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体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的关系结构，对维系个体日常生活至关重要，是对正式社会制度的重要补充。传统社区内部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不但增加了个体现代生活的风险，同时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挑战。在“互联网+”背景下，个体具有在虚拟社区建立关系网络的强倾向性，基层政府顺应时代发展进行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尤其是以电子政务方式创新介入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及其在虚拟社区的互动，能够促进社区关系网络的重建。H市B社区通过以传统社区空间为载体构建虚拟社区，有机链接“真实”与“虚拟”，再借由“虚拟”构建“真实”，有效促进了城市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为基层社会治理走出困境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解释框架。
关键词：“互联网+”； 社区； 社会关系网络
一、现代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
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中稀缺资源得以配置的一种模式或格局，在这种模式或格局下，个体能够利用自身拥有的社会关系动员和获取社会资源，达成目标或获得收益[1]。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关系及血缘、亲缘的强调使得社会关系网络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尤其重要，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个体都需要各种维度的社会关系支持。除却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强调协调以及互惠合作在社区成员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并以此为载体普及共同的价值观念、规范、信任和认同等也是现代社区建设与发展的理想愿景之一。为实现社区建设及社会治理目标，政府需要从体制建设与政策改革等方面给予社区成长和发展的空间与制度保障，但社区的行为主体即社区成员通过自身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行为角色建设以实现社区性回归对社会建设同样重要[2]。
然而现实情况则是，与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相对的是当前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脱离社区、关系嵌入资源匮乏且不能有效回归社区，进而缺乏对社区自身价值规范的建构及认同。随着社会转型以及市场化逐步深入发展，中国城市社会原来最重要的生活及工作共同体“单位”逐渐走向功能性终结，不再具有“办社会”的功能，而是成为一个单纯的经济生产和管理的组织，单位人原来对单位组织的强依附被打破，被强制力量甩进城市社区，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也由原来的“国家—单位—个人”转变为“国家—社区—个人”[3]。但是，此后的社区建设并没有很好地承载原有单位体制下的社会联结功能，社区资源并不足以支持或促进个体目标的实现而更多只是承载了物理居住功能，个体更多从社区之外来获取情感的交流与资源的满足，社区居民归属感不足，导致社区建设空壳化，社区成员在社会交往、情感归属、社会资源等方面都在实质上脱离了社区，个体呈现出“原子化”状态。个体被社会转型的大环境甩出，由于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孤独、无序互动、道德解组以及社会失范等社会危机。
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社会的个体是一种“被删减的制度化的个体化”所导致的“原子化”：没有早期的个性化历史，而更多是一种缺乏“解放政治”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空虚的“生活政治”。从风险社会视角进行分析，这种“被删减的制度化的个体化”表现为“从个体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来选择风险生产和风险规避的路径”[4]。在原子化状态下，个体成为风险的唯一承担主体，倘若个体抉择失败，由于缺乏中间组织的介质，社会将直接抽离，出现贝克意义上的“组织化的不负责任”。更严峻和残酷的则是，个体将直面政府和社会“组织化的权力”，导致个体出现“精神上的孤独无助”“思想行为上的混乱”以及“个体之间缺乏积极的、建设性的集体行动的资源和能力”[5]。个体后现代式的碎片化生存状态使得“共同意义”难以实现，公共需求的“公共性”越来越“弱”，一致性公共服务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公民个体对服务提供方式及提供渠道具有强烈的个体偏好，传统公共服务“一刀切”供给方式已经不再具有适用性[6]。政府单向度地提供一般化的大众公共服务产品已经无法满足公民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公民转而以自我为中心向政府提出公共服务需求并评判公共服务质量。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状态及个体生存生活状态也使得政府面临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一方面，政府缺少有效的手段感知公民个体的个性化需求，也难以甄别这种需求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真实性；另一方面，政府由于自身局限性也难以高效优质地回应个体、群体以及地区的公共服务需求。
二、“互联网+”背景下虚拟社区关系网络的构建及延伸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交往媒介的进步往往也会引起社会关系的震荡和重构，互联网信息技术也在不断改变、型塑人类社会交往结构和交往模式，在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载体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内部同样存在关系网络的构建。与传统社区的熟人关系网络不同，虚拟社区关系网络的构建具有自身的特点：虚拟社区连接的是彼此陌生的个体，相对真实社区的互动具有隐秘性以及由于身体不在场所形成的便捷性、跨时空等特性，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乃至不同语言的个体以互联网技术为平台形成了特殊的关系网络[7]。个体在虚拟社区的交往及互动受既定社会角色的影响和相关社会利益的压力较小，现实身份的壁垒被打破，彼此之间的对话呈现出多元化、匿名化及平等化的特征，自我表达的深度和广度通常超过其在现实社区的表达。由此，虚拟社区对个体而言具有建立关系网络的优势。
说到这儿，周老相公就拍拍屁股站起身了，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都什么时辰了，夜饭都好吃了，还在这里乱扯蛋，儿子孙子都扯出来了。
虚拟社区中社会关系的革命和重构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影响：借由互联网技术所形成的线上互动关系和传统现实社会的线下互动关系之间并非一种完全的相互排斥，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互相补充，即以互联网技术为存在前提的虚拟社区对物理社区具有补充性，二者不是简单重复，也并非完全替代。第一，虚拟社区的产生意味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社区概念带来了新的意涵，网络空间的参与能够创造其他社区，拓展了个体的社区参与形式，这些社区与物理社区同样对人类生活具有重要价值；第二，以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存在前提的虚拟社区加深了社区成员共享经验的深度，由于虚拟社区的特性，诸多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边缘化的群体能够在互联网上找到表达的空间，产生共同的社区体验，形成了网络共同体；第三，互联网技术能够更加轻松地营造共享信息和社区呼声，虚拟社区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助行为有利于促进知识传播、生产和生活效率提高，是一种“维持社会关系的技术、媒体和引擎”。总体而言，虚拟社区的场域特性能够使个体处于一个全新的空间之中，“虚拟”影响“现实”，为新形式的社会化、新的生活方式形成以及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形成于虚拟社区的关系网络对真实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虚拟社区关系网络有可能会对现实社会关系网络产生冲击。某种程度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会对社会资本起阻碍和降低作用，“是导致孤立的社会技术”，个体用于虚拟社区的时间越来越多，甚至呈现出沉溺于虚拟社区的个体状态，“虚拟”冲击甚至会取代“真实”，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参与、个体互动都受到干扰，而基于此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难以构建。但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也使得个体能够有更多方式、方法获取帕特南所强调的多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包括邻里和家庭关系，自发性的市民、社会和宗教组织以及政治动员，进而弥补其真实社会关系网络的不足及原子化状态的生存及生活焦虑。
洱海流域散生木树种有云南松、栎类、华山松、桉类和其他阔叶树等18个树种(组)，碳储量22828 t，单株平均碳储量14.67 kg，基于年净生长量计算的年碳储量764 t。
单纯强调虚拟社区关系网络对真实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或消解都具有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将虚拟与真实相结合方能更好地了解“虚拟”与“真实”，并尝试在双向把握的基础上实现二者功能的有机结合。互联网社会的崛起使得个体之间去身份化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具备了可能性，Web3.0下的平台应用理念使虚拟与现实相连，尤其是“SNS”社交平台的运用和社交模式的发展，实现了社会网络的无界限拓展，信息化连接成为个体在信息社会中的生存及生活方式。现有研究表明，如果虚拟社区是以现实的社群为基础，或者当这些虚拟社区能培养出共同的兴趣，那么诸如网络、规范和信任等将得到加强，社会资本和公民的参与将会增加，个体间的在线互动与社会资本的指标如普遍信任之间呈正相关。这种无界限的联系使得原本缺乏话语权的相对弱势的公民个体能够通过信息技术以“弱连接”的方式发展为群体，不但促进了其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同时也强化了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以及依赖感。
三、“互联网+”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根据虚拟社区的特征及“社区通”的实际运作，以真实社区叠加虚拟社区的“社区通”具有相对地域性及相对现实性的特点。第一，“社区通”以地域性为存在前提，具有“相对地域性”。“社区通”的“相对地域性”来自互联网的“跨地域性”以及其所依附社区的“地域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地理位置对个体的限制，个体可以超越物理空间，依据其兴趣、需要、价值观念、文化等“自发地”形成相应的虚拟社区。但与此同时，“社区通”与其居住的现实社区具有强关联性，区别于其他虚拟社区的相对悬空状态而具有相对现实性：“社区通”的用户来源具有显著地域性，与现实生活社区相关，这是其成为“社区通”用户的基础条件；“社区通”内部的讨论主题同样具有显著地域性，由于本社区居民是主要的用户群，用户具有相同的话语体系、共同的社区文化及关注问题，讨论主题基本上与社区真实生活密切相关；“社区通”的治理主体具有地域性，主要涉及当地社区居民以及当地社区管理主体，依托“社区通”，社区得以建立了“居民提出议题—居委会筛选—议题发布广泛讨论—形成可操作议题—筛选转为议案—投票表决—转为公约”的操作链，自下而上提出议题、形成公约，推进了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以及自我监督。第二，“社区通”具有相对现实性，由于其“相对地域性”，“社区通”与一般虚拟社区相比更具有真实感。首先，由“社区通”牵头的线下活动容易开展。通常网民开展活动的最大障碍是物理和语言距离，“社区通”不存在这个问题，用户群依托于真实社区，彼此之间的物理距离、文化障碍、语言障碍较少；其次，“社区通”讨论的话题具有更强的现实相关性。“社区通”话题讨论大部分围绕所依附社区的人和物展开，对生活在社区里的居民来说，话题讨论内容更具直观性。再次，“社区通”的用户之间容易建立关系网络，有效利用“社区通”的特性及功能能够推进线下社区活动的开展，虚拟社区构建的关系网络得以延伸到现实世界，促进了真实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
H市B区“社区通”是为社区提供以居委、村委为主导的社区治理云平台，居委、村委都能够入驻社区通云平台，并开通自己所辖社区云空间，获得社区自治、邻里社交、社区服务等三大类服务，是一个能够为居民提供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社区自治及社区服务平台。“社区通”以基层治理需求为导向设置了诸多板块，如社区公告、党建园地、办事指南、议事厅、左邻右舍、警民直通车、家庭医生、物业之窗、业委连线、公共法律服务、邻里交流、社区服务等，同时还专门设置了专注于收集民生信息的“B区大调研”板块，以及针对农村特点专门开设的“村务公开”及“乡愁乡音”板块，尝试全面把握社区内部的民生信息，从而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支持。在已经开设的板块里，“左邻右舍”“邻里交流”等板块直接指向关系网络的构建。“社区通”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将真实社区与虚拟社区相结合，以居住空间为载体的加入“社区通”APP形成的虚拟社区，每个小区都设置相应的二维码，居民、村民通过微信扫码进行实名认证即可成为注册用户。此外，通过对居民进行数字化教育以及介绍宣传“社区通”将大家聚集起来本身就是一种对社区关系网络的构建。
H市B区“社区通”的产生及应用与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与要求密切相关。第一，在“互联网+”背景下，网络生活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区成员的互动轨迹包括互动时间、互动空间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第二，由于个体化以及原子化，生活的自主化、多元化以及私密性成为个体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传统的“敲百家门”及“走楼串巷”等基层工作方式的适用性下降，无法获得原有效果。第三，由于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单向性，基层政社关系处于相对封闭状态，“门难敲开、群难进入”，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热情及工作业绩长期处于隐形状态，大部分群众“不知情”“不领情”，既造成了实际服务效果不足，同时也导致基层干部工作动力不足。随着“社区通”的应用，这样的双方无效沟通的情形正在逐渐改变，依托“社区通”，居村党组织得以传递党的声音，彰显组织力量，及时有效地回应群众需求，确保群众随时随地“看得见、找得到、叫得应”，社区里，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的心声在网上交织融会并促进了线下互动的开展，逐渐从“你和我”变成“我们”，打破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及界限。
四、“社区通”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基于虚拟社区的社区关系网络的重建
社区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叠加互联网信息化技术的浪潮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提出挑战，我国政府也适时提出了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及“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实践，信息化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嵌入关系国计民生的各个行业与各个部门之中。与此同时，改善、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也成为当前国家治理技术改进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由此，历史的发展使得社会治理技术的创新与互联网信息技术具有了相遇的契机，构建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体制成为迫切的需要。在全新的“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存在的状态及运行方式也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以各种智能终端、移动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通过将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政务活动进行数字化并存储于云端，使整个政府系统变为可以用数字代码来描述和分析的数据海洋，形成一种用数字方法开展政府事务的新运行机制，从而打造一种以政务数据、社会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为表现，政府机构日常办公、信息收集与发布、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政府事务都能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开展的政府存在状态和政府活动实现形式[8]。
总体而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普及和不断发展使公共管理从“维稳”式管理变成服务式管理，从维持现实秩序、强调管理流程变成强调数据管理，从事后应对性管理变成事前有针对性预防管理等。因此，大数据技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在重塑公共管理的实践范式[9]。本研究以H市B区为个案，经验资料来源于对B区“社区通”平台应用的田野调查：H市B区的“社区通”项目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而形成的一站式掌上社区治理云平台，为居民、社区、政府提供以居(村)党组织为核心、以居(村)委会为主导、以城乡居民为主，以及促进各方主体广泛参与的社区治理云服务。2017年2月以来，H市B区开始进行“社区通”使用的创新试点，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为个体权利发声提供了媒介及平台保障，使普通民众的自由表达成为可能，话语权力得以增强，通过互联网表达公共服务需求、追求公共利益成为个体获得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这有效缓解了社区社会关系网络断裂下个体原子化状态的生存及生活焦虑。而因多元化而日益复杂化的信息社会则需要政府以更为主动积极的姿态去感知和把握，获取乃至聚合各种反映公民公共服务需求的信息，真正走进公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与自我调适，实现可持续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因此，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改变、型塑人类社会交往结构和交往模式的同时，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也面临着强烈的革新需要。政府为适应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提出了电子政务的治理模式，努力尝试改善优化自身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的电子政务治理方式也绝不能只具有表面上的信息时代适应性或者成为某种“示范性”的形象工程，而应当真正成为行之有效的政府社会治理方式，更加灵活而具体。毕竟，如果政府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远离公众日常生活层面的公共事务的解决乃至成为政府的一种展示性、象征性行为，公众则必然逐渐失去对电子政务治理方式的信任和支持，使之流于形式。此外，随着公共服务的日常性转向，与公共服务相关的公共决策制定及执行的信息运用也更加分散而多元，政府的电子政务治理也必然趋向要以个体或者小规模群体为中心，而不能只停留在宏观层面。
当今社会，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也成为众多企业在市场营销战略制定中不可忽略的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既是威胁同时也是机会，关键是企业能否有效把握机会，或者把威胁转化为机会。而企业制订战略的重点在于改变企业内部因素，适应企业外部环境，而不是企图改变企业外部环境。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实性的情况下做出准确的决策。
图1 H市B区“社区通”平台构建及设置板块
五、以公共服务供给为前提的“虚拟”促进“真实”
数字政府的内涵及愿景设计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外在化，是使命落地程度的评估依据，“社区通”连接“虚拟”与“真实”的特性决定了其在连接政府电子社会治理及居民日常生活以及促进社区社会关系网络构建方面具有诸多优势。第一，“社区通”的应用促进了政社关系的改善，“社区通”这一平台由政府牵头引导，是政府主动进行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型。在当前的城市社区社会关系网络中，政社关系是引导性的关系，城市社区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的重要诱因之一即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不足使得社区提供社会资源受阻，难以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服务需求，社区居民遂倾向于放弃在社区中寻求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在内的诸多资源。同时，基层社会的治理理念尤其是电子政务治理理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停留在政府单方面的权力“展示”，并没有真正实现与社区居民的有效互动，基层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亦是断裂的。倘若作为广义上社会关系引导者的政府尚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关系网络的构建之中，那么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也并不稀奇。“社区通”是一种从单纯的政府主导性电子政务向公民日常电子政务发展的模式，展现了基层政府主动改变自身与居民互动的强烈愿望，具体入微地践行了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第二，“社区通”的应用能够促进社区居民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社区通”是基于真实社区之上具有虚拟性的社区，一方面其本身即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上预先构筑的虚拟社区，虚拟社区内成员的互动更加有序，同时将真实社区中难以实现的沟通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予以支持，比如“社区通”平台上各个互动板块的设置往往都有相应的互动主题，一开始就具有实际性导向；另一方面，“社区通”能够将通过虚拟社区的交往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延伸至真实社区，即先通过其虚拟性提供了一个社区居民线上交流的平台，其后又通过其地域性将线上交流及互动拓展延伸到线下交流及互动，社区居民得以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由于共同的社区居住空间这一个大前提，对共同社区议题的关注容易使社区居民形成较强的社区归属感及建立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
(4)石夹剖面早石炭世下石炭统的底部发育灰黑色页岩，是Hangenberg事件及其D-C生物灭绝事件在深水相的石夹水库剖面上的具体表现，推测残留海槽拉张导致的海底火山热液活动是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之一。
“社区通”的应用是政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种方式，这种创新形式凭借其自身特点及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重塑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在“社区通”这一作用发挥过程中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将“虚拟”与“真实”相连接的“社区通”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成效，其根本原因在于基层政府对于居民实际问题的解决及实际需求的回应，倘若不能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居民就没有使用这一虚拟社区的动力，“社区通”的使用也势必式微，这样不但虚拟社区自身形成的关系网络会瓦解，也不会起到促进真实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B区将“社区通”平台与基层政府的其他社会治理方式有机结合，针对居民在“社区通”上反映的问题，联合多部门建立了问题分类联动处置机制，针对咨询建议类问题，由居民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及时有效地进行回复，区职能部门给予支撑，这种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回应是保证“社区通”良好运行的根本前提。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是否真的能够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其前提是政府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而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也取决于政府能否真正把握社会治理创新的内涵并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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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9)05-0005-05
收稿日期：2019-04-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研究”(15YJC840017)
作者简介：李洁，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责任编辑文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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