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并对时代问题进行哲学方式的解答。当代中国正在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需要哲学对这一新时代的时代精神进行凝练和提升。现有学科建制上的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因偏重历史和文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当代中国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未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同时建构出意识形态层面的当代中国哲学，这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需在此理论指导下，直面当代中国现实，回归哲学本性，在解释、引领当代中国现实的过程中建构起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
关键词：哲学本性；时代精神；当代中国哲学
任何真正的哲学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书斋里的概念推演、逻辑论证出来的著作、论文，也不是各种脱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现实对以往文本中微言大义考证阐发，真正有创造性的哲学都是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并对时代问题进行哲学方式的解决。当代中国正在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需要哲学对这一新时代的时代精神进行凝练和提升。现有学科建制上的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因偏重历史和文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当代中国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未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同时建构出意识形态层面的当代中国哲学，这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需在此理论指导下，直面当代中国现实，回归哲学本性，在解释、引领当代中国现实的过程中建构起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
一、哲学本性：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
任何真正的哲学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书斋里的概念推演、逻辑论证出来的著作、论文，也不是各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坐而论道的哲学会议、论坛，虽然现有学科意义上的哲学表现形式是如此。但真正的哲学都是建立在对自己所处社会现实的考察、反思、批判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古今中外哲学发展的历程证明马克思这段话是对哲学理论本性的揭示。
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启蒙哲学、近代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鲜明地展现出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以西方哲学源头古希腊哲学为例，古希腊哲学产生前，古希腊人通过神话“用想象和人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2]。直到处于当时希腊与中东和巴比伦交通要塞的希腊人，通过航海与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埃及、古巴比伦地区进行商品交换的同时进行文化交流，接受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医学、历法、天文学、算数等知识和技术，由此导致一些人对古希腊原有以神学解释人类社会和自然现象的观念和方法进行反思，尝试用新的经验观察与理性思维认识人类自身和自然，形成了古希腊哲学的两个基本特质（非宗教的精神；思辨精神）[3]1-2、四个方向（对世界本原的追问；对人自身的反思；城邦政治的关注；自然哲学）。这些特质和方向在希腊哲学中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早期以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等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通过水、火、气等具体事物和抽象的数、原子等对世界的本原进行思考，寻找比神话更为合理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赫拉克利特表述为“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4]。之后的智者派因应雅典民主制政治辩论和演讲的需要发展起修辞学和论辩学，把哲学的主题由“自然”转向人事。其中与智者派相关又不同的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了回来，引入城邦之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善和恶的问题”[5]。而希腊晚期的哲学则是伴随着城邦制瓦解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融合，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改变，人们“普遍渴望安宁和谐的生活”，“罗马人和东方人的实用态度和宗教信念侵入希腊哲学内部，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引起的无谓争吵也从内部毁坏了希腊人固有的思辨理性精神”，“哲学更加注重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所不涉及的领域，关注人生问题，朝伦理化方向发展”[3]95-96。“在希腊化哲学的体系中，伦理学和社会理论占了最突出的地位。”[6]在这些古希腊哲学因不同历史阶段的主题转变呈现差异性的同时，还有一共性，就是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并通过试验的方式去探索自然现象。尽管古希腊哲人的自然科学与后世自然科学不完全相同，但是“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7]。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从产生之时起就与时代同步，但不同哲学家面对同样的时代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和途径各不相同，呈现出哲学的个体性。之后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哲学家们都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回应自己时代的问题，才有了大致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哲学史，这一哲学史的形成不是有目的的人为的排列，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2011-2014年，金融支持第二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维持在较好的发展状态。但是2015与2016年，金融支持第二产业增长出现了技术效率无效的情况，具体表现为投入指标中的存款、贷款和保费收入都有相对较大的冗余，说明在该年存贷款和保费收入转化为第二产业产值增长的效率不高，2017年，金融支持第二产业的增长效率表现为有效。
与此大约同时代，被后世史学家合称为“轴心时代”的中国的哲人们则正在面对社会变革进行着“百家争鸣”，面对同样的时代问题，哲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儒、墨、道、法、阴阳、兵、农等等，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的共同品性，“与时偕行”，“因时损益”。可能有些人会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哲学2 000多年基本上是儒道二家，即使加上后来的中国化佛教，也只是儒释道三家。这三家思想在其创始人提出基本思想之后，后世哲学家基本上都在对创始人的思想做诠释，鲜有各自独创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历代哲学及哲学家的误解。我们以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化为例。继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仁、义、礼等儒学基本理念，孟子和荀子各自因应自己的时代，一个倡导仁义，一个主张隆礼重法。汉代经学虽以“五经”为蓝本，但并不泥守“五经”，而是通过对“五经”的时代性阐释，进行从邦国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建构。至于宋明理学之所以推崇“四书”，是因为可以借助“四书”建构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以与佛教哲学相抗衡，解决当时经济发展与人们道德生活间的不适以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冲突等问题，是儒家回应时代、规范时代的一种努力。直到晚清的“中体西用”和五四及其前后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东西方文化论战”，都是中国哲学时代性的体现。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的哲学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等人所接受并作为指导中国当时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原有哲学的时代品性增加了“改变世界”的功能。
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社情、国情和党情，以此来认识当下、规划未来，是当代中国哲学的立足点。当前，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12]，包括处理复杂经济社会关系，要统筹兼顾各方面发展，协调各方利益，在我国发展全局的基础上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妥善处理好各种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既要补齐短板、又要缩小差距；既要城市繁荣，又不能让农村凋敝；既要发展东部，又要开发西部、崛起中部、振兴东北；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实现共同全面的发展。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所以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次，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存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文化环境差异，导致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的同时，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最后，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①此小节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十九大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正在进行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当代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在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个多样、多元、多变的社会已然出现。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哲学虽然给当代中国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普通民众规范了人生大的目标，但通常情况下，在普通民众看来离自己还有一段距离。而现存于大学与科研机构中的书本和研究室中的所谓哲学，无论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来说都与普通民众关联不大，也与当代中国现实有相当的距离。尽管近年来学界努力开展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试图通过沟通中西马整合出中国新哲学，并取得了一些理论层面的成果，只是仍与当代中国现实需要的哲学相去甚远。根本原因之一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解失误，始终纠结在中、西、马学科（且是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其文本）上，而不是真正面对当代中国现实，背离了哲学的本性。所以要真正建立当代中国哲学必须走出中西马的域限，回归哲学本性——立足时代，解释自己所处的时代，参与自己时代的实践，引领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
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哲学根基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一般说来，当代中国是指改革开放后直到当下正在前进中的中国，这一当代中国的开启可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起点，典型地具有哲学理论引领、变革现实的特点，由此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在短短的 30年走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一个世纪走过的路，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型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稳步推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有全面的总结[11]10：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在考察历史上不同历史时代的哲学时发现了哲学的这一理论品性的优长和不足，对其加以革命性的变革。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61。所以他创立的哲学“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9]92。马克思所处的 19世纪中期，西方近代大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引发世界范围内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他们在批判继承前人优秀文化成果、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总结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10]。马克思创立的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体系，它不是从抽象概念和范畴出发，而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寻找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75，即有效地“改变世界”，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这鲜明地表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切实解决时代问题，既以所处时代的社会实践为理论出发点，又以变革社会的实践为理论旨归。
甚至于中国和朝鲜地图中非洲大陆为什么朝南的问题，也可以得到图形学或艺术史方面的解释。把非洲南端表现为朝东，是同时期伊斯兰地图的普遍做法；上述二图把非洲大陆表现为朝南，确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22]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虽然身处欧洲，但他具有人类全面解放和发展的情怀和世界性视野，这决定了他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是全球的，包括中国。“中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长期关注的东方国家。据我们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著作中，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就有800多处。”[8]我们现在通常把鸦片战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而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分析中国问题的着眼点和切入点。他们正是围绕两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进程、直接后果以及在世界范围造成的广泛影响，对涉及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条件、国际环境、民族特征和发展前途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们一方面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进行分析，指出近代中国陷于停滞、走向衰落以致惨遭西方列强蹂躏的原因：一方面对深受压迫、奋起斗争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预言中华民族必将走向光辉的未来。”[8]所以，当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寻找中国出路之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指南是中国具体实践发展的理性选择。
在枞阳县电商扶贫农特产品展示中心柜台上，展示着毛花鱼、菜籽油、藕粉、咸鸭蛋、红豆等上百种枞阳特色农产品，除了外包装标签上标明了贫困户信息，每个产品上还印有一个专属二维码。
上述对当代中国现实的阐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艺术、军事、外交等全方位的、整体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科学描述，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时代背景和动力源泉。
1.1一般资料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我院对106例子宫内病变患者开展了分析研究,患者最小22岁,最大56岁,平均39岁,有12例病程1年以上,38例半年至一年,56例半年以内。
三、当代中国哲学的应然形态：会通中西马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之所以对这些在专业人士看来是常识的问题进行梳理，目的在于强调，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必须走出现有二级学科的中、西、马哲学史的域限，走出对古今中外“经典文本”的解读（只是走出，而不是不要或局限于），回归哲学立足时代，面对时代问题的本性，承担起本应承担的解释时代、变革时代和引领时代的责任和使命。
这就需要明确中国哲学不仅仅限于现有学科分类中的中国哲学，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哲学问题应该都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中国哲学，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的第一层含义。当代中国哲学的第二层含义是所有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用中国语言表述的哲学都可以视为中国哲学，包括用中国语言翻译、介绍或将某一国外哲学家及思想作为理论框架和方法用来解释中国问题的外国哲学（含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层含义从事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可能不同意，所以简单阐述一下这一说法的理由。第一，由于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文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元素，不可避免地偏离原著作者的思想。田辰山先生列举现在中国语言中几个常用哲学概念说：“在国内学到的西方学术概念的含义与其英语对应词汇原本的含义相去甚远。比如，汉语‘超越’不含英语‘transcendence’的本质和二元割裂性的深层含义；汉语的‘辩证法’较之‘dialectics’，更具有相反相成的含义；‘矛盾’与其说是英语‘contradiction’，不如说是‘一矛又一盾’；‘普遍性’不是‘universality’，而是‘无处不在’；英语‘unity’通过汉译变成现代汉语词汇的‘统一’，也基本失去了它原有的深层含义；‘理论’一词，延续着的本是宋明理学的含义，已不再包含英语‘theory’——‘未经证明假设’——的基本含义；‘实践’和‘practice’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样互不相识。”[13]显然，无论是从哪种语言翻译成中文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了中国固有文化元素，可以说这是外国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步；之后在以翻译文本为研究蓝本的所谓国外哲学研究更是离国外原本哲学家及思想越来越远，已经成为一种中国式的国外哲学。第二，我们在引进国外哲学时，自觉不自觉地是出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国外哲学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社会现实及思想文化的沟通交流中被保留或被淘汰，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外来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植入中国文化土壤中，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及哲学双向选择，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建立起一定的联系，重新阐释或言说。所以，可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用中文表述的哲学都可以视为中国哲学，只是具体表述方式不同，是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的哲学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破现有学科界限，实现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实质意义上的对话沟通，进而融合创新出当代中国哲学。
长期以来，广西与东盟国家贸易往来密切，发展形势良好。广西—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迅猛发展，年结算量逐年增长，比2016年试点初期结算量已翻几番。目前跨境人民币结算已覆盖东盟十国，为跨境人民币结算后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借鉴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促进广西—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及贸易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样的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因为面对同一时代的同一问题，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情感表达、价值判断、理性选择等会有所不同，包括对哲学观念的提出、接受和信奉也会不尽相同。所以哲学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具有个体性，即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对同一问题具有不同的哲学思考，即使是公认的哲学家及思想也只是其思想中具有独特性的部分成为世人辨认的标识，而不一定是其所有思想，所以才有千姿百态的哲学，如中国同处春秋时期的哲学家孔子和老子分别创立了儒家和道家，德国古典哲学中大约同时代的康德和黑格尔分别以三大批判和逻辑学闻名于世，马克思、恩格斯与大约同时代的杜林在哲学表述形式及思想上都泾渭分明。不同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之间可以相互辩论、借鉴，以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而完善人生，完善社会。
明确了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性和多样性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必要性，再思考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时思路就比较清晰：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哲学，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11]41。同时，走出现有学科建制的中西马域限，对当代中国现实进行哲学探索；关注当代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构建与其相应的意义世界或精神生活；以开放的心胸、全球化的视野，与世界上不同的哲学思想交流，建构世界性的当代中国哲学。这样的哲学形态不只是理论设想，而是可以现实地实现。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证明真正的哲学必须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才能引领时代，才能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和完善，成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
总之，我们希望当代中国哲学的应然形态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普遍性与差异性共存，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呈现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使所有当代中国人都能找到切合自己的精神家园，实现十九大提出的“人民群众更富裕的社会”“人民群众更全面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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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listic 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Returning to Philosophy Nature
WANG Ya 1, LIU Dongsheng 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China 110036;2. Liaoning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Shenyang, China 110004)
Abstract: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any genuine philosophy is based on their own time and provides the philosophical solutions to the issues of the times. Contemporary China is now entering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since modern times began had endured so much for so long, has achieved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t has stood up, grown rich, and is becoming strong; it has come to embrace the brilliant prospects of rejuvenation.” Therefore, the philosophy is needed to compact and upgrade the spirit of this new era. However, the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y)and Marxist philosophy (History) in the current discipline organizational system have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on a great scale, due to the particular stress on history and text. So such a system,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fails to undertake this historical mission. Onl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hich is the contemporary formation of sinicized Marxist philosophy can build up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is also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needs to face China "s rea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 and return to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so as to construct a new shape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process of explaining and leading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Philosophy Nature; Spirit of the Times;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9)02-0012-07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9.02.00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http://xuebao.wzu.edu.cn/获得
收稿日期：2017-12-25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L17BZX003)；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L15AZX005)
作者简介：王雅(1965- )，女，辽宁锦州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编辑：朱选华，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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