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将“家庭”归属于私人领域，而将“城邦”归属于公共空间。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重提这种划分既为她赢得“亚里士多德传人”的美誉，也招致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实则阿伦特是从现象学视角出发对亚氏“城邦”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她指出，“城邦”理论所蕴含的“公共空间”意象并非实体性位置和场所，而是源自人类言说与行动的“潜在空间”；“公”与“私”之间并非全然割裂，而是在时间维度中呈现出过渡与融合，体现出人超出生存必然性限制而步入自由之境的可能性。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城邦 公共空间私人领域
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家庭”和“城邦”判然有别：“家庭”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城邦”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1］“城邦”的存在以“家庭”的存在为基础。通过“家庭”和“城邦”的区分，亚里士多德界定了“何谓政治”。阿伦特在其代表作《人的境况》中重提亚氏“城邦”理论，以“公共空间”指称“城邦”，以“私人领域”映射“家庭”，并宣称二者之间存在“一道鲜明的分界线”［2］。此举既为其赢得“亚里士多德传人”的美誉，也招致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批判。
一、“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现象与经验
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的一些基本观点几乎都能在阿伦特《人的境况》中找到。对亚氏而言，“家庭”操持于维生活动，目的在于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对应于生存必然性；“城邦”由超出维生之外的自由活动构成，目的在于达到优良生活，对应于自由和自我实现。“家庭”以家长为核心，家庭成员、尤其是奴隶与家长之间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城邦”由各家长构成，他们之间是平等关系。“家庭”的主要活动是围绕着维持生命和繁衍后代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城邦”的主要活动则是在生命需要被满足之后进行的审议活动。阿伦特认为亚氏所作的区分只是对古希腊人生活经验的理论总结。古希腊人将人类生活划分为具有充分展示性的“公共领域”和具有剥夺性质的、不显现的“私人领域”，分别对应于“城邦”和“家庭”。
阿伦特认同亚里士多德的公私之分，并且强调公私之分严格地对应于劳动和行动之别。劳动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是人为了维持生命所需而进行的活动，也是属于私人领域的活动；行动是人们在公共空间内通过言行展示自己的活动。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家庭-必然性与行动-公共空间-开创性是两组截然不同的人类活动。倘若以劳动为人的本质活动就面临着把人类整体降格为“劳动动物”的危险。而“如果这两个领域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理所当然的就是：在家庭中对生命必需性的控制是追求城邦之自由的条件。”［2］这样，阿伦特就证明了行动和公共空间比劳动和私人领域优越。正是这一点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激烈批判，认为在公与私的区分中存在着一种男权原则和男性优越论。
综上所述，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该重视保护医院感染的易感人群，尽早控制原发病，缩短住院时间，同时在进行各种侵入性操作时，严格落实消毒隔离制度，入住ICU的术后患者，尽可能安排单间或同病种安置，最大限度切断病原菌传播途径，对降低骨科老年患者术后医院感染率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有待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的研究，以更准确地评估骨科老年患者手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并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
然而，虽然阿伦特笔下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关系的确呈现为一种高下关系，但阿伦特对这种关系的论述首先应该放在世界异化之威胁的前提下理解。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将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归结为社会兴起和公共空间闭合。她指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劳动者社会，它只关心生产、消费的事情，至于人的人格和尊严、自我实现和发展的诉求则往往被挤压到边缘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公私之分很明显是试图抵抗可能出现的“世界异化”和“自我异化”现象。这表明公私之分这个论题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阿伦特虽然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观点，但绝不是出于对希腊城邦的乡愁。从现象学视角来看，私人领域是孕育亲密关系的场所，公共空间代表了人们以言行显现自身的可能性，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呈现为虽各具特色但对人类生活来说同样必不可少的两种形态，同属于“人的境况”之必要组成部分。所以阿伦特指出公私之分仅仅意味着“有些东西需要隐藏，另外一些东西需要公开展示，否则它们都无法存在”。［2］并且，阿伦特对这种区分的坚持恰恰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公共领域消失的最后阶段就伴随着私人领域被清除的危险，这似乎是二者关系的本质。”［2］因此，阿伦特并没有人为地在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之间设置一堵墙，粗暴地割裂公与私的联系；相反，她坚持二者相异恰恰是更为深刻地洞察到二者之间相互依存唇亡齿寒的关系。即便在引述古希腊人的政治经验时，阿伦特也并没有忽视公与私之间的过渡和融合关系，她发现二者之间呈现为一种超越和上升的关系：“古代人每天超越狭隘的家庭领域和‘上升’到政治领域”。［3］对阿伦特来说，家庭和公共空间的关系的确是一种高下关系，因为“显然，只有在更为紧迫的生存需要被满足之后，公共生活才是可能的”。［3］这只不过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而已。
需求分析的缺失还表现在教材质量参差不齐。目前我国图书市场上不乏各种专业ESP教材，但这些教材在内容的系统性和时效性上不突出，表现为缺乏真实场景的语言训练，不利于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以商务英语教材为例，在教材中没有对语言输出和与专业结合的交际能力的训练，直接影响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和教学效果。再看科技英语教材，文章加练习的传统精读教材的编排格式，体现科技英语的地方就是文章是科普类文章。人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应互为促进，学习者专业语言能力应通过教材的学习得到发展。ESP教材单薄的设计没有体现专业英语的语用功能，也不能满足学生对科技英语学习的要求。
通过对公共空间形成机制的分析，阿伦特实际上把一切现行政治体制都还原到了人类协力行动的经验之上。公共空间源出于人们的言说和行动；反之，如果人丧失了揭示活动，那么人就会丧失公共空间。在阿伦特看来，现代社会的各种官僚机构和行政管理机器正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丧失的后果，由于人们遗忘了言说和行动的经验，他们也就失去了在彼此之间撑开公共空间的能力，唯因此才将权力上交给官僚机构和行政管理机器，听命于某些人的支配。因此阿伦特所谓的“公共空间”不是指任何实际存在着或存在过的政府形式，为此，乔治·科特布说她描绘了“一幅本真政治的乌托邦图景”［7］。倘若以能否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为标准，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理论的确是“乌托邦”的，它不仅无力对抗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和官僚机构的全面膨胀，而且甚至不能成为任何有形的实体，如阿伦特所说，它始终只是“潜在的”。更精确地说，阿伦特是试图把现存的政治局面还原为一种政治现象，并从人类生活的基本经验中去寻找它的根源。现代的官僚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虽然是公共空间的蜕变形式，但它们之出现仍然在人们形成公共空间的能力、在人类复数性这个根本境况之中有其根源。
二、公共空间的发生学机制
无论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关系如何，它们都代表着人生活于其中的一个场所，因此首先被理解为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人的境况》中，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虽然已经不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空间中的实体性场所，但阿伦特显然主要是以空间性来理解此二者的，因此难免落人口实，而在《教育的危机》中阿伦特的思考则更加成熟。在该文中，阿伦特指出现代的教育危机本质上“与我们对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判断和偏见有关。”［8］这就直接将“教育的危机”与“人的境况”联系了起来，以教育的主体“孩子”的成长过程为视角则向我们呈现了以一种更为丰满的视角来理解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关系的可能性。
女权主义者之所以从阿伦特著作中读出了对女性的贬低和压制是因为她们将公与私的区分进一步还原为：女性-家庭-私人领域-劳动-自然必然性；男性-城邦-公共领域-行动-自由。［5］的确，女性自古以来被看作是属于家庭领域的，与生命必需性相关的各种劳动——例如做家务、生育和抚养孩子——也多是由女性负责；相反，城邦中的公民都是摆脱了必需性控制的一家之主，他们通常都是男性，而女性则被排斥于公域之外，陷入到私人生活的黑暗之中,用威尔·金里卡的话说就是“把公共空间赋予男人而把家庭空间赋予女人是西方历史的持续现象”［6］。但这却绝不是阿伦特的理论旨趣所在，相反，她提到了分属于男人和女人的“两种自然功能”：维生和繁衍。所以女权主义者们批判的是现象本身，而不是阿伦特的思想。
对导线仿真模型外表面施加均布载荷，载荷大小按式(2)计算。分别取夹嘴长度L=350，325，275 mm进行仿真计算，得到的施加载荷如表8所示。1 660 mm2导线仿真模型边界条件设置如图9所示。
其次，尽管阿伦特更多地是以剥夺性质（即相对于公共空间来说的黑暗和不公开显现的性质）来思考私人领域，但她显然也看到了私人领域的非剥夺性质，即孕育亲密关系的性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私人关心的事情就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我们注意到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东西只有在私人领域中才能幸存下来。”［4］同时，她也提到，像希腊人那样为了公共生活而全然牺牲私人生活是愚蠢的，“过一种完全公开的、在他人注视下的生活是浅薄的”。［4］相比之下，她更欣赏古罗马人在两个领域之间获得的平衡。并且，即便在她从剥夺性质方面来思考私人领域时，也绝没有将私人领域完全留给女性。在家庭所关心的生存必需性活动中，维生和繁衍这“两种自然功能”分属于男人和女人：“维生是男人的任务，繁衍后代是女人的任务，这两种自然功能——男人劳动为提供食物，女人劳动为生育——都受制于生存的紧迫性。”［4］
三、公共空间的时间性维度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虽然具有政治象征意味，但仍然还是一个实体性的位置和场所：“城邦”的议事活动发生于位于“全城的高坡”的“公共广场”，“这里除经行政人员所召集的人以外，凡商人、工匠、农夫或其他类此的人们，一概不许入内”。［1］阿伦特则从发生学角度探讨了公共空间的发生机制，她指出公共空间是源出于人类言行的一个潜在弹性空间，是随着人们的言行而在他们之间撑开的一个“居间”：“城邦，准确地说，不是地理位置上的城市国家，而是从共同言说和行动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组织，其真正的空间存在于为了这个目的而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无论他们实际上在哪里。”［2］公共空间并不是在空间中存在的一个实体，而是潜在地存在于人们的言行之中。复数性是公共空间中特有的现象，这意思并不是说先有一个公共空间在那儿，然后复多的人们走进去并展示复数性和差异性，毋宁说，公共空间就是复数性物化和外化的结果。“在任何地方只要人们以言说和行动的方式在一起，显现空间就形成了。这个显现空间早于和先于所有形式的公共领域结构和各种类型的政府，即被组织化了的公共领域的各种形式。”［2］在阿伦特的理解中，公共空间是人们展示自身、追求卓越的场所，它的功能主要是促成显现，因此也被称作“显现空间”。但这个空间并不是一开始就在那儿的某个地理位置上的特定场所，而只是一个“潜在的”空间，它随着人们的显现活动而出现，随着复多的人们共聚一处展开言说和行动而形成。换言之，公共空间是协力行动的伴随状态，是复数性在政治事务中的展开。如此理解的公共空间不是任何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的政府机构或政治组织，相反，这些政府机构和政治组织之所以得以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有构建公共空间的能力。
孩子的特征在于他们既是新来者，又是一个发展着的、成长着的人。每个孩子都会经历童年期，并走向成年。由于童年期的孩子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家庭，而成年后主要的活动场所则是公共空间，所以，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关系就呈现为在时间性中，并且随着时间性而展开的空间上的过渡关系。由于教育充当了联结孩子从童年期向成年期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因此也就充当了联结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中介和桥梁。从私人领域向公共空间的过渡恰恰体现出人能够超出生存必然性限制而步入自由之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被阿伦特名之以“诞生性”。在阿伦特那里，世界与诞生性是不可分割的，世界总是人生活的世界，诞生性也总是发生于世界之中。诞生性的引入表明阿伦特对世界性的理解中加入了时间维度，并将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纳入到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之中加以理解。这样一来，不仅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呈现为随着时间之展开而过渡着和融合着的关系，而且“世界”这个概念本身也具有了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它不单单表示一种空间的意象，还揭示出人类世代之间的更迭与延续，这样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共同体。
在引入时间维度之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关系就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景象。以孩子的成长过程为视角来看待公与私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童年期，孩子的成长需要家庭的保护，在此意义上，阿伦特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这个私人家庭生活居于其中的四面墙，构成了免受世界，尤其免受世界的公共部分侵犯的一个庇护所。”［9］阿伦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孩子是潜在的公民，待他长大成人，步入公共空间，承担起公民应有之责任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此，这两个场所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分界线应当标清楚……但是这条线不应当成为一面把孩子和成人世界隔开的墙，仿佛他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仿佛孩童期是一种自足的人类状态，受自身法律统治。”［9］儿童生活于其中的家庭和成年人所参与的公共世界之间存在的只是“时间边陲”。在地理学上，任何分界线都是人为设立的，而“边陲”则是自然形成的。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的就是边陲，中心的繁华越到边缘越冷清，并在两个城市之间形成一片广袤的无人区；分界线总是在边陲地带之上通过设立界石而人为设定的。孩子向成人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并不存在任何鲜明的界限标志着此前是孩子而此后是成人。仿照着地理学的这个“边陲”概念，我们最好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定与之发生联系的两个场所之间存在着某种缓慢的过渡性的“时间边陲”，而学校就是此种意象的表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阿伦特在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之间所做的区分有其自身的理据，并且，这种区分也没有被固化，相反，它只是以现象学描述的方法来揭示人的境况。公与私的区别仅仅是现象上的不同，至于二者价值之“优劣”则取决于从何种角度来看待它们。在这种区分之中，恰恰凸现了人类走向自由之能力。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由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张璪是唐代后期著名的树石画家、画论家，擅长画山水松石，以画松最为著名。他继承和创新了王维等人的山水画创作传统，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理论是经过张彦远记录下来从而流传至今的，成为绘画界的不朽名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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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24,30,73,61,198,199.
［3］Hannah Arendt.Vita active oder Vom tätigen Leben［M］.Piper Verlag GmbH.1967(43)：79.
［4］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3)：47～19.
［5］Mary O'Brien.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Paul, 1981：100.
［6］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刘莘,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695.
［7］George Kateb. Political action： its nature and advantage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41.
［8］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75.
［9］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Six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M］.Viking Press,1961：186,195.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4G148）；湖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项目编号：15JT017）。
作者简介：王晓艳（1984-），女，湖北随州人，哲学博士，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现代西方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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