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阳明心学代表作《传习录》是我国自先秦以来新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20世纪初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并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学者、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古德里奇·亨克（Frederick Govelrich Henke，1876—1963）以《传习录》核心内容为主体的首个英译本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王阳明哲学》）尤具开创之功。然而以《传习录》为中心的阳明心学著作英译及相关研究未引起国内翻译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简要梳理了亨克译本的翻译背景、译本总体特征及其出版发行状况，以期促进、催生更深入系统的《传习录》英译研究乃至阳明学海外译介研究。
关键词：亨克 王阳明《传习录》 《传习录》首译本
新儒家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的哲学代表作《传习录》是由王阳明弟子根据其语录、对话及书信整理编辑而成，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心即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等核心思想，历来备受重视，广为流传。学者钱穆曾将《传习录》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一起列为我国有关修养的必读书目。①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王阳明思想在海外的传播，以东南亚、日本、韩国传播较广、较深入，产生过众多《传习录》注评本和研究著作。20世纪以来一直有学者尽力将阳明哲学思想呈现给西方读者，②伊来瑞（Larry Israel）：《阳明学在美国的发展与现状》，载《阳明学刊》，2015年刊，第198页。虽然传播者以华裔学者居多，但美国学者、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古德里奇·亨克③本文依据1993年版新华社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将Henke译为亨克，当代研究论著里涉及Henke也均译为亨克。实际上，在《金陵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册》第23页里，记录为“韩凯博士（F.G.Henke）”。在美以美会华中年议会（1910—1913）年会报告记录（Minutes of Central China Annual Conference）的工作人员名单里，“Henke”的中文译名为“恒吉”，亨克夫人被称为“恒师母”。因上述译名存在不一致且暂时无法确定哪一个译名是其本人所使用的中文名，故本文决定按照《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译为“亨克”。于1916年首次翻译出版以《传习录》核心内容为主体的《王阳明哲学》（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成为英语世界第一部王阳明作品选集，无疑对阳明学海外传播有椎轮作始之功。④王宇：《亨克与王阳明的西传》，《浙江日报》2017年1月9日11版。作者王宇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和贵州省分别是我国阳明学的研究重镇。此外，《传习录》英译另有美籍华裔哲学史家陈荣捷（Wing-tsit Chan，1901—1994）全译本与加拿大籍华裔汉学家秦家懿（Julia Ching,1934—2001）节译本。⑤陈荣捷的《传习录》全译本（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于1963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秦家懿翻译加注的节译本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王阳明哲学书信》）仅包含部分王阳明讨论哲学问题的书信，1972年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出版。除此以外尚未见其他新译本和重译本。阳明心学思想的重要价值毋庸置疑，然而以《传习录》为中心的阳明心学著作英译远称不上繁荣，对其英译研究更是非常薄弱，亟需加强。本文简要梳理亨克翻译《传习录》背景及译本出版发行的百年历程，初步分析其翻译动因与译本总体特征，以期为深入系统的《传习录》英译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亨克其人及阳明心学著作翻译背景回顾
亨克的深厚宗教背景与中国哲学研究经历，为他最终选择翻译阳明心学著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亨克于1876年在美国爱荷华州出生于牧师家庭，其本人也成长为基督徒与卫理公会牧师。1900年底，亨克受美以美会（卫理公会宗派）派遣来中国江西南昌、九江等地传教。1901年9月，亨克赴日本横滨与塞尔玛·赫希（Selma Hirsch）见面，后在美国驻神户领事馆完婚，同年12月携妻重返江西九江继续从事传教工作，直至1907年春回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深造，并于次年获硕士学位，后于1910年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以优等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0年，亨克再度受邀来到中国，担任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哲学及心理学教授、教堂牧师、图书馆长，也是该校哲学心理学系首任系主任。①关于亨克生平的资料较少，目前对亨克的介绍主要基于以下来源：1.亨克译本的“导言”与“译者序”等辅文信息；2.伊来瑞（Larry Israel）的文章《阳明学在美国的发展与现状》；3.《金陵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册》；4.美国爱荷华州《梅森城环球报》（Mason City Globe Gazette）于1963年10月28日第1版发布的亨克讣告；5.《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32卷第106页、35卷第60页、42卷第64页、44卷第522页等；6.美以美会华中年议会各年年会报告记录（Minutes of Central China Annual Conference）。对于崔玉军在2010年版《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第63页中写到亨克出生于伊利诺斯州，而伊来瑞则说明亨克出生于爱荷华州，此处认为应以伊来瑞的信息为准，因为其信息正是来源于《梅森城环球报》的讣告，参见https://newspaperarchive.com/mason-city-globegazette-oct-28-1963-p-1/，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10日。1911年，亨克应上海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Shanghai）的汉学家邀请，②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是近代外侨在上海创建的一个公共文化机构，旨在“调查研究中国各项事情”，是一个重要的汉学机构，历届会员中包括很多著名汉学家，其会刊也是著名的汉学期刊。英文会名“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也有人翻译成“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或“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根据王毅（2005）考证是“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在该会馆大厦旧址，即今上海市黄埔区虎丘路20号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侧墙“优秀历史建筑”铭牌上，记录的确实是“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其他详情，参见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对王阳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成为该会会员。1912年秋，亨克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上宣读了他的初步研究成果—《王阳明的生平与哲学研究》（“A Study in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并于次年发表在该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总第144期上。③该会刊共75卷，现由上海图书馆组织整理成35册，以《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为题名，于2013年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会刊名为何如此翻译，也可参见《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1913年，亨克因健康原因返回美国，在美国大学任教。④亨克于1914年在《一元论者》上发表论文时，落款单位是俄勒冈州塞勒姆市威拉米特大学（Willamett University），1916年《王阳明哲学思想》（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译本封面对他的介绍是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学院哲学与教育学教授。1914年，亨克在美国哲学期刊《一元论者》（Monist）总第24期上发表了论文《王阳明：一个中国心学思想家》（“Wang Yang-ming, a Chinese Idealist”）。在这两篇文章里，⑤亨克在《王阳明：一个中国的心学论者》文首注释说明，该文即1912年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上宣读文稿的摘录，代表了他两年来研究王阳明文献的部分心得。亨克不仅简述了王阳明的传奇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初次向西方学界介绍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他指出了阳明心学与中国先秦哲学“四书”“五经”的渊源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甚至将王阳明与西方思想家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的大胆变革精神相比较。亨克试图解释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并根据王阳明“龙场悟道”得出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之心得将其定义为唯心主义者，与朱熹理学对立起来。①参见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Wang Yang Ming, a China Idealist,” Monist, 1914 (1), Vol.24, pp.17—34.虽然有学者指出亨克对二者异同的评判存有误解，②《亨克与王阳明的西传》。但也表明亨克在积极解读阳明思想，思考其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中的位置。数年的前期酝酿，为亨克翻译阳明心学著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于1916年在芝加哥的敞院出版社（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正式出版了他多年研究王阳明的成果—《王阳明哲学》英译本。③“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也有学者译为“公廷出版社”，参见余石屹：《保罗卡鲁斯的〈道德经〉英译本研究》，《中国翻译》2016年第6期，第24页。
亨克翻译阳明心学著作的动因之一是向西方学界推介被忽视的中国哲学思想。亨克在其“译者序”中指出，当时欧美学界对自孔孟思想之后的中国哲学思想史了解甚少，范围也很狭窄，甚至于觉得除“四书”“五经”以及老子《道德经》以外，中国再无其他具有哲学价值的优秀作品。④参见 Wang Shouren,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trans.),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London ＆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16, pp.vii—xiv.受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之邀对阳明哲学展开深入研究后，亨克开始对阳明哲学的思考方式产生浓厚兴趣，并且了解到阳明思想对中日两国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选择翻译王阳明的哲学著作，将其介绍到英语世界，以期激发更多西方学者去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优秀思想成果，从而真正理解其价值。该译本的导言作者、亨克的导师詹姆士·H.塔夫茨教授（James H.Tufts，1862—1942）也表达了相似观点。⑤詹姆士·H.塔夫茨教授是当时美国颇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主任，曾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合著《伦理学》（Ethics）。他指出，学术精神一定要能辨别并重视所有源泉的真理和智慧，只有坚持对他者文化的认可与欣赏才能不断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虽然西方对中国的传统伦理观给予了足够的认识和尊重，但随着20世纪初新形势下迅速发展的商业与政治往来，东方人不断学习西方思想，塔夫茨教授殷切呼吁西方人更应该多了解东方。正因如此，他深信亨克翻译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作品极有意义，能有助于西方学界更好理解中国文明与理念。⑥Henke,op.cit., Introduction, p.vii.译者的文化身份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书写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⑦李冰梅：《译者文化身份对〈论语〉300年英译史的书写》，《国际汉学》2015年第3期，第111—119页。如同那个时代其他来华传教士一样，亨克来华传播基督教，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本土宗教、文化，同时作为金陵大学外籍教师，他也有利用所学专业进行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需要。⑧姜庆刚：《金陵大学外籍教师与汉学研究》，《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第158—162页。总之，一方面是作为学者的学术推介责任，另一方面是传教中的文化交流需要，再加上中国同事的建议，⑨Henke,op.cit., p.vii.这些因素一起促成了亨克着手研究并翻译阳明心学著作的计划。
亨克在翻译出版阳明著作过程中得到了金陵大学同事及美国亲友同行的大力相助。亨克在“译者序”中提到，在研究与翻译过程中，有位古典学派的中国学者一直在身边给予他各种建议，帮助他理解那些难懂的篇章和段落。亨克说明其译本是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四册本的王阳明作品中的第一册翻译而成，⑩Ibid., p.xiv.而彼时古体汉语排版方式、抄本中文繁体字对于西方读者来说，阅读相当困难，阳明心学的思想内容理解难度更甚，中国学者的帮助对于亨克来说非常必要。此外，亨克在金陵大学的三位同事分别通览译稿，给出了宝贵建议：第一位教授审阅了译本的第一大部分“《王阳明传记》”和著作部分的“王阳明的书信”；另一位教授审阅了译本著作部分的“《传习录》”和“语录”；第三位教授审阅了译本著作部分的“王阳明的书信（续）”。在他们反馈的基础上，亨克做了一些重要调整。此外，亨克在其他内容及格式上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亨克的妻子审读整部译本并做相应校正，还对译文的文体风格给出了参考意见。在敞院出版社总编辑保罗·卡鲁斯博士（Dr.Paul Carus，1852—1919）①在亨克译本“译者序”中，提供三位中国同事的姓名威妥玛拼音，分别是Liu Ching-fu，Alexander Y.Lee与Liu Chingpan，并声称严格按照威妥玛拼音记录。经综合查阅《私立金陵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刊）》《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金陵大学史料集》《金陵光》以及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等档案文献及著作、期刊，并考虑到与亨克间的文化网络关系，可以确认所提到的第一位Liu Ching-fu极可能是刘靖夫，他于1910年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担任文科教授，再后来还担任过金陵中学校长。第三位Liu Ching-pan极可能是刘靖邦，彼时担任金陵大学学生主办的学报《金陵光》（The Nanking University Magazine）总编辑，后来毕业留校，于1913年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在上述提到的参考文献中，尤其是《金陵光》的工作人员组织结构表里，明确提供了刘靖夫与刘靖邦两人姓名的威妥玛拼音，与亨克在“译者序”中提供的姓名拼写相符。亨克本人也于1912年担任过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显然与二人存在交集。但第二位同事Alexander Y.Lee的身份还无法做出判断，现有资料未能查实身份对应者。此外，亨克在此处对他们通称为“professor”，也可能仅是一种敬称，并非三人在当时都是真正的教授，例如，刘靖邦彼时就是处于从金陵大学学生到毕业留校工作的过渡期。的建议下，亨克为译文每一小节添加了斜体字标题，这有助于译文条理化，也能帮助读者理清阅读思路。
二、亨克译本的中文底本探析及其总体特征
首先，考察亨克译本总体特征前，有必要讨论亨克译本是否可称作《传习录》英译本。上述提到，亨克自称其译本的中文底本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四册本的王阳明作品中的第一册。根据这几个关键词线索，可搜集到民国时期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学基本丛书简编”《王文成公全书》四册本以及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之《王文成公全书》上下册。此两套书的《传习录》均以学界公认的最完整明隆庆六年初刊为母本，内容目录一致。②保罗·卡鲁斯博士是德裔美籍作家、比较文化学者和哲学教授，也是出色的出版家，在将东方传统引入西方世界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尤其是他是向西方世界介绍佛教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也在美国翻译出版了老子的《道德经》。而对比可见，亨克译本的内容目录与这两个版本的《传习录》部分不完全对应。隆庆初刻本《传习录》含卷上、卷中、卷下三部分，卷上即徐爱、陆澄、薛侃三人所记王阳明语录，卷中论学书信八篇，卷下语录含陈九川、黄直、黄修易、黄省曾、黄以方等所录，另附《朱子晚年定论》。③这两个民国商务印书馆版《王文成公全书》都是38卷本文集，内容目录一致，版权页均未记载出版时间。亨克在“译者序”中自称，他是将“《王阳明传记》《传习录》、语录及一些书信”译成英语。④《传习录》“明隆庆六年初刻版”，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目录页。从其译本实际内容看，包括《王阳明传记》（The Biography of Wang Yang-ming）和明隆庆初刻本《传习录》的主要部分及阳明心学著作集中其他作品的摘译两大版块。故王宇核对目录后提出，亨克所见王阳明著作中文底本，是明代学者施邦曜辑评的王阳明作品选集《阳明先生集要》中的《理学编》，⑤Henke,op.cit.， pp.vii—xiv.这一观点值得仔细考证。
课内联赛是教学比赛的升华，是通过学生组成小组，按照一定数量的课时进行的班级内部的对抗赛。课内联赛能最大化地体现出学生在课堂内的主体地位，通过组内分工合作加强学生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学生在课内联赛担任不同角色如教练员、裁判员、统计员等也能更好促进学生的多元化发展。
第二，对于亨克译本是否算作《传习录》译本，学界已表达了部分见解，如秦家懿将亨克英译本书名译为《王阳明文集选译》，⑤参见秦家懿：《王阳明》，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261页。崔玉军在著作中提到“亨克开始翻译《王阳明全集》的部分章节”，⑥崔玉军：《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3页。译本评论者们也通常将亨克译本与陈荣捷的《传习录》全译本并列比较，⑦Nivison,op.cit., p.439; S.M.Chiu, “Review: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k Goodrich Henk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5 (4), Vol.24, p.688.表达出倾向性评价。亨克英译本题名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回译成中文就是《王阳明哲学》，也暗示了某些整合编译的成分。故王宇有这样的描述，“亨克出版了他翻译编辑的《王阳明哲学》”，就可以理解了。但本研究认为，当前以《传习录》为中心的阳明心学著作英译总体薄弱的情况下，将亨克译本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视作《传习录》英译本来研究，是一种符合其首译之功的肯定评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典籍大多存在原文本与译文本版本各异的情况，比如《道德经》《红楼梦》等诸多典籍也存在全译、编译、节译等多译本的情况，且均能被研究者当作译本之一来研究。并且，中文底本施邦曜辑评本《阳明先生集要》本就是以《理学编》为主体，是阳明心学的精选。①张清河：《喜谈〈阳明先生集要〉》，《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第33—35页。亨克译本内容与完整版《传习录》相比存在整合改编的情况，但基本忠实于施邦曜辑评本《阳明先生集要》的《理学编》四卷，以《传习录》主要内容为核心，力图译介阳明主要心学思想。其“《传习录》”与以隆庆初刻本《传习录》卷上部分基本一致，也是全译本的最核心内容，其“语录”包含了隆庆初刻本卷下的陈九川语录部分，其“书信”大量收录的阳明书信与隆庆初刻本《传习录》卷中书信收录的内容虽不一致，但编排思路相仿，既能反映王阳明通过书信与弟子友人谈论哲学的细节，也可以一定程度弥补其他若干语录缺失的遗憾。一言以蔽之，亨克完成了《传习录》主体内容的翻译工作，其译本可算作《传习录》英译本。
综合分析之后可厘清两个问题。第一，亨克译本与施邦曜辑评本《阳明先生集要》的《理学编》目录完全符合，以其为中文底本的证据最充分，而非四册本的《王文成公全书》。为进一步核实，在查询上海涵芬楼（上海商务印书馆藏书楼）影印原手抄本四部丛刊集部《阳明先生集要》，②该版本内封题名后页镌有“上海涵芬楼借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崇祯间施忠愍刊本原书版高营造尺六寸八分宽四寸七分”，足以证明该版本是可靠的原始版。“忠愍”即施邦曜的号。此版本共12册，2162页。经对比，中华书局2008年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版《阳明先生集要》目录与之基本一致。逐一对照该版本的《理学编》卷一至卷四的目录后，印证了亨克译本与之对应关系。只不过，该版本《阳明先生集要》分12册，《理学编》四卷即按四册编订，从卷册上看，不符合亨克本人在其“译者序”中所言“四卷本中的第一卷”说法。此外，在同时代的传教士英文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有学者也提到亨克译本是依据四册本的第一本，商务印书馆1907年（丁未六月）出版发行。③W.H.Elwin, “The Wang Yang-ming School in Japa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51, 1920, p.99.《教务杂志》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影印，共75册。杂志原文就是括号中用汉语说明的“丁未六月印行”。虽然具体的原底本还有待继续考证，但至少可以确定以《阳明先生集要》中的《理学编》内容为范围。④截止本文出刊前发现，王宇（2018）又对亨克译本底本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其底本是上海明明学社铅印的《学部校正阳明先生集要》，虽然王宇也无法确定具体出版时间、版本，但其贡献贵在进一步证明了亨克译本内容与《阳明先生集要》吻合。详情参见王宇：《亨克〈王阳明哲学〉及其中文底本〈阳明先生集要〉考述》，《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110—115页。
亨克译本的著作摘译版块又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传习录》”（“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fe I, II, III”），共三节，内容实为明隆庆六年初刻本《传习录》的卷上，即分别为徐爱、陆澄、薛侃三人所记王阳明语录。第二部分亨克所称的“语录”实际上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内容是隆庆初刻本《传习录》卷下中的部分王阳明语录（“Record of Discourses”），仅包括陈九川所录；第二节主要是38卷本《王文成公全书》中的卷26《大学问》（“Inquiry Reading the Great Learning”）。第三部分题为“王阳明的书信”（“Letters Written by Wang Yang-ming”），收录王阳明答问书信12篇。第四部分题为“王阳明的书信（续）”（“Letters Written by Wang Yang-ming <Continued>”），收录王阳明作品50篇，其中序跋12篇，答问书信38篇。与隆庆初刻本《传习录》对比可知，亨克译本后两部分选录书信与之不相同。但与中华书局版施邦曜辑评本《阳明先生集要》目录对比后发现，亨克译本的这四部分内容与其中《理学编》卷一至卷四部分从内容到顺序可一一对应，完全符合。仔细观察亨克译文中的小节标题与原文本内容可发现：“理学编卷一”中“《传习录》一”注明16条语录，亨克译文划分成20小节呈现；“《传习录》二”注明67条语录，亨克译文中整合成41小节；“《传习录》三”注明35条语录，亨克译文中缩合成28小节。亨克的译本对原文本的结构编排有所改编、整合。
对于亨克译本中《王阳明传记》版块，王宇认为主要是根据钱德洪的《年谱》翻译而成，⑥王宇：《亨克与王阳明的西传》，《浙江日报》2017年1月11日版。美国著名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Nivison，1923—2014）也曾指出该部分系钱德洪辑《年谱》的缩略版。⑦同上。倪德卫依据的是38卷本《王文成公全书》中第32卷至36卷中的“年谱一、二、三”与“年谱附录一、二”等近两百页的内容，亨克译文确实与之不对应。而比对中华书局版施邦曜辑评本《阳明先生集要》的“年谱”部分后，发现亨克英译文正与之相符合。①（明）王守仁，（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如上述，在编排上，亨克为《王阳明传记》这一部分译文的每一小节内容添加了斜体字标题，并表现出改编痕迹。原文虽无小标题，按时间和事件划分为43小节。亨克按自己的解读将此部分译文整理成37小节，但与原文本相对比在内容上无所遗漏，从最初王阳明“出生与祖上来历”（“Ancestry and Birth”）到最后“死后追谥”（“Posthumous Honors”），对王阳明的生平经历与心学思想形成历程叙述清晰。
文明乡风建设，特别是伦理道德范畴、精神文明领域的建设，往往需要长期的、点滴的艰苦积累，是一项慢工细活，很难一蹴而就。而对地方干部来说，这些工作往往表现为隐性政绩。不似经济工作和生态建设，奋斗一阵子效果便可初显。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各地对清除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道路绿化、饮水改造等硬件建设，投入较大，见效较快，合民心、顺民意。而道德的提升、伦理的校正、乡风的淳化，相比之下，则要求做更深入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即所谓慢工细活。当人们讲“功成不必在我”的时候，更多是指精神文明建设领域。
国外对亨克译本的研究以该译本的书评为主，也有助于反映该译本的特征。除出版伊始有少数学者认为亨克译本译文忠实、流畅外，①George Foot Moore, “Review: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G.Henke,”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919 (1),Vol.12, pp.116—118.大部分书评均指出亨克译本质量欠佳，并指出这与他非全译自中文底本有关。②M.Amesaki, “Review: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G.Henk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1918 (4), Vol.22,pp.584—600; John K.Shryock, “Review: 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ming, by Wang Tch’angtc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7 (3), Vol.57, pp.352—353.尤其是陈荣捷译本产生后，评论者都认为亨克译本不及陈荣捷译本，存在错译、漏译等现象，但无一例外均对亨克在英语世界首译阳明心学著作的开拓贡献予以赞扬。③Nivison,op.cit., p.439；Chiu, op.cit., p.688.经过底本考证可知，亨克译本内容忠实于施邦曜辑评本《阳明先生集要》中的《理学编》，因此不宜仅批评其译本存在的问题。汉学家倪德卫清醒意识到这一情况并做出简要的客观论证。④Nivison,op.cit., p.440.本人研究还发现，有两点需要关注：其一，针对亨克译本书评的数量多于陈荣捷译本书评；其二，针对两部译本的书评时间均局限于译本初版后数年内，当代对《传习录》英译并无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内《传习录》英译研究刚刚起步，在本研究之前，仅有一篇硕士论文从译文功能对等及异化、归化等翻译策略，对比分析《传习录》两部英译本的得失。⑤“本研究”特指本文写作所依托的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传习录》英译研究：从诠释到传播”，该硕士论文指李初生：《〈传习录〉两个英译本之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2018—2019年逐渐可见关于《传习录》英译研究的论文，但数量依然很少。另有少数学者在梳理美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时，简要描述了《传习录》两部译本及译者，未展开深入研究。⑥《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第63页；杨静：《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河南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36页。王宇率先关注亨克对王阳明思想西传的贡献，⑦王宇：《亨克与王阳明的西传》，《浙江日报》2017年1月11日版。颇具启发价值。此外，我们还发现，21世纪以来，美国逐渐加大亨克《传习录》译本的再版发行、销售，或为阳明学在英语世界将盛行起来的预兆。
再者，亨克译本对《传习录》原作的语录体、对话体等文体等形式的处理策略与西方哲学话语传统有关。对话语录体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著作的常用文体模式，比如广为大众熟知的《论语》《世说新语》等。原因之一是这些著作不是思想家本人所作，而是在其去世之后，弟子们根据日常与老师的对话记录整理、编辑而成。语录体有助于最大程度上保留大师思想原貌，也便于读者了解经典思想出处。西方古典思想著作也曾有此案例，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逝后，其杰出弟子柏拉图根据其对话语录编辑而成《对话集》，并在整个西方文化史上影响深远。亨克译本部分保留了语录形式，也整合了一部分问答内容改编成论述语段。相比较而言，在这方面，陈荣捷译本则几乎完全保留原文语录体和问答形式。研究发现还有一个细节，无论问或答，亨克译本很少使用“asked”与“answered”这样直观的问答形式与字眼，绝大部分以“said”为主，间或使用“made inquiry saying”这样的表达法，极少使用“replied”。陈荣捷译本中使用“asked”与“said”这样对应形式的频率则显然大得多。这或许与中西哲学传承思维方式差异有关，中国圣贤如孔子的对话形式是传授己知知识的场所，所以著作中常见“学生问—老师答”的话语方式，而西方哲人如苏格拉底的对话对已知知识持一种反思态度，把对话当作双方一起探求真知识的过程，体现真正对话的本质。④邓晓芒：《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开放时代》2000年第3期，第39—45页。亨克译本的对话体翻译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受西方这种对话本质的影响，其译本形式达到了怎样的诠释效果，他对原作对话体的部分改编是否忠实，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探讨。
苏锦缱绢藏红颜，梦染衣衫尚可怜。娉婷一笑胜月媚，我自当同万花醉。是玫瑰亦霓裳，真清霜凝暗香。喜风纤絮柔，欢星璨暖眸。你翩然起舞，掠影春秋。（182****6989）
一方面，行政机构多项税制改革作为国库支付制度改革、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基础，可以使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得到很好的改善。
其次，亨克通过译本的几个细节说明，表明其翻译忠实原作的初衷。②Henke,op.cit., pp.vii—xiv.除声明他是在中国学者的大力协助下理解并完成《传习录》的翻译外，亨克在“译者序”中还对译文的另外几个细节做了说明：其一，书中的中国人姓名与汉字，他严格按照当时通行的威妥玛注音系统来拼写；其二，译文中经常可见文字间隙中有加了括号的数字，指代的是该处译文在王阳明原著中对应的页码。此外，亨克还在译文中对一些专有名词、概念进行了汉语括注，以便读者进行中英文对照。亨克这样做的目的是方便那些精通汉语的读者能够迅速将译文与原文联系起来。这都反映出亨克对自己译文忠实度的自信，深信其译本是经得起考验的。岳峰认为传教士翻译中国儒家经典是出于传教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所以其译文忠实、风格贴近。③岳峰：《在世俗与宗教之间走钢丝：析近代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与诠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亨克作为传教士和学者，声称其译本坚持忠实翻译原则是有理由的。
三、亨克译本出版发行状况考察
表1所列各出版机构发行的正式出版、再版本和翻印本均有可查的国际标准书号（ISBN），其他未提供国际标准书号的翻印本没有纳入统计。在网上书店还可搜索到亨克译本的其他翻印本或扫描本，瑞英图书出版社（ReInk Books）出版的2017年亨克译本翻印本。
表1 亨克《传习录》译本在美国出版情况统计①本表格中的统计数据包括了亨克译本1916年初版及1964年再版的信息以及21世纪以来的重印、翻印版本。
出版机构名称 出版年份 备注敞院出版社 1916 第一版（三家图书馆馆藏）派勒根图书再版公司 1964 第二版（三家图书馆馆藏）凯辛格出版有限责任公司（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6/2007/2010 翻印（精装本和平装本）康奈尔大学图书馆（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09 1916版扫描本图书人生出版社（Biblio Life） 2010 翻印（精装本和平装本）纳布出版社（Nabu Press） 2010/2012/2013/2014 翻印珍稀图书俱乐部（Rarebooksclub.com） 2012 翻印遗忘图书出版社（Forgotten Books） 2012/2015/2016/2018 再版或翻印（精装本和平装本）经典图书出版社（Theclassics.US） 2013 翻印精装图书出版社（Hardpress Publishing） 2013 翻印文学许可有限责任公司（Literary Licensing, LLC） 2014 再版或翻印（精装本和平装本）帕拉拉出版社（Palala Press） 2015 翻印（精装本和平装本）萨格万出版社（Sagwan Press） 2015 翻印（精装本和平装本）学者之选出版社（Scholar’s Choice） 2015 翻印安德斯特出版社（Andesite Press） 2015/2017 翻印（精装本和平装本）文特沃思出版社（Wentworth Press） 2016 翻印
亨克《传习录》译本具有独特的出版经历。自1916年首次在美国出版以来至今达百年，期间未有任何重译和修订本，中间数十年都未知其出版发行情况。1964年由纽约派勒根图书再版公司（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再版，或与纪念亨克去世有关，表明美国学界并没有忘记亨克及其翻译的王阳明著作。当代学界的研究与图书馆馆藏大多是这个版本。21世纪以来，其译本在美国一再重印，尤其近十年几乎每年都有出版社进行重印。笔者精选美国几家著名大型网上书店及高校图书馆网站对亨克译本进行检索，所涉网上书店：1.www.amazon.com，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2.www.abebooks.com，在线旧书销售网站；3.www.bookdepository.com，英国著名的在线图书经销商；4.www.alibris.com，美国一家在线二手书网站。所涉高校图书馆：1.哈佛大学图书馆；2.芝加哥大学图书馆；3.耶鲁大学图书馆等。通过检索和甄别，发现共有16家出版机构先后出版、再版及翻印过亨克《传习录》译本，统计如下（见表1）：
虽然本表的统计数据有可能不完全，但至少可以表明这样一些情况：其一，亨克《传习录》译本在英语世界日渐受到重视。有学者指出，著作的译介效果最简单的衡量因素就是看其销售量，②鲍晓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中国翻译》2013年第5期，第62—65页。或通过图书馆馆藏和借阅量、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销售情况、出版社出版发行情况及读者反馈等途径了解证实。③李伟荣：《20世纪以来中国典籍出版走出去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出版》2016年第23期，第70—73页。根据上统计表可见，从1916年正式出版第一版至今，尤其是21世纪以来，已有十几家美国出版社以各种方式再版、翻印亨克译本。尤其近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不同出版社进行重印、翻印。此外，以亚马逊图书网为代表的美国几家主要大型网上书店都在线销售各种再版或重印、翻印版亨克《传习录》译本，且数量可观。这都表明亨克翻译的王阳明哲学思想在美国等英语文化国家逐渐得到重视，并保持了一定规模的阅读与购买数量。
其二，若与陈荣捷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做一简要对比，也有特别发现。之前陈荣捷译本仅有1963、1964、1970、1985、2002等几个年份的出版记录，直到2017年和2018年才由Forgotten Books（被遗忘图书）将其列入“经典再版丛书（Classic Reprint）”并推出重印本。④Forgotten Books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图书出版商，总部设在伦敦，专门从事有价值的旧书修复保存，包括小说和非小说类，中文名称“被遗忘图书”，意在提醒当代读者不可遗忘经典。同样依据上述几家图书网站检索，陈荣捷译本可售数量也少很多。如前文，尽管译本评论者普遍认为陈荣捷译本质量高于亨克译本，就连陈荣捷本人在其译本“译者序”中也直接指出“亨克译本错误太多，毫无用处”，⑤Wang Shouren, Wing-tsit Chan (Trans.),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xiii.甚至当1964年亨克译本第二版面世时，有学者说，既然陈荣捷《传习录》英译本已经出版，那么亨克译本就没有再版的必要了。①Chiu,op.cit., p.688.但这些都没影响亨克译本在21世纪的出版发行，其再版和销售量均超过陈荣捷译本。此外，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在著名的人文社科尤其是汉学研究重镇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仅收藏了亨克《传习录》译本，而没有收藏陈荣捷译本。
从体量上来讲，鼓楼医院现有员工5800余名，核定床位3000张，每天拥有约1.5万门诊量，犹如一艘巨型航母。
综上，亨克译本的出版现状值得关注与研究，并有必要基于此，反思我国当前传统哲学典籍翻译传播策略与途径。国际汉学研究专家张西平教授提供了诸多研究角度建议，如历史基础、文献学、语言能力、深厚的多学科理论基础与背景知识、跨学科研究方法等，②参见张西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域外传播研究的门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79—91页；另见张西平：《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的一个尝试》，《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第171—185页。这对此译本研究极具借鉴价值。
结语
以《传习录》为中心的阳明心学著作，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髓之一，是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重要内容，其译本在东南亚影响深远，在英语世界传播也初见成效，亨克在20世纪初在英语世界的首译之功不应遗忘。本文梳理亨克首译《传习录》背景及其译本出版历程，展示了其文化身份、经历对于翻译阳明心学著作的帮助作用，也揭示了他积极向西方学界译介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动因。通过比较，基本确定了亨克译本的中文底本，并基于对亨克译本总体特征的考察与译本出版发行现状调研，提出思考与未来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H059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06
*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传习录》英译研究：从诠释到传播”（项目编号：17YJC740054）的阶段性成果。
（刘孔喜：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许明武：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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