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走上文化自信之路的重要起点。中国共产党立足陕甘宁边区生产生活实际，出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同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社会治理思想相结合，坚持“人民本位”，立足内源发展，开展文化建设，在增强党的文化自信过程中，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延安时期通过文化自信推动社会治理的经验，不仅用凿凿事实印证了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同时也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延安时期；文化自信；社会治理；文化建设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路径，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娴熟地运用了各种政治、经济等刚性措施，实现对边区社会治理的有效策动，还充分利用了文化的教化、熏陶、涵养功能，强化文化建设，培养边区民众文化自信，探索出了一条由文化自信到行为自觉的社会治理模式。延安时期党在文化领域对社会治理路径、方法的有效探索，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是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特点和亮点，也为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目前学界对于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如何建立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层面，即以政府的服务与调节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这种研究强调了政治、经济等硬性手段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突出了社会治理的政府主体性，忽视了作为治理对象的人的主体性，进而也忽视了文化所具有的推动治理对象自觉接近主体目的的功能。部分研究认为新时代提升文化自信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文化治理密切相关，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强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1]。延安时期的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所形成的文化合力是构建文化创造力以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2]，同时文化治理融合文化自信思想进一步提升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3]。在理论实践的探索中文化自信可以解决文化与治理脱节的问题，更进一步地丰富社会治理的内容[4]。延安时期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重点从创建基层组织与改善落后社会风气两方面入手[5]，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文化手段推进社会治理[6]，潜移默化地改善了延安时期社会整体风貌，实现了社会治理的更深层次目标。
换言之，我们要顺势思考的是：语文的其他板块有没有哪些关节也是可以打通的？解决这个梳理归纳的问题，是为“线动成面”。
十九大报告把坚定文化自信与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两大部分集中阐释，其深层的逻辑是，坚定文化自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本源及推动力。如何构建长效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能仅停留在政策的构建与执行方面，要更深层次地追求社会治理能力的本质来源。正确理解文化自信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当前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需要，也是学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探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与文化自信的关系，明确开展社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运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文化自信之路的理论实践，如“人民本位理论”“内源发展理论”等，提出创新当前社会治理模式以补齐当前治理短板，促进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合，使文化自信始终贯穿于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治理的原因
（一）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现实针对性
1.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历史背景
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展边区建设之前，陕甘宁边区尚未形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政治生态环境。一方面，日本侵华势力范围正在我国逐步扩大，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进一步加深了我国的民族危机，边区民众对于国土相继沦陷而国民政府毫无作为的事实感到失望与焦虑；另一方面，当地土匪、驻军、地主相互勾结，肆意地剥削民众、榨取民脂民膏，农民没有土地但却要支付高额的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等，大量的普通民众负债累累甚至因此死亡，当地人民极度缺乏安全感，这就急需中国共产党这一不同以往的全新的革命力量掌握边区政权，为边区建设提供新的道路，开创全新的局面。
社会文化方面，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极度落后，基础教育的覆盖面极其狭小，全边区的中小学仅有120 处[7]。文盲占总人口的98%[8]327，当地识字的民众屈指可数，知识分子几乎为零。弥漫在当地的封建迷信思想、封建礼教严重地阻碍了民众身心健康的发展及文化知识的传播。由于民众大多目不识丁且在愚昧的封建思想的迫害下麻木不仁、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地方教育的水平始终无法提高，守旧的民众往往并不愿意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对于民主政治的参与也产生了一定的抗拒。落后的教育水平与封建思想的长期存续两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新文化发展迟缓的问题始终无法从根源得到改善。同时，当地存在着相当一部分不务正业、不参与生产活动、败坏社会风气的“二流子”，这部分群体相互勾结，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与农村的秩序。这些问题一方面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产生活，使得当地群众的生活极其困苦，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经济环境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展边区建设之前经济发展动力已接近枯竭，边区经济凋敝、封建地主经济的剥削、人口稀少及恶劣的自然环境等问题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地主阶级垄断了土地与大多的生产工具，农民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耕种，同时还要缴纳高额的租金及各种苛捐杂税。负担过重的普通民众丝毫没有改善生产条件的能力，大多生产工具源于租用；同时依靠剥削农民获取财富的地主也安于现状，不愿意花费成本改善生产条件。上述两种因素的制约，致使边区生产力始终处于极为低下落后的水平，且发展缓慢。在苛捐杂税、地主剥削、艰苦的自然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许多群众为了发展生产，不得不接受利息的盘剥，最终导致破产，边区经济发展极为缓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开始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文艺方向深入生活和向民间艺术学习。在延安地区很快便形成了学习秧歌、研究秧歌、加工发展秧歌，并用秧歌的形式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的热潮，不久便发展成为波及整个解放区的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由于艺术家的整理和创造，使秧歌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以其崭新的面貌出现。它在解放区作为宣传群众、鼓舞抗战、开展大生产以及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活动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秧歌深受人民喜爱，优秀剧目层出不穷。在《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产生之后，新秧歌剧以其突出的成果而独放异彩。陕甘宁边区的群众秧歌运动，推动了专业戏剧工作。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剧院师生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上演，反响巨大，标志着新秧歌剧改革的成功。传统戏剧的改革也取得了成就。1943年延安平剧院上演《逼上梁山》轰动了延安城。毛泽东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8]323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原名抗日红军大学，其前身是1933年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成立的红军大学，长征到陕北后建校于瓦窑堡，后迁到延安，是干部学校的典范。抗战期间共培养20 多万名抗日军政干部。陕北公学，1937年成立于延安，培养一般抗战干部。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1938年成立于延安，以培养文艺干部为主。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成立于延安，专门培养妇女干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0年由安吴青训班发展而成，培养青年运动干部。延安大学，1941年成立，是一所比较全面的综合性大学。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党校、民族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等校。除了这些高等学校之外，陕甘宁边区设立的中等学校也有不少。如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中学、陕甘宁边区医药专门学校、妇女职业学校等等。小学教育方面，边区对贫苦儿童与军烈属子弟给予入学困难补助，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社会教育分为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民教馆等六种形式。
思想路线问题。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俄国与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逐渐壮大，俄国的革命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与思想界极端思潮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人走上了思想僵化的误区。长期的“唯书唯上”致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指示沦为教条，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与右倾错误思想，并长期陷于“左”和右的两面漩涡之中。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还多次把党的事业推向生死存亡的艰难境地。因此，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真地纠正了之前所发生的错误，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在进一步明确我国国情与革命实际的基础上，寻找适合我国革命实际的道路，开展文化建设，走文化自信之路，整顿党风，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稳定了党内秩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进一步结合。
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门被强行打开，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近代。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是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最后取得胜利的两个过程的交织。其间，始终伴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碰撞与融合。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对于社会指导性文化意识形态的选择至关重要。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了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领导权不仅仅是体现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文化方面的领导也同等重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坚持走文化自信之路，坚持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与原则。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高度尊重我国的历史，同时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9]，不简单地以外来文化压制取代本土文化，避免传统文化的断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群众为中心，坚持社会文化建设应汲取群众的观点与要求，通过社会文化的建设，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这一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文化在边区的广泛传播，使延安时期文艺工作焕然一新，革命的前进方向更加明朗，同时也对新时期的社会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基础，同时结合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社会治理思想的伟大实践。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大力兴办教育与发展新闻出版事业，一方面以正确的革命理论体系武装干部与群众的头脑，使革命信念深入人心，边区群众在个人的追求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需要上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伴随着基于“内源发展”的教育事业和新闻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文化自信，社会治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获得了文化自信建设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领域的双赢。
正三角形图案则略复杂。这种图案中的9个点分为在边上的点和在角上的两种，人工计算需要分两种情况分别讨论，方法与上述基本相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类图形的一条边上有四点共线的情况出现，且所有三条边上都有四个点，当在三角形一条边上的两个点若都已被经过，则在这条折线经过三角形这条边的一个顶点时，可以直接穿过这条边上已被经过的两个点并连接到这条边的另一端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为基础，首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思想。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蕴含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实现真正的公有制进而达到社会公平。其次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用的社会保障政策仅仅是为了缓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对社会保障的设想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社会消除阶级对立，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等基础上。对失去劳动能力社会成员及弱势群体，需要从社会产品分配及再分配中扣除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作为社保资金，以保障社会成员都能公平的在社会中发展。再次，吸收了按劳分配思想。马克思主义提倡的收入分配的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按生产要素占有分配资产的方式，而是采用公平的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方式，以劳动作为尺度来衡量一个人收入的标准，这就能从根源上避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第四，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就业的思想。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利润为唯一的劳动投资动力，马克思主义劳动就业思想是在解决社会失业的前提下，以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生产者真正的结合，使劳动者能在整体合力的安排下进行社会劳动，所有劳动者的劳动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按照整体性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种劳动就业思想就能很好地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由于资本的过度积累而产生的劳动力溢出所导致的大面积失业。
2.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社会治理思想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的传承中，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陕甘宁地区的社会建设，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指导作用的同时，不仅没有丢弃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积极地汲取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养分，推陈出新，通过实践发展超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涵盖了儒家经学、墨家思想、道家“自然观”、古代兵学文化等多个方面，并取其精华运用到革命实践之中。中华文化中关于“和谐”“人和”“民本”“礼”等思想内容对中国共产党提升自身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首先，中国共产党认为“和谐”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社会、缩减社会贫富差距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其次，认为传统的“民本”思想中所提出兴国安邦的前提就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以此缓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这一思想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再次，中国共产党认同“礼”是中国古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剔除了“礼”思想中的局限性，以“礼”规范社会秩序，通过对社会人际关系的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约束以达到保障社会长治久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3.4 个体化系统管理模式提高母乳喂养率 观察组产妇在产后半小时给予早接触、早吸吮，产后4 h给予乳房按摩催乳，及母乳喂养的指导，结果显示，观察组产妇泌乳始动时间明显早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产后24 h体内血清PRL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从而为泌乳奠定了基础，保证了围产期的泌乳量，提高了母乳喂养率[13]。本文观察组产后42 d纯母乳喂养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在建构文化自信过程中推动社会治理的经验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实际，放眼全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发展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统一战线，汇聚优秀知识分子、文艺作品、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开始走向文化自信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始终坚持走文化自信道路、推进文化建设的必然性所在。
（一）坚持“人民本位”的文化自信建设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革命根据地作为当时中国革命圣地，吸引了众多怀有救国热情的文艺工作者。为救国救亡，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出版多种文艺刊物，群众文艺活动也开始蓬勃发展，群众性写作活动，也得到热烈的响应。但当时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来自城市的作家，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所运用的文学形式与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还存在隔阂，导致部分作品出现了脱离群众的文艺倾向。此外，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因此，高度重视文化工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体，在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也开展了文艺整风运动，毛泽东亲自找延安部分作家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首次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明确了文艺工作必须坚持“人民本位”，使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政治服务。讲话指出，文艺要从农民的角度出发，为普及提高农民使其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前进，团结一起有利于抗战的力量，使不符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成为符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抵制宗派主义，从实际出发，明确在这个全新的由人民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文化知识分子也必须很好的与群众结合，服务于群众[10]。
针对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荒漠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选择了“内源发展”。依据亨利·明茨伯格的理论，落后地区的发展“需要重新回到内生式发展为主的路线上来”[11]。这种内生式发展，注重“以个体或群体方式独立自主解决问题而带来的自尊。而这种自尊，又是由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能够独立自主、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经营之道的组织培育出来的”。
2.党的建设自身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欣欣向荣的巨变，被女作家丁玲写入了散文《陕北风光》。作曲家吕骥创作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毕业上前线》，郑律成的《延水谣》、马可的《南泥湾》等歌曲则表现了抗日军民战斗生活的诸多侧面。
精装修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较差、专业水平门槛较低。与此同时，管理人员及时作出相关决策，执行力度十分薄弱，无法对精装修工程进行有效管理。还有部分施工方案十分不规范，也没有采用合理、科学的施工工艺，出现返工问题，会对精装修的施工质量与效率产生不良影响。
从抗战开始之时起，大批作家艺术家汇集到当时的临时军事中心——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38年4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是一个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一协会旨在为停止国内战争，建成统一战线，将文化组织成功的转化为中国的革命运动中的一支重要战斗力量。它成立后，建立了全国作家通讯网，在延安、成都、昆明、香港等地建立了分会。延安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此时也彰显出了它在全国文艺界的重要地位。其他如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新哲学研究会、延安美术者工作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等也为促进边区社会稳定发展、凝聚抗战力量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外，边区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下创办了红色文艺宣传队，通过各种各样引人入胜且通俗易懂的方式使文化深入群众内部，以此动员和启发民众的民族意识。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不但为当时文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了大众的思想文化意识，为其后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边区文艺创作的蓬勃发展，推动社会治理同文化自信的进一步融合，社会治理也由权威化的单方面统治转化转换为制度化的公共权威，社会公共化程度提高，形成高度流动的社会治理系统。
（二）“内源发展”与文化自信动态交融
(2) 由实验结果发现，由于岩层倾角的作用，超千米深井巷道拱部左侧与底板右侧首先发生变形破坏，巷道围岩各位置处产生的位移量差别较大，巷道拱部与底板产生位移量较大，两帮位移量相对较小；且巷道变形量最大的位置达到30mm以上。
在教育方面，抗战爆发不久，毛泽东即提出了建立“国防教育”的口号。他要求“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教育纲领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又进一步提出“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广泛发展民众教育”[8]326。在八年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依据自身的独特条件（党中央所在地），采取不同方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成绩。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面临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文化自信建设解决自身问题并推动社会治理提供了内部动机。
陕甘宁边区不仅有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校的一系列教育体系，而且在1939年创办了更高层次的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9月1日改称自然科学院。学院的科研和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学员不仅帮助建起了西北制糖厂，还发现了著名的南泥湾“粮仓”。
在新闻出版方面，尽管当时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之下，陕甘宁边区也不甘落后，充满着文化自信。继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创办第一张机关报《新华日报》后，1941年中共中央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它不仅在当时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0年12月建成并开始广播。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出版方面，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办了中国出版社。同年，在延安创办了解放出版社，出版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及毛泽东、张闻天的一些论著。
1.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的思想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融社会治理于文化自信建设经验的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明确了当时社会治理的方向，并且从中抽象概括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同时也转变了党的工作作风，抑制党内官僚主义的滋生，进一步强化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促进就业，解决群众生活基本问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兴办学校消除文盲，大力投资教育事业，并将教育逐步引入劳动中去，使劳动与教育相结合，当地的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文化基础。这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社会治理成果对于当前提升文化自信、强化大众的文化认同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功能的事实印证价值
虽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极度流行的热词，但并不代表绝大多数民众已经从内心认同文化对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强大作用。这种现象的产生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文化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是潜移默化的，并不具有直观性，也无法产生即时性效果。其次，很多人认为“富裕”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GDP 的增长是最为显著和直观的政绩，“唯GDP 论”依然是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的社会治理思维的基点。因此，文化对社会治理潜移默化的功能虽然早已从学术理论的层面得到了证实，但在现实中忽视文化对于社会治理作用的人不在少数。文化自信推动社会治理的延安经验用凿凿事实印证了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对于纠偏“文化虚无论”“文化无用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2．聚焦热点问题，加大市场营销力度，精品在线项目在石油企业快速开展起来。举办“管院大讲堂”直播，邀请学院知名教授讲解“十九大精神解读”等内容，吸引了十几家企业报名参加，绩效管理直播一个半小时收看学员超过2800 人；围绕国家最新时事政治和集团公司热点议题，开办了党务干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精神解读和两会精神解读等专题培训班，通过学院网站、学院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集团内各企事业单位宣传，培训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50 多家单位积极报名，共有3 万多名员工参与了课程学习和课程评价，培训内容权威性、时效性和平台易用性得到广泛一致的好评。
第一，文化自信是推动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先决条件。为了提升边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以提升自身文化自信为先决条件。毛泽东作为文化自信思想的先觉者，带领着边区政府与人民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在不断地实践中，以革命文化建设积累社会治理经验，并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社会文化的建设即文化战线的拓展要想取得大的进展，必须使党内先进分子及文艺工作者在边区社会治理的重大问题上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崭新的文化力量——“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包含着我们独特的民族性与历史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实现了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真正意义上的革新。
第二，社会治理是丰富文化自信的实践保证。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文化自信，在党内整风的同时，将整风范围逐渐扩展到文艺战线层面，通过大众文化知识普及与文艺表现形式的革新，形成了“新秧歌”等民间艺术形式，在释放其自身活力的同时也反馈了着当时社会信息，使文化自信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立足“内源发展”，通过“红色教育”的开展，一方面发挥了文化自信在社会治理方面独特的治理功能，实现了社会价值的正面引导，构建了不完全依赖于政府作用的社会自主协调机制，发挥了大众的自治功能，提升了大众的民主参与度，进一步的将文化自信在社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上升到了实践与自觉的高度，实现了文化自信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我国在海南岛的旅游业方面的经济发展在创意农业方面占有很大的比重，创意农业在海南岛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两种产业在相互扶持，对旅游产业以及创意农业在海南省的实施，需要有更多的人才提出自己的创意，为海南和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多媒体具有操作灵活、控制方便的特点，所以，若教师在大学普通化学教学中，借助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可以根据不同学生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传统教学所带来的弊端。通过多媒体教学，教师可以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借助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时，教师可以把教学内容上传至多媒体，让学生在课外自行学习，同时学生在遇到学习问题时，还可以与其他学生和教师进行探讨，这既能提高教学效率，还能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知识。此外，教师还可以随时更新教学内容，与时俱进，让学生及时接触到最新知识点。
（二）新时代延安经验的价值
第一，发展性价值。明确文化自信始终是党和政府在中西方意识形态较量中提升建设文化强国能力的基础与前提。在延安时期以前，中国由于主权的沦丧、西方文化的冲击逐渐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虽不断地进行民族救亡尝试，但这一过程仅仅只是中国的民族志士借鉴西方成功思想经验，而这样的照搬经验最终导致了党内严重的“左”倾错误。到延安时期，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治理应当实事求是，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一套适于我国国情的革命思想体系，重新找回了我党的文化自信，使得延安时期成为中国走向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推进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当前在新的发展时期，我国民众的文化自信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提升，许多弘扬本国文化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但面对不断发展的经济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崇洋媚外、低俗等现象依然存在，这对于我国政府开展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党和政府应当引导群众与文艺工作者，坚守文化自信道路，创造能够强国为民，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优秀文化，使大众与政府都明确文化自信是推动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与前提，始终坚定不移的走文化自信发展道路，提升我国优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进一步融合，不忘初心，坚定建设与发展的信念不断前行。
第二，传承性价值。坚守延安时期红色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其更进一步作用于政府推进文化强国能力。延安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强烈民主色彩的优秀文化，它源于大众最终服务于大众，也通过自身强大的磁场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渴望献身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参与到边区社会建设的队伍中去。红色先进文化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在国家最艰难的阶段激励了人民，点燃了群众胜利的希望。而这一先进的红色文化对于当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党和政府要巩固自身的在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地位必须坚守文化自信，首先成立红色文化研究基地，从充实理论性研究的基础上开发红色先进文化资源，鼓励申报相关红色课题项目，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人才资源优势；在充分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扩展大众参与红色先进文化建设，丰富对红色先进文化的推广和应用方式，在充分反映民族特性的前提下以适于大众接受的方式积极地传承同时创新发展延安红色文化，如建立红色教育基地、红色体验旅游等，抢占意识形态领域新高地，不遗忘传统，使延安红色先进文化以新的形态、新的方式渗透进中国社会治理与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
2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液指标的变化及其与颈动脉硬化的相关性…………………… 赵梁燕 高倩 陈将南 等（3）360
第三，引导性价值。以文化自信引领党和政府化解当代多元价值与社会主导价值的冲突与矛盾，凝聚社会共识。中国自延安时期至今，为了融入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形势，政治、经济的客观政策几经变化。中国经历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性转变。而目前开放的国内环境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价值的冲击，多元的价值与我国社会主导价值间的冲突凸现。要解决这一冲突，确保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坚守红色传统文化[12]，更广泛有效的在社会中传播当代优秀文化，发挥主流思想文化对人民大众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力与号召力，使中国能在应对多元文化价值冲击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力量，以文化自信参与到全球文明秩序的重建中去。同时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社会治理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基础，指导建构优秀红色革命文化，这一过程始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以其强大的文化感召力与引导力指引着延安时期民众走向抗战的胜利，使反帝反封建这一重大的历史革命性任务被大众广泛接受并达成共识。在新时期，我国的社会治理与文化自信发展已经走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作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的政党，是大众拥戴和信任的执政党。在党的指引下，只有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社会文化的认同感[13]，才能更好的坚持文化自信，发扬主流精神，建设稳定的社会，实现中国梦。
2010年以来，先后制定出台了山东省主要农作物灌溉定额、山东省重点工业产品取水定额及饮用水生产企业产水率标准等，形成了全省较为完整的用水定额标准体系。严格计划用水管理，将计划用水实施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出台了《山东省超计划（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暂行办法》，对规模以上非农业取用水户，按年度制定用水计划，逐月调度，按季考核，对超计划用水的实行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
四、结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创造性的将社会治理同文化领域的发展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文化自信之路。在新时期，建设新的社会治理体系依旧不能脱离传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新政治生态环境是在走文化自信之路的前提下生成的，文化与政治的多元共治与交融互补能够为社会信息的反馈与社会政策的改革创造良性条件。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借鉴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教训，利用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历史资源服务当下，以文化思想的引导为主要的手段，发挥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与领导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前进。党和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明确其政策执行力的提升与文化自信的关系，要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基础上推动创新，探索通过文化自信提升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的新路径，以实现更深层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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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Yan'an Experie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Promoting Social Governa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LI Pei-n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Shaanxi)
Abstract:Yan'an period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this period is also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ake the road of cultural confidence.Based on the realit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combines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adheres to the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bases itself on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carries out cultural construction，which promotes Shaanxi，Gansu and Ningxia in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the Party'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The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Yan'an period not only confirmed the social governance function of culture with chiseling facts，but also provided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Yan'an Period; cultural confidence; social governance; culture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9）05-0017-08
doi：10.13440/j.slxy.1674-0033.2019.05.003
收稿日期：2018-11-12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18S03）；延安市社科联重点项目（19AJJ003）；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7JK0834）
作者简介：李沛楠，女，陕西商州人，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敦俊）
标签：延安论文; 社会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陕甘宁边区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商洛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18S03)延安市社科联重点项目(19AJJ003)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7JK0834)论文; 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