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社会
摘 要1959年，中国心理学界就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规模空前、持续数月的学术大讨论。这场讨论不仅反映了心理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国家在科学文化领域内进行纠“左”的有力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1958年心理学批判造成的混乱思想，推动了心理学科的恢复和发展。
关键词 1959年 心理学大讨论 基本理论问题
1959年，在纠“左”的背景下，中国心理学界展开了一场学术大讨论。本文通过探讨这场大讨论的社会背景，展现其整体情况和主要观点，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这场大讨论的特点和影响。
一 心理学大讨论的社会背景
1958年7月，在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的建议下，北京师范大学率先发起了对心理学的批判运动。批判者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心理学，将其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该校心理学教师作为“资产阶级白旗”批判。 批判的火焰很快蔓延至全国心理学界。至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心理学师资较强的机构和高校，都发起了对心理学的批判。1958年8—10月，《光明日报》共刊登了宣传心理学批判的报道和文章41篇 [1,2]。正当批判处于高潮之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 “左”的错误已有所察觉，遂于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着手纠偏。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要纠正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的错误思想。此后，各地的心理学批判迅速平息。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反对浮夸，反对借口破除迷信而否认科学”[3]。
随后，科学文化领域内的“纠左”活动逐步开展起来。1958年12月28日，周恩来召集宣传、文化、教育等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到西华厅开会，要求“注意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4]。1959年1月，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多次召开会议，检查中宣部党组在1958年工作中的错误。作为心理学批判宣传主阵地的《光明日报》也作了检查，认为自己在宣传报道的过程中，犯了片面、简单化的毛病，“既未解决有关心理学的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有违于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精神”（[5]，页94—95），尤其是把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混为一谈，造成了学术讨论中不应当有的政治压力。
1.2.3 抗胃癌植物类中药的抗肿瘤机制 参考“1.2.2”项下检索到的中药品种，以其中英文名称和“抗肿瘤”“抗胃癌”“Anti-tumor”“Anti gastric cancer”等为检索词，在PubMed、中国知网、维普等数据库中组合查询2013年1月－2018年4月发表的相关文献。纳入涉及上述植物类中药或其有效成分抗胃癌作用及机制研究的相关文献，包括体外试验、动物实验等；排除综述、剂型改进、中药复方基础及临床研究等文献。共检索到抗胃癌植物类中药抗肿瘤机制的相关英文文献115篇，其中有效文献56篇；相关中文文献237篇，其中有效文献168篇。
1959年1—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认为，“1958年的学术批判……批判得过多，打击面太广，比较粗暴”（[6]，页240）。陆定一在会上指出：“教育学、心理学是要学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这和政治斗争不一样，单搞运动不行”，及“对学术思想问题……要采取百家争鸣的方法，采取学术讨论的态度”（[7]，页877）。
4月下旬，安徽师范学院教育科学教研室举行了心理学讨论会。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心理的内容，因而是一门社会科学；第二种认为，心理学应该主要研究人的高级的社会反映，因而主要是社会科学；第三种认为，心理学是介乎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交叉科学。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同样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心理学主要研究脑是如何总体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第二种认为，心理学是研究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新人心理发生、发展和培养的规律；第三种认为，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以及个性形成、发展和培养的规律[16]。
1959年3月13日，胡乔木在中南海与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心理所党委书记尚山羽、所长潘菽和副所长曹日昌谈话，对心理学批判中的一些观点，如“心理学只能采用阶级分析法”“人的心理没有共同规律，不同阶级的人具有不同的感觉”“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心理学”等，明确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说，“批判中有人提出的对心理学的要求，就不是心理学的任务……心理学不能解决阶级性的问题”，“在心理的内容中有不同的部分，如感情，但不能因此否定共同的部分和共同的规律”，“编写‘共产主义的心理学’，表面上对心理学要求很高，实际上是取消心理学”。他鼓励心理学工作者：“不能在困难问题面前退却，困难问题也就是大有希望的问题。”（[9]，页262—264）
3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相关人员向胡乔木汇报心理学工作时，他再次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他说：“人有共同的心理规律……是容易证明的：在阶级没有出现以前，人就有心理现象，将来阶级消灭之后，人还要有心理学的。”“比如感觉，若说农民闻大粪和地主闻大粪感觉不同，也是说不过去的。地主闻大粪是臭的，农民闻着也不是香的……”“研究心理学是有意义的……暂时它还带有纯理论的色彩，实用价值还不那么大。这就因为它还不发展，发展了，就有实用价值。”（[9]，页265—271）在纠“左”的社会大环境下，胡乔木的谈话更进一步地为心理学界打下了强心针，对纠正1958年心理学批判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中央纠“左”，为消除心理学界的混乱思想和低落情绪扫除了障碍。此后，为明确心理学科的相关基本理论问题，中国心理学界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学术大讨论。
二 心理学界的学术大讨论
1959年的心理学大讨论主要是围绕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1959年2月1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邀请上海心理学界的专家、教师、学生六十余人，就“心理的阶级性”“心理学的对象与任务”“心理与生理的关系”等三个问题举行讨论会，从而拉开了全国心理学学术大讨论的序幕。
关于第一个问题，上海师院周冠生、胡祖荫、洪宝林，以及华东师大马谋超和缪小春认为，不能笼统地说人的心理都有阶级性；华东师大陆士杰、张济正和谢循初则认为，阶级社会中人的心理都是有阶级性的。关于第二个问题，周冠生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的人的个性形成、发展、培养的规律以及作为全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般规律”；缪小春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主观矛盾；张济正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关于第三个问题，与会者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心理学仍应贯彻巴甫洛夫学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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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12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再次召开了由一百多名心理学工作者参加的讨论会，对此前所讨论的问题继续进行探讨。关于心理的阶级性问题，陆士杰和张济正依然认为人的心理都是有阶级性的；上海师院吴福元和李伯恭则认为，人的心理并不都具有阶级性。关于心理与生理的问题，华东师大黄耀庭认为，心理学不能离开对脑的研究；华东师大谢循初认为，心理既要研究脑的机能，也要研究客观现实的反映；华东师大左任侠认为，在运用巴甫洛夫学说解释心理现象时，必须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12]。可以看出，上海心理学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虽然存在这些分歧，但是心理学工作者们都认为，无论持什么样的观点，归根结底是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心理学的发展。正如曹日昌在《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的：“如有人着重研究意识的起源，或脑的反映活动过程，把心理学当作一种自然科学，在他的研究范围内未尝不可；但他不应忘记人类意识的发展是和社会生活分不开的，人的心理是受社会生活条件所制约的。如有人着重个性的形成或社会生活条件对人的心理的影响的研究，把心理学当作一门社会科学，在他的研究范围内也可同意。但若象有人主张的，认为心理学的任务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心理品质’‘共产主义的精神面貌’，并以阶级分析为唯一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取消心理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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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31日，中科院心理所邀请北大、北师大、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师院等有关单位的心理学工作者80余人，就“心理学的对象、任务”“心理学的阶级性问题”“心理学科的性质”“生理与心理的关系”等问题举行学术座谈会[13]。
关于“心理学的对象、任务”，中科院心理所曹日昌认为，心理学主要就是解决物质怎样思维的问题；北大王甦和北师大彭飞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人的心理的特殊规律和共同规律；中科院心理所刘世熠认为，心理学应侧重于研究反映过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陈元晖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所区别。
关于“心理的阶级性”，大部分与会者不同意“人的心理都是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曹日昌认为，心理现象并不都受到阶级影响；北师大朱智贤认为，虽然人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并不能以此推论出心理都有阶级性；彭飞和陈元晖认为，阶级分析法并非心理学唯一的研究方法，实验法、观察法等也都需要肯定。
关于“心理学科的性质”，大部分与会者不同意“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的观点。曹日昌、王甦、龙叔修等认为，心理学应该是一门介乎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跨界科学”或“边缘科学”[13]。彭飞和朱智贤认为，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不宜急于下定论。
关于“生理与心理的关系”，大部分与会者认为，心理学研究生理机制是完全必要的。彭飞和朱智贤认为，对心理的社会因素的研究同样不容忽视[13]。
究其原因：一是民居的植物文化与聚落的植物文化、园林景观植物文化与植物本身存在难以界定的客观因素；二是国内学术研究较为分散的主观因素，植物文化多作为研究主题的一部分进行介绍。
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中科院心理所曹日昌、曹传咏和陈大柔等人认为，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意识的起源、发生、发展和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及其规律”；北师大陈帼眉，北京师院孙经灏、崔莉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胡寄南认为，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研究“人的心理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规律”[14]。
1959年5月11—15日，北师大、中科院心理所、北大、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师院、河北北京师院等六个单位联合举办心理学学术讨论会。参会的有知名心理学家潘菽、周先庚、唐钺、郭一岑、曹日昌、朱智贤等，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工作者200多人。经过5天的讨论，参会者大都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具有共同规律”[14]。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北师大郭一岑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北师大章志光认为，心理学是偏重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曹日昌认为，心理学是偏重于自然科学的中间科学；潘菽认为，心理学是不偏不倚的中间科学。
6月中旬，内蒙古教育学会和内蒙古师范学院联合召集内蒙古精神病院、内蒙古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呼和浩特市第一、二师范学校等单位共30余人举行心理学学术讨论会。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内蒙古师院马耳、张慕蕴等人认为，心理学应研究心理形式；内蒙古师院侯秉礼、黄德超等人认为，心理学应主要研究心理内容。关于“心理学的科学性质”，马耳等人认为，心理学是自然科学；黄德超等人认为，心理学是偏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内蒙古师院韩文彬等人认为，心理学是不偏不倚的中间科学；内蒙古师院李屏西等人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大部分与会者都认同观察法和实验法是心理学的基本方法。但有人认为，实验法只能研究简单的心理现象；也有人认为，阶级分析虽然是一种原则，但有时也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关于“心理的阶级性”，与会者都认为心理在阶级社会是有阶级性的，但对于心理学是否有阶级性，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马耳等人认为，心理学没有阶级性；乌嫩等人认为，心理学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党性[20]。
西南师范学院于1959年3月举行了心理学学术讨论会。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心理的阶级性”，一些教师认为，人的心理内容是有阶级性的，但是心理过程没有阶级性，心理学是一门偏向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不过，很多学生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有阶级性的，心理学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教授张清津认为，决定人的心理的是社会关系，因此，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助教张学辛认为，心理学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心理学就是心理学[15]。
中央高层里对纠正心理学批判起直接推动作用的是胡乔木。1958年9月—1959年3月，他先后三次向心理学工作者阐明自己对心理学批判不认同的态度，并鼓励他们继续开展相关教学研究工作。1958年9月，他通过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向心理研究所副所长曹日昌传达了自己关于心理学应研究人脑如何工作的意见。他说：“心理学要开拓一个新局面……机械学研究脑子作用的电模拟是否是心理学范围？……如果机械可以按人的想法行动，那就超过生理过程，而进入心理学范围，这种东西给心理学一种新的光线。”（[8]，页38）当时，心理学批判正开展得轰轰烈烈，批判者认为，通过研究人脑的机制来研究心理学是将心理学“生物学化”，而胡乔木却鼓励心理学界开展脑模拟研究，委婉地表达了对批判的不认同。他的这些个人意见虽没有降低心理学批判的热度，但促使心理所开始着手进行脑模拟研究的准备工作。
智能变电站通过电流、电压控制技术，采用GIS控制设备和先进的传感器，充分结合计算机技术的网络监控系统。利用传统的光纤端口保护装置以及回路装置，实现信息传输，智能变电站主要系统组成是站控层、设备层以及间隔层，这些主要部分都是采用不同技术设备来承担着变电过程中需要的信息收集和设备连接以及电能输配。
4月下旬，西安地区心理学工作者共40余人，在西安师院举行了三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动型有无阶级性”的问题上争论最为激烈。一部分人认为，在阶级斗争中实践所形成的某些动型必然带有阶级性。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动型只是一种没有阶级性的生理现象。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动型是没有阶级性的，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动型是有阶级性的[17]。
“东西”最初用来表示方位，是因为一开始人类社会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接触到的是自然界中最简单的事物，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后来社会发展一些了，人们开始计算了某个范围的距离，于是“东西”就用来表示一段距离。再后来社会再发展，出现了繁华的“东京”和“西京”，人们常去两个地方买货物。从语言的经济原则来看，人们在选取词语时都有求简心理，所以人们不说“去东京买”或“去西京买”，而说“买东”和“买西”，再后来直接说“买东西”，于是衍生出了“东西”新的义项，那就是“货物”。
5月4—10日，江苏心理学界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关于“心理学的对象”，与会者一致反对“通过研究大脑的活动来研究意识”，认为这样有可能导致心理学的抽象化和生物学化。关于“心理的阶级性”。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人的心理既有阶级性，也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少数人认为，人的心理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规律；还有少数人认为，人的心理只有自然性，没有社会性和阶级性（[18]，页117）。关于“学科性质”，出现了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心理学是一门“中间学科”；第二种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第三种认为，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精神现象，因而称之为思维科学”比较合适。这种观点得到了包括主张“中间科学”的与会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19]。
6月5—6日，湖北省科协和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联合召集武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哲学系、武汉体育学院、武汉教育行政学院等单位的心理学工作者举行学术讨论会。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大部分人认为是研究人的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少数人认为是研究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受客观现实制约的意识反映。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少数人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大多数人认为心理学是以社会科学为主的交叉科学；另一些人认为心理学是不偏不倚辩证统一的交叉科学。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与会者一致认为阶级分析只能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或原则，不是一种研究方法；实验法也并非万能需要配合其他方法综合运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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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曹日昌和曹传咏认为，实验法是一种主要的方法；陈帼眉认为，实验法必须与其他方法配合起来，才能揭示心理活动的规律。此外，她和华南师院陈汉标还认为，在心理学研究中，阶级分析是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方法；陈元晖认为，在儿童心理学领域不能运用阶级分析[14]。《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对北京的心理学讨论会作了相关报道，并约请部分参会学者将他们的观点撰写成文，潘菽、曹日昌、朱智贤、彭飞等纷纷应约撰文投稿。《人民日报》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发表了4篇相关的报道和文章。《光明日报》更是及时关注全国各地心理学讨论的情况，3—8月，共刊载了16篇相关的报道和文章。这两家中央党报的宣传报道，有力地推进了全国心理学界的大讨论。
6月14日，湖南省心理学会在湖南省科协召开学术讨论会。来自湖南师范学院、长沙师专、湖南一师、长沙女师和湖南省教育学会的心理学界代表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关于“心理学的对象”，湖南师院杨继本等大多数人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人在社会实践中客观存在在脑中的主观反映；湖南师院彭祖智等人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湖南师院陈代玮等人认为，心理学应研究意识的起源发生发展和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及其规律；湖南师院刘绍莲等人认为，心理学既要研究人脑的机制，也要研究社会存在。关于“心理的阶级性和共同规律”，湖南师院卢曲元和陈代玮认为，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有阶级性，没有共同规律；杨继本、彭祖智等人认为，人的心理既有阶级性，也有共同规律。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湖南师院廖德爱等大多数人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杨继本认为，心理学应该是一门“思维科学”或“精神科学”的特殊科学[20]。
受所能调研到的资料限制，以上所述是1959年心理学大讨论的部分情况。可以看出，以胡乔木的讲话为契机，各地心理学界在上半年集中进行了学术讨论，其规模、热度、持续时间都是空前的。这场学术大讨论正是“双百”方针在心理学领域的有力体现。
6月15—18日，黑龙江教育学会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联合召开了由来自全省各地60余名心理学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心理学学术讨论会。关于“心理学的对象”，大多数人认为心理学既要研究心理过程，也要研究心理内容和个性。但是哈尔滨师院龚浩然等人认为，心理学只应该研究心理过程；哈尔滨师院肖楸等人认为，心理学应该首先研究人的心理内容，然后才能研究心理过程。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哈尔滨师院刘慎年和李彰等人认为，心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哈尔滨师院李秀和郭予忍认为，心理学是偏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关于“心理和生理的关系”，出现了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必须联系研究高级神经活动过程来研究心理现象；第二种认为，对人脑的研究只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部分；第三种认为，心理的生理机制问题必须由生理学和心理学共同研究解决[20]。
宋明理学包含两大流派——“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这两大流派代表人物的观点中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学生难以区分，因此教师可提供以下几则材料帮助学生分析理解“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异同。
道路等级对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在高等级道路中，标志牌和标线的设置复杂多样，而低等级道路标线和标志牌的设置较为简洁。对于交通标志和护栏等安全设施，市政快速路和高速公路设置基本一致，均需设置指路标志、预告标志、限速、限重和限高等禁令标志，而低等级道路差别较大，不同等级道路由于功能和交通参与者不一样，需要设置的标志和护栏也不尽相同；交通标线因市政道路随着等级的不同差别较大，公路除了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其他基本一致。
三 心理学大讨论的特点和意义
与1958年心理学大批判相比，1959年心理学大讨论是没有“左”倾思想干扰的、符合学术精神的争鸣。从讨论内容和产生的影响来看，学界在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1958年批判造成的混乱思想，促进了心理学科的恢复与发展。
1. 达成的共识和存在的分歧
通过大讨论，心理学界在“人的心理的共同性和阶级性”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大部分人都认为，并非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心理学既要研究具有阶级性的心理规律，也要研究全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上，大部分人认为，不能对所有的心理现象都运用阶级分析。而在1958年心理学批判中被全盘否定的“实验法”则被大部分人认可为心理学研究方法之一。
心理学界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上，并大致分成三派：第一派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过程，或以研究心理过程为主，因而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或是偏向于自然科学的中间科学；第二派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个性，或以研究人的个性为主，因而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是偏向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第三派认为，心理学偏向任何一面都有可能导致对另一面的忽视，因而是不偏不倚的中间科学。
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同心理学单位的工作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同。比如，中科院心理所等偏重于科研的机构更倾向通过研究生理机制来解释心理活动的规律，而师范院校的心理学单位则要兼顾教学，并负有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责任，因而更倾向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研究人的心理。针对这种情况，中科院心理所吴江霖曾撰文建议：“各地区各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单位可按设备、人力的不同而进行一些偏于社会方面或自然方面的研究。但在进行偏于社会方面的研究时必须同时注意心理的生理机制的研究，在进行偏于自然方面的研究时也必须同时注意社会因素对心理的制约作用的研究。”[25]
其次，心理学工作者的专长领域不同。心理学领域存在多门分支学科，如劳动心理学、工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等，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侧重点各异。教育心理学一般重点研究社会活动的制约作用。而医学心理学往往重点研究人脑的活动机制。曹日昌认为，学界内存在不同的研究方向是正常并值得鼓励的现象：“一部分心理学者着重它（心理活动）的基本过程……另一部分心理学家着重人的意识活动的特殊表现……这两部分心理学者如各照自己的看法进行深入的研究，获得丰富的成果，就可能形成不同的学派。”[26]
第三，不同年龄段群体在成长背景上存在差异。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普遍很早即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更倾向于从阶级分析和社会存在的角度来看待心理学。而年长的心理学工作者早期接受的是西方心理学教育，认为不能将心理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如在西南师院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资深教师们普遍或直接或委婉地表达了“不是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有阶级性”的观点；然而大多数学生则明确表示，“心理的实质就是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一切心理现象都是有阶级性的，连心理过程也是如此”[15]。
目前高校的评价机制基本上是单向的由上对下的评价，或者说是评价主体同时扮演运动员和裁判员的两种角色。在肯定这种传统的评价机制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要合理地加入教学质量的直接受益者——学生，参与到评价中来。尽管学生的评价有局限性，但毕竟是“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其评价的客观性不能小觑。
北京心理学界分别于1959年3月和5月召开了2次心理学学术讨论会。当时北京心理学界的整体学术力量居于全国领先的地位，因而这两次讨论会无论是规模、学术水平还是影响力，都更具权威性。
2. “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了1958年的心理学批判
在大讨论中，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如何评价1958年心理学批判的问题。许多心理学工作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心有余悸，有所保留。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记述了1959年3月北京心理学座谈会的情况：“北师大一位被批判过的教授，在3月间的座谈会上委婉地说：去年的批判运动是适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是‘出自革命实践的要求’。另一位受过批判的负有行政领导责任的党员教授讲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套话：‘批判的方向是正确的，无可置疑的’，‘成绩是主要的’，有缺点，但这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29]，页91—92）但是，很多心理学者依然巧妙地以“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的方式，委婉地指出了批判的错误。
比如，曹日昌在《心理学界的论争》一文的开头写道：“去年八月，心理学界开展了一次学术批判运动……对于消除心理学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学术思想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文中便再无肯定批判运动的语句。该文还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脑的活动规律与心理学关系”“实验、测量、分析、统计”等曾遭到集中批判的心理学内容。该文最后引用周恩来总理的话：“我们相信，经过科学上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不要很久，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一定能够进入一个昌盛的时代，并且获得伟大的成就。”[26]从而对1958年的批判进行了实质上的否定。
潘菽和陈大柔在《十年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一文中这样描述1958年心理学批判：“这次运动主要是检查解放以来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揭露和批判解放以来心理学中忽视从人的社会实质方面去理解心理活动等错误倾向……对这种错误的揭发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还必须继续开展下去。”但是作者并没有探讨如何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而是写道：“不少心理学工作者在批判运动中还有把这些学术性问题与资产阶级思想问题混淆起来的倾向，因此，在中国心理学界引起了一些一时的思想上的混乱。目前，中国心理学界正在开展对这些学术问题的证明讨论，以求取得比较接近、比较适当的看法，以利于心理学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针对批判运动全盘否定西方心理学的做法，文中指出：“心理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应努力打破一切局限性，善于吸收科学上已有的新成就。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心理学中的积极成果也要批判地吸收，以武装自己。”[27]
章志光在《再谈心理学底对象与性质》中写道：“去年教学改革运动……对于心理学教学中由于教师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与方法所造成的错误与缺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应该说，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者又写道：“不仅要坚决反对生物学化的倾向，强调人的心理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同时也应该注意防止另外一种倾向的产生，这就是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社会性做简单化的理解，以及否定或贬低巴甫洛夫学说对于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对批判者将心理学斥为“生理决定论”的反驳。文章还对批判者主张的“心理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提出了异议，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机能是在整个生物的发展过程中所进化出来的，是一种“对于各个阶级一视同仁”的工具[10]。
朱智贤在《关于人的心理的阶级性问题》一文中写道：“在心理学学术批判中，正确地强调了阶级意识对人的心理的重大影响，这无论对于心理学的理论或实践上，都具有着无比的重大意义。”该文随即写道：“在心理学批判中，由于种种原因，在心理学的阶级性问题的解决上，也存在着粗糙和简单化的倾向。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对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进行比较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讨论，以期逐步得到明确的解决，应当认为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该文认为， “企图片面地夸大阶级意识在人的意识中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有些人只承认心理的阶级规律，而绝对否认心理的一般规律……都是属于‘左’的庸俗化的错误”。文章更进一步指出，“心理学不是阶级性的科学，因而象有人提出的要把心理学建立成为阶级科学的‘无产阶级心理学’的说法，显然也是不妥当的”[21]。
张厚粲在《谈关于心理学的对象问题》一文中写道：“1958年下半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通过这次学术批判运动，肃清了心理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确立了心理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对于促进我国心理学的迅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该文随即写道：“在这次批判运动中，有些人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提出了很多崭新的、阶级观点鲜明的心理学定义，如‘心理学是研究共产主义新人心理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的科学’……事实上，这样一些狭隘、片面的看法，根本没有概括心理学研究中的全部问题，不能够作为心理学的科学定义。”该文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批判运动中，有些人只看到了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在研究人脑方面的不足一面，就在反对生物学化的口号下，根本否定了它在心理学中的积极作用，放弃了对于人脑活动的研究，而只抽象地探讨心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其结果只有两条：不是使心理学倒退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内省学派的老路，就是从社会学化方面取消心理学，这二者都是我们坚决不能表示同意的。”[22]
以上几位心理学者都在1958年遭到过集中批判，他们虽然都在文章中用寥寥数语肯定了1958年心理学批判的“正确性”和“积极意义”，但是文章的主要内容，都或委婉、或直接地指出了批判的谬误之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完全否定心理学批判是不现实的，以这样一种“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的方式来评价，确实是一种符合时宜的做法。
3. 使心理学学术讨论重回正轨
1959年心理学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1958年心理学批判的混乱思想。一些曾经的批判者也通过大讨论改变了自己在批判运动中的观点。如北京师范大学陈帼眉等，在批判期间撰写了极具代表性的批判文章。1958年8月15日，《光明日报》以一整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她们的《必须彻底肃清心理学教学中散布的毒素！》一文。文章对北师大心理学教学中的“回避阶级分析”“强调研究人所共有的心理”等资产阶级方向进行了批判，认为“脱离阶级分析法就不能科学地揭露人的一切心理现象的本质”[23]。在参加了1959年3月的北京心理学学术讨论会之后，她撰写了《对心理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的几点看法》一文，认为，“不同阶级也是具有共同的心理规律的”，“阶级分析不能代替心理学的方法”[30]。可以看出，心理学界整体上对于1958年批判是不认同的，这也是1959年大讨论能在“心理的阶级性”等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场大讨论没有受到阶级斗争观念的过多干扰，参加讨论的各方摆事实，讲道理，不扣帽子，不搞攻击。心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惠风和畅的学术讨论。在1959年5月的北京心理学讨论会上，心理学家唐钺作了题为《中国的心理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发言，颇能代表当时心理学工作者的心声。他说，去年8、9月间，心理学界“争得头破血流”，“一提心理这个词，立刻就有人说你是超阶级思想”。批判者“头脑不冷静……犯了逻辑上的错误”，甚至出现“以人废言”的情况。这种情况今年没有再出现了，心理学工作者们“不会受到限制，不会受批判了”，“实验也可以做了，生理基础也可以讲了，可以放心工作了，不要在心里嘀咕了。这是很好的，嘀咕着做不好工作”（[29]，页93—94）。
3.2.2 燥热便秘证 主症：①大便干结；②排便困难、甚至便秘不通。兼症：①面赤身热；②腹胀或痛；③口干口臭；④口舌生疮；⑤小便短赤。舌脉指纹：①舌质红；②苔黄燥；③脉滑实，指纹紫滞。
澳大利亚《F-10体育与健康国家课程标准》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习和运动过程中运用创造性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引导学生自主设计运动游戏，包括通过自主设计和修改规则促进公平竞争，培养学生敢于创造的勇气和能够创造的能力。我国目前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在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方面还有所欠缺，建议加强对于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与此同时，糖果行业也在不断升级，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利用高科技实现融合，糖果中开始加入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活性物质等。低糖、无糖型糖果开始投入市场。
1959年心理学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1958年心理学批判造成的混乱思想，使学术讨论重回正轨。笔者对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学术刊物——《心理学报》上刊载的文章数量进行了统计。1956年，《心理学报》创刊，全年共出版1期，刊载文章10篇；1957年，全年共出版1期，刊载文章9篇；1958年，全年共出版1期，刊载文章10篇；1959年，全年共出版6期，刊载文章的数量也猛增到70篇。可以看出，经过1959年学术大讨论，心理学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广大心理学工作者备受鼓舞，摆脱了思想包袱，着手推进各项科研教学工作。在随后的几年里，心理学界延续了这种讨论模式，中国心理学也进入了一段短暂发展的时期。
致谢本文成稿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熊卫民教授。笔者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正是共和国心理学批判的历史。熊教授的访谈文章《自主与干预——心理学科在中国》给予了笔者极大的启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线索，是笔者研究的缘起之一。在此，向熊教授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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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Discussion on the Basic Theories of Discipline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Circle in 1959
FANG Zheng
Abstract： In 1959, the Chinese psychologists launched an unprecedented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discipline, which lasted for several months. This discussion not only reflected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itself, but also reflected the country’s efforts to correct “Left”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cul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leared up the confused thoughts caused by psychological criticism in 1958, and promoted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Keywords： 1959, great discussion on psychology,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中图分类号 N092： B84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2-16
作者简介：方正，1983年生，安徽安庆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生，安徽建筑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批判史。Email： fangz@mail.ustc.edu.cn。
标签：心理学论文; 心理论文; 阶级性论文; 学界论文; 师院论文; 《科学文化评论》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论文; 安徽建筑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