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陈忠实；白鹿原；女性形象
笔者读了《白鹿原》，感觉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地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引笔者遐思，让笔者感喟。笔者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会感染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风波突起的白鹿原作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原上发生的一幕幕活剧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以鹿兆鹏、韩裁缝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兆谦(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在这个恢弘的如史诗般的著作中，在宗法制传统精神的浸淫下，众多的男性形象被人们广泛关注，往往忽视了与男人共同构筑世界的另一半——女性。一如王安忆所说：“对母系世序的追寻会在活人记忆与口头传说消失的地方的终结，延伸到文字——到文明的断篇残简之中的寻找，其发现只能是男性祖先的身影。”一直以来，在中国传统小说里女性的功绩与故事始终在历史的“背后”，点缀在男性故事富丽的画屏之上，成为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底景。她们在白鹿原这个男性历史画卷上瞬间显现，却永远陷入了她们试图逃离的悲剧命运。
一、扭曲的叛逆女性——田小娥的人生取向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属于传统女性与新型女性之间的过渡女性。作品对这个纯朴、善良、无助、无辜而又劣迹斑斑的女性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人，从一开始就被父母出售给年龄够得上给她做爷爷的郭举人作为性奴隶而供养着。然而她天性就不是个安份的女人，一种生命的本能使她去“勾引”黑娃，并从此开始了她人生的灾难历程。她具有反抗精神，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她甚至一度做过农协妇女代表。她敢于把郭举人的“枣子”泡到自己的尿液里，以此来进行报复；她是整个《白鹿原》上最低贱的一个女人，但也是整部《白鹿原》里唯一一个在被男人玩弄的同时也玩弄男人的女人，唯一一个打过男人耳光，唯一一个尿到鹿兆鹏鹿乡约脸上的女人。但是她这点反抗是不彻底的，她因为自己的反抗而招来了更大的灾难。失去了男人黑娃这个靠山后，她很快向身边的男权世界妥协，寻求其他的男性作为依靠，她也很快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
事实上，田小娥原本是一位极其纯朴可爱的传统女性。对于书中的人物，有奸诈的、仁义的、朴实的、投机的、以德报怨的——形形色色，而笔者现在最想说的却是那个为白鹿原上的人所不耻，所唾骂，人人得而诛之的可怜女子——田小娥。笔者说她可怜，是因为她甚至连可怜与同情都挣不到，原上的人都不会觉得她可怜，只会把她看作是害人精，是婊子；笔者说她可悲，是因为她无力反抗她的命运，即便连反抗本身都成为一种悲哀，当她化作飞蛾在盘旋，当她带来瘟疫企图为自己的屈死讨回公道，实施报复时，却最终没有成功，而如白娘子一样为塔紧紧镇压，永远不得翻身了。不走正道者不得好报，“邪终归不能胜正”，是标志着君子的那一边赢了，笔者感到深深的悲凉。
悲哀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这或许要追溯到她的父母，是他们首先把她推到郭举人的火坑里，这有点遥远了，而且似乎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的不甘心，在那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中她偏要挣脱，偏要追求自己的生活，而当她跟黑娃回到白鹿原时，她的真正的悲剧就开始了。小娥是一个刚烈的女子，所以那个社会是肯定容不了她的，即使没有黑娃，也会有另一个人，会有另一个白鹿原，黑娃的出现不过是偶然。
白嘉轩是一个很玄乎的人，他似乎对什么都采取不闻不理的态度，尤如一个超然的智者,仅有的一次参与其中的就是那次煽动交农具，而他自谓一生正直，做事光明磊落。的确，他以仁义为准则，奉俗规乡约为神圣只要违反了规矩，即使是他的亲儿子他都不会原谅，虽然黑娃和鹿子霖都曾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可是在他们落难的时候却只有他站出来为他们讲话，他也说过，有过错的人，改好了就应该可以原谅，但是他对小娥却没有一点宽容，其实如果不是他对小娥带着无法改变的偏见，小娥也许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因为，小娥之所以主动引诱白孝文其实就是为了报复他，让他身败名裂，用书中的话来讲就“把尿尿到他脸上了”，虽然说这场报复最初并非是小娥自觉的，她是因为受到了教唆才做的，但毕竟白嘉轩提供了让人教唆的机会，笔者并不特别讨厌白嘉轩，但也不喜欢他，尤其是在他处理小娥这件事上，小娥的鬼魂说得对“……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让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小娥其实是一个善良的女子，她要求的也并不多,只是想平平静静地生活，可是他一旦认定了她是肮脏的，便不管事实真相，实际上他也不关心真相吧，虽然从他的立场上他是维护俗规的尊严，他的连儿子都不饶的行为确实无私，但却未免不公正。他不让她进祠堂是第一次让她在白鹿原无立足之地，之后当着全族人对她的惩罚则更是足以催毁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柔弱女子。所以，对于小娥的最终堕落与毁灭，他是有责任的。
当然，小娥本身而言也有无可推托的责任，造成了自身的悲剧。她生性刚烈，敢作敢为，敢于追求，笔者非常欣赏她敢于在死的牢笼里挣扎，那种作为别人工具的生活一潭死水，而她没任由其下去，她有胆量追求她的幸福，有勇气做真正的人，而这些在别人眼中都恰恰是不可容忍的不要脸的举动，因为在这个古老的原上，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女子，如此不守妇道，与长工通奸被谴回家已经没脸做人才对，而她竟还敢公然与黑娃大方地在原上出现，在他们看来当是罪不容诛吧，而笔者却佩服她的这种冲击的勇气。不过，她虽有勇气，但她却不自立，归根到底，她对男人的依赖过强，她觉得没有男人可依靠的生活活不下去，而正是她的这种思想才会让鹿子霖有机可乘，使她成为了被利用的工具以及无辜的牺牲品。如果她自立一点，靠黑娃留给她的地和食物等东西，她完全可以过得下去，而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样不能活，说到底是因为她不是一心想靠自己。
田小蛾是《白鹿原》人物系列中最具悲剧性的一个。然而，随着田小蛾由“叛女”转为“荡妇”的叙述，作者对主人公田小娥的情感态度也开始由同情转为否定批判。而田小娥的前后性格的这种转型是不成功的。人物性格在转变中没有充分铺垫心理契机，故而造成人物性格的断裂。作者依照男性眼光叙述，表面化地再现她的言行心理，实际上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田小蛾内心细微处的苦闷内疚、羞愧等情绪都没有得到表现。因此可以说她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客观形象，一个被作者观念化了的“淫荡”载体。作者潜意识里是把小娥作为“祸水”的典型来塑造的。为之文本中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的几个男人都遭“祸水”之灾。文中小娥这一“祸水”毁了她原来的丈夫郭举人——使他蒙受夺妾之辱；毁了她父亲田秀才——使他家风蒙受了玷污；毁了情人黑娃，后来还落草成寇。接下来“祸水”使孝文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甚至这“祸水”还使狗蛋命丧黄泉。而最后孝文的浪子回头、黑娃的娶妻生子、潜心学儒，实质上就是对以前肮脏龌龊行径的抛弃、对红颜祸水的批判。作者是这样描写新婚之夜的黑娃：“他的心情变的更加糟糕，十分扭曲十分空虚十分畏怯十分自卑，而对面椅子上坐着的不过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两只红烛跳动的火焰在新娘脸上闪烁；他想不起任何一件壮举使自己心头树起骄傲和自信，洪水一般一波一波漫过来的尽是污血与浊水，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以及在山寨与黑白牡丹的龌龊勾当，完全使他陷入无可挽救的自卑境地。”在这些文字中，作品通过黑娃对自己人生历程的反思，通过田小娥与知书达理的正统女子秀才女儿的间接对比，最终表达了其对传统男权文化主流思想的皈依，即对不贞女子和不贞行为的否定。也许在作者看来，田小娥之类的女子命运固然可悲可悯，但与延续传统文化、重塑传统道德这样的经国大业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但作者处于女性观念全新的现代社会，却完全套用“红颜祸水”的传统标准评价旧女性行为，显示了其思想深处的男权集体无意识。
二、转型期凸显的女性——白鹿精灵
白灵是白鹿原上唯一受过现代教育、有知识有理想的新型女性。她是作者按照现代思想标准塑造出来的一个全新的白鹿原女性形象。在整部《白鹿原》中，她是唯一一个代表白鹿精灵的女性，她身上拥有白鹿精灵的种种美德，正义善良、勇于反叛、追求真理和爱情等。白灵形象体现了新女性的一切美好品质，是一个完美的天使形象，最正面健康、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莫过白灵这位独立自主、美丽性感女性了。在叙事中白灵在社会生活与两性关系双方面都占据中心地位，几乎让千年来一直把女性当作消费品、附属物的男人们退居边缘。
这个极有个性的女人，在征服外部环境和追求自身幸福这两方面，都表现出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主品格，使作品中的女性视野与男性视野相交错而形成平等对话关系：在男性人物的精神优势中凸现女性主体性——不能由男性人物或男性价值原则来指派自己的命运。果不其然，拒婚，与家庭决裂，这一系列与男权下的女奴道德直接对峙，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独立的叛逆举动使她不可避免地踏上了男性文化为她预设的悲剧命运。
她在革命、进步等意识形态框架内，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与同一阵营中的男性共同追求理想，甚至表现得比男性人物更为坚定勇敢、更为有力。虽说白灵投身革命缘起于一个爱情游戏——抛掷铜元，然而当她确定了自己的理想之后变得异常坚定，与兆海的初恋因为信仰不同、意见相左而完结得如此彻底：
白灵的那一缕温情顿然冷寂，忽闪闪蹿上一股火气，她强盛的气性迅速恢复，迅即作出反应……两人不欢而散。思想上的尖锐对立，减轻了他和她感情上的依恋，分手的时候远不及第一次那样沉重如焚。
在对爱情的最终选择上，她也表现得那样自主而热烈。与兆鹏，也就是兆海的亲哥哥在敌伪区先假扮夫妻，在经历血雨腥风的磨练、生与死的考验之时爱情火焰如革命斗志般被激发出来：“咱们做真夫妻啊，兆鹏哥！”“我们做一天真夫妻，我也不亏。”
他们的爱情生活虽然如同烟火般短暂，但在读者心中留下的印痕久久挥之不去。“这种秘密状态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提心吊胆又壮怀激烈，他们沉浸于人生最美好的陶醉之中，也不敢忘记最神圣的使命和潜伏在窗外的危险。他和她已经完全融合，他隐藏在心底的那一缕歉意的畏缩已经灼干散尽，和她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他们对对方的渴望和挚爱几乎是对等的，但各人感情迸发的基础却有差异，她对他由一种钦敬到一种倾慕，再到灵魂倾倒的爱是一步一步演化到目前的谐和状态，他的果敢机敏、热情豪放的气韵洋溢在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笑、一怒一忧之中，他的长睫毛下的一双灵秀的眼睛，时时都喷射出一股钩魂摄魄的动人光芒。”②
可以说白灵代表了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在性别意识领域反抗封建礼教、建立现代性别伦理、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尊重女性生命的最高成就。她勇敢地挑战了男权原则，有力撼动了男权至上的基石，令高高在上居于统治地位男性文化显现出不安：她的身边已经没有“浮得住”她的人了。终于男权对白灵的忍耐到了极限，无可奈何安排她在“肃反”中冤屈地死去。而后，男性的至高权利似乎又不忍心看到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对立者就这样消亡，象征性地把白鹿的化身奖赏给她，以消解她的死亡带来的不适。
三、民间性的体现——贞洁的圣女
在男性的潜意识中似乎都有一个理想的女性，她贞洁温驯、恬静安宁、富有母性。她对男性认可的价值世界不构成任何挑战，而有一种母性庇护的心态。这种理想的女性，是男权文化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不断总结、筛选而打造出来的。男性渴求女性的贞洁、美貌、母性情怀，因此塑造了专门为了男性的需求而生存的女性。她们回避了女性自我，回避了女性的自由意志。这类女性是贞女与母亲这两类男性最渴求的女性形象的整合。她的相貌与男性世界认可的贞洁美德、母性美德相结合，产生出一种健康的、没有危险性的美。白鹿原上的精神领袖朱先生究竟为什么会选择白家大姑娘作为自己妻子？就是因为她的眼睛泛着“刚柔相济”的光芒。朱先生自涝池见着这女子的第一眼起就断定“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猝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而朱白氏果然没有辜负丈夫的“厚爱”，年过半百之后“眼睛周围布满了细密的皱纹，愈见深沉愈见刚正，愈见慈爱了……”
男性以赞美的态度塑造出这类女性形象，实际上是剔除了女性身上任何与男性价值世界不和谐的东西，是根据男性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来塑造女性榜样的。白嘉轩的妻子吴仙草，是他迎娶的第七个新娘。当时的白嘉轩因为克死了六个美貌能干的妻子而成为白鹿原上最恐怖的传说，这个新娘却毫不畏惧地身挂桃木棒槌与前六个抬着出去尚不甘心的鬼对抗，并破了法官百日内不得同床的禁忌，依从了白嘉轩性需求。随后接二连三地给白家添丁，成为白家的大功臣。一直以来她隐藏在当家的背后，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努力作到井井有条地处置男权社会规定的一切应该由女人做的家务。她与朱白氏具有同样的坚强，使白嘉轩在不知不觉的欣赏中把她当成灵魂自由栖息的精神家园。在这种特定的男性视野下，遮蔽、压抑了女性生命与男性需求无关甚至不相和谐的某一面，又强调、夸大了女性生命符合男性需求的另一面。
男性文化在打造这类圣女形象时，过分强调女性的母性职责。其一表现在白鹿原上的男人对女人的最高赞赏就是认为她与自己的母亲一样。这是男性恋母情结在作品中的投射。朱先生即将离开人世时，紧紧瞅着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声，“妈——”朱白氏身子一颤，真如慈母似的盯着有些可怜的丈夫。其二就是对生育的简单化。在男权社会里生养孩子是女人的本分，甚至因为司空见惯而显得漠然。被塑造成圣女的仙草就认为这事同拉屎拉尿一样用不着惊慌失措，只不过稍微麻烦一点。当她看见丈夫在她生白灵时第一次给她烧水端水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依恋母亲，本来是人类合理的一种心理特征。但是，它必须有个限度——对女性的颂歌，必须与理解女人作为一个人的生命逻辑相结合，必须以尊重女人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价值为前提”。③否则，这一种颂歌就可能变成仅仅以母性界定女性的生命价值，从而剥夺为母亲的女人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丰富性。男权文化中对对圣女形象的打造，就是以母性遮蔽、剥夺女性其他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从而使得女性沦为一个没有主体性价值的、仅仅是为满足男性恋母心理需求而存在的工具。
不仅如此，男权文化虽然在道德上把贤妻良母树为女性楷模，但这种被礼教规范塑造、压抑过的贤良女性，男性在感性层面上却觉得她们乏味无趣。她们是朴素的“拙荆”、“贱内”，一般只会“挑灯夜补衣”，并不懂得“琵琶弦上说相思”。白家大媳遭到丈夫白孝文的无端抛弃，正只是因为她缺少了一份田小娥式的野性风情。
四、女性中的悲剧——生命意蕴
在白鹿原上最无辜的女性形象非鹿家大儿媳莫属了。一个连名字也不曾留下的女人。虽然是原上名医冷先生的大女儿，嫁入了门当户对的鹿家，但怎料鹿家长子兆鹏一心要与封建包办婚姻说不。除了公公的三个巴掌打出来的新婚之夜她就再也没有见着自己的丈夫。在人类生活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人类社会两性关系发展史上长期进化而产生的“文明的奇迹”，是男女异性心灵碰撞的绚丽火花和性爱的升华。“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她正值青春，正值生命的花季，有着对幸福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求，却被残酷地拒在这至善至美的爱情世界门外，情感世界一片荒芜，苍白冷寂。没有卿卿我我、缠绵缱绻的柔情，缺乏铭心刻骨、摄人心魄的炽情，曾经的望眼欲穿、急切企盼和魂牵梦萦都在可怕的岁月之刀下消磨殆尽。性，这个人的正常生理欲求也被扼杀。这个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活力的姑娘被生生逼疯了！
“一切欲求旨出自需要，出自匮乏，因而也就是出自痛苦”④她渴望过属于人的有性爱的生活。这种冲动如江河决堤、百川归海，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即使禁锢在封建人伦道德枷锁下的弱女子身上也不例外。但是男权文化怎会容忍一个女子对天性“大逆不道”的追求？荒淫无度的鹿子霖借醉调戏过她后又扮着圣人的面孔用一撮麦草羞辱了她。生活在一个对性讳莫如深的时代，封建婚姻、伦理道德的枷锁剥夺了女性正常获得“情欲”和“性欲”满足的权利。它是生命冲动的本身，所激起的压抑能量也是最大的。因此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性欲不可遏制地要发泄出来，变相地“为非作歹”：她在遭受羞辱默不作声三、四个月后，有一天突然蹿到大街上告诉别人自己杜纂出来的疯话：“俺爸跟我好……我跟俺爸好……你甭跟俺婆说噢！”“你们甭下看我！他娃子不上我的炕，他爸可是抢着上哩！”。
她的公公将她囚禁，思谋着如何摆脱自己的嫌疑；她的父亲冷先生根本不追问女儿发疯的原因，就下药将她药哑。她万念俱灰，日见消瘦，最后死在炕上，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那个污浊的社会淹没了。
男权至上的封建传统残酷剥夺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幸福和爱的权利。她在没有情爱性爱的畸形生存空间中挣扎，不幸误入心理畸变的黑洞，像一只纯洁的羔羊被活杀于祭台之上，成为男性文明的牺牲品。
正是通过这样一群各自闪耀着不同光芒的人物形象，《白鹿原》才能够在艺术的长廊里发出夺目的光辉。传统道德下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之淳，在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释、道等思想文化的积极元素对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文化滋养，中华民族才成为了一个具有优秀品质和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才能够长时期的引领着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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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甘肃省渭源县大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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