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形而上学通过对感性流变世界的否定，追求一种本质的、意义的世界，追求价值与理想的境界。形而上学的价值视域彰显了人超越现实扰攘的、世俗庸常的理想格调。价值论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建构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未完成的敞开状态，实践是使形而上学由抽象走向现实的根本途径。形而上学不仅是哲学界的“专利”和“矫情”，而且属于普罗大众。这就需要把它转化为具体的历史叙事以及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议题。中国梦就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又基于现实的新时代的实践形而上学。
关键词：形而上学;价值境界;中国梦
一、形而上学：价值与境界
形而上学，一个哲学界聚讼纷纭的词。一个初学者，可以轻易地从教科书了解到，形而上学意味着孤立、静止、片面、否认矛盾、否认发展的思维方式，因而它似乎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不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贬义词。形而上学还更多地被理解为知识论的或抽象、纯思辨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形而上学，metaphysics,meta-意味着“……之后”“超越……”，metaphysics意味着对现实有形物理世界的超越，以追寻其背后的形上本质。形而上学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哲学本身，它意味着人对价值与理想境界的追求，它是人的天性(海德格尔)，或人的本性(卡西尔)，它是人类理智不可逾越的阶段(康德)。形而上学通过对感性流变世界的否定，追求一种本质的、意义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通过对建基于历史事件的思索批判，抽象得出基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理想的应然的价值目标和形上世界。形而上学就是人源自过去，基于当下而对未来意义世界的追问。自古典哲学始，哲学家在追问万物之始基，世界之本源的同时，就伴随着对自身和外部世界存在及其意义的思考。黑格尔高度重视形而上学的崇高地位，他认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1]不可思议。更进一步说，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的。在黑格尔看来，古代哲学家都是纯粹职业化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具备一定的物质财富基础，无衣食困顿之纷扰，可以潜心治于形而上学。近代哲学家则不同，他们不是独立的阶层，也并非了无牵挂，他们过着世俗的生活。此时，外部的客观关系与势力其大无穷，人被各种必需的事情所包围而不能自给自足，不假外求。哲学家如此，遑论其他一般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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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在俗世扰攘之中行进，世人的需要、热情、兴趣、私人利益的满足以及个性才能的发挥是世界历史行进之动力，在此之中体现出理性之“狡计”。然而，“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2]31“这样，他们的哲学就仅仅是附带的，是一种奢侈品、一种饰物了。”[3]即使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伟大知识分子，如康德、费希特以及黑格尔等来说，坚持追求形而上学的境界也曾经是奢侈的事情。他们这些哲学家不同于古典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没有什么高贵的身份，只是平民出身，他们都经历了一个类似家庭教师的“学徒”时期，谋生和维持生计曾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为此经受了各种艰难和羞辱。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首先“需要活下来”，研究和讲授哲学首先只是他们的“职业”和“生计”。因此，他们完全不具有亚里士多德的“帝师”身份，也曾经缺乏亚氏所说的哪怕是中等的财富，他们缺乏坚持形而上学所需要的“闲暇”和“自由”。艰难世事使人们自顾不暇，哲学被搁置一旁。这是形而上学衰落之命运，亦使人生自由与意义隐而不彰。但是黑格尔仍然强调，“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2]36虽然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康德的上帝经常受到人们的批判，但我们认为它们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在这种形式下，在他们的历史理性或历史哲学中，在必然性的基础上，人的目的、自由意志和幸福、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将和社会的发展一样发扬光大。
形而上学的价值视域是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关联的，是人的生存价值、意义和境界的绽现，它彰显了人超越现实扰攘的、世俗庸常的理想格调。中国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作为“道”是与“器”相对而言的精神状态，从价值序列而言，形而上学恰是养性修身的重要目标。冯友兰认为，儒家的理念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而主要是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人的生存分为四个阶段或四个不同层次的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4]形而上学就是超越了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而进入了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类似地，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人类具有不同的需求层次和价值体系，一类是低级需求，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一类为高级需求，如归属与爱的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自我实现的需求是超越性的，追求真、善、美，将最终导向完美人格的塑造。
2.3 糖尿病患者并发症患病率 166例患者中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患病率也较高，其中合并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者占51.81%，合并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者占36.14%，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者占29.52%，合并糖尿病低血糖者占22.89%，合并糖尿病肾病者占7.23%，合并糖尿病酮症者占6.63%，合并糖尿病足者占0.60%，尚未出现并发症者占25.90%。
二、形而上学价值境界的建构途径
形而上学意义世界的建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人是历史的存在，矛盾的存在，辩证的存在，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自然性与超越性的统一，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统一，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歌德曾说过，生活在理想世界，也就是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实际上就是在生活中把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把抽象可能变为现实可能，最终创造条件变成完全的现实性。生存论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建构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未完成的敞开状态，它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不断推进的进步过程。它依赖于人对世界和其自身的创造和追寻热情，它依赖于人不断更新世界的能力，否定不理想的现实性，以创造一个可能的美好的乌托邦世界。“为了让自然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要从这个自然而然的世界去探索‘真’(世界是怎样)、去寻求‘善’(世界应怎样)、去实现‘美’(‘是’与‘应当’的统一)，把世界改造成对‘我’(人和人类)来说是真、善、美的世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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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是不会消失的，就像人总要追求一个美好的世界一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形而上学总是哲学家来强调的，那么，形而上学是哲学家的特权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深刻。只要凡夫俗子拥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那他们必然会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尽管他们对于这一词汇毫不理解。另一个问题就是，从形式上看，哲学家和农夫都会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但是，其内容和层次却可能天壤之别。当海德格尔板起面孔言说他的“死”“畏”“烦”之时，更多的人可能觉得不知其所云，或嘲笑其知识分子式的矫情。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他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实际上，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取决于他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大知识分子可以在衣食无忧的条件下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来思索更普遍的、深刻的、永恒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农夫搬运工或哪怕是商人都只能囿于他“地域性的个人”来思考自己特殊性的问题。“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9]
就人的本性而言，人是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亦即意味着当下的特殊性和更广泛普遍性的统一。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现了人的此种双重本性。如果说形而上学彰显人的普遍的理想性、超越性的意义境界的话，那么它绝不是毫无基础、横空出世的。哲学与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无论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在其普遍性之中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时代性是哲学的固有特征，同时也是哲学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无论把哲学比喻为清晨鸣唱的高卢雄鸡抑或傍晚才起飞的密纳发猫头鹰，它都在不停地关注着它所处的世界。人的形而上学精神追求无法脱离现实的经济社会背景，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形而上学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历史叙事以及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议题。就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哲学到了现代已经转变成了为了大众而存在的事业，它要服务于为公众服务的国家。
所谓梦想，它是人对自身发展过程的理想状态的形象期盼和对于现实生活的形而上学超越。代表人们对于目标、理想的自觉追求，人们按照自己的要求改变世界，追求自己的幸福，追寻一种诗意的栖居的精神家园。它兼具形象性及超越性特征，彰显了人的意识的自觉能动性。
人如何提升自己的形而上学境界？人，就自然物种而言，在自然界生存毫无优势，但是，他却具有改造自然，提升自身的智慧。动物只是按照其自身的物种去生产，而人可以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包括人的内在尺度来生产，并赋予人的意志和欲望、目的、理想，从而创造一个属人的、具有意义和美的世界。人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物种，成为自然的主人，首要的就是人生产劳动的能力。人通过生产劳动，既创造了外部世界又创造了人自身的本质面貌、能力与自由，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当然，在人类漫长的生存过程中，劳动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这种劳动不是自由的、富有个性的，而是艰难的、痛苦的生存活动，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折磨与考验。亚当·斯密把劳动看作是对人的诅咒，然而休谟对此却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和乐观，他认为，“大自然敞开的慷慨的手给予我们很少的享受，但通过技艺、劳动和勤劳我们又能极其丰足地获取它们。”[6]马克思指出，“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7]人不仅要与自然搏斗，而且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争斗。可以说，正是现实世界中生存的艰辛与痛苦，人们才会展望一个富庶公正和自由的世界，构建一个具有意义和价值的、能够安身立命、精神崇高、充满美和诗意栖居的形而上学境界。
三、中国梦：新时代人的发展的实践形而上学
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实现理想、自由和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仅仅寄托于传统的劳动生产，根本无法体现丰富的人性内涵，因为这种劳动还处于必然性的王国，还是一个与大自然和社会体制搏斗，以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生命的王国。尽管它是不可或缺的必然基础，但按照事物的本性，真正的、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自由发展的条件，只能存在于物质生产的彼岸，“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7]，在自由王国里才会有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个性的丰富和自由完善的人格，才会有“个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自由的生活活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个人向完善的个人的发展”，才会有“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
就一般意义而言，马克思是坚决反对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以其革命性的哲学范式实现了有别于传统哲学的实践论转向。但这一问题要辩证地看待。如果我们把形而上学理解为如上论述的哲学的意义和境界的话，马克思的哲学同样属于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与众不同的实践形而上学。学界众所公认的是，马克思哲学具有最显明的实践性特征，或者说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实践哲学，这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本文以为，实践哲学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哲学形态，它就是理论的、价值的、逻辑的、形而上学形态的，它是对人们实践活动的抽象总结和反思批判以及对未来的前瞻和憧憬。理论不仅要符合现实，现实也应该趋向理论。如马克思所说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就是改造现实世界基础上的理论畅想。它对人们进一步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引或影响作用，但也仅此而已。实践哲学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实践。实践哲学和实践活动本身无论如何也不能画等号。哲学家主要是以哲学的方式参与实践活动的，对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反思是哲学家的专业特色。即使是马克思，他留给后人的也主要是他的精神财富——唯物史观、《资本论》、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等等。他那深受古典希腊和德国古典哲学熏陶的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无不是形而上学精神气质的表现。肯定形而上学的意义就在于，它强调对世界本质和意义的追问，意在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的追问，自由、艺术和美的追寻。
如果我们把哲学的关注视野从世界拉回到中国的话，中国就体现了人的形而上学追求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及其相应的实践性特征。中国人的理想追求无疑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特征，但又是通过地域性或民族性和时代的实践性特征表现出来的。当西方发达国家解构形而上学，既享受了社会高度发达的幸福，同时又面对现代性的阴暗和风险，饱尝了现代性负面之苦，现代犬儒主义对此表露出无奈的叹息和悲观之时，中国的发展状况却呈现出由前现代到现代性以及后现代的过渡，现代性文明与负面效应以及人们的后现代性的犬儒心态相互交织、杂糅的复杂状况。丹尼尔·贝尔对于这种东西方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描述道：“当19世纪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拉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蕴含着20世纪后50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发展地区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由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10]正像习近平代表官方阐述的那样，“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民族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11]6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紧张学习期间，场场不落地参加讨论班，个人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首先是从哲学上研究系统思维。我虽然是从1983年就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但从一开始我就非常重视钱老关于系统科学的思想。众所周知，钱学森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但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还与我当时所在的哲学研究所（我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多位科研人员有学术交往。例如，当时哲学所自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当时叫“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有位童天湘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钱老看了就亲自写信与他讨论。这种事经常发生，钱老虽然是位大人物，但我们对他并不觉得陌生。
中国梦蕴含的理想抱负不仅仅是地区性的或工具主义的，它试图通过国家理性和民族载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语境中，实现全体中国人的理想追求，此种目标体现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和境界，又是通过当下的实践不断实现的。因此，中国梦可以理解为中国人当下的实践形而上学。就像有学者指出的，“我们通过考察一个社会所产生的梦想，便可以更多地了解到这一社会及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观的性质。”[12]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是中国梦的哲学基础，它揭示以下主要内容：人的发展是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的发展是人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充分展示与提升，人的发展是个性的确立与完善，人的发展的主体是每一个个人。它注重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它强调人的发展要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途径，个人发展依赖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与交往的普遍化等。[13]
中国梦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当代体现，主要表现为：基于唯物史观的中国梦，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它体现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问题是时代精神的口号。它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生成的思维方式，彰显了问题意识和哲学素养。时代问题决定了中国梦的主要内涵和价值取向，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与民族是涵育文明成长的最佳基本单元和有效促进机制，是人的现实生存的命运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是人民幸福的物质、制度与文化的保障，因此人民幸福是国家、民族存在的价值归宿。中国梦既是宏大叙事的国家梦，又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梦，既坚持人民主体论，又尊重人的个性自由。中国梦既追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倡导人的精神的形而上的超越。
总而言之，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议题表征了通过国家载体来实现人的发展，以及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相对于某些富于个性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境界的追求，中国梦以普罗大众为主体，其追求目标更具有现实的历史感和可行性。相对于哲学家着重追求的形而上学的精神体验，中国梦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内容，民众首先期盼的是“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1]1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人生出彩机会，促进每个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而上学境界，一个必然王国基础上的自由王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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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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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2]Herbert C.Kelman,“From Dystopia to Utopia:an Analysis of Huxley’s Island,”inRichard Farson,ed.,Science and human Affairs[M].Palo Alto:Science &Behavior Books,1965,p.168.
[13]陈新夏.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42.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19)02-0001-06
收稿日期：2018-12-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ZX012)
作者简介：袁凌新，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DOI:10.19327/j.cnki.zuaxb.1009-1750.2019.02.001
责任编校：刘 林，王彩红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论文; 马克思论文; 中国论文; 境界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ZX012)论文;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