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何分析和评价发生于20 世纪的世界东方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历史必然性，这是一个存在着很多争议的理论难题。我们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例，在澄清诸多历史事实基础上，立足现代化视角，能够阐述其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但同时也必须强调指出：此历史必然性不同于马克思理论中的历史必然性，而对此长期缺乏清醒的认识，恰恰是20 世纪东方各国社会主义后来经受挫折甚至失败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革命；历史必然性；现代化
长期以来，对革命（主要指暴力革命）的重视和推崇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主流位置。在此语境下，革命不仅被认为是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而且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变迁的必要形式。然而在意识形态之争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却一直存在着对革命、尤其是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革命的否定。在我国，也曾产生过对革命的尖锐批评，认为中国的问题首先是辛亥革命“搞糟了”，然后又是一连串的革命，由此得出结论：“‘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①
其实无论对革命（暴力革命）的过分推崇还是否定，都有失偏颇。对于20 世纪东方落后国家，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邓小平语），而一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成败得失，则是对其在革命及其后的道路或制度选择优劣与否的最高评判标准。由此，需要我们从现代化视角重新认识革命及其历史必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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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们对20 世纪“革命”的批评或否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20 世纪的灾难很大程度上源自对“乌托邦”整体社会工程的崇拜，而这正是“革命”惹的祸，因为“革命常常就是凭一种观念、一个理想、为达到一个目的而去作的整体社会工程设计”。②
父亲感叹：“真后悔没有早点种树，要是从你读大学那年开始，现在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摇头：“老爸，你的心思我不懂……”
姑且不论革命与改良的根本区别是否真的表现为有还是没有一个“整体社会工程设计”（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将法国大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做一个对比），凡是最终导致社会发生巨型变迁的革命，都不是任何人能够“制造”出来的（马克思说过，“制造”革命是件十分危险的事）。在俄罗斯，十月革命前首先有1861年农奴制改革、维特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再就是1905年革命和二月革命，最终是历史将布尔什维克推向革命，从而“终结”了60年的社会动荡。同样发生于20 世纪初的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许多方面与俄国的二月革命甚至十月革命存在相似之处：革命的爆发出乎长期组织革命的领导人或政党意料之外；革命过程自然而又非常简单；革命的最重要政治成果都是宣告作为传统社会代表的封建统治王朝的覆灭。武昌起义的发生，固然与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长期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事实上，革命最终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这一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爆发，不但出乎孙中山预料，而且几乎所有的革命党或准革命党们都没有想到。当时孙中山在美国，两个半月后才回国。士兵们发动了革命，并且也取得了胜利，然而却陷于群龙无首困境，不得不将统帅权交到非但和革命无关、而且从来敌视革命的旧军人黎元洪手中。最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则与袁世凯当时在各方面政治势力中占据优势有关。与十月革命相仿，辛亥革命的“暴力”性质甚微，除了全国性的动乱外，甚至没有发生类似阿芙乐尔巡洋舰“一声炮响”那样令人记忆深切的事件。然而，革命的自发性与普遍性也正是其历史必然性的充分体现。
武昌起义的发生完全是偶然的、“计划外”的，但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所竭力倡导的“革命”却又确实是有“观念”、有“理想”、有“目的”的，是想借此完成对社会的“整体”性的“设计”和改造。不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更是如此。然而，难道世界近代史上为实现社会文明变迁而进行的“改良”，就没有观念、理想在指导？难道事先就没有对目标的整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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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一些主要通过改良方式实现社会变迁的国家，如英、德、日，在现代化过程中则能保持一种稳定的发展态势，效果更为理想。
所谓“革命”，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它具有现代化的特征，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因此在本质上，它不是那种能够发生在任何类型社会、任何历史时期的现象。也是说，它不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范畴，而是一种受到种种历史条件限制的现象。因此，革命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巨型社会变迁的途径，在根本上不同于任何国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起义、叛乱、暴动、政变、战争等等；“革命是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准则和假托，及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领导权，以及政府活动与政策等方面发生的一场迅猛的、根本性的、暴力的内部变化。”③进行这样的革命，自然需要社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然而从长远实际效果衡量，改良的代价未必逊于革命。在历史上，德国和日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缺乏革命冲击波强有力的震撼，19 世纪后期存留下来的反动政治形式却成为20 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印度避免了革命，却没有能够免除民族分裂和长期的民族冲突、政变与动乱之苦，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现代化始终“受制于一条代价同样惊人的停滞路线”。④另外，西方资产阶级为现代化所进行的革命或许不存在“乌托邦”的一面，然而其暴力程度及其社会代价难道就很低吗？法国大革命所经历的恐怖时代，我们都很熟悉了（或许在一些人看来，也应该“另当别论”）；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如何？即使英国，在实现和平改革之前，首先经历了17、18 两个世纪的暴力革命形式（著名的“圈地运动”，实则为和平统治秩序下的合法暴力行为），巴林顿·摩尔认为，“这种革命暴力实际上是一种和平转变的序幕”，而“割断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是歪曲历史”。⑤另外，正由于现代化革命具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革命性质，所以往往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有学者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东方国家，需要经过从温和派（如孙中山）掌权，到新旧政权对峙、较量（在西方，斗争相持通常是在不同革命集团之间进行），最后由更加坚定的革命派取得彻底胜利几个阶段。按著名现代化问题专家、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的阐述，从发动革命到国家巩固现代化的领导权，一般都需要经历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例如世界上第一个进行现代化革命的国家英国，这一阶段从1649年至1832年，前后长达183年；第二个国家是美国，这一阶段从1776年到1865年，共延续89年；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有13 个国家进入现代化行列，平均时期为73年；在20 世纪第一个1/4 的时间里，有26 个国家开始进入现代化，到60年代，其中的21 个逐步表现出现代化国家的姿态，平均时间为29年。⑥
如表2，40例患者中有15例为TIA发作患者，29例梗塞患者，ASL灌注区与MRA血管狭窄一致患者为37例，不一致患者3例，一致率为92.5%，两组数据对比差异具有一致性（P＞0.05）。
二
对于革命不断激化问题的讨论，说明白一点，也就是讨论为什么俄国和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革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
④[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 页。
① 参见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 期。原文为：“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月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李泽厚）
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现代化革命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有一个从“底层”崛起，首先是在经济上较旧政权更具有优势的资产阶级（例如在法国革命中，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出现的“市民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落后国家尤其是20 世纪上半叶的东方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既和旧的统治势力也与外国资本或政治集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注定在兼具双重涵义的革命中终将“大权旁落”，最后主要由接受过现代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担当起发动和推动革命的重要角色。革命的主力自然是农民。在思想观念与行动目标上，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可能存在差异，然而在革命的民族主义层面上，二者的利益和追求却是一致的（且不议及“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这一点）。然而，以积极的民族主义为号召，随之而来的，是革命后的社会制度性质及政权建设问题。不可想象，一场以反对国外统治或资本势力侵略的革命，最后的结果会是建设一个与之相似的社会制度或模式。如果说这种情况在19 世纪后期的拉美国家出现时，还有些无可奈何，那么在20 世纪上半叶，以挑战西方资本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便使之获得了彻底的改变。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分裂》（下册）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于第三世界的革命时，用了一个标题：“马克思被颠倒过来”。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理应首先在工业化的西方爆发，而社会主义的欧洲却存在着被仍旧是资本主义的外部世界包围和威胁的可能。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的根据，是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信中写道：“对我们来说，困难的是：大陆上的革命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但是在20 世纪，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却主要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具有特定内涵的革命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转向了边缘，在这一层面上，马克思（原先的设想）确实被“颠倒”了。对于“颠倒”的实质及其丰富意义，列宁在逝世前清楚地认识到了。简单回顾一下，列宁的认识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革命在本质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革命；革命虽然具有内部动因，但促使革命的领导权及其胜利最终属于共产党的，主要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部压迫。
（3）20 世纪40年代，由活跃在当时中国政坛、主要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三种力量”，起初奉行自由主义路线，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欧美资本主义为榜样的社会。然而，随着对社会认识的加强，这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党派或人士，除极少数与国民党关系密切者外，大多数转向了社会主义。例如，在民盟1945年的经济纲领中，以苏联为榜样的“平均财富”、主张由国家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消费品分配以国营和合作社为主、节制私人商业等经济政策占有很突出的地位。⑨
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状态，首先与世界现代化发展特点相联系。全球性现代化进程气象万千、扑朔迷离。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对此追源溯流，从中梳理出三条主要的政治发展脉络：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和俄国、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这三条道路不但在时间序列上大致是相互衔接的，而且存在因果链条上的辗转递进关系。或许摩尔的观点在论证上还欠严密，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是俄、中走向社会主义的背景，这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其次，即如巴林顿·摩尔和塞缪尔·亨廷顿所努力论证的：这一历史现象的最终呈现，为现代化革命在东方国家的特殊性所决定。
与许多研究者的思路不同，摩尔在分析现代化政治革命不同道路及结果时，不是从资产阶级入手，而是看重“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他们才是“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因素”。⑩亨廷顿也认为，现代化革命虽然名为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无论西方社会还是非西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民的革命。”中国和俄国由于历史基础关系，农民“左右政局”的作用更加突出。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由于没有取得来自农村的支持，注定了自己垮台的命运。“列宁及时看清了这一事实”，所以取得了成功。亨廷顿引用别人的观点评论道：如果没有农民，十月革命“这一效法1871年巴黎公社的努力肯定会遭到蒙马特尔社会主义者同样的命运，并作为类似事件留存史册。”
中国的情况就更加如此。但问题在于：既然农民必须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革命必然要以农民满意作为结果；另外一方面，东方农民深厚的文化心理特征（俄罗斯的村社主义，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以太平天国军事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大同”愿望），也必然会影响甚至决定着革命的方向，并在革命后的社会制度选择及其建设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三
更重要原因还在于：20 世纪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革命大多兼具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双重目标与内涵。
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外源型”特征，现代化的“种子”大多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入侵而来，或者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经济上很快为外国资本势力所控制（例如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俄国）。而在20 世纪上半叶，前一种情况迟早会落入依附于工业列强境地，甚至陷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况。所以，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革命，一方面极易有外国干涉卷入；另外从主观上来说，争取民族独立、自主和尊严也经常成为其基本内容。而外国干涉的刺激，又很容易成为革命不断激化最终完全其全过程的重要因素。例如法国大革命，R．R．帕尔默认为普鲁士于1792年夏入侵法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革命激进化进程：巴黎的“无套裤汉”和流亡知识分子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宣告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因此，“战争使革命革命化……使革命在国内变得更加激进，使它在国外的影响变得更加巨大。”
进一步分析：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就没有十月革命。外国干涉对于中国革命的激化意义更加显著。在辛亥革命时期，国外政治势力支持是袁世凯能够获得统治地位的重要筹码，而稍后几年，日本人的二十一条又成为其政府倒台的推动力量；“五四运动”的直接背景是巴黎和会而非“启蒙”；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构成推动农民全面参加“革命”的重要因素；最后，美国40年代后期在中国的存在及国民党对美国的依附及在华利益的维护，无疑从另外一个方面增强了共产党在革命中的合法地位与号召力。
换个角度看，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革命兼具反对国内旧的统治阶级和国外干涉或统治体系双重任务，这也是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2）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举行“中国现代化问题”专题讨论。在30 余篇征文中，完全赞成中国的现代化应走西方或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 篇；而明确倾向于采取社会主义方式的却有5 篇。⑧
有人认为，“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在于，它提供了解决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问题的可能的历史途径”；因为在20 世纪，对于亚洲、非洲的前现代化国家而言，国际资本的垄断、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已经“彻底切断了民族国家从工业化过程和市民社会生成的可能性，民族国家不能朝着最发达的欧洲和北美这个惟一的方向前进”这实际上也就确定了革命最终将朝着与世界资本主义不同的方向“激进”：社会主义。事实上，不但中国等东方国家，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族革命成功后，也都纷纷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
基于上述分析，不但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等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发生革命是必然的，而且革命不断“激进”至社会主义也是必然的。革命不是因为某些人或党派有意“制造”，革命的起因，也并非完全出于对“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癖好。
四
定理 2.6 ([0,1], ρπ)是完备度量空间,即([0,1], ρπ)中的Cauchy-列均收敛。
北大语料库中“吃亏”用例共1578个，其中多数充任谓语成分，也可作宾语(如：怕吃亏)，充任主语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吃亏是福”(共17例)，由此可见“吃亏”作谓语的比例是最大的；可以受“不”修饰，共有157个用例；能用肯定否定形式(V不V)提问，如：您感到种粮[吃亏不吃亏]？重叠式“吃亏吃亏”和“吃吃亏亏”无用例，可见不能重叠；概括意义是表“受损失或者在某方面条件不利”的动作。综上，“吃亏”符合动词的主要语法特征。
20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压迫，使俄国、中国的现代化革命最终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也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和反映。不过值得记住的是，这是不同于马克思所论证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另一类历史必然。如果前一种历史必然在实现上呈现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特征，那么后一种历史必然的实践形态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由外部压力所产生的“不得已而为之”状态。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以及外源型现代化建设需要而论，也是完全能够成立的。然而长期以来，在为社会制度选择辩护或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宣传中，人们总是力图从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证中寻找能够自圆其说的“武器”，结果每每陷于捉襟见肘的困境。在实践中，为了弥补客观历史前提的不足，最终走向对于超越历史发展进程的“一大二公”式公有制的崇拜：即社会主义“美好”原则的实现，主要不是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达到，而是依靠以建立“一大二公”式的公有制为核心的政治层面的“不断革命”来实现。就像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所说：“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路径依赖下的惯性持续。革命成功后的喜悦，使人们逐渐产生了错觉：将其特殊历史条件下导致的革命历史必然性视同于马克思所论证的那种一般历史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在苏联，先有“军事共产主义”，后又有1929年的全盘集体化运动；而在中国，则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短促及实现公有化的行政命令方式上，则产生了革命后的“革命”问题。
应该承认，这才是导致出现“乌托邦”社会工程设计问题的根本缘由——如果可以这么提的话。或许，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 注 释]
（1）1923年、1924年，北京曾有人利用校庆纪念日社会各界人士聚集的机会进行民意测验。结果在涉及“社会主义”的两次测验中，赞成或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明显占优势；赞成“以俄为友”者是赞成以美国为友的4～5 倍。人们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俄国经过革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⑦
② 参见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
下面以教材第一册第一单元“College Life”为例来详细解释一下我们的课堂教学流程。本单元的教学内容包括三个文本：Text A:My first week at Harvard；Text B Wish for the Freshman Year；My dream University(补充文本)。这三篇文章都是同一类型的文章，都是expository writing.
③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288 页。
借用恩格斯的一个术语，这完全是“多少个平行四边形的力的合力”所致。在俄罗斯，如大量历史事实所证实，十月革命后的不断激进成为各党各派的主动选择，而不单纯是列宁或布尔什维克的独立主张。类似情形在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大体如此，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经历时间更长、情况更复杂，但最后结果也更加直截了当。例如：
⑤同上，第14、21 页。
⑥[美]西里尔·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51 页。
⑦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 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98 页。
⑧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 页。
⑨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 卷，第565～510、589 页
4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农药工业逐渐发展壮大，极大地推动了农药由弱势产业转向强势产业，促进了我国由农药大国转向农药强国的健康发展轨道。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农药工业突飞猛进，已形成包括原药生产、制剂加工、科研创新开发和原料中间体配套的较为完整的农用化学品工业体系，为保证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和国家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⑩参见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前言部分，第5～6 页；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论证，可见该书“农民与革命”一章。
引文及主要观点，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第5章中“农民与革命”一节。
R.R.帕尔默：《民主革命时代》，第2 卷；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第331 页。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 卷，中文第一版，第348页。
参见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4 卷。
现代学徒制通过校企深度合作与教师、师傅的联合传授基于边工作边学习的职业教育制度，结合了学历职业教育和在职职业培训的优点，是理想的高等职业教育形式。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分裂》中对于20 世纪社会主义首先产生于落后国家，曾经从世界文明发展规律角度提出他的解释：人类的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都诞生于前一文明的边缘地区，由此得出结论，“每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且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淘汰的时候，率先发生转变过程多半不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和板结的社会里，而是发生在外缘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里”。（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上册，商务印书馆第22 页。）这一新论点的启发性在于：由落后而产生社会变异（social mutation）是世界历史上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然而，世界文明发展规律同样表明：边缘地区新文明的成长必须建立在充分吸收前一文明先进成果的基础上。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
《列宁全集》第42 卷，中文第2 版，第176 页。
[中图分类号]D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9）04-0005-06
[收稿日期]2019-0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视野大格局大趋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7ZDA004）重要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韦定广，法学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钱亚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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