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进入近代，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一开始被视为造成中国贫弱的原因以及现代性的对立面而被人们批判，随着中国现代性的不断生成和人们对现代性认知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作用的看法逐渐改变。自由、民主、科学和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从自由、民主、科学的角度出发，但传统文化却是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依据和力量，也是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本内容。从自由、民主、科学的角度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形成，最终会影响中国现代性的继续生成。因此，必须发展和创新传统文化，使自由、民主、科学与现代民族国家融合起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性； 民族性； 文化认同
发轫、成熟于西方的现代性，以其强大的冲击力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从抗拒、半推半就到全力以赴地奔向现代性。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从内部自然生成不同，中国的现代性是在外来力量推动下进行的。在中国的现代性转向中，传统文化起着基础性作用，同时又是现代性的基本内容。然而，传统文化的这种重要地位和作用却长期没有被人们认识，甚至还被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遭受批判乃至否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就会阻碍中国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现代性的不断生成，国人也逐渐摆脱了近代以来形成的“刺激——反应”的焦虑心态，力图将中国社会的转型从外源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变为内源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国人对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作用也逐渐认识和认可，并将传统作为现代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现代性转向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而遭受了严厉的批判。在内源性现代化国家，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性因素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同步的。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外源性现代化国家，自由、民主等现代性因素最初由西方输入，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当进化论传入并被国人接受后，根据进化论，中国传统是“古”，现代性为“今”，社会必须从古发展到今，那么传统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被批判和消解。此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正是‘民族’观念构成了现代性的本质元素”[1]导言20。
哦，那可能是我这两年不再练武，肌肉力量不行了，所以才得了这腰椎管狭窄症吧。我这样想着。这时候，旁边的小孙儿说话了：“苏大夫，怎么能预防腰椎管狭窄症的发生啊，我有好多同事也都有这样的症状了。”
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鸦片战争后，随着对西学和西方社会了解的扩大，国人开始对中西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批判。魏源认为中国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如西方，“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26。冯桂芬认为不仅战船、火器、练兵养兵不如夷，还有四个方面也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3]326。
“十三香”又称十全香，指的是13种各具特色香味的中草药物，包括紫蔻、砂仁、肉蔻、肉桂、丁香、花椒、大料、小茴香、木香、白芷、三奈、良姜、干姜等。十三香的每一味调味料都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对于本身体内火气大或者有痰热的人，应当少吃为好。反之，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就比较适合了。
国性就是一国之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语言、风俗等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就是中国国性的主要方面。梁启超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批判，也提倡学习西方文化，但其最终目的是要改良中国文化，而不是全盘否认中国文化。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典章文物、风俗习惯、历史传统加以鄙弃，就是国性的衰败，最终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不管梁启超思想怎么变化，将传统文化作为现代中国的根基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
此后，随着时局的发展，国人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批判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直至全盘否定。犹如一枚钱币的另一面，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批判伴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不断赞美，直至主张全盘西化。
冯友兰则从文化类型方面分析了全盘西化论的错误。冯友兰针对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都是从特殊的观点来分析，认为中西文化比较应该从类的方面进行，西方文化属于现代文化，而中国文化属于中古文化，中国败于西方，并不是中国文化败于西方文化，而是中古文化败于现代文化。这样，冯友兰将中国学习西方的命题转变为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有些要彻底改，如农业生产变为工业生产，家庭本位变为社会本位；有些需要新的转化，如忠孝，对君主的忠要转化为对国家的忠；有些则不需要改，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如此一来，中国依然是中国，但不再是中古的中国，而是现代的中国，是实现民族性和现代性的统一的中国。
批判传统文化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影响民族国家的建构，梁启超对此最先警觉，继而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认为过去中国人尊中贬西不对，但民国之后人们尊西贬中，却又矫枉过正。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史，当然不是野蛮民族，中国文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长处。他反问道：“我们虽然不可妄自尊大，有何必遭塌自己到一钱不值呢？”[12]4尤其是他游历欧洲之后，更加坚信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优点，只要我们反省自己的缺点，发挥自己的优点，挽救建设中国，绝对不是难事。
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中国惟战国时代，九流杂兴，道术最广。自有史以来，黄族之名誉未有盛于彼时者也。秦汉以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凡非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后束缚驰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消沉极亦！[7]59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8]362
黄玉顺分析了“五四”精神，认为民主与科学只是表层的现象，其实质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就是民族性和现代性，但是五四运动以自由主义否定传统文化，也就是以现代性否定民族性，导致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也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性的成长，最终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成长。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过分追求自由、民主，却忽视了中国与西方现实国情的差异，使民族性和现代性走上了“歧路”。西方已经“自由”地完成了工业化，如果中国也效法西方，靠市场自由地完成工业化，就必然要与西方国家竞争。但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只会使民族工业的夭折或者胎死腹中，国家主权的削弱或者彻底丧失，民族文化的衰落或者血脉断绝——一言以蔽之：殖民化”[17]29。而在殖民化的国家中，还奢谈什么自由、民主？
中国西化派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美化，是以进化论为基础，以西方社会为坐标，映照中国社会，继而将中国落后的根源追因于中国文化。从进化论来看，西方是先进的现代社会，中国是落后的前现代国家，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就是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自由、民主、平等，中国文化则是专制、独裁，以此解释西方缘何强大、中国缘何贫弱，以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任人宰割的现实。自由、民主、平等是现代性的基本标志和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学习西方甚至全盘西化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然而，吊诡的是，很多学者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将传统文化神圣化，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但是在中国民族主义理论中却仿佛是自然而然的。在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中，我们既能找到他们批判传统文化的言论，也能找到肯定传统文化的论述。更有甚者，有人前文赞美，而后文贬斥。如发表在《民报》第1期上题为《二十世纪之中国》的文章，作者先是展示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优秀：“且夫我中国固有其雄视宇内，威震环球，操纵万国，辚轹五洲之资格也。方里两千万，倍半于全欧；人民四百兆，六倍于北美；开辟五千年，与尧舜商汤文武周孔之遗教，有英雄豪杰之龙战虎斗之历史；且地出温带，人性聪慧，国多平原，物产饶裕，皆地球万国之所无，而我中国所独有者也。”[10]67接着作者却笔锋一转，说暴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每况愈下，学术没有创新，政治残暴不仁，人民奴性十足，中国成“一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不痛不痒，麻木不仁之世界”[10]68。这说明这些人并非不知道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性的作用，只是想通过激烈批判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尽快改造中国文化，能够迅速建立现代中国。胡适的以下这番话颇能说明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三）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依靠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法治意识。加快建立绿色生产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
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来打掉我们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经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为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的。[11]451-452
胡适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并不是要真的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国文化，而是要用现代文化来代替前现代文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或者说胡适对传统“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现代中国的建立”[5]336。
不可否认，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走进现代社会，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将矛头对准传统文化，不仅忽视了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其他原因，更不会认识到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很多学者对那些批判传统文化的观点进行了辩驳和修正。
二、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修正
与自由、民主、科学一样，民族国家也是现代性的基本标志，更是现代世界竞争的基本力量。饱受西方国家侵略和殖民掠夺的中国，更是迫切需要建立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但以批判、否定传统文化或全盘西化的方式来建构民族国家，不仅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也会不断地减弱国人的民族认同，偏离建立民族国家的初衷。
MMM的抗污染能力通过牛血清蛋白和卵清蛋白通量恢复率(BSA/OVA FRR%)评估。将定量的牛血清蛋白固体直接溶解在去离子水中配制成 0.5 g·L-1的BSA水溶液，其pH值为7。卵清蛋白固体直接溶解在 0.9% 的氯化钠溶液中配制成 0.5 g·L-1的OVA盐溶液通。通量恢复率是恢复通量(Jr)与纯水通量(Jw)的比值，通量恢复率值越高表示复合膜的清洗效果越好，实验结果如图6(a)以及表3所示。
继梁启超之后，旗帜鲜明为传统文化辩护的是梁漱溟。面对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的潮流，梁漱溟挺身而出，公然为孔子说话：“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13]221梁漱溟从“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不断的满足于不满足罢了”[13]32出发，提出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中国是调和持中的、印度是意欲向后的“文化三路向”说。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因为早熟，被西方打败是因为“不合时宜”而已。虽然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中国文化却负有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14]529。虽然其既要学习西学，又要保持儒家生活态度的理论还有矛盾，但却打破了“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的观念，对中西文化有了较为“平视”的眼光。正是梁漱溟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担当精神，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祖，他“这样一种不趋时尚、不随大流、独立思考、独树一帜的做法和气魄，足以使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一个显著的地位”[5]608-609。
比照戴维·米勒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理论，中国的民族性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形成之前即已存在和传承。戴维·米勒认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民族共同体由信念构成，当其成员视彼此为同胞，此时民族就存在。第二，民族认同是一个体现历史延续性的认同。第三，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积极的共同体。第四，民族认同把一群人与特定的地理位置联结在一起，这又构成民族认同与人们认可的其他大多数群体认同的显著区别。第五，民族认同要求共享这一认同的人应该拥有共同的东西，即具有一系列特征，过去被称为“民族特征”，而米勒更愿意把它描述成一种共同的公共文化[20]22-27。
熊十力、张君劢也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极为不满和忧虑，认为放弃本国学术和全盘西化并非中国自立之道。熊十力指出：“唾弃固有学术思想，一意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15]763张君劢对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极为不满，认为传统文化可以促进现代性的成长。张君劢认为科学和传统是两个方面，传统并不妨碍民主、科学等现代性，与其批判斥责传统，不如重新解释传统，只要认真研究传统就会发现传统与民主、科学等现代性是相通的。“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入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16]71，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首先要复兴传统，然后从传统中生成中国的现代化。
当时曾有媒体报道，“Reserve Primary Fund基金648亿美元资产中逾60%遭到投资者赎回，在债券上的亏损迫使其跌破面值至0.97美元，该基金随后宣布停止赎回”，逾60%赎回、跌至0.97美元，中投是否因此而亏损？据汪建熙透露，9月15日美国当地时间一开市，中投立刻问Primary：如果赎回怎样？对方答：赎回价还是1美元。中投立即下达指令：赎回。每份1美元，保住了本金。而在当地时间早晨8点，中投以1美元价格发出赎回指令，之后的下午1点钟，基金净值就下跌至0.97美元，停止赎回。就在那个北京的晚上（是美国的白天），有1500亿美元规模的资金逃离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
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从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人亲亲，西方人尚贤；中国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人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出；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6]4-5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人对民族性的批判已经引起了严重后果——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缺乏对民族的认同。对此，唐君毅有着切身的体验。他观察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香港人和台湾人，对中国的语言不再自信，而以能讲英语沾沾自喜；千方百计移居国外，而已经移居国外的，又千方百计地要取得居住国的国籍；在港台和东南亚侨民的建筑，已经很少用中国的样式；婚丧嫁娶，也很少用中国的礼仪；侨民之间不再设同乡会、宗亲会等，而是想方设法加入当地社团；忽视中国传统的节日，而以过洋节为荣；不再相信中国的宗教，纷纷加入西方的宗教团体；对中国传统的孝道不再信守，而是苛求人人平等；等等。这些情况，有些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更多的则是主动选择。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政治已经失去了凝聚人心的作用，而要以其他国家的文化来慰藉中国人的心灵和感情，这是中国文化和华夏子孙的一个大悲剧。然而更让唐君毅心痛和难以忍受的是，有人不仅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悲剧，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并对此加以辩护：依现代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文化学家的观点来看，任何民族社会、文化上的习俗都会改变，这都有人的心理上、社会上、历史文化上的原因，学者应研究这种变化的法则与方向，并主动顺应变化；不应该留恋已经过时的东西，自甘保守，逆时代之潮流而被淘汰。甚至认为中国人丧失原来的社会风俗、文化语言、变更国籍等，正是中国人打破其狭隘的国家民族观念，以迎接人类文化大融合，为未来达到天下一家做准备，这是中国人跃进世界的第一步。
唐君毅观察到的这种现象，正是中国近代以来为追求现代性而否定传统文化造成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大陆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类似于港台的现象和苗头：以西方学术的范式和方法研究中国学术，成为一种时尚或潮流，甚至有学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来套用中国学术，用中国学术的材料来论证西方学者的观点；英语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各种职称评审的重要条件，其重要性已经凌驾于中文之上；传统节日淡化或不被重视(尽管近年情况有所好转)，而西方节日影响却越来越大；很多民间传统的艺术形式即将消亡，如皮影戏等，而年轻人对传统的戏剧极其陌生。如此种种，说明中国在建构民族国家时一定程度上将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置于对抗地位，伤害了民族性，造成了国人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弱化。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不仅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美好生活的内涵提供了理论坐标，而且也为我们探寻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根据遵循。依据该理论，我们认为，美好生活的生成蕴含着以下三重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学界已经摆脱了“图存救亡”焦虑情绪，以更为平和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的关系。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9]345
此外，以批判传统文化为代价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另一“歧路”。 在近代以来，中国在追求民主、自由等现代性时，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阻碍而不断加以批判。从林则徐、魏源开始放眼看世界时，就发现中国文化有缺陷，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新文化运动时，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认为中国从器物、制度到价值理念都是“落后”的、都是阻碍现代化的，因此也应该被打倒，于是，“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成为走向现代性的两个目标。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批判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并非中国独有，在所有非西方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这些民族意识到自身的传统与现代性的不相容，是进步的阻碍，故它会拒绝自身的传统，而努力地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但它自身的传统又是其作为一个民族的标记[18]2-3。然而，民族性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完全否定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现代性就无法彻底完成。只有处理好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中国才能真正进入现代社会。
三、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族性的基础
民族性既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民族性(民族主义)产生于西方，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出现相联系，是现代性的产物，中国的民族性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是随着现代性的形成而自然形成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在西方的冲击下产生的。毫无疑问，中国的民族主义受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却不是对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简单复制和机械模仿，而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构建出的中国的民族性。
国内设计咨询服务企业在投标报价时，大多依据两个主要标准，一是行业协会提供的人员收费标准，二是工程项目总体概算的相应比例。企业在确认自身投标报价时，并不严格按照企业投入成本为基数投标报价。设计咨询企业成本构成以人工费和日常经费为主，人工成本占据设计咨询企业较大比例。
民族性问题非常复杂，很难用一个概念加以完全界定和说明，“要给‘民族’下一个‘真正科学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19]7，“关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更是一个普遍使用混乱的概念”[19]2。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和表现，但民族却不是现代性的产物，或者说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是现代才产生的。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传统是基础。在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之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虽然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不完全一致，却是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形成的基础，也是现代中国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
数学情感教育是一个新型的教学内容，是数学老师们在过去很少接触的内容，因此对于老师们而言比较有难度.所以，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问题.有些老师因为教学功利心的影响，不愿意将有限的课时分配给情感教育.也有很多学生在老师进行情感教育过程中不配合，数学情感教育遇冷.甚至有些老师在进行数学情感教育时内容过于宽泛，从而离教学目标越来越远.总而言之，数学情感教育作为一个全新的教学内容，还需要老师们进行不断的探索.
在东亚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产生、绵延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同时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重心也就逐渐从文化认同转向国家认同，也即政治认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之经世致用、与时偕行思想的作用下，传统的复古逐渐被新的时空观代替，尤其是严复《天演论》的发表，进化论迅速成为中国新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国人思考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预设之一。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的刺激下，“图存救亡”成为当时的主题，而“图存救亡”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形成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
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奠基者的梁启超看得非常清楚，“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21]20，“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21]19。梁启超思想多变，他先后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和开明专制，但核心则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性的中国，而国性是立国的基础。那国性又是什么呢？梁启超做了说明。
国性无具体可指也，亦不知其所自始也。……积之愈久，则其所被者愈广，而所篆者愈深，退焉自固壁垒而无使外力得侵进焉，发挥广大之加与外，此国性之用也。就其具象的事项言之(具体的不可指，具象的略可指)，则一曰国语，二曰国教，三曰国俗，三者合而为国性仿佛可得见矣。[22]83-84
此后，随着西方对中国入侵的加深，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不断加深。如王韬指出：“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憍(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材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4]15王韬对中国现状及文化的批判，是以西方作为参照对象，也就是以现代性为参照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面向——“批判的民族主义”。“王韬的民族主义是批判的民族主义，这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的主要特征之一”[5]193。所谓批判的民族主义，就是看到了传统文化与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的对立，并没有看到传统文化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
章太炎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其民族主义思想虽然受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影响，但其主要还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构建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于传统的夷夏之辨和民族大义，在其民族主义思想成熟后，主张以文化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强调一个民族能否存亡，主要看其文化的兴衰。文化主要由道德和国粹(历史)两部分组成。尽管传统文化有很多地方存有不足，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但它依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础。
强化监督管理立法层次，对优化监督机制有着积极促进作用。首先应当加强财政税法制管理，营造良好的税收监督氛围。我国税收监督管理工作，归属于行为范畴；对此，从行为管理角度出发，以战略发展层次，加强立法机制建设尤为关键。其次加强税收内部监督，形成财政全过程管理机制，将事后管理过渡到事前管理，促使监督主客体的行为，与税收管理要求一致。最后加强税收部门有效配合，共同推动监督管理工作有效落实。尤其是政府，应加强财务税收工作研究，根据监督管理规定，展开各项财务税收工作，确保财政监督管理的实效性。根据监督机制形势展开各项管理工作，促使财政部门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与有效落实监督机制。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时期逐渐成熟并付诸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的民族国家建国纲领，其中民族主义为三民主义之首，居于重要地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排满”，还带有浓厚的夷夏之辨和种族主义色彩；1905年同盟会成立，将其纲领发展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旨在推翻满洲贵族，“排满”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有所减弱，将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入三民主义；辛亥革命之后主张“五族共和”，按照三民主义建立“中华民国”，开始创建现代民族国家；1919年之后，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入侵，又倡导“民族同化”。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不断变化，并深受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但他并未完全按照西方的民族主义构建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是将传统文化纳入自己的思想中，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这成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梁启超至孙中山，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基本完成，“中华民族”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现代中国建立的基础。传统文化作为现代中国民族性的基础，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其一，就构建中国民族主义的学者、政治家而言，他们自幼精通传统文化，在构建民族主义理论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其二，在构建民族主义理论中，为了达到民族认同，需要“神化”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只有肯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主体地位，才能获得现代中国民族性的身份，中华民族也才拥有“合法”的基础。其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有强大的自我调适和与时俱进的能力，能够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并且继续成为现代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族认同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民族性的核心问题是民族认同，这是对内加强民族凝聚力，对外提高竞争力的基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而民族认同就是对这种独特性的认同。民族的独特性来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既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基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也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
但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惨淡状况及长期形成的反传统情结，导致了文化认同问题。港台新儒家代表唐君毅曾说过，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是“花果飘零”，这引起了几代中国人的共鸣。而经历了“文革”浩劫及市场经济洗礼的大陆学者，对儒家及其传统文化的现状就更为悲观。张祥龙指出：“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可以说‘文命危浅，朝不虑夕’，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上看，总的形势还在不断恶化。”“目前的情况是：我们自家的文化乃至总体的文化土壤在迅速地贫瘠化、无极化、单质化、板结化和荒漠化”[23]9。张祥龙的判断有些夸大，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现状的确不容乐观。
“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税并存，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例如，有三家企业ABC，A企业从事生产性服务，如果A企业不从生产企业B中独立出来，那么在为B企业提供业务服务的过程中就可以不需要征收营业费用，而从其他企业购进资源也可以从B企业的增值税中进行抵扣，但是一旦A企业从B企业中独立出来，就会出现A企业再为B企业提供服务就要缴纳营业税，从其他企业购进为B企业服务所需要的资源的增值税也不能再从B企业中抵扣，这就导致企业重复征税，负担增大，不利于企业的生产、服务相分离。但是如果生产性服务业不从母体中独立出来，难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当前的税收制度不利于将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融合发展。
此种做法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减轻了原审法院评估移送管辖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负担并节省了案件移送的时间，有利于迅速地审理案件；二是体现了对替代法院的尊重和信任；三是体现了《布鲁塞尔条例Ⅱa》第15条主要注重充分保护儿童的程序性基本人权。
这种文化认同的消极现象，继而会影响到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缺少传统文化支撑的民族国家，就会消解整个国家的凝聚力，而现代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只有全体人民群策群力才能完成。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民族国家认同；没有民族国家认同，人民就会离心离德；人民离心离德，就不能聚合整个人民的力量，甚至会产生内耗，如此一来，就会影响和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必须扭转中国反传统的现象，加强文化传承和建设，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软实力。
此外，传统文化缺席的民族性，还会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处于不利地位。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竞争的基本单位，而文化是竞争的核心。文化竞争，创新是关键，而文化创新需要历史的积淀，如果我们割断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只能被文化殖民，处处学习别人，创新又从何谈起？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近现代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领域，对世界的影响都比较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不赓续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依然无法改变充当别人商品倾销市场、原料输出地和他国文化追随者和消费者的境地。与此相应，我们在全球化中必然会被边缘化。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4]426。“根”表明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内容，“魂”则表明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基本内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民族性的基本内涵，在向现代性转向中，传统文化既是现在中国的基本力量，也是现代中国的基本内容。复兴中国，必须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中国，并不是要中国回到前现代的传统社会，而是要建设现代中国；复兴中国文化，也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前现代文化，而是要建设现代中国文化，要将现代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自由、民主、科学与民族国家完全融合在一起，促进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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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oundationRoleoftheTraditionalCultureduringChineseModernization
BA Wen-ze
(School of Marxism,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Abstract:In modern times, China was forcibly integrated into the modern world and began its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nation. In this process,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initially criticized as the cause of China’s poverty and the opposite of modernity. With the continuous gene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deepening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people’s views on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ization have gradually changed. Freedom, democracy, science and nation-state are the basic symbols of modernity. People criticiz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science, bu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basic basis and strength fo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nation-state, as well as the basic cont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Criticiz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science would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state and eventually affect the continued gene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nd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grate freedom, democracy and science with the modern national state,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Keywords: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ty; nation-state; cultural identity
收稿日期:2019-02-20
基金项目:2017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大陆新儒家政治现代性思想研究”(2017BZX015)。
作者简介:巴文泽(1973—)，男，甘肃民乐人，哲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19)03-0107-07
责任编辑：师连枝
标签：中国论文; 现代性论文; 民族论文; 传统文化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政治论文; 政策论文; 政论论文; 《许昌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2017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大陆新儒家政治现代性思想研究”(2017BZX015)论文; 许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