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青年运动席卷西方社会，引起了理论家深刻反思。英国伯明翰学派运用社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青年运动背后的文化景观进行了深入研究。伯明翰学派综合借鉴美国芝加哥学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从意识形态视角分析了社会整体文化结构下的两种青年亚文化，阐述了其所处地位、表现风格和对抗逻辑。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为我们认识青年文化和理解战后英国的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 父辈文化； 支配文化； 风格特征； 对抗策略
20世纪60年代席卷西方社会的青年运动极大地撼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并由此催生了对青年的有关研究。青年研究关注的最重要主题是：青年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意味着什么？在这一主题下，理论家们围绕着青年运动爆发的社会根源、价值诉求、运动进程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在相关研究中，伯明翰学派展现了其研究样态的独特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滋养下，伯明翰学派着力探讨青年生活方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试图以此把握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总体变迁及其性质。这一研究为我们从文化视角理解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意义地图”。
一、双重关系结构中的青年亚文化及其风格特征
在社会学研究中，亚文化是在与主导文化相对应的基础上出现的，指的是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居于从属、次生、边缘地位的文化。在特征上，亚文化意味着怪异另类、特立独行、反主流，因而呈现出一种与主流文化体系截然不同的反差。尽管根据英国亚文化研究者安迪·班尼特的分析，早在19世纪亚文化研究已现端倪，在当时，英国慈善家亨利·梅休对伦敦贫困人口的研究成果被认为间接地构成了亚文化理论的雏形[1]4，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是精英主义的，作为小众和边缘的亚文化群体是一群始终被忽视的群体。准确说来，亚文化研究是伴随着现代大都市的发展以及文化研究的大众转向而兴起的。现代大都市在发展中容纳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社会问题和文化生态系统，青年亚文化便是其中颇为重要的文化子系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以“民族志”考察为研究方法，对美国大城市里的青年“越轨”行为进行研究，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探究“越轨”行为产生的根源，开启了亚文化研究。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给予伯明翰学派重要启发，使其将青年研究与大众文化研究相结合，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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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明翰学派看来，青年亚文化是与社会生活模式、意义结构、阶级关系、文化群落、文化领导权等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青年亚文化是青年群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独特生活方式、经验和观念的具体文化呈现。伯明翰学派将文化设定为基于特定社会物质生产方式而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模式，一种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被建构和塑造的意义结构。这种关于文化的理解继承了早期新左派理论家威廉斯等人的理论成果，即认为文化是记录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种种持续变迁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概念。社会个体和群落的生活模式始终是立足于整体社会制度和关系结构之中的，而文化体系的设定也只有在社会文化结构当中才得以完成。因此，青年亚文化作为文化子系统就构成了对社会生活模式的具体反映，并通过各种关系模式的呈现组成一幅体验和理解关系形态的“意义地图”。其次，青年亚文化是与特定阶级关系结构相对应的文化结构形态。按照对阶级关系的理解，由于生产资料、权力地位和财富占有的不同，社会成员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和阶级。在文化权力结构中，也存在不同的文化群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系统。当某种文化子系统依附于更大的文化系统时，就产生了“亚文化-父辈文化”的结构形态。青年亚文化就表现出上述结构形态，它与家庭文化、社区文化等父辈文化既共享着某些文化要素如共同的环境体验，又具有独特的、属于青年群体的文化特征如差异性的消费理念和社会欲望等。再次，青年亚文化在社会整体的文化结构中处于受支配地位，需要在“亚文化—支配文化”关系中去理解。在这种关系下，社会文化结构形态既存在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文化系统，也存在从属和受支配地位的亚文化系统。拥有文化霸权的支配文化迫使从属和受支配的亚文化系统“用其所规定的措辞来体验自身”[2]81，形成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支配文化功能。最后，青年亚文化处于“从属文化—父辈文化”和“亚文化—支配文化”双重接合的关系结构中，这种双重接合结构并不影响亚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对社会生活形成映射，也不影响青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和支配文化的对立与抗争，因而内在地蕴含着抵抗的文化意指。
在上述关系结构中来观察青年亚文化的风格，伯明翰学派发现青年亚文化群体表现出与父辈文化和支配文化截然不同的另类、偏激特征。1968年斯图亚特·霍尔通过对嬉皮士进行研究发现，嬉皮士的风格表现出明显的先锋派和反主流特征[3]106。其一，嬉皮士通过创造口号和短语来形成一种隐语表达，比如嬉皮士喊出“调转方向，解放自己，退出体制”，其分别表达的是调整到另一种生活方式，邀请嬉皮士使用引起幻觉的药物，拒绝以工作、权势、地位和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其试图表达的是与现行社会规制格格不入的态度和对主流价值加以抗拒的姿态。其二，嬉皮士认可和装扮贫穷，因而在服装穿戴上刻意打扮成稀奇古怪和又脏又破的样子。其三，嬉皮士认同印第安人的文化、服装和精神，用毛织布、响铃、念珠、头巾和鹿皮靴将自己打扮得远离现实社会。进入70年代后，伯明翰学派在对英国青年亚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风格特征。譬如，接近于无业游民地位的“泰迪男孩”喜欢借用上流阶层贵族纨绔子弟所穿戴的“爱德华七世时代”服装风格来掩盖他们对于地位和侮辱的极端敏感，并通过愤世嫉俗的摇滚乐表达其“衣冠楚楚无处去”的失意生活体验；摩登族在风格上则表现出对“行头”的讲究，他们喜好穿着剪裁修身的意大利西服，游离于城市夜总会之间，表达对枯燥、无前途的工作的不满和向上爬的愿望；光头党和足球流氓则喜欢粗犷的打扮，他们用平头、吊带裤、宽松牛仔裤、条纹衬衫以及油光锃亮的大头鞋来展现其风格，被认为是对工人阶级风格的再创造[4]71。为了表现自己的男子汉和粗犷风格，光头党将精力投入到足球比赛中，通过制造球场暴力来寻求生活刺激，因而光头党大多数变成足球流氓；朋克青年偏好将各种不同的风格夸张地拼接，以五颜六色的头发，黑皮夹克和塑料或橡皮裤子，再搭各种尖头皮鞋或橡胶底帆布鞋，形成夺人眼球的装扮。朋克青年在音乐上混杂黑人青年的雷鬼乐和流行的摇滚乐，以更加尖锐反主流的朋克音乐表达无政府主义的生活理念[5]105。总而言之，这些亚文化青年群落有的出身于工人阶级，有的出身于中产阶级，他们共同的价值是用稀奇古怪的生活方式，对社会主导的文化价值系统表达强烈的不满情绪和对抗意志。他们用各种想象的方式来解决所面临的各种生活困境，建构他们对困境的独特体验[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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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双重压制与对抗方式
第三，作为从属于工人阶级文化的青年亚文化，在父辈文化建构的文化架构中面临着共同与差异并存的阶级体验。在父辈文化所建构的关于街道、休闲、邻里关系的文化架构中，青年亚文化群体面临着一些父辈文化群体曾经面临的困境——失业、接受低水平教育、劳动过于程式化带来的枯燥乏味、没有前途的工作、工资低下、专业技能欠缺……一句话，“阶级将青年人定位在一种特殊的物质和文化氛围以及各种独特的关系和经验当中。这些要素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架构，青年人通过它们来理解困境。”[2]125尽管要看到，由于社会的迅速变迁导致青年与父辈在生活和文化体验中存在“代际差异”，青年人对教育、工作、消费、休闲都存在与父辈迥异的认知体验，在生活方式上也明显不同，比如更重视消费，注重休闲，追求上进，希望过理想的中产阶级生活，等等。然而对于自身所面临的阶级境遇，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继承了父辈文化所传递的“协商与斗争”策略，并在这种策略下“以想象的方式‘解决’在具体物质层面依然未能解决的难题”[2]124。
第一，二战后英国的社会变迁对工人阶级文化关系结构造成了严重冲击。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在整个地区和行业的现代化重组中，工人阶级不得不面临各种困难处境：技能落后、薪水低微、行业淘汰，工人阶级的职业文化受到冲击，传统的邻里关系结构被打破，甚至连家庭关系也被搅乱，出现各种分歧。不过这一切的阶级文化消解被整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文化所掩盖，主导文化所宣扬的社会整体繁荣和丰裕神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文化形成了全面压制，造就了在“真实阶级关系”和“想象社会关系”间的巨大落差。
2.1 古树名木的树种构成 王屋镇共有11科13属94株古树名木(表1)，分别是豆科(槐属、皂荚属2种)、漆树科(黄连木属1种)、柏科(柏属、圆柏属2种)、壳斗科(栎属3种)、松科(松属1种)、榆科(朴树属1种)、胡桃科(胡桃属1种)、红豆杉科(红豆杉属1种)、七叶树科(七叶树属1种)、桑科(桑属1种)、银杏科(银杏属1种)。
伯明翰学派首先从社会文化结构关系中考察了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以阶级关系为切入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同时处于这样的关系结构中：它既是受社会主导文化支配的亚文化，又是作为受支配的工人阶级文化的从属文化。
洪峰过境的48小时时间里，党员队伍冲锋在前，战斗在前，灾区处处可见鲜红的党旗随风飘舞。丽江供电局组织8支党员突击队赶赴灾区，迅速行动，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巡视。
第四，在父辈文化和支配文化为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铸造的文化结构形态中，他们借用并改写了与父辈文化和支配文化的商谈和抗争方式，通过赋予物品完全不同于支配文化所赋予的全新符号意指，以“重赋新意”的方式创造了独特的风格，仪式化地表达对支配文化的抗争。伯明翰学派归纳了四种青年亚文化群体“重赋新意”的方式。第一种是转变既定意义，将某个意义系统所代表的物品应用于青年亚文化系统中，使原来的符号意指变成另一种符号意指。比如嬉皮士将印第安人的响铃、鹿皮靴等物件装扮到自己身上，以表达对现实社会进行隔离的消极避世倾向。第二种是添加新的意义，指对原属某一社会群体创造和使用的物品进行改造，以添加新的意义。这种方式的代表是泰迪男孩。他们将中产阶级上流纨绔子弟所嗜好的“爱德华七世时代”服装套穿在自己身上，借以表达自己“衣冠楚楚却无处可去”的愤懑和对几近无业流民生活境遇的不满。第三种是在极端的夸张中呈现新的意义，是通过对某种既定的意义进行极端的强化、夸张或隔离，从而改变其原有含义，构筑新的意义。摩登族是这种方式的典型。他们对穿着的考究近乎病态地迷恋，永远显得整洁舒适，时髦贴身，通过这样的强化和夸张将原有的服装所呈现的舒适优雅的意指改变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渴望过理想舒适生活之间的鸿沟这样的意指。第四种是创造暗语，即是说创造只有某一群体才能解密的暗语来赋予特定的意义。
总而言之，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在上述文化结构中受到双重支配，它既被迫服从于在社会总体中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文化，又不得不想办法挣脱工人阶级父辈文化的束缚与压制。面对双重压制困境，青年亚文化采取了比父辈文化更为激烈的抗争方式，以全然不同的意指赋予方式来表达不妥协的生活态度，抒发其欲望和追求。
在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伯明翰学派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将青年亚文化置于“从属文化—父辈文化”和“亚文化—支配文化”双重接合的关系结构中，集中讨论了两种类型的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和中产阶级的青年亚文化。伯明翰学派力图解释：由阶级文化为参照的社会文化结构如何影响和塑造了青年亚文化？青年亚文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独特的文化体验？以及青年亚文化对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文化的抵抗性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在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中，伯明翰学派从意识形态角度对青年亚文化进行了深刻分析。
第二，作为从属性文化形态的工人阶级文化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导文化始终保持协商与对抗的关系，坚持不懈地从主导文化那里夺取空间。工人阶级通过争取集体谈判权、工会团体化和组织化、最低工资保障谈判、占领工厂等一系列“保留剧目”进行对抗，回应主导文化的权威与压制。在伯明翰学派看来，这一协商与对抗的过程为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各类工人阶级亚文化群赢得了双重空间。从物理空间来看，街道、房屋、街角商店、酒吧和公园等构成了工人阶级群体共享的空间结构，形成了强烈的本地归属感和领地意识。从社会空间来看，亲戚、朋友、工友和邻里关系被尽可能地维持，那种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观念和素来的文化传统被保留。这种双重空间结构为工人阶级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也对工人阶级青年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双重连接”。比如，靠近街道、社区和商店的当地学校，一方面教育了几代工人阶级的孩子，铸造了玩伴、友谊、爱情、婚姻等多重关系，具有强烈的本地空间特性；另一方面它又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息息相关，其纪律规章、知识传授、选拔机制都表明了它对本地经验的排斥和对社会主导文化的尊崇与贴近。因此，这又构成了青年亚文化对父辈文化和支配文化的双重体认。
三、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的结构形态与抗争策略
运用分析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方法，伯明翰学派继续讨论了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对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的分析依然需要从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革新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文化的冲击出发。伯明翰学派研究发现，战后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结构的变革重组，一些新行业要么在旧行业基础上兴起，要么在社会生产结构的重新组合中涌现。伴随着新行业的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也不断增加。这些新阶层既拥有引领新技术的动力，也具备管理运营新行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因而成为战后社会大众消费需求的最主要提供者。伯明翰学派将这些新阶层冠以“有机知识分子”称谓，以表明他们是潮流的引领者，是现代中产阶级的有机组成。随着生产关系的变迁和消费物品的极大丰富，新的价值观念如注重消费、物质至上、享乐主义、追求愉悦刺激、寻求自我解放等也应运而生，一种与现代社会关系相对称的“丰裕意识形态”形成。由此对传统中产阶级文化造成了激烈冲击，使其整体生活方式遭到侵蚀。消费被不断翻新，物质需求欲望被不断发掘，享受生活的理念被不断强调，作为主导文化的中产阶级文化几乎难以维持其保守传统的伦理规范。中产阶级文化宣扬的勤奋工作、重视家庭、节制欲望的观念被日渐冷落，中产阶级文化的守护者不得不拼命坚持。
在作为主导文化的中产阶级文化内部，断裂的发生首先来自中产阶级青年。因为中产阶级青年对消费社会关系最为适应，自50年代开始针对青年群体的消费供给被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而青年群体也是购买力最强的一群人。青年群体在丰富的消费中极其自然地接受了“丰裕意识形态”。他们信奉物质享乐主义、释放消费激情、追求感官愉悦，与中产阶级父辈文化截然对立。中产阶级青年所信奉的这些价值观被占支配地位的中产阶级父辈文化视为对主导文化的威胁，而青年的行为及其信奉的价值则被视为文化上的反叛。于是中产阶级的青年亚文化自然而然地表达了对父辈文化的不服从，并产生了文化抗争。因此，正像霍尔等人所指出的，“这个时期出现的中产阶级青年反主流文化……必然首先与其所属的‘父辈’中产阶级文化有关。”[2]153
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所处的文化关系结构不同，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被定位于这样一种文化结构形态中：它仍旧从属于中产阶级的父辈文化，但却属于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文化的一部分。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对主导文化的反抗属于“主导文化内部的决裂”[2]162，其外在表现形式为反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中所从属的父辈文化表达强烈的疏离态度。中产阶级青年感受到社会依附和建构制度对他们的束缚，主导文化引导他们恪守中产阶级一贯秉持的传统价值观念——注重事业、注重家庭、勇于承担、抑制欲望，等等，要用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精神规约自我。对于中产阶级青年来讲，这无异于对他们进行意识形态控制与收编，用家庭、教育、媒体等带有支配权性质的文化机制来制造思想认同和文化依附。于是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率先将反抗的目标对准了他们所从属同时又支配他们的中产阶级父辈文化[2]152，试图探索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制度以取代父辈文化强加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系统，“努力阐明自己对于主导性价值观和制度的反抗”[4]138。通过风格、服装、态度和音乐，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从两个方面表达了反抗态度。一种是通过毒品、神秘主义以及生活方式的革命进入一种乌托邦式的另类文化，另一种是通过公社行动、抗议行动和自由放纵主义进入一种更具行动主义特征的社会政治斗争中。
在文化反抗中，中产阶级青年群体的反主流文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主流文化群体，而是一种弥散的、个人化的文化抗争形态。二是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界限，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完全不愿工作。在他们看来，生活的本质就是游戏，就是休闲与享乐。三是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试图探索可以替代主导文化的另类模式，并由此形成了乌托邦式的疏离文化。四是疏离文化使得中产阶级青年从所在聚居区大批迁离，以逃避控制。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就此以种种离经叛道风格表达了对主流文化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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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7-25
作者简介：陈金山(1986—)，男，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编辑：刘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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