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研究
摘要：监狱作为一个微型而又充满张力的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和想象力。西方社会学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将监狱作为社会学的重要议题进行了大量富有洞见的开创性研究，开启监狱研究的黄金时代。国外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范式、研究视角，还是研究主题、研究方法都已经相当成熟和系统化，围绕监狱秩序的构建从犯人社会和监狱管理两个维度进行诸多研究。反观国内，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严景耀先生开创监狱社会学传统以来，因种种原因这一传统被悬置起来，直到本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重拾监狱社会学的重要传统开展相关研究。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监狱这一重要的社会学议题仍缺乏足够关注，已有研究也较为碎片化。对当代国内监狱社会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监狱秩序的合法性；二是恢复性监禁哲学与收容式监禁哲学；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未来监狱研究的发展方向可以从监狱秩序、服刑人员适应性、监狱比较研究、监狱历史社会学研究这四个方面开展。
关键词：监狱社会学；西方脉络；中国图景；权力与秩序；监狱适应
一、引言
监狱是一个微型而又充满张力的社会，充满着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和想象力。目前，在讨论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时，监狱问题从来都没有成为重要的议题。事实上，关于社会问题的探讨，监狱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存在。监狱将社会一分为二：自由社会与监禁社会。国家通过将违反法律的失范者进行隔离以保护自由社会的安全，此后，自由社会很少再去关注监狱，更不用说监狱社会的内部运作了。只是一如既往地将反社会的失败者不断投入监狱，信以为真的认为这是一个二元对立与割裂的社会。其实不然，任何监狱中服刑者来自自由社会，最终也将返回到自由社会，两种社会是相互勾连与形塑的，具有同构性。如果不将监狱社会纳入整体性的分析与思考，那么关于社会的定论都是不完整的。可以说，监狱问题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费孝通在晚年给后学作序时，回忆其早年求学的经历时写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刚刚迈进社会学门槛的时候，我学术生涯的三位启蒙老师都把我的首次社会调查的地点选在了监狱……监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也是社会学工作者观察，了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1](p1-3)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社会学者应当对监狱这一特殊的社会加以关注和研究。
国外的监狱社会学研究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至今，无论是在理论范式、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已经相当成熟和系统化，而国内当前监狱研究主要处于刑罚学视角和以“狱政管理”为中心的政策研究主导之下，[2](p3-4)[3](p12-13)社会学界对监狱这一特殊而又重要的社会往往视而不见，或者说缺少足够关注。已有研究一方面对国外研究的引介非常单一，另一方面自身的研究也较为碎片化，主题与主题之间关联性不强。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厘清和勾勒国内外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研究主题，以期为监狱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然而，本文采取的策略不是聚焦于监狱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自身发展，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兴起、演变的制度环境、知识体系特征及其与社会现实的映照关系出发，而是从其发展的脉络中选择其所关注的最为核心的议题进行梳理，再比较国内外研究的共同与相异之处，获得今后监狱研究的启示和未来方向。当然，这或许存在以偏概全的风险，但本文重点在于通过这种检视能够成为反思当下监狱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契机与起点。
（3）物理性危害。常见的有玻璃、铁丝、铁钉、金属碎片、砂石等异物，操作人员加工时落入食品中的毛发也算物理性危害。
二、国外研究的学术脉络及动态
国外对监狱的社会学分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美国犯罪社会学家唐纳德·克莱默的《监狱社区》和格雷沙姆·赛克斯的《囚犯社会》到约翰·蒂流里奥的《监狱治理》，再到近期英国犯罪社会学家本·克鲁的《犯人社会》的出版，监狱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三个重要的阶段，即监狱社会学的兴起、监狱社会学的黄金时代、超级监禁时代的监狱社会学的式微。[4](p285)
（一）发展脉络。
唐纳德·克莱默是研究监狱社会的先驱，其著作《监狱社区》的出版结束了对监狱社会缺乏科学研究的局面，而对监狱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性作品当属格雷沙姆·赛克斯的《囚犯社会》，其提出了监狱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重要的主题，如监禁的反应与模式、监狱社会的结构、监狱的总体性权力、监狱的社会秩序、监狱的非正式基础、监狱的隐语与角色等，而且基本上影响了整个欧美学界对监狱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这些主题至今仍在被深入研究。他也因此被冠以美国的监狱社会学之父。唐纳德·克莱默和格雷沙姆·赛克斯两人以各自的贡献促使了美国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尤其是赛克斯的作品对后续监狱社会学的发展起着引领的作用，在其后的研究要么是追随者赛克斯的路径，要么是对赛克斯反思性批判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格雷沙姆·赛克斯所开启的监狱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晚期进入了监狱研究的黄金时代。
宋立军用人类学视角对监狱秩序进行全方位的解剖。首先，非常详细的描绘了监狱中主要存在的四种秩序：等级秩序、时空秩序、考核秩序和日常生活秩序；详细论述了围绕以秩序为核心的服刑人员之间、服刑人员与干警、服刑人员与自由社会之间的互动，进而对监狱的秩序进行深刻的反思。其次，他认为维护监狱的秩序并不能由官方自认为有用的规则所独占，它一定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作为润滑剂，也就是说，看似没有人情存在的高墙内，随处都有人情的影子。由此，提出的监狱秩序理论，即监狱秩序是由上层意识形态和各种秩序主体的情景互动来共同维持的，在乡土社会中文化秩序的基础：规则、人性与人情在监狱这个社会中同样适用，并没有因为处于较为封闭的环境中而切断了人情世故与冷暖。[41](p10)第三，它对有序即秩序的观点进行反思性的批判分析，认为秩序不是简单的有序呈现，而是有序与无序相互交织相互勾连的，即秩序是有序与无序的交合。[42](p204)总体而言，其关于监狱秩序的论述非常有洞见性，但其从一个较为静态的角度去描述了监狱的犯人生活，并没有将监狱秩序置入历史变迁脉络中，存在些许遗憾。
然而，随着监狱监禁的人口大规模膨胀，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新的刑罚学背景下，刑罚哲学观发生了转变。[5](p449-474)监狱研究关注点已经从关注监狱社会秩序转移到监狱的人口规模，即如何监管犯人的问题。纯粹的监禁和收容式监禁成为监禁方式的主流，而对改造或者恢复性计划已经不再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对监狱社会秩序的关注在美国的学术和政治的话语中却在下降。[4](p285)监禁的对象和技术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但是监狱内部生活的研究却越来越少。由于访问的限制、资金问题、学术界道德委员会的影响、研究领域本身的无吸引性等特点造成了大众监禁时代的监狱民族志的式微。[4](p285-308)[6](p371-398)即使如此，监狱社会学研究还在以缓慢的趋势发展。虽然这一时期监狱研究在不断式微，但是监狱研究的领域与范围也在逐步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狱作为一个“性别化机构”，从以前的男性监狱研究逐渐拓展到女子监狱研究；[7][8]二是将种族主义纳入为监狱研究的一部分；三是监狱研究开始走向综合视角，从要么侧重于关注犯人社会、正式结构、监狱与环境的关系或者惩罚机制，到认为监狱是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整体；从关注个体行动、群体结构到关注监狱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联；[9](p1)从关注内在的剥夺到外在输入，再到关注剥夺—输入之间的综合。
上述国内外文献的综述，基本呈现了国内外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图景。通过比较发现，国外监狱研究是线性的，前后研究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后续的研究都是在积累性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推进的；而国内的研究是非线性的，较为碎片化，前后研究之间关联性不强，研究都聚焦不同的主题，虽有联系但不紧密，如监狱服刑者群体、亚文化、监狱秩序。其次，国外研究主要在两个视角下展开，一是以犯人社会为中心的监狱研究，即研究犯人社会的群体结构、人际关系、互动模式、隐语与角色、非正式规范等；二是以监狱管理为中心的监狱研究，即监狱监管模式、总体性权力、规训过程等，而国内研究虽然在文本中都体现了两种视角，但基本上都是在没有明确区分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
为保证路面具备良好排除降水功能的同时提高车辆行车舒适性，在施工时应对道路基层和面层的横坡度加以控制。本文根据《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F10—2006），采用经纬仪对竣工后级配碎石基层横坡度进行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二）研究议题。
通过梳理国外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发现每一阶段监狱研究关注的主题有着共同点但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包括以下核心议题。下面将对这些议题做一个总体的爬梳。
1.监狱化与监狱适应研究。
作为监狱社会的先驱的唐纳德·克莱默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了监狱犯人群体与结构、社会关系网络等，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并提出了学术界至今都认可并广泛引用的“监狱化”（prisonization）的概念，同时也成为早期监禁适应研究的典范。监狱化实际上是犯人在监禁生活中的一种监狱适应的反应，具体来说是指犯人接受监狱的风俗（folkways）、习俗（mores）、习惯（customs）和一般文化（general culture）的过程。[11](p299)随着监狱研究的深入，围绕着犯人监狱适应的特征、怎样适应和为什么能适应监狱生活，监狱适应研究主要出现了三种连续性的研究取向与模型，即剥夺模式（The Deprivation Model）、输入模式（The Importation Model）和综合模式（The Integrative Model）。
《意见》要求选取典型的婚姻、赡养、抚养纠纷，以及邻里间相邻权、人身侵权、借贷、劳务等案件，主动深入到纠纷所在的村寨公开开庭审理，邀请乡村干部、人民调解员、当地村民等参加旁听，庭审后就地宣讲法律知识和道德文化，以生动的案例弘扬尊老爱幼和邻里互帮、守望相助、诚实守信的乡邻美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转化为乡村群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2.监狱的权力与规训。
随着研究的推进，希望在剥夺模式和输入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综合模式。该模式认为服刑人员适应监狱是其调适监狱环境的结果。服刑人员在面临充满压力的监狱环境后，根据自我经验调适得到自认为最佳的适应状态，也就是说，每一个服刑人员都是以自我的方式来适应监狱的生活。[17](p383-393)[18](p427-441)[19](p135-145)这一模式为提供一个在个人行动、经历和制度环境之间连接的整体性综合分析提供基础。[8][10](p21)[20]综合模式既与个体适应监狱相关联，同时也与监狱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相关。个体进入到这种支配性的机构，官方的目标主要是重塑他们的身份，非正式的社会基础为其行动提供了行动资源。也就是说，犯人在适应监狱的过程中，虽然从属于社会的制度性的力量，但并没有完全屈服这些过程。
神话故事并非人们凭空想象，而是融入了人对自然及人生问题的探索，通过幻想的方式构建出完整的故事，涉及凡人、英雄、鬼怪、神。故事亦真亦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古希腊罗马神话，其在文字诞生后得以被记载并流传至今，常作为典故出现于欧美作家及音乐家、画家的作品中，在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受到普遍关注。是作家、诗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最佳题材，可丰富文学作品的语言及架构，赋予其深层含义，充分体现文学作品的价值。
由于剥夺模式对压制的强调意味着监狱是一个封闭的制度系统，没有考虑一个事实，犯人可能通过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来回应剥夺模式，并且监狱中每个个体面临监禁时的情况存在着差异，服刑人员未必会采取一致性行动。也正是在对剥夺模式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输入模式，即监禁内部的生活与服刑人员的生活方式和入狱之前的个性特征有关，服刑人员的价值观念、角色扮演、社会互动他们都在入狱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只不过是随着入监服刑将其带入。[14](p145-155)输入模式反映服刑人员入狱前的生活方式和个性特征，比如他们年龄、教育、婚姻状况、就业、人际关系、犯罪类型、以前的监禁历史，也能更充分的解释犯人适应差异的原因。该模式强调的监狱是可渗透的，监狱不能使其与外界力量相隔离。如约翰·欧文认为犯人在入狱前的地位影响他们在监狱中的等级秩序；[15](p36-61)雅各布斯描绘了芝加哥的帮伙是如何大批量地把领导模式、忠诚和冲突移植进监狱环境的。[16](p28-52)当然输入模式的提出不是要对剥夺模式的否定，而是由于监禁的复杂性，需要更多包容性的概念来回应。
米歇尔·福柯在其经典名著《规训与惩罚》中描述了近代监狱的形成，揭示现代监狱的形成伴随着惩罚方式的变迁，从酷刑的消失到对罪犯日常活动的规训，这种方式的改变是一种权力策略的结果，也是规训权力的诞生。这种规训既不是要增加服刑者技能，也不是强化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21](p156)一种典型毛细血管式的权力关系。
戈夫曼认为监狱作为一个总体性机构（total institution），机构内收容者的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划归单一的权威来管理，[22](p6)强调了监狱权力的权威性和高度理性。实际上，监狱的权力行使不完全是刚性的，也存在较大弹性。为了使服刑者更好的服刑和适应监狱，狱方也会策略性的采取不同类型的权力策略，主要包括三种权力，即规范性权力、报酬性权力、强制性权力。对于规范性权力，一般会给予服刑人适当的工作分配，头衔等，以激励服刑者对狱方产生认同；而对于报酬性权力，会给予服刑人员显而易见的奖励，像报酬或者奖金，以争取服刑者的合作；而对于服刑者破坏监狱秩序，则使用强制性权力，将其进行单独监禁。[23](p130)正是这三种权力的交织使用，既使得服刑人员能够得到很好的规训和改造，提高监狱改造的效能，也使得服刑人员能够较好地适应监狱，减缓监禁痛苦所带来的监狱化人格。
在监狱中，每个狱警是国家的代表，政府的化身，其权力的过分集中或集中不足都是危险的，最适宜的程度是狱方和犯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程度。[42](p412)因此维护监狱的秩序，就必须处理了公权与私权，即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使之处于平衡状态。但问题是，最适宜的程度是犯人和狱方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在狱政管理下可操作性空间非常有限。此外，其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为进一步开展监狱研究提供了不错的借鉴和思路。
B组患者探头频率设置在6.5MHz，对子宫以及双侧输卵管和卵巢以及腹盆腔间隙进行观察。对尿液完全排空，取截石位，充分暴露会阴，拿取少量耦合剂涂抹到超声探头中，套上避孕套，进入阴道后探查处理，对子宫大小、形态以及宫腔情况进行记录，观察形态以及体积。分析是否存在孕囊，记录孕囊中是否存在胎心。
监狱秩序研究一直是监狱研究重点主题，在不同的时期研究者所关注的监狱秩序也各具差异，即犯人社会自治秩序与狱方监管秩序。赛克斯提出了监狱秩序理论，即监狱的秩序是由犯人社会自我维持的，任何对犯人社会这一自我包容性自治系统的过度压制都会造成监狱的失序与无序。[13](p109-129)格雷沙姆·赛克斯对监狱犯人社会的分析立场是结构功能主义的，认为犯人社会是一个自我包容的自治系统，一个操作性的世界，一个遵循自己的节奏和机制的社会。[24](pxv)这个微观世界有着自己的语言、领导、规范、仪式和程序。然而，在这一社会中社会秩序是较为脆弱的。虽然犯人承认监管人员的权威，但不会认为在道德职责上有义务去服从。也就是说，“在监狱中，权力必须基于一些事物而不是内化的道德”，[13](p47)并且狱方大量压制性权力对于维持秩序是无效率的。狱警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运用权力和执行规则对维持监狱秩序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狱警往往允许服刑者轻微的不服从来确保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换句话说，狱方通过与服刑者分享权力来确保监狱的秩序。如果一旦破坏了服刑者群体与管理阶层之间既定的平衡，那么监狱就会发生抗争、骚动等影响监狱秩序行为。
与上述研究路径不同，蒂流里奥不认为监狱是一个自治系统。在他看来，监狱被作为“一个社会中的社会”“监狱社区”“囚犯社会”或者“犯人亚文化”，关注的重点是犯人群体而不是监狱管理者。然而，对犯人群体的关注并不能为政策实践带来实际的效果。因此，针对监狱的秩序到底是由犯人所主导还是由监狱职员所控制的争论，其认为是监狱官员而不是犯人对监狱社会起决定性的影响。监狱并不像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而且应该被管理，也就是说监狱能够和应该被国家权威所运行。[25](p2)通过关注监狱正式管理，对三所监狱比较研究发现了三种不同的监狱运行模式，即控制模式、责任模式和混合模式。控制模式强调犯人的服从、工作和教育；责任模式不再重视准军事化的监管，而是强调犯人等级和不公平程序；混合模式既强调军事化管理，也强调犯人的不公平和程序。监狱系统的这些差异是由于监狱哲学观不同。监狱生活质量更多依赖于管理的实践而不是单一的变量。[25](p5-6)也就是说，监狱管理最佳模式是控制模式，通过一种高效的威权主义对服刑者进行监管改造。科尔文和尤西姆也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科尔文认为监狱管理从一个“有利可图的服从性结构”向“压制的服从性结构”的转变。[24](pxvii)[26]尤西姆等认为监狱的一切暴力动乱都源于监狱行政管理操控的崩溃，即行政管理的失灵加速监狱集体性的暴力。[27](p218)
木偶脸上本来的漆色却完好，小刀的利刃对它竟毫无损伤。王爷将眼睛几乎贴在那木偶脸上刮那些新蹭上的铁漆时，犹如从瓷器表面刮下一些将干的泥渍。
广义质点滤波方法与质点滤波方法的不同仅仅在于重采样阶段。常规质点滤波方法是根据后验密度P（·｜z）（公式6）的离散近似进行采样（Musso et al，2001），而广义质点滤波方法是从连续近似中进行采样，
可以说，认为服刑者社会是一个自我维持的社会，其主张服刑人骚动或者暴力的发生是由于管理阶层破坏了监狱内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所造成的；管理的越紧，监狱秩序就越混乱；管理越灵活，监狱秩序就越良好，也就是说监狱管理阶层过多的介入服刑者社会就会导致更多的不稳定。相反，行政控制模式认为监狱暴力和骚动是由于监狱行政管理崩溃或失灵所导致的，有效的行政管理是监狱秩序的保障。[28](p172)
4.合法性与监禁秩序。
随着研究的推进，监狱秩序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合法性的研究，犯人对监狱监管的认同成为监狱治理的重要基础。实际上，监狱的暴力与骚乱都与监狱合法性有着重要的关联。[29](p45-62)[30](p205-281)[31](p896-913)最先将合法性概念引入监狱社会学是尤西姆和金博，在其著作中提到“监狱囚犯发动暴乱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接触监狱外面的便利设施，而是因为监狱违反了国家和监狱之外的重要组织所指定的标准。”[27](p219)也就是说服刑者对监狱执法公平和其在监狱中的应享有的待遇没有实现产生质疑与不满，程序公平和服刑者的待遇往往是服刑者质疑监狱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监狱暴动和骚乱的前提条件。
剥夺模式主要关注在监狱内部环境对服刑者行为的影响，认为犯人所适应的角色和狱警与服刑人员之间关系是对系统的不适和剥夺的回应，剥夺的程度也与监狱的性质、拥挤程度、安全程度、管理人员、管理模式、服刑人员数量、刑期长短、空间结构及其他环境有关。[12](p5-19)[13][p63-83]赛克斯在其著作中认为监禁具有剥夺与痛苦的本质，服刑者的监禁生涯中主要面临着五种痛苦，即自由的剥夺、物质和服务的剥夺、异性关系的剥夺、自主权的剥夺和安全感的剥夺。监禁剥夺所带来的痛苦可以通过共同的帮助、忠诚和集体自尊得以缓解。[13](p65-78)
关于监狱秩序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Sparsks等人在对英国两个监狱研究之后给出了最为解释力的论述，认为“合法性的若干方面与维持秩序和监狱中的混乱的发生是相关的，包括最为重要的公平程序、一致的结果、官员行动的质量、基本制度……如果不能达到普遍的预期可以被视为非法性的存在。”[32](p89)也就是说，当监狱服刑人员感受到较为强烈的剥夺感，僵硬的制度、分配和程序上的不公平，权力行使的不合理，这些都使得服刑人员降低对监狱的认同与满意度，因此会以各种形式去挑战监狱的权威秩序。监管人员要根据正式规则合法地采取行动，不能仅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依靠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手段，保证监狱程序上的公平和服刑人员的待遇，尤其是人际关系方面，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合法性，监狱的监管秩序也就处于一个良序状态。
体系方法的变革、制度规格的创新为国企审计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若想高效落实审计工作，还必须加强专业审计人员的培养。国企审计团队建设中，首先，需要加强在职人员思想觉悟方面的管理，保证其专业能力、思想觉悟的与时俱进。其次，结合岗位需求提高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保证及时进行职业再教育工作，促进整个团队朝着计算机科学、软件开发等方向进行综合化发展，鼓励审计人员加强统计学、法律学方面的分析，以期快速提高审计效率、审计质量。再者，需加强高素质人才的引入，提高审计团队的专业性、全面性，保证国企审计能力的大幅提升。国家相关机构需积极联系高校机构，参与审计项目的咨询服务，为整个审计团队的发展贡献力量。
（三）研究视角。
国外研究嵌涵着两种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研究取向，即围绕着以“犯人生活为中心”的研究和以“监狱管理为中心”的研究，前者以唐纳德·克莱默和格雷沙姆·赛克斯为代表，后者以约翰·蒂流里奥为代表。虽然立场不同，但都是揭示监狱中社会的逻辑与运行机制。以犯人社会生活为中心的研究认为监狱是一个微观世界，有着自己的规范、制度、领导、人际关系、互动模式，主要关注的是犯人社会结构、社会角色与隐语、人际关系与互动，犯人亚文化、监禁的反应与适应。以监狱管理为中心的研究认为在监狱中监狱管理居于主导地位，侧重于监狱对犯人改造的效能，即对于犯人的监管与治疗的实际效果。然而这两种取向并不是单独的，两者之间是相互勾连和牵扯的，犯人社会系统需要狱方的默许，而即使最为严格的“总体性监禁”[33]也存在着看守与犯人之间交换与协商。
监狱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别性问题，更是一个国际的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的刑罚哲学不同，监狱的改造与监管也存有差异，由此导致的对监狱的研究方向、思路、策略与方法也不同。国外丰富的监狱社会学研究成果无疑为国内监狱社会学研究发展提供许多智力支持和启发，但国内监狱研究受制于政治环境、学科属性等多重原因，无论是研究范式还是研究议题都较为单一。
三、国内研究的发展脉络及议题
当前，国内监狱研究很少直接以囚犯为话语中心全面探讨服刑人员和监狱问题，[34](p2)主要处于刑罚学视角和以“狱政管理”为中心的政策研究主导之下，即监狱刑法制度、监狱管理、监狱感化与矫正、监狱功能、监狱行刑社会化、监狱文化、监狱企业、监狱史等，这些狭隘的视野造成了监狱研究意识、主体、内容和方法的单一，因此，有学者呼吁要开放监狱科学，实现研究意识、主体、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开放，拓展监狱学研究的进路，将人们对监狱的研究拉回到监狱内部，促进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兴起。[3](p12)[35](p76)在当前的监狱研究中，虽然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研究是一个鲜有人问津的边缘性学术课题，尽管如此，有关监狱社会学的研究散落在各种监狱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中。
（一）研究脉络。
虽然当前学术对其犯罪与监狱社会学研究没有予以过多的重视，但国内对监狱罪犯进行社会学分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率先从社会学视角对监狱进行研究的是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严景耀在监狱作为一名“自愿犯人”，通过访谈、参与性观察、问卷调查、个人生活史、比较分析方法收集犯罪资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28年发表了《中国监狱问题》一文，该文是以社会学视角对监狱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通过对监狱的行政、作业、卫生、教诲及教育诸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描绘看守与服刑人员之间的关系，提出监狱可以根据犯罪的特点采取犯人自治的理念，表达过度监狱化的担忧等。[36](p45-66)[37](p209-211)由于历史原因，严景耀所开创监狱社会学传统被悬置起来，直至改革开放后监狱研究才逐渐增多。
在这些监狱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是许章润和吴宗宪。许章润在其早年著作中介绍了监狱的亚文化现象，包括监禁经验、监禁反应、监狱适应、监禁人格、监狱隐语等现象，[2](p74-85)但其论述基于刑法学的视角。吴宗宪虽然也是刑法学出身，但与许章润不同，其对监狱学的观点秉持着一个综合性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更偏向社会学，更是在一篇文章中率先提出了“监狱社会学”，论述了其特点与主题、研究方法等；同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服刑者的监狱生活，具体包括监禁的痛苦、监狱适应与监狱化、犯人亚文化、服刑群体、罪犯性问题、监狱暴力。[3](p12-15)[38](p280-317)监狱社会学的核心是关注犯人的社会生活，其对这些主题的介绍为我们理解西方监狱社会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但遗憾的是其没有真正的进行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具体的工作。真正进行监狱社会学研究的是从狄小华开始，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对监狱的犯人群体进行先驱性研究。此后，关于监狱社会学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二）研究议题。
1.监狱秩序研究。
狄小华根据正式化程度和互动方式将犯罪群体划分为正式与非正式群体，重点描绘了非正式群体产生、发展、衰落直至解体的过程，也从纵向上分析了与正式群体、干警之间的关系。[39](p2)该研究可以为我们洞悉监狱内部群体的互动、合作、竞争与冲突及其化解策略。如果说狄小华从监狱犯人群体之间关系描述了监狱的秩序，而查亭亭则从监狱减刑制度出发描述了监狱内部的异化。监狱原本是作为惩罚与改造的执行机关，并且强调对犯人的改造，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却异化成为仅仅控制犯人的场所，监狱管理以“不出事为逻辑”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奖惩与评价体系，由此减刑的标准也被偷换概念。[40](p18-21)理解了该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在现实社会中为什么当前监狱关押服刑人员中具有很高比例的惯犯其文为我们理解这些事情提供了很好的文本与脚注。更为重要的是，其论述中已经体现了监狱管理的结果是在国家、狱方、服刑人员三者之间不断重复博弈的结果，服刑人员生活与公众对监狱的想象完全不同，因为监狱也是一个社会。当前监狱的发展在“人权”背景下已经不是以前的完全“封闭的社会”的状态，现在的监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
如果说狄小华对监狱非正式群体的研究主要揭示的是服刑人员与服刑人员及其与干警之间的关系属于监狱内部二个主体互动的关系，那么查亭亭对监狱减刑制度异化的分析与研究，则将国家这一因素纳入了监狱互动关系的视野，从服刑人员与狱方之间的关系转变到了国家、狱方与服刑人员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对减刑制度异化的分析，为我们洞悉国家、狱方和服刑人员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野，监狱的秩序构建是由国家、狱方和服刑人员群体三者共同构建的。
总之，在英语一轮复习备考过程中，通过教师了解、帮助、配合、指导、督促、检查学生；学生多记、多练、多阅读、多积累、多落实来保障一轮复习的各项任务扎扎实实完成，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和英语成绩。
表2测试了6个节点在以上3种情况下系统测得数据与实测数据比较，数据误差小于5%，表明系统能够较准确采集到环境数据，能够满足一般的检测需求。
2.监狱亚文化研究。
孙平用法律人类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一幅监狱亚文化的全景图，监狱日常生活就是有一幅幅不同的亚文化所形塑和构建。通过对广东三所监狱的亚文化的调查研究，论述了监狱亚文化的产生、意义及合理性。将监狱亚文化分为：价值观念类、行为类、语言类三类，着重的讨论了狱霸、自杀、暴力、造作伤与伪病、监狱中性、文身这几类亚文化，以此为基础反思了当下的监狱问题。监狱的文化是由权力秩序所建构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分别对应着监狱内部的公权与私权。监狱亚文化主要是在私权控制的时空内产生并发展，因此，监狱亚文化的成长过程完全依赖于公权对私权的容忍程度以及对监狱亚文化的认识程度。[42](p406)监狱亚文化有其存在合理性，并不是所有的亚文化都表现出对抗性，如有些对抗性的亚文化的盛行，表面上是犯人嚣张的表现，其真实的原因是由于狱方管理权力的失落。因此，可以采取主流意识形态对亚文化的收编。[43](p31)
3.监狱社会秩序。
3.监狱的适应性研究。
上述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将服刑人员的监狱适应作为一个主题加以研究，但是或多或少的都涉及服刑者的监狱适应性问题，当然这也是监狱研究中无法避开的话题。服刑人员在监狱中的适应首先得面临狱方“你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的规训。在这种规训机制下，服刑人员会形成“监狱自我”的概念。当然这种监狱自我的形成除了强制社会化之外，也与服刑者之间的互动与交往、自我身份的认可、主流社会的态度有关，[44](p16)过度的监狱自我往往会导致监狱化人格，无论是对监狱改造还是今后回归社会都存在不良的影响。
监狱作为一个“性别化机构”，对监狱的研究往往与研究者自身性别有关。刘柳对女子监狱犯人的监狱适应进行了研究，其将监狱适应分为适应监狱制度环境和适应服刑人员群体或服刑人员亚文化两个维度。通过对犯人和狱警访谈，发现了女性犯人面临着四类特殊的监禁痛苦，并且通过服从狱警的决定和安排、打小报告、和狱警拉家常以及适当地故意表现自己这四种策略与狱警进行互动来适应监狱环境。研究发现与西方研究不同，中国的女犯不试图建立或融入“犯人亚文化”以对抗压迫性的监狱环境，而是大多选择以独立而合作的方式适应监狱生活。[45](p61)[46](p106)[47](p38)
四、国内外研究的比较分析
对于这一时期监狱社会学发展的式微，西蒙提出相反的认识，认为监狱社会学一直在继续和复兴。[4](p303)而相对于英国社会学家克鲁而言，美国监狱社会学虽然逐步式微，但是在英国和欧洲对监狱社会世界的兴趣并没有被遗弃。在著作中提出了要重新审视和复兴的传统的监狱民族志，以一种综合的视角，即输入—剥夺分析框对英国犯人社会进行出色的分析。[10](p20-21)
综上所述，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是一种部分相干干扰，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各分路长度和相位调制值的不同组合，干扰方可以改变干扰信号对回波信号特征的保留程度与破坏程度，从而实现干扰效果的多样性。
相比国外监狱研究内容，国内监狱研究的内容维度较为单调。如在对监狱秩序的研究中，国外监狱秩序的研究有着较为明确的分界线和关联性，即最初提出监狱秩序是由服刑人员自我构建的自治系统，后又研究发现监狱秩序的维持不依赖于服刑人员的构建而是依赖监狱管理，然而监狱过于强制性的管理容易导致监狱的暴乱和骚动，监狱监管的合法性对监狱秩序的维持提出了重要的挑战。而国内监狱秩序研究没有明确的界线，认为监狱秩序是有狱方所维持的，但服刑人员存在自主活动空间和资源，有着很大的自主性，源于乡土社会的人情规则在监狱社会中仍然适用。在对服刑人员的监狱适应进行研究时，国外研究提出的剥夺模式、输入模式和混合模式，而当前国内研究中主要体现为输入模式，即服刑人员入狱之前的生活经历、身份地位等对其在监狱适应有着较大的影响。国内服刑人员的监狱适应研究更多是阐释服刑者在监狱中的适应性策略。
菌种活化和菌悬液的配置：分别挑取菌种在相应的培养基上划线，然后置于恒温培养箱中培养（37℃，36 h）。用接种环挑取少量活化后的菌种接入装有无菌生理盐水的试管内，震荡均匀，制成菌悬液，然后用无菌水进行稀释，使活菌数为107-108cfu/ml，备用。
从研究发展历程来看，国外的监狱社会学研究已经发展了近七十余年，研究非常成熟。而国内的监狱社会学研究发展较为缓慢，无论是研究主题内容还是研究对象都呈现碎片化状态，当然这主要囿于监狱系统的高度封闭性的限制。监狱系统对外来研究者秉持谨慎的态度，使一些对监狱问题具有兴趣的人往往被阻挡在高墙之外。目前从事监狱学研究的人士大都来源于监狱系统内部，行业色彩鲜明，学术研究等同于工作研究，造成监狱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狭窄。[35](p77)反观当前国内零星的监狱社会学研究，据上述四位学者自我陈述，两名专门研究刑罚和监狱的专家，与监狱部门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一名是曾在监狱工作十余年的狱警，一名通过重要的私人关系进入监狱进行调查研究，可见，研究者属于监狱体制内或与监狱系统有着高度相关性更易从事监狱研究。因此，就目前而言，监狱系统应该开放外来研究者，这是监狱系统研究成为国内监狱社会学研究兴起的一个关键。政府和监狱有条件的放开学术性研究的访问限制，使监狱的研究不再局限监狱内部人员，而是允许更多学者进入这个特殊社会发现监狱社会。
此外，国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包含田野调查法、历史文本分析法、传记分析法，也包括定量分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有助于拓宽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国内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基本上都是采用田野调查法对监狱进行透视分析。
1.2.2 观察组 行肛瘘切除术联合外剥内扎术治疗:患者手术前进行常规的灌肠和导泻,所有患者进行腰-硬联合麻醉,麻醉后进行常规消毒,然后铺巾,等待肛门括约肌松弛舒张后进行肛内消毒,肛门括约肌松弛舒张后可以看到痔核,在痔核边缘将皮肤切开一个V形切口[4],对皮下静脉丛进行剥离,剥离至齿状线上方0.3 cm左右处停止;然后将内痔用组织钳夹起,组织钳上方进行内痔切除,组织钳下方进行结扎缝合。进行手术时为防止出现肛门狭窄的情况,各手术区间黏膜桥和皮肤之间保持距离至少1 cm。术后对患处用凡士林油纱条进行填塞[5]。对患者术后情况观察并记录。
国内外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分析框架、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比较基础等。相对于国外研究来说，由于其刑罚哲学、监管理念和方针、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等特点都与国内具体情况不同，因此其得出的结论存在着适用性问题。对于目前国内研究而言，无论是研究层次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上，抑或在研究方法上都存在较大的空间。
五、研究的启示与未来方向
监狱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学的核心领域相距甚远联系微弱，主流学术关注极少或者是缺乏进一步的研究。但实际上，监狱问题离主流研究并不是那么远。监狱问题绝不仅仅是监狱本身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整个社会结构塑造的产物。监狱的研究与分析不能只是作为一个单一的问题来研究，而是要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视域中加以考察，透过对监狱这个微型社会来反思整个社会转型与发展，反思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体、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狱研究实际上也不是边缘性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性议题，只奈当前学术界对其的关注欠佳。
（一）监狱研究的当代启示。
在比较国内外研究基础上，有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监狱秩序的合法性。在理论上，国外监狱秩序研究早期主要围绕着监狱秩序是由犯人维持还是由监狱管理者掌控的争论，实际上，本质上反应的是监狱狱方应该在何种程度对服刑者社会进行介入的问题，即二者之间权力结构与关系的问题。监狱的暴乱频繁发生促使了在近期的研究中将合法性引入到监狱秩序研究中，监狱秩序的可协商由此显现。相对于国内而言，我国的监狱体制与国外监狱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监狱秩序的构建因此会有很大不同，但监狱秩序的构成是二者力量对比与形塑的结果，随着监狱的转型，监狱政策方针的调整改变了原有的制度环境，对新时期的服刑人员而言提供行动的机会空间，增加了可协商性空间，这一背景下监狱秩序得到冲击和重塑，并且外界社会的影响对监狱内部的影响逐步增加。
第二，恢复性监禁哲学与收容式监禁哲学。随着美国监狱监禁的人口大规模膨胀，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新的刑罚学背景下，刑罚哲学观发生了转变，监狱研究关注点已经从关注监狱社会秩序转移到监狱的人口规模，即如何监管犯人的问题。纯粹的监禁和收容式监禁成为监禁方式的主流，而对改造或者恢复性计划已经不再关注。由于监禁的对象和技术发生了重要的改变，监狱内部生活的研究却越来越少。据司法部2012年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监狱681所，各级监狱在押犯人达到近164万人。从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监狱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监狱，服刑人口在急剧增长，警察与服刑人员比例远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监禁哲学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影响监狱秩序的构建是值得关注的。
第三，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国内监狱研究除了采用田野调查法之外，还应在传记研究法、比较历史分析法、量化分析法进行拓展。传记研究法通过对服刑人员和狱警的个人传记的剖析，更多的是从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出发，揭示其个人经历、历史与文化、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反思个体心理表征的结构性效应、行动策略以及监狱内部秩序运行机制。比较历史分析从监狱内部的档案材料、文件、报道、服刑人员的忏悔记录等历史文本进行分析，既可以从宏观层面分析监狱变迁机制，也可以从微观层面揭示服刑人员在规训与改造中的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变化。
（二）监狱研究的未来方向。
未来的监狱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挖掘并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一是监狱秩序。监狱秩序是如何生成，不同的主体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监狱制度在不断地调整，服刑人员构成也在不断地变化，监狱秩序在宏观历史背景下又有怎样的变化？对于当前外界社会对监狱影响的增强，服刑人员权利意识增加的背景下，监狱秩序是否如西方学者所呈现那样，面临的合法性的危机？二是服刑人员适应性。不同类型服刑人员有着不同的适应模式，内在剥夺还是外部输入，抑或混合模式对服刑人员监狱适应起着主导作用都是需要研究的。在监狱适应中，服刑人员监狱化人格是如何形成？如何避免监狱化都是值得探索的。三是监狱比较研究。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监狱进行比较研究归纳总结出监狱管理的不同模式。四是监狱历史社会学研究。我国监狱发展与整个社会转型发展具有同构性，监狱政策、管理模式、服刑人员的构成、监管人员的构成、国际上人权舆论、服刑人员的权利意识、外界社会的渗透等都不断变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60多年监狱历史变迁机制的分析可以成为一个新研究方向。
总之，当前国内监狱的社会学研究虽然以非线性碎片化的形势在发展，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的监狱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相信不久监狱的社会学研究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更好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与评判，以期成为反思我国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契机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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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6-0032-10
作者简介：卜清平（1988—），男，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兼职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的转变与优化研究”（18CSH00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制度—生活视角下监狱服刑人员的适应性研究”（16YJC840001）；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智库课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的转变与优化研究”（297518701921）。
责任编辑 唐 伟 贾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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