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后的多次移民潮，使民族主义的欧洲逐步转变为“多元文化”的欧洲，也使欧洲的传统民族国家转变为多种族国家。随着欧洲日趋移民化和难民危机的不断激化，为了应对三十年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国家内部族群的离心和分裂现象，欧洲逐渐兴起了以主导文化(leading culture)观念为核心的新移民文化政策。该主张主要围绕“我们是谁”的国家民族认同之建构问题，指向欧洲主导文化、国家主导文化和乡土主导文化三个内涵层面。目前，主导文化主张仍然受到欧美主流左翼意识形态的压制，但它正逐渐成为右翼保守党派的共识和对抗多元文化主义的强大理论资源，并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欧洲各国移民文化政策的变迁。
〔关键词〕我们是谁；多元文化主义；主导文化；公民认同；移民政策
二战后的多次移民潮，使民族主义的欧洲逐步转变为“多元文化”的欧洲，也使欧洲的传统民族国家逐步转变为多种族国家(polyethnic states)。〔1〕随着欧洲日趋移民化和难民危机的不断激化，为了应对三十年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国家内部族群的离心和分裂现象，欧洲逐渐兴起了以主导文化(leading culture)观念为核心的新移民文化政策。该主张主要围绕“我们是谁”的国家民族认同之建构问题，指向欧洲主导文化、国家主导文化和乡土主导文化三个内涵层面。目前，主导文化主张虽然受到欧美主流左翼意识形态的压制，但它正成为右翼保守党派的共识和对抗多元文化主义的强大理论资源，并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欧洲各国移民文化政策的变迁。虽然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及其具有争议性的负面效应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但欧美最新兴起的“主导文化”主张却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要准确把握容错的限度，不能跨过容忍的必要界限，过度地容错就会变成纵错。如果容错免责的门槛设定太过抽象和宽松，容错机制很可能变成一个盾牌，成为某些有过错官员为自己工作过错提供免责的“挡箭牌”。我们认为重点从以下几个标准进行细化：
一、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和主导文化的兴起
从多元文化主义诞生之日起，因为对“文化”定义的含糊性和矛盾性，它就面临着非常强烈的批评和争论。〔2〕由此延伸，多元文化主义既包含了诸多不同的理论派别，也具有复杂多样的实践形式。在对作为理论基础的“文化”概念的理解上，多元文化主义者难以达成一致，因此造成对文化少数群体至少有三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本地少数民族或土著民；外来移民；本地“身份”群体(如女性、同性恋、残疾人、美国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等)，这直接导致多元文化主义内部的各种分歧。〔3〕比较典型的是，查尔斯·泰勒尤其威尔·金里卡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中的“文化”是指“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族群或土著族群)，不包括从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以身份为基础的少数文化弱势社群(如女性、同性恋、残疾人等)。因为前者反对被纳入或同化进入共同的民族文化，要求与主流民族文化保持距离并维持自身民族独特性；后者更多是在接受或支持民族整合的前提下对不同的群体差别对待。但多元文化主义发展到后期，以艾丽丝·杨为代表的差异政治学逐渐将视角转向根据新的维度，如性别、性取向和性别取向划分的文化少数群体以及特定背景下的种族(特指美国黑人相对于白人)，传统白人男性价值观如公民观和民族观成为其首当其冲的解构目标。〔4〕
尽管有众多分歧，不同流派的多元文化主义却都围绕文化的和平交流设计出一系列建立在理论、语言和身份等共性之上的策略。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异，往往只在于对少数文化族群的理解不同以及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一目标。〔5〕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推波助澜下，20世纪50、60年代欧美民权运动掀起改善少数群体不平等待遇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自我意识觉醒的少数族裔诉求政治文化权利的呼声持续高涨。〔6〕1999年，联合国通过《人权与文化多元性》(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diversity)决议，似乎表明多元文化主义的合理性及其价值已经得到全球公认。在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们宣称，建设新兴多元文化的后民族欧洲共同体的历史机遇已经来临。〔7〕然而在多元文化主义触及作为欧美国家文化思潮和移民政策的高峰时，也迎来了来自文化保守主义的强烈批判。如亨廷顿在1993年和1996年就已多次指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味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8〕2000年，荷兰学者保罗·舍夫发表长篇批判文章《多元文化的闹剧》(Het multiculturele drama)，则激起了欧洲文化保守主义抵制多元文化主义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政治论战。
尽管对会计信息化管理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企业会计信息化管理的实践却远未达到预期要求。首先，高校应当积极与企业结合，将更多的会计信息化研究理论应用到企业实际工作中来，帮助企业优化信息管理底层架构；其次，支持信息管理行业专家进入不同企业提供会计信息化实践指导，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企业的实际运营中，指导企业进行信息化流程与模块的设计，减小出错概率。最后，国家应当加强对会计信息化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视与科研投资，打造“高校+企业”合作模式，鼓励教师与学生通过实践的方式提升理论研究水平，进而将理论成果再次应用到企业实践中来，推动会计信息化建设整体发展。
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几十年间，民权运动的余波和解构主义荡涤着欧美社会的传统文化认同、却又催生少数族裔愈加激进的民族主义并使其政治化，“团结”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维持欧美各国整体精神共识的共同历史叙事也逐渐面临解体的危险。例如作为典型移民国家的美国，建立内部移民族裔群体的同质性本是其一贯的目标。但保罗·阿西奥拉1970年就注意到，“不同的族裔群体成员正在努力地试图弄清楚他们是谁”，美国作为整体正在经历一场“国家认同危机”〔9〕。与此同时，二战后的欧洲以人权政治话语为核心包纳一切时代与地区、反映所有人群与团体的统一和普世性的叙述也在不断式微，逐渐成为宗教、民族、族群、性取向和意识形态等多重身份认同相互竞争甚至趋向高度分裂的社会(deeply divided society)。2017年以来，“多元文化主义是否死亡”和“西方文明可能以何种方式崩溃”，在欧美已经成为一个浮上水面的公众舆论热点话题。〔10〕欧洲各国政府在移民大潮的冲击下，日益感到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保护需要纳入到国家认同的共同价值观框架内，否则难以应付民众日趋分裂和离心的局面，也因此造成了以主导文化为诉求的各国移民文化政策的缓慢转向。
但对这种具有古典自由主义色彩的主导文化主张，哈贝马斯等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左翼学者则批评说，并没有在宪法爱国主义之外另提主导文化的必要，因为宪法正是现代西方民主自由基本秩序的基石。然而事实上，目前最受争议的多份调查结果却显示，欧洲各国移民族群占比最大的乃是穆斯林移民族群，而大部分穆斯林移民族群偏向于认为伊斯兰教法优先于宪法，〔15〕“自由的国家遭遇不自由的宗教”〔16〕，这使宪法爱国主义很难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性。迪特玛·达特在《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中针对难民潮写道，“哈贝马斯所设想的宪法爱国主义，渗透于德国执政党基民盟、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它声称唯一的主导文化是《基本法》，因此一切尊重宪法的人在这里都是受欢迎的。然而……新移民将很快就成为一个宪法爱国者吗？如果他们不愿意成为宪法爱国者、对难民的融合一旦失败，那该怎么办？”〔17〕正是在应对这种左翼多元文化主义阵营的批评和处理如何融合移民族群的现实棘手难题的基础上，欧洲各国传统或新兴中右翼政党提出了第二种偏向“基督教主导文化”(Christliche Leitkultur)的提法。在欧洲基督教总体衰落的情势下，这种主张往往是针对各国急剧扩大的穆斯林移民社群的平行社会所言，它强烈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警惕欧洲的伊斯兰化。相比蒂比所代表的主张，后者的影响力目前日趋强大，并且由此延伸到了各具特色、更为明晰的民族—国家主导文化和乡土主导文化主张。
二、欧洲、国家和乡土：主导文化政策的三个层次
欧洲各国保守主义者对“主导文化”主张的诠释，往往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其所反对的“多元文化”观念本身。这造成主导文化主张本身也具有多样性和争议性，但其一致批评的对象主要是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11〕而其核心则是围绕着“我们是谁”的民族—国家认同问题。从总体来看，欧洲保守主义者甚至也包括部分古典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主导文化”观念具有至关重要的三个内涵层次，即西方主导文化或欧洲主导文化、国家主导文化和乡土主导文化等，但其错综复杂的表现形式则是多种多样。
(一)西方主导文化或欧洲主导文化
从主导文化观念的发展历程来看，可发现从其提出之始，西方主导文化观念或欧洲主导文化观念的基础可分为两种，分别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而后者主张的理念也往往含纳了前者。第一种欧洲主导文化主张的主要代表，是德籍叙利亚裔学者蒂比在1996年最早提出的“欧洲观念”(European idea)，指的是在“文化现代性”基础上非种族性的价值共识。〔12〕这种设想被称为“自由—民主的主导文化”(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Leitkultur)，其对立于价值任意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kulturalismus)，但不反对具有价值共识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pluralismus)。〔13〕这一主张希望建构这样的欧洲社会图景，即不同族群可以有自己的特征，但必须认同公民社会基本价值观如民主、法制和自由等主导文化。显然，这是一种基于一定价值认同根基的多元文化主义，而非没有方向感的平行文化多元主义。但它也不是强制同化主义，而是要在不同文化自然交融中保留主流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
这种设想试图以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概念为基础，向移民开放国家身份认同并完成种族融合，形成宽容、平等和尊重等主流价值观，达到多民族和谐共处。〔14〕在这一主导文化模式的设想中，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教化过程被认为是不可能中立的。因为自由社会拥有的基本价值理念，乃是个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和尊严，不接受这一价值观的文化群体在自由社会不应得到平等的保护。因此，移民族群及其后代应被视为平等个体来看待，而不是作为文化群体成员来获得特殊对待，文化多样性只应在私人领域推行。这一主导文化模式的核心是作为国家公民的身份认同，反对政府刻意追求文化的多元迥异，要求突出社会成员包括移民彼此的共同点、责任、义务以及想要达到的共同目的。它要求不同文化尊重并接受普世价值观，以此来形成培养社会团结与国家认同的共同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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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主导文化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为基础的欧洲主导文化观念的延伸，欧洲各国涌现出丰富多样的符合本民族国家的国家主导文化主张，如德意志主导文化(deutsche Leitkultur)、法兰西共和国价值观(valeurs de la République)、英国核心价值(British core values)等多种提法。例如英国工党前首相布朗和布莱尔提出“英国性”“英国核心价值”或“英国人的共享价值”(British shared values)观念，以此作为团结少数族裔和增进国家认同的基础价值理念。法国共和党前总统萨科齐希望用法兰西文化传统来对移民进行“共和同化”(assimilation républicaine)。德国保守主义联盟党、即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则提出“德意志主导文化”的概念并对其做了界定。
在这一层次上，对国家主导文化的理解也可以分成两种路径。例如英国左翼政党工党前党魁布莱尔将“英国核心价值”，诠释为“对民主、法制、宽容、平等原则的信仰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她的遗产的尊重”〔18〕。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在公共生活领域大力宣传“共和国价值观”，即法国宪法第一条：“法兰西是单一、不可分、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其基本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19〕，它们体现于公民不可剥夺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权利中。以上这些主张主要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主导文化理解。而德国主政巴伐利亚的基社盟(CSC)则在党纲里指出，“德国的语言、历史、传统和基督教—西方的价值观造就了德意志主导文化。”〔20〕这种国家主导文化的理解，则更多地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但无论是哪一种主导文化的理解，本国语言都被视为是国家认同的核心。〔21〕“社会认同和族群认同大部分是经由语言建立起来并加以维持的”，这一点即使否认主导文化的左翼政党也不得不承认。德国社民党(SPD)在1993年决议“现代的融合政策之方针”(Leitlinien für eine modern Integrationspolitik)时就指出，足够的德语可以作为融合的前提。目前欧洲普遍的趋势是，各国对移民候选人提出的语言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在立法、司法实践和政策中对移民的限制性规定也逐渐增多。
上述两种对国家主导文化的理解及其政策主张，从其共同点来说倡导的是基于公民团结(civil solidarity)而形成对国家的强势认同，而非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的弱势认同。就如德国基民盟领导人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指出的，“如果我们想要成为集体的一部分，那么在更深的人类层次上，如宗教、文化、价值、认同一定要有什么东西将我们相连。”〔22〕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来说，国家主导文化的内涵则往往植根于其独特的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基于这种认识，欧洲各国逐渐放弃了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的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近年来英国调整了工党最早推行的多元文化教育，认为这种多元文化教育已经显露出“重差异、轻共性”的缺陷。它们在官方政策中逐渐剔除“多元文化”的表述，转向强化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观的教育如平等、法治、言论自由和民主等。改革课程的目标是以主动而“强有力的自由主义”(muscular liberalism)来进行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语言教育、宗教文化教育和女童教育，帮助儿童逐步成长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公民，能自由地选择一种有价值的生活”。〔23〕
一向被视为多元文化主义典范的荷兰，也放弃1983年开始的少数族群政策。“少数族群”这一术语最初由汉斯·范·阿默斯富特(Hans Van Amersfoort)提出，特指定居在荷兰延续数代且出现混血、社会地位低下并在政治和文化上处于被边缘化的某些弱势移民群体，因此相应的福利政策也并非惠及所有移民。1989年，荷兰政府政策科学理事会报告已经对少数族群政策做了激烈批评，认为其成为制度化种族主义的温床。〔24〕近年来，荷兰开始实施以公民资格和自我责任为基础的融入政策，在2002年进一步发展为新融入政策并于2011年正式宣布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新融入政策的核心是强调社会经济上的整合，关注身处弱势的移民个体而非群体；减少对移民宗教组织的资助，重新推广以荷兰语言和文化为基础的本土社会价值观教育。与此同时，其他西欧各国也陆续引入了新公民入籍仪式，在学校为年轻人开设公民课程，举行立足于本国文化传统而必须通过的公民知识和语言考试等等。在以福山为代表的一些反思多元文化主义弊端的欧美知识分子看来，这些半宗教形式的庆祝活动和仪式对移民同化来说非常重要，此前受到左翼思潮影响的欧洲政治生活基本上都非仪式化了，丧失了凝结国家认同的作用。〔25〕而现在，欧洲政府再次试图通过这种有丰富内容的、对移民族群进行的主导文化教育，强调权利和义务并重，以从国家层面来整合社会、避免分裂冲突并塑造更有凝聚力的国家认同感。
（2）湖库增殖模式。水库、湖泊增殖渔业以投放滤食性鱼类和水域鱼类资源自然增殖为主，利用天然饵料，实现水生生物种质资源的增加和鱼类产量的提高。
(三)乡土主导文化
赫尔德曾指出，人类的内在真实性不仅存在于个人而且存在于群体，它存在于民间文化的复兴中。在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层面上，“基于建构共同文化为目标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公民身份认同，是指要求建构共同文化的民族文化认同。”〔26〕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视角出发，这种围绕着宗教、历史、传统和集体记忆而形成的“原始的”(primordial)文化一致性，恰恰将民众的忠诚情感与特定的群体、地域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由此又延伸出具有特色的地区性庆典、节日、风俗、服装和食品等等。
〔6〕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全球肯定性行动：一项经验研究》中指出以种族为基础的肯定性行动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肯定性行动往往使受优待群体中最幸运的如中、上层黑人受益，而使得非优待群体中最不幸者如贫穷白人和亚洲人利益受损。这使得这两类人都缺乏动力做到最好，前者是因为没有必要做到最好，后者是因为做到最好也是徒劳。这对社会既是损失，也增加了人们对受优待群体的仇恨。Thomas Sowell, Affirmative Action Around the World: An Empirical Stud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从更深层次来看，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犹太—基督教传统和启蒙—人道主义精神传统等乃是欧洲主导文化观念多重内涵的共同根基。这也使欧洲主导文化—国家主导文化—乡土主导文化的思想结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可以机械分离的拼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作为欧洲共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秩序甚至现代价值观的思想基石，仍然是团结和凝聚欧洲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传统纽带。基督教传统既为个体自由施加引导，也对现代欧洲的自由体制提供了精神和道德的源泉。〔29〕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根基之一的主导文化观念使欧洲人重新认识到宗教的意义，并希望以此来应对伊斯兰所带来的政治文化挑战。也因此，欧洲主导文化的主张恰恰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基督教价值理念及其文化传统。这使后者有可能重新成为凝聚跨国欧洲文化共同体认同的重要精神根柢，而前者在公共文化政策领域的推行则有助于欧洲基督教的再次复兴。
三、我们是谁：欧洲移民文化政策的新建构
从前文分析的欧洲主导文化观念三层内涵来看，它的核心正是围绕着“我们是谁”这一至关重要的国家—民族的认同问题。多元文化主义和解构主义浪潮的持续冲刷，使亨廷顿在2004年提出的“我们是谁”成为一个让欧美国家困惑不解的代表性难题。〔30〕在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盛行的当代，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兴起，已经导致积极共同价值观的缺失和导向国家认同的散解趋势。不仅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典型移民国家，甚至在英国、德国、法国和荷兰这样曾经较为纯粹的传统民族国家，“共享的国家归属与认同感”也受到剧烈冲击。欧洲各国这种国家民族认同的衰退，主要基于强势的少数种族、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族裔认同建构所造成的影响。而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的冲击，更使很多欧洲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生活在故土的外国人，甚至引发了抵制移民的暗流。〔31〕益普索2011年“全球如何看待移民”的调查结果显示，56%的欧洲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移民过多，分别是比利时72%、英国71%、意大利67%、西班牙67%、德国53%、法国52%；对移民总体是积极还是负面影响的问题，大约只有17.5%的欧洲人包括瑞典和波兰认为主要是积极影响，认为主要是负面影响的人数分别为比利时72%、英国64%、意大利56%、法国54%、德国54%。〔32〕
福山曾经指出，欧美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往往自认无需确定的身份认同，但事实上国家民族的深层次认同仍然牢固地扎根于当代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的精神领域。〔33〕这也恰恰是欧洲主导文化观念能够以多样形式重新兴起的肥沃土壤与源头根基。
现代的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仍然需要边界，而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基础上组建的欧盟，却奉行宪法爱国主义和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这使不断扩张、容纳越来越多异文化的欧盟内部认同越来越艰难，新的、难以融合的“超多样性”已经给欧洲的未来投下了巨大阴霾。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超国家和反种族的民主实验，欧盟具有独立地位的自由公民领域在事实上逐渐变得脆弱和令人担忧。在新一波难民潮中不断涌来的中东穆斯林移民族群特有的民族、宗教特质，也以越来越强势和有争议的方式给欧洲核心原生族群的集体精神认同带来巨大挑战。欧洲持续的移民化、伊斯兰化以及由此激起的民众逆反心理，是近些年来欧美新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的民意背景，也是各国中右翼政党吸收主导文化主张并主动调整移民文化政策的原因之一。但就目前而言，欧洲各国政党政治博弈的激烈性和复杂性，不仅使实行三十多年的左翼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受到更多的争议和质疑，也使新兴的主导文化移民政策的未来同样充满了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注释：
式中θ为尺度效应的指数因子。流域面积的比值则定义为指数参数。Gupta and Waymire[16]和Smith[9]的研究中表明，在单元尺度的假设下，水文参数第k阶的统计矩为
〔1〕理论上，建立在族类群体基础上的“多种族国家”(polyethnic states)不同于在民族群体基础上的“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 states)，后者与过去自治领土上的共有文化相关联，前者则多是移民累积效应的结果。〔加拿大〕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杨立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3-33页。
〔2〕 C. Joppke, “The Retreat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Liberal State: Theory and Polic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4 (2), pp.237-257.
空间句法经常涉及的研究方法有：凸空间分析、轴线分析、线段分析以及视域分析等[4].视域分析法利用无限细分的方格网将空间结构转译为视域模型用以考察各元素之间的数学关系，从人的视域出发更加准确地解读空间结构中人的本身感知.在视域分析图中，各网格元素的形态变量值通过颜色的冷暖加以表示.
〔3〕夏瑛：《差异政治、少数群体权利与多元文化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期。
定义1 由m×n个数aij(i=1,2,…,m;j=1,2,…,n)排成的m行n列的数表，并用大写黑体字母表示，记作
〔4〕这种“政治正确”的形成与泛滥，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导致对白人异性恋男性的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并将其指控为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恐同主义者和仇外主义者等。Daniel Guerriere, “Multiculturalism: American Success, Liberal Education, or Political Correctness”,Modern Age, 43(2), p.178.
〔22〕 引自Jeffrey C. Alexander, “Struggling Over the Mode of Incorporation: Backlash Against Multiculturalism in Europ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013 (4).
〔5〕姜亚洲、黄志成：《论多元文化主义的衰退及其教育意义》，《比较教育研究》2015年第5期。
基于这种认识，一直深耕地方的法国国民阵线提出如“原生文化”传统或“根基文化”传统的概念，要求保护、更新那些传统的地方性节日庆典集市活动如狂欢节、啤酒节、葡萄酒节等等，以塑造坚实的原生自然文化秩序。〔27〕德国基民盟籍内政部长德梅齐埃在公开发表的德意志主导十点纲要里，也着重提及了国歌、国旗、国庆节、世界杯、勃兰登堡门甚至狂欢节、土语方言和握手问候等社会习俗作为主导文化象征的重要性。〔28〕近年来，面对欧洲穆斯林族群要求德国巴伐利亚州停止举办慕尼黑啤酒节等知名节日庆典活动、尊重穆斯林移民风俗的请愿，主政当地的基社盟就此指出，巴伐利亚要永远保持为巴伐利亚，不会取消具有基督教传统的节日也不会引入伊斯兰节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乡土主导文化更多地为右翼文化保守主义政党所主张，并往往是对欧洲穆斯林族群对公共空间进行伊斯兰宗教诉求表达的一种政治文化层面上的反击。
〔7〕例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1)就曾谈到“重塑英国”和建立“多元黑色”的新意识，而哈贝马斯则极力推广宪法爱国主义。Yasemin Soysal, “Towards a Postnational Model of Membership”, in: Gershon Shafir (ed.), The Citizenship Debates: A Reader,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p.189-220.
〔16〕柴宝勇指出，这是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在面对内部并不平等的宗教时面临的棘手问题。参柴宝勇：《上帝与凯撒之争：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宗教观述评》，《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5期。
〔9〕“Trouble at the Top”, in: U.S.News & World Report, 17. 06. 1970, p.39.
〔10〕Christian Joppke, Is Multiculturalism Dead? Crisis and Persistence in the Constitutional State, Wiley, 2017; Rachel Nuwer, “How Western civilization could collapse?”, 18. 04. 2017, http://www.bbc.com/future/story/20170418-how-western-civilisation-could-collapse.
〔11〕以罗尔斯、德沃金为代表的“New 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和以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为代表的“Neo-Liberalism”(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国内学界往往都被翻译为“新自由主义”，但二者实际上是有着截然不同主张和要求的思想流派，且本来分属政治哲学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学科语境。李小科：《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兼谈对 New Liberalism 和 Neo-Liberalism 的翻译》，《复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12〕Bassam Tibi, Europa ohne Identitāt? Die Krise der multikulturellen Gesellschaft, München: Bertelsmann, 1998。
〔13〕米歇尔·霍伊(Michael W. Hughey)区分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认为前者倾向于在普遍性文化框架即主流文化中容忍少数族群的文化，后者不仅关注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还更强调各族群的差异权利以及多种文化融入一个共同体内的均等性。Michael W. Hughey (ed.), New Tribalism: the Resurgence of Race and Ethnicity, London: Macmillan, 1998, p.7.
〔14〕对此，历史学家保罗·诺尔特(Paul Nolte)则在著作《世代改革：超越失灵的共和国》里提出了“市民主导文化”(bürgerliche Leitkultur)理念。Paul Nolte, Generation Reform. Jenseits der blockierten Republik, München: C. H. Beck, 2004.
〔15〕例如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报告显示，对国家和宗教谁更优先的问题，81%的英国穆斯林首先认同宗教优先。“Türkische Migranten hoffen auf muslimische Mehrheit”, in Welt, 17. 08. 2012, retrieved 23. 08. 2012; Jocelyne Cesari, Why the West Fears Islam: An Exploration of Musli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Appendix 13: Data on Religios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Muslim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12年调查显示，72%的德国土耳其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是唯一正信。Liljeberg Research International, Deutsch-Türkische Lebens und Wertewelten 2012, July/August 2012, p. 67. 2013年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对德国穆斯林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试者认为伊斯兰教法比国家法律更重要。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s widely spread”, http://www.wzb.eu/en/press-release/islamic-fundamentalism-is-widely-spread.
〔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82页。
〔17〕Dietmar Dath, “Deutschstunde bei Botho Strauβ”,faz, 07.10.2015.
〔18〕“Adopt our values or stay away, says Blair”, Telegraph, 09.12.2006.
〔19〕《法兰西共和国基本原则是什么？》http://www.vie-publique.fr/decouverte-institutions/institutions/veme-republique/heritages/quels-sont-principes-fondamentaux-republique-francaise.html。
将雷达反射率分解为n=2的非对称分量,从图5可以看出在14日06时45分的内雨带(蓝色方框标记)处在台风中心西南侧,随着时间的移动,到14日07时30分的时候内雨带到了台风中心的正南部。也可以看出内雨带的发展运动过程中,始终和正的n=2的雷达反射率分量对应,这和Corbosiero et al.(2006)提出的内雨带中比较强的对流的特征被n=2的雷达反射率分量所捕捉到的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用n=2的雷达反射率分量代表内雨带,来和波活动进行对比分析。
〔20〕 CSU, Chancen für alle! In Freiheit und Verantwortung gemeinsam Zukunft gestalten, 28.09.2007.
〔21〕John J. Gumperz,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7.这一点是欧美民主国家的普遍共识，例如澳大利亚在1987年就颁布了《国家语言政策》，实行“全民英语”的语言教育战略，以期能建立在族群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国家意识。曹迪：《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的语言教育战略评析》，《民族教育研究》2015年第4期。
据有关数据统计，住院期间的母乳喂养率较高，出院后则大幅下降。出生后6个月内的纯母乳喂养率仅为20.8%。产褥期会出现多种母乳喂养的问题，导致产妇对母乳喂养信心不足，甚至停止母乳喂养。
〔23〕Alan France, “Youth Culture and Citizenship in Multicultural Britai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07 (3), pp.303-316；王璐、王向旭：《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观：英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转向》，《比较教育研究》2014年第9期。
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大雪纷飞的冬夜里，还是星光闪耀的星空下，愿你身边有爱人，手旁有酒，微微醺然，心暖而安。圣诞节快乐。
〔24〕杨洪贵：《荷兰少数族群政策初探》，《世界民族》2015年第2期。
〔25〕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and migration”, Prospect Magazine, 25. 02. 2007.
〔26〕Juan M. Delgado-Moreir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f the European Union,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0, p.95.
〔27〕Dimitri Almeida, “Cultural retaliation: the cultural policies of the ‘new’ Front Nation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7.02.07.
〔28〕苔雅·朵恩(Thea Dorn)和理查德·华格纳(Richard Wagner)试图用六十四个核心概念，概括形成德意志到德国身份认同的主导文化之内涵和要素，它们从五百年前德意志民族形成的关键历史时刻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仍然在决定着德意志的民族性及其共同体的文化根柢。Thea Dorn, Richard Wagner, Die Deutsche Seele, Albrecht Knaus, 2011；中译本，庄仲黎译：《德国文化关键词：从德意志到德国的64个核心概念》，麦田出版社，2017年。
〔29〕游斌：《民族与宗教互动的欧洲经验》，《中国民族报》2008年5月6日。
〔30〕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04, P.171.
〔31〕Ruud Koopmans, Paul Statham, Contested Citizenship, 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Europ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不但需要必备的设施，还需要企业转变管理理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势在必行，增强企业员工的信息化意识，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员工个人都十分必要。对企业来说，通过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方式，提高人力资源的管理效率，也为企业今后的信息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员工个人来说，可以提升工作技能，让员工具有归属感、荣誉感，激发竞争意识，从而能够更加积极地进行工作。
〔32〕Ipsos,Global Views on Immigration, August 2011, http://www.ipsos-na.com/download/pr.aspx?id=10883.
奥智品（OGP）是一个全球非接触式计量测试系统领域的知名供应商，其具有高新技术的产品被全球各生产领域厂商广泛应用于加工制造过程，检测产品的质量情况。目前，其产品涵盖从手动测量、全自动测量到多元传感测量系统，可以为用户提供一整套既经济又精确的解决方案，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33〕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and migration”, Prospect Magazine, 25.02.2007.
称取3.5 g金属铅(99.99%)于400 mL烧杯中，盖上表面皿，加入40 mL HNO3低温溶解，待溶解完全后移入1 0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此溶液含铅3.5 mg/mL。
作者简介：鲍永玲，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德国洪堡大学及复旦大学博士后。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7.019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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