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玛格丽特杜拉斯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杜拉斯,《情人》,东方情结
玛格丽特杜拉斯论文文献综述
朱雯洁[1]（2019）在《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中的东方情结》一文中研究指出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着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她在自传体小说《情人》中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深沉而无望的爱情故事,她的作品中也总是萦绕着一股浓郁的东方氛围。幼时在印度支那的经历令她永生难忘,而成年之后对那段过往的追忆和思索又使那些埋藏已久的东方情结重新落地生根。本文将从杜拉斯记忆中的东方世界,和她东方情结的由来这两大方面来揭开杜拉斯东方情结的神秘面纱。(本文来源于《北方文学》期刊2019年02期）
张来[2]（2018）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印度系列”文本间互文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法国新小说流派代表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印度系列"包含《劳儿之劫》《副领事》《爱》《印度之歌》《恒河女子》共五部作品。情节设计的独特性、语言风格的破碎性以及故事发展的非逻辑性使得这几部作品呈现出一定的"不可阅读性"。本文对系列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荒诞举动和怪异心理重新进行审视,借助互文性理论框架对五部作品进行整合与分析,以提升小说文本阅读的可能性。(本文来源于《长春师范大学学报》期刊2018年11期）
张雨蕾[3]（2018）在《张爱玲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异化的母亲形象》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岁月长河中,东西方世界各诞生了一位独具个性的女性作家,她们是张爱玲(1920-1995)和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她们生活在相同的时代,拥有相似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尽管两位女作家平生素昧相识,写作却让她们在文字中相遇,让她们成为二十世纪文坛沃土中长出的一对并蒂双生花。时至今日,这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相提并论的话题。两位作家的作品的若干相通之处中,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即是“母亲”这一形象从传统的无私伟大变成了各种丑态百出的“异化形象”。“异化”在其荒诞的外表下,隐藏着内在的合理因素,使其批判意义更加深刻和凝重。本文试图分析“异化的母亲”,比较两位女性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分析这种异化的形成原因,并探讨其在作品中特殊的表现方式,以此说明这种母爱异化对女性的伤害。“金钱”是造成异化的母亲形象的第一个因素。我们将分析张爱玲和杜拉斯二人笔下的母亲形象是如何因为金钱而异化的:其中我们将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探讨女性因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所带来的行事方式的功利原则以及两性在金钱面前的不平等对女性造成的妖魔化,最后一节我们将通过金钱的象征,即服饰话语的变化来挖掘两位作家是如何表现这种异化的,其中服饰和其颜色的变化正是母亲形象异化的一种外化表现形式。“不正常的情欲”是造成二人笔下异化的母亲形象的第二个因素。这一章我们将运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女性主义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爱与欲的压抑和情欲的爆发对于母亲形象的影响。此章第叁节将分析两位作者选取了什么样的意象和隐喻来表达无爱的世界,我们将用到关于意象的理论来分析中西方两位作家笔下意象选择的不同以及其意象选择背后的深意。“男权社会”作为社会因素,是异化的第叁个原因。“母亲”在两位作家的笔下,既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也是男权社会的同盟者,她们在双重标准的男权社会中处于边缘人的身份,但是一旦攫取到一点权力,她们转身就对自己的子女,特别是女儿进行压迫,使得一代代人陷入轮回怪圈:因为女儿就是未来的母亲,女儿们在这种压迫下进行了各自的选择,有的重复当年母亲的道路,有的侥幸逃脱这样的命运,但是心理上的阴影终身存在。本章第叁节,我们将分析两位作家通过异化的母亲形象之外,解构男权的另一种方式,即丑化其文本中出现的男性形象或是父亲形象的缺失。我们通过分析张爱玲和杜拉斯笔下的异化的母亲形象,探讨母亲形象异化的原因和小说中的表现方式,分析母爱缺失对两位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从多方面展现出了母爱异化对女性的伤害。尽管两位作家相隔千里之外,但阅读她们的作品,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两颗受伤心灵的呐喊,是共同的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压抑的外化。(本文来源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期刊2018-04-20）
文清[4]（2017）在《如歌的行板——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创作与人生》一文中研究指出文学界认为,"杜拉斯那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惊世骇俗的叛逆性格使她成为一位令当代法国骄傲的作家和通往法国当代文化的一条重要通道"。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3日)法国着名作家、剧作家、电影编导。她的成名作是1950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代表作有《广岛之恋》《情人》等,曾获龚古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戏剧大奖等奖项。杜拉斯从自身经历出发,将自己真实的爱情经历融进她的创作之中,其作品大都有其自身经历的映射。这些作品(本文来源于《世界文化》期刊2017年11期）
赫菲[5]（2017）在《《情人》——在命运中迷失与找寻自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一文中研究指出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当代非常着名的女作家。虽然杜拉斯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女权运动的支持者,但是她的作品一直在倡导女性自由。她作品中的女性寻找属于自己社会位置的方法往往是出自于本能,她们很少运用理性和逻辑,而是通过欲望勇敢地为自己争取更好地自由。在小说《情人》中充满着欲望,与其说这种欲望表现出了主人公的迷失,不如说是主人公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本文从主人公的多重身份出发,探析了主人公迷失的原因和自我救赎的方式。(本文来源于《农家参谋》期刊2017年13期）
户思社[6]（2017）在《诗情化就一首不朽的咏叹调——重读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情人》》一文中研究指出1983年的秋天,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儿子乌达希望办一个家庭影展,他想请母亲就他们的家庭影集写一些说明文字。杜拉斯翻开了自己的家庭影集,看到了自己和母亲与两位哥哥的照片,突然想到了少女时代的那次渡河。湄公河上的阳光下,那个带着男孩子毡帽的少女多少有点暧昧,一副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模样。那形(本文来源于《团结》期刊2017年03期）
张菁[7]（2017）在《两位玛格丽特:杜拉斯与尤瑟纳尔》一文中研究指出两位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和玛格丽特·杜拉斯,被认为是法国文坛上的两朵"雏菊",她们生活的时代相近,虽然尤瑟纳尔略大,不过相对于文学段时,她们是一个时代的写作者。在写作中,所有提炼出的同,是女性的,是暗在的心理结构的;所有的不同,则是个人经验、趣味、知识、认知的不同,她们当然要为个人的缪斯建立独特表情。我们先从她们的共同点出发:第一,她们都有强烈的语言敏感度。在语言上的用力,使得她们的语感有种(本文来源于《时代文学》期刊2017年04期）
高文婧[8]（2016）在《会说话的身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体叙事》一文中研究指出身体意象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具有恒常的伴随性,为叙事提供动力性支持。凭借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杜拉斯实践了身体意象在叙事进程中从物质要素向结构核心的还原。在审视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时不难发现,作家的身体书写不仅暗合"阴性书写"理论,成功构建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使女性得以走出"他者"的阴影,同时也释放了历史话语的哀悼声音,是书写社会历史隐喻的重要路径。(本文来源于《北方论丛》期刊2016年06期）
杜佳[9]（2016）在《浅谈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的影像化书写》一文中研究指出法国二十世纪着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由于在叙事艺术上的创造力而闻名于世,并对后来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这部作品的影像化书写角度来分析《情人》的叙事特色,找寻《情人》的艺术魅力来源,探索杜拉斯创作的先锋性和反叛性。(本文来源于《青年文学家》期刊2016年24期）
齐月[10]（2016）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综述》一文中研究指出将国内外学者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国外研究分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人物形象、创作特色以及译介研究和形象学研究方面。(本文来源于《兰州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8期）
玛格丽特杜拉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法国新小说流派代表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印度系列"包含《劳儿之劫》《副领事》《爱》《印度之歌》《恒河女子》共五部作品。情节设计的独特性、语言风格的破碎性以及故事发展的非逻辑性使得这几部作品呈现出一定的"不可阅读性"。本文对系列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荒诞举动和怪异心理重新进行审视,借助互文性理论框架对五部作品进行整合与分析,以提升小说文本阅读的可能性。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论文参考文献
[1].朱雯洁.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中的东方情结[J].北方文学.2019
[2].张来.玛格丽特·杜拉斯“印度系列”文本间互文性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
[3].张雨蕾.张爱玲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异化的母亲形象[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
[4].文清.如歌的行板——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创作与人生[J].世界文化.2017
[5].赫菲.《情人》——在命运中迷失与找寻自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J].农家参谋.2017
[6].户思社.诗情化就一首不朽的咏叹调——重读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情人》[J].团结.2017
[7].张菁.两位玛格丽特:杜拉斯与尤瑟纳尔[J].时代文学.2017
[8].高文婧.会说话的身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体叙事[J].北方论丛.2016
[9].杜佳.浅谈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的影像化书写[J].青年文学家.2016
[10].齐月.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综述[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