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特定情境诱发的道德情绪与后续的道德干预行为关系密切；而面对不同人际身份的违规者，当事人的道德情绪感受可能差异较大。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探究不同道德情境中道德情绪和道德干预倾向之间的关系，以及违规者人际身份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相比不道德程度低的情境，在不道德程度高的情境中被试感受到更多内疚、羞耻和愤怒等道德情绪。（2）人际身份不同，被试体验到的情绪水平不同。当违规者是家人而非生疏的人时，被试体验到更多的内疚、羞耻和愤怒情绪。（3）人际身份调节高低不道德情境下羞耻和道德干预倾向之间的关系，以及低不道德情境下内疚和道德干预倾向之间的关系。羞耻和内疚正向预测道德违规者为家人时个体的道德干预倾向，羞耻、内疚程度越高，道德干预倾向越强。结论：不同道德情境和人际身份会影响个体的道德情绪体验，人际身份在道德情绪与道德干预倾向之间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道德情绪；道德干预倾向；道德情境；人际身份
1 引言
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张琨,方平,姜媛,于悦,欧阳恒磊,2014; 周详,杨治良,郝雁丽,2007）。道德情绪作为人类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调节道德标准和道德决策、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Tangney,Stuewig, & Mashek,2007）。道德情绪包含内疚、羞耻、愤怒、自豪等众多情绪，其中内疚和羞耻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内疚是指由于个体违反了社会规则或自己行为对他人造成了想象或实质性的伤害而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羞耻是指当个体认为自己不够好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指向自我评价的负性情绪体验（Miceli & Castelfranchia,2018）。内疚和羞耻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是自我意识的情绪，蕴含着自我反省和自我评估；都是负性的情绪体验（Lewis,1995; Miceli & Castelfranchia,2018; Tangney et al.,2007）。同时，两者之间也存在差异：羞耻聚焦于“不应该做什么”，内疚聚焦于“应该做什么”。与内疚相比，羞耻被赋予更多消极的评价，经常被认为是“丑陋”的，是一种反社会性情绪，会导致退缩行为。而内疚被认为是道德的和亲社会的情绪（Tangney et al.,2007; 施承孙,钱铭,1999; 张琨等,2014），会促进亲社会行为。此外，愤怒也是个体在遭到外界挫折和侵害时最容易体验到的情绪（李忠臣 等,2018）。通常认为愤怒是一种消极情绪，会导致攻击和敌对行为。愤怒情绪下的个体利他行为倾向显著低于其他情绪下的个体（孙珂,2017），对道德判断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康慧,2016）。也有研究发现愤怒可引发亲社会行为或补偿行为（Doorn,Zeelenberg, & Breugelmans,2014;殷融,张菲菲,王元元,许志红,2017），可以激发道德勇气，促进干预行为（Halmburger,Baumert, & Schmitt,2015）。
通常人们会因自己伤害到他人感到内疚，或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感到羞耻。但研究者发现人们也会因为他人的行为感受到相似的情绪，比如人们会因回想起他人的不当行为而感到内疚或羞耻，这种情绪被称为替代性情绪（Miceli et al.,2018）。以往研究表明，人们会因亲近的人的不道德行为而引发道德情绪（Lickel,Schmader,Curtis,Scarnier & Ames,2005），与违规者的身体距离或心理距离越近，与违规者有直接联系或间接联系的个体感受到的道德情绪更强烈。与生疏的违规者相比，个体对熟悉的违规者感受到更多的道德情绪（Chen et al.,2016;Eskine,Novreske, & Richards,2013）。因此人际身份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个体的道德情绪体验差异。此外，暴露在不同道德情境中的道德事件会引发个体不同的道德判断（郑睦凡,赵俊华,2013）。个体所涉及道德违规的严重程度不同，相应的情感体验也不同（Powell & Horne,2017 ）。道德违规越严重，个体的道德体验可能越深刻，情绪唤起也会更强烈。因此，本研究试图了解在不同道德情境中，对于不同人际身份的违规者，个体体验到的内疚、羞耻和愤怒等道德情绪的差异，并探究违规者人际身份在个体道德情绪与道德干预倾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按照单位铝产量核算的能量平衡式：W=W理+W热损。W理是用于铝电解本身的电能，W热损是电解槽的热量损失。铝电解槽散热情况见图1、图2，500 kA铝电解槽热平衡情况见表1，铝电解过程电能消耗分配见表2。
基于以上综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1）被试在不同道德情境中感受到不同的道德情绪。在不道德程度高的情境中被试感受到更多的内疚、羞耻和愤怒。（2）相比生疏的违规者，当违规者人际身份为家人时，被试体验到更多的内疚、羞耻和愤怒，且与道德干预倾向的相关更高。（3）在不同道德情境中，人际身份在道德情绪和道德干预倾向之间均起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上海两所大学大一至大三的学生共230人进行团体施测。其中女生157人，男生71人，性别信息缺失2人。
2.2 研究工具
2.2.1 道德情境材料
设置高低两种道德情境来区分行为的不道德程度。低不道德情境的文字材料改编自Chen等人（2016）的研究资料，高不道德情境的文字材料为自编。随机选取28名大学生对材料进行了不道德程度的7级计分（1=最不道德，7=最道德），其中低不道德情境分数为2.68（1.28）；高不道德情境分数为1.39（0.57）。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两种情境差异显著（t=6.28，p<0.001）。
2.2.2 道德情绪
采用情境情绪测量，让被试通过阅读事先准备好的情境材料启动自身的情绪体验，随后对情绪（焦虑、愤怒、内疚、尴尬、羞耻）的体验程度进行评定。采用自编量表，量表题目为“如果你没有采取行动阻止你的家人，你会有什么感受，有多强烈？”本研究选取内疚、羞耻、愤怒三种情绪，其他情绪作为填充项。采用7级计分（1=完全没有，7=非常强烈）。
2.2.3 道德干预倾向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道德情境中人际身份确实会影响个体的道德情绪体验和道德干预倾向。与生疏的人相比，当道德违规者为家人时，个体的道德情绪反应更强烈。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Miceli et al.,2018; 张琨等，2014）。以往研究表明羞耻会导致退缩行为（高学德,2013）；另有研究表明个体感到羞耻时，既可能做出自我防卫行为，也可以产生亲社会行为（Gausel,Vignoles, & Leach,2015）。本研究结果显示羞耻并不一定导致个体的退缩与回避行为，而是可能引发道德行为。虽然总体来说个体在道德违规者为家人时感受到的情绪更强烈，但愤怒情绪却相反；在高不道德情境中，个体因生疏的人的不道德行为感受到的愤怒更强烈。对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愤怒作为指向他人的情绪，面对家人违规时这种愤怒会因血缘人伦关系而弱化；若家人为长辈，则长辈身份的威严与中国文化中的“尊老”也会弱化愤怒反应。
2.3 实验程序
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分析人际身份在道德情绪和道德干预倾向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低不道德情境下内疚的人际身份调节效应显著（β=0.44,p<0.05），图1表明内疚正向预测道德违规者为家人时个体的道德干预倾向，内疚程度越高，道德干预倾向越强（β=0.40,p<0.05）；道德违规者为生疏的人时，内疚程度不能预测道德干预倾向（β=0.08,p>0.05）。
2.4 数据分析
采用道德情境（高不道德、低不道德）×人际身份（家人、生疏的人）的实验设计，前者为被试内变量，后者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内疚、羞耻和愤怒。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道德情境的主效应显著，F（1，228）=85.97，p<0.01，η2=0.53，总体来说，与低不道德情境相比，被试在高不道德情境中感受到的情绪更强烈。人际身份的主效应显著，F（1，228）=25.27，p<0.01，η2=0.25，即与生疏的人相比，当人际身份为家人时，被试感受到的情绪更强烈。道德情境与人际身份的交互作用显著，F（1，228）=2.99，p<0.05，η2=0.38。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愤怒情绪受人际身份和不道德情境的交互影响：在高不道德情境中，被试因生疏的人的违规行为感受到的愤怒显著高于家人；在低不道德情境中，被试对不同身份违规者感受到的愤怒情绪无差异。
监理单位的总监理工程师或者是监理工程师应该定期的主持协调会的召开，以便于统一各单位的步调，对施工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决策。在会议召开之前应该明确会议的主要目的，会议中决策的内容应该对参与的各方有约束的作用。参与会议的各方单位或者人员，都应该对施工中的问题进行协商，一起讨论出解决方案，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采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用一般线性模型中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析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用回归分析及process插件分析人际身份的调节作用。
低不道德情境下羞耻的人际身份调节效应显著（β=0.21,p<0.05），图2表明羞耻正向预测道德违规者为家人时个体的道德干预倾向，羞耻程度越高，道德干预倾向越强（β=0.35,p<0.05）；道德违规者为生疏的人时，羞耻程度不能预测道德干预倾向（β=0.75,p>0.05）。
3.2 人际身份的调节作用
道德情境为组内变量，所有被试均接受两种不道德情境的实验处理；人际身份为组间变量，一半被试接受“家人”实验处理，一半接受“生疏的人”实验处理。首先请被试想象一个家人，或者认识但生疏的人，写出他们的年龄，身高等信息以使该人物的形象更鲜明，接着呈现一个高（低）不道德情境，测量被试的情绪，随后测量道德干预倾向。对两种不道德情境做顺序平衡处理。
表1 不同道德情境与人际身份下的情绪得分M（SD）
注：H为高不道德情境，L为低不道德情境
生疏的人 家人H L H L内疚 3.95（1.97） 3.33（1.84） 5.47（1.54） 4.74（1.82）羞耻 4.92（1.79） 3.59（1.69） 5.75（1.35） 4.52（1.96）愤怒 5.55（1.60） 3.66（1.73） 5.04（1.60） 3.71（1.79）
表2 道德违规者为家人时相关分析
注：左下角为高不道德情境，右上角为低不道德情境*p＜0.05;**P＜0.01
内疚 羞耻 愤怒 干预倾向1内疚 1 0.63* 0.49** 0.35**2羞耻 0.59** 1 0.60** 0.34**3愤怒 0.36** 0.59** 1 0.19*4干预倾向 0.14 0.33** 0.18 1
表3 道德违规者为生疏的人时相关分析
注：左下角为高不道德情境，右上角为低不道德情境*p＜0.05;**P＜0.01
内疚 羞耻 愤怒 干预倾向1内疚 1 0.63** 0.50** 0.08 2羞耻 0.59** 1 0.55** 0.08 3愤怒 0.32** 0.43** 1 0.03 4干预倾向 0.06 -0.06 -0.02 1
从表2、表3可以看出，内疚、羞耻和愤怒这三种情绪呈中等以上相关。当人际身份为家人时，高不道德情境下羞耻与干预倾向显著正相关；低不道德情境下内疚、羞耻和愤怒与干预倾向显著正相关。当人际身份为生疏的人时，高低不道德情境下三种情绪均与道德干预倾向无显著相关。
对不道德行为的评估除了具体事件，也与个体的道德同一性和人格特质有关。愤怒可以独立于既定伤害被感知到的道德违规事件引发（Landmann & Hess,2017）。在同样的负性情绪中，有些人可能感受到的是羞耻，而有些人更容易感到内疚。这种个体差异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未来研究应将人格特质考虑进去。人际身份对道德情绪和道德干预倾向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探讨，与家人相比，个体对生疏的人的道德违规行为感受到更多的愤怒，这一研究结果需要重复验证。考虑到中国文化背景下辈分的独特作用，未来研究可将辈分从人际身份中分离出来进行研究。
高不道德情境下羞耻的人际身份调节效应显著（β=0.27,p<0.01），图3表明羞耻正向预测道德违规者为家人时个体的道德干预倾向，羞耻程度越高，道德干预倾向越强（β=0.39,p<0.05）；道德违规者为生疏的人时，羞耻程度不能预测道德干预倾向（β=-0.05,p>0.05）。
4 讨论
本研究中道德干预（moral intervention）是指对他人不道德行为的阻止。改编自Halmburger等人（2015）的研究，仅有一题，包含5个选项。量表通过翻译-回译，并由两名发展心理学教授评估后确定。在不同情境中，为配合故事情节选项略有不同。在低不道德情境中，选项“我不会干涉”代表程度最低的干预强度，其他选项按干预强度递增排列，依次为：“我会问这个人找零是不是多了”，“我会提醒这个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会强烈要求这个人把钱还回去”“我会拿走这个人手中的找零，并交给收银员。”在高不道德情境中，选项“我不会干涉”代表程度最低的干预强度，其他选项按干预强度递增排列，依次为：“我会问这个人确定钱是他/她的吗”，“我会提醒这个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会强烈要求这个人把钱还回去”，“我会拿走这个人手中的钱，并交给老奶奶”。
道德情绪与道德干预倾向之间的关系因违规者人际身份不同而不同。人际身份在道德情绪与道德干预倾向之间起调节作用。家人违规时，在不同的道德情境中唤起的羞耻情绪越多，越倾向于干预；在低不道德情境中唤起的内疚情绪越多，越倾向于干预。这可以用人际关系理论来解释。我们通常与家人的接触时间更长，也更亲密。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更倾向于“互倚式自我 ”（interdependent self）（Markus & Kitayama,1991；杨宜音,1999）。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人情”与血缘关系也强调了家人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翟学伟,1993），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离中心自我越近，关系越亲密，情感依附也越强（费孝通,2013；袁晓劲,郭斯萍,2017）。家人与自我的联系更强，自我卷入程度也越高，因家人道德违规感受到的道德情绪更能预测相应的干预倾向。
图1 低不道德情境下内疚与道德干预倾向的关系：人际身份调节效应
图2 低不道德情境下羞耻与道德干预倾向的关系：人际身份的调节效应
图3 高不道德情境下羞耻与道德干预倾向的关系：人际身份的调节效应
成锐要求公司应向其支付十三薪、住房补贴和特种工津贴，但其未就公司应向其支付上述款项提交证据，公司对此亦不认可，成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成锐相关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5 结论
（1）在不道德程度高的情境中被试感受到更多的内疚、羞耻和愤怒。（2）当违规者是家人而非生疏的人时，被试体验到更多的内疚、羞耻和愤怒。（3）人际身份可以调节高低两种不道德情境下羞耻和道德干预倾向之间的关系，以及低不道德情境下内疚和道德干预倾向之间的关系。羞耻和内疚正向预测道德违规者为家人时个体的道德干预倾向，羞耻、内疚程度越高，道德干预倾向越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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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Emotion and Intervention Tendenc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Moral Situation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Status
YANG Huijuan,TIAN Chunyan,LI D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e moral emotions induced by specific situ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bsequent moral intervention,while they can vary quite largely among the offenders with different interpersonal identities.This study uses college students as subjec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motion and moral intervention tendency in different moral situations,and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status in the relationship.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ed with low immoral situations,the participants had more moral feelings such as guilt,shame and anger in high immoral situations; (2) different interpersonal status lead to different emotional levels in participants.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more guilt,shame and anger when the offender was a family member rather than someone that was not acquainted; (3) interpersonal status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me and moral intervention tendency in both high and low immoral situation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ilt and moral intervention tendency in low immoral situations.When the offender was a family member,shame and guilt could predict positively the moral intervention tendency.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shame and guilt,the higher the tendency of moral intervention.Conclusion: Different moral situ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tatus can affect the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 moral emotion,and the interpersonal status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moral emotion and moral intervention tendency.
Key words: moral emotion; tendency of moral interventional; moral situation; interpersonal status
[心理学通讯,2019,2(2): 109-115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9014]
杨慧娟，2013—2017年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心理系，获学士学位。2017年至今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研究方向为社会性发展。
*通信作者：
李丹
一是深化预算编制改革。采用零基预算方式编制部门预算，摒弃传统的基数法，以当年财力为资金分配基础，以当年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分配依据，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二是不断强化预算约束。预算编制、执行等全过程使用财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并与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对接，实现预算编制刚性约束。三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部门预算、综合预算等管理制度，完成年度部门预算公开，切实提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公开性；调整区本级部门预算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认真做好2018年预算编制要求的经济分类改革工作，确保政府预算和部门预算严格对应、有效衔接。
lidan501@163.com
由表6可知，1 kW的烘干功率不够，水分未完全蒸干，组织结构未紧缩；2 kW下水分烘干差不多，但质构还未重整，更紧缩；而4 kW功率太大，烘干太快，质构变化太大，容易烘干不均匀，导致局部太干；在烘干功率为3 kW的条件下适宜，且凤尾鱼片口感较好，色泽保持得很好。
1.3 园林绿化企业的档案管理，具备比较特殊的动态性。由于园林绿化企业的施工对象，是各个片区的树木花木等，这些动态的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往往也会面临着各种特殊的状况，不同的特殊状况对植物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有些植物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出现病死或者是虫害等状况，需要进行及时的养护或者更换。园林绿化企业的管理与施工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园林绿化的档案也应该随时进行补充，这是企业在档案管理过程里面面对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Dan,lidan501@163.com
[Psychological Communications,2019,2(2): 109-115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9014]
基金来源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本研究无利益冲突。
知情同意
所有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标签：道德论文; 情境论文; 羞耻论文; 不道德论文; 情绪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心理过程与心理状态论文; 《心理学通讯》2019年第2期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