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中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发展和民间道教的兴起传播，儒学之前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并呈现出衰微的景象。佛教思想的深刻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修行方式的简易化使得其能迅速传播开来，并对儒学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面对佛教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地位挑战，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学知识分子本着自身的使命感，对佛教展开全面的批判，并试图恢复儒家的“道统”和捍卫儒学的社会地位。文章通过对韩愈辟佛理论的研究，分析韩愈辟佛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并探索在上承两汉经学和下启宋明理学的中唐时期，其提出的“道统”思想对于儒学复兴的贡献。
[关键词]韩愈；佛教；辟佛；道统；儒学复兴
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唐朝是一个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朝代，这一社会历史时期的国家封建经济、社会治理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儒学也随之经历着由主导到衰微再到复兴的巨大转变过程。面对蓬勃发展的外传佛教和本土的民间道教，传统的儒学依然恪守已有经典，注重对经书注解疏义，缺乏理论创新，导致儒学式微。作为儒学卫道者的韩愈提出“以道德为虚位，以仁义为定名”的“定名虚位论”回应佛老的严峻挑战，并重点从华夷之别、伦理道德、政治经济三方面对佛教进行猛烈批判，力图捍卫孔孟之道和恢复儒学“独尊儒术”的社会统治地位。
将浸出后的高铅浸出渣的主要元素进行定量分析和扫描电镜表征，结果显示，氯化浸金试验可以极大地提高金的回收，而银、铅的品位基本保持不变，说明浸出过程中银不损失。扫描电镜表征发现，浸出渣中没有金的物相发现，化合物主要以PbSO4、AgCl、Ag2SO4、Pb(Ba)Sb2O7等形式存在，结果表明原料中金被完全浸出到溶液中，铅、银保持不变，这与氯化浸出试验结果相符合。浸出前后主要元素的定量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扫描电镜表征见图11所示。
一、韩愈辟佛的社会背景及缘由
佛教自从隋唐时期传入中国以来，就不断地吸收儒家理论，并开始着中国化的进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理论完备严密的思想体系。中唐时期，外来佛教在传播和寺庙建造方面已经出现“十族之乡，百族之闾，必有浮图”的繁荣景象，而下层民众因其简便的修行方式，对佛教的信仰与支持更是“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风草焉”，[1](P446)崇尚佛道已经在整个社会蔚然成风。作为中唐时期的封建统治者，中宗、睿宗也都表达了对佛教的倾心关注，不断地建造寺观和增加僧尼，出现了“中宗、睿宗之时，皆造寺观，度人不休，益无用官，行不急之务，以致闲愚知其败”[2](P2178)的局面。因此，在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佛教的发展呈现出蓬勃的态势：建造宏伟壮丽的寺庙，翻译佛教的经文，弘扬佛法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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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韩愈从社会生产方面对佛教带来的危害进行猛烈的批判。在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下层民众的自愿捐赠下，整个佛教的寺庙经济迅速发展，天下的财富佛教占有十之八九，寺庙更因大兴土木建造、靡费大量人力物力和劳民伤财，以至于成了影响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并且，由于僧人为外来之宾，寺院更是成为了逃避徭役赋税的场所，给国家经济发展造成极大损失，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也使得整个社会民众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韩愈在《原道》中写道：“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栗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4](P15)在之前的社会民众结构中有辛勤劳作的农民、做工的工人、从事经商的商人和教化民众的儒家知识分子四类人员，随着佛、道两教的出现又多出两类从事教化的人员。天下的财利资源本来就是有限的，突然出现的佛、道两民不从事生产劳作，坐享其成，还遁入空门逃避徭役，成为社会的负担。这样会导致人民的贫穷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外来的佛教破坏了延续千年的社会民众结构和劳动生产制度，并且使得下层劳动民众负担加重，需要供养不劳而获的佛教僧人。因此韩愈认为，面对多出来的僧人应该强迫其还俗、焚烧经书，将多出来的房屋提供给穷苦民众居住，试图恢复重建儒家的社会秩序，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根据自身的地位而尽责。
韩愈对佛、道两教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有着清楚的认识，仅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是无法与其抗衡的，因此他主张应该建立儒家的“道统”，证明儒家思想才是能够稳定社会秩序和协调伦理关系的“正统”。韩愈在对佛、道两教进行攘斥的同时也是为了重整儒学，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让社会民众从“彼岸世界”脱离，安分于“世俗世界”。在对佛、道两教批判的时候，韩愈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衰微的原因在于其“道统”没有接续，才会使得佛、道两教兴盛，因此只要能够重续儒家思想的传授“道统”，儒家思想就会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也能够重新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二、韩愈辟佛的主要理论及实质
作为一名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韩愈将外来的佛教视为“未经教化的野蛮人”宗教，把夷狄看作与禽兽并无区别，并且他还说道：“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此话一出，极大地贬低和轻视外来佛教。在唐宪宗派遣使者将佛骨迎入宫中时，韩愈对此坚决反对并上表说：“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P684)佛教能够传入天朝上国，是自古以来不存在的情况，况且佛教本是低劣下等人的宗教，不仅语言无法理解，身穿怪异服装，更是不懂得传统的君臣父子礼仪。因此，韩愈激烈的批判佛教，认为其破坏了社会一直遵守的儒家文化礼制，希望能够恢复儒家思想的地位和维护社会的文化礼制。
中唐时期，儒、佛、道三家对于“仁义”和“道德”都各言其说，都想要以自家之学说来改变天下局面，造成社会人心的浮动。面对佛教严密高深的理论和深受社会民众信仰的局面，韩愈以《论佛骨表》和《原道》为武器，将辟佛和恢复儒家道统两者相结合，对佛教思想展开猛烈的批判，主张恢复儒家的道统，试图挽救儒学的衰微局面。
佛教未传入中国时，儒家思想是整个传统社会秩序维护的核心，以“亲其亲、尊其尊”为原则区分贵贱尊卑和建立等级分明的伦理关系，并且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自觉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统一与稳定。而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主张以摆脱现实社会的苦难和束缚为归宿，号称“皈依佛门”以达到脱离现实精神世界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韩愈看来，佛教这种只追求个人解脱是不负责任的，是对中国传统忠孝礼义的巨大挑战。因为佛教追求超脱的思想，告诉民众要抛弃原有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消灭人性中原有的东西，达到“寂灭”。韩愈认为，如果全部民众都去信佛，抛弃原有的世俗束缚，那么国不成国、家不成家，因而必须对此给予严厉的批判。他主张恢复儒家的统治秩序，巩固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严格的专制统治秩序，社会才能安定，经济才能发展。
与此同时的民间宗教——道教，也在中唐时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对儒学的式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初唐时期，确立“尊老崇道”的国策，道教教主李耳被认作是封建统治者李唐的祖先；到了中唐时期，道教出现“时上尊道教，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3](P6803)的崇道热潮局面。朝野上下都是谈论道教的场面，这也带动道教社会地位的上升，使得道教书籍获得与儒家经书相比肩的地位。佛、道两教在统治者的倾心关怀和大力扶植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态势。与之相比的则是在佛、道两教的合力冲击下儒学的衰微和没落。中唐时期，传统的儒学沉溺于两汉以来的经典章句，注重对经义的训释，缺乏对现实的考虑思量，无所创新。既没有建立高深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对人性修养提出方法，这与佛、道两教的理论体系和人文关怀无法相比。“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更是反映出在佛道的冲击下，儒学只有星辉般的光亮，呈现出中衰态势的实际情况。
三、韩愈“道统”学说及复兴儒学主张
韩愈作为传统的儒学知识分子，他对佛、道两教的强烈批判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在成长过程中，韩愈受到父兄韩会和周围儒家知识分子的影响较大，自幼对于传统儒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作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和尊奉孔孟之道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言，韩愈自视为儒学正统的接班人。面对佛、道两教对儒学造成的威胁局面，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理，而是自己力行实践，为捍卫儒学的统治地位行动。这除了韩愈本身作为儒学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之外，还与他对当时社会大环境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唐时期，寺庙经济达到鼎盛，许多信佛地主和官僚常把大量的土地捐给寺院，寺院不仅占有百亩良田得到大量供奉，还拥有免租赋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也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维护社会阶层秩序的稳定。这种情况促使韩愈更加坚定地排抵异端和攘斥佛教。
韩愈在提出其道统学说的一开始就注意区分儒家所讲的“仁义”与佛、道二教所讲的“仁义”。在《原道》一书中开篇就说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4](P17)在这里，韩愈认为仁的内容是博爱，而义的内容是行宜，仁和义是指符合儒家礼的固定内容，而佛老之言的道与德只是一家之学说。在此，韩愈批判佛老平日谈论道德只是随心阐释仁义，却不知道道德自仁义出，不识仁义即是不识道德。儒家与佛老最为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仁义”。紧接着，韩愈针对儒家思想的传授提出儒家“道统”学说，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P20)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韩愈，以儒学的卫道者自称，他把整个儒家思想的传授看作是一个“道统”。在这个“道统”里面，开始于尧舜，一直到由孔子传授给孟子，但到孟子之后就没有继续传下去，后荀子等人也未能担负起传承儒家思想的重任，“道统”也就因此中断，其后的儒家学者也未能明了圣人之道，这才使得儒家受到佛、道两教冲击后面临着衰微的局面。这时韩愈把自己当作是儒家思想的“道统”继承之人，将断续的儒家仁义道德思想重新接上，力图重整儒家的统治地位，使得儒家思想能够与兴盛的佛、道两教相抗衡。
四、对韩愈辟佛思想的评价
自佛教传入以来，一直存在着反对的呼声。唐朝中期，佛教发展到最为鼎盛的时期，韩愈敢于置生死于不顾，对佛教展开猛烈的批判，其勇气和精神可嘉。从韩愈对佛教思想的批判来看，他站在社会角度抨击佛教对于社会民众结构和伦理纲常的破坏，对于社会经济秩序的扰乱和生产的影响。但是这样的批判从社会外在形式入手，并没有从理论角度回应佛教的冲击，其哲学理论水平还不够，容易出现流于外在形式的批判。此外，韩愈在辟佛的过程中，无法脱离个人儒学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一味的维护儒家的正统作用，没有认识到佛、道两教与儒学传统一样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有助于统治者强化阶级统治，没有看到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思想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彼此吸收融合，这样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也是极端的。
就批判佛教力度而言，韩愈的影响力比以往的辟佛者都要大得多。他倡导儒学的精神和勇气鼓舞带动一大批儒学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儒学之后的发展。韩愈辟佛思想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并不是仅仅单纯为了排斥佛教而反对佛教，而是将对佛教的批判与儒学的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对佛、道两教的批判削弱其影响力，使得儒学重获统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与佛教理论抗争的过程中，韩愈认识到建立儒家自身“道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他仿照佛教的“法统说”提出儒家思想的传授谱系，希望借此能够实现儒家核心思想的接续。韩愈的“道统”思想明确儒学的传承和肯定孟子的儒家地位，这对于整个传统儒家思想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道统”得到了后世之人的肯定和继承，也开启了宋明理学转向有关心性、世界本源的讨论，这对当时儒家思想文化的转向和宋明理学的兴起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韩愈言人性为三品，及至横渠，分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然后诸子之说始定。[5]韩愈提出的“道统”学说明确儒家思想的传授谱系，上溯源流至孟子，下启程朱理学，开启宋明理学对于“道统”的讨论，在整个儒家“道统”思想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虽然对韩愈“道统”学说的价值和地位，后世的部分宋明理学家并不认同与肯定，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道统”学说的深刻影响。韩愈主张的“道统”学说是以“仁义”和“道德”为内涵，而宋明理学家对于“道统”的发展则是在此基础上与天理相联系，并与社会世俗伦理相结合。部分理学家，如孙复、石介等还对韩愈的“道统”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增加了荀子、杨雄等人；朱熹则是对此正式的命名，把儒家知识分子一直传授的思想称为“道统”。由此可见，韩愈的“道统”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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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韩愈的辟佛思想是在末道驰骋、儒学式微的情况下产生的，是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而做出的积极反应。他的辟佛思想主张从社会角度入手进行批判，在哲理上是比较粗浅的，与佛教精密高深的理论相比并不具有攻击力和说服力。但是韩愈对于佛教的批判思想和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韩愈在批判佛教过程中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道统说”，明确儒学的传承，在当时面对佛教的“法统”挑战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应，并且促动儒学知识分子转向对世界本源和心性关系的思考上来。韩愈在儒学衰微的背景下依靠自己的影响力，身体力行实践，带动促进儒学本体论体系和心性理论的发展，扛起儒学复兴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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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ectingBuddhismandRevivingConfucianism——Han Yu’s Critique of Buddhism
LIU Xin-ming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
Abstract：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the spread of Taoism，the situation in which Confucianism’s dominance fell apart and declined. Due to the depth of its thought，the integrity of the theory system and the simplification of practice，Buddhism spread rapidly and challenged the dominance of Confucianism. Facing such a huge impact，Confucian intellectuals，like Han Yu under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storing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defending its social status while criticized Buddhism comprehensively. Based on the study of Han Yu’s critique of Buddhism，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its historical progress and limitation，and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 of Han Yu’s Confucian orthodoxy to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Keywords：Han Yu；Buddhism；Critique of Buddhism；Confucian orthodoxy；Confucian revival
[中图分类号]B24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02.005
[收稿日期]2018-04-19
[作者简介]刘馨明(1994-)，男，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02—0027—04
责任编辑：孙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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