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理学修身，往往被认为奠定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础。但本文通过对曾国藩手书日记的仔细分析，发现这一时期修身日课的最大特征在于对“心”的无限苛责，结果导致曾国藩在心理与身体上的极大压力并引发重病。病后，曾国藩改换了修身方式，才进入了学术与事功的新状态。同时，这一修身方式变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曾国藩个人，更开启了中国儒学传统在近代的新变化。
关键词曾国藩 手书日记 修身传统 心态史 理学与心学
问题的提出
由于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于他的评价与研究，从其生前便已经开始，并且从19世纪一直延续至今。在汉语学界，几乎每年都有与曾国藩相关的专业或者非专业的书籍出版。对于曾国藩的研究状况，综合地看，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首先，一直以来的研究，都重在咸丰二年曾国藩奉旨兴办团练之后的生涯，而较少触及他此前京官时期的生涯。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①一文中曾就曾国藩刚入北京时期的经历有过简略论述，指出他中进士后才真正进入学问世界。张宏杰著《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书，则是一个突破性的研究，利用《湘乡曾氏文献》中的账以及曾国藩日记中的数据，将曾国藩在京官时期的收支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不过，这一分析太过偏重于经济方面，而缺少对曾国藩早期心态与思想的分析。
其次，在对于曾国藩早期思想的论述中，众多研究者所强调的几乎都是相同的一点。即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之后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从此踏上了理学修身之路，为今后成为圣贤(或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打下了基础。但是，对于曾国藩是如何踏上理学修身之路，修身对他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最后坚持的理学之路与他最初接触的是否完全相同，却未见有研究者进行过细致的探讨。
再次，对于曾国藩的思想与文化方面的研究，特别关注他在中期所形成的义理、考据、文学、经济这四方面学问的分类法，以及“礼学经世”的哲学思想，或者是他的古文，以及诗学方面的成熟主张，如钱穆的研究便分为“风俗论”“礼论”“文章论”等方面，而缺少对于曾国藩是如何形成这一思想的生活史和心态史的研究。其实，思想与主张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学术思想的纯逻辑发展，而是在当事人具体的生活与心态之中形成的。
最后，一直以来对于曾国藩的研究，都重在曾国藩对于其后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例如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军事斗争史，湘军军制对此后的影响，曾国藩及其幕府集团对此后政治的影响，曾国藩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等。但是，只有不多的研究将曾国藩本身放在由近世而来的儒学传统中进行探讨，例如钱穆将其放在清代的学术史中讨论，杨念群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中特别将曾国藩放在湖湘儒学中②。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特别关注到修身行为对于曾国藩个人的具体影响。而曾国藩学术与事功的开端，恰恰是从修身实践开始的。
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利用现存的《曾国藩日记》《曾国藩诗文集》《曾国藩家书》等文献，探讨从道光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四年之间曾国藩的一个具体的心态史变迁。通过对这一心态史变迁的研究，可以一方面探讨是否如先行研究所理解的那样，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学习倭仁进行了修身日课，便确定了他今后的理学之路？同时，还可以曾国藩为例，来探讨理学的修身法是如何具体地在日常生活中给士大夫造成影响的。这一部分，可谓是史实层面上的心态史研究。
而在结论部分，则是将曾国藩的这一修身实践，放置到近世以后理学修身方法的演变过程之中进行考虑。通过探究曾国藩所接受的唐鉴、倭仁的不同影响，探究朱子学的修身、阳明学修身、以及明末清初的修身方法之间的差异与演变。
日记与家书中的曾国藩心态史
(一)道光二十二年之前
首先简单地叙述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之前的经历。道光十四年(时年二十四岁)，曾国藩中甲午湖南科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道光十八年(时年二十八岁)，在二次入京参加会试时，曾国藩中戊戌科会试第三十八名贡士，覆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进士出身。朝考拟一等第三名，由道光皇帝亲拔为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同年八月请假回乡。
道光十九年(时年二十九岁)，曾国藩在乡广泛拜会各方亲族以及地方士绅、官员，扩展在乡的人际关系，并四处募集入京费用，同时还主动插手地方的诉讼等事务。该年，他的足迹遍布湖南各地，③于十一月初二日正式北上。
可以认为，正是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以及受到吴竹如等师友的影响，曾国藩开始逐渐转变此前的想法，决定要对自己“猛火煮”，因此向倭仁学习每日立日课反省。从该年十月初一开始，曾国藩的日记中便发生了极大变化。
不过，自道光二十一年(时年三十一岁)，曾国藩开始频繁接触理学之士。
据《曾文正公年谱》，曾国藩在该年首次接触到唐鉴之后，似乎便醉心于理学。然而，细读日记，则发现事实稍有不同。其实在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唐鉴便曾亲自来见过曾国藩。不过，这第一次会面并未给曾国藩留下大的印象，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甚至连唐鉴的字(“镜海”而非“竟海”)都写错了。不过，在随后的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与唐鉴之间的来往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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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曾国藩正逐渐受到唐鉴与其他友人理学的影响。余英时指出曾国藩买《朱子全书》，便是在邵懿辰的影响下所买。⑤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买《朱子全书》。在随后的十二、十三日日记中，都记有阅读朱子全书的记载。而到七月十四日则记载他到唐鉴处请教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
“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这是曾国藩日记中第一次详细记载唐鉴的教导。其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
首先，唐鉴所理解的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考核、文章。而经济之学是在义理之内，并未单列。其次，对唐鉴的区分，曾国藩明显并不满意。因此，他继续追问经济之学应该如何致力。而唐鉴给他的建议则是“不外看史”。在唐鉴这里，经济之学是万代相同的义理，并不需要特意地研究当代。在此，他甚至完全没有提及由同乡贺长龄等编撰出版的《经世文编》。最后，唐鉴特别指出要向倭仁学习修身功夫。在此，似乎可以看出他试图扭转曾国藩对于“经济”问题的关心。
这一日的日记，往往被先行研究当做是曾国藩正式进入理学修习的开端。但是若从其后的记载来看，曾国藩明显对唐鉴的教导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而且，曾国藩正式向倭仁学习修身方法，更是在一年之后。
一致性检验：λmax =（7×0.142）+（2.33×0.429）+（2.33×0.429）=3.00 CI2=0， 则 CR2=0＜ 0.1，表明该判断矩阵的计算结果通过一致性检验。
从日记中可见，在十四日听到唐鉴的教导后，曾国藩并没有立刻按照教导进行理学修身。相反，在十五、十六日忙完了朋友葬礼后，十七日，他开始阅读经世派的《陶文毅公全集》。随后的十九日，又开始阅读《洪稚存集》。直至二十一日，才重新开始阅读《朱子全书》。
本阶段主要是将具体的施工成果与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查找问题，如果存在问题，需要将问题移交到PDCA循环的下一阶段进行处理，从而确保工程质量。
这一点恰恰揭示了曾国藩有自己的坚持，即理学与经世并行。⑥可以认为，在道光二十二年之前，曾国藩一方面确实接受了其身边朋友以及唐鉴的影响，开始学习理学。但另一方面，他仍在不断探索经济之学的可能性，并没有立刻便全身心地投入理学修身之中。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的十月。
又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以“何以为人”自责。
(二)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的修身日课
遗憾的是，道光二十二年正月至九月间的日记没有存留下来。但是，从家书中能够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内曾国藩主要的生活，是在日常的课业之外教育九弟曾国荃。同时还与唐鉴、吴竹如等师友继续接触，逐渐倾向于全面接受理学修身的教导。
为何在这一段时间内，曾国藩会逐渐从理学与经世并行而转向专修理学呢？在此，只能联系此一期间的历史背景进行推测。道光二十一年，最重大的事件自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从家书中来看，曾国藩对广东之事是极为关注的。不过他一直认为该事件很快能解决，甚至到了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还在期盼“我军全胜”。⑦然而在二月廿四日的家书中，写道：
“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巨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
其中已经显露出了忧惧之感，同时探寻无法获胜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有“丧尽天良”之汉奸的存在。其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与六月初十日的家书中都写到战况。⑧而九月十七日家书中写道：
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
其中对于战况之反省是在于“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两句。可见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他的冲击，不是在于枪炮等方面，而更多的是对“丧尽天良”的汉奸，以及“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人心反省。即是说，曾国藩所感受到的，不是技术上的落后，也不是“经世”策略缺乏，而是当时人之道德品性的衰败。
在紧接着其后的家书中，曾国藩谈到了学习理学之重要性。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的家书之中，他提道：
其中，Pr(·)表示概率，⎣·」表示向下取整.当∉V⊥时，vj和可以看成是两个相互独立的mn维随机向量，从而
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
自入都之后，曾国藩重在修习诗赋。不过，正如前人指出，此时修习的目的尚不出普通词臣所想。④
左：道光二十一年最后的日记 右：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记
从手书日记中可以发现，道光二十一年的日记是以行书写成，而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日记，便转为极工整的楷书。这一点，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也有明确言及。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家书中写道：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
在字体上的这个重大变化，表明曾国藩的日记不再是平常日记，而是成为一种日课，即通过记日记来反省自身的一念一事。若对比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日记与此前的日记，还能够发现其他几个重要的差别。
例如在曾国藩十月之后的日记中，一个重要的变化便是在日课册上出现了师友的评语。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根据(8)式知, Alice和Bob只要通过对辅助粒子s、t的某种适当的测量来获得量子态|Fj〉st(j=1,2,3,4),那么他们就能得到粒子3、4的态|Ej〉34。但这4个|Fj〉st一般来说不是正交的,因此不能确切把它们区分开来。然而,可以采用优化半正定算子值测量[7-8,43]对辅助粒子s、t进行测量来概率地区分它们。正定算子值测量算子可取为
戏作自寿诗，限三讲全韵。以己之能病人，浅露极矣！(天头：寿字易，警、勉等字如何？艮峰)……。
天头一句便是倭仁在阅读了曾国藩日课册之后所下的批语，指斥他在此处没有“警”“勉”之心。又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日的日记中有：“一早清明之气，乃以之汩溺于诗句之小技，至日间仍尓昏昧。(天头：文辞溺心最害事。朱子云平淡自摄，岂不较胜思量诗句耶。艮峰)……”在这一批语中，倭仁则批评曾国藩未能放下诗句之小技，不能专心修身。
此外，倭仁在日课册上的评论还可见到多处。
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右：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日
同时，曾国藩还有与朋友之间互相交换日课册的行为。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朔日日记中有：“便走岱云处，观渠日课册，因论二人之不如艮峰先生之密。”
C、D泊位始建于1982年11月15日，总体工程于1986年10月15日全部竣工验收，由于历史问题，无相关消防验收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于1998年4月2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9月1日起施行。C、D泊位竣工验收日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施行日期早。
早起，读书廿叶。饭后习字一百。至岱云家问病。归，会客一次。未初起，写信稿十余件，戌正止。记《茶叶(余)偶谈》一则。
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
在此前的日记之中，曾国藩一般都是简单地记述自己一日之内的各种活动，以及偶尔还记录一下当日所发生的军政大事。然而，在学习倭仁的日课册之后，曾国藩的日记内容便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即近乎全是自省与自我责备的话语。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记：
“早，读《明夷挂》，无所得。饭后，办公礼送海秋家，繁琐。出门谢寿数处，至海秋家赴饮。渠女子是日纳采。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与人言语不由中，讲到学问，总有自文浅陋之意，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归，查数，久不写账，遂茫不清晰，每查一次，劳神旷工。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且进德修业之事乎？是日席间，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此余所不能也。记本日事。”
在这一天的日记之中，曾国藩所记录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自己的反省和自责。
如此看来，曾国藩的一日之中，简直没有一件舒心之事。所有的事情都引向反省，然后据以自责。以至于连“查数”这一经济事务，都会联想到“进德修业”的道德修养。在《年谱》道光二十二年中也言：“其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每日必有记录，是为日课。”
在每日反省的日记之中，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某一具体行为的反省上，而是更要深入心念之中，进行批判。这一点在十月初一日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
环境工程师汤姆·柯蒂斯的此番言论巧妙地总结了人们对微生物生存似有的漠然。生命之树枝繁叶茂，生物的三个域由很多生物界组成，但只有真核域中的两个界——植物界和动物界，似乎才值得生物学家的关注。
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查，则心放而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之乱之几相通。
在此，倭仁特别强调“研几”，而他对于“研几”的理解，则承袭自刘宗周的心学传统，即将其理解为探究自己心念中的隐微之处，发掘自己内心之中的不善念头，并对此加以反省和自责。这样一个重要的特征，贯穿了曾国藩修身日课的整个阶段，构成根本的底色。例如十月初二日的日记中有：“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地方好。昏浊如此，何日能彻底变换也。”
社会融合作为社会政策概念起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社会融合受到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社会政策实践和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由于社会融合的定义比较纷杂，其理论也缺乏一贯性。黄匡时总结出社会融合理论的一个基础和三个层次。一个基础，即社会融合的基础理论，包括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三个层次，即社会融合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⑦。
Positioning of Xiamen China Railway Express and Suitable Cargo Sources
又如十月廿日的日记有：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出此根。
理想的状态是“心正气顺”，而现实的自己则是“名心之症结于隐微”。因此根本点不在于探求行为合适与否，而是要对深藏于自己心内各种隐微处的好利之心、好色之心、好名之心等痛加自责。每一个反省，最后都是追到“心”上去。而一旦追到心之隐微处，便没有其他的出路，而只能对自己“痛自刻责”。这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之后修身日课的一个根本特征。不过在这一特征之外，还需要再看一些具体的例子。例如曾国藩对诗文之态度。
在这则日记之中，只是简单而客观地记录了这一日所经过的事情，没有了此前修身日课中的各种自我反省与指责，也没有对自己的各种细微心态的挖掘。同样，也未见到将日记交给倭仁或其他师友进行评论的痕迹。在这一点上，似乎可以说曾国藩已经不再进行此前那种不断反省与自责的修身日课了。
果能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
《琵琶记》采取了双线结构，其中一条线以蔡伯喈为中心人物，另一条线以赵五娘为中心人物，两条线索递进互动。在以赵五娘为中心人物的这条线上，赵五娘作为行动主体，其客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与新婚的丈夫蔡伯喈厮守，第二是侍奉年老的公婆。《高堂称寿》中，赵五娘的唱词“惟愿取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⑤正是她美好愿望的概括。
此类记载甚多，到了后来，连读《太白集》都要自责自己“重外轻内”。“(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新买缪刻《太白集》，翻阅高吟数章，甚畅。即此可见重外轻内矣。”此一例特别有趣，前一句刚刚是阅读的舒畅感，而后一句立刻变为痛自责备。
油田企业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是整个档案集成管理的基础，只有在信息化管理的平台上，将档案数据中的文字、图像等重要信息在短时间内进行汇总整理，同时让企业各部门在这一平台上，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和整体运营水平。此外，档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还让其管理工作人员从传统的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人力的浪费，同时降低了人工作业的出错率，保证了其工作的高质量、高效率。
另一个突出的方面则是对于下棋的态度。曾国藩长期以来都极喜爱下棋。然而在理学的修身要求中，下棋较之诗文更属于“玩物丧志”。因此，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日课之中，对自己的下棋喜好进行深刻自责。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用“全无心肝”来自责。
与子敬围棋一局。前日服树堂之规而戒之，今而背之，且由我倡议，全无心肝矣。
在楚神话中，神、怪、物大多留有古代图腾色彩，其中鸟类和太阳图腾影响最大。楚神话中的许多神都有鸟的影子，或与鸟类有关。例如，高阳，也被称为颁项，“楚世家”和“离骚”都将他视为楚的祖先。
行书变楷书，以及天头有批语，这两点都是在日记形式上最显著的变化。而若是细读日记，我们则更能够体会到一个重大的态度变化。
首先，相关的高中化学教职人员必须要明确内容分层对于分层教学模式顺利实施的重要性，并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积极努力地研究具体的内容分层方法。
在这些日记中，曾国藩以“全无心肝”“何以为人”等严重的词语来痛责自己爱好围棋之心。而这些在此前的日记中都是从未见的。
而在以上这两个方面之外，曾国藩在日课中的反省可谓是触及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例如有自责自己起床太晚，有自责自己的夫妻生活，甚至还有自责自己说话太多。
简单来说，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日课中，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对自身展开反省与自责，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两个方面。其次，自省不仅仅停留在行动上，而是要更加深入到所谓的“心”之中。即使是某一个方面的具体行为，也会最终反省到作为整体的心之缺点。再次，在日课册之中，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对自己的鼓励或者赞赏，一切日课指向的都是自己行为中的不足，并且这些不足最终都指向对于自己的否定。
那么，在这样一个极端严酷的自我反省过程中，曾国藩的身体与心态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三)曾国藩的身体与心态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是曾国藩正式开始学习倭仁进行“修身日课”的第一天。从十月至十一月的日记中，绝大部分日子都记录“早起”，偶尔晏起，都痛自切责，同时日记中也未见身体的特别异样。
但是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开始，在日记中便逐渐出现了对于身体不适的记载。例如在十二月初七日日记中记载：“归，读史十页。寝不寐，有游思，殆夜气不足以存矣。何以遂至于是！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危矣哉！”
这一日，便记载晚上失眠了。不过曾国藩却又将这一点作为自己的不足而进行自责，指责自己没有存足夜气。十二月十八日日记中记载：“夜，觉心火上炎，不静故也。神颇困，读史十叶，全不入。”此处所谓的心火，即是指莫名而生的内心焦躁等情绪。心火，常常是因思虑以及精神上的压力等所致，这是心学中的重要概念，例如王汎森先生便曾写过《明代心学家的社会角色——以颜钧的“急救心火”为例》一文。
到十二月廿六日，则记载心已经到了“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的状态，以至于连夜不能寐。到了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日记中记载：“早起，吐血数口。不能静养，遂以斫丧父母之遗体，一至于此，再不保养，是将限入大不孝矣！”
可见，此时身体已经弱到了早起吐血的程度。同时，这一体弱，又再度变成“限入大不孝”的精神压力。
对于这一身心状态，曾国藩自己在二月初一的日记中也有反省。
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大体也。
在此，曾国藩描述自己的病情，同时，将病情又进一步转变为自责，责备自己未能居敬，因此不能养身，亦不能养心。不过，从道光二十三年的二月十六日开始，曾国藩每日前往湖广会馆，读杜诗一卷，以此为养静之法。不过到了三月初一，曾国藩又开始了严格的修身日课计划。随后在二、三、四、五这数日的日记中，又再次见到极为严厉的自责，同时伴随的则是重新出现的“眼蒙”记录。
不过，三月初六日，突然闻本月初十日大考。此后的数日，曾国藩都在紧张地准备。十三日出名次，名列二等第一。十四日引见，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此后的数日日记，则是各种谢恩、拜客、处理杂事等。间或到湖广会馆读杜诗，偶尔见一两句自省和自责之言。而到了六月份，日记中主要记载有两件大事情，其一，曾国藩的好友陈源衮(即岱云)病重。他极为关切，每日都前往看望照顾，还为其抄写《心经》，设坛拜斗。其二，则是钦命为四川正考官。因此在六月时还要忙于准备远赴四川。在关照朋友，以及准备前往四川的情况下，曾国藩完全没有闲暇来进行每日自责。不过，日记中还是经常能见到对身体不适的描述。
(四)修身日课期的结束
曾国藩的日记于六月廿一日结束。其后出现的，便是七月初八日收拾行李从京出发前往四川的旅行日记。下面，是这段时间的手书日记的前后对比。
左：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廿一日 右：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八日
首先，可以明显看出，前后的字体又出现了新的改变。曾国藩的字体重新从端正的楷体字变为行书。当然，这可能由于在旅途之中的特殊条件所致。但事实是，从此之后，曾国藩手书日记的字体再也没有变回楷书了，而是一直保持着行书字体。七月份的日记从初八延续到了廿日，随后存留下来的便是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廿一日后的日记，记载了曾国藩从四川返京的旅途。
不过，虽然在日记中没有存留，但是通过《年谱》和诗句的记载，还是可以得知一件重大的事情，即曾国藩在由北京前往四川的途中，曾经大病一场，几乎丧命。在《年谱》中记载有：公出都行至保定府，病暑不能食，扶病而行。
而在《西征一首呈李石梧前辈》(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三)中，有诗句回忆入川时候的重病：
一病罹百艰，烦煎竟日夜。……疟疫难指名，热寒互嬗谢。
可以推测，旅途中的这一次大病，很可能便是自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以来积累的各种身心压力的总爆发。而在九月自四川返京的途中，曾国藩则与来程相反，不仅饱览沿途景色，同时还写作了不少诗，整个日记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欣欣鼓舞的情绪。在这种状态下，他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北京。
随后，日记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一开始。虽然是回到了北京，不再有旅途的匆忙，但曾国藩的日记却再也没有回复到楷体字。更重要的是，在日记的具体内容中也不再出现此前的反省与自责。例如正月初二日的日记是：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二十二年十月之后，曾国藩定期将日课交给倭仁评点，而倭仁也以指导者的口吻在其日记上记下了各种批语。可以认为，修身日课的一大特点便是需要将自己的全盘生活与心思都公开给师友，以获得他人之批评。所以在日记册的天头，往往会有其他人所写的批语。这是修身日课与平常日记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在前文所引用过的唐鉴以及倭仁的话语中，都曾提到诗文只是小技，不必用功。此即是理学中反对“玩物丧志”之说。然而，曾国藩自幼便喜爱诗文，而且长于此道，因此总是无法消除对诗文的爱好之心，以及名誉之心。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日记中，经常便出现了因诗文而产生的自省与自责。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中反省自己作诗的名心。
自然，日记中的记载，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展现曾国藩生活与心态的改变，但是无论从字体，还是从日记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开始的“修身日课”阶段，真正只持续到道光二十三年年末，即自四川返回北京之时为止。而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开始，可以说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他更加重视的是具体行为与实践的改善，而不是对于自己“内心”的苛责。
那么，这个巨大转变的契机是什么？在此，我们只能进行一点小的推测。在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之前，虽然曾国藩由于内心的压力而身心俱病，然而稍微休息一段之后，却又重新开始施行修身日课。可见此段时间的小病对他并没有造成大的改变。然而，到了六月份，挚友陈源衮的重病，应该对曾国藩产生了较大冲击。陈是与他一同修习日课的挚友。他的患病，很可能与曾国藩类似，都是由于长期的身心压力所致，而这无疑也是一个警醒。同时，在曾国藩前往四川途中，他自身也重病近死。可以推测，朋友的重病，以及自己的重病，都构成了这一时期曾国藩身心状态转变的重要契机。
那么，曾国藩身心转变之后的状态，到底如何呢？对于这一点的探讨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从现有材料来看，道光二十四年之后的曾国藩并非没有修身日课，只是其修身不再专从“心”出发，而是从行动与实践出发。
诗文中所见的曾国藩心态史
我们还要看到，日记只是曾国藩之心态的一部分。特别是修身日课，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自我谴责、自我激励以及自我展现，其实并不能借以完整地理解曾国藩本人在那一段时期的心态变化。而通过曾国藩诗文(特别是诗)中的一些线索，我们能够填补上一些日记中所缺少的心态变化过程。
例如，曾国藩写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的“杂事九首”，其第七首中有：“勿劳我之思，今我足盗梁。所忧非所职，所乐殊未央。日暮登高邱，四顾何茫茫！”此乃曾国藩自述，大意说自己现在在京城有职位，生活不需要担心。但过得并不开心，每日所处理的事情并不是自己真正关心之所在，最后感叹不知道方向在何处。
这一首诗所反映的，正是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在北京任检讨时候的真实心态，虽然有了较稳定的生活，而且每日里也与众多朋友来往，事务繁多，但是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他才逐渐地接受唐鉴等人理学的影响。与此类似的还有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二年间所写的《题毛西垣诗集后即送之归巴陵五首》中的第五首。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正是曾国藩开始修身日课的时期。这一日，他写了《三十二初度次日书怀》：
男儿三十殊非少，今我过之讵足欢！
龌蹉挈瓶嗟器小，酣歌鼓缶已春阑。
眼中云物知何兆，镜里心情只独看。
饱食甘眠无用处，多惭名字侣鹓鸾。
这首诗非常明显地带有自省自责的含义。“龌蹉挈瓶嗟器小”一句是自责自己的才德之器量狭小，“酣歌鼓缶已春阑”是感叹自己虚度光阴以至于年过三十了(春阑)。“饱食甘眠无用处，多惭名字侣鹓鸾”一句，则是指自己的生活“饱食甘眠”，配不上自己“涤生”以及“国藩”这样的好名字。而“镜中心情只独看”，更是具有心学自省的意味。与此类似的还有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曾国藩所写的《得郭筠仙书并诗却寄六律》中的第二首。
到了道光二十三年的春季，曾国藩陷入了一种身心俱病的状态，而诗中也出现了偏激之语。例如道光二十三年春季所写的《感春六首》中的第三首，
男儿读书良不恶，乃用文章自束缚。何吴朱邵不知羞，排日肝肾困锤凿。
河西别驾酸到骨，昨日立谈三距跃。老汤语言更支离，万兀千摇仍述作。
丈夫求志动渭莘，虫鱼篆刻安足尘！贾马杜韩无一用，岂况吾辈轻薄人？
其中，何(子贞)、吴(南屏)、朱(伯韩)、邵(蕙西)、河西别驾(劳崇光)、老汤(海秋)都是曾国藩日常交往密切的朋友。而曾国藩不仅在诗中指责他们无益于世，甚至连贾(贾谊)马(司马相如)杜(杜甫)韩(韩愈)都被斥为无用，而对于自己则“吾辈轻薄人”，更是斥责为一无是处。与此相对，诗中指出丈夫之志向是要“动渭莘”，即经世之志。在这首诗中，充满了不屑于琐碎的文学，而是渴望经世的热切愿望。在该诗中虽然没有特意谈及修身之学，但从中流露的愤懑之情，应该亦是与由于不断向内反省而带来的压抑心情密切相关。
不过，到了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曾国藩在由四川回京途中，路过陕西柴关，写下了《柴关岭雪》一诗。
我行度差关，山光惊我马。
密雪方未阑，飞花浩如泻。
万岭堆水银，乾坤一大冶。
走兽交横奔，冻禽窜荒野。
挥手舞岩岭，吾生此潇洒。
忽忆少年时，牵狗纵猎者。
射虎层冰中，穷追绝壁下。
几岁驰虚名，业多用逾寡。
久逸筋力颓，回头泪盈把。
其中，虽然最后是“久逸筋力颓，回头泪盈把”，有对于自身的感伤，但是看诗中的意境，如“密雪方未阑，飞花浩如泻。万岭堆水银，乾坤一大冶”，特别是“挥手舞岩岭，吾生此潇洒”一句，可以体会出曾国藩此时的心态已经确实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极度自省自责的心态不同了，更多了一份自在与潇洒。
由以上曾国藩不同时期的诗句，更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的心态变化，是一个由极度苦闷，到努力修身，到身心俱病，再重至一个自在的新境界之过程。对此的理解，正可与日记中记载的情形相互印证补充。
代结论：曾国藩修身日课的思想史位置
总结以上的讨论，可以清楚以下几点事实。首先，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接触理学便完全被其吸引，立刻投身于理学的修养之中。只是由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冲击与困惑(例如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反思)，使得他渐渐倾向于全面接受理学，并于道光二十二年正式开始学习倭仁的修身日课。
其次，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开始修身日课之后，曾国藩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修身之中，每日都严格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心一念，用楷书在日课册中严厉反省和自责，并且将日课册交与师友们批评。同时，在日课册之中，他完全信奉唐鉴与倭仁等教导的“玩物丧志”之说，努力限制和禁绝自身对于诗文和围棋等的爱好。但是，这样一种极端地自责与反省，似乎给曾国藩的心理和身体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坚持了两个月之后，曾国藩的心理与身体开始出现不适。但是，他将这些不适进一步看作是自身反省和自责的对象，结果致使情况愈加严重。
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二月之后，曾国藩采取了某种缓和的方式，允许自身通过阅读杜诗、小说等方式进行休养，同时也降低了自责的压力。但随后，他又尝试重新开始此前严格的修身日课。不过，由于三月至六月之间连续的大考、拜谢、朋友重病、准备出京等事件，曾国藩暂时没能像此前那样每日极端地反省和自责。但压力依旧存在，同时身体也未完全恢复。七月，在由北京前往四川的旅途中，曾国藩终于大病一场，近乎丧命，病愈之后才前往四川完成主考的任务。在返京的旅途中，曾国藩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自在而畅快。
最后，在道光二十四年之后的日记中，曾国藩无论在字体还是在内容上，都改变了此前修身日课的形式。字体变为行书而不是楷书，同时内容也不再有此前极端的自我反省和自责。此后的数年时间，才是曾国藩在学识与能力上真正飞速进步的时期。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先行研究中普遍将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修身日课完全看成是其理学修行，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更准确地说，这一阶段仅仅是曾国藩理学修行中的第一个阶段而已，甚至可以认为是被曾国藩所超越了的一个阶段。同时更应该看到，曾国藩这一阶段的修身日课，远不仅是一个偶然事件，更应该看作是中国儒学中的修身传统在明末清初之后的一次新的危机与发展。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曾国藩的修身日课呢？在本文的最后，想做一点扩展讨论。我们知道曾国藩是从唐鉴与倭仁处学来的修身日课之法。那么，唐鉴与倭仁的日课册是怎么样的呢？幸好，现在存留下来有唐鉴的《四砭斋省身日课》⑨，倭仁的《日记》(倭文端公遗书本)。⑩
若细读唐鉴的日课册，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这是一种自我激励，或者说是一种对自我行为的要求，例如“名让人先，利让人先，道德不可让人先”等语；其次，在唐鉴现存的日记中，看不到一种互相阅读，互相评论的习惯。因此可以认为这并非一种暴露自身内心的日记，也不需要对内心进行互相批评；最后，日记更重在阐发事情之“理”，而非对“心”的追究，如“天下无理外之事，明乎理自于事无不当”。
而从倭仁的日课册来看，则可见与唐鉴日记不同的特征。首先，这更带有一种自我否认、自责的意思在。例如“一晨似无大过，骨子里少一段至诚极切真精神，仍算空过”，便特意要从似乎没有错误的行动中挖掘出自己内心的隐恶。其次，有一种互相看，互相评的习惯。例如，其中的“此王姚江语”以及“何子永曰”，都是阅读日记的人所做的批语。第三，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导向了“私心”，如“一涉私心，便不直截”“何子永曰，此诚意功夫，穷理自在前。然不可于此时转诿知之不精，以隐遂其私心之牵制也。”
对比唐鉴与倭仁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似乎隐含着朱子学偏重“理”与阳明心学偏重“心”的不同倾向。回观曾国藩的修身日课，可以明显看出他从倭仁那里学到很多，如自我苛责、相互评论以及从内心层面去发掘自己的隐恶等。而扩展一点看便会发现，在倭仁指导下的曾国藩日课，非常接近于王汎森曾分析过的明末清初的人谱与反省会。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倭仁在受到唐鉴影响之前，恰恰正是阳明学的簇拥者。他从阳明学进而学习朱子学，开始重视日常的实践，恰恰与明末清初的思想进路非常类似，即一方面对日常行为的所有方面展开反省，但又不单单停留在事件与行为的层面，更要追问“心”。因此，最终所有对行为的反省都指向对于自身“心”的指责。而这一点在曾国藩这一段的经历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也即是说，曾国藩的修身日课，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经历，更是儒家修身传统内在继承与发展的一个典型表现。或者说，明末清初的修身方式，在晚清又重新出现，并极大地影响了曾国藩及其周围的人群。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曾国藩这里，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内心的反省自责阶段，而是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苦闷与压力之后，最终超越了这一状态。与清初之后知识分子从修身问题转向考据学的方向不同，曾国藩更像是直面了这一困境并且最终突围而出。这一段经历，毫无疑问影响到了他之后的“礼学经世”等观点的提出。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的“礼学经世”之说，更应该看作是儒家学术传统在这一阶段的新发展，即“修身”与“经世”的一个新的结合。
①④⑤余英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历史人物考辨》(余英时文集第九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书店，1997年。
③对于这一时期的“打秋风”收支，以及曾国藩的具体事迹，可参见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第一章、长途拜客：曾国藩如何筹措“进京资本”。
⑥自然，理学与经世之学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在理学看来，修身便是最大的经世。只是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语境之中，他所每天阅读的《经世文编》，还是可以看作是与唐鉴的理学修身路向不同的一种“经济之学”。
⑦“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
⑧“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府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静，如无事时，想不日可殄灭也。”
⑨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光绪十二年刻本影印，(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
⑩倭仁：《倭文端公遗书》，光绪元年求我斋刊本影印，中华文史丛书之五十二，(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
以上引文出自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四。
以上引文出自倭仁《日记》卷四。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
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凌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毕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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