久的压抑与失语状态，迫使女性走向了疯癫的复仇之路。癫狂的复仇是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悲剧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复仇女性形象的塑造，既表达了作家对男权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又通过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文化层面进一步推动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
注释：
①⑧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442、442页。
②⑤⑦ 奥斯卡·王尔德：《莎乐美》，苏福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1、49页。
③④⑥ 威廉·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李文俊、陶洁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3、39页。
2．1 西城区2007－2011年新生儿CH、PKU筛查及发病情况 西城区5家助产机构全部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近5年分娩量逐渐增加，筛查率也逐年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年间共确诊CH患儿21名，发病率1∶2 060，PKU患儿8例，发病率1∶5 408，不同年份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罗伯特·白英跨文化叙事中的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8BZW152）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 08－0034－05
作者简介：汪云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40；耿叶，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责任编辑 庄春梅）
标签：女性论文; 爱米论文; 社会论文; 父权制论文; 男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8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罗伯特·白英跨文化叙事中的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8BZW152)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