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古希腊以降，人类全部存在和生存意义都被锚定在不同的存在层面，这些不同层面的显现和拓展，反映了人类哲学思想的变化与历史进展的过程与层次，决定着当下每个个体存在的眼界和自由的生存境域，对这些不同的存在层面及其关系的考量与创新性思维密切相关。海德格尔把存在意义之锚定在有限的生存和生命存在与无限的自然大化的存在本身之间，指明人类的生存在世活动拥有存在论的优先性，它赋予世界以意义并且不断超出自身的界限去存在。海德格尔的这一锚定不仅有助于我们反思人类创新性思维的生存论和存在论本质，人类的创新活动是人类亲在在超越自身存在的界域时的生存活动，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的存在的本质和人类创新的真谛。
[关键词]海德格尔；存在问题；创新性思维
“存在问题” 与“存在的意义”，这些词乍一听来，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也挺神秘和遥远，但实际不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存在者，我们面前的手机、桌子、水杯也都是一个个存在物。“存在”这个概念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片刻不可分离。我们关于存在的观念，对存在的理解，以及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和我们的生活、工作、娱乐，密切相关。我们需要领悟每一个生命个体或存在实体究竟怎么发生，如何成长和发展。当它们遇到问题和危机时，也就是遇到“挫折”、“死亡”或“不存在”的危胁和危机时，如何去克服，闯过去，存活下来，长存下去。换句话说，我们人作为活生生的“存在物”，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去发问， 如何才能活得有意义，有个性和特色，不平庸，而且创造辉煌和实现卓越。这些问题，都和我们对“存在问题”本身的发问与“存在意义”的理解有着根本性的关联。
让我们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第一，我会从一个典型的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讨论开始， 即：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如果用更浅白一点的中文来表达就是：为什么是“存有”而非“没有”？对这个哲学问题的理解和回答，涉及到我们人类的整个看待世界角度和做事情的方式。应该说，我们人类的全部存在和生存意义，自古至今，都不断被“锚定”在不同的“存在”层面上。这些个层面，用哲学的话说，可能是所谓“客观存在者”的层面，可能是所谓“主体自我”的层面，也可能是“存在本身”的层面，而对这些不同的层面显现和拓展，不仅反映了我们人类哲学思想的变化和历史进展的过程与层次，也决定着我们当下每个个体存在的眼界和自由的生存境域。因此，对这些个不同的存在层面及其关系的思考，与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话题， 即“创新性思维”，紧密相连。
第二，我会试着去追溯马丁·海德格尔关于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和历史渊源。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很多人眼中，是今天形形色色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和思潮的一个先声和源头。他的思想，加上他在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失误”甚至“劣行”，今天仍然遭到不少人的反感、非议和批评。作为哲学家和思想者，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破坏者”和“搅局者”。 我在此并不想为他的“劣行”辩护，而只是要在思想层面提醒大家，一方面，哲学的本性原来就是“不安本分”和“不合时宜”。当年的苏格拉底与后来的笛卡尔，甚至耶稣基督，在成为“主流”之前，都曾经是“搅局者”和“异端”。正因如此，也许从另一方面来看，海德格尔或可被视为是未来或者正在到来的新时代的一位“先知”。
对于追尾、货架相撞和重心不准等问题，对技术人员来说就更应该重视了，往往一些小问题会影响大的操作。机器人结构可以进行改进，上方的托盘可以拓宽，使其最大限度地与货架底面相吻合，这就能有效解决重心不稳的问题。
第三，我将在前面两个话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哲学”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会用一些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实例来帮助说明这一点。例如，大家都知道创立苹果电脑公司的乔布斯是一个创新者，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苹果智能手机的出现，或者说它的“出现”和“存在”正在改变，而且还将继续改变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现在很多人从各个方面来研究“苹果”之“存在”的“秘密”，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乔布斯的哲学背景。乔布斯曾经有一句名言：我愿用我全部科技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乔布斯的心目中，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所谈的这样一个关于哲学、关于“存在之意义”的话题，和我们的创新性的思维和生活可能会是个怎样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那位对自己的老师撂下那句“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名言的希腊哲学大师。和他的老师坚持存在必须通过抛弃经验的现象世界，而“锚定”在超越于现实的“理念”或“相”上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理念”不可以完全离开现象界而独立存在。“理念”通过现象显现，而我们通过对现象显现的观察和认知，达到对事物存在之本质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著名的“实体”学说。存在着的首先是一个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 例如“这匹马”，“这座山”，“这个人”。存在着的还有“马”、“山”、“人”这些实体概念，甚至“第一推动者”这样的神。那么“存在”与“存在着”是怎么回事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亚里士多德分别提出了“范畴”说和“四因”说来具体建构自己的“实体存在”学说。我们不妨说，“范畴”理论是从人类语言逻辑言说的角度来看存在和存在着的事物。 例如关于“这匹马”，我们会具体描述“这是一匹赤红色的马”；“这是一匹战马”；“这是关公的战马”；......从存在的角度来分析，“马”为实体，而“赤红色的”，“战”以及“关公的”都是“这匹马”之实体的属性；从语言的角度来说，“马”是主词，而后面的都是“这匹马”这个主词的“谓词”，即在语句中“述谓”“这匹马”的。实体通过它的属性得到呈现，主词通过它的谓词得到规定。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是对一个事物“存在”的静态和解构描述和分析， 他的“四因”说则是对之进行动态的和发生学的考察。任何一个事物或者事件的“存在”，都有其发生、成形和发展的过程，有其发生的缘由和朝向的目标。亚里士多德将之总结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也就是说，一个东西的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确定了它之为它那个东西的“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学说结合起来，加上中世纪哲学关于上帝这个最高实体的“存在”，以及上帝与自然和人的关系的学说，就构成了西方历史上关于“存在”学说的正宗和传统。
一、 哲学的一个本性在于“非同寻常”或“不合时宜”
人类思想史上关于“存在”观念的转变是从视角的转变开始的。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存在论的传统基本上是一个实在论的传统，换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万事万物是某种外在于我们人类意识的存在，不以我们关于它们的意志为转移。这个传统我们又叫做“唯物论”的传统。实际上“唯物”、“唯心”是个现代的说法。按这个说法，亚里士多德是正宗的唯物论，柏拉图虽然被叫做“唯心论”，但他是“客观唯心论”，也就是说，他讲的那个“相”，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也绝不以你、我，甚至全部人类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
当代天体物理学家霍金曾经有一本名为《时间简史》的书非常著名。他在另一部名叫《大设计》的书里描绘了一条金鱼看到的世界，这也很著名。透过玻璃缸，金鱼眼中的世界是“扭曲的”。很明显，金鱼认识实在世界的途径和我们不同，但霍金说，我们很可能也处在一个巨大的金鱼缸中。换句话说，人类认识真实世界的途径可能并不是唯一的，金鱼眼中看到的和人类眼中看到的世界景象也许是同样有效的实在。霍金的这个说法实质上就是康德的那个观点，这也是现代科学的观点。我们看到的和认识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想看到和能看到的东西，我们看上去是在跟外部实在世界打交道，但实际上，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更多是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而已。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研究我们人类自己，研究我们的那些个去打交道的方式。
图7是本文定位算法与已有的文献[12]提出的DPSO定位算法和基于测距的三边定位算法的未知节点定位误差对比图。仿真条件是:RSSI的Xσ的标准差取值为8,信标节点所占比例为30%,通信半径为30 m。图7是由仿真50次后的平均值得到的结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文定位算法未知节点的平均定位误差最低,优于DPSO定位算法和基于测距的三边定位算法。本文定位算法在粗略定位阶段建立定位数学模型,是一种基于测距的未知节点坐标估计方法,本文定位数学模型均为一次等式,和三边测量法相比,降低了计算阶数,简化了计算。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深度赞誉，是对世界扶贫理论的贡献，充分体现和发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对共产党治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南疆的特殊区情决定了南疆精准扶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南疆精准扶贫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历史的欠帐太多，南疆精准扶贫的道路仍然漫长而艰巨。
海德格尔说，这一追问实则意味着通过揭露那个问题所力求询问的东西，去穷究与彻底追问在这问题中的无穷无尽之物，哪里出现了这样的活动，哪里就有哲学。
按照这样的讲法，哲学在根本上不是讨论存在物的，而是要讨论存在物的“根据”或“根源”。有人说，照这样讲来，哲学就没什么用。现在让我们看看，海德格尔是怎么回应这个说法的。海德格尔说哲学的一切根本性发问必定都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被抛掷于它的当下现今之前方，或者反过头来，将这一现今与其起初的曾经联结起来，哲学活动始终是这样的一种知，它非但不会把自己弄得合乎时宜，相反它要将整个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1]这是哲学家自古以来的一个理念，即强调哲学自身的高度。哲学从来不以是否迎合当下现今，或是否合乎时宜为准绳。它走在时代的前面。
二、 “存在问题”的希腊源头
让我们回到关于存在的问题。古希腊的柏拉图说过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名，海德格尔把这段话放在他著名的《存在与时间》全书的扉页上。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当用到“是”或者“存在”这样的词时，虽然我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但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2]
的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或“是”这个词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我们时时刻刻都离不开跟它打交道，但是它的意义却从一开始就非常的让人迷惑。举例来说，“存在”或“是”在英文或其他西方主要语言文字中就是“to be”，一般我们将之称为“系词”。我们在日常说话时候离不开它，但我们很少会直接说到它。我们只会说“I am …”,“that is …”，或者“you are …”,就像我们看东看西，到处用眼睛去看东西，但从来看不到自己的眼晴一样。 这些个“am”, “is”，“are”在我们的日常谈话中无处不在，但“to be”本身则通常不说出来。尽管如此，“to be”总是而且从来都是在那儿的。究竟什么是“to be”呢？一个东西的“to be”，我们怎么去思想它？怎么去规定它？这就是哲学中的那个最古老、最源本、最重要而又最让人困惑不解的疑难问题。
心肌损伤后释放CK-MB、cTnI等特异性酶。室壁张力负荷较大时心肌能量代谢障碍，使大量CK-MB、cTnI通过受损的细胞膜向细胞间质内弥散。因此，血清CK-MB、cTnI水平的高低可灵敏反映心肌损伤的严重程度［17］。本研究中并发恶性心律失常患者的血清CK-MB、cTnI水平高于未并发恶性心律失常患者。这一结果提示，并发恶性心律失常的AMI患者心肌损伤更为严重，这可能与受损心肌细胞的传导及收缩能力下降有关。
现阶段，智慧城市设计期间，需要将提高城市管理与运营质量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从而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塑造新型的生态社会，吸引众多投资商到智慧城市开展形式多样的商业活动，并且在此期间构建智能化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信息管理系统，借助于先进的运行机制促进该系统的良好运行。目前，智慧城市要求进行功能设计的内容有：①城市交通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包括公共区域安全监控系统、道路交通管理系统和市容卫生管理系统等；②通信设施的功能设计，包括移动通信基站和地下敷设的线路等；③公共服务的设计，包括医疗服务信息系统和公共信息发布系统等；④电子政府和产业发展类的功能设计，包括城市管理系统和企业信用评价平台等。
如何“突围”和摆脱困境？海德格尔给出了一条新的思路。我们不妨说海德格尔的思路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三、 柏拉图的“相说”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
历史上关于存在问题的哲学探讨和思考构成了古希腊哲学的主线，其中第一次系统的回答是在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的。简单地说来，柏拉图关于存在的学说就是他的“相论”，这在他的著名对话录《理想国》中，柏拉图用了三个“喻象”来说明他的“相论”。其中的一个“喻象”在历史上被称为“线段喻象”，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柏拉图是怎样说明这个理论的。在柏拉图看来，我们的世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存在的方面，一个是知识的方面。无论存在的方面还是知识的方面，都有两个“世界”，即真实的和现象的，知识的和意见的世界。真实世界又是永恒不动的，而现象世界则变化不已。现象世界又被区分为“经验事物”和“摹像”，后者指的是艺术的摹拟，这些都属于虚幻不实的东西，只是不实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对应于现象世界的认知是意见，其中又分为信念和想像。信念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科学经验知识，而想像则属于艺术知识的范围，但在柏拉图那里，都还不能称为知识，更不用说是真理性知识了。 超越于现象世界的是实在世界，与实在世界对应的则是知识，而非意见。实在的领域又被划分为抽象的数的领域和最高的“概念”或者“理念”，又称为“相”。与之相对的知识领域则为数理理智和辩证法，即哲学。这里的辩证法不是在我们今天的方法论的意义上使用，而是通往存在本身的知识途径。这样，我们的世界从存在方面说就被划为摹像物、感觉事物和数、相四个层次，而知识则被划为想像、信念和理智和辩证法四个层次。而且，这四个层次分别属于实在与现象，知识与意见两个截然不同和被分割的世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一个竖直线段划分为四个不等的线断，试图用它来表明，我们的世界和知识的真实都不是“锚定”在感觉和虚幻的世界上，而是超越于现象界，“锚定在”以我们的数学和哲学辩证法知识为核心的实在世界之上。这个真实的“相”的世界和我们现存的经验和现象的世界之间毫无干系，它是经验世界和经验知识的“原本”和根据。经验的世界，更不用说那些在想象中构造的艺术世界，是虚幻的和有待数学理性和哲学理性加以抛弃和克服的“阴影”。
作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体表面积、白蛋白水平、肝功能水平和有无合并基础疾病，与异烟肼血药浓度存在相关性（P＜0.05），见表1。
四、康德与存在论上的“哥白尼革命”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特别正宗的哲学命题开始。通常人们看这个命题就会犯晕：为什么是存在物存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据说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来的，他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对于哲学家来说，存在或存在物，或者我们的世界上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它们的存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哲学所要探讨的最根本的问题无非就是： 这些存在物是否真的存在？它们如何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去存在？而存在本身的意义有是什么？大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小到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原子、粒子，都是一种存在。不过，哲学家要问的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存在物的存在，而是要问存在是怎么回事。这个或者那个具体的存在物怎么就“在”成了这个或那个样子，而非不是这个或那个样子？对一般人而言，这个问题很“烧脑”，很抽象，似乎也很遥远和无趣。
这个视角的转变从近现代哲学的开山笛卡尔那儿就开始了。黑格尔曾经因此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视为全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开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先验论哲学”应该说在理论上是这个近现代视角的总结和完成。在康德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之称为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转向”或“哥白尼革命”。
在康德看来，当我们讲我们跟外部世界的对象打交道，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像刚刚提到过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况，即一个存在物有它自己独立的时间、位置、原因、过程这些相关要素。因为这种假设在哲学上困难重重，并不能得到充分和彻底的论证。康德因此说，我们不妨学学哥白尼，将视角倒过来看，即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运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转”。同理，我们所谓的人和外部对象打交道，实质上是和我们人去认知这些对象的方式在打交道。康德将我们人的这种方式叫做“先验的”或者“先验论的”。[3]我们所把握的关于世界的科学经验和知识实际上都是这种“先验认知”的结果。于是，这样理解的“先验”就成了康德所说的“在经验之先而又使得经验成为可能”的东西。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传统上关于我们的经验认知、科学知识的“对象”概念就发生了变化。“对象”这个中文译名非常好，它传达了康德所用的德文词的含义，即那个“站在我们对面的东西”。那么，谁使得这个东西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以那样的方式站在我们对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人自己。所以哲学就开始转向了，从和客体打交道，转向了和这些客体对象打交道的主体的交道方式，即我们的认知方式。有人说这是唯心主义，但实际上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按照这一哥白尼转向的说法，我们看到的世界实际上就是我们想看到的世界，或者我们能看到的世界。我们的理智、认知就像一束拿在我们手中的手电筒的光。我们人看到的，所认知到其实只是这束光照亮的东西。康德想以此来讲清楚人类的经验和科学知识究竟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意义上不可能？“如何可能”是因为我们去看自己让自己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如何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所思所想往往超出了我们理智之光的界限，越了界，所以导致“幻相”和“混乱”。
哲学家们是怎么来谈这个问题的呢？首先我想提两段海德格尔的说辞。海德格尔首先说：进行哲学活动或者哲思活动意味着去追问，“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 这句话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发问，那就是：怎么这个存在者就存在了，而不是不存在？或者，怎么这个存在者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以不是这个样子的方式存在？
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人类的全部存在和生存之意义，自古至今，被不断地“锚定”在不同的“存在层面”上。如果说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学将我们关于“存在”的理解“锚定”在“外在的实体”性“存在”上面，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近现代哲学则将之“锚定”在作为“主体”的“实在”之上。尽管对于这个“主体”，哲学家们各有各的说法，譬如“感性自我”，“逻辑主体”，“先验自我”“纯粹意识”，“绝对概念”，“实践中的人”，“科学家共同体”等等。
五、现象学的“看”与 萨特的“鸡尾酒杯”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以胡塞尔和萨特为代表的意识现象学哲学家们实质上是沿着康德的路向往前推进。现象学的口号就叫“朝向事情本身！”这句口号中的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康德哲学所“锚定”的在我们科学经验和知识范围内的“实在”，也许并非真正的“存在”。所以，必须将这个由于我们人类的“自然取向”而“划定”的“界域之边界”“悬置起来”和“加上括号”。换句话说，“眼见”未必“为实”，“貌似”不是“实事”，必须回到“事情本身”，这就是所谓现象学的“看”与“还原”的真谛。
在我看来，当胡塞尔用“意向性”的超越论意识论分析取代康德的“先验统觉”的先验论知识论分析之际，就将西方哲学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推向了一个新的更广、更深的向度。下面，让我们用那个流传甚广的法国存在主义现象学哲学家萨特关于“鸡尾酒杯”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这故事带我们回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萨特尚未成名，还是个整天在巴黎街头泡酒吧和咖啡馆的文学、哲学青年。有一天，他和他刚从德国回来的老同学和好朋友雷蒙.阿隆去酒吧喝酒，听这位朋友谈在当时在德国兴起的现象学哲学。阿隆后来也成为战后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据说阿隆指着面前的鸡尾酒杯对萨特解说现象学的“看”和“回到事情本身”。按照阿隆的解释，这个面前的杯子首先而且并非仅仅是在我们“看到”它的那个样子“存在”， 也非在我们关于“杯子”的范畴概念之“框架”下的存在。我们的“感官感觉”，甚至“思想概念” 仅只“看”到某一个层面的“存在”，例如它的“正面”、“前面”或‘外面’。实际上，它的看不见的“背面”，“下面”，“上面”，“里面”， 还有它的“过去”、“未来”，它的诸种“因缘”关联实际上伴随着你的“看”而一同“在场”或“到场”了。我虽然没有“看见”，或者说对之没有“清醒的”认知或认识，但它“存在”，也许不在我们的科学的和概念的“认识”中，但在我们的“自由想象”的意识和下意识，潜意识中已然存在，而且，它真正是我们得以“认清”和“知道”这个“杯子”的背景条件和“视域”可能性。正是在我们的这一“看”中和通过这一“看”， 杯子的“事情本身”或者“存在”显现出来。据说萨特听完阿隆的这番说道，当时就感到震撼无比，他当即意识到，这就是他所要寻求的“新哲学”。于是打定主意，立马去德国学习现象学和存在哲学，从而成就了当代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六、哲学理性的“丑闻”与“钵中之脑”
无论胡塞尔还是萨特，都或多或少地看到传统的哲学知识论和哲学、科学理性在处理“存在”问题上的局限。但他们在根本上还是从意识论分析的角度来探讨存在问题。应该说，意识论分析，特别是胡塞尔和萨特的现象学超越论的意识论分析，打破了传统所谓“知识”与“意识”，“理性”与“非理性”，“认知与情感”，“意识与前意识”，“我心与他心”，甚至“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绝对差别。但这些突破仍然是在“自我”甚至“纯粹意识”的哲学旗号下进行的，尽管这一“自我”或“我思”已经是现象学哲学意义下的“超越论自我”。于是，“自我”的问题替代了“存在”问题成为哲学思考与论辩的核心。然而，“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没有消失，只是现在这个立基处“锚定”在了“自我”或“纯粹意识”上。
刚上班时我还是一个没有编制的老师，每月只有499元的基本工资。我们班有个孩子叫钱振东，家里哥仨特别困难，我以微薄的收入经常帮助他。他毕业了很长时间，他的母亲看见我告诉我，临中考前我给他的钱他没花一直放在书里。他的母亲说话不清晰，我认真听着，真的是有一种感情——叫感动.作为老师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康德自己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过，这个“存在”与“自我”的关系问题在他那里是以“物自身”或者“外部世界存在证明”的问题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外部世界存在的一切意义都系于“自我”，那么，无论这个“自我”被还原的多么“纯粹”和“超越”，我们都无法简单地去“认识”或者“证明”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外部世界存在”，更有甚者，我们简直连“在我们之外”这个话都说不出口。正因如此，康德曾将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一再尝试此证明的失败调侃为所谓高大上的哲学理性的“丑闻”或者“荒唐”。
晋元庄路口南北方向允许车辆掉头，这对南北直行车辆行驶造成严重影响，不但会降低车速，还会降低交叉口的通行能力.
现代哲学企图将“存在”的意义“锚定”在“自我”上。不仅“存在”本身无从着落， 这个“自我”本身也危机重重。我们甚至对我们这个“自我”究竟为何也无从得知。关于这一“丑闻”和“荒唐”的最新表现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普特南提出的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中。这个思想实验被命名为“钵中之脑”，说的是我们每一个正在进行着思想或其他意识活动的主体，例如我和你们，以为我们正在进行这这类活动，例如我在这个大厅演讲，你们在听讲。但实际的情况则可能是，我们是两个被装在一个充满营养液的钵容器中的大脑，上面被脑科学家们植入了各式各样的电极和导线，通过这些，科学家们在输入各式各样的信息和电流信号，结果让我们以为我们是坐在这个大厅里听报告和进行交流。再假设我们从一生的所有活动，包括我们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我们的亲情、爱情、友谊、工作 ……， 我们之前以为“实在”的一切，都是这个“钵中之脑”的“杰作”。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所以， 我们关于世界和他人“存在”认知和意识的所有一切，似乎都建立在一种海市辰楼般的虚幻之上。在这里我们似乎进入了“庄周梦蝶”的境地，究竟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 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讲阿里巴巴或苹果手机。大家都知道，苹果或者阿里巴巴这些个公司有某种特别的存在方式或存在模式。但怎么阿里巴巴是这样存在着，而不是那样或别样存在着呢？或者为什么苹果手机是这样的存在，而不是那样的存在呢？是乔布斯或马云一类的天才或者“鬼才”们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的吗？我们知道，他们都曾经坦承过“不是”。那么，“阿里”或“苹果”这些存在的真正机制，或它们存在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一个“真”人，一个“英雄”，一个有个性的个体，他怎么就是这样的存在，而不是别样的存在？他为什么就不按一般“常人”的样子去存在呢？哲学家们追问这个问题。
七、海德格尔的“釜底抽薪”
主体与客体，“存在”意义的“锚”究竟下在何方？如果“锚定”在“客体”的方面，存在的意义当然就有了实在的着落。但问题在于，什么叫“客观实在”？康德以来的哲学思考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客观实在”诸如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甚至柏拉图的“相”都不过是主体或自我按照一定的方式建构出来的东西。它们或者是主体的意识活动的意向相关项，或者是主体的语言判断活动的意义实现而已。将存在的全部意义归于主体和意识，其优越的地方在于我们可以充分展现和论证作为人的存在的自由和创造性、建构性精神，即“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但这样的哲学，在根本上会很难摆脱超越论的“唯我论”噩梦，或者很难真正地回应诸如“钵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所带来的存在论困扰与怀疑论诘难。
哲学史上把对存在问题的发问和思考称为“存在论”或“本体论”，加上同一层面的相关问题大探讨，统称“形而上学”。例如，在英文中这两个词分别是“ontology”和“metaphysics”。“onto”在原本希腊文中就是“存在”的意思，而“metaphysics”从“physics”而来。“physics”今天我们叫“物理学”，在古希腊时， 这是泛指所有关于“物”的学问或理论。“meta”的意思是说“在…之后”，在哲学这个“后”后来就被赋予了“超越”或者“高阶”的含义，我们汉语因此将之翻译和理解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相对照和对应。“存在论”和“形而上学”在传统的哲学研究中一向被视为是哲学皇冠上的那颗明珠，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所有哲学的其他主要学科都在其根本意义上离不开形而上学关于存在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例如知识论（Epistemology）探讨我们有关知识和认知的基本问题，但好像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科学学问不探讨知识问题呀？哲学知识论与科学关于知识探讨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就在于，所有的科学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学科诸如物理、化学还是数学、乃至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社会学等等，都以追求真理为最后的标的，而哲学知识论，则首先要探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知识？同样，哲学伦理学（Ethics）首先不是去教人如何去做“好人”， 做“好事”，去扬善去恶，而是去发问，什么是“好”和“坏”？什么是“善”和“恶”？美学（Aesthetics）是研究什么是“美”和“丑”？还有逻辑学（Logic），它研究和回答什么是“有效的”思想论证，什么是“悖谬的”和“无效的”论证？于是，正是由于对“存在”或“是”的问题的发问，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与科学家，逻辑学家以及艺术家知识探究与创造，与人伦导师的道德说教与善行区别开来。
第一，“实在”或“存在”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认知或知识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将之视为一个认知，无论是感性认知，理性认知还是镜像式的语言判断过程，而且我们如果不想陷入“唯我论”，那必须从一开始就要预设有一个主客、内外两分的认识论架构。这个架构势必生发出如何能够从“主”到“客”，从“内”到“外”的“超越” 或“逾越”的难题。海德格尔的方法可谓“釜底抽薪”，他根本就不承认这一主客，内外两分的合法性和源初性。“存在”首先并非通过“认知判断”或“意识意向”这些活动去达成和达到的。相反，“认知”，“判断”以及“意识”，尤其是数理和科学经验式的镜像式认知和判断方式，以及心理意向性的意识生成方式，却倒是我们人的生存和存在的方式的某些变种。这些智性和心理活动的生存方式，在我们人类的全部生活和生存活动中固然很重要，而且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还谈不上是我们人的最原本和最基本的生活、生存和存在的方式，它是从我们的基本的、“活泼泼的”生活、生存方式中衍生出来并为之服务的。所以，我们本来就跟这个世界在一起，是一体的，只是我们的认识把我们跟世界分割开来了而已，认识的界限并不就是存在的界限。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存在中，我们不需要在哲学上先去假设一个“主体自我”，以及一个与此主体自我相隔离的“客体世界”，然后再去力图“证明”这个“客体世界”如何可能独立于主体而存在。海德格尔将这个传统理解的认知性、反思性的“主体自我”理解为、改造成为生存着的自我，并赋予它一个特别的名号，称之为“此在”或者“亲在”，即“在此生活中的”、“在此存在中的”“我”。①“亲在”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最主要的哲学概念Dasein的最早中文译名，为熊伟先生首创。尽管在《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中，鉴于具体翻译实践上的考虑，陈嘉映先生采用“此在”作为Dasein的主要中文译名，但我们同时也认为，“亲在”一词，颇得海德格尔神韵，在理解和阐发海德格尔哲学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我在我的大部分有关海德格尔的文章中，仍沿用亲在一词。而且，我赞同陈嘉映先生的观点，像Dasein这样的重要哲学概念，两三个基本译名共存会有助于中文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其深意。关于我坚持沿用亲在一词的理由以及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王庆节：〈亲在与中国情怀〉，载于熊伟：《自由的真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383-387页；陈嘉映：〈也谈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2辑，第290-293页。这个“我”作为“此在”或者“亲在”的本质就在于“在世界之中存在”。 这个“亲在”本来就和“世界”交融、关联，甚至不分你我的纠缠在一起，所以就根本没有需要在从哲学上去发问，而且一再发问“如何证明外部世界存在”的问题。于是海德格尔说，康德讲的那个哲学理性的耻辱或荒唐，其实质并不在于我们至今尚未完成对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明，而在于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期待着、尝试着要去进行这些证明。这里不妨套用禅宗的一个著名说法，“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第二，如果人的生命生存活动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亲在”活动，那他和这个世界的关联纠缠活动（认知和意识生活只是这些生存活动中的一种而已）就不是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的层面。更进一步地说，这个我们人类的生存在世活动赋予我们的世界以意义，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则是另外一个更大无限存在，或者存在本身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存世界又只有在这个更大的存在大化中才能够通过自身的活动来突破自身，获得意义。这样，我们的前理论、前认知、甚至前意识的生存活动就拥有了存在论上的优先性，它一方面不再通过理论、认知和意识来说明，而是相反，后者往往要通过前者来说明和奠基。另一方面，我们人的生命、生存在世活动，就其本性而言，即是生生不息，不断“去存在”，从而超出旧有自身的界限，同时又是有限性、偶然性的存在。这种有限性、偶然性通过我们的“会死性”表现出来。这个“会死”不仅意味着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偶然的，而且就整个人类存在而言，对于自然存在，宇宙大化，也是微不足道的偶然与有限。这种偶然与实然，有限与无限，以至于“有无”之间的界限或者“时-空境域”，才是彰显我们生存存在以及我们的宇宙间万事万物，包括我们的历史成就，科学认知，创新发明，立功建业的意义之所在。所以， 我们前面所说的“存在意义”之“锚”， 既不是定在“绝对的客体”，也不能定在“纯粹的主体”之处，而是锚定在这个有限的生存和生命存在与那个无限的自然大化的存在本身的“之间”，锚定在我们人的不断地去“亲临存在”的地方，海德格尔把这个“之间”或“境域”叫做“亲-在”（Dasein）。
李老鬼想哭，但他没哭，他想跳海，又担心没人给他侄儿收尸，他犯下杀人的死罪，哪还有活路？李老鬼胡思乱想着，突然觉得他侄儿不会是凶手，老梅又没怎么逼他，他没理由杀老梅。李老鬼这样一想，就开始琢磨每一个细节，他越来越觉得蹊跷。晚上，他回到住处，翻看李叔和的东西，有个日记本，李叔和是喜欢做日记的，上面记载着去年的9月16日：今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在金石滩，我见到付玉和王鲶鱼拍婚纱照。李老鬼又翻了翻，他惊讶地发现，这段日子李叔和与付玉来往不断。日记里还有付玉的几个手机号码。
通过作者独特的交接安排，两位演员在颠沛流离中互相交错，爱与恨的勾连情与怨的交织，通过这个宣叙调直达观众内心，催人泪下让人难忘。
八、“虚拟现实”真是“虚幻”的吗？
很多哲学家现在认为， 这个“界限”意识对我们人类思考和存在很重要。我们认识的边界则是由我们的语言边界来“划定”的。所以，“凡是不可说的，保持沉默！” 这个命题也许可以在两层意义上来解释。 其一，哲学和思想仅在，而且仅能够与仅应当在对可理解和可言说的范围内活动；其二，对不可言说的，持一份敬重和敬畏式的沉默！对于这句话，我想海德格尔除了反对将传统概念判断型的命题式言说视为人类言说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类生存和思想的最基本形式外，主要会在的后一层的意义把握和拓展上述名言的真正意涵。这里的思路和理解与康德的名言“我要限制理性，为信仰留下地盘”所想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在这里，人类认知和理智型行动的界限并不等同于人类生存存在的界限，后者比前者要更深、更广，而且，前者唯有在后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资源权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推动资源为民惠民利民，不断健全完善自然资源社会服务体系，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
不仅如此，就人类生存和存在的本性而言，我们甚至不可用“限界”一词来表达，实际上这里不可以“划出”一道明明白白的静态的“界限”，这是一个动态的“界域”或者“境域”，或者用这个词的本义：“地平线”。我们的一切生存活动，包括理性认知和语言，都是在不断地“撞击着”这条“界限”，拓展着这个“界域”或“境域”，它也必然随着我们的生存性存在和认知性存在，不断延伸和拓展。
借助于海德格尔关于人类在世生存以及和在“存在”本身相互纠缠中的拓展前行的思路，我们现在来看看当今人们热门讨论的“虚拟实在”的问题。什么是虚拟现实？我想问一个问题，虚拟现实真的是“虚拟”的，或者像人们日常理解的那样，甚至是“不真实”和“虚幻”的吗？“虚拟现实”是对英文词“virtual reality”的汉译。但如果我们去查查牛津英文大字典，就会发现，“virtual”这个词有很强的“实际上的”、“真正的”含义，这个含义后来被用来指称一种通过网络和电脑计算而打开的可能空间和实际存在域。而我们的汉语译名却取了它的那个“虚幻不实”的含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和我们对“实在”的理解有关系。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与我们将“存在”锚定在哪个位置有密切的关系。倘若我们的参照点是“肉眼所见”的现实三维空间和现在时间维度上的“物理实在”（physical reality），那么，所谓“虚拟实在”的“虚拟”甚至“虚幻”才有几分道理。但如果我们不再将这个“实在”的基点“锚定在”我们的感觉认定的三维物理时空中的“现实”存在物，而是“锚定”在我们的“亲在”“在世界之中存在”中所可能遭遇和照面的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存在”境域上，那么，我们现实中所实现的“物理实在”或“现实事实”就只能是所谓“虚拟实在”所实现出来的一种表层样式而已。这时，我们传统理解的“虚”“实”“有”“无”概念恐怕就都要发生根本性的逆转。① 按照这一理解，“virtual reality”在汉语中译为“全拟实在”或“能拟实在”或许更为妥当。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的所谓“现象学的看”，霍金的“金鱼物理学”以及“钵中之脑”的思想实验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向我们预示了这一点。
九、小蚂蚁怎么不见了？ 什么叫“没有”？
如果按照上面的理解，“虚拟实在”实际上才是真正的实在，而我们常说这个所谓“现实”只是这个宏大无垠，充满无限生机和玄妙的虚拟实在中的一个“瞬间的切面”而已。这和我们古代哲人老子所说的“道”有几分类似。在哲学家老子的眼中，道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之又玄”讲的是“道”的幽深玄暗，它超出我们所有的感知，理解和言说的“光明”之外的存在，是深不可测的“深渊”；“众妙之门”讲的是道又为一切现实存在生发、生长的“源泉”，生生不息，永不枯竭。我们所有现实实在的意义、所有的创造、创新都从这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来。
让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个假设为仅仅生存在二维世界中的小蚂蚁的故事。大家知道，我们所能感受知觉生活世界是一个三维世界或四维时空。在这个时空中存在的事物或发生的事件对于一个低维度的“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如果二维的小蚂蚁也能“看”，那么它们所看到的东西，还是本来的那个东西吗？也许我们会问，什么叫“本来”？是二维蚂蚁的“本来”，还是“三维”人类的“本来”？这就像我们刚刚探讨什么叫“虚拟实在”一样。
我们再来看看，在这种二维蚂蚁“认知”的情况下，什么叫“有”？什么叫“没有”？二维蚂蚁生活在平面世界里，对它们来说，只有前后左右之别，没有上下的概念，当它们爬在墙壁上时，人认为它们是在往上爬，但对它们来说只是往前爬。再假设这群蚂蚁中出现了一只异类的三维蚂蚁，当它往上爬行时，生存于二维空间的其他蚂蚁就会觉得，这只进入三维空间的蚂蚁离奇地一下子“没有”了，因为它们不能理解三维空间的立体概念。蚂蚁的认知系统被锚定在二维空间“实在”上， 所以当它们爬到一个立体物上面时，它们也只会认定这是个平面，它们的“理解”无法超越平面的局限，为什么？因为它们没有这个三维的能力。小蚂蚁凭着平面的气味爬向食物，而当一个人类的调皮小孩将此食物从平面上拿起时，对于那些二维小蚂蚁而言，诡异的现象就出现了，蚂蚁们眼前的食物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如果在这群二维蚂蚁里面，出现了一个蚂蚁哲学家，它也许就会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从“有”到“无”的奇迹。换句话说，在二维生物的蚂蚁世界中，倘若有某种类人的智慧潜能，那属于蚂蚁生活世界的“宗教”和“哲学”就诞生了，爱智慧的小蚂蚁就会去发问二维的存在物的存在问题，即它存在的根据是什么？这时候的二维世界中的生物脑中也可能就会出现诸如人类所讨论的上帝的概念或者哲学的概念，或者“有”“无”之争的哲学。所以，当我们谈论“存在”意义问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和思考“存在”与“不存在”的边界，是在谈论和思考“有”和“无”的问题。
中国哲学很早就在讨论“有”和“无”的问题。老子说“有无相生”和“有生于无”。 中国古代文字中用来表述“无”的字还有不少，我们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关联。例如，“无”常常被写作“無”，“無”下面这四点不是水，是火，是火在烧的过程。野火烧荒或森林大火过后的一片荒芜叫“無”。古诗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这个“無”并非后来理解的绝对之“无”，而是“有”的开端和源头。还有跳舞的“舞”字，和“无”也有关联。“舞”最早是讲远古巫师在进行宗教祭祀时做法术，舞动身姿，从而魂灵出窍，和上天鬼神沟通。所以，舞蹈艺术是从进行宗教仪式的巫师那里开始的。“舞动”时让人看不见，看不清，从而“灵魂出窍”，进入另一个“世界”。“亡”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二维小蚂蚁眼中的“没有”，“看不到了”。在广东话中，有一个字叫“冇”。这很有意思，“有”这个字，没有了中间的两横就叫“冇”，这个字实际上是中原“没有”这两个字的发音连在一起。所以，“有”和“没有”、“有”和“无”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或绝对的界限。所谓“无“和”没有”，可能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去存在而已。
这样讲来，“无”在很多情形下，并不就是存在的界限，只是我们人当下认知的界限。如果人能够跳出这个现有的、既存的认知界限，我们的眼界就会一下子打开。“无”只是“没有”而已，它实际上还是“存在着的”，不仅如此，它还是我们一切现实存在的“渊源”， 既是深渊，又是源头。自古以来我们实际上把“存在”与“实在”， 即把“存在本身”与“存在着的东西”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了，我们总是把存在意义的锚，锚定在当下的“实在”上面，甚至“现实实在”之上。我们忘记了“实在”背后是“存在”这个东西。所以老子讲“有”“无”相生。这个“无”只是一种否定的“无”，意即它不是这个“有”，那个“有”，它因此是“有本身”， 是所有的“有”成为这个“有”或那个“有”的根据和源头。
所以，存在并不局限在我们的感觉中，也不是仅由我们的知识、由人类现有的范畴体系所能决定的。它是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现实实在的源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生活和认知，才可能有创新，才可以有创造。
（全文末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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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版序言，BXVI-BXVIII.
[中图分类号]B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9）01-0049-09
[收稿日期]2019-01-16
[作者简介]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兰大学哲学系博士。
＊笔者注：这是根据2017-2018年间关于相似主题的几个讲座整理而来的文稿。讲座分别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和基石资本2018年会上进行。 感谢朱天飚教授、严耕教授和张维先生的盛情邀请和相关朋友帮助整理讲座录音稿。
（责任编辑：肖德生，韦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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