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牛与牛斗的斗牛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已成为我国斗牛运动最为盛行的地区。为了与西班牙斗牛相区别，一些学者和媒体将其称为“东方文明斗牛”。然而，这种称呼却也存在一定争议。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当前各方力量对传统斗牛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开发从而造成的异化有关。在当今全球化以及动物保护运动不断发展的挑战下，世界范围内斗牛运动衰落的趋势十分明显，西班牙斗牛如今所处的窘境就是典型。鉴于此，对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的斗牛文化和运动也应未雨绸缪，需要对其批判地继承并加以规范。
关键词：西南民族地区；斗牛；过度商业化；全球化；动物保护运动
当今世界的斗牛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人与牛斗，其代表为西班牙斗牛，在我国则以浙江的嘉兴掼牛为代表。另一类为牛与牛斗，这种斗牛方式主要见于亚洲地区，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西南的云贵两省和广西三江、浙江金华等地。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力度的加大，我国的斗牛运动有了一定的发展，在贵州黔东南、云南石林等地更是以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和商业开发为载体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为了与早已盛名在外的西班牙斗牛相区分，一些学者和媒体开始将我国的诸种斗牛称为“东方式斗牛”“中国式斗牛”或“东方文明斗牛”。这样的称谓不仅用于人与牛斗的嘉兴掼牛，而且也被广泛用于牛与牛斗的西南民族地区斗牛以及金华斗牛。虽然都有“东方文明斗牛”的称谓，但这两种斗牛除了参与主体（人与牛、牛与牛）的差异外，对参赛斗牛的影响也有较大的不同。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后者即牛与牛斗的斗牛形式，拟主要就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的斗牛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商业化而出现的异化，此种异化在全球化和动物保护运动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所可能面临的潜在挑战，以及在此情况下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斗牛文化陈述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并求教于同仁。
一、当前我国斗牛文化和运动的发展概况
牛与牛斗的斗牛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较早对我国斗牛进行分类的是浙江师范大学的宣炳善教授。宣炳善在《中国斗牛民俗的分类》一文中按地域将我国的斗牛分为两大类，北方斗牛和南方斗牛。他认为，北方斗牛始于秦汉，终于宋代，已随着历史的沿革而消亡，成为一种历史化石。南方斗牛始于原始狩猎社会，“它有两个典型的支系统，即苗族斗牛和越族斗牛，我们今天称之为贵州斗牛和金华斗牛，其民俗延绵至今，并日益焕发出其民间性的强大生命力。”宣炳善教授在文中所谈及的斗牛实际上仅限于牛与牛斗的斗牛形式。当前这种牛与牛斗的斗牛在我国贵州、云南、广西、江西以及浙江金华等地都存在，尤以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贵州黔东南、云南石林为盛。贵州、云南等民族地区的斗牛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苗、侗、水、布依、彝等民族人民喜爱的一项传统文化娱乐活动。浙江金华的斗牛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唐朝的文献中就有关于金华斗牛的记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1931年写作的《金华斗牛的风俗》一文中认为金华斗牛起源于远古初进犁耕时代，自发生至今为时已有二三千载。
以上各地的斗牛都有着辉煌的历史。但1949年后，各地的斗牛都遭遇了低潮。在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中，斗牛被视为“不轨”活动而停止。而在金华，新中国成立后，金华斗牛习俗被废止。直至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改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热潮，斗牛在一些地区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一方面，斗牛开始被地方政府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将斗牛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发展：2007年金华斗牛被纳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苗族斗牛被纳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高安土城斗牛被纳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一方面，斗牛也开始作为提高地方知名度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而被广泛宣传和推广。如贵州黔东南、云南石林、广西三江、浙江金华等地都将斗牛作为地方的一张名片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推广。在如此情况下，传统斗牛文化在一些地区的商业化趋势开始加速发展，并尤其以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贵州黔东南、云南石林等地最为典型。本文主要以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斗牛文化在商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在贵州黔东南、云南石林等地相继成立了不少以宣传和组织斗牛比赛为主的商业公司。这些地区不仅耗费巨资修建大型专业化斗牛场，经常组织大型的斗牛赛事，而且在一些本地电台和电视台中还专门设立了斗牛节目，报道宣传与斗牛相关的资讯。斗牛比赛的主办方为吸引参赛者和观众，也往往会在赛前进行大量宣传，还抛出巨额奖金以制造新闻效应。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大型斗牛赛事参加比赛的斗牛数量多达百头，观众数万人，而获得第一名的“牛王”的奖金更可高达数十万元。而且，近年来在商业化手段的运作下，贵州黔东南等地的斗牛运动还逐渐走出家门，远赴沿海和中部省市进行表演，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商业成功。
又听赵凤洲随意地道：“老太监居然暗备楠木棺材，金丝楠木！这是僭越，大逆不道。”稍顿，话锋一转，“他秘藏在西山寺的两块黄花梨，也是极难一见的；都是独板，都是六尺长，两尺半宽，两寸厚，做画案再好不过。”
二、对“东方文明斗牛”之“文明”的一点看法
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斗牛的强壮程度和技巧都非常重要。因此，牛主人都会选择强壮的公牛加以训练，并培养其“碰”和“抠”的技巧。所谓“碰”就是训练斗牛的冲击力，力求以强大的冲击力取胜。经过专门训练的碰牛，其强大的冲击力可以在瞬间造成巨大的杀伤力。以曾经被媒体多次报道过的中国第一牛王“擎天柱”为例。该牛王成绩“显赫”，其拿手绝技即为“碰”。该牛在55战中，“共碰死3头、碰废13头牛王”“是其他斗牛的梦魇，演绎着碰牛的神话。”[2]而“抠”则包括“抠眼”和“抠腮”等，其中又尤以“抠眼”为必杀技。“抠眼功攻击性和目的性最强，耗费体力相对较少，是杀伤力最大的技术类别，事半功倍，获胜的机会最大”。经过特殊训练具有抠眼技术的斗牛在比赛中往往都会造成很大的杀伤力，“大部分都是以对方眼睛受伤为结果，破坏力大，甚至有对手眼睛被抠出来的先例。”[3]
笔者提出的模型通过对数据进行过采样并结合整合数据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该问题的学习上限，另外通过留一交叉验证和网格搜索法对随机森林进行参数调整，最后得到的F1-Score值也比较高，如果想要继续提高模型的效果，可以考虑加入特征工程。
我国贵州、云南等地牛与牛斗的文化或运动常常被冠以“东方文明斗牛”的称号。有学者和媒体认为以西班牙斗牛为代表的西方斗牛没有悬念，牛是被虐杀的对象，黔东南的斗牛不是把牛杀死作为斗牛的目的，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苗家侗寨敬牛爱牛、崇拜牛的情结。“对于西方的斗牛，我们不敢苟同，那不叫‘斗牛’，而是‘杀牛’”。“西班牙的斗牛，是一种优雅的残忍。作为中国人，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去欣赏这种残忍的优雅。”“在遥远的东方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斗牛文化在悄然的兴起，这是一种带着‘和谐’感的斗牛文化在不断地受到世人的关注，这就是东方斗牛。”[1]对此，笔者有一些不同看法，并借此与学界商榷。
维多利亚港就在不远处，海风吹来，她觉得很惬意。吃完饭，他们走了一会儿。他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特别是女孩子，要注意小肚子哦。不知不觉地它就变大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斗牛比赛并不像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有的牛在相斗过程中会因为受伤过重而死亡，但这种情况很少见”，[4]而是时有发生。以专门报道、传播斗牛信息的东方斗牛网为例，在报道斗牛信息时就曾透露出不少斗牛在搏斗中受重伤、死亡的案例。如在2016年春节期间，凯里地区就有多起斗牛在比赛中致死的案例。“2月19日凯里鸭塘街道垭口村的比赛中，有两条碰牛对碰，一个牛王（大何）当场归西。”“2月20日，凯里开怀街道龙井村的比赛中一头来自三棵树的牛，被碰后身体碰墙腰椎骨折站不起来，牛主挥泪宰牛。”“2月20日，凯里经济开发区铜鼓村的比赛中，最后一架，双方争冠亚军时，双方对碰，第二名的牛再也站不起来了。”这还仅是部分案例，该文的作者在文末还特别指出，“最近的比赛还没有结束，还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伤亡。已经发生的重伤、残疾的我就不一一列举。”[5]
因此，尽管牛与牛斗的“东方斗牛”并不像西班牙斗牛一样基本都以人对牛的屠杀而告终，但在过度商业化的影响下，出于对高额奖金的追求，抑或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和观众，最终的胜利和激烈的打斗场面就成了赛事参加者和组织者的必然追求。这样的结果往往会造成牛的受伤、死亡，甚至人的伤亡，而且这样的事例实际上也并不鲜见。因此，尽管被冠以“东方文明斗牛”的称号，但这一称号却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
三、过度商业化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斗牛文化的异化
之所以出现以上现象，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方力量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对斗牛这一传统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开发造成的。在当前传统文化热和民族旅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一些传统文化和活动在各种力量尤其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出现了变异的趋向。其目的不再是着力于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展现和弘扬，而主要成了戏牛取乐，甚至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被日益功利化和庸俗化。这种做法不仅超出了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范畴，而且会对民族文化造成致命的损害。
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固然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却也使得传统的斗牛文化出现了变异。传统的斗牛活动曾承载着怀念先祖、消灾祈福、弘扬勇武精神以及社交联谊等多种功能，但在金钱的驱使下，以上文化功能逐渐都沦为利益的陪衬。谋求胜利后的金钱是牛主购买斗牛和参赛的唯一目的，激烈的打斗场面也成为赛事组织者吸引观众、售卖门票的不二法门。这样，斗牛不仅在牛主的驱使下频繁参加比赛，而且比赛的激烈程度也日益加剧。一些求胜心切的牛主为了使自己的斗牛获胜开始给牛削尖牛角、在牛角上装上锋利的金属，或者给牛灌进大量烈酒、打兴奋剂，甚至给牛身容易受伤的部位涂上麻药。这样就使得对牛的伤害更为加剧，以致频繁造成牛的重伤和死亡。而且，近年来，不少地区的斗牛赛事已逐渐被赌博所侵蚀，斗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赌博的工具。
2.4 标准化生产总体水平较低：彰武县近年来不断加强了无公害辣椒标准化生产建设，制定了辣椒栽培技术规程、基地管理办法，农药、化肥使用准则，为辣椒标准化建设打下了一定基础，也为做强做大辣椒产业创造了条件。虽然具备一定基础，但由于辣椒种植区域涉及全县多个乡镇，群众标准化生产意识不强，质量安全意识淡薄，大田监督管理又难以面面俱到，农药施用不当，化肥使用过量，巨毒高残留农药滥用问题依然存在，辣椒产品质量存在着较大隐患，导致缺乏市场竞争力。随着全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增强，彰武辣椒如果不以高起点定位，不顺应消费方式变革，就不能在广阔的市场经济中有所作为。
首先，斗牛参与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在过去，通常都是几户、几十户人家共同承担斗牛引起的一切开支并轮流饲养，斗牛是整个家族、村寨的象征，斗牛的胜利是整个村寨和家族的荣光。但近年来，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集体经济的衰落，集体养牛的情况已很难见到，转而出现了专门饲养斗牛的专业户和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斗牛比赛的斗牛基本上都由斗牛专业户或商业公司提供，由此，斗牛已逐渐与村寨和家族等集体脱钩，而成为一种个体谋利行为或公司的商业行为。与此相应的，在当前的各类斗牛比赛中，大型的商业赛事由于奖金高、影响力大，已经越来越成为斗牛比赛的主流，与此相应的则是民间小型公益性斗牛活动的式微。
尽管关于我国各少数民族斗牛文化的起源有多种传说，但总体来看，其多源于宗教祭祀仪式，并在农耕文化的演进中逐渐具备了怀念先祖、消灾祈福、弘扬勇武精神以及社交联谊等功能，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记忆的一个重要载体。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地区传统的斗牛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5 国家政策发展不完善 任何一项卫生服务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国家卫生政策的大力支持。虽然《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护理康复服务，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具体的针对老年居家康复的指导性政策条令。我国社区康复仍然存在领导重视不够和经费短缺等一系列问题［18］。我国老年福利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财政拨款有限，社区康复处于“无源之水”的窘境，高昂的费用不易报销，使得许多残障人士望而止步，尤其是低保和特困残疾人，社区康复护理工作缺乏有力的物质保证，严重影响社区护士开展社区康复护理服务的积极性。
其次，斗牛的目的发生了变化。在参与斗牛活动的主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斗牛的目的也经历了从娱神到娱人及日益向利益看齐的变迁。在云南石林、贵州黔东南等斗牛运动风行的地区，一场重大斗牛赛事的冠军甚至可以获得数十万元的奖励。一头具有潜力或声名在外的斗牛往往会被重金收买，而购买者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每逢比赛，斗牛养殖专业户和斗牛公司都会带着斗牛四处参赛。饲养斗牛不仅成为农民致富和公司盈利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成为一些地区重要的产业，政府也大力推动。如黔东南州的凯里、雷山等地政府就将斗牛作为一项重要的产业来发展，通过宣传斗牛文化和运动，寄希望于提高地方的知名度，从而为招商引资和旅游宣传起到推动作用。
高乌甲素脂质体凝胶的制备及体外释药特性研究…………………………………………………… 肖卫红等（15）：2049
2）在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城乡规划学走向计量化的过程中，需要政府考虑其中的数据是否公开，即城乡规划中能否接受社会监督[3]。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在城乡规划学走向计量化的过程中考虑数据开放这一要素。
本文谈论的我国云南、贵州等地牛与牛斗的斗牛并非如西班牙一样是人与牛斗，但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形式不同，但其同样可能会对牛造成严重的伤害。而尽量避免对动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则正是动物保护的基本要求。而且，虽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同情和关注的对象从人自身逐渐转向非人的动物确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如今，动物保护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股热潮，一个国家和社会在动物保护方面的作为也会对其国际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构建造成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的动物保护运动飞速发展，动物保护的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反虐待动物的立法也不断被提及，动物福利的理念有被纳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内涵中去的趋势。[8]在2019年的两会期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要加强动物保护，以“提升中华文明的全球影响力，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9]
斗牛原是我国一些地区的民众由宗教祭祀发展而成的文化活动，往往只在一些重大节庆期间才举行，间隔时间较长，规模也较为有限，而且比赛往往点到为止，以表演性和娱乐群众为主。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斗牛赛事逐渐增多，职业的斗牛养殖户开始出现。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政府的重视和社会资本的加入，一些地方不仅兴建了大型的专业化斗牛场，还成立了专门的斗牛赛事运营公司，由此斗牛赛事更加频繁。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最终的胜利和激烈的打斗场面就成了赛事参加者和组织者的最终追求，而由此造成牛受伤和死亡、甚至牛伤人的场面屡见不鲜。
四、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斗牛文化的挑战
及至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的动物保护运动愈益兴盛。一些具有悠久历史，并曾被视为民族传统文化标志的动物竞技项目开始受到严重的冲击。巴厘岛斗鸡如是，更为著名的西班牙斗牛也不例外。虽然一些人士以斗牛是西班牙传统文化的代表、是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并为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为由为斗牛辩护，但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斗牛运动的没落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1991年，位于非洲西北部大西洋上的西班牙飞地加那利群岛通过法令废除斗牛。2010年，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表决通过自2012年1月1日起在该自治区禁止斗牛的决议。由此，这一西班牙斗牛运动的重要发祥地却成为西班牙本土首个禁止斗牛活动的地区。[6]除西班牙外，墨西哥、印度等其他地区的斗牛运动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以我国为例，2009年，西班牙斗牛项目曾一度准备被引入到北京的怀柔。当时斗牛场已经开始宣传并即将开园，但是该项目在一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反对之下最终还是没有落成。[7]
这些行为都远远脱离了保护和传承传统斗牛文化的范畴，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包括政府和个人在内各方力量对斗牛文化过度的商业化开发则正是其根本原因之一。
由此，近年来一些涉及动物使用的民俗项目在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对外宣传时愈发注重避免可能来自动物保护方面的争议。以嘉兴掼牛为例，在对外宣传时即强调“有别于西班牙斗牛和其他杀戮式、残忍式的斗牛，掼牛体现的是人和牛的角力之美，绝无血腥、残暴场面”。[10]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韩海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特别强调：“徒手掼牛，不伤害牛，也体现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1]同样，重庆石柱县玩牛民俗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也特别突出其“保护动物”的主张。而2014年彝族火把节由于涉及“动物搏斗”和“使用活体动物以供娱乐”而落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例则更应引起我们的警醒。可以预测，尽管当前还没有多少声音将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斗牛活动与动物保护相联系起来，但这种状况必然不能持久。因此，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可能会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斗牛文化的挑战将是相关业界、政府以及学界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五、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斗牛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思考
所谓传统文化和民俗，本身从辞源上来说都是一个中性词，而且其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处在一个动态的、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其中既有历久弥新，承载和体现丰富多彩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精品，同时也有虽兴盛一时但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新的文明标准所调整、改变甚至淘汰的内容。因此，传统文化和习俗中既有需要我们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华，同时也不免存在一些与新时期的文明和道德观念不协调的因素，而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些落后于时代的文化习俗的逐渐式微或变革图新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西班牙斗牛一直被视为西班牙国粹的运动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所遭遇的窘境无疑值得我们警醒。
因此，我们对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斗牛文化和运动也需未雨绸缪，需要对其批判的继承并与时俱进。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相关政府应在方向和政策上予以引导，斗牛协会则应对斗牛运动的各项规则予以规范，尽量避免在斗牛运动中对牛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一些地区的斗牛运动之所以发生斗牛严重受伤甚至死亡的案例，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以谋求最终的胜利而造成的。因此，相关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应在方向和政策上予以引导，斗牛协会则应对斗牛运动制定严格的比赛规则，以行业规范的方式对参与主体加强管理，并加强行业自律。比如，行业协会应对参赛的斗牛按种类、年龄、体重、胸围等进行分组，避免比赛严重失衡局面的出现；严格禁止用打兴奋剂、大量灌饮烈酒、打麻醉药、削尖牛角、给牛角安装金属尖角等方法进行比赛；禁止使用抠眼等可能会对牛造成严重伤害的技巧；对牛参加比赛的频率也应予以适当的规定，在一场斗牛比赛中尽量避免出现车轮战的局面，以最大程度减少牛受到伤害的可能。值得肯定的是，在此方面由于近年来屡次出现斗牛比赛过程中牛受重伤甚至死亡的案例，我国一些地方的斗牛协会和斗牛爱好者已经在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如2017年7月28日在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甲良镇举办的“七七情人节猛牛争霸赛”中，由于有多头斗牛重伤甚至死亡，在赛后“观众深感惋惜，两天都一直议论纷纷如何保护牛”，而黔东南州斗牛协会内部也“就如何制定更好的比赛规则进行了激烈讨论。”
其次，尽量避免传统斗牛文化过度商业化的倾向。当前斗牛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已使其出现了严重的异化，为此需要在多方面予以引导和规范：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对斗牛活动的宣传加以规范，尽量减少暴力、刺激等内容的出现，突出斗牛运动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斗牛活动的举办应向相关部门或协会进行备案，控制在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并尽量在一些重大传统节日举行；政府和行业协会对于商业化的斗牛比赛应予以一定的限制，对比赛的奖金也应予以规范；对于在斗牛活动中穿插斗鸡、斗狗等动物竞技项目的行为也应予以规范；严禁斗牛活动中的赌博行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想遏止斗牛运动中出现的种种乱象，最根本的还需要拓宽相关地区民众的致富门路并更加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人们对传统民族文化功利性利用的趋向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民众的致富门路不多、精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现代动物保护意识不强造成的。客观来看，当今斗牛运动盛行的一些地区往往也是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因此，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还需要加速发展当地经济，拓宽民众的致富门路，并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六、结语
我国的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敬牛、爱牛的传统。实事求是地看，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斗牛文化中虽有与现代动物保护理念相冲突的内容，但当今斗牛运动中出现的异化现象更多的还是由于对这一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开发所造成的。因此，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到对斗牛这一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是包括相关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在内不得不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其中政府和学界理应未雨绸缪，起到指导和引领的作用。作为学界来说，应该具有辽阔的历史和国际视野，从历史发展、文明变迁、国家形象、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高度对该项活动予以适当超前的思考和分析，从而真正起到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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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Bullfighting Culture in the Southwest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WANG Xiao-hui DONG Qia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bullfighting culture of cattle and cattle fighting in the southwestern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Now it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area of bullfighting in China.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Spanish bullfighting, some scholars and the media called it "Oriental Civilized Bullfighting".But this kind of address is also controversial.The reason of such situ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cessiv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bullfighting culture.Under the curr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the animal protection movement, the trend of the decline of bullfighting around the world is very obvious, and the dilemma of the Spanish bullfighting is typical.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ahead for the traditional bullfighting culture and movement in the southwestern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and we need to standardize it’s defects.
Key words：Southwest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Bullfighting; Excessive Commerci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imal Protection Movement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9）07-0105-06
DOI编号：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07.016
收稿日期：2019-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时代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精准扶贫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AMZ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晓辉（1981-），河南洛阳人，历史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文明史、西南民族史；董强（1976-），山东泗水人，法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周真刚）
（责任校对：陆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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