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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军东征，是为了巩固苏区，创造开赴华北前线与日直接作战的条件，是实现党的抗日主张的伟大壮举。中央红军从1936年2月20日渡河东征，到5月5日回师河西，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大小战斗100余次，取得了打垮国民党军5个师，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扩红8 000人，筹款50万元等一系列辉煌战果。吕梁是东征红军踏上山西的第一块土地，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红军东征巩固和发展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扩大了苏区和红军，支援了正在蓬勃兴起的全国抗日运动，为吕梁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它是一次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
关键词：红军东征；战略行动；吕梁
红军东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新的政治路线指引下，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进行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挥师东征，转战山西50余县，为增强红军力量，巩固陕北根据地，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推动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红军东征前的形势
(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制造“华北事变”
1935年，日本侵略者继侵占我国东三省后，又将其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地区。6、7月间，日本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河北事件，威逼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是使中国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11月，汉奸殷汝耕建立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日本又策划扶植内蒙德王成立伪政权“内蒙自治政府”。12月，国民党政府为满足日本侵略者将“华北特殊化”的要求，蒋介石令宋哲元等人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帝国主义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此时的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中华民族已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
(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联合抗日。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长征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直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12月9日，北平学生万余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举行了抗日救国的示威大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用暴力手段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激起了更大的反抗斗争。12月16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这一天，北平学生和市民万余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运动。这两次运动，迅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相继有三十多个城市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洪流。
(三)国民党继续“围剿”红军
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普遍要求。而蒋介石却仍在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出卖华北主权，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妥协；对内调集大军“围剿”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还对陕北根据地加紧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二、东征的经过
当中央红军北上时，蒋介石为便于指挥西北地区“围剿”红军的军队，于1935年9月26日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五省(陕、甘、宁、青、晋)军队“围剿”红军。为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中共中央制定了红军东征战略， 1936年1月10日和17日，张闻天先后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渡河东征的作战方针和组织领导。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东征山西。
(一)石楼、中阳渡河战斗
1936年2月20日20时，毛泽东、彭德怀正式下达渡河命令。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率先突破黄河天险，登陆石楼县辛关贺家洼村，全歼敌守军后直扑晋军河防司令部义碟镇，义碟守军望风而逃，红军追至石楼。与此同时，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的红一军团，在柳林县三交镇坪上村强渡黄河成功。2月21日，红一军团主力已渡河进占柳林三交镇，乘胜攻占留誉镇。被阎锡山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一触即溃。21日红军东征渡河取得全面胜利。同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东渡黄河抵达石楼县辛关村，21日、22日住在石楼义碟镇留村。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黄河即迎来了一场重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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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阳关上之战
2月22日，红一军团已占领今柳林县南部的留誉，红十五军团已占领义碟镇。当日下午，两军团先头部队分别向中阳、石楼两县城展开围攻。中阳、石楼守敌一面向汾阳师部及太原绥靖公署告急求援，一面坚守县城。毛泽东、彭德怀鉴于敌城防坚固，一时难以攻克，当机立断决定围城打援，歼敌增援部队。2月23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到达石楼县义碟镇的张家塌村，在这里决策、指挥了关上、蓬门战役。2月24日，毛泽东、彭德怀发出了《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此时，红一方面军的侦察部队对中阳县南部的关上村和隰县西北部的蓬门村展开侦查战斗。2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隰县蓬门地区围击晋军，消灭晋军69师梁鉴堂旅第405团一个营，俘营长刘玉田，并击溃一个营，俘虏官兵3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2月26日，毛泽东、彭德怀电令林彪、聂荣臻“对关上之敌，如地形有利，应于明(二十七)日坚决消灭之”[1]104。2月27日，红一军团对敌发起进攻，取得胜利，成为红军东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同日，红十五军团进占晋西交通要地隰县水头镇。
红军东渡黄河立即兵分三路，一路沿河北上进袭军渡围攻柳林，直捣孙楚司令部；红一军团主力进逼中阳，继续东进；红十五军团主力进占义碟，包围石楼县城。面对红军东征的进军态势，阎锡山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急调孙楚所率入陕5个旅的晋军返回河东，在柳林、离石、中阳、石楼等地投入战斗，包抄红军后路；二严令中阳、石楼守军固守待援；三急调隰县晋军一个团增援石楼，急调周原健独二旅增援中阳，死命阻挡红军。
此役虽没有击溃晋军但在劣势的情况下仍取得了歼敌三个团的战果并一举粉碎了阎锡山“围歼”东征红军的阴谋。同时，兑九峪大战使阎锡山认识到红军的军事力量不容小觑，为保存实力，也于当晚撤出，放弃与红军主力进行决战的计划，将晋军主力退到汾阳、孝义一带，沿同蒲铁路和汾河堡垒线严密设防，防堵红军东进、北上，等待蒋介石军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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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蓬门大捷一是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使红军威震吕梁山区并取得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关上、水头、石口山隘；二是打击了晋军的军心。晋军“剿共”总指挥杨爱源被红军威名吓破了胆，他住在戒备森严的孝义城里仍怕红军袭击，后躲到大后方汾阳城中，住进外国人开办的汾阳医院里；三是此役改变了阎锡山仅凭自己力量消灭红军的企图，使其立即发电报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这为后来的蒋阎分裂埋下伏笔；四是此役有效地扩大及巩固了陕甘苏区。东征红军在进占吕梁山关上、水头、石口战略要地后，留守陕北的28军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乘入陕晋军东调之际积极收复陕甘根据地被占地区，陕北苏区日益巩固。
(三)孝义兑九峪大战
关上战役胜利后，抗日先锋军与国民党军又进行了一场主力决战。3月1日，毛泽东率总部离开张家塌村移住石楼县北端的李家塌村[2]517。同时，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与聂荣臻、徐海东与程子华、周恩来与博古及红二十八军首长，指出：“关上、水头的胜利，使我们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五县交界这个在军事上有极大意义的地区，因为他把红军处在军渡、离石、汾阳、孝义、介休、灵石、汾西、隰县、永和这一广大弧线的中间，对于我们的作战与创造根据地给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电报要求两军团主力应以关上、水头为中心的地区，养精蓄锐，发动群众，“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1]124。3月2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主力集结于交口县郭家掌、大麦郊地区，准备打胜第二仗。3月7日下午，毛泽东率红军总部抵达大麦郊。3月8日， 毛泽东在大麦郊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兑九峪一带集中主力重创晋军[3]393。3月10日晨7时，红一、红十五军团向杨效欧部发起进攻，取得一定战果后东征红军主动撤出战斗。
统计学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最早用于国情调查，1662年，格朗特（John Graunt）发表了他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手稿《基于死亡账单的自然与政治观察》（Natural and Politics Observations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分析了生男孩和女孩的比例．
在县苏维埃积极努力下，石楼的辛关、义碟、曹家垣、裴沟、小蒜、大庄，交口的水头、康城、双池、大麦郊、郭家掌，汾阳的南马庄、中上达等地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古老的吕梁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存在的时间虽说只有短短的十多天，但它的成立为山西红色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郭家掌分兵和三路大军转战山西
面对红军东进的态势，阎锡山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介石对阎锡山的请求迅速作出回应，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国防重地抽调12万的兵力，并委任陈诚为中央军总指挥，兵分两路入晋增援，企图将东征红军围歼于晋西的吕梁山区。3月12日毛泽东在交口县郭家掌村召开了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入晋协助阎锡山进剿红军的新情况决定兵分三路迅速东进、南下，发动人民群众，扩大红军筹集资金，尽可能的创立吕梁山革命根据地，积蓄抗日力量。此次兵力大调整，史称“郭家掌分兵”。
在红一方面主力分兵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日至27日，在山西省晋西地区举行扩大会议(亦称晋西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邓发、张浩、彭德怀以及林伯渠、杨尚昆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确定“以发展求巩固”为红军的战略方针，提出党和红军目前以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山西、绥远、河北三省进行运动战，“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讨论了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谈判问题，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立即到延安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作进一步的谈判，王炳南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继续进行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的工作。这次会议，发展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方针和红一方面军的战斗任务，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于3月16日从交口县双池镇以西云义镇进军灵石以西地区，18日，北上晋西北地区。为加强左路军的军事力量，红二十八军于3月31日强渡黄河，在兴县罗峪口登陆，一举歼灭晋军河防部队杨耀芳第71师丁炳青旅一个营，进占罗峪口。4月4日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于临县白文镇。左路军与晋军发生大的战斗有四次：曹家坡战斗、圪洞镇战斗、金罗镇战斗、大石头村战斗等，取得歼敌两个团，俘获晋军团长郭登瀛等一系列战果。4月13日，红二十八军向敌重兵把守的的三交镇发起攻击。由于三交镇紧扼陕西、山西二省的交通要道，为黄河天险的重要渡口，故红军与晋军争夺十分激烈。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亲赴第一线观察敌情，不幸被敌军枪弹击中，壮烈牺牲。刘志丹是东征红军中壮烈牺牲职务最高的人。经过两日激战，三交镇未克，红二十八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向南转移。4月17日，在康城镇附近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总部会合。左路军转战于晋中平原及晋西北吕梁山区20余县，行程一千余里，不仅有力地牵制了晋军主力部队，配合了红一军团的军事行动，掩护了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的渡河战斗，而且在晋中、晋西北广大地区宣传发动当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扩大红军筹集款项，为日后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创立吕梁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右路军即红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主力于3月16日经交口县双池镇分路向灵石以南进击。3月19日至23日，右路军转战临汾地区，切断了南同蒲铁路，并继续向南扩大占领区域。4月3日，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转移到隰县北部的李村[4]123，并命令右路军逐步向晋西地区集中。4月10日，毛泽东、彭德怀指示红一军团须在一个星期内从永和、大宁、吉县方面将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一个缺口，恢复与陕北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并配合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谈判。4月13日，右路军开始北进。4月15日右路军攻克吉县，全歼守军保安团。接着以两个师摧毁了平渡关至清水关之间约40公里的国民党军沿河据点，以两个师进至大宁、蒲县、隰县地区阻止国民党军北进。至21日，红一军团全部集结于大宁以北、桑壁镇西南地区隐蔽休整，待机破敌。
(五)山西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成立
工笔对于画家，既是表现形式的选择，也是创作方式的选择乃至生活方式的选择。在细勾慢染类似于品茶闻香的过程中，思绪和心境渐渐地溶入画中的世界，笔底间洗去浮华，没有喧嚣和躁动，只有平静和闲适。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独处，可以寂寞，可以从容，可以宁静，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在当下我们的心跳和步履常常被提速的社会环境中回归对于画画过程的体验，这无疑是画家一种十分朴素又十分奢华的享受。
红一军团渡河成功后率先攻占三交镇，红军到三交镇后宣传抗日救国，宣传革命，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并着手进行苏维埃政权的筹建工作。1936年2月26日，正式成立了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苏维埃领导机构。三交镇石滩则村享有声望的李文才任苏维埃主席，中阳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黄石山任副主席，高立山、李文信、李凤鸣分别为军事委员、财政委员和保卫委员，并组织了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组织。县苏维埃成立以后，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首先，组织和领导了三交镇群众开展打土豪，斗地主的斗争。第二项工作是配合东征红军地方工作队，动员广大青年参加红军。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县就有200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第三，积极筹粮、筹款，支援红军和陕北根据地。县苏维埃政权成立一星期后周恩来副主席就亲自来到三交镇检查工作。周副主席返回陕北后，曾写信让县苏维埃设法给留在陕北的红军筹一部分粮食。县苏维埃立即筹粮200担送到陕北，缓解了陕北根据地的粮食困难[5]32。
东征期间，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在吕梁山区除了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宣传革命、放手发动群众外，还积极组建地方党组织、创立苏维埃政权。红军东征到三交镇即成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西省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中阳县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
β1～β12的权重可由前面的AHP-熵值组合赋权法得到，分别为:0.12，0.06，0.05，0.18，0.11，0.09，0.04，0.06，0.07，0.1，0.03，0.09。
(六)回师西渡
当东征红军转战河东之际，4月中旬，蒋介石的12万大军已兵分两路进入山西，国民党军“剿共”总指挥陈诚亲临太原，坐镇指挥。阎得到蒋的支持后，也集结了5个师扑向红军。这时，蒋强令东北军、西北军沿黄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切断东征红军退路，妄图将红军聚歼于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狭长的吕梁山区。阎锡山在向蒋求援的同时，还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引狼入室，向日本当局寻求援助。对此，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制定出《关于防止山西赤化》的方案，命令日军“要从内部指导冀察、山西两政权”，意图使阎锡山“在冀、察协助下扫荡共军，日本方面将提供武器弹药、飞机或贷款，还要派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军事行动”[6]108。
在这种情势下，山西战场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大规模的内战迫在眉睫，形势十分严重。为了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促其悔悟，教育和动员广大人民抗日。早在4月5日，抗日先锋军总部就发布了《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抗日讨逆，为全国同胞打先锋、申义愤。 乃山西阎锡山甘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动员他的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万恶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则又以上十师的兵力(帮助)阎锡山进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更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向北推进，以捣乱我陕甘苏区的抗日后方！”《宣言》强烈呼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 [1]2194月27日，毛泽东连日研究敌情，认为若国共双方决战，无论谁胜谁负，都是中国抗日力量的损失。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果断决定回师西渡。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西渡命令。至5月5日，转战晋南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先后从清水关、铁罗关、永和关等地回师西渡，毛泽东率领少数人员，在黄河东岸指挥红军渡河，直至最后一批部队渡河时他才登船返回河西。
三、红军东征的作用
(一)打了胜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军需，扩大了陕北根据地
红军东征从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在75天时间内，转战山西50余县，激战100余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东征期间，歼敌一万三千余人，俘四千多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多支，电台一部，扩大红军八千余名，筹款50万元[7]91。红军东征的迅猛进攻，迫使阎锡山将进攻陕北的晋军5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打乱了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部署。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顺势收复了陕北苏区的被占地区，建立了神木、府谷革命根据地。仅神府苏区就由东征前的6、7个区扩展到28个区，并且和吴堡苏区连成了一片。
(二)为吕梁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东征时期，党为开创吕梁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东征前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把开辟吕梁山根据地作为1936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在1936年2月至7月间“开辟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五县以上地区，使之成为初期的苏区”[1]42。东征期间，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在吕梁山区广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建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播撒革命火种。红军在石楼、交口、中阳、柳林、兴县等地建立了县、乡党组织4个，苏维埃政权64个，群众组织21个。虽说这些政权存在时间较短，但它为抗战初期吕梁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开创作了必要的准备。东征期间，更是有三、四千吕梁儿女参加了红军，还有一批地方干部随军回师陕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征时期曾在吕梁战斗和工作过的程子华、王首道、王达成等同志，成为开创吕梁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力量。东征时期，红军广泛深入宣传革命和抗日救国主张，为日后吕梁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开创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吕梁人民通过与红军的实际接触，认识到共产党是救星、红军是子弟兵，这为吕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促使阎锡山由“拥蒋剿共”走向“联共抗日”
红军东征消灭晋军近2万人，占晋军的1/5；政治上促进了山西人民群众的觉醒，使山西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统治基础，动摇了他的土皇帝宝座。而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的12万大军赖着不走，而且蒋介石派出特务潜入阎系军政机关，暗中颠覆破坏。此时阎锡山认识到若再走“拥蒋剿共”的老路，结局不外两个：不是共产党把他撵出山西，就是被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吃掉。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1936年5月，毛泽东致信阎锡山表示愿同其“联合一致、抗日反蒋”。为表诚意，毛泽东释放了在中阳县大石头村战斗中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阎锡山权衡利弊，最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史记》中所称“圣人”不少，如高阳，“高阳有圣德焉”(《五帝本纪》)；傅说，“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殷本纪》)；周文王姬昌，“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吴泰伯世家》)；姜尚，“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齐太公世家》)；以及吴太伯、伯夷、许由、务光等人，“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伯夷列传》)从这些“圣人”来看，《史记》中“圣人”主要是指在道德层面上，具有高尚人格的人，那么“至圣”就是道德最高尚、人格最崇高的人，而“至圣”就是指孔子而言。
(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执行的是“反蒋抗日”的策略。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把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排除在外的，将其痛斥为“卖国贼”、“民族败类”。1936年2月，红军东征到山西，旗开得胜。蒋介石为消灭红军，一接到阎锡山的出兵请求后，立即抽调了驻守国防重地的12万人，兵分两路进入山西，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此时在党中央面前出现一个尖锐问题：要么两军对垒，酿成大规模内战；要么改变策略，缓和这种局面。党中央采取了后者。如果继续“抗日反蒋”，与蒋、阎对打，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欢迎的，日本可以坐享渔人之利，而受害者则是中国人民。因为内战打起来，无论谁胜谁败，损失的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为了顾全抗日救国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和积蓄抗日武装力量，党中央果断决定：改“抗日反蒋”的方针为“逼蒋抗日”，红军回师西渡，等待时机成熟，再次出师抗日。此策略的提出，旨在建立一个包括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策略的转变，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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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85X(2019)01-0026-05
收稿日期：2018-12-10
基金项目：山西省教育厅2018年度“服务产业创新学科群建设计划”项目：“红色文化旅游学科群”；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GH—18102)；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GH—18103)；吕梁学院2017年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JYYB201719)
第一作者简介：李成生(1981-)，男，山西柳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吕梁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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