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志敏的清贫观，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它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又是一种行为指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无私的道德素养、英勇的奋斗精神，是清贫精神的思想基础；廉洁的政府、为民的组织、积极的群众，是清贫精神落到实处的主体要件；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是清贫观得以形成和光大的文化路径。把方志敏的清贫观摆到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加以理解，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关键词：方志敏清贫观；思想基础；实现主体；文化路径
方志敏的清贫观，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又是一种行为指南。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发扬和光大方志敏清贫精神，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1]是完全吻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本身就蕴涵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清贫奋斗的精神。本文试就方志敏清贫观的思想基础、实现主体和文化路径作一论证，以彰显方志敏清贫观深刻的内涵和强大的现实意义。
一、方志敏清贫观的思想基础：信仰、无私、奋斗
方志敏“从没有奢侈过”[2]162的清贫精神，不是他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1.清贫观建立在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基础之上
会声会影中运动追踪是物体跟踪特效，可以按点或区域跟踪，配合添加匹配对象实现对物体的标记或遮挡。这一特效在演示视频中应用较多，比如传送带上运送的零件中需重点观看的某一个，用动态红圈圈标记指出或被箭头追踪，方便看清所在的位置。又如拍摄的多辆搬运车演示视频中，添加追踪器的个数，同时追踪多辆搬运车，分别添加随搬运车运动的编号(见图3)。这一特效的应用可以更清晰、更简单的为演示视频画龙点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抉择，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有什么新特色，这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要的实践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体系的完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方志敏的清贫观，是一种高尚的文化现象。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指引我们奔向光明未来的精神动力。
方志敏不畏清贫，甘愿当清贫的共产主义战士。这种精神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方志敏长期与家乡那些“体面”的封建遗老遗少作面对面的斗争，毫不留情地揭露包括亲戚长辈在内的地主劣绅们剥削劳苦大众夺取社会财富的本质。他当众宣布与小时候在经济上“有恩于”自己的劣绅张念诚断绝“义父子”关系，表现了“视金钱如粪土”的坚定革命意志。在方志敏成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之后，经手的公款千千万，却没有一丝一毫用于个人和家庭的私事。他可以为党中央提供经费350两黄金，却不能给婶婶几个铜板买盐，不能给母亲一块大洋治病，不肯拿出费用去保释狱中的妻子，因为他决不允许自己假公济私。他平时与战士过一样清贫的生活，不拿一文零用钱，没有半点个人积蓄，以至在被捕时，敌人在他身上搜不到一个铜板。他自始至终履行了他入党时的誓言：“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2]24
2.清贫观建立在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素养之上
酒店管理专业虽然在国外已经发展成熟，但在我国尚是新兴专业，2012年才列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大部分教材是在原来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理方向体系下编写的，专业体系性不强、教学内容陈旧。因此，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接轨国际标准，推陈出新，探索形成与行业快速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就必然会有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信仰提供道德追求的力量和勇气，道德则是信仰坚定的最佳体现。方志敏信仰共产主义，体现出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素养。他在狱中回忆了自己的婚礼：“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只是几个同志吃了一餐好菜饭就算了。”[2]29-30这个婚礼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方志敏的婚礼如此简单“就算了”，不是因为他家庭经济贫困无力操办婚事。依据方志敏自己的描述：“我家是一大户，共三十余口，经济地位是足以自给的中农。”[2]12方志敏是家族中的长子长孙，娶的是志同道合的缪敏，家里的长辈是愿意而且有能力帮他把婚事办得符合乡规民俗的。然而，方志敏选择了在远离老家的革命工作之地南昌，请“几个同志吃一餐好菜饭就算了”，体现了他心中只有革命事业的高尚情怀。第二，从社会身份的角度看，方志敏在南昌办几桌酒席，“宴请同仁”是顺理成章的“体面”事情。当年方志敏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中共江西省委农委主任。但是，方志敏只是邀请了澎湃和罗亦农等几个同样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在黄家巷31号的家中“加了一餐”。方志敏自己的婚礼演讲词是：“现在革命已经到了严重时期，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促其成功，所以，我们要成为革命战线上一对勇敢战士！”[3]81新房中象征性的布置，是澎湃即席写的贺联：“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奋斗到底；加强农运工作，准备流血牺牲。”[4]可见，方志敏严于律己的清贫价值观，源于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他对身边的亲人也严厉有加就在常理之中了。
2.在“清贫”中战斗的苏区基层组织
标准化的目的是“为了在既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促进共同效益”，比如全国正在推行的科学有效的政务大厅服务标准，目的就是为了简化办事程序、提升服务效能，方便老百姓，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获得最佳秩序和共同效益。为使产品、过程或服务适合其用途，标准化活动可以有一个或多个目的，且这些目的可能相互重叠。
心中始终装着穷苦大众，是方志敏高尚道德素养的最佳体现。1934年11月初，根据地正处于革命的困难时期，红军被迫转移。此时，方志敏的肺病未愈，痔疮又严重发作，不但骑马困难，连卧床也很难受。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表现了一个清贫革命者的高尚情操，他不但没有去治病，而且日夜抱病深入群众做宣传工作，十几天没有离开苏区群众半步，教育大家革命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查看各家各户在红军离开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帮助他们做好自我保护工作。他把自身的病痛置之度外，把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自己身上的个人物品也全部送给了最需要的群众。怀胎十月、即将临盆的妻子没有得到他的陪伴和照顾，只是在离别时泪眼相望，表达夫妻之间的情深义重。方志敏严于律己、舍己为人的事例举不胜举，其中体现的高尚道德情操，浓缩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
1.清贫观与马克思主义“外来文化”息息相通
3.清贫观建立在奋不顾身的共产党人革命气节上
坚持清贫观，离不开坚强的革命意志。凡是在革命战争中背叛组织、向敌人投降的败类，在革命的初期也曾经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对革命有益的事情。但是，他们最后都耐不住清贫，贪图享乐，经受不住考验，失去了革命的气节。这些人的作为，从反面证明了坚持革命的清贫观需要有奋不顾身的革命气节作保障。1935年1月29日下午，方志敏被捕。在此后至牺牲的一年半时间里，敌人使出了百般手段，诱降方志敏。方志敏被捕的当晚，敌人的前线团长就对他进行了“恭维”式劝降，要求方志敏“写点文字”，以表“归心”，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并荣华富贵。方志敏大义凛然，当即挥笔写下了200多字的《方志敏自述》，毫不隐瞒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身份，斩钉截铁地表达了自己坚强的革命信念：“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2]3在后来的“提审”中，面对国民党“法官”以利禄为诱饵的“规劝”，方志敏句句驳斥，厉声回答：“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5]在蒋介石的亲自授意下，一批批劝降者纷至沓来，其中有方志敏的“老乡”“旧部”“故友”“同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一个个“笑嘻嘻”而来，“悻悻然”而去。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时任“北路军总司令”的一级上将顾祝同，奉蒋介石“旨意”，多次亲自劝降方志敏，高官厚禄的“许诺”一次次加码，但方志敏丝毫不为所动，他送顾祝同的“题词”是“视死如归”四个大字。直到方志敏牺牲的前几天，顾祝同还对方志敏进行了最后的“争取”：只要在报纸上登一则脱离共产党的启事，蒋介石就委任他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志敏回答是：“你法西斯匪徒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顾祝同只能电告蒋介石：方志敏“实在不可屈”[3]183。正是由于有千千万万个方志敏式的“革命不贪财、贪财不革命”的共产党人，中国革命才能最后取得胜利。
二、方志敏清贫观的实现主体：政府、组织、群众
清贫观要转化为强大的实践力量，必须要有践行的主体。只有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把清贫精神落实到行动中，清贫观才能真正放射出光辉。在这方面，闽浙赣苏区表现得十分出色。
政府提倡什么样的价值观，必然首先通过政府的工作运行模式和工作人员的行为体现出来，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封建王朝政府是“皇权至上”专制价值观的榜样，资产阶级政府是资本家的“总代表”，倡导的是“剥削合法”的价值体系。当年方志敏领导下的闽浙赣根据地，政府是“清贫廉洁”的政府，干部是“清贫自律”的干部，高举的是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大旗。1929年10月1日，信江特区苏维埃成立，来自弋阳、横峰、德兴等八个县的正式代表160余人、列席人员140余人，集中在弋阳县的邵家祠堂里召开，会议没有公共消费，大家自带干粮，不影响和干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会议决定了施政纲领、土地法，确定了财政、税收、借贷、贸易等重大政策，还通过了劳动法、婚姻条例等等一系列重大决议案，唯独没有通过任何有关干部待遇的决定。党、政、军三大系统，均利用祠堂和没收的地主房子办公，干部一律与群众平等。方志敏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没有任何高于普通战士的待遇。完全应验了“自带干粮去办公”的苏区歌谣。全体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干部，都要自身耕种分得的田地，干革命是“额外”的事儿。几年后，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苏维埃政府以《训令》的形式，规定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果确因工作繁忙，需要组织安排劳力帮助耕种农田的，必须得到政府发放的“帮助耕种证”。而证书的发放控制得特别严格：干部要“经过本级政府严格调查其家庭确实无劳动力或劳动力真正不够，而又无办法可想，报告县苏维埃审查批准，发给帮助耕种证”[2]415。《训令》还明文规定：乡苏维埃主席、支部书记和共青团、工会在内的所有干部，都不得例外。
1.以“清贫”为荣的苏维埃政府
闽浙赣苏区的工会、青年团等组织，也和农民协会一样，显示出甘受清贫、无私忘我的奋斗的精神。他们的每一次组织行动，从来都不代表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代表穷苦大众的普遍要求。干部的工作从来不计报酬。从他们的工作态度上，人们很容易感受到清贫观的精神力量。方志敏于1930年7月制定的苏区《工会临时组织条例》，具体安排到了“雇农工会”“裁缝工会”“店员工会”“船业工会”等细分行业，涵盖了手工业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最基层，影响到千家万户[2]342。此外，方志敏还善于适应当地的习俗，建立具有正确价值观、群众乐意接受的革命组织。例如，通过当地具有历史传统的“上名字画押”形式，成功组建了“农民革命团”，使之成为胜利之师、道德之师[6]。
从表2可知，经过对四种敏感性指标d’进行折半信度检验后，自我和他人这两部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438和0.482，分半系数为0.534，说明GNAT测量程序可信[27].
基层组织是政府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中介”和“纽带”。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必须通过各级基层组织加以贯彻。因此，基层组织的形象，往往代表了政府的形象。方志敏十分重视苏区基层组织的清贫观教育和廉政建设，把它看成是苏维埃政权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清贫廉政的政府，必须有清贫廉洁的基层组织为基石。如果基层组织贪图名利，就必然软弱涣散、失去战斗力，政府就会失去威信。方志敏正是遵循这种思路打造了廉政高效的苏区农会、工会、共青团等基层群众组织。
苏区的农会，是与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进行政治斗争的基层权力组织。他们直接面对土豪劣绅，缴获(没收)的浮财最先从他们手上经过。但农民协会从来没有人贪图这些财富据为己有。在解放后对苏区调研的所有案例中，没有发现一起农会成员贪图私利、化公为私的情况。每一次对土豪劣绅浮财的收缴，农会都登记得一清二楚，封存起来等待组织处理。农会成员没有经济补贴。清贫中战斗的农会，斗争艺术不断提高，其中“算账说理”的方法，使用尤其广泛。例如，方志敏的五叔方高雨，是当地的一个暴发户地主，他勾结其他土豪劣绅，抵制苏区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叫嚷“欠租不交、欠债不还、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辈子不还，下辈子变猪变狗也要还！”并以方志敏的“长辈”自居，声称要与政府“评理”[3]64。在较量中，农会不是急于动用武力强行镇压，而是组织起全村有关联的贫苦农民代表，坐下来与土豪劣绅“算账”。一笔笔具体的账目算下来，充分暴露了地主劣绅狠毒的心肠和贪得无厌的本性，使他们理屈词穷，不得不点头同意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农会用智慧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到1927年6月，苏区所有的贫苦农民都加入了农会。没有任何报酬的农会，工作能够开展得红红火火，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心中保持着正确的价值追求。这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来源之一。
正是这种“清贫廉政”的政府和“清贫自律”的干部，创造出了彪炳中共根据地党史的“五种精神”，即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使得“苏维埃政府亲密地与工农群众联成一片”[2]85，苏维埃政府令行禁止。方志敏自始至终是清贫干部的榜样，他强调“革命政府就是要建在农民工人的身上”[2]276。针对当时国民党贪官污吏“麻木不仁”、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的事实，方志敏针锋相对地告诫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我们的政府，对待这一流麻木不仁的东西，要丝毫不客气地给以严厉的处分，这样才是革命的政府。”[2]277
3.追随“清贫”领袖的人民群众
方志敏清贫的人格魅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苏区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每当方志敏来到群众中，人们看到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说的是关心群众冷暖的话，吃的是群众一样的野菜拌饭，干的活比群众还苦还累，宣传的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理，心中的敬佩之意就油然而生；每当红军扩充队伍，人民群众自觉送夫参军、送子当兵的热闹场面就令人感动，因为他们熟悉方志敏，知道红军中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家中的男人在这样的部队中干的是光宗耀祖的“正经事”，有的家庭甚至是祖孙三代所有的男丁都参加了红军；每当根据地遭到敌人的“砍树搜山”“挨家查人”“反攻倒算”等反革命血腥清剿，人民群众再苦再难也不出卖子弟兵，因为他们心里知道，方志敏率领的队伍是贫苦大众的子弟兵，战士就是自己的亲人，是革命的火种，他们比自己更苦，想尽一切办法在物质上接济红军是人民群众心甘情愿的共同做法。
摘 要：《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巴学园是孩子的天堂。无数次，我幻想着能给孩子们一座梦寐以求的“巴学园”，但直到遇到他，我才真正意识到，作为老师要用自己的真情换取学生的真情，用老师的爱换取学生的信赖与努力，因材施教、扬长补短，让他们争取做最好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教育目的，真正的给予每一个学生一座心中的“巴学园”。
方志敏是穷人的代表，穷人的领袖。可以说，没有清贫的方志敏及其领导的队伍，就没有人民群众贴心拥护的党和军队。闽浙赣苏区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重大胜利，这与方志敏清贫实干的思想品质和人生观价值观紧密相连。方志敏被俘以后，敌人分别在上饶、弋阳和南昌安排了三场所谓的“示众”活动，企图达到“庆功”和恫吓群众的目的，结果一次比一次适得其反。第一次在玉山县，被驱赶到场的老弱妇孺在敌人的机枪面前以泪洗面，低头痛哭，没有一个人跟着喊反动口号，结果敌人自讨没趣，草草收场。第二次在弋阳县，当地群众听说自己的领袖被俘，义愤填膺，自发地扛起锄头、腰插柴刀、手拿扁担，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准备舍生救亲人，吓得敌人连囚车的门都不敢打开，在重兵簇拥下快速离去。第三次在南昌市，方志敏戴着手铐脚镣站在铁甲车上，周边重兵把守，宪兵特务大批出动。被迫到场的群众一个个以敬仰之情聆听方志敏的慷慨演说，对敌人的反抗情绪持续升温，敌人不得不提前结束这场“闹剧”。据美联社记者事后报道称，“群众随即开始骚动，表示不平。但是机关枪口早已向着群众的胸膛头颅瞄准”[3]171。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保持清贫本色的革命领袖方志敏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如果方志敏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失去了清贫本色，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代表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那么，即使骁勇善战，也得不到劳苦大众的理解和支持，革命事业不可能成功。时至今日，廉洁干部同样能够受到群众的爱戴，反之亦然。我们从中可以体验到方志敏清贫精神的无穷力量。
三、方志敏清贫观的文化路径：传承、引领、激励
贪图物质享受、追求不劳而获的人，不可能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者首先是为理想甘受清贫，为社会甘愿奉献，为消灭人剥削人的腐朽制度甘愿牺牲。方志敏就是这种革命志士的典型代表。青年时期的方志敏曾经因为家贫而进了一所教会学校，面对不少学生为乞求富贵平安而接受基督教“洗礼”，方志敏在仔细考察后郑重宣布：“我不信基督教！”[2]19他继而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富有和无产阶级的贫穷，不是由天命决定的，全体人民要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清贫中“实际地去做革命工作”才有意义[2]22。方志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认定基督教是“精神鸦片”。他指出：基督教“是以精神的鸦片，来麻醉中国人的头脑，消磨我们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造成大批的依附信仰洋大人的顺民”，“对工农群众，就是说，地主资本家压迫和剥削你们，你们绝对不要反抗！工人不要工资替资本家做工好了，农民把种出的东西，统交给地主好了；冻死饿死不要紧，横竖来生是有福的”[2]19。方志敏还当众宣告说：“除了一些想在洋人脚下讨口饭吃，甘心为洋奴的外，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哪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2]19-20在方志敏的影响下，大量有志青年放弃了宗教信仰，不接受洋人施舍，以清贫为乐，投身社会实践。方志敏则走出校门，走上了信仰共产主义的职业革命者之路。
两组术前IL-6和TNF-α指标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14 d的IL-6和TNF-α指标水平较术前均有明显变化，但观察组比对照组明显更低（P＜0.05）。见表2。
方志敏烈士的清贫观为什么能够得到万人称颂？因为他“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7]。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文化？这个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受到马克思主义“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
方志敏1922年(23岁)开始系统研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月刊是他的必读刊物。他在九江南伟烈学校组织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专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潜心研究[8]477。马克思在清贫的生活中坚持革命斗争的事迹感染了方志敏，马克思勤奋写作的精神激励了方志敏。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在清贫中脱胎的“外来文化”，指引方志敏毅然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仅仅在1922年至1923年的两年中，方志敏创作了多部饱含清贫观和斗争精神的作品，包括《狗儿的死》《哭声》《呕血》《某事》《我的心》《同情心》《慰友》《发起江西学会的提议》等，在《青年声》《觉悟》《新江西》等多种报纸和刊物上发表[8]477-479。1924年3月，方志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方志敏坚守的清贫观，既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宝贵财富，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具体表现。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甘守清贫、鄙视物欲的个人思想品质在方志敏身上得到体现。马克思一生异常贫困，但他决不向反对派投降，坚持信仰不动摇，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方志敏甘愿清贫，坚定地站在穷苦大众一边，不为金钱所动，对反动派亮剑，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积累了可贵的精神财富。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指引方志敏留下了表达清贫精神的不朽篇章。方志敏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鸿篇巨著为指导，坚持在革命实践中写作，即使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也想尽一切办法写作，给后人留下了30多万字的著述，其中的《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等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清贫观。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方志敏清贫观在革命实践中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引全世界无产者战斗的理论，方志敏清贫观是中国农民朋友最能接受的思想观念。它以朴素方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深文化学说，激励苏区人民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思想指导从事革命斗争，虽死犹荣，勇往直前，取得胜利。
2.清贫观为繁荣苏区“大众文化”引领方向
方志敏的清贫观，蕴含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等民族传统美德。它既是一种精神，也外在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苏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效仿，日久弥新，永放光辉。
1)以传统作圆求交点法所制梯形槽参数所得槽满率比以理想梯形槽参数计算所得槽满率高，考虑实际以传统法制电枢槽满率经验值一般不超过68%，若以理想梯形槽参数所制电枢槽满率可达到70.7%，留余取整为70%，故若以理想梯形槽参数制电枢槽满率经验值上限可设为70%，此时，电枢绕组可选择规格较粗的漆包线以降低电机热负荷。
方志敏清贫观引领苏区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体现。第一，在干部教育中重视思想品德和人生观教育。方志敏亲自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的校长，与邵式平等领导一起亲自授课，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政治知识，传授我党的优秀传统，清贫观在身传言教中得到弘扬。学校分五期培养了1500多名学员，他们既为革命战争树立了丰碑，也在思想道德操守上为战士和群众树立了榜样。第二，在基层扫盲活动中贯彻世界观教育。方志敏号召苏区基层干部和群众要“坚决与不求识字的文盲斗争”，自己则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干部亲自编写思想性强、通俗易懂的教材。同时从苏维埃政府中拨出款项，印制工农读本，补贴夜校费用[2]364，使干部群众既学文化，又学做人，清贫观渗透到了整个扫盲活动之中。第三，创办先进团体和刊物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方志敏先后创办了“弋阳青年社”“南昌文化书社”等组织，主持出版了《新江西半月刊》《先驱》《寸铁》《锄头》《工农报》等革命刊物，及时报道和评论时事政治，褒奖先进，鞭挞落后，在思想上弘扬正气，引导人们自觉做清正无私的革命者。第四，创作和演出文艺新品占领艺术主阵地。在推广多种形式的苏区艺术作品过程中，方志敏曾经亲自创作并演出了四幕剧《年关斗争》。故事以当地事实为蓝本，表现大年三十晚上穷苦农民被恶霸地主欺凌的事实。剧情着力歌颂了农民不谋个人私利、团结斗争的崇高思想境界[2]241-254。以清贫著称的方志敏亲自扮演剧中的农民主角，使群众受到了倍加的鼓舞。正是由于方志敏为首的党组织在文化建设上的倾心付出，凝聚了根据地的人心，使革命烈火越烧越旺。2017年，青岛演艺集团推出的原创京剧《清贫之方志敏》，正是当年方志敏“清贫”精神的真实写照[9]。
3.清贫观是构筑“中国精神”的强大动力
其次，要核实现场是否具备测量条件，主要包括：建设工程是否已经按规划许可规定的内容完成建（构）筑物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和道路交通设施、绿地建设；建设用地范围内，规划要求拆除的各类建（构）筑物以及因建设需要搭建的临时设施是否已经全部拆除，并且施工场地已清理完毕；对分期建设的建筑工程，必须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应的用地范围为单元组织核实测量，要看同期的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是否已经按照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进行实施，待核实区与下一工程规划用地范围是否采取分隔，分期界限是道路或绿地的，应完成道路或绿地建设。
方志敏用生命践行了他的清贫观。这个清贫观的本质内涵是：为着党和人民事业的成功，坚决抵制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保持清正廉洁的道德本色，决不追求个人富贵豪华的生活享受，牢固树立为革命事业牺牲个人利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方志敏在牺牲的前夕，对自己的清贫观作了完整的评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2]162
方志敏的清贫观就是革命者的财富观。“美丽可爱的世界，绝不是那虚无缥缈的上帝创造的(那是基督教徒骗人的胡说)，而是我们拿着铁锤，拿着镰刀，结实健壮的工人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劳动创造的。”“创造者变成了奴隶，寄生虫反而做了主人，别的都可以忍耐，此事是万不能忍耐下去的。”[2]191-192正是在这种财富观的支配下，方志敏带领苏区人民流血奋战，为打碎锁链、还财富于人民，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革命成功后，初心不能忘，财富必须是人民的财富，决不能让少数人据为己有。方志敏的财富观，深刻地蕴含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
方志敏清贫观在当代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一是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反对追求不切实际的超前物质享受，体现有志者的崇高理想；二是鼓舞人们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努力工作，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方法”为实现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做出贡献；三是告诫人们立党为公、为民谋利，在扶贫助弱上积极奉献，做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四是号召人们坚持清正廉洁、反对腐败，弘扬积极向上的政治生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时代先进性；五是启示后来人正确处理“清贫”与“富有”的关系，永葆旺盛的进取心，一代接一代地将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
[2] 方志敏.清贫[M]//方志敏.方志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揭晓海.革命烈士方志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 方兰.怀念我的母亲缪敏[N].上饶日报,2017-07-01(3).
[5] 刘明钢.方志敏与国民党法官的第一次正面交锋[N].人民政协报,2016-11-03(10).
[6] 刘国云.方志敏在中共党史上的四大贡献[N].北京日报,2012-12-17(19).
[7]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讲故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2.
[8]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方志敏生平年表.方志敏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梁辰.《清贫之方志敏》首演获好评[N].青岛日报,2017-03-13(12).
OntheIdeologicalBasis,RealizationSubjectandCulturalPathofFangZhimin'sViewofHonestPoverty
JIE Xiaohai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Shangr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angrao Jiangxi 334109, China)
Abstract：Fang Zhimin's view of honesty poverty is formed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t is not only a value orientation, but also a behavior guide. Firm Communist belief, selfless moral accomplishment, heroic spirit of struggle, are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spirit of honest poverty. A clean government, an organization for the people, and active masses are the main elements of the spirit of honest poverty being put into practice. Not forgetting the original, absorbing the foreign, facing the future are the cultural path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ew of honest poverty. To understand Fang Zhimin's view of honest poverty on the two level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is helpful for people to better construct the Chinese spirit, Chinese value and Chinese power.
Keywords：Fang Zhimin's view of honesty poverty; ideological basis; realization subject; cultural path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9)01-0022-06
DOI：10.3969/j.issn.1004-2237.2019.01.004
收稿日期：2018-01-10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17YB327)
作者简介：揭晓海(1982-),男，江西余干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E-mail：1031183881@qq.com
[责任编辑邱忠善]
标签：清贫论文; 苏维埃论文; 苏区论文; 政府论文; 精神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17YB327)论文;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